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 叶胜舟

【OR  商业新媒体】


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没有哪个人、国家和组织能幸免。处于抗疫风眼、舆论旋涡之中的谭德塞很难,世卫组织(WHO)很难。

难处之一:不擅长政治。

直白地说,是不擅长权术。医生们更擅长动手术刀,专业是和病人打交道,琢磨病人体内的细菌病毒,而非政客体内的歪门邪道。

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萨马兰奇是政治高手,把国际奥委会搞得风生水起,带离破产衰落的悬崖。他顶住重重阻力,用体育推动了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坚定支持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北京主办奥运会,坚定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坚定世界尤其西方接纳中国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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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协调机构、专业机构、服务机构;不是全球抗疫“司令部”,“参谋部”名副其实。它集聚全球顶尖专家和实验室资源,及时收集、分析、发布、共享病毒和疫情信息,协调各国行动,提出防疫建议,授权紧急使用疫苗,援助低收入国家等。

在WHO中,相对于其他医学专家,国际著名疟疾专家谭德塞既懂西方、又懂政治。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曾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非盟主席,正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力挺,2017年7月1日接替陈冯富珍任WHO总干事。毕竟母国还不强大,控制资源有限,支撑力度有限。

谭德塞始终站在抗疫第一线,只要他在WHO总部,几乎每次都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经常疾呼疫苗公平等问题,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经常流露出真性情。

曲高和寡,任何一个行业的巅峰人物有争议很正常,如果一一回应或者稍有压力就退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以他的年龄、阅历和职务,情绪早就能控制了,仍然不止一次失控。他和WHO被多次指责为“抗疫不力”,忍耐多时,但攻击他的肤色、族群,超越了他的忍耐底线,于是奋起反击。

2020年4月8日,他在WHO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最近两、三个月受到“辱骂”,受到“黑人”、“黑鬼”等种族歧视言论攻击,甚至受到“死亡威胁”,正面回应“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的肤色感到骄傲”,但这样的仇恨转移至非洲裔族群时,这就越界了,“受够了”。

2016年5月,他竞选WHO总干事时,还有其他五名候选人。2021年10月,他再次竞选WHO总干事,没有一个对手,早早获得欧盟和英、法、德等大国的支持,没有悬念地于2022年7月1日连任。

原因大致有二:一、WHO总干事不是肥缺,医生和医学组织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升官发财,疫情大流行时期更是苦差,愿意接受“烈火”煎熬的人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奉献;二、他首个任期干得漂亮,所以在WHO内部和各国没有挑战者,正如古特雷斯一样,6月18日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没有悬念地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难处之二:权责不对等。

WHO属于联合国体系,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看看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表面风光,实际只是一个大管家,只能站在道义制高点,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自觉在意的人不说一句,也会自觉在意;不自觉不在意的人即使说了千言万语,依然不自觉不在意。

联合国体系的核心权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有强制执行力,哪怕授权发动战争,也具有合法性。安理会的核心权力又属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二战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其他国家的角色主要是“陪会”和“举手”。安理会表决,从来没有先例,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照章程,抱团成功否决5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的议案。

WHO的权力和资源可以应对日常工作,个别国家或局部区域疫情蔓延(例如非洲埃博拉病毒)辛苦些也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据Worldometer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日19:16,全球报告确诊病例逾2.75亿例、死亡病例逾537.9万例,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WHO已经很努力,但应对很吃力,缺权、缺钱、缺苗、缺药、缺人。

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首脑决策迟钝或失误,为了选票和自己、本党的政治前途,不会自我反省,习惯性推诿甚至撒谎,把责任一股恼卸给WHO、或谭德塞、或其他。千错万错,自己没错,全是别人错。攻击之一是直到2020年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太晚了。

WHO也有苦衷,曾经有误报“狼来了”的先例。2009年6月11日,决定将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六级,意味着宣布进入“大流行”。

结果全球虚惊一场,媒体炒作恐慌、医疗企业发财、民众强制接种、政府和WHO流失信用,浪费不少资源,真正需要关注的工作反而耽误,WHO饱受批评,灰头土脸。

所以南非11月24日报告有新的变异毒株,吃一堑长一智的WHO两天后就紧急开会,决定将其列为“密切关注的变异毒株”(VOC),以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迅速拉响全球警报。2020年3月反应慢了半拍,是对2009年6月的争议心有余悸;2021年11月反应快了半拍,是对2020年3月的争议心有余悸。

在全球最需要团结、最需要带头大哥之际,2020年美国拖欠WHO会费逾1.2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还公告退出WHO,对谭德塞和WHO是沉重打击。2020年7月9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憋屈地声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相反,这是全球和国家层面领导力和团结的缺乏。”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虽然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体之一,不可或缺,但碰到大灾大难,还是主权国家尤其主要大国起决定性作用。即使主权国家,如果中央政府不够强有力,也会躺平不扛责任,看看美国、印度、巴西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据就是残酷证明。

