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瀚明:面对疫情,尽管共存和清零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对于中国而言,“与病毒共存”的前提并不存在:一方面,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为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而不能指望群体免疫保护他们。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

中国以其坚守着动态清零策略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不少学者试探性地提出过共存的设想,但似乎共存策略从未被列入中国社会的讨论议程。笔者这一次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为什么中国相对共存更偏好清零。

中国十四亿人口的教育差距

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相当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水平。而具体而言,受过义务教育的人约占三分之二。

这样的数字在国际上来看,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水平:相比美国(2018 年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ensus的数据是,18 岁以上中有 89.1% 有高中学位)和日本(2010 年国势调查 的数据是,15 岁以上的毕业生中,有 81.2% 有高中学位)肯定还有差距;但相比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还是好很多。


受过这个阶段的教育的人,对于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能有多少呢?一个人如果是在 2011 年之后接受初中教育的话,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他大概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 RNA),也知道它的繁殖方式(通过感染宿主细胞进行繁殖);大概能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打喷嚏),也知道疫苗如何保护人体免受新冠病毒的攻击。

但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这么说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所当然地掌握这些有关病毒的知识。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会不会早就忘掉了这些知识?让我们做一个最坏的假设——那就是步入中年的大家,早就把这些关于病毒的知识给忘了。

对事情的无知带来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把知识忘了的人,会怎么对待这种东西呢?有两句俗话对此的描述非常恰当:一句是无知者无畏,另一句是未知令人恐惧。疫情初期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两种想法都会带来非常极端而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无知者无畏在疫情下带来的是将疫情视之为无物而对防疫措施嗤之以鼻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拒绝佩戴口罩,并坚持在餐馆和酒吧等地聚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中国有,美国也有;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未知令人恐惧在疫情下的表现是秉着病急乱投医的情绪而过度反应——例如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超市里的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而就如何预防这个话题,也不乏“喝消毒水预防”的惊人言论。

在这样两极化的情绪之下,基本的社会秩序会大受影响,而迅速进入如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这样“左右横跳,大起大落”的情况。这对于投资者和劳动者而言是致命的——在不可能建立稳定的预期的情况下,大家不可能持续地投入生产。

越南的情况就是例子。越南在 2020 年疫情控制得当下,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获得了一定的外来投资;但是,2021 年 Delta 毒株传入以后,胡志明市等地区的工厂工人迅速陷入恐惧而逃离城市,一方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受到影响,一方面也加剧疫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

因此,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的是国民对于疫情的共识。共存和清零是两种典型的共识模式——不过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清零还是共存的逻辑链条长度

清零和共存作为共识的不同在于这个共识的逻辑链条长度:

1.清零的逻辑非常简单:“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快把它赶出去、把它赶出去了以后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2.与之相比,共存的逻辑复杂很多:“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为大家分发疫苗,强化大家身体的抵抗、强化大家的身体以后,即使它来了也没有关系,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可以看到,清零策略的主旨在于“既然你恐惧,那我们就把它赶出去”,而共存策略的主旨在于“我们要消除你的恐惧”。为此,共存策略引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疫苗本身。

为此,社会领袖需要和公众沟通两件事:疫苗的好处(为什么它能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和疫苗的坏处(不良反应等)。可以发现,两件事情都不好控制。一方面,公众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心存忧虑(尤其是部分疫苗的不良反应可能致命);另一方面,新变种也打击公众对疫苗效果的信心。如果再加上一点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有心人的搅动的话,疫苗接种率的低迷(例如美国至今只有 61%)几乎是板上钉钉。即使政府试图以强制措施要求公众接种疫苗,也马上就有“假疫苗接种证”这样的东西横空出世,形成“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般的局面。

最后一点是,即使疫苗本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还是有因为基础疾病等原因,不能或者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因此,共存策略必然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无从享受疫苗的好处,但必须要承担共存策略下放松限制带来的感染风险。

共存在中国更难取得社会共识

这使得对共存政策的接受,本身和当地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较多的城市推行共存政策还比较容易取得共鸣的话,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居民比例较高城市实施共存那就是一大考验了。

例如,在省级行政区中,北京拥有全国最高的大学生比例(41.98%),上海,而广西、贵州的比例在 10.81% 和 10.95%,相差约 4 倍。这注定了各个地方的防疫策略必然不同:在一个居民整体受教育年限较低、疫苗接种比率较低的地方,共存的想法很难取得居民的共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零这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政策,在很多小城市给予当地普通居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地居民往来外界的需求不高,因此在本地已经清零的情况下,保持清零,像世外桃源一样活着是最简单的选择。例如我之前写过的河南各地对外省打工者回乡“48 小时核酸、提前报备”的态度,事实上就反映了当地对清零政策的坚持。

