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瀚明: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由港澳办和卫健委组织的访港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正在香港就香港的本土及输入疫情防控措施进行考察,有朋友就本地媒体刊登的新闻向我求证。从去年封关以来,本地媒体就通关相关事宜的讨论的而且确是众说纷纭:时间、规模、对象……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改变,所有的安排都可能跳票。

我认为粤港通关的确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作为中国重新开放边境的风向标而言,粤港通关有着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坦白而言,我也不知道解除的时间表。但平心而论,与其讨论何时通关的时间表,不如事人如己般站在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领导的位子上,讨论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通关的检查单。

本地疫情防控:谁最担忧与香港通关的后果?

就这个检查单而言,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粤港通关的受益者?而谁是需要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坊间传闻中较有共识的一点,是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将从广东省开始(即粤港通关),同时在人群上最早将为“恩恤和商务旅客”开放,并设有配额制度。恩恤目的包括探亲及奔丧等个人事务,而商务则为那些有十分必要前往内地处理商业事务的管理者及专业人士准备。

这里自然衍生两个问题——这些旅客到访内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地是否有接纳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恩恤旅客到访广东的目的地相对复杂,我们主要考虑香港社会讨论最热烈的商界返港问题。考虑到港资企业在大湾区的投资(包括工厂、仓库、商铺等制造业、物流业或零售业物业),管理者及专业人士拟在广东省内前往的目的地预计将包括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大湾区主要城市。

而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考虑到这些城市庞大的年轻流动人口规模,这些城市的医疗设施并不乐观。2019 年全广东省共有 54.5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3 张;珠三角有 30.9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0 张。考虑到这 40 张里面有 86.6% 已经被其它疾病的住院病人占用,在疫情来临时珠三角每万人只有 5 张床位可以用于处理新冠疫情。这一数字和北京、上海有明显的差别——京沪每万人有 63 张病床,远比广州的 54 张和香港的 55 张为高。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公开文件:《香港健康数字一览》、《2019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简本》、《2019上海卫生健康状况报告》、《2004-2020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

而深圳和东莞等香港来往密切的城市的情况更不好。深圳每万人仅有 27 张病床,在全省处于“吊车尾”的水平,紧急情况每万人只有 5 张床可以用;东莞以 32 张排行倒数第三;中山惠州排行倒数第四;佛山珠海也仅有 40 张。放眼珠三角,除了广州凭借省城优势,有较好的医疗资源外,其它的城市在疫情这种可能会造成医疗挤兑现象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都非常脆弱。

东莞在今年挨过的疫情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心有余悸——今年 6 月,东莞一所学校内的学生出现校内感染,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尽快找出阳性患者,以防止疫情在校内快速扩散。

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工厂和学校等密集场所内的群聚性感染问题——外国有新加坡客工宿舍、胡志明市工厂宿舍的例子,而内地则有辽宁大连学校宿舍、黑龙江冷链仓库宿舍等案例。

考虑到珠三角密集的制造业厂房和工人宿舍,倘若疫情不幸在某个珠三角制造业大市的厂房爆发,不但会旋即对该市的医疗系统造成压力,也会对当地的制造业经济乃至民生带来“手停口停”当头一棒,种种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啻梦魇。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实——作为香港商务访客最希望访问的内地目的地的内地制造业设施,恰好是内地各地市政府最不希望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场所。

同时,香港方面也无法解决内地的一个核心关切——对于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士,香港无法就该人过去14天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中已经进入内地的人士向内地提交报告。换言之,如果有本地个案,内地当局是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士已身处内地。假设A被检出阳性。如果A是内地居民,则内地政府通过其内地健康码和手机信号可以知道他在内地的行踪,并寻找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如果A是香港居民,则他在香港的行踪则为内地当局所不知,而A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B、B的密切接触者C,以及可能的时空伴随者D都可能已经过关身处内地,而造成可能的来源不明个案。

在粤澳通关的事宜中,内地就是将澳门视作一个地区,实行“一人阳性,全澳隔离”的制度——但凡澳门有一例阳性,就对新入境者执行14天集中隔离,并回访14天内曾身处澳门的旅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最坏的情况下,内地会将香港以相似的方法处理——但考虑到香港十倍于澳门的人口数以及更频繁的商务联系,这样的行为不啻劳师动众,劳民伤财。

如此看来,内地(尤其是广东省或下属地市)对粤港通关抱持审慎的态度,实属人之常情。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次来访香港的内地考察团中,深圳市和珠海市代表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是直面可能的香港输入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在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城市。

广东省和珠海市等地的态度可以从粤澳通关的情况看出。在澳门今年9月的疫情背景下,内地不同地方对澳门的入境管控措施有所不同:

1.珠海在9月26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19日解除;

2.北京在10月9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24日解除;

3.上海等其它城市一直未有对澳门施加任何限制。

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等澳门的空路目的地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对澳门回/来京/沪人员施加任何性质的隔离措施,反而是拥有陆路边境的珠海,在最初阶段就对澳门施加了14天集中隔离的入境检疫要求。乍看之下这一措施近乎不可思议——作为近邻的珠海比作为首都的北京还要紧张;但考虑到珠海和北京的人均病床数,以及当时珠海正在举办航展的现实情况,这反而就可以解释了。

换言之,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即所谓"国情"):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境外输入性疫情防控:海外回港是否需要比照内地申请“核酸码”?