碰到朝鲜这样的另类,至今封锁国境,与世隔绝,WHO尽管有无数良方,仍然束手无策。多次给朝鲜分配了免费的阿斯利康疫苗,累计剂量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5,但朝鲜拒绝。你搞不清楚它是真的好心,转让给更需要的非洲穷国;还是它就压根看不上,指望免费获得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

欧盟设想扩大WHO应急处置疫情的权力,笔者不看好,这意味着现有主权国家在特定时候需让渡部分主权。穷国、小国意见不大,反正需要国际援助,一家肯定抗不住,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愿意吗?欧盟27个成员国协调一致都磕磕碰碰,指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另有一些地区未加入)协调一致更是难乎其难。

难处之三:有心而无力。

以疫苗分配为例,WHO、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定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目标是2021年12月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40%,无情的现实是只能交付约6亿剂、只有约7%。很多富国囤积疫苗,宁愿过期或即将过期,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一线医护人员却一剂疫苗都接种不了。

这公平吗?人道吗?短期内看得到解决的希望吗?回答令人沮丧。谭德塞、WHO和国际舆论反复呼吁和批评这不公平,有什么效果呢?富国依然主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哪怕邻居大火烧上房,还在自家院内大放水、大储水,不惜过度保护。

一年以来,富国和疫苗企业捐赠疫苗的承诺天花乱坠,每月动态公布的寥寥无几。谭德塞和WHO一直呼吁向COVAX加快捐赠、扩大捐赠,但一直没有详细、动态公布捐赠疫苗的剂量和来源。

不是不想公布,而是担忧一公布,很多大国大企业惨遭打脸,恼羞成怒,不会反思自己不对,而是纷纷指责WHO不对,今后WHO募捐更难了。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Omicron出现并迅速扩散后,富国、大国抢购和囤积疫苗的现象只重不轻,加快第三针接种更迫切,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更难、更少、更慢。即使疫苗企业的量产能力飞跃,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也不会主动大降价,反而继续优先保证富国、大国的供应。

以更头痛和敏感的病毒溯源为例,中国武汉全球首先报告,从医学常识而言,现在下结论病毒起源于武汉,为时过早。正如Omicron虽然是南非首先报告,首个病例来自博茨瓦纳,但目前没有证据下结论,就起源于南非或博茨瓦纳。

2003年SARS病毒溯源,历经科研人员长期艰辛的田野调查,石正丽才找到比较权威的证据,12年后经同行审核在顶尖的学术期刊发表,还不能说定论,今后如果找到更扎实的证据也可能推翻。

武汉当然需要接受国际调查,也配合接受了WHO专家组的调查。3月30日,中国—WHO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在日内瓦发布,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等国不满意,要求进行第二次调查,目标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7月15日,WHO迫于压力提出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中国不干了,拒绝无条件接受,要求如果进行第二次调查,必须包括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何况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国在2019年12月前保留的血液样本、污水样本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也应该一并接受溯源调查。

WHO夹在强国政治博弈之中,左右为难,二次调查何时实现、如何实现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不是单一强国元首说了算。它召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容易,未必如愿进入所有想调查的国家和场所,未必如愿获得被调查国家的充分配合。可能去不了,可能去了也是白去。

12月15日,WHO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在新闻发布会上预测,“新冠肺炎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12月17日凌晨,张文宏在微博上发文预测,“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他们基于医学预测偏乐观,笔者基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预测,远远没有这么乐观。

姑且不论Omicron全球迅猛扩散对有基础疾病老人和医疗体系的冲击、2022年是否又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存在很现实的两个困境:即使今天富国、大国和疫苗企业联合声明,无条件资助所有低收入国家全程接种,每人三针疫苗的生产、运输、分配、接种和相应的统筹安排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即使今天研制成功经充分实证的特效疫苗、特效药品,和过去一年的潜规则一样,低收入国家2022年决无可能优先享受。

12月20日,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示,“2022年必须是我们结束大流行的一年”,只是强调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全球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没有建立免疫屏障,WHO敢在2022年宣布“大流行”结束吗?不管个体喜不喜欢、国家愿不愿意,新冠病毒其实已经倒逼人类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了。疫苗分配不公平,疫情大流行就不会轻易结束;穷人、穷国还流行疫情,富人、富国就别想一切恢复从前。

2005年10月7日,尽管美国反对,诺贝尔和平奖仍然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表彰阻止军事领域核扩散、加强民用领域核安全的突出贡献。他们已竭尽全力、恪尽职守,你怎么能因为伊核、朝核问题至今未解决,就贬低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待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之时,期待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拉迪一样,他们也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减少了无数人的伤痛和死亡。他们的爱心与业绩应该被铭记,时间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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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与世卫组织的“三难”

