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朝庭: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是由两国体制和国际地位决定的。



| 成朝庭 

【OR  商业新媒体】


一、背景和问题

2013年问世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贯通欧亚大陆腹地,后者大致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经地中海连接欧洲的海上通道。依托“一带一路”,中国致力于在包括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促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今,八年多时间过去了,“一带一路”推出了众多项目,建立健全了相应的机制(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为了在印太地区应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挑战,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和世界的首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标志是2019年6月1日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QUAD(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谈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并于2021年9月组建了AUKUS(澳英美)战略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一连串动作显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外交、情报和军事安全等)来实施“印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务卿布林肯语)。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更多地属于地缘经济范畴。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经济合作倡议,而“印太战略”则是安全导向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为何中国选择了地缘经济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实现各自战略目标?“一带一路”是否也有地缘政治维度?美国是否会加强“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维度?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手段。相对于实际采取的战略手段,关于战略动机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地缘经济的崛起

从学术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地理、资源和人口等因素对政治(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基本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地缘政治思想自19世纪产生以来,对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Mahan提出“海权论”,促使美国谋求主宰海洋;英国人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解释了英美海洋国家为何不遗余力阻止欧亚大陆霸权国崛起;德国人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成为纳粹德国扩张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美籍荷兰裔学者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则深刻影响了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地缘政治行为带有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的背景,往往依靠外交、情报、安全和军事等手段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美苏冷战就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维度,是典型的海权大国(美国)和陆权大国(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竞斗,并以强烈意识形态对抗(自由民主 vs. 共产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地缘经济则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美苏冷战行将落幕之际,美国学者Edward Luttwark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和商业的语法》,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军事权力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取而代之的将是地缘经济,即用商业的语法来表达冲突的逻辑。Luttwark开创性地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预测大国之间的竞合和冲突将在经济维度展开。

然而,冷战胜利给西方世界带来一片乐观情绪,自由主义者欢呼一个全球合作、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时代到来,带有竞斗色彩的地缘经济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而区域一体化却得到蓬勃发展(如欧盟扩大、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自1990年代启动,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全世界推广的药方。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也快速地融入了这一波全球化,并成为最大赢家之一。

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而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使得美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于2015年9月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论述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将引发霸权国的深深恐惧,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尽管崛起国(中国)和霸权国(美国)都不愿意陷入战争,但形势却可能逼迫他们掉入这个陷阱。另一位美国学者Michael Lind则于2018年4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提出了“冷战2.0”的观点,认为一场新冷战(而非热战)已经开始,对阵双方与第一次冷战相同但会进行重新排列,一边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在中东欧及波罗的海的新北约盟国),另一边则是欧亚大陆上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及其盟友;与“冷战1.0”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小伙伴。

尽管拜登政府否认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中国也猛烈批判冷战思维,但世人的忧虑却与日俱增。无论如何,美中之间正在进入一场持久全面的战略竞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这场竞争是多维度的,将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为强大,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北京拥有而且也正在运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地缘经济重新引起了学术界、战略圈和决策者的重视。

不过,要理解地缘经济,就必须明白地缘政治逻辑与正统经济思维之间的深刻差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Michael Mandelbaum指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经济的目标是财富;权力本质上是有限的,权力追求的竞争性导致零和博弈;而财富是无限的,经济领域存在正和博弈,所有人都可以是赢家。正因如此,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并不情愿接受地缘经济的概念——即用经济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然而,这对中国学者和政府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求权力集中,战略设计具有极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有的资源都应当而且必须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当然也包括经济资源。

美国学者Robert Blackwill和Jennifer Harris合著的《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地缘经济与治国术》(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一书,是关于地缘经济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们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使用经济工具来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促成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和效应。” 换言之,地缘经济使用经济工具来推行地缘政治逻辑,将经济行动和选项视作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因此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后者的目标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实现对市场、资源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控制,而非为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即争夺权力。Blackwill和Harris还列出了当今七种主要地缘经济工具: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经济和金融制裁、网络、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和原材料。总体而言,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论述在学术界和战略界有较大的影响,对我们分析“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也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较量

从地理覆盖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海陆并进的项目,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被Mackinder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因此,“一带一路”的海上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而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覆盖范围则与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一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广大地域(即所谓“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包括几乎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覆盖东亚大陆(包括日韩)、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由此可见,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地理上有相当大的重合,东南亚是核心,南中国海是焦点。然而,“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却选择了显著不同的战略实施路径。