即使内地和香港两地都成功清零,我们也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境外输入疫情的防控。作为中国这个巨大的防疫“铁桶阵”的一部分,香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成为铁桶最薄弱的一环。

作为“铁桶阵”最外一层的屏障,内地为贯彻境外疫情防控而对入境旅客实施多种管理措施,包括“五个一”的航班总量限制,以及对乘机入境人士实行双检测(即核酸阴性和 IgM 抗体阴性)制度。对于某些疫情十分严重的国家,当地中国使领馆还就双检测制定了额外的条款:例如,中国在南非、俄罗斯等疫情非常严重国家的使馆,要求欲申请核酸码的回国旅客,必须接受14天到21天不等的闭环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传播疫情回国的概率。

这些入境防疫措施使得内地可以保持隔离设施以相对有序的方法运行,避免医疗设施大幅度挤兑。因此,有合理理由令人信纳的是,内地期望香港能以同样的方法对入境人士进行管理,从而维持通关区域的一致对外。

但是,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姑且不论“五个一”制度会否对香港作为亚洲航运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真正棘手的点在于三个:

第一个是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及领事馆是否能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双检测及施加额外的管理措施的问题。传统上而言,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作为中国外交系统的一部分,承担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基本法第十三条)。例如,中国驻海外外交官会和香港特区官员一同出席在海外的香港推广活动。同时,驻外使领馆也会为香港同胞的领事事务提供便利(例如在海外换领香港特区护照)。

第二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安排下是否能够自行决定自身的出入境政策(例如为特定人士批出豁免)的问题。例如今年8月份演员妮可•基德曼访港和上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访港时均无需检疫的豁免事宜,在香港坊间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在未有通关的时候,以上豁免的影响尚且仅限于香江一隅的话,实施通关后的香港,必然要考虑豁免措施对通关本身的影响。

第三个则是航班管理对航空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如果香港比照内地实行“五个一”或者类似的航班管理制度,对于没有国内业务权的港籍航空公司而言,不啻为双重打击——既需要承担“一国”下的统一步调防疫的义务,又因为“两制”而无法获得补偿性的国内业务经营权利。

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基本法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正如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所言“香港的措施要内地十四亿同胞检验”一样,特区政府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现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是否能够经得起内地十四亿同胞的检验。

在内地与澳门的通关谈判中,澳门选择了以“一面倒”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澳门现在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海外航班,只保留来往内地和台湾的班次。既然回国航班都没有了,那么自然也不用考虑回国健康码的问题了。但是香港显然不能这么做——因此香港和内地的通关谈判中,国际航班管理始终是不可绕开的一环。

事实上,香港在国际航班管理上一直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作为基地航空的国泰航空公司,虽然拿了特区政府的“救命钱”,但又对特区政府对机组人员的管理措施有所不满,甚至以“将机组搬出香港运营”要挟港府;而另一方面,坊间对国泰飞行员罔顾在外过夜防疫要求而带来的输入型疫情也颇有微词。从这一点来看,港府实在是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

香港是否还能做那个“受宠的孩子”?

在这两年来特首就通关事宜和各级官员所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香港和内地各级政府之间相处模式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行政区A和B想做一件事,大体有三种办法:一种是下到上——A和B达成一致后找中央政府;另一种是上到下——中央政府分别找到A和B;还有一种是下到上到下——A/B找到中央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B/A。

香港政府常年习惯了“下到上到下”的模式,习惯在推进与内地合作的事宜上“先找京官”。在这一次的通关事宜中,香港政府依旧维持这一策略——例如2020年11月份林郑北上访问内地,就是先访问北京谒见常委副总理韩正并拜会国家部委,再南下广州和深圳拜会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

这种模式往年或许可以凭借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成事,但在今年的背景下并非长久之道。在短期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三地领导的考虑和关切,显然在中央具有相当的分量;而在长期角度而言,“与邻居共同协调制定区域性政策草案并获得中央同意”的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养成必要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必经之路。

换言之,中央更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建设性思维,能够就通关事宜充分和广东和澳门达成共识,设计可行方案的香港,而非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恃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之宠而骄,对周围兄弟省市区的关切缺乏同理心的香港。从这一点来看,香港公务员队伍需要和他们的广东和澳门同行一起,共同完成恢复人员往来这项重要的挑战。

毕竟,无论香港是什么身份,香港和深圳也好,和广东省也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在邻居之间缺乏商量,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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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的焦虑并不相通——粤港通关要几时?