发布日期:2021-12-22 08:00
|叶胜舟: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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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没有哪个人、国家和组织能幸免。处于抗疫风眼、舆论旋涡之中的谭德塞很难,世卫组织(WHO)很难。

难处之一:不擅长政治。

直白地说,是不擅长权术。医生们更擅长动手术刀,专业是和病人打交道,琢磨病人体内的细菌病毒,而非政客体内的歪门邪道。

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萨马兰奇是政治高手,把国际奥委会搞得风生水起,带离破产衰落的悬崖。他顶住重重阻力,用体育推动了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坚定支持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北京主办奥运会,坚定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坚定世界尤其西方接纳中国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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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协调机构、专业机构、服务机构;不是全球抗疫“司令部”,“参谋部”名副其实。它集聚全球顶尖专家和实验室资源,及时收集、分析、发布、共享病毒和疫情信息,协调各国行动,提出防疫建议,授权紧急使用疫苗,援助低收入国家等。

在WHO中,相对于其他医学专家,国际著名疟疾专家谭德塞既懂西方、又懂政治。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曾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非盟主席,正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力挺,2017年7月1日接替陈冯富珍任WHO总干事。毕竟母国还不强大,控制资源有限,支撑力度有限。

谭德塞始终站在抗疫第一线,只要他在WHO总部,几乎每次都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经常疾呼疫苗公平等问题,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经常流露出真性情。

曲高和寡,任何一个行业的巅峰人物有争议很正常,如果一一回应或者稍有压力就退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以他的年龄、阅历和职务,情绪早就能控制了,仍然不止一次失控。他和WHO被多次指责为“抗疫不力”,忍耐多时,但攻击他的肤色、族群,超越了他的忍耐底线,于是奋起反击。

2020年4月8日,他在WHO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最近两、三个月受到“辱骂”,受到“黑人”、“黑鬼”等种族歧视言论攻击,甚至受到“死亡威胁”,正面回应“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的肤色感到骄傲”,但这样的仇恨转移至非洲裔族群时,这就越界了,“受够了”。

2016年5月,他竞选WHO总干事时,还有其他五名候选人。2021年10月,他再次竞选WHO总干事,没有一个对手,早早获得欧盟和英、法、德等大国的支持,没有悬念地于2022年7月1日连任。

原因大致有二:一、WHO总干事不是肥缺,医生和医学组织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升官发财,疫情大流行时期更是苦差,愿意接受“烈火”煎熬的人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奉献;二、他首个任期干得漂亮,所以在WHO内部和各国没有挑战者,正如古特雷斯一样,6月18日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没有悬念地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难处之二:权责不对等。

WHO属于联合国体系,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看看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表面风光,实际只是一个大管家,只能站在道义制高点,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自觉在意的人不说一句,也会自觉在意;不自觉不在意的人即使说了千言万语,依然不自觉不在意。

联合国体系的核心权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有强制执行力,哪怕授权发动战争,也具有合法性。安理会的核心权力又属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二战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其他国家的角色主要是“陪会”和“举手”。安理会表决,从来没有先例,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照章程,抱团成功否决5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的议案。

WHO的权力和资源可以应对日常工作,个别国家或局部区域疫情蔓延(例如非洲埃博拉病毒)辛苦些也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据Worldometer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日19:16,全球报告确诊病例逾2.75亿例、死亡病例逾537.9万例,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WHO已经很努力,但应对很吃力,缺权、缺钱、缺苗、缺药、缺人。

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首脑决策迟钝或失误,为了选票和自己、本党的政治前途,不会自我反省,习惯性推诿甚至撒谎,把责任一股恼卸给WHO、或谭德塞、或其他。千错万错,自己没错,全是别人错。攻击之一是直到2020年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太晚了。

WHO也有苦衷,曾经有误报“狼来了”的先例。2009年6月11日,决定将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六级,意味着宣布进入“大流行”。

结果全球虚惊一场,媒体炒作恐慌、医疗企业发财、民众强制接种、政府和WHO流失信用,浪费不少资源,真正需要关注的工作反而耽误,WHO饱受批评,灰头土脸。

所以南非11月24日报告有新的变异毒株,吃一堑长一智的WHO两天后就紧急开会,决定将其列为“密切关注的变异毒株”(VOC),以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迅速拉响全球警报。2020年3月反应慢了半拍,是对2009年6月的争议心有余悸;2021年11月反应快了半拍,是对2020年3月的争议心有余悸。

在全球最需要团结、最需要带头大哥之际,2020年美国拖欠WHO会费逾1.2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还公告退出WHO,对谭德塞和WHO是沉重打击。2020年7月9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憋屈地声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相反,这是全球和国家层面领导力和团结的缺乏。”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虽然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体之一,不可或缺,但碰到大灾大难,还是主权国家尤其主要大国起决定性作用。即使主权国家,如果中央政府不够强有力,也会躺平不扛责任,看看美国、印度、巴西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据就是残酷证明。