尽管北京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发起的一项经济合作倡议,绝无地缘政治意图和属性,但美日印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这样的叙事仍然疑虑重重。不过,从实施方式来看,北京的这个宏大项目的确更多符合地缘经济的特征,而非典型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它的主要手段(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仍然基本上属于经济和文化范畴,而非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那么,北京为何选择了以经济方式来实现国家目标?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超高的居民储蓄率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雄厚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广阔的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具有所谓“列宁主义”特征,即党和政府有能力综合调动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资源(尤其是国有企业),为战略目标服务,因而具备很强的战略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后发强国,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北京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权力,从而只能选择主要依赖经济手段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对“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特征,台湾战略学者林中斌的解读是,北京谋求“不战而主欧亚非”,即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以大规模基建为手段、通过经济拓展和文化输出来确立领袖地位。而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则指出,中国领导层使用的战略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两大类。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主要使用“战略军事”,之后转向以“战略经济”为主,具体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并主导建立亚投行。时殷弘所称的“战略经济”,相当大程度上符合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定义。

相比中国的举国体制或所谓“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独立于国家,政府权力相当有限,并不能强制私人企业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使得美国政府偏重于依赖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印太战略”。此外,美国是一个既有霸权国,在印太地区有众多的盟国和强大的军事存在,这也使得美国有条件运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进“印太战略”。相对于中国,美国仍然拥有明显的常规军事优势,而核力量的优势则是压倒性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印太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柱——QUAD(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和AUKUS(澳英美联盟)——都具备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北京猛烈批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印太地区推行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并非没有理由。

中美两国不同的战略路径,在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必争之地,为此都投入众多资源。然而,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在美中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对冲”(hedging)策略,因而形成了所谓“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主要选择新兴地缘经济手段来实现“奋发有为”的外交目标,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维护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在其新书《大国相遇之处: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中细致地分析了中美两强在东南亚各国全方位的竞争:外交、经济(贸易、投资、援助和标准)、技术、安全(传统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信息(媒体、宣传和公共外交)、政治影响、意识形态、发展和治理模式、文化和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家能够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加之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东南亚,因而能够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项目,使得“一带一路”拥有商业上的巨大比较优势。换言之,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而美国虽然是一个全能霸权,但其最大力量和资产仍然在于军事权力。美国是东南亚各国军队安全援助的首要提供者,包括训练、军事学说、武器供应及其他领域;而且,美国海军在本地区的前沿存在也是中国目前尚无法比拟的。

虽然美国主要依赖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行“印太战略”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地缘经济手段。Blackwill和Harris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曾长期在外交政策中采用经济手段,实施过很多成功的地缘经济战略,最经典的莫过于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满目疮痍的西欧各国恢复了经济,有效抵御了苏联的扩张。但近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依靠军事手段来推行外交政策,发动和主导了多场战争,以至于地缘经济变成了美国外交一项“失落的艺术”。在时任国务卿Hillary Clinton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前者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后者甚至被称为“经济北约”。然而,推崇“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退出了TPP,TTIP也束之高阁,转而与中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某种意义上来说,贸易战也是一种地缘经济策略,但收效并不大。而中国方面却积极推动RCEP成功签署协议,在地缘经济方面再下一城。

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中国这个“唯一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首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针》语),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意识到过度军事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已经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面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强大地缘经济攻势,华盛顿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否则其霸权地位和影响力将岌岌可危。前美国国防部长Robert Gates在2020年7/8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撰文警告美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只有在最重大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应该使用武力;面对中国这一长期和全方位竞争对手,美国必须有效运用非军事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联合G7其他成员,宣布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要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帮助,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版的“一带一路”。此外,QUAD也并不仅仅忙于四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包括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共同合作。自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国线上峰会以来,QUAD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关键技术工作小组,以及由澳大利亚领导的四边技术网络(QTN)。在2021年9月24日的QUAD线下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在技术领域达成了更多共识。由于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分享绝密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所以AUKUS给外界以防务联盟的印象。但实际上,除了核潜艇,AUKUS也有经济技术维度,三国寻求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网络技术这样的领域加强合作。

同样地,“一带一路”虽然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进国家战略,但并不表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无所作为。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在吉布提获得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同时,“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效应,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使得中东的原油可以通过巴基斯坦陆路进入中国境内。在缅甸的港口、油气管道和其它项目,可以打通从云南到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巴基斯坦和缅甸项目,都有助于中国规避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局”。同样,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也让印度对其潜在的“军事用途”忧心忡忡。正因如此,美国、日本、印度和西方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动机持有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对其地缘政治效应保持高度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北京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维度谨慎行事。

四、结论

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而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是两国各自的国内体制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表现出历史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两国都致力于发挥各自优势,但也不固步自封,都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工具的必要性,美国日益重视地缘经济手段,而中国也在向地缘政治领域拓展。因此,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二维对抗,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可能在三个维度展开: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经济。谁能更有效地综合运用所掌握的战略工具,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大博弈中赢得优势。

(注:作者是德中论坛协会创始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分享到:

“一带一路”vs.“印太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发布日期:2021-11-17 11:37
|成朝庭: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是由两国体制和国际地位决定的。



| 成朝庭 

【OR  商业新媒体】


一、背景和问题

2013年问世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贯通欧亚大陆腹地,后者大致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经地中海连接欧洲的海上通道。依托“一带一路”,中国致力于在包括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促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今,八年多时间过去了,“一带一路”推出了众多项目,建立健全了相应的机制(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为了在印太地区应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挑战,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和世界的首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标志是2019年6月1日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QUAD(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谈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并于2021年9月组建了AUKUS(澳英美)战略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一连串动作显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外交、情报和军事安全等)来实施“印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务卿布林肯语)。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更多地属于地缘经济范畴。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经济合作倡议,而“印太战略”则是安全导向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为何中国选择了地缘经济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实现各自战略目标?“一带一路”是否也有地缘政治维度?美国是否会加强“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维度?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手段。相对于实际采取的战略手段,关于战略动机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地缘经济的崛起

从学术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地理、资源和人口等因素对政治(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基本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地缘政治思想自19世纪产生以来,对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Mahan提出“海权论”,促使美国谋求主宰海洋;英国人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解释了英美海洋国家为何不遗余力阻止欧亚大陆霸权国崛起;德国人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成为纳粹德国扩张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美籍荷兰裔学者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则深刻影响了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地缘政治行为带有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的背景,往往依靠外交、情报、安全和军事等手段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美苏冷战就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维度,是典型的海权大国(美国)和陆权大国(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竞斗,并以强烈意识形态对抗(自由民主 vs. 共产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地缘经济则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美苏冷战行将落幕之际,美国学者Edward Luttwark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和商业的语法》,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军事权力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取而代之的将是地缘经济,即用商业的语法来表达冲突的逻辑。Luttwark开创性地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预测大国之间的竞合和冲突将在经济维度展开。

然而,冷战胜利给西方世界带来一片乐观情绪,自由主义者欢呼一个全球合作、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时代到来,带有竞斗色彩的地缘经济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而区域一体化却得到蓬勃发展(如欧盟扩大、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自1990年代启动,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全世界推广的药方。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也快速地融入了这一波全球化,并成为最大赢家之一。

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而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使得美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于2015年9月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论述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将引发霸权国的深深恐惧,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尽管崛起国(中国)和霸权国(美国)都不愿意陷入战争,但形势却可能逼迫他们掉入这个陷阱。另一位美国学者Michael Lind则于2018年4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提出了“冷战2.0”的观点,认为一场新冷战(而非热战)已经开始,对阵双方与第一次冷战相同但会进行重新排列,一边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在中东欧及波罗的海的新北约盟国),另一边则是欧亚大陆上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及其盟友;与“冷战1.0”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小伙伴。

尽管拜登政府否认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中国也猛烈批判冷战思维,但世人的忧虑却与日俱增。无论如何,美中之间正在进入一场持久全面的战略竞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这场竞争是多维度的,将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为强大,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北京拥有而且也正在运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地缘经济重新引起了学术界、战略圈和决策者的重视。

不过,要理解地缘经济,就必须明白地缘政治逻辑与正统经济思维之间的深刻差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Michael Mandelbaum指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经济的目标是财富;权力本质上是有限的,权力追求的竞争性导致零和博弈;而财富是无限的,经济领域存在正和博弈,所有人都可以是赢家。正因如此,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并不情愿接受地缘经济的概念——即用经济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然而,这对中国学者和政府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求权力集中,战略设计具有极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有的资源都应当而且必须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当然也包括经济资源。

美国学者Robert Blackwill和Jennifer Harris合著的《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地缘经济与治国术》(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一书,是关于地缘经济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们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使用经济工具来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促成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和效应。” 换言之,地缘经济使用经济工具来推行地缘政治逻辑,将经济行动和选项视作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因此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后者的目标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实现对市场、资源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控制,而非为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即争夺权力。Blackwill和Harris还列出了当今七种主要地缘经济工具: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经济和金融制裁、网络、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和原材料。总体而言,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论述在学术界和战略界有较大的影响,对我们分析“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也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较量

从地理覆盖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海陆并进的项目,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被Mackinder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因此,“一带一路”的海上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而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覆盖范围则与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一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广大地域(即所谓“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包括几乎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覆盖东亚大陆(包括日韩)、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由此可见,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地理上有相当大的重合,东南亚是核心,南中国海是焦点。然而,“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却选择了显著不同的战略实施路径。