发布日期:2021-11-24 10:52
|李瀚明: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由港澳办和卫健委组织的访港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正在香港就香港的本土及输入疫情防控措施进行考察,有朋友就本地媒体刊登的新闻向我求证。从去年封关以来,本地媒体就通关相关事宜的讨论的而且确是众说纷纭:时间、规模、对象……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改变,所有的安排都可能跳票。

我认为粤港通关的确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作为中国重新开放边境的风向标而言,粤港通关有着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坦白而言,我也不知道解除的时间表。但平心而论,与其讨论何时通关的时间表,不如事人如己般站在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领导的位子上,讨论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通关的检查单。

本地疫情防控:谁最担忧与香港通关的后果?

就这个检查单而言,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粤港通关的受益者?而谁是需要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坊间传闻中较有共识的一点,是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将从广东省开始(即粤港通关),同时在人群上最早将为“恩恤和商务旅客”开放,并设有配额制度。恩恤目的包括探亲及奔丧等个人事务,而商务则为那些有十分必要前往内地处理商业事务的管理者及专业人士准备。

这里自然衍生两个问题——这些旅客到访内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地是否有接纳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恩恤旅客到访广东的目的地相对复杂,我们主要考虑香港社会讨论最热烈的商界返港问题。考虑到港资企业在大湾区的投资(包括工厂、仓库、商铺等制造业、物流业或零售业物业),管理者及专业人士拟在广东省内前往的目的地预计将包括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大湾区主要城市。

而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考虑到这些城市庞大的年轻流动人口规模,这些城市的医疗设施并不乐观。2019 年全广东省共有 54.5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3 张;珠三角有 30.9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0 张。考虑到这 40 张里面有 86.6% 已经被其它疾病的住院病人占用,在疫情来临时珠三角每万人只有 5 张床位可以用于处理新冠疫情。这一数字和北京、上海有明显的差别——京沪每万人有 63 张病床,远比广州的 54 张和香港的 55 张为高。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公开文件:《香港健康数字一览》、《2019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简本》、《2019上海卫生健康状况报告》、《2004-2020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

而深圳和东莞等香港来往密切的城市的情况更不好。深圳每万人仅有 27 张病床,在全省处于“吊车尾”的水平,紧急情况每万人只有 5 张床可以用;东莞以 32 张排行倒数第三;中山惠州排行倒数第四;佛山珠海也仅有 40 张。放眼珠三角,除了广州凭借省城优势,有较好的医疗资源外,其它的城市在疫情这种可能会造成医疗挤兑现象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都非常脆弱。

东莞在今年挨过的疫情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心有余悸——今年 6 月,东莞一所学校内的学生出现校内感染,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尽快找出阳性患者,以防止疫情在校内快速扩散。

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工厂和学校等密集场所内的群聚性感染问题——外国有新加坡客工宿舍、胡志明市工厂宿舍的例子,而内地则有辽宁大连学校宿舍、黑龙江冷链仓库宿舍等案例。

考虑到珠三角密集的制造业厂房和工人宿舍,倘若疫情不幸在某个珠三角制造业大市的厂房爆发,不但会旋即对该市的医疗系统造成压力,也会对当地的制造业经济乃至民生带来“手停口停”当头一棒,种种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啻梦魇。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实——作为香港商务访客最希望访问的内地目的地的内地制造业设施,恰好是内地各地市政府最不希望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场所。

同时,香港方面也无法解决内地的一个核心关切——对于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士,香港无法就该人过去14天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中已经进入内地的人士向内地提交报告。换言之,如果有本地个案,内地当局是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士已身处内地。假设A被检出阳性。如果A是内地居民,则内地政府通过其内地健康码和手机信号可以知道他在内地的行踪,并寻找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如果A是香港居民,则他在香港的行踪则为内地当局所不知,而A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B、B的密切接触者C,以及可能的时空伴随者D都可能已经过关身处内地,而造成可能的来源不明个案。

在粤澳通关的事宜中,内地就是将澳门视作一个地区,实行“一人阳性,全澳隔离”的制度——但凡澳门有一例阳性,就对新入境者执行14天集中隔离,并回访14天内曾身处澳门的旅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最坏的情况下,内地会将香港以相似的方法处理——但考虑到香港十倍于澳门的人口数以及更频繁的商务联系,这样的行为不啻劳师动众,劳民伤财。

如此看来,内地(尤其是广东省或下属地市)对粤港通关抱持审慎的态度,实属人之常情。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次来访香港的内地考察团中,深圳市和珠海市代表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是直面可能的香港输入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在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城市。

广东省和珠海市等地的态度可以从粤澳通关的情况看出。在澳门今年9月的疫情背景下,内地不同地方对澳门的入境管控措施有所不同:

1.珠海在9月26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19日解除;

2.北京在10月9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24日解除;

3.上海等其它城市一直未有对澳门施加任何限制。

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等澳门的空路目的地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对澳门回/来京/沪人员施加任何性质的隔离措施,反而是拥有陆路边境的珠海,在最初阶段就对澳门施加了14天集中隔离的入境检疫要求。乍看之下这一措施近乎不可思议——作为近邻的珠海比作为首都的北京还要紧张;但考虑到珠海和北京的人均病床数,以及当时珠海正在举办航展的现实情况,这反而就可以解释了。

换言之,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即所谓"国情"):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境外输入性疫情防控:海外回港是否需要比照内地申请“核酸码”?

