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大陆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国际社会与台湾关系问题,一是在立法上解决与中国建交国家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问题,二是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



| 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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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去的周末里,国际舆论聚焦的事件之一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立陶宛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最后决定批准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机构“台湾办事处”。而在大陆看来,台湾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能设立处理经贸和文化交流等事务的“台北办事处”,凡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机构,就是制造“一中一台”。上周日大陆的最后决定是:将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这一事件未必就会就此结束,而且很可能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在理论上,既然立陶宛可以这样干,美国和欧盟也可以,这从中国对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甚至对此所做说明的语气转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同时,既然相关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国际社会与台湾关系的问题:一是在立法上解决与中国建交国家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问题;二是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最后,大陆必须解决好自身20余年未能解决的与民进党关系的问题。

立陶宛事件恐有国际连锁反应

此次立陶宛事件延续至今,恐怕很难说影响已经结束,特别是,未来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它在中国外交形势总体不好的背景下,事实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冲击、松动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

此次处理立陶宛事件,中国历史上有过同样先例:1981年,因为荷兰销售潜艇给台湾,中国采取了把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规格降为代办处级的方式。而今天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包括下列因素:

首先,中国已经公开、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对外国策。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国际问题和地缘热点上,都公开站在了西方的对立面。除了主要对立面是美国外,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同时还几乎包括了一切重大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这种对立已经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几乎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传这一切,而这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背景下,自然会引起世界的普遍怀疑和遏制。对一些国家来说,台湾当然是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切入点。立陶宛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因此它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单个事件变成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上述大背景下,立陶宛模式提供了低成本冲击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因为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对立面扩大,中国问题几乎已成为可以随手送给一切遏制中国国家的礼物或者手信,甚至能成为获取自身利益的进阶,特别是台湾问题。此次立陶宛事件,也有这个原因和背景:在立陶宛不惜与中国对抗,批准台湾在当地成立“台湾办事处”后,美国当即给予6亿美元的出口贷款,这让事情的背景变得十分清楚。而且,由于中国面临相当普遍紧张的国际态势,如果中国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国际社会也将会有同时、同样的反应或反弹,这使得立陶宛式的行为模式成本并不高,甚至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从上周末中国对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得很清楚,立陶宛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实际损失。因此,在立陶宛式事件未来可能发生连锁反应方面,态势已经显而易见。

而且,对于那些与中国并无多少经济交往、也非邻国的小国来说,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事件,为自己牟利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那些曾受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存在着相当的反共、反俄力量,它们几乎就是天然的亲台湾、反大陆力量,这使得立陶宛模式在国际上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发生连锁反应的可能性还是有不小的。

中国拟从立法及处理好与岛内政党关系着手

面对当前中国的国际态势,中国需从两个方面解决国际舞台上的台湾问题。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可完善之处甚多。

因为台湾问题涉及国际事务,因此必须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政策层面解决。而现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涉及台湾的立场,主要是政策层面的主张而非法律,而政策都是可以变化的,法律则完全不同。

而在法律上,中国全国人大必须通过一部专门法律,以法律形式规定下列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凡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得与台湾建交或者发展国际法公认的官方关系;对于后者,在立法条文规定上要严格且细致、准确,决不能再出现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国并参加相关活动、而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可以这样的事情。

台湾在各国涉及的代表机构名称问题,应体现中国某一地域的显著特征。

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只能以经济、卫生、体育、文化等专业机构或组织名义参加。

台湾可与各国发展经济文化旅游等相关非政治关系。

惟有以法律形式做出上述严格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中台湾的现实存在,这才能避免当前和以后中国面临的相关问题。

其次,中国大陆必须要处理好与民进党的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岛内政党的关系,应该是与岛内一切执政和在野的政党发展党际关系,而不能只同单一的某政党发展联系,而不同另一政党发展正常关系,更不要说执政党了。对于2000年以来数度执政、在岛内具有相当选民基础的台湾民进党没有正式接触,本身就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原则相对立,更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大陆与民进党必须有正常的政党联系。