尽管北京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发起的一项经济合作倡议,绝无地缘政治意图和属性,但美日印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这样的叙事仍然疑虑重重。不过,从实施方式来看,北京的这个宏大项目的确更多符合地缘经济的特征,而非典型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它的主要手段(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仍然基本上属于经济和文化范畴,而非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那么,北京为何选择了以经济方式来实现国家目标?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超高的居民储蓄率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雄厚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广阔的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具有所谓“列宁主义”特征,即党和政府有能力综合调动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资源(尤其是国有企业),为战略目标服务,因而具备很强的战略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后发强国,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北京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权力,从而只能选择主要依赖经济手段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对“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特征,台湾战略学者林中斌的解读是,北京谋求“不战而主欧亚非”,即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以大规模基建为手段、通过经济拓展和文化输出来确立领袖地位。而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则指出,中国领导层使用的战略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两大类。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主要使用“战略军事”,之后转向以“战略经济”为主,具体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并主导建立亚投行。时殷弘所称的“战略经济”,相当大程度上符合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定义。

相比中国的举国体制或所谓“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独立于国家,政府权力相当有限,并不能强制私人企业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使得美国政府偏重于依赖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印太战略”。此外,美国是一个既有霸权国,在印太地区有众多的盟国和强大的军事存在,这也使得美国有条件运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进“印太战略”。相对于中国,美国仍然拥有明显的常规军事优势,而核力量的优势则是压倒性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印太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柱——QUAD(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和AUKUS(澳英美联盟)——都具备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北京猛烈批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印太地区推行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并非没有理由。

中美两国不同的战略路径,在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必争之地,为此都投入众多资源。然而,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在美中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对冲”(hedging)策略,因而形成了所谓“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主要选择新兴地缘经济手段来实现“奋发有为”的外交目标,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维护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在其新书《大国相遇之处: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中细致地分析了中美两强在东南亚各国全方位的竞争:外交、经济(贸易、投资、援助和标准)、技术、安全(传统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信息(媒体、宣传和公共外交)、政治影响、意识形态、发展和治理模式、文化和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家能够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加之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东南亚,因而能够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项目,使得“一带一路”拥有商业上的巨大比较优势。换言之,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而美国虽然是一个全能霸权,但其最大力量和资产仍然在于军事权力。美国是东南亚各国军队安全援助的首要提供者,包括训练、军事学说、武器供应及其他领域;而且,美国海军在本地区的前沿存在也是中国目前尚无法比拟的。

虽然美国主要依赖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行“印太战略”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地缘经济手段。Blackwill和Harris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曾长期在外交政策中采用经济手段,实施过很多成功的地缘经济战略,最经典的莫过于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满目疮痍的西欧各国恢复了经济,有效抵御了苏联的扩张。但近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依靠军事手段来推行外交政策,发动和主导了多场战争,以至于地缘经济变成了美国外交一项“失落的艺术”。在时任国务卿Hillary Clinton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前者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后者甚至被称为“经济北约”。然而,推崇“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退出了TPP,TTIP也束之高阁,转而与中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某种意义上来说,贸易战也是一种地缘经济策略,但收效并不大。而中国方面却积极推动RCEP成功签署协议,在地缘经济方面再下一城。

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中国这个“唯一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首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针》语),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意识到过度军事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已经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面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强大地缘经济攻势,华盛顿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否则其霸权地位和影响力将岌岌可危。前美国国防部长Robert Gates在2020年7/8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撰文警告美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只有在最重大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应该使用武力;面对中国这一长期和全方位竞争对手,美国必须有效运用非军事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联合G7其他成员,宣布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要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帮助,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版的“一带一路”。此外,QUAD也并不仅仅忙于四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包括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共同合作。自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国线上峰会以来,QUAD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关键技术工作小组,以及由澳大利亚领导的四边技术网络(QTN)。在2021年9月24日的QUAD线下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在技术领域达成了更多共识。由于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分享绝密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所以AUKUS给外界以防务联盟的印象。但实际上,除了核潜艇,AUKUS也有经济技术维度,三国寻求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网络技术这样的领域加强合作。

同样地,“一带一路”虽然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进国家战略,但并不表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无所作为。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在吉布提获得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同时,“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效应,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使得中东的原油可以通过巴基斯坦陆路进入中国境内。在缅甸的港口、油气管道和其它项目,可以打通从云南到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巴基斯坦和缅甸项目,都有助于中国规避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局”。同样,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也让印度对其潜在的“军事用途”忧心忡忡。正因如此,美国、日本、印度和西方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动机持有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对其地缘政治效应保持高度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北京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维度谨慎行事。

四、结论

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而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是两国各自的国内体制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表现出历史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两国都致力于发挥各自优势,但也不固步自封,都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工具的必要性,美国日益重视地缘经济手段,而中国也在向地缘政治领域拓展。因此,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二维对抗,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可能在三个维度展开: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经济。谁能更有效地综合运用所掌握的战略工具,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大博弈中赢得优势。