碰到朝鲜这样的另类,至今封锁国境,与世隔绝,WHO尽管有无数良方,仍然束手无策。多次给朝鲜分配了免费的阿斯利康疫苗,累计剂量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5,但朝鲜拒绝。你搞不清楚它是真的好心,转让给更需要的非洲穷国;还是它就压根看不上,指望免费获得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

欧盟设想扩大WHO应急处置疫情的权力,笔者不看好,这意味着现有主权国家在特定时候需让渡部分主权。穷国、小国意见不大,反正需要国际援助,一家肯定抗不住,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愿意吗?欧盟27个成员国协调一致都磕磕碰碰,指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另有一些地区未加入)协调一致更是难乎其难。

难处之三:有心而无力。

以疫苗分配为例,WHO、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定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目标是2021年12月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40%,无情的现实是只能交付约6亿剂、只有约7%。很多富国囤积疫苗,宁愿过期或即将过期,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一线医护人员却一剂疫苗都接种不了。

这公平吗?人道吗?短期内看得到解决的希望吗?回答令人沮丧。谭德塞、WHO和国际舆论反复呼吁和批评这不公平,有什么效果呢?富国依然主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哪怕邻居大火烧上房,还在自家院内大放水、大储水,不惜过度保护。

一年以来,富国和疫苗企业捐赠疫苗的承诺天花乱坠,每月动态公布的寥寥无几。谭德塞和WHO一直呼吁向COVAX加快捐赠、扩大捐赠,但一直没有详细、动态公布捐赠疫苗的剂量和来源。

不是不想公布,而是担忧一公布,很多大国大企业惨遭打脸,恼羞成怒,不会反思自己不对,而是纷纷指责WHO不对,今后WHO募捐更难了。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Omicron出现并迅速扩散后,富国、大国抢购和囤积疫苗的现象只重不轻,加快第三针接种更迫切,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更难、更少、更慢。即使疫苗企业的量产能力飞跃,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也不会主动大降价,反而继续优先保证富国、大国的供应。

以更头痛和敏感的病毒溯源为例,中国武汉全球首先报告,从医学常识而言,现在下结论病毒起源于武汉,为时过早。正如Omicron虽然是南非首先报告,首个病例来自博茨瓦纳,但目前没有证据下结论,就起源于南非或博茨瓦纳。

2003年SARS病毒溯源,历经科研人员长期艰辛的田野调查,石正丽才找到比较权威的证据,12年后经同行审核在顶尖的学术期刊发表,还不能说定论,今后如果找到更扎实的证据也可能推翻。

武汉当然需要接受国际调查,也配合接受了WHO专家组的调查。3月30日,中国—WHO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在日内瓦发布,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等国不满意,要求进行第二次调查,目标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7月15日,WHO迫于压力提出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中国不干了,拒绝无条件接受,要求如果进行第二次调查,必须包括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何况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国在2019年12月前保留的血液样本、污水样本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也应该一并接受溯源调查。

WHO夹在强国政治博弈之中,左右为难,二次调查何时实现、如何实现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不是单一强国元首说了算。它召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容易,未必如愿进入所有想调查的国家和场所,未必如愿获得被调查国家的充分配合。可能去不了,可能去了也是白去。

12月15日,WHO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在新闻发布会上预测,“新冠肺炎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12月17日凌晨,张文宏在微博上发文预测,“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他们基于医学预测偏乐观,笔者基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预测,远远没有这么乐观。

姑且不论Omicron全球迅猛扩散对有基础疾病老人和医疗体系的冲击、2022年是否又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存在很现实的两个困境:即使今天富国、大国和疫苗企业联合声明,无条件资助所有低收入国家全程接种,每人三针疫苗的生产、运输、分配、接种和相应的统筹安排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即使今天研制成功经充分实证的特效疫苗、特效药品,和过去一年的潜规则一样,低收入国家2022年决无可能优先享受。

12月20日,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示,“2022年必须是我们结束大流行的一年”,只是强调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全球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没有建立免疫屏障,WHO敢在2022年宣布“大流行”结束吗?不管个体喜不喜欢、国家愿不愿意,新冠病毒其实已经倒逼人类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了。疫苗分配不公平,疫情大流行就不会轻易结束;穷人、穷国还流行疫情,富人、富国就别想一切恢复从前。

2005年10月7日,尽管美国反对,诺贝尔和平奖仍然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表彰阻止军事领域核扩散、加强民用领域核安全的突出贡献。他们已竭尽全力、恪尽职守,你怎么能因为伊核、朝核问题至今未解决,就贬低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待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之时,期待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拉迪一样,他们也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减少了无数人的伤痛和死亡。他们的爱心与业绩应该被铭记,时间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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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舟: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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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没有哪个人、国家和组织能幸免。处于抗疫风眼、舆论旋涡之中的谭德塞很难,世卫组织(WHO)很难。

