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创新试验田,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



| 万慧 

【OR  商业新媒体】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如今进化成为重要的世界创新基地。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借由创新产品,跃上国际舞台。2019年以前,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时年20岁的Lil Nas X还只是个刚从大学退学、喜欢说唱的年轻人。落魄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创作灵感。渴望事业走上正轨的他,在2018年创作一首说唱歌曲《Old Town Road》(老城路),他将这首歌视作成功的象征,歌词中反复出现的“马(Horse)”象征着“不会拥有太多东西,却可以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依靠这首歌,LilNasX并没有得到认可,一直到他遇到TikTok。这首歌上传到TikTok不久,就获得超过11万次的点击量。在2019年4月到8月,《Old Town Road》霸占美国Billboard单曲排行榜冠军长达19周,打破玛利亚·凯莉(Mariah Carey,圣诞节固定霸榜歌手)在1995年创下的16连冠纪录。如今,这位从TikTok走红的明星,凭借健硕的肌肉和黝黑的皮肤,以及无性别穿搭的造型,成为各大时尚红毯上的新宠儿。

2021年9月末,TikTok宣布成为继Facebook后全球下载量最大的社交应用,月活量达到10亿。TikTok,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从受欢迎程度来说,这款应用成为首款来自中国的全球性应用。

美国YouTube也开始仿效中国电商的直播业务。据研究公司EMarketer估计,今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352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场规模的10倍。YouTube希望通过假日活动,复制出中国那种获利颇丰的电商热潮。最近,YouTube正在举办一场为期一周、名为“Holiday Streamand Shop”的直播活动,一些网红明星在该平台上销售商品。未来几周,一些YouTube用户还可以在他们的“可购物视频”中售卖商品。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乐意把中国作为创新基地,将在中国被验证过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服品牌耐克公司创新策略背后的思考,已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早在2017年,耐克便看到中国在数字化领域超前的创新力,特意在上海建立数字工作室,希望收集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充分释放耐克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并将中国打造为耐克在全球区域市场中,第一个完全数字化互联、一体化的市场。

数字工作室通过自己做项目、做架构,产出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搭建以中国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生态系统。如今,该系统以Nike App为中心,包括耐克官网、耐克天猫官方旗舰店、耐克微信小程序、SNKRS等平台,为更大规模的会员提供本土化、个性化服务。

不断的创新实验为耐克在零售方面提供了灵感。“这些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也为全球市场提供借鉴。从会员连接的方式、供应链运营,到服务消费者等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耐克所做的一切。”因为重视中国市场,特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若修的耐克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无论是中国最早实现疫情复苏的经验,还是在中国开发产品、开首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创新体验,我们都会将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宝贵洞察分享至全球更多市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全球性公司。”

依赖中国式创新,中国正在全球创造推出一个个新规则。不论是中国企业靠创新在海外占据重要地位,还是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新项目落地中国,测试后反哺总部,这些信号都说明,中国的创新实力,已经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所创造的新规则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认为,全球化加上信息化,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技术上的落后位置,催生了中国的创新热潮,使得中国创新逐步开始引领世界。


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在《创新驱动中国》(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一书中写道,“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

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纵观历史发展,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创新方式:英国由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技术革命,开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中国也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通过对外开放进行模仿创新,进而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式创新,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有不同的描述和理解。《牛津创新手册》认为,中国的创新是以开发活动为主的创新,而不是以研究为主;独立全球经济研究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Arthur R. Kroeber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是一种效率型的创新;麦肯锡认为,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则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地进行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是一种快速跟随式的创新。
罗兰贝格互联网与高科技行业负责人李冰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中国的创新特征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照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式创新也将经历产业链的微创新、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一直到基础研究创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阶段中期,正在向基础研究突破方面发展。”李冰说。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视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助理教授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制造水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复制外来的产品和流程,另一种是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企业,为其代工。在这个过程中,外方要求中国企业帮助其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目标。聪明且勤奋的中国商人很快从代工或模仿的积累中,学会了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于是,一大波靠二次创新起家的公司站了起来,也成为中国创新力量的摇篮。

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是产品的主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对技术、流程、管理等要素的集成创新,也有对产品功能的集成创新。这与国外类似产品往往只注重单一功能有较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分析,中国的整合式集成创新,把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这与东亚的模仿、南亚的草根模式完全不同。最典型的创新产品如腾讯旗下的QQ模仿美国MSN、ICQ,微信模仿WhatsApp、LINE,但腾讯却将功能做得更好,以至于微信的红包功能被Facebook模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阮芳认为,以抖音海外版、微信红包和拼多多为代表的中国出海产品,其共性在于,第一都是面向消费端(C端)用户。第二,都属于商业模式创新。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试验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中等消费群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规模。在中国丰富的场景应用和巨大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探索出无数成功的产品和模式,并培养了大批成熟的从业者,包括产品设计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市场推广人员等。这些,都为中国创新企业带着模式出海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白果则从这场出海中看到了“组合式创新”的应用,即创新的过程是过去旧有技术模块之间的再组合和再吸收。她说,“随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看到,现在技术本身的复合度,以及产品中蕴含的技术复合度,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中国在无数个看似微小,但却不断进步的创新中,进行着全方位的技术和行业积累,制造业越来越发达,这可以帮助未来中国的创新活动向着一个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就表示,有了技术的积累,如果没有市场空间,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实现创新的突破,需求导向是中国式创新的关键要素。正是巨大且多层次的中国市场给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创新提供机会,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给企业的创新和试错失败创造机会和空间。

“虽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所有中国市场,给中国本土企业留下了从低端市场起步的机会。这也是如今华为和中兴等大企业创新的起点。”胡志坚说。

阮芳告诉记者,中国创新展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的重要特点是沿着创新链条逆向上行,即:工艺创新(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开发新产品(找到技术秘密)—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她认为,从微观来看,华为的创新历程是逆链条创新的典型代表。


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深知研发的重要性。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绝不能打折扣。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元,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至今,华为已经成为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

小米公司也是一例。起初,小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苹果。小米创始人雷军对此公开说,他不是中国的乔布斯,对“小米山寨苹果”进行反驳。2015年,雷军登上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标题是:It’s time to copy china(是时候复制中国了)。《连线》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也是在那时,小米才算摘掉了“山寨”的帽子。根据小米在今年8月份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小米的全球5290万台出货量中,国内占了1340万台,海外占了3950台,海外占比达到74.7%。

虽然,中国擅长将模仿后的二次创新做到极致,但仍远创不足。“原始创新不够,是中国式创新的美中不足。”胡志坚曾撰文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整体上相对落后,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同时,引领和应对产业技术路线重大变革的技术储备不足。

阮芳认为,近年来,中国愈发意识到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小米相较于华为成立时间较短,发展早期依靠互联网营销和开放生态等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迅速获得了成功。最近我们也看到,小米开始攻关芯片研发,并开始布局汽车领域,这意味着小米开始谋求前沿技术创新。”阮芳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创新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拥有更多前沿创新和核心科技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创新突破的实践中,中国基础研究近年进一步提升,从0到1的原创技术、产品、服务越来越多。中国式创新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2021显示,中国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相比去年,提升了两个名次,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近几年来与中国创新息息相关的专利数量,也成长迅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2日发布了2020年国际专利、国际商标和设计体系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仍然保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国际专利申请年度最大用户位置”,即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通过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衡量全球创新活动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2020年,PCT体系两大主要用户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均实现年度增长。其中,中国的申请量达68720件,同比增长16.1%,继续位居PCT体系最大用户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申请量达59230件,同比增长3%;日本申请量为50520件,同比下降4.1%;韩国申请量为20060件,同比增长5.2%;德国申请量为18643件,同比下降3.7%。

202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5464件申请量连续第四年成为PCT体系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位居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电子(3093件)、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810件)、韩国LG电子公司(2759件)以及美国高通公司(2173件)。

在教育机构中,202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以559件申请量继续居申请人榜首。麻省理工学院(269件)位列第二,其后是深圳大学(252件)、清华大学(231件)以及浙江大学(209件)。上榜的前10所高校中,有5所来自中国,4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日本。

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1中国自然指数”根据追踪的4大学科科研产出得出结论:2018年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美国;除生命科学之外,中国在地球及环境科学和物理学这两个领域也已接近美国。到2020年,中国的贡献份额仍更多地集中在化学领域,美国则更集中于生命科学。

