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



| 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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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本周的一次对中美关系的讲话,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崔天凯的核心是:美国不会放过中国,而中国则要谨慎,尤其是不打无把握、无准备和赌气、消耗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国内对当前中国外交持两种完全对立立场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因为:崔天凯阐述的情形,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有具体而实际的表现,因此崔大使觉得特别有必要加以提醒并提出建议。

不过笔者对事情的看法与崔大使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去打仗,当然消耗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最后使中国外部环境逐步进入不可控乃至危险的状态。

对外紧张未必有利于国内政治

解决崔天凯大使提出的问题,首先要回归到一个思想认识上的根本问题,即:对外关系的紧张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这种观点在当年奥巴马访华时在中国国内就存在,而且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说明,至少是在中美关系中,这种认识与事实结果不符,而且其负面的后遗症毋庸置疑。

当前中国内政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宣传上,因为国内政治目的的需要,因而就一系列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向国内外广泛、反复地宣传自己的强势立场,但与此同时,又往往缺乏有效的说明和操作上的具体策划,结果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阐述和宣传,而这又和近年国内对非公经济一些现象的整肃相联系,最终构成了当前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相当一致的整体印象,即: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强势外交。而鉴于中国是经济和综合实力上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必然要以中国为敌。

这种操作方式延续至今,实际上是能在其中发现其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和动机的,即:国际斗争的紧张对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是有利的。这种认识,笔者在2014年奥巴马访华时就有所耳闻,结果奥巴马那次访华不甚愉快,而他当时一心要向中国建议的中美关系“G2模式”也受到中方批评。随后不久,中美关系果然迎来了特朗普时代,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拜登时代。

今天回过头来看,此种想法极其危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

这首先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的现状使然。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无法分离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中掌握了高科技、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断然不能容忍相关情况的发生,而且在这方面,美国的反击工具甚多,而一旦美国的反击开始,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先从波及经济开始、及至影响民众生活,如此,国内政治也就难以稳定,其政治上的收益就令人生疑了。与此同时,这恐怕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和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地位的必然结果。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断不能让自己被中国轰下世界第一霸主的交椅,必定会强烈反弹。如此一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安全将变得不可预测与控制,乃至有可能进入危险状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是在当前美国受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是受到当前美国自身环境制约、是有限和可控的,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客观上存在着短期的机遇期。但如果明年世界疫情好转,美国能够对国内疫情实现有效控制,并重启经济,则中国的短暂的机遇期也就结束了。届时可以想象,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张。

因此在中美关系中,国际斗争的紧张有利于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的观点,并不切合实际,甚至严重地弊大于利。

外交的核心目的是利益,在这一点上,崔天凯大使讲话中的那句话是掷地有声的:斗争的目的应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那在斗争的过程中,就应尽可能减少影响人民利益和全局的代价,人民的利益得来不易,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

善于妥协、团结大多数

为了实现崔天凯上述“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的目的,当前中国外交有调整的必要,以避免崔天凯所说的“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以及“赌气仗”和“消耗仗”。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善于妥协、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

就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来说,避免崔天凯上述担心的关键是:不打意气用事下催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即不让意识形态左右自己的行为,不为国内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战,而只搞利益博弈,这是外交的天然目的。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为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难以认同的,因此搞意识形态绝没有机会赢;而后者是天经地义、举世皆然,可以得到理解。

其次是要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成员,把自己的朋友搞的多多的。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就非常重要,否则在国际上必然没有朋友。中国的外交工作绝不能意识形态化和网红化,那是对中国利益的反其道而行之行为,它必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

当然,在中国国内政治已经发生相当变化后,做到上述两点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但为了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必须下定决心解决,正如崔天凯所言,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大意、怠倦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否则的话,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国外交更加困难甚至危险之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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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时事分析:崔天凯发言引发舆论反思中国外交

发布日期:2021-12-24 12:34
|曹辛: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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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本周的一次对中美关系的讲话,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崔天凯的核心是:美国不会放过中国,而中国则要谨慎,尤其是不打无把握、无准备和赌气、消耗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国内对当前中国外交持两种完全对立立场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因为:崔天凯阐述的情形,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有具体而实际的表现,因此崔大使觉得特别有必要加以提醒并提出建议。

不过笔者对事情的看法与崔大使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去打仗,当然消耗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最后使中国外部环境逐步进入不可控乃至危险的状态。

对外紧张未必有利于国内政治

解决崔天凯大使提出的问题,首先要回归到一个思想认识上的根本问题,即:对外关系的紧张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这种观点在当年奥巴马访华时在中国国内就存在,而且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说明,至少是在中美关系中,这种认识与事实结果不符,而且其负面的后遗症毋庸置疑。

当前中国内政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宣传上,因为国内政治目的的需要,因而就一系列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向国内外广泛、反复地宣传自己的强势立场,但与此同时,又往往缺乏有效的说明和操作上的具体策划,结果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阐述和宣传,而这又和近年国内对非公经济一些现象的整肃相联系,最终构成了当前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相当一致的整体印象,即: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强势外交。而鉴于中国是经济和综合实力上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必然要以中国为敌。