即使内地和香港两地都成功清零,我们也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境外输入疫情的防控。作为中国这个巨大的防疫“铁桶阵”的一部分,香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成为铁桶最薄弱的一环。

作为“铁桶阵”最外一层的屏障,内地为贯彻境外疫情防控而对入境旅客实施多种管理措施,包括“五个一”的航班总量限制,以及对乘机入境人士实行双检测(即核酸阴性和 IgM 抗体阴性)制度。对于某些疫情十分严重的国家,当地中国使领馆还就双检测制定了额外的条款:例如,中国在南非、俄罗斯等疫情非常严重国家的使馆,要求欲申请核酸码的回国旅客,必须接受14天到21天不等的闭环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传播疫情回国的概率。

这些入境防疫措施使得内地可以保持隔离设施以相对有序的方法运行,避免医疗设施大幅度挤兑。因此,有合理理由令人信纳的是,内地期望香港能以同样的方法对入境人士进行管理,从而维持通关区域的一致对外。

但是,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姑且不论“五个一”制度会否对香港作为亚洲航运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真正棘手的点在于三个:

第一个是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及领事馆是否能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双检测及施加额外的管理措施的问题。传统上而言,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作为中国外交系统的一部分,承担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基本法第十三条)。例如,中国驻海外外交官会和香港特区官员一同出席在海外的香港推广活动。同时,驻外使领馆也会为香港同胞的领事事务提供便利(例如在海外换领香港特区护照)。

第二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安排下是否能够自行决定自身的出入境政策(例如为特定人士批出豁免)的问题。例如今年8月份演员妮可•基德曼访港和上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访港时均无需检疫的豁免事宜,在香港坊间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在未有通关的时候,以上豁免的影响尚且仅限于香江一隅的话,实施通关后的香港,必然要考虑豁免措施对通关本身的影响。

第三个则是航班管理对航空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如果香港比照内地实行“五个一”或者类似的航班管理制度,对于没有国内业务权的港籍航空公司而言,不啻为双重打击——既需要承担“一国”下的统一步调防疫的义务,又因为“两制”而无法获得补偿性的国内业务经营权利。

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基本法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正如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所言“香港的措施要内地十四亿同胞检验”一样,特区政府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现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是否能够经得起内地十四亿同胞的检验。

在内地与澳门的通关谈判中,澳门选择了以“一面倒”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澳门现在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海外航班,只保留来往内地和台湾的班次。既然回国航班都没有了,那么自然也不用考虑回国健康码的问题了。但是香港显然不能这么做——因此香港和内地的通关谈判中,国际航班管理始终是不可绕开的一环。

事实上,香港在国际航班管理上一直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作为基地航空的国泰航空公司,虽然拿了特区政府的“救命钱”,但又对特区政府对机组人员的管理措施有所不满,甚至以“将机组搬出香港运营”要挟港府;而另一方面,坊间对国泰飞行员罔顾在外过夜防疫要求而带来的输入型疫情也颇有微词。从这一点来看,港府实在是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

香港是否还能做那个“受宠的孩子”?

在这两年来特首就通关事宜和各级官员所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香港和内地各级政府之间相处模式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行政区A和B想做一件事,大体有三种办法:一种是下到上——A和B达成一致后找中央政府;另一种是上到下——中央政府分别找到A和B;还有一种是下到上到下——A/B找到中央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B/A。

香港政府常年习惯了“下到上到下”的模式,习惯在推进与内地合作的事宜上“先找京官”。在这一次的通关事宜中,香港政府依旧维持这一策略——例如2020年11月份林郑北上访问内地,就是先访问北京谒见常委副总理韩正并拜会国家部委,再南下广州和深圳拜会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

这种模式往年或许可以凭借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成事,但在今年的背景下并非长久之道。在短期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三地领导的考虑和关切,显然在中央具有相当的分量;而在长期角度而言,“与邻居共同协调制定区域性政策草案并获得中央同意”的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养成必要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必经之路。

换言之,中央更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建设性思维,能够就通关事宜充分和广东和澳门达成共识,设计可行方案的香港,而非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恃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之宠而骄,对周围兄弟省市区的关切缺乏同理心的香港。从这一点来看,香港公务员队伍需要和他们的广东和澳门同行一起,共同完成恢复人员往来这项重要的挑战。

毕竟,无论香港是什么身份,香港和深圳也好,和广东省也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在邻居之间缺乏商量,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李瀚明: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由港澳办和卫健委组织的访港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正在香港就香港的本土及输入疫情防控措施进行考察,有朋友就本地媒体刊登的新闻向我求证。从去年封关以来,本地媒体就通关相关事宜的讨论的而且确是众说纷纭:时间、规模、对象……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改变,所有的安排都可能跳票。

我认为粤港通关的确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作为中国重新开放边境的风向标而言,粤港通关有着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坦白而言,我也不知道解除的时间表。但平心而论,与其讨论何时通关的时间表,不如事人如己般站在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领导的位子上,讨论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通关的检查单。

本地疫情防控:谁最担忧与香港通关的后果?