该增刊还引用了对自然指数100强研究机构的50万名学者所做的分析,中国自2014年已实现科学人才的净流入,逆转了过去40年的趋势。这项由澳大利亚悉尼的学术数据和招聘公司“学者联盟(The League of Scholars)”为自然指数所做的调查还发现,截至2021年3月,中国大学过去三年有超过10%的学者从国外而来,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3.7%)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最完备工业体系的经济体。多样性是创新最好的土壤。”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从改革开放之初,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内需驱动增长,再到现在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每一次的经济模式的转型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如今,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有目共睹。

观察今天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前十大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的特殊之处。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在今年11月发布的《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均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研发投入前十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和汽车领域。中国呈现出混合模式,前十名企业既有华为、阿里、腾讯和百度等新兴科技巨头,也有中国建筑集团、中国铁建等传统工业企业。

“从行业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呈现出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并存的特点。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发展,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创新的破坏成本较低,有机会在数字化进程中采用‘蛙跳模式’,赶超发达国家。”阮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中国的特殊之处也体现在管理哲学上。中国的管理思想走向全球,海尔是第一个。日前,海尔模式研究院前副院长胡国栋所著新书《海尔制》充分阐述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创新管理思维—人单合一,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要将“自然人”变成“自主人”。在海尔,每个人都是创业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发展潜在价值。

这一模式得到了西方学界和管理界的高度认可,还被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称之为“最接近物联网本质”的商业模式。海尔制因踏准了物联网时代的节拍,在全球30多种管理模式中脱颖而出,被70多个国家的企业采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因此多次登上世界级商学院的讲坛,海尔的转型案例也被多家国际商学院案例库收录。《海尔制》被胡国栋形容为能与福特制、丰田制比肩的管理思维,这也是中国首次有了可以向世界输出的成体系的管理思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路江涌说,“这倒不是说海尔有多强,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的企业一直是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但到了物联网时代没有可以学习的样板了。‘海尔制’开启了物联网时代的窄门,引领全球企业共创自组织、同进化的生态型企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发现,中国向世界管理思想丛林贡献企业管理智慧的重要限制在于,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经验更多依赖于特定的管理“术”,如基于发展政策的套利战术、在行业高增长周期的早期进入,以及制造大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与规模效率等。她认为,海尔制真正意义上贡献了一个“道”与“术”相结合的体系,也即整合了战略(物联网商业模式)、哲学(水式管理哲学)、组织(链群生态组织)、激励(创客合伙人)四大子系统,同时包含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赋能平台与财务驱动工具等,由此建构形成海尔制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系统构建海尔制的哲学思想、管理系统以及工具方法。

敏锐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创新者。影响所及,他们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创新力量,不再只是向中国引进潮流,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本土市场制造潮流,再引进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再只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单边市场和代工厂,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新品研发中心,甚至调整组织架构来适应中国市场的时候。

全球最大的食品饮料巨头公司雀巢集团,正在中国做一个“绿色牧场”的项目。在位于中国黑龙江哈尔滨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DFI),一头头奶牛被工整地编好了号,吃着为他们精心调配的饲料,细嚼慢咽。通过采用科学营养的饲料配方结合饲料添加剂等主要措施,减少这些奶牛所排放出来的甲烷。

此外,雀巢公司还通过引入再生农业实践,提升农田的碳储存能力;通过支持新技术研发,提高牧场效率,在尽可能降低能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牛奶产量并改善动物福利;利用智能模拟工具,评估奶业领域的实践行动和成本;为奶户提供培训、投资、以更先进的技术及专业的牛群管理,帮助当地奶农提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DFI牧场也是雀巢集团净零碳排放的试点牧场,也是我们的‘灯塔项目’,我们将会把优秀的经验在雀巢全球网络中积极分享。”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罗士德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雀巢之所以将这个项目放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才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测试。之后,我们会向全球输入这一改良方案,为整个雀巢集团的减碳目标作出贡献。”

本土化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本土的适应性,也要考虑如何反哺全球市场。轻奢品牌Coach(蔻驰)就看中中国在国潮文化以及娴熟的制造工艺方面的创新。今年4月,Coach携手上海东华大学共同启动“国潮创承”校企合作项目,通过合作授课、指导设计、创意评选及最终的成果落地等一系列活动,鼓励青年学子将国潮元素与国际品牌力量相融合,激发年轻人才探索时尚产业的激情;Coach同时期望以此项目为契机,与年轻新锐力量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与灵感碰撞,传达品牌对经典匠心工艺的不懈追求,呈现精彩多样的创新设计理念。

在这次合作中,东华大学学生团队Caring Catty带来了以猫咪为主题的系列产品,包括俏皮的猫耳手袋、猫咪伸展造型Logo的T恤等,以此表达年轻人对动物的关爱;另一位学生团队则带来了以苏州园林为主题的包包、香水和服装,充分体展现中国国潮元素在年轻人心中的符号。设计理念非常丰富,诠释了当下年轻一代设计师对ChinaCool的洞察。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的创新基地,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变化。”Coach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表示,从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到世界的创新基地,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迭新、前行。而“国潮”的概念完全可以由中国设计人才向全世界传达,因此,这个和东华大学合作开展的国潮创承青年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也将通过美好创意的表达,将现在年轻人对国潮、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念传达给全世界。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院长李峻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了太多创新的可能,我有位朋友在一家美国公司做全球创新总监,他们跟全球的院校,从欧洲、日本到俄罗斯都谈过合作,但是唯一一个能够促进的创新项目发生在中国。”

他认为,创新有两个方向,其一是Inside World Innovation,就是在传统规则里面搞创新。我们的基础设施、原本的纺织产业链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底层创新能力。随着供应链全球化,国外品牌的委托和Inside World Innovation做得非常好,例如原料的创新。但如果是Outside World Innovation,打破规则的创新,互联网和新的电商思维带给时尚产业无限可能。

去年,欧莱雅集团正式启动中国首届美妆科技初创挑战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诸多初创公司开展更多实验性的项目,核心技术涵盖人工智能、直播生态、虚拟人物、智慧供应链、智能工业机器人、3D电子打印、微生态研究、柔性电池、肌肤检测技术和生物合成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未来有望被运用于集团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

欧莱雅集团希望通过该活动赋能科技初创企业,一同探索和孵化革命性的美妆科技解决方案,共建美妆科技生态圈。今年5月,第二届也正式开启,除了合作的初创公司,欧莱雅还携手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孵化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价值链资源和专业辅导,与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开展合作,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涌流与国际化合作。

“我们希望借助BIG BANG挑战赛进一步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同时,也借助中国这个创新试验场,帮助国际初创企业加速创新理念的落地。”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CEO费博瑞说。

在欧莱雅看来,中国是打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主场,也是撬动创新成长的重要基地。今年,欧莱雅中国总部上海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将以上海及中国为立足点,激活中日韩美妆黄金市场,激发北亚极具活力区域的潜能,撬动世界美妆市场,通过不同美妆潮流的碰撞,挖掘出新的增长机遇。

然而,正当中国式创新蓬勃发展之际,却也存在挑战。

首先,创新质量仍有待加强。《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显示,从创新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距离建设“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获批专利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位置,但202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收入仅占贸易额的0.2%,而瑞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在5%左右,而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率也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尖端创新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例如,中国在高研发强度行业的全球附加值占比低于美国及欧盟;在高端及中高端技术产出占比尚未进入世界前十。

其次,中国式创新与硅谷式创新仍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一大挑战。在硅谷,每隔几年就有一个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成功的公司。Ebay代表C2C(customer to customer),Google代表Network of Information,Facebook代表Network of People。“很多创业公司想的是,如何用破坏性创新的方式,更好解决现在的实际问题。”硅谷精神布道师、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SVAIRI)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说。

阮芳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依旧薄弱。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受制于人。中国创新区域发展也不平衡,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等尚存在较大差异也将是未来的重点突破口。此外,创新氛围浮躁。创业者追逐模式创新,缺乏聚焦长期价值的定力,对中国的创新企业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原始创新方面,李冰提倡中国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基础研究,需要持续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其需要更加完善的人才吸引、培养机制,以及更加夯实的科研资源支持。二是长期导向,需要鼓励长期主义价值观的导向,尤其是拥有“不确定性高容忍度”的创新创业精神。这需要对创新创业的成本进行实质性的降低,其指向整体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带来的创新成本下降以及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支持,未来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创新模式的转型突破。”李冰说。

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的创新力量将在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目标在2030年研发投入占GDP总量比例达到2.8%,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到了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并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

有了这些目标和行动纲领,白果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了。她提议,中国需要在心态上更加有耐心,在文化上要更加懂得容忍失败。“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容忍度,就无法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和生存环境,这种环境才是颠覆式创新的基础。”她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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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新规则

