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



|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OR  商业新媒体】


过去一年,中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抹去了几家头部企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碰巧受影响的都是民企,教育平台类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市场上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似乎有所增长。然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就此受到威胁的看法仍然言过其实。受到监管影响的企业只是中国4千万家民企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民营经济并未受到波及。在疫情后,国企在投资和利润的增长优于民营企业,但这是国企自身在经济中的定位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民营经济因此倒退。

强监管拖垮了民营经济吗?

强监管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教育类平台企业除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不到7%。在民营500强企业中,资产超过1000亿的就有98家,行业遍布制造、能源、地产、金融。有80%的企业的关键技术是自主研发的,20%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有大量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大型民企。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是很多细分市场的全球“隐形冠军”,即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或技术领先,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中小企业多遍布于物流、人工智能、以及消费者服务,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市场普遍认为强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不确定性,会打击民企的长期投资。从数据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显示出来。2020年10月左右加强监管措施以来,国内新增投资中的大部分(将近60%)仍然来自民营部门。中央在8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了在包括反垄断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目标。中国过去常被批评发展依靠灰色地带,现在的法制和监管路线逐渐明晰。多项政策明显偏重于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短期增长。

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各级政府对民企的扶持不遗余力。工信部8月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中小企业的中的佼佼者。截止目前,在此类型下的企业总数达到4762家,其中九成在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企。浙江、广东和山东企业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政府除了提供财税支持外,北京证交所的建立也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国进民退了吗?

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从90年代以后事实上一直是“国退民进”的。尤其是1997年后,几乎所有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提供。唯一的例外是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保就业的考虑,国有部门连续三年扩招,每年额外创造就业约140万人。2013年后,宏观经济正常化,国企就业又回归至历史趋势。截止2019年,城镇国企就业人数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4%。2020疫情后,国企重拾保就业的任务,当年新增90万工作岗位,预期今明两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然而总量上看,目前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数量仍然是国企的三倍。就业人数短暂的“国进”顶多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部分,而非长期的市场趋势。

从相对数量上,民企的发展也要快得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0年国企数量不到20万家,还不到民企数量的1%。过去十年中,国企数量上升了34%,而民企数量翻了三倍。国企“做大做强”是政策趋势,但并不是要增加国企数量,而是要提高效率。












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国企生产率先恢复,因此其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比私营企业小,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进入下半年后,私营部门复苏加快,到了2021年,私营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超过了国企。但从利润上看,国企增速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主要占据了采矿、能源、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今年能源价格上涨推升了上游产业的利润,同时挤压了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

疫情后,国有资本接管或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现象变得愈加频繁。万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38家A股上市的企业从民营转为国企,去年这个数字为36家。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看并非由于国企自身的扩张并购,而是民企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向流动性充裕的国企出让控制权,民企可以补充资金、稳定股价,从而缓解破产风险。这也不是中国民企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自救。2018年,中央决心在企业部门去杠杆,导致在2019年有47家上市民企被国企接管,到了2020年其中有2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重新变回了民企。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事实上愈发重要了,不仅提供就业、税收,也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制造业,尤其是医药、机械、纺织中,民企在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疫情的打击,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尤其是小微企业。但是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国有资本的力量在实质性的增强,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民生领域的私营资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资本配置将很难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而需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

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中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资金不一定能够到达需要创新的领域,这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企由于可获得低息贷款并享有政策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会挤出私人资本。最前沿的创新需要效率、也需要海量的资本支持,此时更需要的是协作,发挥双方的优势。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存共进的局面不会改变,最后双方力量的平衡取决于政策目标。

(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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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倒退了吗?

发布日期:2021-12-02 10:09
|王丹: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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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抹去了几家头部企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碰巧受影响的都是民企,教育平台类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市场上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似乎有所增长。然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就此受到威胁的看法仍然言过其实。受到监管影响的企业只是中国4千万家民企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民营经济并未受到波及。在疫情后,国企在投资和利润的增长优于民营企业,但这是国企自身在经济中的定位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民营经济因此倒退。

强监管拖垮了民营经济吗?

强监管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教育类平台企业除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不到7%。在民营500强企业中,资产超过1000亿的就有98家,行业遍布制造、能源、地产、金融。有80%的企业的关键技术是自主研发的,20%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有大量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大型民企。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是很多细分市场的全球“隐形冠军”,即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或技术领先,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中小企业多遍布于物流、人工智能、以及消费者服务,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市场普遍认为强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不确定性,会打击民企的长期投资。从数据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显示出来。2020年10月左右加强监管措施以来,国内新增投资中的大部分(将近60%)仍然来自民营部门。中央在8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了在包括反垄断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目标。中国过去常被批评发展依靠灰色地带,现在的法制和监管路线逐渐明晰。多项政策明显偏重于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短期增长。

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各级政府对民企的扶持不遗余力。工信部8月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中小企业的中的佼佼者。截止目前,在此类型下的企业总数达到4762家,其中九成在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企。浙江、广东和山东企业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政府除了提供财税支持外,北京证交所的建立也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国进民退了吗?

