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国经济复苏的先发优势完全来自于疫情防控。这个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



|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OR  商业新媒体】


随着多国放开新冠疫情管控,全球在密切关注中国防疫措施的动向。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坚持“零容忍”政策,包括对跨国旅行的限制、“14+7”的隔离天数要求以及封闭有疫情的小区等局域性措施。很多外企对此有怨言,因为他们许多的生产活动依赖于外国专家入境对机器进行调试和升级,和国内供应商的谈判通常也需要海外高层亲自出席。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零容忍”政策会突然中断港口服务和公司运营,对于住宿餐饮业和消费的影响巨大。但反过来,假如新冠疫情失控爆发,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可能更加难以承受。我们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估算防疫政策的得失,结果显示2021年,工业、农业和金融业产值反而都超过了历史增长趋势。“零容忍”政策的冲击集中体现于住宿餐饮业,但由于其增加值仅占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房地产业较之历史趋势有近5%的收缩,但这并非是疫情导致的,而是去杠杆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

一个估算(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我们根据历史增速趋势估算防疫措施带来的影响。第一步先计算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率。GDP均使用2016年不变价计算,以去除通胀的影响。以此四年平均作为趋势值计算2020年和2021年的GDP,该数字可以通俗为解释为“假如没有疫情,GDP本来可以是多少”。之后用统计局公布的名义GDP数值(也要折算为2016年不变价)值减去趋势估值,差值即为疫情的影响。如果改变前提假设,当然会得出不同的数字,但数字的绝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和方向。就算是使用不同的的历史年度计算趋势,或者改变其他的条件,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2020全年的统计数字统计局已经公布(在2021年12月17日统计局还公布了最终核实数据,分项指标有小幅调整,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结论显而易见:2020年疫情拉低了所有产业的产值:农业GDP被拉低了7%,工业低了3%,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低了11%。注意这些差值包含了病毒本身对生产力的影响、封城等防疫措施的影响、海外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提高、国内宏观政策托底、疫情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如远程工作、避免拥挤的公共场合),这些效果在数字上是难以分离的。

2021年的计算略为繁琐,因为只有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首先需要估算全年GDP。2021年工业部门的生产节奏已大约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因此可用2019年前三季度GPD占全年比例估算2021年的数字,之后把该数据和历史趋势值相比较。2021年和2020年不同,因为感染新冠的人数很少,病毒本身对于生产力影响不大。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没有额外的刺激措施,事实上的力度都低于2020年。因此这个差值主要体现的是“零容忍”防疫措施、宏观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结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2021年,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增加值均超过了历史趋势。工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高了近8%,居各行业之首,农业高了约5%,建筑业高了约2%。而服务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低了4%。在正常年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通常占GDP的7%,39%和53%,按此比例计算可得2021年GDP比历史趋势高了约1%,这其中最大的推力是出口。

因为国外始终无法控制疫情蔓延,需要依赖中国生产,从而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出口量。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5%,许多细分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假如没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制造业生产也可能受出口推动而超过疫情前的趋势,但涨幅却会受限。严控疫情蔓延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会防止生产和运输的中断,保持产业链的完整,稳定市场预期。农业活动多为劳动密集型,对季节敏感,依赖运输和专业服务(如化肥和饲料运输、动物防疫等)。严控疫情蔓延对于保证农业生产极为关键,这也是疫情后中国农业生产反而屡创历史新高的前提。

疫情的负面影响集中于服务业,但仍需区别对待。第一,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在收缩。比如,金融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高了近5%,这是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结果。批发零售和交通仓储均有小幅收缩,但是其中和电商有关的零售与物流是在大幅扩张的,收缩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零售市场。第二,服务业收缩并非都是由于疫情。由于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统计,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压降杠杆的努力使得相关附加值下跌。房地产增加值比趋势值低了近5%。第三,“零容忍”防疫政策的负面影响几乎全部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低了15%)。但由于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仅占全部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效率和公平的折中