就这个检查单而言,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粤港通关的受益者?而谁是需要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坊间传闻中较有共识的一点,是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将从广东省开始(即粤港通关),同时在人群上最早将为“恩恤和商务旅客”开放,并设有配额制度。恩恤目的包括探亲及奔丧等个人事务,而商务则为那些有十分必要前往内地处理商业事务的管理者及专业人士准备。

这里自然衍生两个问题——这些旅客到访内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地是否有接纳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恩恤旅客到访广东的目的地相对复杂,我们主要考虑香港社会讨论最热烈的商界返港问题。考虑到港资企业在大湾区的投资(包括工厂、仓库、商铺等制造业、物流业或零售业物业),管理者及专业人士拟在广东省内前往的目的地预计将包括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大湾区主要城市。

而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考虑到这些城市庞大的年轻流动人口规模,这些城市的医疗设施并不乐观。2019 年全广东省共有 54.5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3 张;珠三角有 30.9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0 张。考虑到这 40 张里面有 86.6% 已经被其它疾病的住院病人占用,在疫情来临时珠三角每万人只有 5 张床位可以用于处理新冠疫情。这一数字和北京、上海有明显的差别——京沪每万人有 63 张病床,远比广州的 54 张和香港的 55 张为高。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公开文件:《香港健康数字一览》、《2019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简本》、《2019上海卫生健康状况报告》、《2004-2020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

而深圳和东莞等香港来往密切的城市的情况更不好。深圳每万人仅有 27 张病床,在全省处于“吊车尾”的水平,紧急情况每万人只有 5 张床可以用;东莞以 32 张排行倒数第三;中山惠州排行倒数第四;佛山珠海也仅有 40 张。放眼珠三角,除了广州凭借省城优势,有较好的医疗资源外,其它的城市在疫情这种可能会造成医疗挤兑现象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都非常脆弱。

东莞在今年挨过的疫情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心有余悸——今年 6 月,东莞一所学校内的学生出现校内感染,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尽快找出阳性患者,以防止疫情在校内快速扩散。

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工厂和学校等密集场所内的群聚性感染问题——外国有新加坡客工宿舍、胡志明市工厂宿舍的例子,而内地则有辽宁大连学校宿舍、黑龙江冷链仓库宿舍等案例。

考虑到珠三角密集的制造业厂房和工人宿舍,倘若疫情不幸在某个珠三角制造业大市的厂房爆发,不但会旋即对该市的医疗系统造成压力,也会对当地的制造业经济乃至民生带来“手停口停”当头一棒,种种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啻梦魇。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实——作为香港商务访客最希望访问的内地目的地的内地制造业设施,恰好是内地各地市政府最不希望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场所。

同时,香港方面也无法解决内地的一个核心关切——对于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士,香港无法就该人过去14天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中已经进入内地的人士向内地提交报告。换言之,如果有本地个案,内地当局是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士已身处内地。假设A被检出阳性。如果A是内地居民,则内地政府通过其内地健康码和手机信号可以知道他在内地的行踪,并寻找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如果A是香港居民,则他在香港的行踪则为内地当局所不知,而A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B、B的密切接触者C,以及可能的时空伴随者D都可能已经过关身处内地,而造成可能的来源不明个案。

在粤澳通关的事宜中,内地就是将澳门视作一个地区,实行“一人阳性,全澳隔离”的制度——但凡澳门有一例阳性,就对新入境者执行14天集中隔离,并回访14天内曾身处澳门的旅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最坏的情况下,内地会将香港以相似的方法处理——但考虑到香港十倍于澳门的人口数以及更频繁的商务联系,这样的行为不啻劳师动众,劳民伤财。

如此看来,内地(尤其是广东省或下属地市)对粤港通关抱持审慎的态度,实属人之常情。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次来访香港的内地考察团中,深圳市和珠海市代表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是直面可能的香港输入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在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城市。

广东省和珠海市等地的态度可以从粤澳通关的情况看出。在澳门今年9月的疫情背景下,内地不同地方对澳门的入境管控措施有所不同:

1.珠海在9月26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19日解除;

2.北京在10月9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24日解除;

3.上海等其它城市一直未有对澳门施加任何限制。

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等澳门的空路目的地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对澳门回/来京/沪人员施加任何性质的隔离措施,反而是拥有陆路边境的珠海,在最初阶段就对澳门施加了14天集中隔离的入境检疫要求。乍看之下这一措施近乎不可思议——作为近邻的珠海比作为首都的北京还要紧张;但考虑到珠海和北京的人均病床数,以及当时珠海正在举办航展的现实情况,这反而就可以解释了。

换言之,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即所谓"国情"):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境外输入性疫情防控:海外回港是否需要比照内地申请“核酸码”?