(注:作者是德中论坛协会创始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成朝庭: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是由两国体制和国际地位决定的。



| 成朝庭 

【OR  商业新媒体】


一、背景和问题

2013年问世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贯通欧亚大陆腹地,后者大致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经地中海连接欧洲的海上通道。依托“一带一路”,中国致力于在包括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促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今,八年多时间过去了,“一带一路”推出了众多项目,建立健全了相应的机制(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为了在印太地区应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挑战,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和世界的首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标志是2019年6月1日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QUAD(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谈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并于2021年9月组建了AUKUS(澳英美)战略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一连串动作显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外交、情报和军事安全等)来实施“印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务卿布林肯语)。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更多地属于地缘经济范畴。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经济合作倡议,而“印太战略”则是安全导向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为何中国选择了地缘经济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实现各自战略目标?“一带一路”是否也有地缘政治维度?美国是否会加强“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维度?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手段。相对于实际采取的战略手段,关于战略动机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地缘经济的崛起

从学术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地理、资源和人口等因素对政治(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基本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地缘政治思想自19世纪产生以来,对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Mahan提出“海权论”,促使美国谋求主宰海洋;英国人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解释了英美海洋国家为何不遗余力阻止欧亚大陆霸权国崛起;德国人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成为纳粹德国扩张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美籍荷兰裔学者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则深刻影响了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地缘政治行为带有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的背景,往往依靠外交、情报、安全和军事等手段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美苏冷战就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维度,是典型的海权大国(美国)和陆权大国(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竞斗,并以强烈意识形态对抗(自由民主 vs. 共产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地缘经济则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美苏冷战行将落幕之际,美国学者Edward Luttwark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和商业的语法》,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军事权力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取而代之的将是地缘经济,即用商业的语法来表达冲突的逻辑。Luttwark开创性地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预测大国之间的竞合和冲突将在经济维度展开。

然而,冷战胜利给西方世界带来一片乐观情绪,自由主义者欢呼一个全球合作、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时代到来,带有竞斗色彩的地缘经济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而区域一体化却得到蓬勃发展(如欧盟扩大、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自1990年代启动,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全世界推广的药方。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也快速地融入了这一波全球化,并成为最大赢家之一。

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而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使得美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于2015年9月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论述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将引发霸权国的深深恐惧,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尽管崛起国(中国)和霸权国(美国)都不愿意陷入战争,但形势却可能逼迫他们掉入这个陷阱。另一位美国学者Michael Lind则于2018年4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提出了“冷战2.0”的观点,认为一场新冷战(而非热战)已经开始,对阵双方与第一次冷战相同但会进行重新排列,一边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在中东欧及波罗的海的新北约盟国),另一边则是欧亚大陆上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及其盟友;与“冷战1.0”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小伙伴。

尽管拜登政府否认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中国也猛烈批判冷战思维,但世人的忧虑却与日俱增。无论如何,美中之间正在进入一场持久全面的战略竞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这场竞争是多维度的,将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为强大,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北京拥有而且也正在运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地缘经济重新引起了学术界、战略圈和决策者的重视。

不过,要理解地缘经济,就必须明白地缘政治逻辑与正统经济思维之间的深刻差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Michael Mandelbaum指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经济的目标是财富;权力本质上是有限的,权力追求的竞争性导致零和博弈;而财富是无限的,经济领域存在正和博弈,所有人都可以是赢家。正因如此,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并不情愿接受地缘经济的概念——即用经济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然而,这对中国学者和政府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求权力集中,战略设计具有极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有的资源都应当而且必须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当然也包括经济资源。

美国学者Robert Blackwill和Jennifer Harris合著的《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地缘经济与治国术》(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一书,是关于地缘经济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们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使用经济工具来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促成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和效应。” 换言之,地缘经济使用经济工具来推行地缘政治逻辑,将经济行动和选项视作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因此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后者的目标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实现对市场、资源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控制,而非为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即争夺权力。Blackwill和Harris还列出了当今七种主要地缘经济工具: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经济和金融制裁、网络、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和原材料。总体而言,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论述在学术界和战略界有较大的影响,对我们分析“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也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较量

从地理覆盖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海陆并进的项目,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被Mackinder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因此,“一带一路”的海上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而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覆盖范围则与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一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广大地域(即所谓“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包括几乎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覆盖东亚大陆(包括日韩)、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由此可见,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地理上有相当大的重合,东南亚是核心,南中国海是焦点。然而,“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却选择了显著不同的战略实施路径。

尽管北京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发起的一项经济合作倡议,绝无地缘政治意图和属性,但美日印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这样的叙事仍然疑虑重重。不过,从实施方式来看,北京的这个宏大项目的确更多符合地缘经济的特征,而非典型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它的主要手段(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仍然基本上属于经济和文化范畴,而非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那么,北京为何选择了以经济方式来实现国家目标?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超高的居民储蓄率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雄厚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广阔的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具有所谓“列宁主义”特征,即党和政府有能力综合调动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资源(尤其是国有企业),为战略目标服务,因而具备很强的战略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后发强国,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北京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权力,从而只能选择主要依赖经济手段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对“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特征,台湾战略学者林中斌的解读是,北京谋求“不战而主欧亚非”,即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以大规模基建为手段、通过经济拓展和文化输出来确立领袖地位。而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则指出,中国领导层使用的战略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两大类。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主要使用“战略军事”,之后转向以“战略经济”为主,具体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并主导建立亚投行。时殷弘所称的“战略经济”,相当大程度上符合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定义。