发布日期:2021-11-22 20:36
|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创新试验田,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



| 万慧 

【OR  商业新媒体】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如今进化成为重要的世界创新基地。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借由创新产品,跃上国际舞台。2019年以前,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时年20岁的Lil Nas X还只是个刚从大学退学、喜欢说唱的年轻人。落魄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创作灵感。渴望事业走上正轨的他,在2018年创作一首说唱歌曲《Old Town Road》(老城路),他将这首歌视作成功的象征,歌词中反复出现的“马(Horse)”象征着“不会拥有太多东西,却可以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依靠这首歌,LilNasX并没有得到认可,一直到他遇到TikTok。这首歌上传到TikTok不久,就获得超过11万次的点击量。在2019年4月到8月,《Old Town Road》霸占美国Billboard单曲排行榜冠军长达19周,打破玛利亚·凯莉(Mariah Carey,圣诞节固定霸榜歌手)在1995年创下的16连冠纪录。如今,这位从TikTok走红的明星,凭借健硕的肌肉和黝黑的皮肤,以及无性别穿搭的造型,成为各大时尚红毯上的新宠儿。

2021年9月末,TikTok宣布成为继Facebook后全球下载量最大的社交应用,月活量达到10亿。TikTok,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从受欢迎程度来说,这款应用成为首款来自中国的全球性应用。

美国YouTube也开始仿效中国电商的直播业务。据研究公司EMarketer估计,今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352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场规模的10倍。YouTube希望通过假日活动,复制出中国那种获利颇丰的电商热潮。最近,YouTube正在举办一场为期一周、名为“Holiday Streamand Shop”的直播活动,一些网红明星在该平台上销售商品。未来几周,一些YouTube用户还可以在他们的“可购物视频”中售卖商品。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乐意把中国作为创新基地,将在中国被验证过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服品牌耐克公司创新策略背后的思考,已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早在2017年,耐克便看到中国在数字化领域超前的创新力,特意在上海建立数字工作室,希望收集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充分释放耐克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并将中国打造为耐克在全球区域市场中,第一个完全数字化互联、一体化的市场。

数字工作室通过自己做项目、做架构,产出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搭建以中国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生态系统。如今,该系统以Nike App为中心,包括耐克官网、耐克天猫官方旗舰店、耐克微信小程序、SNKRS等平台,为更大规模的会员提供本土化、个性化服务。

不断的创新实验为耐克在零售方面提供了灵感。“这些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也为全球市场提供借鉴。从会员连接的方式、供应链运营,到服务消费者等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耐克所做的一切。”因为重视中国市场,特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若修的耐克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无论是中国最早实现疫情复苏的经验,还是在中国开发产品、开首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创新体验,我们都会将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宝贵洞察分享至全球更多市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全球性公司。”

依赖中国式创新,中国正在全球创造推出一个个新规则。不论是中国企业靠创新在海外占据重要地位,还是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新项目落地中国,测试后反哺总部,这些信号都说明,中国的创新实力,已经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所创造的新规则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认为,全球化加上信息化,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技术上的落后位置,催生了中国的创新热潮,使得中国创新逐步开始引领世界。


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在《创新驱动中国》(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一书中写道,“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

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纵观历史发展,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创新方式:英国由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技术革命,开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中国也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通过对外开放进行模仿创新,进而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式创新,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有不同的描述和理解。《牛津创新手册》认为,中国的创新是以开发活动为主的创新,而不是以研究为主;独立全球经济研究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Arthur R. Kroeber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是一种效率型的创新;麦肯锡认为,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则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地进行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是一种快速跟随式的创新。
罗兰贝格互联网与高科技行业负责人李冰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中国的创新特征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照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式创新也将经历产业链的微创新、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一直到基础研究创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阶段中期,正在向基础研究突破方面发展。”李冰说。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视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助理教授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制造水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复制外来的产品和流程,另一种是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企业,为其代工。在这个过程中,外方要求中国企业帮助其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目标。聪明且勤奋的中国商人很快从代工或模仿的积累中,学会了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于是,一大波靠二次创新起家的公司站了起来,也成为中国创新力量的摇篮。

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是产品的主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对技术、流程、管理等要素的集成创新,也有对产品功能的集成创新。这与国外类似产品往往只注重单一功能有较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分析,中国的整合式集成创新,把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这与东亚的模仿、南亚的草根模式完全不同。最典型的创新产品如腾讯旗下的QQ模仿美国MSN、ICQ,微信模仿WhatsApp、LINE,但腾讯却将功能做得更好,以至于微信的红包功能被Facebook模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阮芳认为,以抖音海外版、微信红包和拼多多为代表的中国出海产品,其共性在于,第一都是面向消费端(C端)用户。第二,都属于商业模式创新。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试验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中等消费群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规模。在中国丰富的场景应用和巨大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探索出无数成功的产品和模式,并培养了大批成熟的从业者,包括产品设计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市场推广人员等。这些,都为中国创新企业带着模式出海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白果则从这场出海中看到了“组合式创新”的应用,即创新的过程是过去旧有技术模块之间的再组合和再吸收。她说,“随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看到,现在技术本身的复合度,以及产品中蕴含的技术复合度,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中国在无数个看似微小,但却不断进步的创新中,进行着全方位的技术和行业积累,制造业越来越发达,这可以帮助未来中国的创新活动向着一个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就表示,有了技术的积累,如果没有市场空间,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实现创新的突破,需求导向是中国式创新的关键要素。正是巨大且多层次的中国市场给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创新提供机会,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给企业的创新和试错失败创造机会和空间。

“虽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所有中国市场,给中国本土企业留下了从低端市场起步的机会。这也是如今华为和中兴等大企业创新的起点。”胡志坚说。

阮芳告诉记者,中国创新展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的重要特点是沿着创新链条逆向上行,即:工艺创新(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开发新产品(找到技术秘密)—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她认为,从微观来看,华为的创新历程是逆链条创新的典型代表。


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深知研发的重要性。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绝不能打折扣。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元,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至今,华为已经成为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

小米公司也是一例。起初,小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苹果。小米创始人雷军对此公开说,他不是中国的乔布斯,对“小米山寨苹果”进行反驳。2015年,雷军登上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标题是:It’s time to copy china(是时候复制中国了)。《连线》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也是在那时,小米才算摘掉了“山寨”的帽子。根据小米在今年8月份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小米的全球5290万台出货量中,国内占了1340万台,海外占了3950台,海外占比达到74.7%。

虽然,中国擅长将模仿后的二次创新做到极致,但仍远创不足。“原始创新不够,是中国式创新的美中不足。”胡志坚曾撰文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整体上相对落后,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同时,引领和应对产业技术路线重大变革的技术储备不足。

阮芳认为,近年来,中国愈发意识到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小米相较于华为成立时间较短,发展早期依靠互联网营销和开放生态等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迅速获得了成功。最近我们也看到,小米开始攻关芯片研发,并开始布局汽车领域,这意味着小米开始谋求前沿技术创新。”阮芳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创新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拥有更多前沿创新和核心科技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创新突破的实践中,中国基础研究近年进一步提升,从0到1的原创技术、产品、服务越来越多。中国式创新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2021显示,中国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相比去年,提升了两个名次,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近几年来与中国创新息息相关的专利数量,也成长迅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2日发布了2020年国际专利、国际商标和设计体系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仍然保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国际专利申请年度最大用户位置”,即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通过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衡量全球创新活动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2020年,PCT体系两大主要用户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均实现年度增长。其中,中国的申请量达68720件,同比增长16.1%,继续位居PCT体系最大用户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申请量达59230件,同比增长3%;日本申请量为50520件,同比下降4.1%;韩国申请量为20060件,同比增长5.2%;德国申请量为18643件,同比下降3.7%。

202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5464件申请量连续第四年成为PCT体系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位居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电子(3093件)、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810件)、韩国LG电子公司(2759件)以及美国高通公司(2173件)。

在教育机构中,202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以559件申请量继续居申请人榜首。麻省理工学院(269件)位列第二,其后是深圳大学(252件)、清华大学(231件)以及浙江大学(209件)。上榜的前10所高校中,有5所来自中国,4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日本。

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1中国自然指数”根据追踪的4大学科科研产出得出结论:2018年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美国;除生命科学之外,中国在地球及环境科学和物理学这两个领域也已接近美国。到2020年,中国的贡献份额仍更多地集中在化学领域,美国则更集中于生命科学。

该增刊还引用了对自然指数100强研究机构的50万名学者所做的分析,中国自2014年已实现科学人才的净流入,逆转了过去40年的趋势。这项由澳大利亚悉尼的学术数据和招聘公司“学者联盟(The League of Scholars)”为自然指数所做的调查还发现,截至2021年3月,中国大学过去三年有超过10%的学者从国外而来,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3.7%)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最完备工业体系的经济体。多样性是创新最好的土壤。”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从改革开放之初,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内需驱动增长,再到现在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每一次的经济模式的转型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如今,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有目共睹。