在大陆与台湾政党的接触方面,政党是否具有台湾社会的代表性是唯一依据,而不是理念是否相同。而且在今天的台湾,事实上也没有与大陆执政党理念一致的政党。

第三,中国如果要和台湾统一,对统一后中国的国家政体形式需要有多种方案,例如联邦制等形式,这一点,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时就提出过:不是不可以统一,但统一后的国家形式现在就应有所考虑。笔者认为,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此次立陶宛事件来看,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活动不久就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应当首先从自身层面,完善和发展自己,唯有如此,才能面对新的挑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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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在法律上使台湾不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发布日期:2021-11-22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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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去的周末里,国际舆论聚焦的事件之一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立陶宛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最后决定批准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机构“台湾办事处”。而在大陆看来,台湾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能设立处理经贸和文化交流等事务的“台北办事处”,凡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机构,就是制造“一中一台”。上周日大陆的最后决定是:将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这一事件未必就会就此结束,而且很可能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在理论上,既然立陶宛可以这样干,美国和欧盟也可以,这从中国对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甚至对此所做说明的语气转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同时,既然相关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国际社会与台湾关系的问题:一是在立法上解决与中国建交国家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问题;二是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最后,大陆必须解决好自身20余年未能解决的与民进党关系的问题。

立陶宛事件恐有国际连锁反应

此次立陶宛事件延续至今,恐怕很难说影响已经结束,特别是,未来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它在中国外交形势总体不好的背景下,事实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冲击、松动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

此次处理立陶宛事件,中国历史上有过同样先例:1981年,因为荷兰销售潜艇给台湾,中国采取了把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规格降为代办处级的方式。而今天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包括下列因素:

首先,中国已经公开、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对外国策。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国际问题和地缘热点上,都公开站在了西方的对立面。除了主要对立面是美国外,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同时还几乎包括了一切重大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这种对立已经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几乎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传这一切,而这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背景下,自然会引起世界的普遍怀疑和遏制。对一些国家来说,台湾当然是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切入点。立陶宛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因此它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单个事件变成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上述大背景下,立陶宛模式提供了低成本冲击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因为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对立面扩大,中国问题几乎已成为可以随手送给一切遏制中国国家的礼物或者手信,甚至能成为获取自身利益的进阶,特别是台湾问题。此次立陶宛事件,也有这个原因和背景:在立陶宛不惜与中国对抗,批准台湾在当地成立“台湾办事处”后,美国当即给予6亿美元的出口贷款,这让事情的背景变得十分清楚。而且,由于中国面临相当普遍紧张的国际态势,如果中国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国际社会也将会有同时、同样的反应或反弹,这使得立陶宛式的行为模式成本并不高,甚至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从上周末中国对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得很清楚,立陶宛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实际损失。因此,在立陶宛式事件未来可能发生连锁反应方面,态势已经显而易见。

而且,对于那些与中国并无多少经济交往、也非邻国的小国来说,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事件,为自己牟利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那些曾受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存在着相当的反共、反俄力量,它们几乎就是天然的亲台湾、反大陆力量,这使得立陶宛模式在国际上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发生连锁反应的可能性还是有不小的。

中国拟从立法及处理好与岛内政党关系着手

面对当前中国的国际态势,中国需从两个方面解决国际舞台上的台湾问题。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可完善之处甚多。

因为台湾问题涉及国际事务,因此必须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政策层面解决。而现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涉及台湾的立场,主要是政策层面的主张而非法律,而政策都是可以变化的,法律则完全不同。

而在法律上,中国全国人大必须通过一部专门法律,以法律形式规定下列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凡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得与台湾建交或者发展国际法公认的官方关系;对于后者,在立法条文规定上要严格且细致、准确,决不能再出现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国并参加相关活动、而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可以这样的事情。

台湾在各国涉及的代表机构名称问题,应体现中国某一地域的显著特征。

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只能以经济、卫生、体育、文化等专业机构或组织名义参加。

台湾可与各国发展经济文化旅游等相关非政治关系。

惟有以法律形式做出上述严格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中台湾的现实存在,这才能避免当前和以后中国面临的相关问题。

其次,中国大陆必须要处理好与民进党的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岛内政党的关系,应该是与岛内一切执政和在野的政党发展党际关系,而不能只同单一的某政党发展联系,而不同另一政党发展正常关系,更不要说执政党了。对于2000年以来数度执政、在岛内具有相当选民基础的台湾民进党没有正式接触,本身就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原则相对立,更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大陆与民进党必须有正常的政党联系。