相比中国的举国体制或所谓“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独立于国家,政府权力相当有限,并不能强制私人企业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使得美国政府偏重于依赖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印太战略”。此外,美国是一个既有霸权国,在印太地区有众多的盟国和强大的军事存在,这也使得美国有条件运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进“印太战略”。相对于中国,美国仍然拥有明显的常规军事优势,而核力量的优势则是压倒性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印太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柱——QUAD(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和AUKUS(澳英美联盟)——都具备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北京猛烈批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印太地区推行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并非没有理由。

中美两国不同的战略路径,在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必争之地,为此都投入众多资源。然而,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在美中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对冲”(hedging)策略,因而形成了所谓“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主要选择新兴地缘经济手段来实现“奋发有为”的外交目标,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维护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在其新书《大国相遇之处: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中细致地分析了中美两强在东南亚各国全方位的竞争:外交、经济(贸易、投资、援助和标准)、技术、安全(传统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信息(媒体、宣传和公共外交)、政治影响、意识形态、发展和治理模式、文化和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家能够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加之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东南亚,因而能够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项目,使得“一带一路”拥有商业上的巨大比较优势。换言之,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而美国虽然是一个全能霸权,但其最大力量和资产仍然在于军事权力。美国是东南亚各国军队安全援助的首要提供者,包括训练、军事学说、武器供应及其他领域;而且,美国海军在本地区的前沿存在也是中国目前尚无法比拟的。

虽然美国主要依赖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行“印太战略”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地缘经济手段。Blackwill和Harris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曾长期在外交政策中采用经济手段,实施过很多成功的地缘经济战略,最经典的莫过于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满目疮痍的西欧各国恢复了经济,有效抵御了苏联的扩张。但近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依靠军事手段来推行外交政策,发动和主导了多场战争,以至于地缘经济变成了美国外交一项“失落的艺术”。在时任国务卿Hillary Clinton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前者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后者甚至被称为“经济北约”。然而,推崇“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退出了TPP,TTIP也束之高阁,转而与中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某种意义上来说,贸易战也是一种地缘经济策略,但收效并不大。而中国方面却积极推动RCEP成功签署协议,在地缘经济方面再下一城。

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中国这个“唯一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首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针》语),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意识到过度军事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已经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面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强大地缘经济攻势,华盛顿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否则其霸权地位和影响力将岌岌可危。前美国国防部长Robert Gates在2020年7/8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撰文警告美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只有在最重大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应该使用武力;面对中国这一长期和全方位竞争对手,美国必须有效运用非军事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联合G7其他成员,宣布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要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帮助,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版的“一带一路”。此外,QUAD也并不仅仅忙于四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包括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共同合作。自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国线上峰会以来,QUAD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关键技术工作小组,以及由澳大利亚领导的四边技术网络(QTN)。在2021年9月24日的QUAD线下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在技术领域达成了更多共识。由于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分享绝密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所以AUKUS给外界以防务联盟的印象。但实际上,除了核潜艇,AUKUS也有经济技术维度,三国寻求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网络技术这样的领域加强合作。

同样地,“一带一路”虽然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进国家战略,但并不表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无所作为。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在吉布提获得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同时,“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效应,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使得中东的原油可以通过巴基斯坦陆路进入中国境内。在缅甸的港口、油气管道和其它项目,可以打通从云南到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巴基斯坦和缅甸项目,都有助于中国规避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局”。同样,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也让印度对其潜在的“军事用途”忧心忡忡。正因如此,美国、日本、印度和西方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动机持有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对其地缘政治效应保持高度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北京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维度谨慎行事。

四、结论

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而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是两国各自的国内体制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表现出历史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两国都致力于发挥各自优势,但也不固步自封,都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工具的必要性,美国日益重视地缘经济手段,而中国也在向地缘政治领域拓展。因此,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二维对抗,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可能在三个维度展开: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经济。谁能更有效地综合运用所掌握的战略工具,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大博弈中赢得优势。

(注:作者是德中论坛协会创始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OR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
最新资讯
OR
+
广告
OR
MORE +