观察今天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前十大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的特殊之处。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在今年11月发布的《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均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研发投入前十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和汽车领域。中国呈现出混合模式,前十名企业既有华为、阿里、腾讯和百度等新兴科技巨头,也有中国建筑集团、中国铁建等传统工业企业。

“从行业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呈现出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并存的特点。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发展,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创新的破坏成本较低,有机会在数字化进程中采用‘蛙跳模式’,赶超发达国家。”阮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中国的特殊之处也体现在管理哲学上。中国的管理思想走向全球,海尔是第一个。日前,海尔模式研究院前副院长胡国栋所著新书《海尔制》充分阐述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创新管理思维—人单合一,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要将“自然人”变成“自主人”。在海尔,每个人都是创业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发展潜在价值。

这一模式得到了西方学界和管理界的高度认可,还被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称之为“最接近物联网本质”的商业模式。海尔制因踏准了物联网时代的节拍,在全球30多种管理模式中脱颖而出,被70多个国家的企业采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因此多次登上世界级商学院的讲坛,海尔的转型案例也被多家国际商学院案例库收录。《海尔制》被胡国栋形容为能与福特制、丰田制比肩的管理思维,这也是中国首次有了可以向世界输出的成体系的管理思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路江涌说,“这倒不是说海尔有多强,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的企业一直是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但到了物联网时代没有可以学习的样板了。‘海尔制’开启了物联网时代的窄门,引领全球企业共创自组织、同进化的生态型企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发现,中国向世界管理思想丛林贡献企业管理智慧的重要限制在于,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经验更多依赖于特定的管理“术”,如基于发展政策的套利战术、在行业高增长周期的早期进入,以及制造大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与规模效率等。她认为,海尔制真正意义上贡献了一个“道”与“术”相结合的体系,也即整合了战略(物联网商业模式)、哲学(水式管理哲学)、组织(链群生态组织)、激励(创客合伙人)四大子系统,同时包含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赋能平台与财务驱动工具等,由此建构形成海尔制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系统构建海尔制的哲学思想、管理系统以及工具方法。

敏锐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创新者。影响所及,他们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创新力量,不再只是向中国引进潮流,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本土市场制造潮流,再引进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再只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单边市场和代工厂,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新品研发中心,甚至调整组织架构来适应中国市场的时候。

全球最大的食品饮料巨头公司雀巢集团,正在中国做一个“绿色牧场”的项目。在位于中国黑龙江哈尔滨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DFI),一头头奶牛被工整地编好了号,吃着为他们精心调配的饲料,细嚼慢咽。通过采用科学营养的饲料配方结合饲料添加剂等主要措施,减少这些奶牛所排放出来的甲烷。

此外,雀巢公司还通过引入再生农业实践,提升农田的碳储存能力;通过支持新技术研发,提高牧场效率,在尽可能降低能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牛奶产量并改善动物福利;利用智能模拟工具,评估奶业领域的实践行动和成本;为奶户提供培训、投资、以更先进的技术及专业的牛群管理,帮助当地奶农提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DFI牧场也是雀巢集团净零碳排放的试点牧场,也是我们的‘灯塔项目’,我们将会把优秀的经验在雀巢全球网络中积极分享。”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罗士德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雀巢之所以将这个项目放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才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测试。之后,我们会向全球输入这一改良方案,为整个雀巢集团的减碳目标作出贡献。”

本土化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本土的适应性,也要考虑如何反哺全球市场。轻奢品牌Coach(蔻驰)就看中中国在国潮文化以及娴熟的制造工艺方面的创新。今年4月,Coach携手上海东华大学共同启动“国潮创承”校企合作项目,通过合作授课、指导设计、创意评选及最终的成果落地等一系列活动,鼓励青年学子将国潮元素与国际品牌力量相融合,激发年轻人才探索时尚产业的激情;Coach同时期望以此项目为契机,与年轻新锐力量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与灵感碰撞,传达品牌对经典匠心工艺的不懈追求,呈现精彩多样的创新设计理念。

在这次合作中,东华大学学生团队Caring Catty带来了以猫咪为主题的系列产品,包括俏皮的猫耳手袋、猫咪伸展造型Logo的T恤等,以此表达年轻人对动物的关爱;另一位学生团队则带来了以苏州园林为主题的包包、香水和服装,充分体展现中国国潮元素在年轻人心中的符号。设计理念非常丰富,诠释了当下年轻一代设计师对ChinaCool的洞察。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的创新基地,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变化。”Coach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表示,从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到世界的创新基地,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迭新、前行。而“国潮”的概念完全可以由中国设计人才向全世界传达,因此,这个和东华大学合作开展的国潮创承青年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也将通过美好创意的表达,将现在年轻人对国潮、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念传达给全世界。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院长李峻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了太多创新的可能,我有位朋友在一家美国公司做全球创新总监,他们跟全球的院校,从欧洲、日本到俄罗斯都谈过合作,但是唯一一个能够促进的创新项目发生在中国。”

他认为,创新有两个方向,其一是Inside World Innovation,就是在传统规则里面搞创新。我们的基础设施、原本的纺织产业链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底层创新能力。随着供应链全球化,国外品牌的委托和Inside World Innovation做得非常好,例如原料的创新。但如果是Outside World Innovation,打破规则的创新,互联网和新的电商思维带给时尚产业无限可能。

去年,欧莱雅集团正式启动中国首届美妆科技初创挑战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诸多初创公司开展更多实验性的项目,核心技术涵盖人工智能、直播生态、虚拟人物、智慧供应链、智能工业机器人、3D电子打印、微生态研究、柔性电池、肌肤检测技术和生物合成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未来有望被运用于集团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

欧莱雅集团希望通过该活动赋能科技初创企业,一同探索和孵化革命性的美妆科技解决方案,共建美妆科技生态圈。今年5月,第二届也正式开启,除了合作的初创公司,欧莱雅还携手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孵化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价值链资源和专业辅导,与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开展合作,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涌流与国际化合作。

“我们希望借助BIG BANG挑战赛进一步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同时,也借助中国这个创新试验场,帮助国际初创企业加速创新理念的落地。”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CEO费博瑞说。

在欧莱雅看来,中国是打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主场,也是撬动创新成长的重要基地。今年,欧莱雅中国总部上海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将以上海及中国为立足点,激活中日韩美妆黄金市场,激发北亚极具活力区域的潜能,撬动世界美妆市场,通过不同美妆潮流的碰撞,挖掘出新的增长机遇。

然而,正当中国式创新蓬勃发展之际,却也存在挑战。

首先,创新质量仍有待加强。《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显示,从创新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距离建设“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获批专利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位置,但202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收入仅占贸易额的0.2%,而瑞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在5%左右,而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率也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尖端创新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例如,中国在高研发强度行业的全球附加值占比低于美国及欧盟;在高端及中高端技术产出占比尚未进入世界前十。

其次,中国式创新与硅谷式创新仍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一大挑战。在硅谷,每隔几年就有一个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成功的公司。Ebay代表C2C(customer to customer),Google代表Network of Information,Facebook代表Network of People。“很多创业公司想的是,如何用破坏性创新的方式,更好解决现在的实际问题。”硅谷精神布道师、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SVAIRI)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说。

阮芳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依旧薄弱。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受制于人。中国创新区域发展也不平衡,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等尚存在较大差异也将是未来的重点突破口。此外,创新氛围浮躁。创业者追逐模式创新,缺乏聚焦长期价值的定力,对中国的创新企业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原始创新方面,李冰提倡中国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基础研究,需要持续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其需要更加完善的人才吸引、培养机制,以及更加夯实的科研资源支持。二是长期导向,需要鼓励长期主义价值观的导向,尤其是拥有“不确定性高容忍度”的创新创业精神。这需要对创新创业的成本进行实质性的降低,其指向整体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带来的创新成本下降以及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支持,未来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创新模式的转型突破。”李冰说。

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的创新力量将在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目标在2030年研发投入占GDP总量比例达到2.8%,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到了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并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

