|刘远举: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短视的商业精英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一、新的两个舆论场

纷纷扰扰之中,新的一年又来了,媒体的新年献词又纷纷出场。不过,不管是华丽的辞藻,还是生活的细节,再也触动不了社会舆论,应者寥寥。

时代变了,舆论场变了。

多年前,在市场化媒体的鼎盛之时,有人说中国社会存在体制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互动,驱动着中国进步。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舆论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体制内外舆论场,变成了精英舆论场,与由短视频、视频、社交媒体构成的大众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吴晓波说,“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只服务于少数的几十万人就够了。”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有几亿人看充满着交易成本、行政比例原则、刑罚的功能、规模效应、出口导向、人口结构这些词的文章,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乌托邦。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娱乐的、或者热血的视频。吴所遭到的舆论反弹,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舆论崛起的标志。

二、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2020年12月17日,当新华社出版的中国证券报隆重推出《峥嵘30年——致敬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报道》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民间一场反资本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但也第一次把数据当作一种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分配,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是一个充满改革意义的提法,肯定了数据、管理、技术、知识、资本这些要素,也就肯定了由其组成的算法、游戏、视频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自然也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互联网的意义、作用。

这本是顶层设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分配理论以效率为导向的最新突破。但在大众舆论中,只剩下二三次分配,并渲染为“民营经济退出论”、“反资本、吊路灯”、“消灭私有制”、“捶大厂”。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不搞“杀富济贫”。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暴虐的大众舆论场中的杀富济贫声音的回应。

这种撕裂是多方面的。司马南只需要控诉联想国有资产流失,那怕这个话题已经反复议论过,权威机构、传统媒体都不会跟进,但不懂什么叫“少数股东权益”的老百姓,仍然会相信他。这也意味着,群众不相信更具专业知识的媒体。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强调的是,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谈的是企业家精神。

这种撕裂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道德的、甚至是关于性观念的。深圳卫健委公号的一篇科普同性恋的文章,因为尺度被群众举报了。深圳卫健委是官方机构,文章能发出来,意味着在其审核尺度下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是,这仍然超过了群众的尺度。

同样的,李冰冰之前也有视频也被举报“衣着过于暴露,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和错误引导”。实际上,该视频是平台官方推出,肯定是符合监管部门尺度的,但这仍然超过了群众尺度。

从女星的衣着到顶层设计,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与撕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网民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并用拥有话语权,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随着智能手机、无线宽带的普及,变化发生了。

2000年时,本科及以上占到了网民中41%,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9.3%。与此同时,初中以下人群的比例,从2000年时的6.4%,上升到2020年时的59.6%,占了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以前上网的人少,知识阶层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多人上网了,这就稀释了高学历人群的比例。

智能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一方面,普及了网络,网民群体的知识水平、阅读能力在下降;硬币的另一面,网络从文字向视频转化,降低了接受观点、传播观点的门槛,正好接住了网民变化的趋势。这个变化,给大众巨大的话语权,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失掉了传播权,逐渐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很多传统作者都在努力跟上视频时代。在一次讨论中,有人说,在BBS时代,文字天然的适合这种网络形式,但现在是视频时代,文字不在适合传播。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网民变了,昔日的写作者仅仅是改变形式,是注定跟不上时代的。

四、大众舆论的报复

长久以来,伴随中国贫富分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崇强”的态势。富人炫富,并获得崇拜之声。随着社会变化,大众舆论换上另一副面孔。某种程度上,这是大众舆论的正常“反扑”。

而且,在这个趋势中,由于底层真实现状在舆论场中缺失,主流中产错误的认识了自己的阶层地位,把自己视为贫富分化中的受损者,并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年入30万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是穷人,并发出均富的声音。这个现象以大厂员工反996、反资本达到顶峰,并以收入锐减、裁员为终结。

五、大众舆论崛起,知识精英消散

新的网民群体是缺乏知识的,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解。新加入的中老年群体,又带来了传统观念,网络上的观点也随之民粹化。