2021.7.9-3logo
关闭
特别推荐
OR
+
最新资讯
MORE +

“一带一路”vs.“印太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发布日期:2021-11-17 11:37
|成朝庭: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是由两国体制和国际地位决定的。



| 成朝庭 

【OR  商业新媒体】


一、背景和问题

2013年问世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贯通欧亚大陆腹地,后者大致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经地中海连接欧洲的海上通道。依托“一带一路”,中国致力于在包括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促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今,八年多时间过去了,“一带一路”推出了众多项目,建立健全了相应的机制(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为了在印太地区应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挑战,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和世界的首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标志是2019年6月1日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QUAD(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谈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并于2021年9月组建了AUKUS(澳英美)战略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一连串动作显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外交、情报和军事安全等)来实施“印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务卿布林肯语)。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更多地属于地缘经济范畴。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经济合作倡议,而“印太战略”则是安全导向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为何中国选择了地缘经济的方式、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实现各自战略目标?“一带一路”是否也有地缘政治维度?美国是否会加强“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维度?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手段。相对于实际采取的战略手段,关于战略动机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地缘经济的崛起

从学术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地理、资源和人口等因素对政治(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基本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地缘政治思想自19世纪产生以来,对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Mahan提出“海权论”,促使美国谋求主宰海洋;英国人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解释了英美海洋国家为何不遗余力阻止欧亚大陆霸权国崛起;德国人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成为纳粹德国扩张的重要理论基础;而美籍荷兰裔学者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则深刻影响了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地缘政治行为带有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的背景,往往依靠外交、情报、安全和军事等手段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美苏冷战就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维度,是典型的海权大国(美国)和陆权大国(苏联)之间的地缘政治竞斗,并以强烈意识形态对抗(自由民主 vs. 共产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地缘经济则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美苏冷战行将落幕之际,美国学者Edward Luttwark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和商业的语法》,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军事权力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取而代之的将是地缘经济,即用商业的语法来表达冲突的逻辑。Luttwark开创性地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预测大国之间的竞合和冲突将在经济维度展开。

然而,冷战胜利给西方世界带来一片乐观情绪,自由主义者欢呼一个全球合作、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时代到来,带有竞斗色彩的地缘经济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而区域一体化却得到蓬勃发展(如欧盟扩大、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自1990年代启动,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全世界推广的药方。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经济也快速地融入了这一波全球化,并成为最大赢家之一。

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而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使得美国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于2015年9月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论述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将引发霸权国的深深恐惧,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尽管崛起国(中国)和霸权国(美国)都不愿意陷入战争,但形势却可能逼迫他们掉入这个陷阱。另一位美国学者Michael Lind则于2018年4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提出了“冷战2.0”的观点,认为一场新冷战(而非热战)已经开始,对阵双方与第一次冷战相同但会进行重新排列,一边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在中东欧及波罗的海的新北约盟国),另一边则是欧亚大陆上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及其盟友;与“冷战1.0”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小伙伴。

尽管拜登政府否认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中国也猛烈批判冷战思维,但世人的忧虑却与日俱增。无论如何,美中之间正在进入一场持久全面的战略竞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这场竞争是多维度的,将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等多个领域展开。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为强大,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北京拥有而且也正在运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地缘经济重新引起了学术界、战略圈和决策者的重视。

不过,要理解地缘经济,就必须明白地缘政治逻辑与正统经济思维之间的深刻差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Michael Mandelbaum指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经济的目标是财富;权力本质上是有限的,权力追求的竞争性导致零和博弈;而财富是无限的,经济领域存在正和博弈,所有人都可以是赢家。正因如此,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并不情愿接受地缘经济的概念——即用经济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然而,这对中国学者和政府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求权力集中,战略设计具有极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有的资源都应当而且必须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当然也包括经济资源。

美国学者Robert Blackwill和Jennifer Harris合著的《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地缘经济与治国术》(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一书,是关于地缘经济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们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使用经济工具来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促成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和效应。” 换言之,地缘经济使用经济工具来推行地缘政治逻辑,将经济行动和选项视作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因此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后者的目标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实现对市场、资源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控制,而非为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即争夺权力。Blackwill和Harris还列出了当今七种主要地缘经济工具: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经济和金融制裁、网络、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和原材料。总体而言,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论述在学术界和战略界有较大的影响,对我们分析“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也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较量

从地理覆盖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海陆并进的项目,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被Mackinder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覆盖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因此,“一带一路”的海上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而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覆盖范围则与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一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广大地域(即所谓“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包括几乎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覆盖东亚大陆(包括日韩)、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由此可见,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地理上有相当大的重合,东南亚是核心,南中国海是焦点。然而,“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却选择了显著不同的战略实施路径。

尽管北京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发起的一项经济合作倡议,绝无地缘政治意图和属性,但美日印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这样的叙事仍然疑虑重重。不过,从实施方式来看,北京的这个宏大项目的确更多符合地缘经济的特征,而非典型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它的主要手段(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仍然基本上属于经济和文化范畴,而非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那么,北京为何选择了以经济方式来实现国家目标?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超高的居民储蓄率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雄厚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广阔的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具有所谓“列宁主义”特征,即党和政府有能力综合调动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资源(尤其是国有企业),为战略目标服务,因而具备很强的战略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后发强国,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北京仍然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权力,从而只能选择主要依赖经济手段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