有了这些目标和行动纲领,白果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了。她提议,中国需要在心态上更加有耐心,在文化上要更加懂得容忍失败。“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容忍度,就无法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和生存环境,这种环境才是颠覆式创新的基础。”她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创新试验田,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



| 万慧 

【OR  商业新媒体】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如今进化成为重要的世界创新基地。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借由创新产品,跃上国际舞台。2019年以前,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时年20岁的Lil Nas X还只是个刚从大学退学、喜欢说唱的年轻人。落魄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创作灵感。渴望事业走上正轨的他,在2018年创作一首说唱歌曲《Old Town Road》(老城路),他将这首歌视作成功的象征,歌词中反复出现的“马(Horse)”象征着“不会拥有太多东西,却可以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依靠这首歌,LilNasX并没有得到认可,一直到他遇到TikTok。这首歌上传到TikTok不久,就获得超过11万次的点击量。在2019年4月到8月,《Old Town Road》霸占美国Billboard单曲排行榜冠军长达19周,打破玛利亚·凯莉(Mariah Carey,圣诞节固定霸榜歌手)在1995年创下的16连冠纪录。如今,这位从TikTok走红的明星,凭借健硕的肌肉和黝黑的皮肤,以及无性别穿搭的造型,成为各大时尚红毯上的新宠儿。

2021年9月末,TikTok宣布成为继Facebook后全球下载量最大的社交应用,月活量达到10亿。TikTok,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从受欢迎程度来说,这款应用成为首款来自中国的全球性应用。

美国YouTube也开始仿效中国电商的直播业务。据研究公司EMarketer估计,今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352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场规模的10倍。YouTube希望通过假日活动,复制出中国那种获利颇丰的电商热潮。最近,YouTube正在举办一场为期一周、名为“Holiday Streamand Shop”的直播活动,一些网红明星在该平台上销售商品。未来几周,一些YouTube用户还可以在他们的“可购物视频”中售卖商品。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乐意把中国作为创新基地,将在中国被验证过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服品牌耐克公司创新策略背后的思考,已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早在2017年,耐克便看到中国在数字化领域超前的创新力,特意在上海建立数字工作室,希望收集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充分释放耐克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并将中国打造为耐克在全球区域市场中,第一个完全数字化互联、一体化的市场。

数字工作室通过自己做项目、做架构,产出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搭建以中国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生态系统。如今,该系统以Nike App为中心,包括耐克官网、耐克天猫官方旗舰店、耐克微信小程序、SNKRS等平台,为更大规模的会员提供本土化、个性化服务。

不断的创新实验为耐克在零售方面提供了灵感。“这些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也为全球市场提供借鉴。从会员连接的方式、供应链运营,到服务消费者等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耐克所做的一切。”因为重视中国市场,特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若修的耐克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无论是中国最早实现疫情复苏的经验,还是在中国开发产品、开首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创新体验,我们都会将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宝贵洞察分享至全球更多市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全球性公司。”

依赖中国式创新,中国正在全球创造推出一个个新规则。不论是中国企业靠创新在海外占据重要地位,还是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新项目落地中国,测试后反哺总部,这些信号都说明,中国的创新实力,已经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所创造的新规则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认为,全球化加上信息化,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技术上的落后位置,催生了中国的创新热潮,使得中国创新逐步开始引领世界。


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在《创新驱动中国》(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一书中写道,“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

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纵观历史发展,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创新方式:英国由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技术革命,开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中国也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通过对外开放进行模仿创新,进而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式创新,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有不同的描述和理解。《牛津创新手册》认为,中国的创新是以开发活动为主的创新,而不是以研究为主;独立全球经济研究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Arthur R. Kroeber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是一种效率型的创新;麦肯锡认为,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则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地进行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是一种快速跟随式的创新。
罗兰贝格互联网与高科技行业负责人李冰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中国的创新特征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照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式创新也将经历产业链的微创新、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一直到基础研究创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阶段中期,正在向基础研究突破方面发展。”李冰说。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视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助理教授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制造水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复制外来的产品和流程,另一种是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企业,为其代工。在这个过程中,外方要求中国企业帮助其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目标。聪明且勤奋的中国商人很快从代工或模仿的积累中,学会了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于是,一大波靠二次创新起家的公司站了起来,也成为中国创新力量的摇篮。

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是产品的主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对技术、流程、管理等要素的集成创新,也有对产品功能的集成创新。这与国外类似产品往往只注重单一功能有较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分析,中国的整合式集成创新,把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这与东亚的模仿、南亚的草根模式完全不同。最典型的创新产品如腾讯旗下的QQ模仿美国MSN、ICQ,微信模仿WhatsApp、LINE,但腾讯却将功能做得更好,以至于微信的红包功能被Facebook模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阮芳认为,以抖音海外版、微信红包和拼多多为代表的中国出海产品,其共性在于,第一都是面向消费端(C端)用户。第二,都属于商业模式创新。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试验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中等消费群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规模。在中国丰富的场景应用和巨大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探索出无数成功的产品和模式,并培养了大批成熟的从业者,包括产品设计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市场推广人员等。这些,都为中国创新企业带着模式出海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白果则从这场出海中看到了“组合式创新”的应用,即创新的过程是过去旧有技术模块之间的再组合和再吸收。她说,“随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看到,现在技术本身的复合度,以及产品中蕴含的技术复合度,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中国在无数个看似微小,但却不断进步的创新中,进行着全方位的技术和行业积累,制造业越来越发达,这可以帮助未来中国的创新活动向着一个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就表示,有了技术的积累,如果没有市场空间,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实现创新的突破,需求导向是中国式创新的关键要素。正是巨大且多层次的中国市场给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创新提供机会,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给企业的创新和试错失败创造机会和空间。

“虽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所有中国市场,给中国本土企业留下了从低端市场起步的机会。这也是如今华为和中兴等大企业创新的起点。”胡志坚说。

阮芳告诉记者,中国创新展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的重要特点是沿着创新链条逆向上行,即:工艺创新(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开发新产品(找到技术秘密)—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她认为,从微观来看,华为的创新历程是逆链条创新的典型代表。


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深知研发的重要性。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绝不能打折扣。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元,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至今,华为已经成为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

小米公司也是一例。起初,小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苹果。小米创始人雷军对此公开说,他不是中国的乔布斯,对“小米山寨苹果”进行反驳。2015年,雷军登上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标题是:It’s time to copy china(是时候复制中国了)。《连线》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也是在那时,小米才算摘掉了“山寨”的帽子。根据小米在今年8月份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小米的全球5290万台出货量中,国内占了1340万台,海外占了3950台,海外占比达到74.7%。

虽然,中国擅长将模仿后的二次创新做到极致,但仍远创不足。“原始创新不够,是中国式创新的美中不足。”胡志坚曾撰文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整体上相对落后,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同时,引领和应对产业技术路线重大变革的技术储备不足。

阮芳认为,近年来,中国愈发意识到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小米相较于华为成立时间较短,发展早期依靠互联网营销和开放生态等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迅速获得了成功。最近我们也看到,小米开始攻关芯片研发,并开始布局汽车领域,这意味着小米开始谋求前沿技术创新。”阮芳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创新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拥有更多前沿创新和核心科技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创新突破的实践中,中国基础研究近年进一步提升,从0到1的原创技术、产品、服务越来越多。中国式创新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2021显示,中国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相比去年,提升了两个名次,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近几年来与中国创新息息相关的专利数量,也成长迅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2日发布了2020年国际专利、国际商标和设计体系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仍然保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国际专利申请年度最大用户位置”,即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通过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衡量全球创新活动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2020年,PCT体系两大主要用户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均实现年度增长。其中,中国的申请量达68720件,同比增长16.1%,继续位居PCT体系最大用户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申请量达59230件,同比增长3%;日本申请量为50520件,同比下降4.1%;韩国申请量为20060件,同比增长5.2%;德国申请量为18643件,同比下降3.7%。

202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5464件申请量连续第四年成为PCT体系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位居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电子(3093件)、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810件)、韩国LG电子公司(2759件)以及美国高通公司(2173件)。

在教育机构中,202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以559件申请量继续居申请人榜首。麻省理工学院(269件)位列第二,其后是深圳大学(252件)、清华大学(231件)以及浙江大学(209件)。上榜的前10所高校中,有5所来自中国,4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日本。

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1中国自然指数”根据追踪的4大学科科研产出得出结论:2018年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美国;除生命科学之外,中国在地球及环境科学和物理学这两个领域也已接近美国。到2020年,中国的贡献份额仍更多地集中在化学领域,美国则更集中于生命科学。

该增刊还引用了对自然指数100强研究机构的50万名学者所做的分析,中国自2014年已实现科学人才的净流入,逆转了过去40年的趋势。这项由澳大利亚悉尼的学术数据和招聘公司“学者联盟(The League of Scholars)”为自然指数所做的调查还发现,截至2021年3月,中国大学过去三年有超过10%的学者从国外而来,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3.7%)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最完备工业体系的经济体。多样性是创新最好的土壤。”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从改革开放之初,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内需驱动增长,再到现在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每一次的经济模式的转型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如今,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有目共睹。