共存相对清零更不稳定

我们再回到共识本身。假如病毒对社会的总影响是“感染人数乘以个体影响”的话,可以看到,清零政策的想法是降低感染人数,而共存政策的想法是降低个体影响。这两者有两种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种不同是对于任何病毒而言,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是相似的,但降低个体影响的方式是不同的。每次出现一种变种,疫苗对这种变种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就要炒一次冷饭。这赋予清零政策一些微妙的韧性。

第二种不同是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上,任何人都能出力:即使是最小的城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人员,也能完成清零政策的执行(例如测体温、查看健康码);而降低个体影响的方法,却需要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员——研发疫苗需要生物学家和药学家,哪怕是接种疫苗也需要护士。

因此,尽管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可能可以通过共存控制疫情,但是清零的结果相对而言明朗很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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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与病毒共存”?

发布日期:2022-01-04 08:15
|李瀚明:面对疫情,尽管共存和清零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对于中国而言,“与病毒共存”的前提并不存在:一方面,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为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而不能指望群体免疫保护他们。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

中国以其坚守着动态清零策略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不少学者试探性地提出过共存的设想,但似乎共存策略从未被列入中国社会的讨论议程。笔者这一次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为什么中国相对共存更偏好清零。

中国十四亿人口的教育差距

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相当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水平。而具体而言,受过义务教育的人约占三分之二。

这样的数字在国际上来看,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水平:相比美国(2018 年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ensus的数据是,18 岁以上中有 89.1% 有高中学位)和日本(2010 年国势调查 的数据是,15 岁以上的毕业生中,有 81.2% 有高中学位)肯定还有差距;但相比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还是好很多。


受过这个阶段的教育的人,对于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能有多少呢?一个人如果是在 2011 年之后接受初中教育的话,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他大概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 RNA),也知道它的繁殖方式(通过感染宿主细胞进行繁殖);大概能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打喷嚏),也知道疫苗如何保护人体免受新冠病毒的攻击。

但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这么说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所当然地掌握这些有关病毒的知识。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会不会早就忘掉了这些知识?让我们做一个最坏的假设——那就是步入中年的大家,早就把这些关于病毒的知识给忘了。

对事情的无知带来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把知识忘了的人,会怎么对待这种东西呢?有两句俗话对此的描述非常恰当:一句是无知者无畏,另一句是未知令人恐惧。疫情初期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两种想法都会带来非常极端而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无知者无畏在疫情下带来的是将疫情视之为无物而对防疫措施嗤之以鼻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拒绝佩戴口罩,并坚持在餐馆和酒吧等地聚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中国有,美国也有;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未知令人恐惧在疫情下的表现是秉着病急乱投医的情绪而过度反应——例如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超市里的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而就如何预防这个话题,也不乏“喝消毒水预防”的惊人言论。

在这样两极化的情绪之下,基本的社会秩序会大受影响,而迅速进入如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这样“左右横跳,大起大落”的情况。这对于投资者和劳动者而言是致命的——在不可能建立稳定的预期的情况下,大家不可能持续地投入生产。

越南的情况就是例子。越南在 2020 年疫情控制得当下,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获得了一定的外来投资;但是,2021 年 Delta 毒株传入以后,胡志明市等地区的工厂工人迅速陷入恐惧而逃离城市,一方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受到影响,一方面也加剧疫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

因此,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的是国民对于疫情的共识。共存和清零是两种典型的共识模式——不过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清零还是共存的逻辑链条长度

清零和共存作为共识的不同在于这个共识的逻辑链条长度:

1.清零的逻辑非常简单:“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快把它赶出去、把它赶出去了以后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2.与之相比,共存的逻辑复杂很多:“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为大家分发疫苗,强化大家身体的抵抗、强化大家的身体以后,即使它来了也没有关系,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可以看到,清零策略的主旨在于“既然你恐惧,那我们就把它赶出去”,而共存策略的主旨在于“我们要消除你的恐惧”。为此,共存策略引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疫苗本身。