对“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特征,台湾战略学者林中斌的解读是,北京谋求“不战而主欧亚非”,即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以大规模基建为手段、通过经济拓展和文化输出来确立领袖地位。而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则指出,中国领导层使用的战略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两大类。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主要使用“战略军事”,之后转向以“战略经济”为主,具体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并主导建立亚投行。时殷弘所称的“战略经济”,相当大程度上符合Blackwill和Harris对“地缘经济”的定义。

相比中国的举国体制或所谓“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独立于国家,政府权力相当有限,并不能强制私人企业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这使得美国政府偏重于依赖外交、情报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印太战略”。此外,美国是一个既有霸权国,在印太地区有众多的盟国和强大的军事存在,这也使得美国有条件运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进“印太战略”。相对于中国,美国仍然拥有明显的常规军事优势,而核力量的优势则是压倒性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印太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柱——QUAD(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和AUKUS(澳英美联盟)——都具备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北京猛烈批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印太地区推行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并非没有理由。

中美两国不同的战略路径,在东南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必争之地,为此都投入众多资源。然而,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在美中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对冲”(hedging)策略,因而形成了所谓“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主要选择新兴地缘经济手段来实现“奋发有为”的外交目标,而美国则更多依靠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维护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在其新书《大国相遇之处: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ica &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中细致地分析了中美两强在东南亚各国全方位的竞争:外交、经济(贸易、投资、援助和标准)、技术、安全(传统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信息(媒体、宣传和公共外交)、政治影响、意识形态、发展和治理模式、文化和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国家能够调动更多的财政资源,加之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东南亚,因而能够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项目,使得“一带一路”拥有商业上的巨大比较优势。换言之,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地缘经济。而美国虽然是一个全能霸权,但其最大力量和资产仍然在于军事权力。美国是东南亚各国军队安全援助的首要提供者,包括训练、军事学说、武器供应及其他领域;而且,美国海军在本地区的前沿存在也是中国目前尚无法比拟的。

虽然美国主要依赖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推行“印太战略”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地缘经济手段。Blackwill和Harris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曾长期在外交政策中采用经济手段,实施过很多成功的地缘经济战略,最经典的莫过于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满目疮痍的西欧各国恢复了经济,有效抵御了苏联的扩张。但近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依靠军事手段来推行外交政策,发动和主导了多场战争,以至于地缘经济变成了美国外交一项“失落的艺术”。在时任国务卿Hillary Clinton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前者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后者甚至被称为“经济北约”。然而,推崇“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退出了TPP,TTIP也束之高阁,转而与中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某种意义上来说,贸易战也是一种地缘经济策略,但收效并不大。而中国方面却积极推动RCEP成功签署协议,在地缘经济方面再下一城。

拜登政府上台后,面对中国这个“唯一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首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针》语),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意识到过度军事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已经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面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强大地缘经济攻势,华盛顿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否则其霸权地位和影响力将岌岌可危。前美国国防部长Robert Gates在2020年7/8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撰文警告美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只有在最重大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应该使用武力;面对中国这一长期和全方位竞争对手,美国必须有效运用非军事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联合G7其他成员,宣布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要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帮助,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西方版的“一带一路”。此外,QUAD也并不仅仅忙于四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包括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共同合作。自2021年3月12日首次四国线上峰会以来,QUAD已经成立了相应的关键技术工作小组,以及由澳大利亚领导的四边技术网络(QTN)。在2021年9月24日的QUAD线下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在技术领域达成了更多共识。由于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分享绝密的核动力潜艇技术,所以AUKUS给外界以防务联盟的印象。但实际上,除了核潜艇,AUKUS也有经济技术维度,三国寻求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赛,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网络技术这样的领域加强合作。

同样地,“一带一路”虽然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进国家战略,但并不表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无所作为。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在吉布提获得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同时,“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效应,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使得中东的原油可以通过巴基斯坦陆路进入中国境内。在缅甸的港口、油气管道和其它项目,可以打通从云南到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巴基斯坦和缅甸项目,都有助于中国规避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局”。同样,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也让印度对其潜在的“军事用途”忧心忡忡。正因如此,美国、日本、印度和西方等国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动机持有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对其地缘政治效应保持高度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北京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维度谨慎行事。

四、结论

北京主要以地缘经济手段来推行“一带一路”,而华盛顿则依仗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实施“印太战略”。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是两国各自的国内体制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表现出历史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两国都致力于发挥各自优势,但也不固步自封,都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工具的必要性,美国日益重视地缘经济手段,而中国也在向地缘政治领域拓展。因此,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二维对抗,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可能在三个维度展开: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经济。谁能更有效地综合运用所掌握的战略工具,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大博弈中赢得优势。

(注:作者是德中论坛协会创始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政经频道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