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 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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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中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做出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或者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或者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2020年3月中国新《证券法》颁布实施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首案。该案件法院审理的原告人数之多(投服中心最终代表的原告投资者人数超5.5万名)、赔偿金额之高(近25亿的赔偿)令以往类似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康美药业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相关法律专业人士对该案的概括是,“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我们知道,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财务造假始终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在任何资本市场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在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后,曾经创造中概股最快上市速度记录的瑞幸咖啡以同样创纪录的速度退市。相关责任人同样面临股东的集体诉讼。让那些恶意欺骗投资者的责任人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将牢底坐穿,无疑将产生强大的震慑效果。值得一起的是,在康美药业的诉讼案中,5名因未勤勉尽责、存在过失的独立董事将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每位独董将承担过亿的赔偿数额,乃至于一些网友发出有昔日“每年只需工作几天就能获得几十万元报酬”上市公司独董“或成高危低薪兼职工作”的感慨。

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件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里程碑式的事件。受到康美药业案的示范,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后,将选择寻求集体诉讼值得观察。

基于以下理由,我这里的担心是,在康美药业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中国式集体诉讼之路还可以走多远?


第一,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分散小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时门槛变得很高。按照中国于2020年3月颁布并实施的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证监会于2013年设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成为诉讼特别代表人。而投服中心本身是持有上市公司100股的股票,定位于“弥补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及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等外部监管手段的不足,从内部督促公司规范运作,从而成为现行监管体系的有益补充” 证监会下属的公益组织。由于投服中心的上述半官方色彩,投服中心在发起集体诉讼时将变得十分审慎。例如,新《证券法》确立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至今已逾一年半,目前仅出现康美药业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

而作为对照,在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会不时接到一些律师打来的电话,提议股东授权他发起集体讼诉。希望获得佣金的律师反而成为比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更加积极的集体诉讼的发起人。我们看到,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看似帮助迷茫无助的中小股东选择,甚至指定了诉讼代理人,但同时无形中使中小股东的选择空间变得仄憋,由此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分散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门槛。

第二,同样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谁将成为下一个康美药业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新《证券法》推出历时1年半后才开始实际运作恰恰是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投服中心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集体诉讼案件的困惑的一种反应。从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具有“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的康美药业无疑是合适集体诉讼的典型案例。

但不要忘记的是,光2020年一年,证监会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2件,这尚不包括那些出现某些征兆,但证监会并未开展立案调查并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大量其他案件。理论上,这些已经做出处罚和尚未开展调查的案件都是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合适案件。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如此庞大的集体诉讼需求,我的一个担心是这个特别代表人难免会“店大欺客”,按照需要的特殊和诉求的强烈,“选择性地”做出取舍将在所难免。在上述意义上,在康美药业后,谁将成为特别代表人发起的下一个集体诉讼对象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法院的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其发起的任何集体诉讼必然会被解读为监管当局的意图,至少会被认为受到监管当局的背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诉讼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但反过来特别代表人作为监管当局的相关利益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难免使得法院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通过特别代表人,进而监管当局背书的诉讼,小股东的权益才会受到保护。那么,那些没有特别代表人帮助发起诉讼的投资者受损的权益难道就不需要保护了吗?以上述方式提供的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似乎并非股东之福,因为今天她也许可能得到,但明天可能就得不到了,取决于超过投资者可以理性预期的因素。

正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我担心,依靠集体诉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之路未来还存在很多挑战。

我理解,上述特别代表人集体诉讼制度这里采用的也许更多是类似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模式。一方面,由于信用评级准公共品的性质,相互搭便车,无人愿意提供,另一方面,相关市场化机构尚未建立良好的声誉,因而需要在最初实施环节由公共属性的机构来解决相关市场化机构早期业务开展愿意不强的问题。但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足够多的市场化机构涌入,公共机构将选择适时退出,交给那些盈利动机明确,建立良好市场声誉,同时依赖市场机制稳定有效运行的机构。当然,这里只是我的猜测,未来特别代表人制度将如何改革有待进一步观察。

毫无疑问的是,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的成功将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来自于股民自身的集体诉讼,有时将超过监管当局的监管处罚,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意味着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提供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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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后,中国式集体诉讼还可以走多远?