为此,社会领袖需要和公众沟通两件事:疫苗的好处(为什么它能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和疫苗的坏处(不良反应等)。可以发现,两件事情都不好控制。一方面,公众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心存忧虑(尤其是部分疫苗的不良反应可能致命);另一方面,新变种也打击公众对疫苗效果的信心。如果再加上一点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有心人的搅动的话,疫苗接种率的低迷(例如美国至今只有 61%)几乎是板上钉钉。即使政府试图以强制措施要求公众接种疫苗,也马上就有“假疫苗接种证”这样的东西横空出世,形成“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般的局面。

最后一点是,即使疫苗本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还是有因为基础疾病等原因,不能或者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因此,共存策略必然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无从享受疫苗的好处,但必须要承担共存策略下放松限制带来的感染风险。

共存在中国更难取得社会共识

这使得对共存政策的接受,本身和当地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较多的城市推行共存政策还比较容易取得共鸣的话,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居民比例较高城市实施共存那就是一大考验了。

例如,在省级行政区中,北京拥有全国最高的大学生比例(41.98%),上海,而广西、贵州的比例在 10.81% 和 10.95%,相差约 4 倍。这注定了各个地方的防疫策略必然不同:在一个居民整体受教育年限较低、疫苗接种比率较低的地方,共存的想法很难取得居民的共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零这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政策,在很多小城市给予当地普通居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地居民往来外界的需求不高,因此在本地已经清零的情况下,保持清零,像世外桃源一样活着是最简单的选择。例如我之前写过的河南各地对外省打工者回乡“48 小时核酸、提前报备”的态度,事实上就反映了当地对清零政策的坚持。

共存相对清零更不稳定

我们再回到共识本身。假如病毒对社会的总影响是“感染人数乘以个体影响”的话,可以看到,清零政策的想法是降低感染人数,而共存政策的想法是降低个体影响。这两者有两种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种不同是对于任何病毒而言,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是相似的,但降低个体影响的方式是不同的。每次出现一种变种,疫苗对这种变种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就要炒一次冷饭。这赋予清零政策一些微妙的韧性。

第二种不同是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上,任何人都能出力:即使是最小的城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人员,也能完成清零政策的执行(例如测体温、查看健康码);而降低个体影响的方法,却需要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员——研发疫苗需要生物学家和药学家,哪怕是接种疫苗也需要护士。

因此,尽管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可能可以通过共存控制疫情,但是清零的结果相对而言明朗很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李瀚明:面对疫情,尽管共存和清零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对于中国而言,“与病毒共存”的前提并不存在:一方面,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为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而不能指望群体免疫保护他们。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

中国以其坚守着动态清零策略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不少学者试探性地提出过共存的设想,但似乎共存策略从未被列入中国社会的讨论议程。笔者这一次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为什么中国相对共存更偏好清零。

中国十四亿人口的教育差距

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相当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水平。而具体而言,受过义务教育的人约占三分之二。

这样的数字在国际上来看,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水平:相比美国(2018 年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ensus的数据是,18 岁以上中有 89.1% 有高中学位)和日本(2010 年国势调查 的数据是,15 岁以上的毕业生中,有 81.2% 有高中学位)肯定还有差距;但相比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还是好很多。


受过这个阶段的教育的人,对于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能有多少呢?一个人如果是在 2011 年之后接受初中教育的话,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他大概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 RNA),也知道它的繁殖方式(通过感染宿主细胞进行繁殖);大概能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打喷嚏),也知道疫苗如何保护人体免受新冠病毒的攻击。

但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这么说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所当然地掌握这些有关病毒的知识。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会不会早就忘掉了这些知识?让我们做一个最坏的假设——那就是步入中年的大家,早就把这些关于病毒的知识给忘了。

对事情的无知带来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把知识忘了的人,会怎么对待这种东西呢?有两句俗话对此的描述非常恰当:一句是无知者无畏,另一句是未知令人恐惧。疫情初期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两种想法都会带来非常极端而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无知者无畏在疫情下带来的是将疫情视之为无物而对防疫措施嗤之以鼻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拒绝佩戴口罩,并坚持在餐馆和酒吧等地聚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中国有,美国也有;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未知令人恐惧在疫情下的表现是秉着病急乱投医的情绪而过度反应——例如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超市里的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而就如何预防这个话题,也不乏“喝消毒水预防”的惊人言论。

在这样两极化的情绪之下,基本的社会秩序会大受影响,而迅速进入如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这样“左右横跳,大起大落”的情况。这对于投资者和劳动者而言是致命的——在不可能建立稳定的预期的情况下,大家不可能持续地投入生产。