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从90年代以后事实上一直是“国退民进”的。尤其是1997年后,几乎所有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提供。唯一的例外是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保就业的考虑,国有部门连续三年扩招,每年额外创造就业约140万人。2013年后,宏观经济正常化,国企就业又回归至历史趋势。截止2019年,城镇国企就业人数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4%。2020疫情后,国企重拾保就业的任务,当年新增90万工作岗位,预期今明两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然而总量上看,目前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数量仍然是国企的三倍。就业人数短暂的“国进”顶多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部分,而非长期的市场趋势。

从相对数量上,民企的发展也要快得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0年国企数量不到20万家,还不到民企数量的1%。过去十年中,国企数量上升了34%,而民企数量翻了三倍。国企“做大做强”是政策趋势,但并不是要增加国企数量,而是要提高效率。












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国企生产率先恢复,因此其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比私营企业小,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进入下半年后,私营部门复苏加快,到了2021年,私营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超过了国企。但从利润上看,国企增速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主要占据了采矿、能源、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今年能源价格上涨推升了上游产业的利润,同时挤压了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

疫情后,国有资本接管或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现象变得愈加频繁。万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38家A股上市的企业从民营转为国企,去年这个数字为36家。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看并非由于国企自身的扩张并购,而是民企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向流动性充裕的国企出让控制权,民企可以补充资金、稳定股价,从而缓解破产风险。这也不是中国民企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自救。2018年,中央决心在企业部门去杠杆,导致在2019年有47家上市民企被国企接管,到了2020年其中有2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重新变回了民企。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事实上愈发重要了,不仅提供就业、税收,也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制造业,尤其是医药、机械、纺织中,民企在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疫情的打击,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尤其是小微企业。但是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国有资本的力量在实质性的增强,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民生领域的私营资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资本配置将很难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而需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

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中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资金不一定能够到达需要创新的领域,这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企由于可获得低息贷款并享有政策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会挤出私人资本。最前沿的创新需要效率、也需要海量的资本支持,此时更需要的是协作,发挥双方的优势。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存共进的局面不会改变,最后双方力量的平衡取决于政策目标。

(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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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抹去了几家头部企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碰巧受影响的都是民企,教育平台类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市场上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似乎有所增长。然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就此受到威胁的看法仍然言过其实。受到监管影响的企业只是中国4千万家民企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民营经济并未受到波及。在疫情后,国企在投资和利润的增长优于民营企业,但这是国企自身在经济中的定位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民营经济因此倒退。

强监管拖垮了民营经济吗?

强监管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教育类平台企业除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不到7%。在民营500强企业中,资产超过1000亿的就有98家,行业遍布制造、能源、地产、金融。有80%的企业的关键技术是自主研发的,20%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有大量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大型民企。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是很多细分市场的全球“隐形冠军”,即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或技术领先,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中小企业多遍布于物流、人工智能、以及消费者服务,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市场普遍认为强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不确定性,会打击民企的长期投资。从数据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显示出来。2020年10月左右加强监管措施以来,国内新增投资中的大部分(将近60%)仍然来自民营部门。中央在8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了在包括反垄断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目标。中国过去常被批评发展依靠灰色地带,现在的法制和监管路线逐渐明晰。多项政策明显偏重于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短期增长。

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各级政府对民企的扶持不遗余力。工信部8月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中小企业的中的佼佼者。截止目前,在此类型下的企业总数达到4762家,其中九成在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企。浙江、广东和山东企业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政府除了提供财税支持外,北京证交所的建立也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国进民退了吗?

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从90年代以后事实上一直是“国退民进”的。尤其是1997年后,几乎所有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提供。唯一的例外是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保就业的考虑,国有部门连续三年扩招,每年额外创造就业约140万人。2013年后,宏观经济正常化,国企就业又回归至历史趋势。截止2019年,城镇国企就业人数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4%。2020疫情后,国企重拾保就业的任务,当年新增90万工作岗位,预期今明两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然而总量上看,目前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数量仍然是国企的三倍。就业人数短暂的“国进”顶多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部分,而非长期的市场趋势。

从相对数量上,民企的发展也要快得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0年国企数量不到20万家,还不到民企数量的1%。过去十年中,国企数量上升了34%,而民企数量翻了三倍。国企“做大做强”是政策趋势,但并不是要增加国企数量,而是要提高效率。