中国老百姓是欢迎市场的,但仅限于种菜卖菜,养猪卖猪,开个烧烤摊,到了开工厂,雇工制造商品,已带有罪恶的资本意味了,勉强靠着制造业的光环还抵消一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迅猛发展了四十年,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市场形式。衍生出诸如复杂定价价格、数字管理系统、股权交易、金融等等。这些复杂的市场形式,已经超出了大众舆论的认识。

他们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没有水平进行深层次政策解读。只能用计划经济式的传统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大V,才能被普罗大众拥戴。这些意见领袖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相比之下,顶层设计的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胡锡进曾直斥李光满的“大字报”“引发恐慌”,但这篇文字却广为流传,作者也变为新的意见领袖。

六、算法造成了信息茧房

平台与自媒体的流量,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通过算法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很多平台逐渐变得更加民粹。

算法涉及用户广泛,几千万甚至上亿,容易设置议程,控制信息流动,诱导出信息茧房,产生出典型的乌合之众。算法之下,社会舆论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规律,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则更是如此。意见相同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认同,相互呼应,获得力量感,相互加强,愤怒就会变得更加愤怒。

平台使用了算法,又援引避风港原则,认为自己无需为内容的价值观负责,算法本无价值观,平台呈现的,只是因为“用户想看到”。

但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所以,商业精英在短期流量利益前面的短视,一味通过算法获取利益,也把自己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社会精英对算法要有共识,形成治理规则,而商业精英对算法呈现出来的内容,负有价值观上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自我重塑与救济。

七、大众压倒精英

当这种暴力变为举报的时候,变得威力更大,影响力随之上升。而且这样是安全的。在能吸引眼球的同时又是安全的,于是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某些知识精英,更多的人朝着这个方向进发。这种安全诱导机制,诱导出更多的暴虐。借举报的威力,大众舆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专家或多或少受舆论影响,也畏惧舆论,他们的观点就会被扭曲,更何况,监管部门本身也要回应舆论。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门,进入具体的政策。于是,几个文青记者的情绪;对市场一窍不通的语文老师的文章;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专业的经济政策,然后,又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落实到市场中。然后同样通过上述的机制,再次循环。

于是,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具有改革精神的顶层政策相呼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八、边缘改革与边缘不改革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由政府引导的之外,中国还存在着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这就是边缘革命。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重要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自下而上的个案性改革,然后这种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都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民间与精英舆论是一致的。

如果说之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冒死行动获得了高层的认可,是边缘改革席卷中国。那么,如今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者已经走在了老百姓前面。比如,数据可以参与分配的顶层设计,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但是大众舆论无法理解,其与改革、市场已经没有了良性互动,甚至不断发出否认市场经济的声音。

九、全球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网络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带来的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全球性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的时候,有一个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抑制民粹。中国改革中快速的低成本推进制造业,一方面,有需要改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抑制民粹的值得保留的一面。

所以,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抑制民粹会成为中国的优势。反之,则会成为一个加重的负担。西方的民粹,并未呈现在经济层面,有私有产权信仰、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作为最后的壁垒,而中国的民粹,更多的是源于几千年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此消彼长之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胡锡进曾说过,中国确实存在民粹主义,而且在互联网上表现得很激烈。在谈到美国民粹主义的危害时,他说:“不要让民粹主义再发展,民粹主义客观存在消除不了,但不要让它主导国家的政策。”群众总是短视的,但政策不能民粹,不能由大众舆论主导政策。

多年前,邓小平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推动干部、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在当下,某种程度上,改革已经非常复杂,早已超越了种粮、养猪、做小生意的阶段,民众不在有直接的意愿,改革已经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了。那么,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释放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但正因为撕裂存在,公报中的重要信息,要传递、落实,变为抑制民粹,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管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掌握政策的体制内精英,还是掌握算法的商业精英,都应有共识,为弥合撕裂,传递正确的认知,尽到自己的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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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两个舆论场”的挑战与机会