即使内地和香港两地都成功清零,我们也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境外输入疫情的防控。作为中国这个巨大的防疫“铁桶阵”的一部分,香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成为铁桶最薄弱的一环。

作为“铁桶阵”最外一层的屏障,内地为贯彻境外疫情防控而对入境旅客实施多种管理措施,包括“五个一”的航班总量限制,以及对乘机入境人士实行双检测(即核酸阴性和 IgM 抗体阴性)制度。对于某些疫情十分严重的国家,当地中国使领馆还就双检测制定了额外的条款:例如,中国在南非、俄罗斯等疫情非常严重国家的使馆,要求欲申请核酸码的回国旅客,必须接受14天到21天不等的闭环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传播疫情回国的概率。

这些入境防疫措施使得内地可以保持隔离设施以相对有序的方法运行,避免医疗设施大幅度挤兑。因此,有合理理由令人信纳的是,内地期望香港能以同样的方法对入境人士进行管理,从而维持通关区域的一致对外。

但是,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姑且不论“五个一”制度会否对香港作为亚洲航运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真正棘手的点在于三个:

第一个是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及领事馆是否能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双检测及施加额外的管理措施的问题。传统上而言,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作为中国外交系统的一部分,承担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基本法第十三条)。例如,中国驻海外外交官会和香港特区官员一同出席在海外的香港推广活动。同时,驻外使领馆也会为香港同胞的领事事务提供便利(例如在海外换领香港特区护照)。

第二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安排下是否能够自行决定自身的出入境政策(例如为特定人士批出豁免)的问题。例如今年8月份演员妮可•基德曼访港和上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访港时均无需检疫的豁免事宜,在香港坊间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在未有通关的时候,以上豁免的影响尚且仅限于香江一隅的话,实施通关后的香港,必然要考虑豁免措施对通关本身的影响。

第三个则是航班管理对航空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如果香港比照内地实行“五个一”或者类似的航班管理制度,对于没有国内业务权的港籍航空公司而言,不啻为双重打击——既需要承担“一国”下的统一步调防疫的义务,又因为“两制”而无法获得补偿性的国内业务经营权利。

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基本法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正如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所言“香港的措施要内地十四亿同胞检验”一样,特区政府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现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是否能够经得起内地十四亿同胞的检验。

在内地与澳门的通关谈判中,澳门选择了以“一面倒”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澳门现在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海外航班,只保留来往内地和台湾的班次。既然回国航班都没有了,那么自然也不用考虑回国健康码的问题了。但是香港显然不能这么做——因此香港和内地的通关谈判中,国际航班管理始终是不可绕开的一环。

事实上,香港在国际航班管理上一直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作为基地航空的国泰航空公司,虽然拿了特区政府的“救命钱”,但又对特区政府对机组人员的管理措施有所不满,甚至以“将机组搬出香港运营”要挟港府;而另一方面,坊间对国泰飞行员罔顾在外过夜防疫要求而带来的输入型疫情也颇有微词。从这一点来看,港府实在是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

香港是否还能做那个“受宠的孩子”?

在这两年来特首就通关事宜和各级官员所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香港和内地各级政府之间相处模式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行政区A和B想做一件事,大体有三种办法:一种是下到上——A和B达成一致后找中央政府;另一种是上到下——中央政府分别找到A和B;还有一种是下到上到下——A/B找到中央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B/A。

香港政府常年习惯了“下到上到下”的模式,习惯在推进与内地合作的事宜上“先找京官”。在这一次的通关事宜中,香港政府依旧维持这一策略——例如2020年11月份林郑北上访问内地,就是先访问北京谒见常委副总理韩正并拜会国家部委,再南下广州和深圳拜会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

这种模式往年或许可以凭借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成事,但在今年的背景下并非长久之道。在短期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三地领导的考虑和关切,显然在中央具有相当的分量;而在长期角度而言,“与邻居共同协调制定区域性政策草案并获得中央同意”的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养成必要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必经之路。

换言之,中央更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建设性思维,能够就通关事宜充分和广东和澳门达成共识,设计可行方案的香港,而非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恃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之宠而骄,对周围兄弟省市区的关切缺乏同理心的香港。从这一点来看,香港公务员队伍需要和他们的广东和澳门同行一起,共同完成恢复人员往来这项重要的挑战。

毕竟,无论香港是什么身份,香港和深圳也好,和广东省也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在邻居之间缺乏商量,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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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的焦虑并不相通——粤港通关要几时?

