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尧:在货币内生下,中国当前货币环境核心问题,不在于数量宽松,而在于价格过贵,因此,未来仍需通过各种降息手段,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目的。



| 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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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7月份的全面降准后,12月份中国央行再度全面降准;2021年的2次全面降准,表明2020年的短暂的结构性降准时期已过去,中国货币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期。流动性分布调整,将重新回到依靠“三档二优”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安排上来。降准兑现后,看似不可能的降息,也就开始进入了酝酿过程。

基础货币投放不足局面并未改变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货币体系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2021年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虽然没有再现前两年持续萎缩的状态,但增长仍远远落后于广义货币增长。2018年以来,中国维持货币增长平稳的态势,主要靠提高货币乘数实现。2021年H2后,疫情反复和持续局面影响了市场信心,货币乘数的持续提高进程受到影响;货币内生体系下,市场信心状况是主要的信用扩张影响因素,即微观经营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扩张偏好,直接影响着货币乘数变动。

2021年上半年货币乘数的回升,显然是中国经济景气度提高的结果;从进程上看,2020年下半年起中国货币乘数提高进程就已发生改变,因经济重新进入平稳期而进入平衡期。因此,2021年H2以来中国“降准”的必要性,实际上一直处在积累当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的持续快速扩张,主要是中国经济全球化进展带来外汇占款被动高速增长结果。2014年后,中国外汇占款推动货币增长的格局扭转,过去被“圈进”货币池子的货币开始陆续释放。中国货币增长中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央行创设工具,公开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但是央行创设工具会带来货币市场利率抬升,加之抵押工具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因而基础货币投放能力不足成立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代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货币环境虽然有所放松,但主要政策作用点还是流动性分布结构的改变,政策着重点是直达实体,因而通过创设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将流动性引向了实体经济。与之相配套,在总量调控上,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也就成了主要放松对象。从进程上看,2020年H2后,RRR调整已重新进入了全面调整时代。2020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实施了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2次定向降准后,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间的RRR差距扩展到了3%以上。

作为MPA体系基础和自律规则体系核心,更是为达到货币的结构性投放和流动性结构性分布的目的,中国现行的准备金体系为“三挡两优”——对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不同的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在各自适用基准档次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还实施了两种优惠准备金率,即对金融机构经营普惠金融达到一定比例标准,和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信贷投放达一定标准的,按照相关考核政策,给予优惠准备金率。对于符合普惠金融考核标准的,额外降低0.5-1.5%;县域机构资金当地使用符合标准的,额外再降1%。

按现有的划分标准,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6家。中小型商业银行主要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

因此,虽然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都有着名义的较高RRR,但经普惠金融调整后,普遍都能再降1.0%-2.5%,因而整体RRR在本次降准后已降至8.4%。

降准为平稳不为宽松,替代MLF等于降息

央行在降准公告解释中明确,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2021年12月是年内MLF到期规模最高月份,达9500亿。除非央行到期全部续作,否则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冲击。另外,2022年1月央行仍面临较高的MLF到期量,规模为5000亿;不过笔者预期,到时中国央行一定会超量续作。

央行表示,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12000亿元,按现有替代MLF-1年期品种的利率测算,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60亿元,具体测算为1.60=1.2*(2.95-1.62)。从央行认为此次降准能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规模(150亿)的测算推断,量上推测央行会将1月到期的5000亿全部续作,2月的2000亿不做(9500+2000)用降准替换,那么将节省成本150亿,但这也意味着短期没有新增投放。

从央行公告可以看出,12月巨量到期的MLF不会到期续作,至少不会全部续作,因而延续了4个月稳定的MLF余额将再度面临下降。笔者一直认为,以MLF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投放工具,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是一种成本畸高的投放工具,未来或会逐渐消亡。因此,此次全面降准实际上真正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如果央行对到期MLF全部不续作,则只有2500亿增量。这个规模对改善基础货币增长提高,作用实在有限。对高达32万亿的基础货币存量而言,此次对冲性释放流动性增量改善不到1%,因此央行维持货币环境中性偏紧的政策意图,实际上并未改变。