发布日期:2022-01-11 08:12
|刘远举: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短视的商业精英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一、新的两个舆论场

纷纷扰扰之中,新的一年又来了,媒体的新年献词又纷纷出场。不过,不管是华丽的辞藻,还是生活的细节,再也触动不了社会舆论,应者寥寥。

时代变了,舆论场变了。

多年前,在市场化媒体的鼎盛之时,有人说中国社会存在体制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互动,驱动着中国进步。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舆论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体制内外舆论场,变成了精英舆论场,与由短视频、视频、社交媒体构成的大众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吴晓波说,“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只服务于少数的几十万人就够了。”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有几亿人看充满着交易成本、行政比例原则、刑罚的功能、规模效应、出口导向、人口结构这些词的文章,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乌托邦。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娱乐的、或者热血的视频。吴所遭到的舆论反弹,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舆论崛起的标志。

二、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2020年12月17日,当新华社出版的中国证券报隆重推出《峥嵘30年——致敬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报道》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民间一场反资本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但也第一次把数据当作一种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分配,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是一个充满改革意义的提法,肯定了数据、管理、技术、知识、资本这些要素,也就肯定了由其组成的算法、游戏、视频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自然也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互联网的意义、作用。

这本是顶层设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分配理论以效率为导向的最新突破。但在大众舆论中,只剩下二三次分配,并渲染为“民营经济退出论”、“反资本、吊路灯”、“消灭私有制”、“捶大厂”。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不搞“杀富济贫”。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暴虐的大众舆论场中的杀富济贫声音的回应。

这种撕裂是多方面的。司马南只需要控诉联想国有资产流失,那怕这个话题已经反复议论过,权威机构、传统媒体都不会跟进,但不懂什么叫“少数股东权益”的老百姓,仍然会相信他。这也意味着,群众不相信更具专业知识的媒体。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强调的是,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谈的是企业家精神。

这种撕裂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道德的、甚至是关于性观念的。深圳卫健委公号的一篇科普同性恋的文章,因为尺度被群众举报了。深圳卫健委是官方机构,文章能发出来,意味着在其审核尺度下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是,这仍然超过了群众的尺度。

同样的,李冰冰之前也有视频也被举报“衣着过于暴露,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和错误引导”。实际上,该视频是平台官方推出,肯定是符合监管部门尺度的,但这仍然超过了群众尺度。

从女星的衣着到顶层设计,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与撕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网民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并用拥有话语权,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随着智能手机、无线宽带的普及,变化发生了。

2000年时,本科及以上占到了网民中41%,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9.3%。与此同时,初中以下人群的比例,从2000年时的6.4%,上升到2020年时的59.6%,占了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以前上网的人少,知识阶层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多人上网了,这就稀释了高学历人群的比例。

智能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一方面,普及了网络,网民群体的知识水平、阅读能力在下降;硬币的另一面,网络从文字向视频转化,降低了接受观点、传播观点的门槛,正好接住了网民变化的趋势。这个变化,给大众巨大的话语权,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失掉了传播权,逐渐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很多传统作者都在努力跟上视频时代。在一次讨论中,有人说,在BBS时代,文字天然的适合这种网络形式,但现在是视频时代,文字不在适合传播。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网民变了,昔日的写作者仅仅是改变形式,是注定跟不上时代的。

四、大众舆论的报复

长久以来,伴随中国贫富分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崇强”的态势。富人炫富,并获得崇拜之声。随着社会变化,大众舆论换上另一副面孔。某种程度上,这是大众舆论的正常“反扑”。

而且,在这个趋势中,由于底层真实现状在舆论场中缺失,主流中产错误的认识了自己的阶层地位,把自己视为贫富分化中的受损者,并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年入30万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是穷人,并发出均富的声音。这个现象以大厂员工反996、反资本达到顶峰,并以收入锐减、裁员为终结。

五、大众舆论崛起,知识精英消散

新的网民群体是缺乏知识的,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解。新加入的中老年群体,又带来了传统观念,网络上的观点也随之民粹化。