这种操作方式延续至今,实际上是能在其中发现其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和动机的,即:国际斗争的紧张对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是有利的。这种认识,笔者在2014年奥巴马访华时就有所耳闻,结果奥巴马那次访华不甚愉快,而他当时一心要向中国建议的中美关系“G2模式”也受到中方批评。随后不久,中美关系果然迎来了特朗普时代,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拜登时代。

今天回过头来看,此种想法极其危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

这首先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的现状使然。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无法分离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中掌握了高科技、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断然不能容忍相关情况的发生,而且在这方面,美国的反击工具甚多,而一旦美国的反击开始,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先从波及经济开始、及至影响民众生活,如此,国内政治也就难以稳定,其政治上的收益就令人生疑了。与此同时,这恐怕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和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地位的必然结果。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断不能让自己被中国轰下世界第一霸主的交椅,必定会强烈反弹。如此一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安全将变得不可预测与控制,乃至有可能进入危险状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是在当前美国受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是受到当前美国自身环境制约、是有限和可控的,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客观上存在着短期的机遇期。但如果明年世界疫情好转,美国能够对国内疫情实现有效控制,并重启经济,则中国的短暂的机遇期也就结束了。届时可以想象,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张。

因此在中美关系中,国际斗争的紧张有利于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的观点,并不切合实际,甚至严重地弊大于利。

外交的核心目的是利益,在这一点上,崔天凯大使讲话中的那句话是掷地有声的:斗争的目的应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那在斗争的过程中,就应尽可能减少影响人民利益和全局的代价,人民的利益得来不易,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

善于妥协、团结大多数

为了实现崔天凯上述“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的目的,当前中国外交有调整的必要,以避免崔天凯所说的“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以及“赌气仗”和“消耗仗”。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善于妥协、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

就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来说,避免崔天凯上述担心的关键是:不打意气用事下催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即不让意识形态左右自己的行为,不为国内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战,而只搞利益博弈,这是外交的天然目的。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为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难以认同的,因此搞意识形态绝没有机会赢;而后者是天经地义、举世皆然,可以得到理解。

其次是要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成员,把自己的朋友搞的多多的。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就非常重要,否则在国际上必然没有朋友。中国的外交工作绝不能意识形态化和网红化,那是对中国利益的反其道而行之行为,它必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

当然,在中国国内政治已经发生相当变化后,做到上述两点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但为了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必须下定决心解决,正如崔天凯所言,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大意、怠倦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否则的话,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国外交更加困难甚至危险之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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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本周的一次对中美关系的讲话,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崔天凯的核心是:美国不会放过中国,而中国则要谨慎,尤其是不打无把握、无准备和赌气、消耗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国内对当前中国外交持两种完全对立立场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因为:崔天凯阐述的情形,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有具体而实际的表现,因此崔大使觉得特别有必要加以提醒并提出建议。

不过笔者对事情的看法与崔大使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去打仗,当然消耗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最后使中国外部环境逐步进入不可控乃至危险的状态。

对外紧张未必有利于国内政治

解决崔天凯大使提出的问题,首先要回归到一个思想认识上的根本问题,即:对外关系的紧张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这种观点在当年奥巴马访华时在中国国内就存在,而且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说明,至少是在中美关系中,这种认识与事实结果不符,而且其负面的后遗症毋庸置疑。

当前中国内政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宣传上,因为国内政治目的的需要,因而就一系列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向国内外广泛、反复地宣传自己的强势立场,但与此同时,又往往缺乏有效的说明和操作上的具体策划,结果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阐述和宣传,而这又和近年国内对非公经济一些现象的整肃相联系,最终构成了当前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相当一致的整体印象,即: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强势外交。而鉴于中国是经济和综合实力上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必然要以中国为敌。

这种操作方式延续至今,实际上是能在其中发现其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和动机的,即:国际斗争的紧张对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是有利的。这种认识,笔者在2014年奥巴马访华时就有所耳闻,结果奥巴马那次访华不甚愉快,而他当时一心要向中国建议的中美关系“G2模式”也受到中方批评。随后不久,中美关系果然迎来了特朗普时代,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拜登时代。

今天回过头来看,此种想法极其危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

这首先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的现状使然。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无法分离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中掌握了高科技、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断然不能容忍相关情况的发生,而且在这方面,美国的反击工具甚多,而一旦美国的反击开始,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先从波及经济开始、及至影响民众生活,如此,国内政治也就难以稳定,其政治上的收益就令人生疑了。与此同时,这恐怕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和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地位的必然结果。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断不能让自己被中国轰下世界第一霸主的交椅,必定会强烈反弹。如此一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安全将变得不可预测与控制,乃至有可能进入危险状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是在当前美国受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是受到当前美国自身环境制约、是有限和可控的,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客观上存在着短期的机遇期。但如果明年世界疫情好转,美国能够对国内疫情实现有效控制,并重启经济,则中国的短暂的机遇期也就结束了。届时可以想象,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张。