越南的情况就是例子。越南在 2020 年疫情控制得当下,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获得了一定的外来投资;但是,2021 年 Delta 毒株传入以后,胡志明市等地区的工厂工人迅速陷入恐惧而逃离城市,一方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受到影响,一方面也加剧疫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

因此,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的是国民对于疫情的共识。共存和清零是两种典型的共识模式——不过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清零还是共存的逻辑链条长度

清零和共存作为共识的不同在于这个共识的逻辑链条长度:

1.清零的逻辑非常简单:“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快把它赶出去、把它赶出去了以后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2.与之相比,共存的逻辑复杂很多:“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为大家分发疫苗,强化大家身体的抵抗、强化大家的身体以后,即使它来了也没有关系,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可以看到,清零策略的主旨在于“既然你恐惧,那我们就把它赶出去”,而共存策略的主旨在于“我们要消除你的恐惧”。为此,共存策略引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疫苗本身。

为此,社会领袖需要和公众沟通两件事:疫苗的好处(为什么它能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和疫苗的坏处(不良反应等)。可以发现,两件事情都不好控制。一方面,公众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心存忧虑(尤其是部分疫苗的不良反应可能致命);另一方面,新变种也打击公众对疫苗效果的信心。如果再加上一点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有心人的搅动的话,疫苗接种率的低迷(例如美国至今只有 61%)几乎是板上钉钉。即使政府试图以强制措施要求公众接种疫苗,也马上就有“假疫苗接种证”这样的东西横空出世,形成“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般的局面。

最后一点是,即使疫苗本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还是有因为基础疾病等原因,不能或者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因此,共存策略必然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无从享受疫苗的好处,但必须要承担共存策略下放松限制带来的感染风险。

共存在中国更难取得社会共识

这使得对共存政策的接受,本身和当地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较多的城市推行共存政策还比较容易取得共鸣的话,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居民比例较高城市实施共存那就是一大考验了。

例如,在省级行政区中,北京拥有全国最高的大学生比例(41.98%),上海,而广西、贵州的比例在 10.81% 和 10.95%,相差约 4 倍。这注定了各个地方的防疫策略必然不同:在一个居民整体受教育年限较低、疫苗接种比率较低的地方,共存的想法很难取得居民的共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零这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政策,在很多小城市给予当地普通居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地居民往来外界的需求不高,因此在本地已经清零的情况下,保持清零,像世外桃源一样活着是最简单的选择。例如我之前写过的河南各地对外省打工者回乡“48 小时核酸、提前报备”的态度,事实上就反映了当地对清零政策的坚持。

共存相对清零更不稳定

我们再回到共识本身。假如病毒对社会的总影响是“感染人数乘以个体影响”的话,可以看到,清零政策的想法是降低感染人数,而共存政策的想法是降低个体影响。这两者有两种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种不同是对于任何病毒而言,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是相似的,但降低个体影响的方式是不同的。每次出现一种变种,疫苗对这种变种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就要炒一次冷饭。这赋予清零政策一些微妙的韧性。

第二种不同是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上,任何人都能出力:即使是最小的城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人员,也能完成清零政策的执行(例如测体温、查看健康码);而降低个体影响的方法,却需要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员——研发疫苗需要生物学家和药学家,哪怕是接种疫苗也需要护士。

因此,尽管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可能可以通过共存控制疫情,但是清零的结果相对而言明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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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与病毒共存”?

发布日期:2022-01-04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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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对于中国而言,“与病毒共存”的前提并不存在:一方面,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为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而不能指望群体免疫保护他们。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

中国以其坚守着动态清零策略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不少学者试探性地提出过共存的设想,但似乎共存策略从未被列入中国社会的讨论议程。笔者这一次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为什么中国相对共存更偏好清零。

中国十四亿人口的教育差距

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相当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水平。而具体而言,受过义务教育的人约占三分之二。

这样的数字在国际上来看,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水平:相比美国(2018 年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ensus的数据是,18 岁以上中有 89.1% 有高中学位)和日本(2010 年国势调查 的数据是,15 岁以上的毕业生中,有 81.2% 有高中学位)肯定还有差距;但相比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还是好很多。


受过这个阶段的教育的人,对于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能有多少呢?一个人如果是在 2011 年之后接受初中教育的话,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他大概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 RNA),也知道它的繁殖方式(通过感染宿主细胞进行繁殖);大概能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打喷嚏),也知道疫苗如何保护人体免受新冠病毒的攻击。

但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这么说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所当然地掌握这些有关病毒的知识。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会不会早就忘掉了这些知识?让我们做一个最坏的假设——那就是步入中年的大家,早就把这些关于病毒的知识给忘了。