在大陆与台湾政党的接触方面,政党是否具有台湾社会的代表性是唯一依据,而不是理念是否相同。而且在今天的台湾,事实上也没有与大陆执政党理念一致的政党。

第三,中国如果要和台湾统一,对统一后中国的国家政体形式需要有多种方案,例如联邦制等形式,这一点,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时就提出过:不是不可以统一,但统一后的国家形式现在就应有所考虑。笔者认为,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此次立陶宛事件来看,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活动不久就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应当首先从自身层面,完善和发展自己,唯有如此,才能面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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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去的周末里,国际舆论聚焦的事件之一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立陶宛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最后决定批准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机构“台湾办事处”。而在大陆看来,台湾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能设立处理经贸和文化交流等事务的“台北办事处”,凡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机构,就是制造“一中一台”。上周日大陆的最后决定是:将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这一事件未必就会就此结束,而且很可能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在理论上,既然立陶宛可以这样干,美国和欧盟也可以,这从中国对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甚至对此所做说明的语气转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同时,既然相关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国际社会与台湾关系的问题:一是在立法上解决与中国建交国家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问题;二是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最后,大陆必须解决好自身20余年未能解决的与民进党关系的问题。

立陶宛事件恐有国际连锁反应

此次立陶宛事件延续至今,恐怕很难说影响已经结束,特别是,未来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它在中国外交形势总体不好的背景下,事实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冲击、松动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

此次处理立陶宛事件,中国历史上有过同样先例:1981年,因为荷兰销售潜艇给台湾,中国采取了把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规格降为代办处级的方式。而今天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包括下列因素:

首先,中国已经公开、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对外国策。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国际问题和地缘热点上,都公开站在了西方的对立面。除了主要对立面是美国外,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同时还几乎包括了一切重大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这种对立已经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几乎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传这一切,而这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背景下,自然会引起世界的普遍怀疑和遏制。对一些国家来说,台湾当然是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切入点。立陶宛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因此它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单个事件变成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上述大背景下,立陶宛模式提供了低成本冲击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因为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对立面扩大,中国问题几乎已成为可以随手送给一切遏制中国国家的礼物或者手信,甚至能成为获取自身利益的进阶,特别是台湾问题。此次立陶宛事件,也有这个原因和背景:在立陶宛不惜与中国对抗,批准台湾在当地成立“台湾办事处”后,美国当即给予6亿美元的出口贷款,这让事情的背景变得十分清楚。而且,由于中国面临相当普遍紧张的国际态势,如果中国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国际社会也将会有同时、同样的反应或反弹,这使得立陶宛式的行为模式成本并不高,甚至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从上周末中国对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得很清楚,立陶宛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实际损失。因此,在立陶宛式事件未来可能发生连锁反应方面,态势已经显而易见。

而且,对于那些与中国并无多少经济交往、也非邻国的小国来说,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事件,为自己牟利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那些曾受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存在着相当的反共、反俄力量,它们几乎就是天然的亲台湾、反大陆力量,这使得立陶宛模式在国际上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发生连锁反应的可能性还是有不小的。

中国拟从立法及处理好与岛内政党关系着手

面对当前中国的国际态势,中国需从两个方面解决国际舞台上的台湾问题。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可完善之处甚多。

因为台湾问题涉及国际事务,因此必须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政策层面解决。而现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涉及台湾的立场,主要是政策层面的主张而非法律,而政策都是可以变化的,法律则完全不同。

而在法律上,中国全国人大必须通过一部专门法律,以法律形式规定下列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凡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得与台湾建交或者发展国际法公认的官方关系;对于后者,在立法条文规定上要严格且细致、准确,决不能再出现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国并参加相关活动、而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可以这样的事情。

台湾在各国涉及的代表机构名称问题,应体现中国某一地域的显著特征。

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只能以经济、卫生、体育、文化等专业机构或组织名义参加。

台湾可与各国发展经济文化旅游等相关非政治关系。

惟有以法律形式做出上述严格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中台湾的现实存在,这才能避免当前和以后中国面临的相关问题。

其次,中国大陆必须要处理好与民进党的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岛内政党的关系,应该是与岛内一切执政和在野的政党发展党际关系,而不能只同单一的某政党发展联系,而不同另一政党发展正常关系,更不要说执政党了。对于2000年以来数度执政、在岛内具有相当选民基础的台湾民进党没有正式接触,本身就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原则相对立,更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大陆与民进党必须有正常的政党联系。