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国企生产率先恢复,因此其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比私营企业小,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进入下半年后,私营部门复苏加快,到了2021年,私营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超过了国企。但从利润上看,国企增速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主要占据了采矿、能源、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今年能源价格上涨推升了上游产业的利润,同时挤压了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

疫情后,国有资本接管或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现象变得愈加频繁。万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38家A股上市的企业从民营转为国企,去年这个数字为36家。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看并非由于国企自身的扩张并购,而是民企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向流动性充裕的国企出让控制权,民企可以补充资金、稳定股价,从而缓解破产风险。这也不是中国民企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自救。2018年,中央决心在企业部门去杠杆,导致在2019年有47家上市民企被国企接管,到了2020年其中有2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重新变回了民企。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事实上愈发重要了,不仅提供就业、税收,也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制造业,尤其是医药、机械、纺织中,民企在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疫情的打击,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尤其是小微企业。但是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国有资本的力量在实质性的增强,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民生领域的私营资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资本配置将很难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而需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

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中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资金不一定能够到达需要创新的领域,这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企由于可获得低息贷款并享有政策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会挤出私人资本。最前沿的创新需要效率、也需要海量的资本支持,此时更需要的是协作,发挥双方的优势。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存共进的局面不会改变,最后双方力量的平衡取决于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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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倒退了吗?

发布日期:2021-12-02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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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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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抹去了几家头部企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碰巧受影响的都是民企,教育平台类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市场上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似乎有所增长。然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就此受到威胁的看法仍然言过其实。受到监管影响的企业只是中国4千万家民企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民营经济并未受到波及。在疫情后,国企在投资和利润的增长优于民营企业,但这是国企自身在经济中的定位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民营经济因此倒退。

强监管拖垮了民营经济吗?

强监管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教育类平台企业除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不到7%。在民营500强企业中,资产超过1000亿的就有98家,行业遍布制造、能源、地产、金融。有80%的企业的关键技术是自主研发的,20%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有大量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大型民企。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是很多细分市场的全球“隐形冠军”,即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或技术领先,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中小企业多遍布于物流、人工智能、以及消费者服务,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市场普遍认为强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不确定性,会打击民企的长期投资。从数据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显示出来。2020年10月左右加强监管措施以来,国内新增投资中的大部分(将近60%)仍然来自民营部门。中央在8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了在包括反垄断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目标。中国过去常被批评发展依靠灰色地带,现在的法制和监管路线逐渐明晰。多项政策明显偏重于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短期增长。

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各级政府对民企的扶持不遗余力。工信部8月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中小企业的中的佼佼者。截止目前,在此类型下的企业总数达到4762家,其中九成在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企。浙江、广东和山东企业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政府除了提供财税支持外,北京证交所的建立也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国进民退了吗?

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从90年代以后事实上一直是“国退民进”的。尤其是1997年后,几乎所有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提供。唯一的例外是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保就业的考虑,国有部门连续三年扩招,每年额外创造就业约140万人。2013年后,宏观经济正常化,国企就业又回归至历史趋势。截止2019年,城镇国企就业人数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4%。2020疫情后,国企重拾保就业的任务,当年新增90万工作岗位,预期今明两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然而总量上看,目前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数量仍然是国企的三倍。就业人数短暂的“国进”顶多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部分,而非长期的市场趋势。

从相对数量上,民企的发展也要快得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0年国企数量不到20万家,还不到民企数量的1%。过去十年中,国企数量上升了34%,而民企数量翻了三倍。国企“做大做强”是政策趋势,但并不是要增加国企数量,而是要提高效率。












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国企生产率先恢复,因此其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比私营企业小,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进入下半年后,私营部门复苏加快,到了2021年,私营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超过了国企。但从利润上看,国企增速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主要占据了采矿、能源、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今年能源价格上涨推升了上游产业的利润,同时挤压了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

疫情后,国有资本接管或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现象变得愈加频繁。万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38家A股上市的企业从民营转为国企,去年这个数字为36家。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看并非由于国企自身的扩张并购,而是民企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向流动性充裕的国企出让控制权,民企可以补充资金、稳定股价,从而缓解破产风险。这也不是中国民企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自救。2018年,中央决心在企业部门去杠杆,导致在2019年有47家上市民企被国企接管,到了2020年其中有2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重新变回了民企。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事实上愈发重要了,不仅提供就业、税收,也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制造业,尤其是医药、机械、纺织中,民企在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疫情的打击,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尤其是小微企业。但是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国有资本的力量在实质性的增强,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民生领域的私营资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资本配置将很难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而需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

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中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资金不一定能够到达需要创新的领域,这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企由于可获得低息贷款并享有政策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会挤出私人资本。最前沿的创新需要效率、也需要海量的资本支持,此时更需要的是协作,发挥双方的优势。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存共进的局面不会改变,最后双方力量的平衡取决于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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