发布日期:2021-11-24 10:52
|李瀚明: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由港澳办和卫健委组织的访港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正在香港就香港的本土及输入疫情防控措施进行考察,有朋友就本地媒体刊登的新闻向我求证。从去年封关以来,本地媒体就通关相关事宜的讨论的而且确是众说纷纭:时间、规模、对象……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改变,所有的安排都可能跳票。

我认为粤港通关的确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值得讨论的议题——作为中国重新开放边境的风向标而言,粤港通关有着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坦白而言,我也不知道解除的时间表。但平心而论,与其讨论何时通关的时间表,不如事人如己般站在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领导的位子上,讨论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通关的检查单。

本地疫情防控:谁最担忧与香港通关的后果?

就这个检查单而言,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粤港通关的受益者?而谁是需要为此承担风险的人?

坊间传闻中较有共识的一点,是内地和香港的通关将从广东省开始(即粤港通关),同时在人群上最早将为“恩恤和商务旅客”开放,并设有配额制度。恩恤目的包括探亲及奔丧等个人事务,而商务则为那些有十分必要前往内地处理商业事务的管理者及专业人士准备。

这里自然衍生两个问题——这些旅客到访内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地是否有接纳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恩恤旅客到访广东的目的地相对复杂,我们主要考虑香港社会讨论最热烈的商界返港问题。考虑到港资企业在大湾区的投资(包括工厂、仓库、商铺等制造业、物流业或零售业物业),管理者及专业人士拟在广东省内前往的目的地预计将包括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大湾区主要城市。

而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考虑到这些城市庞大的年轻流动人口规模,这些城市的医疗设施并不乐观。2019 年全广东省共有 54.5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3 张;珠三角有 30.9 万张病床,每万人有 40 张。考虑到这 40 张里面有 86.6% 已经被其它疾病的住院病人占用,在疫情来临时珠三角每万人只有 5 张床位可以用于处理新冠疫情。这一数字和北京、上海有明显的差别——京沪每万人有 63 张病床,远比广州的 54 张和香港的 55 张为高。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公开文件:《香港健康数字一览》、《2019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简本》、《2019上海卫生健康状况报告》、《2004-2020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

而深圳和东莞等香港来往密切的城市的情况更不好。深圳每万人仅有 27 张病床,在全省处于“吊车尾”的水平,紧急情况每万人只有 5 张床可以用;东莞以 32 张排行倒数第三;中山惠州排行倒数第四;佛山珠海也仅有 40 张。放眼珠三角,除了广州凭借省城优势,有较好的医疗资源外,其它的城市在疫情这种可能会造成医疗挤兑现象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都非常脆弱。

东莞在今年挨过的疫情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心有余悸——今年 6 月,东莞一所学校内的学生出现校内感染,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尽快找出阳性患者,以防止疫情在校内快速扩散。

今年不少地方都出现工厂和学校等密集场所内的群聚性感染问题——外国有新加坡客工宿舍、胡志明市工厂宿舍的例子,而内地则有辽宁大连学校宿舍、黑龙江冷链仓库宿舍等案例。

考虑到珠三角密集的制造业厂房和工人宿舍,倘若疫情不幸在某个珠三角制造业大市的厂房爆发,不但会旋即对该市的医疗系统造成压力,也会对当地的制造业经济乃至民生带来“手停口停”当头一棒,种种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啻梦魇。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实——作为香港商务访客最希望访问的内地目的地的内地制造业设施,恰好是内地各地市政府最不希望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场所。

同时,香港方面也无法解决内地的一个核心关切——对于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士,香港无法就该人过去14天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中已经进入内地的人士向内地提交报告。换言之,如果有本地个案,内地当局是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士已身处内地。假设A被检出阳性。如果A是内地居民,则内地政府通过其内地健康码和手机信号可以知道他在内地的行踪,并寻找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时空伴随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如果A是香港居民,则他在香港的行踪则为内地当局所不知,而A在香港的密切接触者B、B的密切接触者C,以及可能的时空伴随者D都可能已经过关身处内地,而造成可能的来源不明个案。

在粤澳通关的事宜中,内地就是将澳门视作一个地区,实行“一人阳性,全澳隔离”的制度——但凡澳门有一例阳性,就对新入境者执行14天集中隔离,并回访14天内曾身处澳门的旅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最坏的情况下,内地会将香港以相似的方法处理——但考虑到香港十倍于澳门的人口数以及更频繁的商务联系,这样的行为不啻劳师动众,劳民伤财。

如此看来,内地(尤其是广东省或下属地市)对粤港通关抱持审慎的态度,实属人之常情。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次来访香港的内地考察团中,深圳市和珠海市代表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是直面可能的香港输入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在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城市。

广东省和珠海市等地的态度可以从粤澳通关的情况看出。在澳门今年9月的疫情背景下,内地不同地方对澳门的入境管控措施有所不同:

1.珠海在9月26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19日解除;

2.北京在10月9日开始施加14天集中隔离,10月24日解除;

3.上海等其它城市一直未有对澳门施加任何限制。

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等澳门的空路目的地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对澳门回/来京/沪人员施加任何性质的隔离措施,反而是拥有陆路边境的珠海,在最初阶段就对澳门施加了14天集中隔离的入境检疫要求。乍看之下这一措施近乎不可思议——作为近邻的珠海比作为首都的北京还要紧张;但考虑到珠海和北京的人均病床数,以及当时珠海正在举办航展的现实情况,这反而就可以解释了。

换言之,香港社会必须考虑、尊重并解决内地社会的这些关切(即所谓"国情"):否则,很难想象内地社会能够为香港社会提供任何形式的通关便利。

境外输入性疫情防控:海外回港是否需要比照内地申请“核酸码”?