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直观的不便,但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得出“零容忍政策拖累了整体经济复苏”这个结论。相反的,似乎中国经济复苏的先发优势完全来自于疫情防控。这个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在全球产业链受到疫情侵蚀的背景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传播,打了时间差,从而保证了海内外供给和就业岗位。开放边境固然可以提振服务业,但对于国内生产、生活和医院系统的冲击可能会难以估量。

然而,对于服务业中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确带来了持久的冲击。尤其到了2021年下半年,旅游和商务出行仍然频繁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对于消费心理影响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问题。下行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因为对于中小城市的家庭,如果不买新房,通常是很难有车、空调等大件消费的。即使对于受益于“零容忍”政策的工业部门,不能有效控制成本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私企和个体户)也会面临生存危机。从2020年3月疫情全球爆发至今,中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始终为出口,由此带动了面向外需的工业生产。但如今出口已在历史高位震荡数月,明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工业生产可能将面临减速压力,经济增长引擎需要至少部分转向服务业。

近期的政策已经在向支持服务业企业倾斜,包括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展期,减税降费等等。但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扩大内需。消费仍然是国内经济复苏的瓶颈。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提高收入较为困难,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直接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助。央行数字货币此前已在深圳罗湖等地试点,向公众发放数字红包,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商户消费。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以“稳”为主,直接补贴消费者对于稳增长恐怕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预期明年央行数字货币的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将扩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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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零容忍”防疫政策成本的估算

发布日期:2021-12-21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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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国放开新冠疫情管控,全球在密切关注中国防疫措施的动向。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坚持“零容忍”政策,包括对跨国旅行的限制、“14+7”的隔离天数要求以及封闭有疫情的小区等局域性措施。很多外企对此有怨言,因为他们许多的生产活动依赖于外国专家入境对机器进行调试和升级,和国内供应商的谈判通常也需要海外高层亲自出席。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零容忍”政策会突然中断港口服务和公司运营,对于住宿餐饮业和消费的影响巨大。但反过来,假如新冠疫情失控爆发,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可能更加难以承受。我们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估算防疫政策的得失,结果显示2021年,工业、农业和金融业产值反而都超过了历史增长趋势。“零容忍”政策的冲击集中体现于住宿餐饮业,但由于其增加值仅占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房地产业较之历史趋势有近5%的收缩,但这并非是疫情导致的,而是去杠杆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

一个估算(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我们根据历史增速趋势估算防疫措施带来的影响。第一步先计算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率。GDP均使用2016年不变价计算,以去除通胀的影响。以此四年平均作为趋势值计算2020年和2021年的GDP,该数字可以通俗为解释为“假如没有疫情,GDP本来可以是多少”。之后用统计局公布的名义GDP数值(也要折算为2016年不变价)值减去趋势估值,差值即为疫情的影响。如果改变前提假设,当然会得出不同的数字,但数字的绝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和方向。就算是使用不同的的历史年度计算趋势,或者改变其他的条件,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2020全年的统计数字统计局已经公布(在2021年12月17日统计局还公布了最终核实数据,分项指标有小幅调整,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结论显而易见:2020年疫情拉低了所有产业的产值:农业GDP被拉低了7%,工业低了3%,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低了11%。注意这些差值包含了病毒本身对生产力的影响、封城等防疫措施的影响、海外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提高、国内宏观政策托底、疫情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如远程工作、避免拥挤的公共场合),这些效果在数字上是难以分离的。

2021年的计算略为繁琐,因为只有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首先需要估算全年GDP。2021年工业部门的生产节奏已大约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因此可用2019年前三季度GPD占全年比例估算2021年的数字,之后把该数据和历史趋势值相比较。2021年和2020年不同,因为感染新冠的人数很少,病毒本身对于生产力影响不大。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没有额外的刺激措施,事实上的力度都低于2020年。因此这个差值主要体现的是“零容忍”防疫措施、宏观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结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2021年,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增加值均超过了历史趋势。工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高了近8%,居各行业之首,农业高了约5%,建筑业高了约2%。而服务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低了4%。在正常年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通常占GDP的7%,39%和53%,按此比例计算可得2021年GDP比历史趋势高了约1%,这其中最大的推力是出口。