发布日期:2021-11-17 08:31
|郑志刚: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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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中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做出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或者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或者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2020年3月中国新《证券法》颁布实施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首案。该案件法院审理的原告人数之多(投服中心最终代表的原告投资者人数超5.5万名)、赔偿金额之高(近25亿的赔偿)令以往类似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康美药业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相关法律专业人士对该案的概括是,“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我们知道,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财务造假始终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在任何资本市场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在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后,曾经创造中概股最快上市速度记录的瑞幸咖啡以同样创纪录的速度退市。相关责任人同样面临股东的集体诉讼。让那些恶意欺骗投资者的责任人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将牢底坐穿,无疑将产生强大的震慑效果。值得一起的是,在康美药业的诉讼案中,5名因未勤勉尽责、存在过失的独立董事将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每位独董将承担过亿的赔偿数额,乃至于一些网友发出有昔日“每年只需工作几天就能获得几十万元报酬”上市公司独董“或成高危低薪兼职工作”的感慨。

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件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里程碑式的事件。受到康美药业案的示范,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后,将选择寻求集体诉讼值得观察。

基于以下理由,我这里的担心是,在康美药业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中国式集体诉讼之路还可以走多远?


第一,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分散小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时门槛变得很高。按照中国于2020年3月颁布并实施的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证监会于2013年设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成为诉讼特别代表人。而投服中心本身是持有上市公司100股的股票,定位于“弥补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及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等外部监管手段的不足,从内部督促公司规范运作,从而成为现行监管体系的有益补充” 证监会下属的公益组织。由于投服中心的上述半官方色彩,投服中心在发起集体诉讼时将变得十分审慎。例如,新《证券法》确立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至今已逾一年半,目前仅出现康美药业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

而作为对照,在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会不时接到一些律师打来的电话,提议股东授权他发起集体讼诉。希望获得佣金的律师反而成为比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更加积极的集体诉讼的发起人。我们看到,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看似帮助迷茫无助的中小股东选择,甚至指定了诉讼代理人,但同时无形中使中小股东的选择空间变得仄憋,由此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分散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门槛。

第二,同样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谁将成为下一个康美药业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新《证券法》推出历时1年半后才开始实际运作恰恰是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投服中心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集体诉讼案件的困惑的一种反应。从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具有“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的康美药业无疑是合适集体诉讼的典型案例。

但不要忘记的是,光2020年一年,证监会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2件,这尚不包括那些出现某些征兆,但证监会并未开展立案调查并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大量其他案件。理论上,这些已经做出处罚和尚未开展调查的案件都是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合适案件。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如此庞大的集体诉讼需求,我的一个担心是这个特别代表人难免会“店大欺客”,按照需要的特殊和诉求的强烈,“选择性地”做出取舍将在所难免。在上述意义上,在康美药业后,谁将成为特别代表人发起的下一个集体诉讼对象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法院的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其发起的任何集体诉讼必然会被解读为监管当局的意图,至少会被认为受到监管当局的背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诉讼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但反过来特别代表人作为监管当局的相关利益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难免使得法院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通过特别代表人,进而监管当局背书的诉讼,小股东的权益才会受到保护。那么,那些没有特别代表人帮助发起诉讼的投资者受损的权益难道就不需要保护了吗?以上述方式提供的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似乎并非股东之福,因为今天她也许可能得到,但明天可能就得不到了,取决于超过投资者可以理性预期的因素。

正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我担心,依靠集体诉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之路未来还存在很多挑战。

我理解,上述特别代表人集体诉讼制度这里采用的也许更多是类似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模式。一方面,由于信用评级准公共品的性质,相互搭便车,无人愿意提供,另一方面,相关市场化机构尚未建立良好的声誉,因而需要在最初实施环节由公共属性的机构来解决相关市场化机构早期业务开展愿意不强的问题。但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足够多的市场化机构涌入,公共机构将选择适时退出,交给那些盈利动机明确,建立良好市场声誉,同时依赖市场机制稳定有效运行的机构。当然,这里只是我的猜测,未来特别代表人制度将如何改革有待进一步观察。