即使内地和香港两地都成功清零,我们也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境外输入疫情的防控。作为中国这个巨大的防疫“铁桶阵”的一部分,香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成为铁桶最薄弱的一环。

作为“铁桶阵”最外一层的屏障,内地为贯彻境外疫情防控而对入境旅客实施多种管理措施,包括“五个一”的航班总量限制,以及对乘机入境人士实行双检测(即核酸阴性和 IgM 抗体阴性)制度。对于某些疫情十分严重的国家,当地中国使领馆还就双检测制定了额外的条款:例如,中国在南非、俄罗斯等疫情非常严重国家的使馆,要求欲申请核酸码的回国旅客,必须接受14天到21天不等的闭环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传播疫情回国的概率。

这些入境防疫措施使得内地可以保持隔离设施以相对有序的方法运行,避免医疗设施大幅度挤兑。因此,有合理理由令人信纳的是,内地期望香港能以同样的方法对入境人士进行管理,从而维持通关区域的一致对外。

但是,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姑且不论“五个一”制度会否对香港作为亚洲航运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真正棘手的点在于三个:

第一个是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及领事馆是否能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双检测及施加额外的管理措施的问题。传统上而言,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作为中国外交系统的一部分,承担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基本法第十三条)。例如,中国驻海外外交官会和香港特区官员一同出席在海外的香港推广活动。同时,驻外使领馆也会为香港同胞的领事事务提供便利(例如在海外换领香港特区护照)。

第二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安排下是否能够自行决定自身的出入境政策(例如为特定人士批出豁免)的问题。例如今年8月份演员妮可•基德曼访港和上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访港时均无需检疫的豁免事宜,在香港坊间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在未有通关的时候,以上豁免的影响尚且仅限于香江一隅的话,实施通关后的香港,必然要考虑豁免措施对通关本身的影响。

第三个则是航班管理对航空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如果香港比照内地实行“五个一”或者类似的航班管理制度,对于没有国内业务权的港籍航空公司而言,不啻为双重打击——既需要承担“一国”下的统一步调防疫的义务,又因为“两制”而无法获得补偿性的国内业务经营权利。

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基本法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正如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所言“香港的措施要内地十四亿同胞检验”一样,特区政府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现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是否能够经得起内地十四亿同胞的检验。

在内地与澳门的通关谈判中,澳门选择了以“一面倒”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澳门现在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海外航班,只保留来往内地和台湾的班次。既然回国航班都没有了,那么自然也不用考虑回国健康码的问题了。但是香港显然不能这么做——因此香港和内地的通关谈判中,国际航班管理始终是不可绕开的一环。

事实上,香港在国际航班管理上一直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作为基地航空的国泰航空公司,虽然拿了特区政府的“救命钱”,但又对特区政府对机组人员的管理措施有所不满,甚至以“将机组搬出香港运营”要挟港府;而另一方面,坊间对国泰飞行员罔顾在外过夜防疫要求而带来的输入型疫情也颇有微词。从这一点来看,港府实在是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窘境。

香港是否还能做那个“受宠的孩子”?

在这两年来特首就通关事宜和各级官员所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香港和内地各级政府之间相处模式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行政区A和B想做一件事,大体有三种办法:一种是下到上——A和B达成一致后找中央政府;另一种是上到下——中央政府分别找到A和B;还有一种是下到上到下——A/B找到中央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B/A。

香港政府常年习惯了“下到上到下”的模式,习惯在推进与内地合作的事宜上“先找京官”。在这一次的通关事宜中,香港政府依旧维持这一策略——例如2020年11月份林郑北上访问内地,就是先访问北京谒见常委副总理韩正并拜会国家部委,再南下广州和深圳拜会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

这种模式往年或许可以凭借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成事,但在今年的背景下并非长久之道。在短期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三地领导的考虑和关切,显然在中央具有相当的分量;而在长期角度而言,“与邻居共同协调制定区域性政策草案并获得中央同意”的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养成必要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必经之路。

换言之,中央更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建设性思维,能够就通关事宜充分和广东和澳门达成共识,设计可行方案的香港,而非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恃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之宠而骄,对周围兄弟省市区的关切缺乏同理心的香港。从这一点来看,香港公务员队伍需要和他们的广东和澳门同行一起,共同完成恢复人员往来这项重要的挑战。

毕竟,无论香港是什么身份,香港和深圳也好,和广东省也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在邻居之间缺乏商量,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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