难处之一:不擅长政治。

直白地说,是不擅长权术。医生们更擅长动手术刀,专业是和病人打交道,琢磨病人体内的细菌病毒,而非政客体内的歪门邪道。

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萨马兰奇是政治高手,把国际奥委会搞得风生水起,带离破产衰落的悬崖。他顶住重重阻力,用体育推动了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坚定支持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北京主办奥运会,坚定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坚定世界尤其西方接纳中国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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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HO中,相对于其他医学专家,国际著名疟疾专家谭德塞既懂西方、又懂政治。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曾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非盟主席,正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力挺,2017年7月1日接替陈冯富珍任WHO总干事。毕竟母国还不强大,控制资源有限,支撑力度有限。

谭德塞始终站在抗疫第一线,只要他在WHO总部,几乎每次都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经常疾呼疫苗公平等问题,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经常流露出真性情。

曲高和寡,任何一个行业的巅峰人物有争议很正常,如果一一回应或者稍有压力就退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以他的年龄、阅历和职务,情绪早就能控制了,仍然不止一次失控。他和WHO被多次指责为“抗疫不力”,忍耐多时,但攻击他的肤色、族群,超越了他的忍耐底线,于是奋起反击。

2020年4月8日,他在WHO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最近两、三个月受到“辱骂”,受到“黑人”、“黑鬼”等种族歧视言论攻击,甚至受到“死亡威胁”,正面回应“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的肤色感到骄傲”,但这样的仇恨转移至非洲裔族群时,这就越界了,“受够了”。

2016年5月,他竞选WHO总干事时,还有其他五名候选人。2021年10月,他再次竞选WHO总干事,没有一个对手,早早获得欧盟和英、法、德等大国的支持,没有悬念地于2022年7月1日连任。

原因大致有二:一、WHO总干事不是肥缺,医生和医学组织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升官发财,疫情大流行时期更是苦差,愿意接受“烈火”煎熬的人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奉献;二、他首个任期干得漂亮,所以在WHO内部和各国没有挑战者,正如古特雷斯一样,6月18日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没有悬念地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难处之二:权责不对等。

WHO属于联合国体系,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看看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表面风光,实际只是一个大管家,只能站在道义制高点,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自觉在意的人不说一句,也会自觉在意;不自觉不在意的人即使说了千言万语,依然不自觉不在意。

联合国体系的核心权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有强制执行力,哪怕授权发动战争,也具有合法性。安理会的核心权力又属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二战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其他国家的角色主要是“陪会”和“举手”。安理会表决,从来没有先例,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照章程,抱团成功否决5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的议案。

WHO的权力和资源可以应对日常工作,个别国家或局部区域疫情蔓延(例如非洲埃博拉病毒)辛苦些也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据Worldometer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日19:16,全球报告确诊病例逾2.75亿例、死亡病例逾537.9万例,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WHO已经很努力,但应对很吃力,缺权、缺钱、缺苗、缺药、缺人。

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首脑决策迟钝或失误,为了选票和自己、本党的政治前途,不会自我反省,习惯性推诿甚至撒谎,把责任一股恼卸给WHO、或谭德塞、或其他。千错万错,自己没错,全是别人错。攻击之一是直到2020年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太晚了。

WHO也有苦衷,曾经有误报“狼来了”的先例。2009年6月11日,决定将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六级,意味着宣布进入“大流行”。

结果全球虚惊一场,媒体炒作恐慌、医疗企业发财、民众强制接种、政府和WHO流失信用,浪费不少资源,真正需要关注的工作反而耽误,WHO饱受批评,灰头土脸。

所以南非11月24日报告有新的变异毒株,吃一堑长一智的WHO两天后就紧急开会,决定将其列为“密切关注的变异毒株”(VOC),以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迅速拉响全球警报。2020年3月反应慢了半拍,是对2009年6月的争议心有余悸;2021年11月反应快了半拍,是对2020年3月的争议心有余悸。

在全球最需要团结、最需要带头大哥之际,2020年美国拖欠WHO会费逾1.2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还公告退出WHO,对谭德塞和WHO是沉重打击。2020年7月9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憋屈地声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相反,这是全球和国家层面领导力和团结的缺乏。”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虽然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体之一,不可或缺,但碰到大灾大难,还是主权国家尤其主要大国起决定性作用。即使主权国家,如果中央政府不够强有力,也会躺平不扛责任,看看美国、印度、巴西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据就是残酷证明。

碰到朝鲜这样的另类,至今封锁国境,与世隔绝,WHO尽管有无数良方,仍然束手无策。多次给朝鲜分配了免费的阿斯利康疫苗,累计剂量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5,但朝鲜拒绝。你搞不清楚它是真的好心,转让给更需要的非洲穷国;还是它就压根看不上,指望免费获得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