毫无疑问的是,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的成功将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来自于股民自身的集体诉讼,有时将超过监管当局的监管处罚,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意味着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提供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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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中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做出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或者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或者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2020年3月中国新《证券法》颁布实施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首案。该案件法院审理的原告人数之多(投服中心最终代表的原告投资者人数超5.5万名)、赔偿金额之高(近25亿的赔偿)令以往类似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康美药业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相关法律专业人士对该案的概括是,“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我们知道,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财务造假始终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在任何资本市场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在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后,曾经创造中概股最快上市速度记录的瑞幸咖啡以同样创纪录的速度退市。相关责任人同样面临股东的集体诉讼。让那些恶意欺骗投资者的责任人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将牢底坐穿,无疑将产生强大的震慑效果。值得一起的是,在康美药业的诉讼案中,5名因未勤勉尽责、存在过失的独立董事将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每位独董将承担过亿的赔偿数额,乃至于一些网友发出有昔日“每年只需工作几天就能获得几十万元报酬”上市公司独董“或成高危低薪兼职工作”的感慨。

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件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里程碑式的事件。受到康美药业案的示范,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后,将选择寻求集体诉讼值得观察。

基于以下理由,我这里的担心是,在康美药业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中国式集体诉讼之路还可以走多远?


第一,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分散小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时门槛变得很高。按照中国于2020年3月颁布并实施的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证监会于2013年设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成为诉讼特别代表人。而投服中心本身是持有上市公司100股的股票,定位于“弥补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及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等外部监管手段的不足,从内部督促公司规范运作,从而成为现行监管体系的有益补充” 证监会下属的公益组织。由于投服中心的上述半官方色彩,投服中心在发起集体诉讼时将变得十分审慎。例如,新《证券法》确立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至今已逾一年半,目前仅出现康美药业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

而作为对照,在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会不时接到一些律师打来的电话,提议股东授权他发起集体讼诉。希望获得佣金的律师反而成为比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更加积极的集体诉讼的发起人。我们看到,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看似帮助迷茫无助的中小股东选择,甚至指定了诉讼代理人,但同时无形中使中小股东的选择空间变得仄憋,由此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分散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门槛。

第二,同样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谁将成为下一个康美药业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新《证券法》推出历时1年半后才开始实际运作恰恰是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投服中心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集体诉讼案件的困惑的一种反应。从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具有“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的康美药业无疑是合适集体诉讼的典型案例。

但不要忘记的是,光2020年一年,证监会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2件,这尚不包括那些出现某些征兆,但证监会并未开展立案调查并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大量其他案件。理论上,这些已经做出处罚和尚未开展调查的案件都是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合适案件。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如此庞大的集体诉讼需求,我的一个担心是这个特别代表人难免会“店大欺客”,按照需要的特殊和诉求的强烈,“选择性地”做出取舍将在所难免。在上述意义上,在康美药业后,谁将成为特别代表人发起的下一个集体诉讼对象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法院的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其发起的任何集体诉讼必然会被解读为监管当局的意图,至少会被认为受到监管当局的背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诉讼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但反过来特别代表人作为监管当局的相关利益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难免使得法院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通过特别代表人,进而监管当局背书的诉讼,小股东的权益才会受到保护。那么,那些没有特别代表人帮助发起诉讼的投资者受损的权益难道就不需要保护了吗?以上述方式提供的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似乎并非股东之福,因为今天她也许可能得到,但明天可能就得不到了,取决于超过投资者可以理性预期的因素。

正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我担心,依靠集体诉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之路未来还存在很多挑战。

我理解,上述特别代表人集体诉讼制度这里采用的也许更多是类似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模式。一方面,由于信用评级准公共品的性质,相互搭便车,无人愿意提供,另一方面,相关市场化机构尚未建立良好的声誉,因而需要在最初实施环节由公共属性的机构来解决相关市场化机构早期业务开展愿意不强的问题。但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足够多的市场化机构涌入,公共机构将选择适时退出,交给那些盈利动机明确,建立良好市场声誉,同时依赖市场机制稳定有效运行的机构。当然,这里只是我的猜测,未来特别代表人制度将如何改革有待进一步观察。