因此在中美关系中,国际斗争的紧张有利于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的观点,并不切合实际,甚至严重地弊大于利。

外交的核心目的是利益,在这一点上,崔天凯大使讲话中的那句话是掷地有声的:斗争的目的应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那在斗争的过程中,就应尽可能减少影响人民利益和全局的代价,人民的利益得来不易,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

善于妥协、团结大多数

为了实现崔天凯上述“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的目的,当前中国外交有调整的必要,以避免崔天凯所说的“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以及“赌气仗”和“消耗仗”。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善于妥协、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

就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来说,避免崔天凯上述担心的关键是:不打意气用事下催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即不让意识形态左右自己的行为,不为国内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战,而只搞利益博弈,这是外交的天然目的。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为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难以认同的,因此搞意识形态绝没有机会赢;而后者是天经地义、举世皆然,可以得到理解。

其次是要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成员,把自己的朋友搞的多多的。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就非常重要,否则在国际上必然没有朋友。中国的外交工作绝不能意识形态化和网红化,那是对中国利益的反其道而行之行为,它必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

当然,在中国国内政治已经发生相当变化后,做到上述两点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但为了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必须下定决心解决,正如崔天凯所言,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大意、怠倦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否则的话,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国外交更加困难甚至危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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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笔者对事情的看法与崔大使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去打仗,当然消耗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内政深刻影响外交,而外交不利又反过来使内政更加复杂化,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继而使得外交困境长期无解,最后使中国外部环境逐步进入不可控乃至危险的状态。

对外紧张未必有利于国内政治

解决崔天凯大使提出的问题,首先要回归到一个思想认识上的根本问题,即:对外关系的紧张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这种观点在当年奥巴马访华时在中国国内就存在,而且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说明,至少是在中美关系中,这种认识与事实结果不符,而且其负面的后遗症毋庸置疑。

当前中国内政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宣传上,因为国内政治目的的需要,因而就一系列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向国内外广泛、反复地宣传自己的强势立场,但与此同时,又往往缺乏有效的说明和操作上的具体策划,结果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阐述和宣传,而这又和近年国内对非公经济一些现象的整肃相联系,最终构成了当前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相当一致的整体印象,即: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强势外交。而鉴于中国是经济和综合实力上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必然要以中国为敌。

这种操作方式延续至今,实际上是能在其中发现其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和动机的,即:国际斗争的紧张对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是有利的。这种认识,笔者在2014年奥巴马访华时就有所耳闻,结果奥巴马那次访华不甚愉快,而他当时一心要向中国建议的中美关系“G2模式”也受到中方批评。随后不久,中美关系果然迎来了特朗普时代,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拜登时代。

今天回过头来看,此种想法极其危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

这首先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的现状使然。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无法分离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中掌握了高科技、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断然不能容忍相关情况的发生,而且在这方面,美国的反击工具甚多,而一旦美国的反击开始,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先从波及经济开始、及至影响民众生活,如此,国内政治也就难以稳定,其政治上的收益就令人生疑了。与此同时,这恐怕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和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地位的必然结果。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断不能让自己被中国轰下世界第一霸主的交椅,必定会强烈反弹。如此一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安全将变得不可预测与控制,乃至有可能进入危险状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是在当前美国受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是受到当前美国自身环境制约、是有限和可控的,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客观上存在着短期的机遇期。但如果明年世界疫情好转,美国能够对国内疫情实现有效控制,并重启经济,则中国的短暂的机遇期也就结束了。届时可以想象,中国的外部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张。

因此在中美关系中,国际斗争的紧张有利于达成某些国内政治目的的观点,并不切合实际,甚至严重地弊大于利。

外交的核心目的是利益,在这一点上,崔天凯大使讲话中的那句话是掷地有声的:斗争的目的应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那在斗争的过程中,就应尽可能减少影响人民利益和全局的代价,人民的利益得来不易,绝不能让任何人掠夺。

善于妥协、团结大多数

为了实现崔天凯上述“维护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的目的,当前中国外交有调整的必要,以避免崔天凯所说的“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以及“赌气仗”和“消耗仗”。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善于妥协、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

就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来说,避免崔天凯上述担心的关键是:不打意气用事下催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即不让意识形态左右自己的行为,不为国内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战,而只搞利益博弈,这是外交的天然目的。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为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难以认同的,因此搞意识形态绝没有机会赢;而后者是天经地义、举世皆然,可以得到理解。

其次是要团结好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成员,把自己的朋友搞的多多的。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就非常重要,否则在国际上必然没有朋友。中国的外交工作绝不能意识形态化和网红化,那是对中国利益的反其道而行之行为,它必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

当然,在中国国内政治已经发生相当变化后,做到上述两点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但为了人民利益和战略全局,必须下定决心解决,正如崔天凯所言,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大意、怠倦和无能,使之遭受损失”。否则的话,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国外交更加困难甚至危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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