欧盟设想扩大WHO应急处置疫情的权力,笔者不看好,这意味着现有主权国家在特定时候需让渡部分主权。穷国、小国意见不大,反正需要国际援助,一家肯定抗不住,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愿意吗?欧盟27个成员国协调一致都磕磕碰碰,指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另有一些地区未加入)协调一致更是难乎其难。

难处之三:有心而无力。

以疫苗分配为例,WHO、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定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目标是2021年12月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40%,无情的现实是只能交付约6亿剂、只有约7%。很多富国囤积疫苗,宁愿过期或即将过期,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一线医护人员却一剂疫苗都接种不了。

这公平吗?人道吗?短期内看得到解决的希望吗?回答令人沮丧。谭德塞、WHO和国际舆论反复呼吁和批评这不公平,有什么效果呢?富国依然主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哪怕邻居大火烧上房,还在自家院内大放水、大储水,不惜过度保护。

一年以来,富国和疫苗企业捐赠疫苗的承诺天花乱坠,每月动态公布的寥寥无几。谭德塞和WHO一直呼吁向COVAX加快捐赠、扩大捐赠,但一直没有详细、动态公布捐赠疫苗的剂量和来源。

不是不想公布,而是担忧一公布,很多大国大企业惨遭打脸,恼羞成怒,不会反思自己不对,而是纷纷指责WHO不对,今后WHO募捐更难了。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Omicron出现并迅速扩散后,富国、大国抢购和囤积疫苗的现象只重不轻,加快第三针接种更迫切,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更难、更少、更慢。即使疫苗企业的量产能力飞跃,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也不会主动大降价,反而继续优先保证富国、大国的供应。

以更头痛和敏感的病毒溯源为例,中国武汉全球首先报告,从医学常识而言,现在下结论病毒起源于武汉,为时过早。正如Omicron虽然是南非首先报告,首个病例来自博茨瓦纳,但目前没有证据下结论,就起源于南非或博茨瓦纳。

2003年SARS病毒溯源,历经科研人员长期艰辛的田野调查,石正丽才找到比较权威的证据,12年后经同行审核在顶尖的学术期刊发表,还不能说定论,今后如果找到更扎实的证据也可能推翻。

武汉当然需要接受国际调查,也配合接受了WHO专家组的调查。3月30日,中国—WHO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在日内瓦发布,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等国不满意,要求进行第二次调查,目标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7月15日,WHO迫于压力提出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中国不干了,拒绝无条件接受,要求如果进行第二次调查,必须包括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何况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国在2019年12月前保留的血液样本、污水样本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也应该一并接受溯源调查。

WHO夹在强国政治博弈之中,左右为难,二次调查何时实现、如何实现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不是单一强国元首说了算。它召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容易,未必如愿进入所有想调查的国家和场所,未必如愿获得被调查国家的充分配合。可能去不了,可能去了也是白去。

12月15日,WHO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在新闻发布会上预测,“新冠肺炎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12月17日凌晨,张文宏在微博上发文预测,“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他们基于医学预测偏乐观,笔者基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预测,远远没有这么乐观。

姑且不论Omicron全球迅猛扩散对有基础疾病老人和医疗体系的冲击、2022年是否又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存在很现实的两个困境:即使今天富国、大国和疫苗企业联合声明,无条件资助所有低收入国家全程接种,每人三针疫苗的生产、运输、分配、接种和相应的统筹安排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即使今天研制成功经充分实证的特效疫苗、特效药品,和过去一年的潜规则一样,低收入国家2022年决无可能优先享受。

12月20日,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示,“2022年必须是我们结束大流行的一年”,只是强调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全球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没有建立免疫屏障,WHO敢在2022年宣布“大流行”结束吗?不管个体喜不喜欢、国家愿不愿意,新冠病毒其实已经倒逼人类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了。疫苗分配不公平,疫情大流行就不会轻易结束;穷人、穷国还流行疫情,富人、富国就别想一切恢复从前。

2005年10月7日,尽管美国反对,诺贝尔和平奖仍然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表彰阻止军事领域核扩散、加强民用领域核安全的突出贡献。他们已竭尽全力、恪尽职守,你怎么能因为伊核、朝核问题至今未解决,就贬低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待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之时,期待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拉迪一样,他们也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减少了无数人的伤痛和死亡。他们的爱心与业绩应该被铭记,时间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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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与世卫组织的“三难”

发布日期:2021-12-22 08:00
|叶胜舟: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 叶胜舟

【OR  商业新媒体】


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没有哪个人、国家和组织能幸免。处于抗疫风眼、舆论旋涡之中的谭德塞很难,世卫组织(WHO)很难。