中国老百姓是欢迎市场的,但仅限于种菜卖菜,养猪卖猪,开个烧烤摊,到了开工厂,雇工制造商品,已带有罪恶的资本意味了,勉强靠着制造业的光环还抵消一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迅猛发展了四十年,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市场形式。衍生出诸如复杂定价价格、数字管理系统、股权交易、金融等等。这些复杂的市场形式,已经超出了大众舆论的认识。

他们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没有水平进行深层次政策解读。只能用计划经济式的传统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大V,才能被普罗大众拥戴。这些意见领袖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相比之下,顶层设计的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胡锡进曾直斥李光满的“大字报”“引发恐慌”,但这篇文字却广为流传,作者也变为新的意见领袖。

六、算法造成了信息茧房

平台与自媒体的流量,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通过算法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很多平台逐渐变得更加民粹。

算法涉及用户广泛,几千万甚至上亿,容易设置议程,控制信息流动,诱导出信息茧房,产生出典型的乌合之众。算法之下,社会舆论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规律,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则更是如此。意见相同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认同,相互呼应,获得力量感,相互加强,愤怒就会变得更加愤怒。

平台使用了算法,又援引避风港原则,认为自己无需为内容的价值观负责,算法本无价值观,平台呈现的,只是因为“用户想看到”。

但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所以,商业精英在短期流量利益前面的短视,一味通过算法获取利益,也把自己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社会精英对算法要有共识,形成治理规则,而商业精英对算法呈现出来的内容,负有价值观上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自我重塑与救济。

七、大众压倒精英

当这种暴力变为举报的时候,变得威力更大,影响力随之上升。而且这样是安全的。在能吸引眼球的同时又是安全的,于是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某些知识精英,更多的人朝着这个方向进发。这种安全诱导机制,诱导出更多的暴虐。借举报的威力,大众舆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专家或多或少受舆论影响,也畏惧舆论,他们的观点就会被扭曲,更何况,监管部门本身也要回应舆论。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门,进入具体的政策。于是,几个文青记者的情绪;对市场一窍不通的语文老师的文章;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专业的经济政策,然后,又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落实到市场中。然后同样通过上述的机制,再次循环。

于是,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具有改革精神的顶层政策相呼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八、边缘改革与边缘不改革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由政府引导的之外,中国还存在着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这就是边缘革命。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重要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自下而上的个案性改革,然后这种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都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民间与精英舆论是一致的。

如果说之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冒死行动获得了高层的认可,是边缘改革席卷中国。那么,如今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者已经走在了老百姓前面。比如,数据可以参与分配的顶层设计,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但是大众舆论无法理解,其与改革、市场已经没有了良性互动,甚至不断发出否认市场经济的声音。

九、全球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网络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带来的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全球性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的时候,有一个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抑制民粹。中国改革中快速的低成本推进制造业,一方面,有需要改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抑制民粹的值得保留的一面。

所以,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抑制民粹会成为中国的优势。反之,则会成为一个加重的负担。西方的民粹,并未呈现在经济层面,有私有产权信仰、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作为最后的壁垒,而中国的民粹,更多的是源于几千年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此消彼长之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胡锡进曾说过,中国确实存在民粹主义,而且在互联网上表现得很激烈。在谈到美国民粹主义的危害时,他说:“不要让民粹主义再发展,民粹主义客观存在消除不了,但不要让它主导国家的政策。”群众总是短视的,但政策不能民粹,不能由大众舆论主导政策。

多年前,邓小平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推动干部、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在当下,某种程度上,改革已经非常复杂,早已超越了种粮、养猪、做小生意的阶段,民众不在有直接的意愿,改革已经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了。那么,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释放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但正因为撕裂存在,公报中的重要信息,要传递、落实,变为抑制民粹,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管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掌握政策的体制内精英,还是掌握算法的商业精英,都应有共识,为弥合撕裂,传递正确的认知,尽到自己的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刘远举: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短视的商业精英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一、新的两个舆论场