因为国外始终无法控制疫情蔓延,需要依赖中国生产,从而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出口量。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5%,许多细分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假如没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制造业生产也可能受出口推动而超过疫情前的趋势,但涨幅却会受限。严控疫情蔓延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会防止生产和运输的中断,保持产业链的完整,稳定市场预期。农业活动多为劳动密集型,对季节敏感,依赖运输和专业服务(如化肥和饲料运输、动物防疫等)。严控疫情蔓延对于保证农业生产极为关键,这也是疫情后中国农业生产反而屡创历史新高的前提。

疫情的负面影响集中于服务业,但仍需区别对待。第一,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在收缩。比如,金融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高了近5%,这是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结果。批发零售和交通仓储均有小幅收缩,但是其中和电商有关的零售与物流是在大幅扩张的,收缩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零售市场。第二,服务业收缩并非都是由于疫情。由于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统计,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压降杠杆的努力使得相关附加值下跌。房地产增加值比趋势值低了近5%。第三,“零容忍”防疫政策的负面影响几乎全部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低了15%)。但由于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仅占全部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效率和公平的折中

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直观的不便,但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得出“零容忍政策拖累了整体经济复苏”这个结论。相反的,似乎中国经济复苏的先发优势完全来自于疫情防控。这个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在全球产业链受到疫情侵蚀的背景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传播,打了时间差,从而保证了海内外供给和就业岗位。开放边境固然可以提振服务业,但对于国内生产、生活和医院系统的冲击可能会难以估量。

然而,对于服务业中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确带来了持久的冲击。尤其到了2021年下半年,旅游和商务出行仍然频繁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对于消费心理影响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问题。下行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因为对于中小城市的家庭,如果不买新房,通常是很难有车、空调等大件消费的。即使对于受益于“零容忍”政策的工业部门,不能有效控制成本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私企和个体户)也会面临生存危机。从2020年3月疫情全球爆发至今,中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始终为出口,由此带动了面向外需的工业生产。但如今出口已在历史高位震荡数月,明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工业生产可能将面临减速压力,经济增长引擎需要至少部分转向服务业。

近期的政策已经在向支持服务业企业倾斜,包括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展期,减税降费等等。但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扩大内需。消费仍然是国内经济复苏的瓶颈。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提高收入较为困难,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直接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助。央行数字货币此前已在深圳罗湖等地试点,向公众发放数字红包,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商户消费。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以“稳”为主,直接补贴消费者对于稳增长恐怕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预期明年央行数字货币的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将扩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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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估算(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我们根据历史增速趋势估算防疫措施带来的影响。第一步先计算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率。GDP均使用2016年不变价计算,以去除通胀的影响。以此四年平均作为趋势值计算2020年和2021年的GDP,该数字可以通俗为解释为“假如没有疫情,GDP本来可以是多少”。之后用统计局公布的名义GDP数值(也要折算为2016年不变价)值减去趋势估值,差值即为疫情的影响。如果改变前提假设,当然会得出不同的数字,但数字的绝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和方向。就算是使用不同的的历史年度计算趋势,或者改变其他的条件,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2020全年的统计数字统计局已经公布(在2021年12月17日统计局还公布了最终核实数据,分项指标有小幅调整,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结论显而易见:2020年疫情拉低了所有产业的产值:农业GDP被拉低了7%,工业低了3%,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低了11%。注意这些差值包含了病毒本身对生产力的影响、封城等防疫措施的影响、海外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提高、国内宏观政策托底、疫情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如远程工作、避免拥挤的公共场合),这些效果在数字上是难以分离的。

2021年的计算略为繁琐,因为只有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首先需要估算全年GDP。2021年工业部门的生产节奏已大约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因此可用2019年前三季度GPD占全年比例估算2021年的数字,之后把该数据和历史趋势值相比较。2021年和2020年不同,因为感染新冠的人数很少,病毒本身对于生产力影响不大。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没有额外的刺激措施,事实上的力度都低于2020年。因此这个差值主要体现的是“零容忍”防疫措施、宏观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结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2021年,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增加值均超过了历史趋势。工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高了近8%,居各行业之首,农业高了约5%,建筑业高了约2%。而服务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低了4%。在正常年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通常占GDP的7%,39%和53%,按此比例计算可得2021年GDP比历史趋势高了约1%,这其中最大的推力是出口。