毫无疑问的是,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的成功将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来自于股民自身的集体诉讼,有时将超过监管当局的监管处罚,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意味着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提供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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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11-17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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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中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做出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或者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或者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2020年3月中国新《证券法》颁布实施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首案。该案件法院审理的原告人数之多(投服中心最终代表的原告投资者人数超5.5万名)、赔偿金额之高(近25亿的赔偿)令以往类似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康美药业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相关法律专业人士对该案的概括是,“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我们知道,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财务造假始终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在任何资本市场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在财务造假丑闻曝光后,曾经创造中概股最快上市速度记录的瑞幸咖啡以同样创纪录的速度退市。相关责任人同样面临股东的集体诉讼。让那些恶意欺骗投资者的责任人赔得倾家荡产,甚至将牢底坐穿,无疑将产生强大的震慑效果。值得一起的是,在康美药业的诉讼案中,5名因未勤勉尽责、存在过失的独立董事将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每位独董将承担过亿的赔偿数额,乃至于一些网友发出有昔日“每年只需工作几天就能获得几十万元报酬”上市公司独董“或成高危低薪兼职工作”的感慨。

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件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里程碑式的事件。受到康美药业案的示范,未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后,将选择寻求集体诉讼值得观察。

基于以下理由,我这里的担心是,在康美药业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中国式集体诉讼之路还可以走多远?


第一,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分散小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时门槛变得很高。按照中国于2020年3月颁布并实施的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证监会于2013年设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成为诉讼特别代表人。而投服中心本身是持有上市公司100股的股票,定位于“弥补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及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等外部监管手段的不足,从内部督促公司规范运作,从而成为现行监管体系的有益补充” 证监会下属的公益组织。由于投服中心的上述半官方色彩,投服中心在发起集体诉讼时将变得十分审慎。例如,新《证券法》确立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至今已逾一年半,目前仅出现康美药业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

而作为对照,在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会不时接到一些律师打来的电话,提议股东授权他发起集体讼诉。希望获得佣金的律师反而成为比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更加积极的集体诉讼的发起人。我们看到,提起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特许,甚至垄断看似帮助迷茫无助的中小股东选择,甚至指定了诉讼代理人,但同时无形中使中小股东的选择空间变得仄憋,由此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分散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门槛。

第二,同样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谁将成为下一个康美药业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新《证券法》推出历时1年半后才开始实际运作恰恰是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的投服中心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集体诉讼案件的困惑的一种反应。从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具有“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案件典型性强”的康美药业无疑是合适集体诉讼的典型案例。

但不要忘记的是,光2020年一年,证监会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2件,这尚不包括那些出现某些征兆,但证监会并未开展立案调查并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大量其他案件。理论上,这些已经做出处罚和尚未开展调查的案件都是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的合适案件。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如此庞大的集体诉讼需求,我的一个担心是这个特别代表人难免会“店大欺客”,按照需要的特殊和诉求的强烈,“选择性地”做出取舍将在所难免。在上述意义上,在康美药业后,谁将成为特别代表人发起的下一个集体诉讼对象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法院的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由于特别代表人的半官方色彩,其发起的任何集体诉讼必然会被解读为监管当局的意图,至少会被认为受到监管当局的背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诉讼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但反过来特别代表人作为监管当局的相关利益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难免使得法院裁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通过特别代表人,进而监管当局背书的诉讼,小股东的权益才会受到保护。那么,那些没有特别代表人帮助发起诉讼的投资者受损的权益难道就不需要保护了吗?以上述方式提供的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似乎并非股东之福,因为今天她也许可能得到,但明天可能就得不到了,取决于超过投资者可以理性预期的因素。

正是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我担心,依靠集体诉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之路未来还存在很多挑战。

我理解,上述特别代表人集体诉讼制度这里采用的也许更多是类似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模式。一方面,由于信用评级准公共品的性质,相互搭便车,无人愿意提供,另一方面,相关市场化机构尚未建立良好的声誉,因而需要在最初实施环节由公共属性的机构来解决相关市场化机构早期业务开展愿意不强的问题。但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足够多的市场化机构涌入,公共机构将选择适时退出,交给那些盈利动机明确,建立良好市场声誉,同时依赖市场机制稳定有效运行的机构。当然,这里只是我的猜测,未来特别代表人制度将如何改革有待进一步观察。

毫无疑问的是,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的成功将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来自于股民自身的集体诉讼,有时将超过监管当局的监管处罚,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意味着监管当局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在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提供中将扮演怎样的积极角色,难道仅仅是举办类似于特别代表人这样的公益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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