在大陆与台湾政党的接触方面,政党是否具有台湾社会的代表性是唯一依据,而不是理念是否相同。而且在今天的台湾,事实上也没有与大陆执政党理念一致的政党。

第三,中国如果要和台湾统一,对统一后中国的国家政体形式需要有多种方案,例如联邦制等形式,这一点,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时就提出过:不是不可以统一,但统一后的国家形式现在就应有所考虑。笔者认为,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此次立陶宛事件来看,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活动不久就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应当首先从自身层面,完善和发展自己,唯有如此,才能面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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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在法律上使台湾不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发布日期:2021-11-22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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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去的周末里,国际舆论聚焦的事件之一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立陶宛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最后决定批准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机构“台湾办事处”。而在大陆看来,台湾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能设立处理经贸和文化交流等事务的“台北办事处”,凡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机构,就是制造“一中一台”。上周日大陆的最后决定是:将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这一事件未必就会就此结束,而且很可能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在理论上,既然立陶宛可以这样干,美国和欧盟也可以,这从中国对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甚至对此所做说明的语气转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同时,既然相关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国际社会与台湾关系的问题:一是在立法上解决与中国建交国家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问题;二是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最后,大陆必须解决好自身20余年未能解决的与民进党关系的问题。

立陶宛事件恐有国际连锁反应

此次立陶宛事件延续至今,恐怕很难说影响已经结束,特别是,未来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它在中国外交形势总体不好的背景下,事实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冲击、松动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

此次处理立陶宛事件,中国历史上有过同样先例:1981年,因为荷兰销售潜艇给台湾,中国采取了把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规格降为代办处级的方式。而今天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包括下列因素:

首先,中国已经公开、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对外国策。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国际问题和地缘热点上,都公开站在了西方的对立面。除了主要对立面是美国外,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同时还几乎包括了一切重大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因此这种对立已经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几乎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传这一切,而这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向全球扩展的背景下,自然会引起世界的普遍怀疑和遏制。对一些国家来说,台湾当然是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切入点。立陶宛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因此它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单个事件变成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上述大背景下,立陶宛模式提供了低成本冲击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先例和路径。因为在中国国内政策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对立面扩大,中国问题几乎已成为可以随手送给一切遏制中国国家的礼物或者手信,甚至能成为获取自身利益的进阶,特别是台湾问题。此次立陶宛事件,也有这个原因和背景:在立陶宛不惜与中国对抗,批准台湾在当地成立“台湾办事处”后,美国当即给予6亿美元的出口贷款,这让事情的背景变得十分清楚。而且,由于中国面临相当普遍紧张的国际态势,如果中国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国际社会也将会有同时、同样的反应或反弹,这使得立陶宛式的行为模式成本并不高,甚至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从上周末中国对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得很清楚,立陶宛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实际损失。因此,在立陶宛式事件未来可能发生连锁反应方面,态势已经显而易见。

而且,对于那些与中国并无多少经济交往、也非邻国的小国来说,利用台湾问题制造事件,为自己牟利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那些曾受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存在着相当的反共、反俄力量,它们几乎就是天然的亲台湾、反大陆力量,这使得立陶宛模式在国际上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发生连锁反应的可能性还是有不小的。

中国拟从立法及处理好与岛内政党关系着手

面对当前中国的国际态势,中国需从两个方面解决国际舞台上的台湾问题。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可完善之处甚多。

因为台湾问题涉及国际事务,因此必须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政策层面解决。而现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涉及台湾的立场,主要是政策层面的主张而非法律,而政策都是可以变化的,法律则完全不同。

而在法律上,中国全国人大必须通过一部专门法律,以法律形式规定下列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凡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得与台湾建交或者发展国际法公认的官方关系;对于后者,在立法条文规定上要严格且细致、准确,决不能再出现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国并参加相关活动、而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可以这样的事情。

台湾在各国涉及的代表机构名称问题,应体现中国某一地域的显著特征。

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只能以经济、卫生、体育、文化等专业机构或组织名义参加。

台湾可与各国发展经济文化旅游等相关非政治关系。

惟有以法律形式做出上述严格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中台湾的现实存在,这才能避免当前和以后中国面临的相关问题。

其次,中国大陆必须要处理好与民进党的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岛内政党的关系,应该是与岛内一切执政和在野的政党发展党际关系,而不能只同单一的某政党发展联系,而不同另一政党发展正常关系,更不要说执政党了。对于2000年以来数度执政、在岛内具有相当选民基础的台湾民进党没有正式接触,本身就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原则相对立,更不利于中国统一大业。大陆与民进党必须有正常的政党联系。

在大陆与台湾政党的接触方面,政党是否具有台湾社会的代表性是唯一依据,而不是理念是否相同。而且在今天的台湾,事实上也没有与大陆执政党理念一致的政党。

第三,中国如果要和台湾统一,对统一后中国的国家政体形式需要有多种方案,例如联邦制等形式,这一点,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时就提出过:不是不可以统一,但统一后的国家形式现在就应有所考虑。笔者认为,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此次立陶宛事件来看,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活动不久就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应当首先从自身层面,完善和发展自己,唯有如此,才能面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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