对事情的无知带来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把知识忘了的人,会怎么对待这种东西呢?有两句俗话对此的描述非常恰当:一句是无知者无畏,另一句是未知令人恐惧。疫情初期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两种想法都会带来非常极端而两极化的处理方式。

无知者无畏在疫情下带来的是将疫情视之为无物而对防疫措施嗤之以鼻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拒绝佩戴口罩,并坚持在餐馆和酒吧等地聚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中国有,美国也有;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未知令人恐惧在疫情下的表现是秉着病急乱投医的情绪而过度反应——例如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超市里的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而就如何预防这个话题,也不乏“喝消毒水预防”的惊人言论。

在这样两极化的情绪之下,基本的社会秩序会大受影响,而迅速进入如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这样“左右横跳,大起大落”的情况。这对于投资者和劳动者而言是致命的——在不可能建立稳定的预期的情况下,大家不可能持续地投入生产。

越南的情况就是例子。越南在 2020 年疫情控制得当下,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获得了一定的外来投资;但是,2021 年 Delta 毒株传入以后,胡志明市等地区的工厂工人迅速陷入恐惧而逃离城市,一方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受到影响,一方面也加剧疫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

因此,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的是国民对于疫情的共识。共存和清零是两种典型的共识模式——不过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清零还是共存的逻辑链条长度

清零和共存作为共识的不同在于这个共识的逻辑链条长度:

1.清零的逻辑非常简单:“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快把它赶出去、把它赶出去了以后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2.与之相比,共存的逻辑复杂很多:“这东西对你不是好事、我们要为大家分发疫苗,强化大家身体的抵抗、强化大家的身体以后,即使它来了也没有关系,大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可以看到,清零策略的主旨在于“既然你恐惧,那我们就把它赶出去”,而共存策略的主旨在于“我们要消除你的恐惧”。为此,共存策略引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疫苗本身。

为此,社会领袖需要和公众沟通两件事:疫苗的好处(为什么它能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和疫苗的坏处(不良反应等)。可以发现,两件事情都不好控制。一方面,公众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心存忧虑(尤其是部分疫苗的不良反应可能致命);另一方面,新变种也打击公众对疫苗效果的信心。如果再加上一点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有心人的搅动的话,疫苗接种率的低迷(例如美国至今只有 61%)几乎是板上钉钉。即使政府试图以强制措施要求公众接种疫苗,也马上就有“假疫苗接种证”这样的东西横空出世,形成“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般的局面。

最后一点是,即使疫苗本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还是有因为基础疾病等原因,不能或者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因此,共存策略必然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无从享受疫苗的好处,但必须要承担共存策略下放松限制带来的感染风险。

共存在中国更难取得社会共识

这使得对共存政策的接受,本身和当地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较多的城市推行共存政策还比较容易取得共鸣的话,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居民比例较高城市实施共存那就是一大考验了。

例如,在省级行政区中,北京拥有全国最高的大学生比例(41.98%),上海,而广西、贵州的比例在 10.81% 和 10.95%,相差约 4 倍。这注定了各个地方的防疫策略必然不同:在一个居民整体受教育年限较低、疫苗接种比率较低的地方,共存的想法很难取得居民的共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零这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政策,在很多小城市给予当地普通居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地居民往来外界的需求不高,因此在本地已经清零的情况下,保持清零,像世外桃源一样活着是最简单的选择。例如我之前写过的河南各地对外省打工者回乡“48 小时核酸、提前报备”的态度,事实上就反映了当地对清零政策的坚持。

共存相对清零更不稳定

我们再回到共识本身。假如病毒对社会的总影响是“感染人数乘以个体影响”的话,可以看到,清零政策的想法是降低感染人数,而共存政策的想法是降低个体影响。这两者有两种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种不同是对于任何病毒而言,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是相似的,但降低个体影响的方式是不同的。每次出现一种变种,疫苗对这种变种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就要炒一次冷饭。这赋予清零政策一些微妙的韧性。

第二种不同是降低感染人数的方法上,任何人都能出力:即使是最小的城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作人员,也能完成清零政策的执行(例如测体温、查看健康码);而降低个体影响的方法,却需要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员——研发疫苗需要生物学家和药学家,哪怕是接种疫苗也需要护士。

因此,尽管两种做法都能达成目的,但为了达成降低总影响的目的,不同的国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可能可以通过共存控制疫情,但是清零的结果相对而言明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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