纷纷扰扰之中,新的一年又来了,媒体的新年献词又纷纷出场。不过,不管是华丽的辞藻,还是生活的细节,再也触动不了社会舆论,应者寥寥。

时代变了,舆论场变了。

多年前,在市场化媒体的鼎盛之时,有人说中国社会存在体制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互动,驱动着中国进步。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舆论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体制内外舆论场,变成了精英舆论场,与由短视频、视频、社交媒体构成的大众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吴晓波说,“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只服务于少数的几十万人就够了。”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有几亿人看充满着交易成本、行政比例原则、刑罚的功能、规模效应、出口导向、人口结构这些词的文章,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乌托邦。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娱乐的、或者热血的视频。吴所遭到的舆论反弹,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舆论崛起的标志。

二、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2020年12月17日,当新华社出版的中国证券报隆重推出《峥嵘30年——致敬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报道》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民间一场反资本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但也第一次把数据当作一种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分配,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是一个充满改革意义的提法,肯定了数据、管理、技术、知识、资本这些要素,也就肯定了由其组成的算法、游戏、视频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自然也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互联网的意义、作用。

这本是顶层设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分配理论以效率为导向的最新突破。但在大众舆论中,只剩下二三次分配,并渲染为“民营经济退出论”、“反资本、吊路灯”、“消灭私有制”、“捶大厂”。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不搞“杀富济贫”。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暴虐的大众舆论场中的杀富济贫声音的回应。

这种撕裂是多方面的。司马南只需要控诉联想国有资产流失,那怕这个话题已经反复议论过,权威机构、传统媒体都不会跟进,但不懂什么叫“少数股东权益”的老百姓,仍然会相信他。这也意味着,群众不相信更具专业知识的媒体。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强调的是,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谈的是企业家精神。

这种撕裂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道德的、甚至是关于性观念的。深圳卫健委公号的一篇科普同性恋的文章,因为尺度被群众举报了。深圳卫健委是官方机构,文章能发出来,意味着在其审核尺度下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是,这仍然超过了群众的尺度。

同样的,李冰冰之前也有视频也被举报“衣着过于暴露,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和错误引导”。实际上,该视频是平台官方推出,肯定是符合监管部门尺度的,但这仍然超过了群众尺度。

从女星的衣着到顶层设计,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与撕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网民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并用拥有话语权,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随着智能手机、无线宽带的普及,变化发生了。

2000年时,本科及以上占到了网民中41%,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9.3%。与此同时,初中以下人群的比例,从2000年时的6.4%,上升到2020年时的59.6%,占了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以前上网的人少,知识阶层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多人上网了,这就稀释了高学历人群的比例。

智能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一方面,普及了网络,网民群体的知识水平、阅读能力在下降;硬币的另一面,网络从文字向视频转化,降低了接受观点、传播观点的门槛,正好接住了网民变化的趋势。这个变化,给大众巨大的话语权,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失掉了传播权,逐渐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很多传统作者都在努力跟上视频时代。在一次讨论中,有人说,在BBS时代,文字天然的适合这种网络形式,但现在是视频时代,文字不在适合传播。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网民变了,昔日的写作者仅仅是改变形式,是注定跟不上时代的。

四、大众舆论的报复

长久以来,伴随中国贫富分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崇强”的态势。富人炫富,并获得崇拜之声。随着社会变化,大众舆论换上另一副面孔。某种程度上,这是大众舆论的正常“反扑”。

而且,在这个趋势中,由于底层真实现状在舆论场中缺失,主流中产错误的认识了自己的阶层地位,把自己视为贫富分化中的受损者,并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年入30万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是穷人,并发出均富的声音。这个现象以大厂员工反996、反资本达到顶峰,并以收入锐减、裁员为终结。

五、大众舆论崛起,知识精英消散

新的网民群体是缺乏知识的,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解。新加入的中老年群体,又带来了传统观念,网络上的观点也随之民粹化。