降准兑现,期待降息

尽管全球通胀压力上升,海外一些国家已启动升息步伐;但对中国来说,降准和降息的方向仍然不变。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降准”实际上是中国货币当局为维持货币平稳,而必不可少的选择,每年必选。前期由于“滞胀”忧虑上行,降融资成本的政策被延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进入下行阶段,约束国内货币降利率的因素将消除。

在货币内生下,中国当前货币环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数量宽松,而在于价格过贵,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偏高。因此,未来仍需要通过各种降息手段,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的目的。

在货币内生时代,经济体系本身运营状况是决定信贷需求的基本因素。经济景气上行时期,信贷需求增加,金融体系会自动追加信用投放;反之则返。为了避免金融通过“金融加速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放大作用,货币当局通常会通过利率手段进行干预,以尽量减缓经济上行或下降对社会的产生冲击。

金融机构融资成本的下降,自然会推动将来融资利率下降。从货币当局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变化情况看,虽然市场融资利率水准波动中下降趋势不变,但下降进程较为缓和。在当前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性好转前,促进融资利率下降推动经济复苏,仍然是央行政策的日常关注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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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仍有,降息将来

发布日期:2021-12-0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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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7月份的全面降准后,12月份中国央行再度全面降准;2021年的2次全面降准,表明2020年的短暂的结构性降准时期已过去,中国货币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期。流动性分布调整,将重新回到依靠“三档二优”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安排上来。降准兑现后,看似不可能的降息,也就开始进入了酝酿过程。

基础货币投放不足局面并未改变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货币体系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2021年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虽然没有再现前两年持续萎缩的状态,但增长仍远远落后于广义货币增长。2018年以来,中国维持货币增长平稳的态势,主要靠提高货币乘数实现。2021年H2后,疫情反复和持续局面影响了市场信心,货币乘数的持续提高进程受到影响;货币内生体系下,市场信心状况是主要的信用扩张影响因素,即微观经营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扩张偏好,直接影响着货币乘数变动。

2021年上半年货币乘数的回升,显然是中国经济景气度提高的结果;从进程上看,2020年下半年起中国货币乘数提高进程就已发生改变,因经济重新进入平稳期而进入平衡期。因此,2021年H2以来中国“降准”的必要性,实际上一直处在积累当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的持续快速扩张,主要是中国经济全球化进展带来外汇占款被动高速增长结果。2014年后,中国外汇占款推动货币增长的格局扭转,过去被“圈进”货币池子的货币开始陆续释放。中国货币增长中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央行创设工具,公开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但是央行创设工具会带来货币市场利率抬升,加之抵押工具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因而基础货币投放能力不足成立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代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货币环境虽然有所放松,但主要政策作用点还是流动性分布结构的改变,政策着重点是直达实体,因而通过创设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将流动性引向了实体经济。与之相配套,在总量调控上,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也就成了主要放松对象。从进程上看,2020年H2后,RRR调整已重新进入了全面调整时代。2020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实施了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2次定向降准后,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间的RRR差距扩展到了3%以上。

作为MPA体系基础和自律规则体系核心,更是为达到货币的结构性投放和流动性结构性分布的目的,中国现行的准备金体系为“三挡两优”——对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不同的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在各自适用基准档次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还实施了两种优惠准备金率,即对金融机构经营普惠金融达到一定比例标准,和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信贷投放达一定标准的,按照相关考核政策,给予优惠准备金率。对于符合普惠金融考核标准的,额外降低0.5-1.5%;县域机构资金当地使用符合标准的,额外再降1%。

按现有的划分标准,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6家。中小型商业银行主要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

因此,虽然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都有着名义的较高RRR,但经普惠金融调整后,普遍都能再降1.0%-2.5%,因而整体RRR在本次降准后已降至8.4%。

降准为平稳不为宽松,替代MLF等于降息

央行在降准公告解释中明确,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2021年12月是年内MLF到期规模最高月份,达9500亿。除非央行到期全部续作,否则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冲击。另外,2022年1月央行仍面临较高的MLF到期量,规模为5000亿;不过笔者预期,到时中国央行一定会超量续作。