观察今天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前十大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的特殊之处。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在今年11月发布的《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均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研发投入前十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和汽车领域。中国呈现出混合模式,前十名企业既有华为、阿里、腾讯和百度等新兴科技巨头,也有中国建筑集团、中国铁建等传统工业企业。

“从行业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呈现出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并存的特点。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发展,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创新的破坏成本较低,有机会在数字化进程中采用‘蛙跳模式’,赶超发达国家。”阮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中国的特殊之处也体现在管理哲学上。中国的管理思想走向全球,海尔是第一个。日前,海尔模式研究院前副院长胡国栋所著新书《海尔制》充分阐述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创新管理思维—人单合一,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要将“自然人”变成“自主人”。在海尔,每个人都是创业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发展潜在价值。

这一模式得到了西方学界和管理界的高度认可,还被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称之为“最接近物联网本质”的商业模式。海尔制因踏准了物联网时代的节拍,在全球30多种管理模式中脱颖而出,被70多个国家的企业采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因此多次登上世界级商学院的讲坛,海尔的转型案例也被多家国际商学院案例库收录。《海尔制》被胡国栋形容为能与福特制、丰田制比肩的管理思维,这也是中国首次有了可以向世界输出的成体系的管理思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路江涌说,“这倒不是说海尔有多强,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的企业一直是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但到了物联网时代没有可以学习的样板了。‘海尔制’开启了物联网时代的窄门,引领全球企业共创自组织、同进化的生态型企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发现,中国向世界管理思想丛林贡献企业管理智慧的重要限制在于,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经验更多依赖于特定的管理“术”,如基于发展政策的套利战术、在行业高增长周期的早期进入,以及制造大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与规模效率等。她认为,海尔制真正意义上贡献了一个“道”与“术”相结合的体系,也即整合了战略(物联网商业模式)、哲学(水式管理哲学)、组织(链群生态组织)、激励(创客合伙人)四大子系统,同时包含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赋能平台与财务驱动工具等,由此建构形成海尔制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系统构建海尔制的哲学思想、管理系统以及工具方法。

敏锐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创新者。影响所及,他们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创新力量,不再只是向中国引进潮流,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本土市场制造潮流,再引进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再只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单边市场和代工厂,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新品研发中心,甚至调整组织架构来适应中国市场的时候。

全球最大的食品饮料巨头公司雀巢集团,正在中国做一个“绿色牧场”的项目。在位于中国黑龙江哈尔滨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DFI),一头头奶牛被工整地编好了号,吃着为他们精心调配的饲料,细嚼慢咽。通过采用科学营养的饲料配方结合饲料添加剂等主要措施,减少这些奶牛所排放出来的甲烷。

此外,雀巢公司还通过引入再生农业实践,提升农田的碳储存能力;通过支持新技术研发,提高牧场效率,在尽可能降低能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牛奶产量并改善动物福利;利用智能模拟工具,评估奶业领域的实践行动和成本;为奶户提供培训、投资、以更先进的技术及专业的牛群管理,帮助当地奶农提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DFI牧场也是雀巢集团净零碳排放的试点牧场,也是我们的‘灯塔项目’,我们将会把优秀的经验在雀巢全球网络中积极分享。”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罗士德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雀巢之所以将这个项目放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才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测试。之后,我们会向全球输入这一改良方案,为整个雀巢集团的减碳目标作出贡献。”

本土化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本土的适应性,也要考虑如何反哺全球市场。轻奢品牌Coach(蔻驰)就看中中国在国潮文化以及娴熟的制造工艺方面的创新。今年4月,Coach携手上海东华大学共同启动“国潮创承”校企合作项目,通过合作授课、指导设计、创意评选及最终的成果落地等一系列活动,鼓励青年学子将国潮元素与国际品牌力量相融合,激发年轻人才探索时尚产业的激情;Coach同时期望以此项目为契机,与年轻新锐力量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与灵感碰撞,传达品牌对经典匠心工艺的不懈追求,呈现精彩多样的创新设计理念。

在这次合作中,东华大学学生团队Caring Catty带来了以猫咪为主题的系列产品,包括俏皮的猫耳手袋、猫咪伸展造型Logo的T恤等,以此表达年轻人对动物的关爱;另一位学生团队则带来了以苏州园林为主题的包包、香水和服装,充分体展现中国国潮元素在年轻人心中的符号。设计理念非常丰富,诠释了当下年轻一代设计师对ChinaCool的洞察。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的创新基地,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变化。”Coach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表示,从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到世界的创新基地,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迭新、前行。而“国潮”的概念完全可以由中国设计人才向全世界传达,因此,这个和东华大学合作开展的国潮创承青年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也将通过美好创意的表达,将现在年轻人对国潮、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念传达给全世界。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院长李峻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了太多创新的可能,我有位朋友在一家美国公司做全球创新总监,他们跟全球的院校,从欧洲、日本到俄罗斯都谈过合作,但是唯一一个能够促进的创新项目发生在中国。”

他认为,创新有两个方向,其一是Inside World Innovation,就是在传统规则里面搞创新。我们的基础设施、原本的纺织产业链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底层创新能力。随着供应链全球化,国外品牌的委托和Inside World Innovation做得非常好,例如原料的创新。但如果是Outside World Innovation,打破规则的创新,互联网和新的电商思维带给时尚产业无限可能。

去年,欧莱雅集团正式启动中国首届美妆科技初创挑战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诸多初创公司开展更多实验性的项目,核心技术涵盖人工智能、直播生态、虚拟人物、智慧供应链、智能工业机器人、3D电子打印、微生态研究、柔性电池、肌肤检测技术和生物合成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未来有望被运用于集团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

欧莱雅集团希望通过该活动赋能科技初创企业,一同探索和孵化革命性的美妆科技解决方案,共建美妆科技生态圈。今年5月,第二届也正式开启,除了合作的初创公司,欧莱雅还携手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孵化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价值链资源和专业辅导,与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开展合作,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涌流与国际化合作。

“我们希望借助BIG BANG挑战赛进一步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同时,也借助中国这个创新试验场,帮助国际初创企业加速创新理念的落地。”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CEO费博瑞说。

在欧莱雅看来,中国是打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主场,也是撬动创新成长的重要基地。今年,欧莱雅中国总部上海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将以上海及中国为立足点,激活中日韩美妆黄金市场,激发北亚极具活力区域的潜能,撬动世界美妆市场,通过不同美妆潮流的碰撞,挖掘出新的增长机遇。

然而,正当中国式创新蓬勃发展之际,却也存在挑战。

首先,创新质量仍有待加强。《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显示,从创新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距离建设“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获批专利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位置,但202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收入仅占贸易额的0.2%,而瑞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在5%左右,而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率也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尖端创新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例如,中国在高研发强度行业的全球附加值占比低于美国及欧盟;在高端及中高端技术产出占比尚未进入世界前十。

其次,中国式创新与硅谷式创新仍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一大挑战。在硅谷,每隔几年就有一个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成功的公司。Ebay代表C2C(customer to customer),Google代表Network of Information,Facebook代表Network of People。“很多创业公司想的是,如何用破坏性创新的方式,更好解决现在的实际问题。”硅谷精神布道师、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SVAIRI)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说。

阮芳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依旧薄弱。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受制于人。中国创新区域发展也不平衡,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等尚存在较大差异也将是未来的重点突破口。此外,创新氛围浮躁。创业者追逐模式创新,缺乏聚焦长期价值的定力,对中国的创新企业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原始创新方面,李冰提倡中国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基础研究,需要持续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其需要更加完善的人才吸引、培养机制,以及更加夯实的科研资源支持。二是长期导向,需要鼓励长期主义价值观的导向,尤其是拥有“不确定性高容忍度”的创新创业精神。这需要对创新创业的成本进行实质性的降低,其指向整体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带来的创新成本下降以及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支持,未来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创新模式的转型突破。”李冰说。

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的创新力量将在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目标在2030年研发投入占GDP总量比例达到2.8%,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到了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并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

有了这些目标和行动纲领,白果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了。她提议,中国需要在心态上更加有耐心,在文化上要更加懂得容忍失败。“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容忍度,就无法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和生存环境,这种环境才是颠覆式创新的基础。”她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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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新规则