中国老百姓是欢迎市场的,但仅限于种菜卖菜,养猪卖猪,开个烧烤摊,到了开工厂,雇工制造商品,已带有罪恶的资本意味了,勉强靠着制造业的光环还抵消一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迅猛发展了四十年,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市场形式。衍生出诸如复杂定价价格、数字管理系统、股权交易、金融等等。这些复杂的市场形式,已经超出了大众舆论的认识。

他们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没有水平进行深层次政策解读。只能用计划经济式的传统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大V,才能被普罗大众拥戴。这些意见领袖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相比之下,顶层设计的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胡锡进曾直斥李光满的“大字报”“引发恐慌”,但这篇文字却广为流传,作者也变为新的意见领袖。

六、算法造成了信息茧房

平台与自媒体的流量,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通过算法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很多平台逐渐变得更加民粹。

算法涉及用户广泛,几千万甚至上亿,容易设置议程,控制信息流动,诱导出信息茧房,产生出典型的乌合之众。算法之下,社会舆论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规律,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则更是如此。意见相同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认同,相互呼应,获得力量感,相互加强,愤怒就会变得更加愤怒。

平台使用了算法,又援引避风港原则,认为自己无需为内容的价值观负责,算法本无价值观,平台呈现的,只是因为“用户想看到”。

但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所以,商业精英在短期流量利益前面的短视,一味通过算法获取利益,也把自己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社会精英对算法要有共识,形成治理规则,而商业精英对算法呈现出来的内容,负有价值观上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自我重塑与救济。

七、大众压倒精英

当这种暴力变为举报的时候,变得威力更大,影响力随之上升。而且这样是安全的。在能吸引眼球的同时又是安全的,于是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某些知识精英,更多的人朝着这个方向进发。这种安全诱导机制,诱导出更多的暴虐。借举报的威力,大众舆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专家或多或少受舆论影响,也畏惧舆论,他们的观点就会被扭曲,更何况,监管部门本身也要回应舆论。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门,进入具体的政策。于是,几个文青记者的情绪;对市场一窍不通的语文老师的文章;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专业的经济政策,然后,又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落实到市场中。然后同样通过上述的机制,再次循环。

于是,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具有改革精神的顶层政策相呼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八、边缘改革与边缘不改革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由政府引导的之外,中国还存在着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这就是边缘革命。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重要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自下而上的个案性改革,然后这种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都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民间与精英舆论是一致的。

如果说之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冒死行动获得了高层的认可,是边缘改革席卷中国。那么,如今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者已经走在了老百姓前面。比如,数据可以参与分配的顶层设计,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但是大众舆论无法理解,其与改革、市场已经没有了良性互动,甚至不断发出否认市场经济的声音。

九、全球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网络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带来的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全球性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的时候,有一个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抑制民粹。中国改革中快速的低成本推进制造业,一方面,有需要改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抑制民粹的值得保留的一面。

所以,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抑制民粹会成为中国的优势。反之,则会成为一个加重的负担。西方的民粹,并未呈现在经济层面,有私有产权信仰、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作为最后的壁垒,而中国的民粹,更多的是源于几千年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此消彼长之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胡锡进曾说过,中国确实存在民粹主义,而且在互联网上表现得很激烈。在谈到美国民粹主义的危害时,他说:“不要让民粹主义再发展,民粹主义客观存在消除不了,但不要让它主导国家的政策。”群众总是短视的,但政策不能民粹,不能由大众舆论主导政策。

多年前,邓小平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推动干部、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在当下,某种程度上,改革已经非常复杂,早已超越了种粮、养猪、做小生意的阶段,民众不在有直接的意愿,改革已经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了。那么,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释放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但正因为撕裂存在,公报中的重要信息,要传递、落实,变为抑制民粹,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管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掌握政策的体制内精英,还是掌握算法的商业精英,都应有共识,为弥合撕裂,传递正确的认知,尽到自己的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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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两个舆论场”的挑战与机会