央行表示,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12000亿元,按现有替代MLF-1年期品种的利率测算,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60亿元,具体测算为1.60=1.2*(2.95-1.62)。从央行认为此次降准能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规模(150亿)的测算推断,量上推测央行会将1月到期的5000亿全部续作,2月的2000亿不做(9500+2000)用降准替换,那么将节省成本150亿,但这也意味着短期没有新增投放。

从央行公告可以看出,12月巨量到期的MLF不会到期续作,至少不会全部续作,因而延续了4个月稳定的MLF余额将再度面临下降。笔者一直认为,以MLF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投放工具,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是一种成本畸高的投放工具,未来或会逐渐消亡。因此,此次全面降准实际上真正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如果央行对到期MLF全部不续作,则只有2500亿增量。这个规模对改善基础货币增长提高,作用实在有限。对高达32万亿的基础货币存量而言,此次对冲性释放流动性增量改善不到1%,因此央行维持货币环境中性偏紧的政策意图,实际上并未改变。

降准兑现,期待降息

尽管全球通胀压力上升,海外一些国家已启动升息步伐;但对中国来说,降准和降息的方向仍然不变。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降准”实际上是中国货币当局为维持货币平稳,而必不可少的选择,每年必选。前期由于“滞胀”忧虑上行,降融资成本的政策被延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进入下行阶段,约束国内货币降利率的因素将消除。

在货币内生下,中国当前货币环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数量宽松,而在于价格过贵,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偏高。因此,未来仍需要通过各种降息手段,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的目的。

在货币内生时代,经济体系本身运营状况是决定信贷需求的基本因素。经济景气上行时期,信贷需求增加,金融体系会自动追加信用投放;反之则返。为了避免金融通过“金融加速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放大作用,货币当局通常会通过利率手段进行干预,以尽量减缓经济上行或下降对社会的产生冲击。

金融机构融资成本的下降,自然会推动将来融资利率下降。从货币当局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变化情况看,虽然市场融资利率水准波动中下降趋势不变,但下降进程较为缓和。在当前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性好转前,促进融资利率下降推动经济复苏,仍然是央行政策的日常关注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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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投放不足局面并未改变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货币体系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2021年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虽然没有再现前两年持续萎缩的状态,但增长仍远远落后于广义货币增长。2018年以来,中国维持货币增长平稳的态势,主要靠提高货币乘数实现。2021年H2后,疫情反复和持续局面影响了市场信心,货币乘数的持续提高进程受到影响;货币内生体系下,市场信心状况是主要的信用扩张影响因素,即微观经营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扩张偏好,直接影响着货币乘数变动。

2021年上半年货币乘数的回升,显然是中国经济景气度提高的结果;从进程上看,2020年下半年起中国货币乘数提高进程就已发生改变,因经济重新进入平稳期而进入平衡期。因此,2021年H2以来中国“降准”的必要性,实际上一直处在积累当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的持续快速扩张,主要是中国经济全球化进展带来外汇占款被动高速增长结果。2014年后,中国外汇占款推动货币增长的格局扭转,过去被“圈进”货币池子的货币开始陆续释放。中国货币增长中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央行创设工具,公开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但是央行创设工具会带来货币市场利率抬升,加之抵押工具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因而基础货币投放能力不足成立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代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货币环境虽然有所放松,但主要政策作用点还是流动性分布结构的改变,政策着重点是直达实体,因而通过创设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将流动性引向了实体经济。与之相配套,在总量调控上,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也就成了主要放松对象。从进程上看,2020年H2后,RRR调整已重新进入了全面调整时代。2020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实施了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2次定向降准后,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间的RRR差距扩展到了3%以上。

作为MPA体系基础和自律规则体系核心,更是为达到货币的结构性投放和流动性结构性分布的目的,中国现行的准备金体系为“三挡两优”——对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不同的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在各自适用基准档次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还实施了两种优惠准备金率,即对金融机构经营普惠金融达到一定比例标准,和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信贷投放达一定标准的,按照相关考核政策,给予优惠准备金率。对于符合普惠金融考核标准的,额外降低0.5-1.5%;县域机构资金当地使用符合标准的,额外再降1%。