因为国外始终无法控制疫情蔓延,需要依赖中国生产,从而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出口量。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5%,许多细分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假如没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制造业生产也可能受出口推动而超过疫情前的趋势,但涨幅却会受限。严控疫情蔓延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会防止生产和运输的中断,保持产业链的完整,稳定市场预期。农业活动多为劳动密集型,对季节敏感,依赖运输和专业服务(如化肥和饲料运输、动物防疫等)。严控疫情蔓延对于保证农业生产极为关键,这也是疫情后中国农业生产反而屡创历史新高的前提。

疫情的负面影响集中于服务业,但仍需区别对待。第一,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在收缩。比如,金融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高了近5%,这是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结果。批发零售和交通仓储均有小幅收缩,但是其中和电商有关的零售与物流是在大幅扩张的,收缩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零售市场。第二,服务业收缩并非都是由于疫情。由于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统计,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压降杠杆的努力使得相关附加值下跌。房地产增加值比趋势值低了近5%。第三,“零容忍”防疫政策的负面影响几乎全部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低了15%)。但由于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仅占全部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效率和公平的折中

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直观的不便,但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得出“零容忍政策拖累了整体经济复苏”这个结论。相反的,似乎中国经济复苏的先发优势完全来自于疫情防控。这个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在全球产业链受到疫情侵蚀的背景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传播,打了时间差,从而保证了海内外供给和就业岗位。开放边境固然可以提振服务业,但对于国内生产、生活和医院系统的冲击可能会难以估量。

然而,对于服务业中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确带来了持久的冲击。尤其到了2021年下半年,旅游和商务出行仍然频繁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对于消费心理影响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问题。下行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因为对于中小城市的家庭,如果不买新房,通常是很难有车、空调等大件消费的。即使对于受益于“零容忍”政策的工业部门,不能有效控制成本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私企和个体户)也会面临生存危机。从2020年3月疫情全球爆发至今,中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始终为出口,由此带动了面向外需的工业生产。但如今出口已在历史高位震荡数月,明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工业生产可能将面临减速压力,经济增长引擎需要至少部分转向服务业。

近期的政策已经在向支持服务业企业倾斜,包括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展期,减税降费等等。但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扩大内需。消费仍然是国内经济复苏的瓶颈。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提高收入较为困难,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直接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助。央行数字货币此前已在深圳罗湖等地试点,向公众发放数字红包,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商户消费。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以“稳”为主,直接补贴消费者对于稳增长恐怕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预期明年央行数字货币的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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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零容忍”防疫政策成本的估算

发布日期:2021-12-21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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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国放开新冠疫情管控,全球在密切关注中国防疫措施的动向。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坚持“零容忍”政策,包括对跨国旅行的限制、“14+7”的隔离天数要求以及封闭有疫情的小区等局域性措施。很多外企对此有怨言,因为他们许多的生产活动依赖于外国专家入境对机器进行调试和升级,和国内供应商的谈判通常也需要海外高层亲自出席。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零容忍”政策会突然中断港口服务和公司运营,对于住宿餐饮业和消费的影响巨大。但反过来,假如新冠疫情失控爆发,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可能更加难以承受。我们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估算防疫政策的得失,结果显示2021年,工业、农业和金融业产值反而都超过了历史增长趋势。“零容忍”政策的冲击集中体现于住宿餐饮业,但由于其增加值仅占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房地产业较之历史趋势有近5%的收缩,但这并非是疫情导致的,而是去杠杆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