难处之一:不擅长政治。

直白地说,是不擅长权术。医生们更擅长动手术刀,专业是和病人打交道,琢磨病人体内的细菌病毒,而非政客体内的歪门邪道。

西班牙首任驻苏联大使萨马兰奇是政治高手,把国际奥委会搞得风生水起,带离破产衰落的悬崖。他顶住重重阻力,用体育推动了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坚定支持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北京主办奥运会,坚定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心,坚定世界尤其西方接纳中国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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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协调机构、专业机构、服务机构;不是全球抗疫“司令部”,“参谋部”名副其实。它集聚全球顶尖专家和实验室资源,及时收集、分析、发布、共享病毒和疫情信息,协调各国行动,提出防疫建议,授权紧急使用疫苗,援助低收入国家等。

在WHO中,相对于其他医学专家,国际著名疟疾专家谭德塞既懂西方、又懂政治。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曾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非盟主席,正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力挺,2017年7月1日接替陈冯富珍任WHO总干事。毕竟母国还不强大,控制资源有限,支撑力度有限。

谭德塞始终站在抗疫第一线,只要他在WHO总部,几乎每次都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经常疾呼疫苗公平等问题,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经常流露出真性情。

曲高和寡,任何一个行业的巅峰人物有争议很正常,如果一一回应或者稍有压力就退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以他的年龄、阅历和职务,情绪早就能控制了,仍然不止一次失控。他和WHO被多次指责为“抗疫不力”,忍耐多时,但攻击他的肤色、族群,超越了他的忍耐底线,于是奋起反击。

2020年4月8日,他在WHO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最近两、三个月受到“辱骂”,受到“黑人”、“黑鬼”等种族歧视言论攻击,甚至受到“死亡威胁”,正面回应“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的肤色感到骄傲”,但这样的仇恨转移至非洲裔族群时,这就越界了,“受够了”。

2016年5月,他竞选WHO总干事时,还有其他五名候选人。2021年10月,他再次竞选WHO总干事,没有一个对手,早早获得欧盟和英、法、德等大国的支持,没有悬念地于2022年7月1日连任。

原因大致有二:一、WHO总干事不是肥缺,医生和医学组织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升官发财,疫情大流行时期更是苦差,愿意接受“烈火”煎熬的人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奉献;二、他首个任期干得漂亮,所以在WHO内部和各国没有挑战者,正如古特雷斯一样,6月18日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没有悬念地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难处之二:权责不对等。

WHO属于联合国体系,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看看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和作用,表面风光,实际只是一个大管家,只能站在道义制高点,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自觉在意的人不说一句,也会自觉在意;不自觉不在意的人即使说了千言万语,依然不自觉不在意。

联合国体系的核心权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有强制执行力,哪怕授权发动战争,也具有合法性。安理会的核心权力又属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二战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其他国家的角色主要是“陪会”和“举手”。安理会表决,从来没有先例,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照章程,抱团成功否决5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的议案。

WHO的权力和资源可以应对日常工作,个别国家或局部区域疫情蔓延(例如非洲埃博拉病毒)辛苦些也能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据Worldometer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日19:16,全球报告确诊病例逾2.75亿例、死亡病例逾537.9万例,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WHO已经很努力,但应对很吃力,缺权、缺钱、缺苗、缺药、缺人。

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首脑决策迟钝或失误,为了选票和自己、本党的政治前途,不会自我反省,习惯性推诿甚至撒谎,把责任一股恼卸给WHO、或谭德塞、或其他。千错万错,自己没错,全是别人错。攻击之一是直到2020年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太晚了。

WHO也有苦衷,曾经有误报“狼来了”的先例。2009年6月11日,决定将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六级,意味着宣布进入“大流行”。

结果全球虚惊一场,媒体炒作恐慌、医疗企业发财、民众强制接种、政府和WHO流失信用,浪费不少资源,真正需要关注的工作反而耽误,WHO饱受批评,灰头土脸。

所以南非11月24日报告有新的变异毒株,吃一堑长一智的WHO两天后就紧急开会,决定将其列为“密切关注的变异毒株”(VOC),以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迅速拉响全球警报。2020年3月反应慢了半拍,是对2009年6月的争议心有余悸;2021年11月反应快了半拍,是对2020年3月的争议心有余悸。

在全球最需要团结、最需要带头大哥之际,2020年美国拖欠WHO会费逾1.2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还公告退出WHO,对谭德塞和WHO是沉重打击。2020年7月9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度哽咽,憋屈地声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相反,这是全球和国家层面领导力和团结的缺乏。”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虽然是国际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体之一,不可或缺,但碰到大灾大难,还是主权国家尤其主要大国起决定性作用。即使主权国家,如果中央政府不够强有力,也会躺平不扛责任,看看美国、印度、巴西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据就是残酷证明。