发布日期:2021-11-22 20:36
|跨国公司把中国当作创新试验田,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



| 万慧 

【OR  商业新媒体】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如今进化成为重要的世界创新基地。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借由创新产品,跃上国际舞台。2019年以前,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时年20岁的Lil Nas X还只是个刚从大学退学、喜欢说唱的年轻人。落魄的生活经历,给了他创作灵感。渴望事业走上正轨的他,在2018年创作一首说唱歌曲《Old Town Road》(老城路),他将这首歌视作成功的象征,歌词中反复出现的“马(Horse)”象征着“不会拥有太多东西,却可以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依靠这首歌,LilNasX并没有得到认可,一直到他遇到TikTok。这首歌上传到TikTok不久,就获得超过11万次的点击量。在2019年4月到8月,《Old Town Road》霸占美国Billboard单曲排行榜冠军长达19周,打破玛利亚·凯莉(Mariah Carey,圣诞节固定霸榜歌手)在1995年创下的16连冠纪录。如今,这位从TikTok走红的明星,凭借健硕的肌肉和黝黑的皮肤,以及无性别穿搭的造型,成为各大时尚红毯上的新宠儿。

2021年9月末,TikTok宣布成为继Facebook后全球下载量最大的社交应用,月活量达到10亿。TikTok,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从受欢迎程度来说,这款应用成为首款来自中国的全球性应用。

美国YouTube也开始仿效中国电商的直播业务。据研究公司EMarketer估计,今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352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场规模的10倍。YouTube希望通过假日活动,复制出中国那种获利颇丰的电商热潮。最近,YouTube正在举办一场为期一周、名为“Holiday Streamand Shop”的直播活动,一些网红明星在该平台上销售商品。未来几周,一些YouTube用户还可以在他们的“可购物视频”中售卖商品。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乐意把中国作为创新基地,将在中国被验证过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服品牌耐克公司创新策略背后的思考,已从“在中国,为中国”,变成“在中国,为世界”。早在2017年,耐克便看到中国在数字化领域超前的创新力,特意在上海建立数字工作室,希望收集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充分释放耐克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并将中国打造为耐克在全球区域市场中,第一个完全数字化互联、一体化的市场。

数字工作室通过自己做项目、做架构,产出了很多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搭建以中国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生态系统。如今,该系统以Nike App为中心,包括耐克官网、耐克天猫官方旗舰店、耐克微信小程序、SNKRS等平台,为更大规模的会员提供本土化、个性化服务。

不断的创新实验为耐克在零售方面提供了灵感。“这些中国本土的数字创新体验,也为全球市场提供借鉴。从会员连接的方式、供应链运营,到服务消费者等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耐克所做的一切。”因为重视中国市场,特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若修的耐克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无论是中国最早实现疫情复苏的经验,还是在中国开发产品、开首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创新体验,我们都会将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宝贵洞察分享至全球更多市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全球性公司。”

依赖中国式创新,中国正在全球创造推出一个个新规则。不论是中国企业靠创新在海外占据重要地位,还是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新项目落地中国,测试后反哺总部,这些信号都说明,中国的创新实力,已经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所创造的新规则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认为,全球化加上信息化,改变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技术上的落后位置,催生了中国的创新热潮,使得中国创新逐步开始引领世界。


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在《创新驱动中国》(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一书中写道,“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

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纵观历史发展,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创新方式:英国由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技术革命,开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中国也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通过对外开放进行模仿创新,进而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式创新,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有不同的描述和理解。《牛津创新手册》认为,中国的创新是以开发活动为主的创新,而不是以研究为主;独立全球经济研究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Arthur R. Kroeber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是一种效率型的创新;麦肯锡认为,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则认为,中国能够迅速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地进行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是一种快速跟随式的创新。
罗兰贝格互联网与高科技行业负责人李冰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中国的创新特征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照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式创新也将经历产业链的微创新、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一直到基础研究创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阶段中期,正在向基础研究突破方面发展。”李冰说。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视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助理教授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制造水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复制外来的产品和流程,另一种是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企业,为其代工。在这个过程中,外方要求中国企业帮助其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目标。聪明且勤奋的中国商人很快从代工或模仿的积累中,学会了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于是,一大波靠二次创新起家的公司站了起来,也成为中国创新力量的摇篮。

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是产品的主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背后是对技术、流程、管理等要素的集成创新,也有对产品功能的集成创新。这与国外类似产品往往只注重单一功能有较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分析,中国的整合式集成创新,把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这与东亚的模仿、南亚的草根模式完全不同。最典型的创新产品如腾讯旗下的QQ模仿美国MSN、ICQ,微信模仿WhatsApp、LINE,但腾讯却将功能做得更好,以至于微信的红包功能被Facebook模仿。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阮芳认为,以抖音海外版、微信红包和拼多多为代表的中国出海产品,其共性在于,第一都是面向消费端(C端)用户。第二,都属于商业模式创新。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试验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中等消费群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和移动支付规模。在中国丰富的场景应用和巨大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探索出无数成功的产品和模式,并培养了大批成熟的从业者,包括产品设计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市场推广人员等。这些,都为中国创新企业带着模式出海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白果则从这场出海中看到了“组合式创新”的应用,即创新的过程是过去旧有技术模块之间的再组合和再吸收。她说,“随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看到,现在技术本身的复合度,以及产品中蕴含的技术复合度,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中国在无数个看似微小,但却不断进步的创新中,进行着全方位的技术和行业积累,制造业越来越发达,这可以帮助未来中国的创新活动向着一个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就表示,有了技术的积累,如果没有市场空间,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实现创新的突破,需求导向是中国式创新的关键要素。正是巨大且多层次的中国市场给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创新提供机会,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给企业的创新和试错失败创造机会和空间。

“虽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所有中国市场,给中国本土企业留下了从低端市场起步的机会。这也是如今华为和中兴等大企业创新的起点。”胡志坚说。

阮芳告诉记者,中国创新展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的重要特点是沿着创新链条逆向上行,即:工艺创新(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开发新产品(找到技术秘密)—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她认为,从微观来看,华为的创新历程是逆链条创新的典型代表。


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深知研发的重要性。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绝不能打折扣。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元,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至今,华为已经成为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

小米公司也是一例。起初,小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苹果。小米创始人雷军对此公开说,他不是中国的乔布斯,对“小米山寨苹果”进行反驳。2015年,雷军登上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标题是:It’s time to copy china(是时候复制中国了)。《连线》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也是在那时,小米才算摘掉了“山寨”的帽子。根据小米在今年8月份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小米的全球5290万台出货量中,国内占了1340万台,海外占了3950台,海外占比达到74.7%。

虽然,中国擅长将模仿后的二次创新做到极致,但仍远创不足。“原始创新不够,是中国式创新的美中不足。”胡志坚曾撰文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整体上相对落后,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同时,引领和应对产业技术路线重大变革的技术储备不足。

阮芳认为,近年来,中国愈发意识到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小米相较于华为成立时间较短,发展早期依靠互联网营销和开放生态等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迅速获得了成功。最近我们也看到,小米开始攻关芯片研发,并开始布局汽车领域,这意味着小米开始谋求前沿技术创新。”阮芳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创新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拥有更多前沿创新和核心科技的国家和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创新突破的实践中,中国基础研究近年进一步提升,从0到1的原创技术、产品、服务越来越多。中国式创新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2021显示,中国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相比去年,提升了两个名次,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近几年来与中国创新息息相关的专利数量,也成长迅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2日发布了2020年国际专利、国际商标和设计体系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仍然保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国际专利申请年度最大用户位置”,即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通过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衡量全球创新活动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2020年,PCT体系两大主要用户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均实现年度增长。其中,中国的申请量达68720件,同比增长16.1%,继续位居PCT体系最大用户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申请量达59230件,同比增长3%;日本申请量为50520件,同比下降4.1%;韩国申请量为20060件,同比增长5.2%;德国申请量为18643件,同比下降3.7%。

202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5464件申请量连续第四年成为PCT体系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位居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电子(3093件)、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810件)、韩国LG电子公司(2759件)以及美国高通公司(2173件)。

在教育机构中,202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以559件申请量继续居申请人榜首。麻省理工学院(269件)位列第二,其后是深圳大学(252件)、清华大学(231件)以及浙江大学(209件)。上榜的前10所高校中,有5所来自中国,4所来自美国,1所来自日本。

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21中国自然指数”根据追踪的4大学科科研产出得出结论:2018年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美国;除生命科学之外,中国在地球及环境科学和物理学这两个领域也已接近美国。到2020年,中国的贡献份额仍更多地集中在化学领域,美国则更集中于生命科学。