按现有的划分标准,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6家。中小型商业银行主要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

因此,虽然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都有着名义的较高RRR,但经普惠金融调整后,普遍都能再降1.0%-2.5%,因而整体RRR在本次降准后已降至8.4%。

降准为平稳不为宽松,替代MLF等于降息

央行在降准公告解释中明确,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2021年12月是年内MLF到期规模最高月份,达9500亿。除非央行到期全部续作,否则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冲击。另外,2022年1月央行仍面临较高的MLF到期量,规模为5000亿;不过笔者预期,到时中国央行一定会超量续作。

央行表示,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12000亿元,按现有替代MLF-1年期品种的利率测算,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60亿元,具体测算为1.60=1.2*(2.95-1.62)。从央行认为此次降准能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规模(150亿)的测算推断,量上推测央行会将1月到期的5000亿全部续作,2月的2000亿不做(9500+2000)用降准替换,那么将节省成本150亿,但这也意味着短期没有新增投放。

从央行公告可以看出,12月巨量到期的MLF不会到期续作,至少不会全部续作,因而延续了4个月稳定的MLF余额将再度面临下降。笔者一直认为,以MLF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投放工具,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是一种成本畸高的投放工具,未来或会逐渐消亡。因此,此次全面降准实际上真正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如果央行对到期MLF全部不续作,则只有2500亿增量。这个规模对改善基础货币增长提高,作用实在有限。对高达32万亿的基础货币存量而言,此次对冲性释放流动性增量改善不到1%,因此央行维持货币环境中性偏紧的政策意图,实际上并未改变。

降准兑现,期待降息

尽管全球通胀压力上升,海外一些国家已启动升息步伐;但对中国来说,降准和降息的方向仍然不变。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降准”实际上是中国货币当局为维持货币平稳,而必不可少的选择,每年必选。前期由于“滞胀”忧虑上行,降融资成本的政策被延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进入下行阶段,约束国内货币降利率的因素将消除。

在货币内生下,中国当前货币环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数量宽松,而在于价格过贵,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偏高。因此,未来仍需要通过各种降息手段,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的目的。

在货币内生时代,经济体系本身运营状况是决定信贷需求的基本因素。经济景气上行时期,信贷需求增加,金融体系会自动追加信用投放;反之则返。为了避免金融通过“金融加速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放大作用,货币当局通常会通过利率手段进行干预,以尽量减缓经济上行或下降对社会的产生冲击。

金融机构融资成本的下降,自然会推动将来融资利率下降。从货币当局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变化情况看,虽然市场融资利率水准波动中下降趋势不变,但下降进程较为缓和。在当前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性好转前,促进融资利率下降推动经济复苏,仍然是央行政策的日常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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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仍有,降息将来

发布日期:2021-12-0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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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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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7月份的全面降准后,12月份中国央行再度全面降准;2021年的2次全面降准,表明2020年的短暂的结构性降准时期已过去,中国货币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期。流动性分布调整,将重新回到依靠“三档二优”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安排上来。降准兑现后,看似不可能的降息,也就开始进入了酝酿过程。

基础货币投放不足局面并未改变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货币体系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2021年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虽然没有再现前两年持续萎缩的状态,但增长仍远远落后于广义货币增长。2018年以来,中国维持货币增长平稳的态势,主要靠提高货币乘数实现。2021年H2后,疫情反复和持续局面影响了市场信心,货币乘数的持续提高进程受到影响;货币内生体系下,市场信心状况是主要的信用扩张影响因素,即微观经营行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扩张偏好,直接影响着货币乘数变动。