碰到朝鲜这样的另类,至今封锁国境,与世隔绝,WHO尽管有无数良方,仍然束手无策。多次给朝鲜分配了免费的阿斯利康疫苗,累计剂量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5,但朝鲜拒绝。你搞不清楚它是真的好心,转让给更需要的非洲穷国;还是它就压根看不上,指望免费获得有效率更高的mRNA疫苗。

欧盟设想扩大WHO应急处置疫情的权力,笔者不看好,这意味着现有主权国家在特定时候需让渡部分主权。穷国、小国意见不大,反正需要国际援助,一家肯定抗不住,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愿意吗?欧盟27个成员国协调一致都磕磕碰碰,指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另有一些地区未加入)协调一致更是难乎其难。

难处之三:有心而无力。

以疫苗分配为例,WHO、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定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目标是2021年12月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40%,无情的现实是只能交付约6亿剂、只有约7%。很多富国囤积疫苗,宁愿过期或即将过期,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一线医护人员却一剂疫苗都接种不了。

这公平吗?人道吗?短期内看得到解决的希望吗?回答令人沮丧。谭德塞、WHO和国际舆论反复呼吁和批评这不公平,有什么效果呢?富国依然主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哪怕邻居大火烧上房,还在自家院内大放水、大储水,不惜过度保护。

一年以来,富国和疫苗企业捐赠疫苗的承诺天花乱坠,每月动态公布的寥寥无几。谭德塞和WHO一直呼吁向COVAX加快捐赠、扩大捐赠,但一直没有详细、动态公布捐赠疫苗的剂量和来源。

不是不想公布,而是担忧一公布,很多大国大企业惨遭打脸,恼羞成怒,不会反思自己不对,而是纷纷指责WHO不对,今后WHO募捐更难了。高尚的人基于高尚的目标,要为高尚的行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向未必高尚的人妥协,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

Omicron出现并迅速扩散后,富国、大国抢购和囤积疫苗的现象只重不轻,加快第三针接种更迫切,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更难、更少、更慢。即使疫苗企业的量产能力飞跃,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也不会主动大降价,反而继续优先保证富国、大国的供应。

以更头痛和敏感的病毒溯源为例,中国武汉全球首先报告,从医学常识而言,现在下结论病毒起源于武汉,为时过早。正如Omicron虽然是南非首先报告,首个病例来自博茨瓦纳,但目前没有证据下结论,就起源于南非或博茨瓦纳。

2003年SARS病毒溯源,历经科研人员长期艰辛的田野调查,石正丽才找到比较权威的证据,12年后经同行审核在顶尖的学术期刊发表,还不能说定论,今后如果找到更扎实的证据也可能推翻。

武汉当然需要接受国际调查,也配合接受了WHO专家组的调查。3月30日,中国—WHO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在日内瓦发布,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美国等国不满意,要求进行第二次调查,目标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7月15日,WHO迫于压力提出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中国不干了,拒绝无条件接受,要求如果进行第二次调查,必须包括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何况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国在2019年12月前保留的血液样本、污水样本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也应该一并接受溯源调查。

WHO夹在强国政治博弈之中,左右为难,二次调查何时实现、如何实现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不是单一强国元首说了算。它召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容易,未必如愿进入所有想调查的国家和场所,未必如愿获得被调查国家的充分配合。可能去不了,可能去了也是白去。

12月15日,WHO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在新闻发布会上预测,“新冠肺炎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12月17日凌晨,张文宏在微博上发文预测,“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他们基于医学预测偏乐观,笔者基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预测,远远没有这么乐观。

姑且不论Omicron全球迅猛扩散对有基础疾病老人和医疗体系的冲击、2022年是否又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存在很现实的两个困境:即使今天富国、大国和疫苗企业联合声明,无条件资助所有低收入国家全程接种,每人三针疫苗的生产、运输、分配、接种和相应的统筹安排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即使今天研制成功经充分实证的特效疫苗、特效药品,和过去一年的潜规则一样,低收入国家2022年决无可能优先享受。

12月20日,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示,“2022年必须是我们结束大流行的一年”,只是强调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如果全球数十个低收入国家没有建立免疫屏障,WHO敢在2022年宣布“大流行”结束吗?不管个体喜不喜欢、国家愿不愿意,新冠病毒其实已经倒逼人类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了。疫苗分配不公平,疫情大流行就不会轻易结束;穷人、穷国还流行疫情,富人、富国就别想一切恢复从前。

2005年10月7日,尽管美国反对,诺贝尔和平奖仍然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表彰阻止军事领域核扩散、加强民用领域核安全的突出贡献。他们已竭尽全力、恪尽职守,你怎么能因为伊核、朝核问题至今未解决,就贬低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待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之时,期待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拉迪一样,他们也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减少了无数人的伤痛和死亡。他们的爱心与业绩应该被铭记,时间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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