该增刊还引用了对自然指数100强研究机构的50万名学者所做的分析,中国自2014年已实现科学人才的净流入,逆转了过去40年的趋势。这项由澳大利亚悉尼的学术数据和招聘公司“学者联盟(The League of Scholars)”为自然指数所做的调查还发现,截至2021年3月,中国大学过去三年有超过10%的学者从国外而来,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3.7%)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最完备工业体系的经济体。多样性是创新最好的土壤。”白果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从改革开放之初,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内需驱动增长,再到现在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每一次的经济模式的转型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如今,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有目共睹。

观察今天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前十大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的特殊之处。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在今年11月发布的《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均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研发投入前十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和汽车领域。中国呈现出混合模式,前十名企业既有华为、阿里、腾讯和百度等新兴科技巨头,也有中国建筑集团、中国铁建等传统工业企业。

“从行业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呈现出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并存的特点。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发展,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创新的破坏成本较低,有机会在数字化进程中采用‘蛙跳模式’,赶超发达国家。”阮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中国的特殊之处也体现在管理哲学上。中国的管理思想走向全球,海尔是第一个。日前,海尔模式研究院前副院长胡国栋所著新书《海尔制》充分阐述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创新管理思维—人单合一,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要将“自然人”变成“自主人”。在海尔,每个人都是创业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发展潜在价值。

这一模式得到了西方学界和管理界的高度认可,还被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称之为“最接近物联网本质”的商业模式。海尔制因踏准了物联网时代的节拍,在全球30多种管理模式中脱颖而出,被70多个国家的企业采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因此多次登上世界级商学院的讲坛,海尔的转型案例也被多家国际商学院案例库收录。《海尔制》被胡国栋形容为能与福特制、丰田制比肩的管理思维,这也是中国首次有了可以向世界输出的成体系的管理思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路江涌说,“这倒不是说海尔有多强,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的企业一直是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但到了物联网时代没有可以学习的样板了。‘海尔制’开启了物联网时代的窄门,引领全球企业共创自组织、同进化的生态型企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发现,中国向世界管理思想丛林贡献企业管理智慧的重要限制在于,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经验更多依赖于特定的管理“术”,如基于发展政策的套利战术、在行业高增长周期的早期进入,以及制造大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与规模效率等。她认为,海尔制真正意义上贡献了一个“道”与“术”相结合的体系,也即整合了战略(物联网商业模式)、哲学(水式管理哲学)、组织(链群生态组织)、激励(创客合伙人)四大子系统,同时包含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赋能平台与财务驱动工具等,由此建构形成海尔制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系统构建海尔制的哲学思想、管理系统以及工具方法。

敏锐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创新者。影响所及,他们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创新力量,不再只是向中国引进潮流,现在已经到了要在中国本土市场制造潮流,再引进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再只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单边市场和代工厂,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新品研发中心,甚至调整组织架构来适应中国市场的时候。

全球最大的食品饮料巨头公司雀巢集团,正在中国做一个“绿色牧场”的项目。在位于中国黑龙江哈尔滨的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DFI),一头头奶牛被工整地编好了号,吃着为他们精心调配的饲料,细嚼慢咽。通过采用科学营养的饲料配方结合饲料添加剂等主要措施,减少这些奶牛所排放出来的甲烷。

此外,雀巢公司还通过引入再生农业实践,提升农田的碳储存能力;通过支持新技术研发,提高牧场效率,在尽可能降低能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牛奶产量并改善动物福利;利用智能模拟工具,评估奶业领域的实践行动和成本;为奶户提供培训、投资、以更先进的技术及专业的牛群管理,帮助当地奶农提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DFI牧场也是雀巢集团净零碳排放的试点牧场,也是我们的‘灯塔项目’,我们将会把优秀的经验在雀巢全球网络中积极分享。”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罗士德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雀巢之所以将这个项目放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规模,才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测试。之后,我们会向全球输入这一改良方案,为整个雀巢集团的减碳目标作出贡献。”

本土化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本土的适应性,也要考虑如何反哺全球市场。轻奢品牌Coach(蔻驰)就看中中国在国潮文化以及娴熟的制造工艺方面的创新。今年4月,Coach携手上海东华大学共同启动“国潮创承”校企合作项目,通过合作授课、指导设计、创意评选及最终的成果落地等一系列活动,鼓励青年学子将国潮元素与国际品牌力量相融合,激发年轻人才探索时尚产业的激情;Coach同时期望以此项目为契机,与年轻新锐力量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与灵感碰撞,传达品牌对经典匠心工艺的不懈追求,呈现精彩多样的创新设计理念。

在这次合作中,东华大学学生团队Caring Catty带来了以猫咪为主题的系列产品,包括俏皮的猫耳手袋、猫咪伸展造型Logo的T恤等,以此表达年轻人对动物的关爱;另一位学生团队则带来了以苏州园林为主题的包包、香水和服装,充分体展现中国国潮元素在年轻人心中的符号。设计理念非常丰富,诠释了当下年轻一代设计师对ChinaCool的洞察。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的创新基地,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变化。”Coach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葆焱表示,从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到世界的创新基地,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迭新、前行。而“国潮”的概念完全可以由中国设计人才向全世界传达,因此,这个和东华大学合作开展的国潮创承青年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也将通过美好创意的表达,将现在年轻人对国潮、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念传达给全世界。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院长李峻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了太多创新的可能,我有位朋友在一家美国公司做全球创新总监,他们跟全球的院校,从欧洲、日本到俄罗斯都谈过合作,但是唯一一个能够促进的创新项目发生在中国。”

他认为,创新有两个方向,其一是Inside World Innovation,就是在传统规则里面搞创新。我们的基础设施、原本的纺织产业链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底层创新能力。随着供应链全球化,国外品牌的委托和Inside World Innovation做得非常好,例如原料的创新。但如果是Outside World Innovation,打破规则的创新,互联网和新的电商思维带给时尚产业无限可能。

去年,欧莱雅集团正式启动中国首届美妆科技初创挑战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诸多初创公司开展更多实验性的项目,核心技术涵盖人工智能、直播生态、虚拟人物、智慧供应链、智能工业机器人、3D电子打印、微生态研究、柔性电池、肌肤检测技术和生物合成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未来有望被运用于集团日常运营的各个环节。

欧莱雅集团希望通过该活动赋能科技初创企业,一同探索和孵化革命性的美妆科技解决方案,共建美妆科技生态圈。今年5月,第二届也正式开启,除了合作的初创公司,欧莱雅还携手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孵化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价值链资源和专业辅导,与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开展合作,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涌流与国际化合作。

“我们希望借助BIG BANG挑战赛进一步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同时,也借助中国这个创新试验场,帮助国际初创企业加速创新理念的落地。”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CEO费博瑞说。

在欧莱雅看来,中国是打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主场,也是撬动创新成长的重要基地。今年,欧莱雅中国总部上海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将以上海及中国为立足点,激活中日韩美妆黄金市场,激发北亚极具活力区域的潜能,撬动世界美妆市场,通过不同美妆潮流的碰撞,挖掘出新的增长机遇。

然而,正当中国式创新蓬勃发展之际,却也存在挑战。

首先,创新质量仍有待加强。《解码中国创新》报告显示,从创新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距离建设“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获批专利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位置,但202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收入仅占贸易额的0.2%,而瑞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在5%左右,而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率也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尖端创新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例如,中国在高研发强度行业的全球附加值占比低于美国及欧盟;在高端及中高端技术产出占比尚未进入世界前十。

其次,中国式创新与硅谷式创新仍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一大挑战。在硅谷,每隔几年就有一个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成功的公司。Ebay代表C2C(customer to customer),Google代表Network of Information,Facebook代表Network of People。“很多创业公司想的是,如何用破坏性创新的方式,更好解决现在的实际问题。”硅谷精神布道师、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SVAIRI)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说。

阮芳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依旧薄弱。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受制于人。中国创新区域发展也不平衡,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等尚存在较大差异也将是未来的重点突破口。此外,创新氛围浮躁。创业者追逐模式创新,缺乏聚焦长期价值的定力,对中国的创新企业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原始创新方面,李冰提倡中国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基础研究,需要持续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其需要更加完善的人才吸引、培养机制,以及更加夯实的科研资源支持。二是长期导向,需要鼓励长期主义价值观的导向,尤其是拥有“不确定性高容忍度”的创新创业精神。这需要对创新创业的成本进行实质性的降低,其指向整体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带来的创新成本下降以及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支持,未来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创新模式的转型突破。”李冰说。

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的创新力量将在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目标在2030年研发投入占GDP总量比例达到2.8%,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到了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并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

有了这些目标和行动纲领,白果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了。她提议,中国需要在心态上更加有耐心,在文化上要更加懂得容忍失败。“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容忍度,就无法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提供相应的激励和生存环境,这种环境才是颠覆式创新的基础。”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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