一个估算(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我们根据历史增速趋势估算防疫措施带来的影响。第一步先计算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GDP增长率。GDP均使用2016年不变价计算,以去除通胀的影响。以此四年平均作为趋势值计算2020年和2021年的GDP,该数字可以通俗为解释为“假如没有疫情,GDP本来可以是多少”。之后用统计局公布的名义GDP数值(也要折算为2016年不变价)值减去趋势估值,差值即为疫情的影响。如果改变前提假设,当然会得出不同的数字,但数字的绝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大小和方向。就算是使用不同的的历史年度计算趋势,或者改变其他的条件,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2020全年的统计数字统计局已经公布(在2021年12月17日统计局还公布了最终核实数据,分项指标有小幅调整,但并不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结论显而易见:2020年疫情拉低了所有产业的产值:农业GDP被拉低了7%,工业低了3%,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低了11%。注意这些差值包含了病毒本身对生产力的影响、封城等防疫措施的影响、海外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提高、国内宏观政策托底、疫情后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如远程工作、避免拥挤的公共场合),这些效果在数字上是难以分离的。

2021年的计算略为繁琐,因为只有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首先需要估算全年GDP。2021年工业部门的生产节奏已大约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因此可用2019年前三季度GPD占全年比例估算2021年的数字,之后把该数据和历史趋势值相比较。2021年和2020年不同,因为感染新冠的人数很少,病毒本身对于生产力影响不大。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没有额外的刺激措施,事实上的力度都低于2020年。因此这个差值主要体现的是“零容忍”防疫措施、宏观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结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2021年,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增加值均超过了历史趋势。工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高了近8%,居各行业之首,农业高了约5%,建筑业高了约2%。而服务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低了4%。在正常年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通常占GDP的7%,39%和53%,按此比例计算可得2021年GDP比历史趋势高了约1%,这其中最大的推力是出口。

因为国外始终无法控制疫情蔓延,需要依赖中国生产,从而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出口量。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5%,许多细分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假如没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制造业生产也可能受出口推动而超过疫情前的趋势,但涨幅却会受限。严控疫情蔓延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会防止生产和运输的中断,保持产业链的完整,稳定市场预期。农业活动多为劳动密集型,对季节敏感,依赖运输和专业服务(如化肥和饲料运输、动物防疫等)。严控疫情蔓延对于保证农业生产极为关键,这也是疫情后中国农业生产反而屡创历史新高的前提。

疫情的负面影响集中于服务业,但仍需区别对待。第一,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在收缩。比如,金融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高了近5%,这是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结果。批发零售和交通仓储均有小幅收缩,但是其中和电商有关的零售与物流是在大幅扩张的,收缩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零售市场。第二,服务业收缩并非都是由于疫情。由于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和基建相关的统计,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压降杠杆的努力使得相关附加值下跌。房地产增加值比趋势值低了近5%。第三,“零容忍”防疫政策的负面影响几乎全部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增加值比历史趋势值低了15%)。但由于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仅占全部服务业的3%,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效率和公平的折中

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直观的不便,但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得出“零容忍政策拖累了整体经济复苏”这个结论。相反的,似乎中国经济复苏的先发优势完全来自于疫情防控。这个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在全球产业链受到疫情侵蚀的背景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传播,打了时间差,从而保证了海内外供给和就业岗位。开放边境固然可以提振服务业,但对于国内生产、生活和医院系统的冲击可能会难以估量。

然而,对于服务业中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确带来了持久的冲击。尤其到了2021年下半年,旅游和商务出行仍然频繁受到防疫措施影响,对于消费心理影响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小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问题。下行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因为对于中小城市的家庭,如果不买新房,通常是很难有车、空调等大件消费的。即使对于受益于“零容忍”政策的工业部门,不能有效控制成本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私企和个体户)也会面临生存危机。从2020年3月疫情全球爆发至今,中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始终为出口,由此带动了面向外需的工业生产。但如今出口已在历史高位震荡数月,明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工业生产可能将面临减速压力,经济增长引擎需要至少部分转向服务业。

近期的政策已经在向支持服务业企业倾斜,包括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展期,减税降费等等。但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扩大内需。消费仍然是国内经济复苏的瓶颈。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提高收入较为困难,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直接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助。央行数字货币此前已在深圳罗湖等地试点,向公众发放数字红包,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商户消费。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以“稳”为主,直接补贴消费者对于稳增长恐怕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预期明年央行数字货币的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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