发布日期:2022-01-11 08:12
|刘远举: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短视的商业精英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



|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一、新的两个舆论场

纷纷扰扰之中,新的一年又来了,媒体的新年献词又纷纷出场。不过,不管是华丽的辞藻,还是生活的细节,再也触动不了社会舆论,应者寥寥。

时代变了,舆论场变了。

多年前,在市场化媒体的鼎盛之时,有人说中国社会存在体制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的互动,驱动着中国进步。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舆论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体制内外舆论场,变成了精英舆论场,与由短视频、视频、社交媒体构成的大众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吴晓波说,“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只服务于少数的几十万人就够了。”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有几亿人看充满着交易成本、行政比例原则、刑罚的功能、规模效应、出口导向、人口结构这些词的文章,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乌托邦。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娱乐的、或者热血的视频。吴所遭到的舆论反弹,某种程度上,正是大众舆论崛起的标志。

二、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与撕裂

2020年12月17日,当新华社出版的中国证券报隆重推出《峥嵘30年——致敬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报道》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民间一场反资本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但也第一次把数据当作一种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分配,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是一个充满改革意义的提法,肯定了数据、管理、技术、知识、资本这些要素,也就肯定了由其组成的算法、游戏、视频这些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自然也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互联网的意义、作用。

这本是顶层设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分配理论以效率为导向的最新突破。但在大众舆论中,只剩下二三次分配,并渲染为“民营经济退出论”、“反资本、吊路灯”、“消灭私有制”、“捶大厂”。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不搞“杀富济贫”。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暴虐的大众舆论场中的杀富济贫声音的回应。

这种撕裂是多方面的。司马南只需要控诉联想国有资产流失,那怕这个话题已经反复议论过,权威机构、传统媒体都不会跟进,但不懂什么叫“少数股东权益”的老百姓,仍然会相信他。这也意味着,群众不相信更具专业知识的媒体。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强调的是,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谈的是企业家精神。

这种撕裂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道德的、甚至是关于性观念的。深圳卫健委公号的一篇科普同性恋的文章,因为尺度被群众举报了。深圳卫健委是官方机构,文章能发出来,意味着在其审核尺度下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但是,这仍然超过了群众的尺度。

同样的,李冰冰之前也有视频也被举报“衣着过于暴露,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和错误引导”。实际上,该视频是平台官方推出,肯定是符合监管部门尺度的,但这仍然超过了群众尺度。

从女星的衣着到顶层设计,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与撕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网民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并用拥有话语权,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随着智能手机、无线宽带的普及,变化发生了。

2000年时,本科及以上占到了网民中41%,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9.3%。与此同时,初中以下人群的比例,从2000年时的6.4%,上升到2020年时的59.6%,占了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以前上网的人少,知识阶层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多人上网了,这就稀释了高学历人群的比例。

智能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一方面,普及了网络,网民群体的知识水平、阅读能力在下降;硬币的另一面,网络从文字向视频转化,降低了接受观点、传播观点的门槛,正好接住了网民变化的趋势。这个变化,给大众巨大的话语权,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失掉了传播权,逐渐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很多传统作者都在努力跟上视频时代。在一次讨论中,有人说,在BBS时代,文字天然的适合这种网络形式,但现在是视频时代,文字不在适合传播。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网民变了,昔日的写作者仅仅是改变形式,是注定跟不上时代的。

四、大众舆论的报复

长久以来,伴随中国贫富分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崇强”的态势。富人炫富,并获得崇拜之声。随着社会变化,大众舆论换上另一副面孔。某种程度上,这是大众舆论的正常“反扑”。

而且,在这个趋势中,由于底层真实现状在舆论场中缺失,主流中产错误的认识了自己的阶层地位,把自己视为贫富分化中的受损者,并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年入30万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是穷人,并发出均富的声音。这个现象以大厂员工反996、反资本达到顶峰,并以收入锐减、裁员为终结。

五、大众舆论崛起,知识精英消散

新的网民群体是缺乏知识的,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解。新加入的中老年群体,又带来了传统观念,网络上的观点也随之民粹化。