2021年上半年货币乘数的回升,显然是中国经济景气度提高的结果;从进程上看,2020年下半年起中国货币乘数提高进程就已发生改变,因经济重新进入平稳期而进入平衡期。因此,2021年H2以来中国“降准”的必要性,实际上一直处在积累当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的持续快速扩张,主要是中国经济全球化进展带来外汇占款被动高速增长结果。2014年后,中国外汇占款推动货币增长的格局扭转,过去被“圈进”货币池子的货币开始陆续释放。中国货币增长中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央行创设工具,公开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但是央行创设工具会带来货币市场利率抬升,加之抵押工具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因而基础货币投放能力不足成立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重新进入全面降准时代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货币环境虽然有所放松,但主要政策作用点还是流动性分布结构的改变,政策着重点是直达实体,因而通过创设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将流动性引向了实体经济。与之相配套,在总量调控上,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也就成了主要放松对象。从进程上看,2020年H2后,RRR调整已重新进入了全面调整时代。2020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实施了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2次定向降准后,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间的RRR差距扩展到了3%以上。

作为MPA体系基础和自律规则体系核心,更是为达到货币的结构性投放和流动性结构性分布的目的,中国现行的准备金体系为“三挡两优”——对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不同的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在各自适用基准档次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还实施了两种优惠准备金率,即对金融机构经营普惠金融达到一定比例标准,和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信贷投放达一定标准的,按照相关考核政策,给予优惠准备金率。对于符合普惠金融考核标准的,额外降低0.5-1.5%;县域机构资金当地使用符合标准的,额外再降1%。

按现有的划分标准,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6家。中小型商业银行主要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

因此,虽然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都有着名义的较高RRR,但经普惠金融调整后,普遍都能再降1.0%-2.5%,因而整体RRR在本次降准后已降至8.4%。

降准为平稳不为宽松,替代MLF等于降息

央行在降准公告解释中明确,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2021年12月是年内MLF到期规模最高月份,达9500亿。除非央行到期全部续作,否则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冲击。另外,2022年1月央行仍面临较高的MLF到期量,规模为5000亿;不过笔者预期,到时中国央行一定会超量续作。

央行表示,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12000亿元,按现有替代MLF-1年期品种的利率测算,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60亿元,具体测算为1.60=1.2*(2.95-1.62)。从央行认为此次降准能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规模(150亿)的测算推断,量上推测央行会将1月到期的5000亿全部续作,2月的2000亿不做(9500+2000)用降准替换,那么将节省成本150亿,但这也意味着短期没有新增投放。

从央行公告可以看出,12月巨量到期的MLF不会到期续作,至少不会全部续作,因而延续了4个月稳定的MLF余额将再度面临下降。笔者一直认为,以MLF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投放工具,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是一种成本畸高的投放工具,未来或会逐渐消亡。因此,此次全面降准实际上真正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如果央行对到期MLF全部不续作,则只有2500亿增量。这个规模对改善基础货币增长提高,作用实在有限。对高达32万亿的基础货币存量而言,此次对冲性释放流动性增量改善不到1%,因此央行维持货币环境中性偏紧的政策意图,实际上并未改变。

降准兑现,期待降息

尽管全球通胀压力上升,海外一些国家已启动升息步伐;但对中国来说,降准和降息的方向仍然不变。中国基础货币增长能力不足,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降准”实际上是中国货币当局为维持货币平稳,而必不可少的选择,每年必选。前期由于“滞胀”忧虑上行,降融资成本的政策被延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进入下行阶段,约束国内货币降利率的因素将消除。

在货币内生下,中国当前货币环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数量宽松,而在于价格过贵,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偏高。因此,未来仍需要通过各种降息手段,以达到降低融资利率的目的。

在货币内生时代,经济体系本身运营状况是决定信贷需求的基本因素。经济景气上行时期,信贷需求增加,金融体系会自动追加信用投放;反之则返。为了避免金融通过“金融加速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放大作用,货币当局通常会通过利率手段进行干预,以尽量减缓经济上行或下降对社会的产生冲击。

金融机构融资成本的下降,自然会推动将来融资利率下降。从货币当局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变化情况看,虽然市场融资利率水准波动中下降趋势不变,但下降进程较为缓和。在当前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性好转前,促进融资利率下降推动经济复苏,仍然是央行政策的日常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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