中国老百姓是欢迎市场的,但仅限于种菜卖菜,养猪卖猪,开个烧烤摊,到了开工厂,雇工制造商品,已带有罪恶的资本意味了,勉强靠着制造业的光环还抵消一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迅猛发展了四十年,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市场形式。衍生出诸如复杂定价价格、数字管理系统、股权交易、金融等等。这些复杂的市场形式,已经超出了大众舆论的认识。

他们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没有水平进行深层次政策解读。只能用计划经济式的传统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大V,才能被普罗大众拥戴。这些意见领袖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相比之下,顶层设计的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胡锡进曾直斥李光满的“大字报”“引发恐慌”,但这篇文字却广为流传,作者也变为新的意见领袖。

六、算法造成了信息茧房

平台与自媒体的流量,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通过算法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很多平台逐渐变得更加民粹。

算法涉及用户广泛,几千万甚至上亿,容易设置议程,控制信息流动,诱导出信息茧房,产生出典型的乌合之众。算法之下,社会舆论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规律,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则更是如此。意见相同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认同,相互呼应,获得力量感,相互加强,愤怒就会变得更加愤怒。

平台使用了算法,又援引避风港原则,认为自己无需为内容的价值观负责,算法本无价值观,平台呈现的,只是因为“用户想看到”。

但算法带来流量,形成信息茧房,由此形成暴虐的民间舆论,也指向平台本身,因为平台是“资本的”。所以,商业精英在短期流量利益前面的短视,一味通过算法获取利益,也把自己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社会精英对算法要有共识,形成治理规则,而商业精英对算法呈现出来的内容,负有价值观上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自我重塑与救济。

七、大众压倒精英

当这种暴力变为举报的时候,变得威力更大,影响力随之上升。而且这样是安全的。在能吸引眼球的同时又是安全的,于是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某些知识精英,更多的人朝着这个方向进发。这种安全诱导机制,诱导出更多的暴虐。借举报的威力,大众舆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专家或多或少受舆论影响,也畏惧舆论,他们的观点就会被扭曲,更何况,监管部门本身也要回应舆论。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门,进入具体的政策。于是,几个文青记者的情绪;对市场一窍不通的语文老师的文章;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专业的经济政策,然后,又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落实到市场中。然后同样通过上述的机制,再次循环。

于是,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具有改革精神的顶层政策相呼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八、边缘改革与边缘不改革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由政府引导的之外,中国还存在着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这就是边缘革命。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重要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自下而上的个案性改革,然后这种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都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民间与精英舆论是一致的。

如果说之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冒死行动获得了高层的认可,是边缘改革席卷中国。那么,如今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者已经走在了老百姓前面。比如,数据可以参与分配的顶层设计,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但是大众舆论无法理解,其与改革、市场已经没有了良性互动,甚至不断发出否认市场经济的声音。

九、全球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网络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带来的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全球性民粹抬头,是中国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的时候,有一个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抑制民粹。中国改革中快速的低成本推进制造业,一方面,有需要改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抑制民粹的值得保留的一面。

所以,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抑制民粹会成为中国的优势。反之,则会成为一个加重的负担。西方的民粹,并未呈现在经济层面,有私有产权信仰、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作为最后的壁垒,而中国的民粹,更多的是源于几千年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此消彼长之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胡锡进曾说过,中国确实存在民粹主义,而且在互联网上表现得很激烈。在谈到美国民粹主义的危害时,他说:“不要让民粹主义再发展,民粹主义客观存在消除不了,但不要让它主导国家的政策。”群众总是短视的,但政策不能民粹,不能由大众舆论主导政策。

多年前,邓小平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推动干部、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在当下,某种程度上,改革已经非常复杂,早已超越了种粮、养猪、做小生意的阶段,民众不在有直接的意愿,改革已经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了。那么,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释放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但正因为撕裂存在,公报中的重要信息,要传递、落实,变为抑制民粹,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管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掌握政策的体制内精英,还是掌握算法的商业精英,都应有共识,为弥合撕裂,传递正确的认知,尽到自己的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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