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创新红利的产生及其扩散渠道,并提高其效率,才能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除了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外,创造财富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溢价,产生经济增长。所以,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就是对创新红利的分享。那么,创新红利是如何产生以及扩散的呢?

一、红利的产生

互联网大厂、华为、大疆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同样岗位的工资往往高于其他行业,这就是创新红利外溢。大疆、华为的创新红利是有形的、“实体”的,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非生产型的红利,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非生产型的管理、数据、AI等方式,不仅仅是“剥削劳动”,也不仅仅是发现、聚集了已存在的价值,而是创造了新价值、新红利。

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航更专业、更智能,不但认识路,还能预测拥堵。导航的出现,使得普通人成为网约车司机变得非常容易,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被分给了所有网约车司机。于是,出租车市场规模变大了,社会效率提升了,消费者获得了技术红利,网约车司机获得了红利。再比如,导航指引之下,一个外乡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技术熟悉城市。再比如,在外卖中行业,系统调配订单、配送,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创造出新行业。

这种创新可以获得巨大的红利,参与创新的资本、企业家、管理人员、乃至程序员都能获得这种红利。实际上,由于靠互联网更近,骑手这个岗位,也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这就是创新的工资红利。

二、红利的扩散

1、投资

在双创中,投资成功的投资人会多次投资,其资金源于行业的创新红利。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本身也产生一系列需求,比如劳动力、办公场所、硬件投资等等。最近有人把ofo失败后的装置,做成娱乐装置给山区儿童玩。还有人把这些自行车送到偏远山区,解决儿童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即便失败的投资活动,本身是市场试错,是行业红利外溢的渠道。

2、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的消费

而获得红利的人,他们的消费也是一个传递创新红利的渠道。

在创新活动中获得红利的人,工资更高,他们的消费更多,所能承担的溢价也越大。比如,华为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些,因为这里的人对价格不是那么敏感。再比如,每到下班时间,大厂门口的网约车就很多,乘客往往会选择加价,这都是红利的外溢。这种红利外溢,对于劳动密集的服务行业更加明显。比如,一个网约车司机的加价,可能只有10元,但一个高档社区、或者大厂门口的按摩店,溢价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元。

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往往与服务业有关。刘鹤副总理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指出,提出了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简单的说,所谓鲍莫尔病就是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一般来说,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所以,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这种劳动力流向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不过在我看来,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低技能的穷人在从事这些行业。那么,服务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上升,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穷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所以,鲍莫尔病导致的服务业成本提高,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的红利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员工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升,汽车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即便中国的厨师也能买得起汽车。

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有着创新红利的行业,行业人员有工资红利,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竞争,红利会向社会扩散,驱动其他行业提高工资。

比如,有骑手、快递员的存在,那么对其他同等年纪、文化程度的男青年来说,他们的工资要求就会提高,这又会进而对制造行业产生了提升工资的压力。这种压力之下,制造业就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应对劳动力生产的变迁。

2021年9月,中国的快递公司就普调了一次派送费,每件约上调0.1元。按照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快递员每月有望增加约500元收入。上调快递费的直接原因,是对相关行业政策的响应,同时也是为了与骑手行业争夺劳动力。

由此,创新红利就向投入湖中的石子,一波一波的扩散开。消费与工资推动,正是导致鲍莫尔病的两个途径,但同时也是分享发展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需要供给、也需要消费,这样才有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经济循环中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所以,很多看似吸引了年轻人的行业,并没有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制造业的长期的促进器。通过抑制这些行业、驱动人力进入生产线的方式,只会为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抑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

三、红利扩散的效率

红利扩散的效率,取决于很多因素。

首先,良好的产权保护、法治水平,可以提升预期的稳定性,从而推动创业型投资,以及需要更长期稳定预期的制造业创新投资。

其次,城市化使劳动力向更高工资的地方流动,可以使他们离创新红利更近。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更高的消费,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的预期,都会提升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创新红利。

第三,劳动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促进创新红利的扩散,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保护,也会抑制创新活动本身。

所以,理解创新红利的产生及其扩散渠道,并提高其效率,才能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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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共同富裕红利的扩散途径

发布日期:2021-11-08 07:15
|理解创新红利的产生及其扩散渠道,并提高其效率,才能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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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除了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外,创造财富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溢价,产生经济增长。所以,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就是对创新红利的分享。那么,创新红利是如何产生以及扩散的呢?

一、红利的产生

互联网大厂、华为、大疆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同样岗位的工资往往高于其他行业,这就是创新红利外溢。大疆、华为的创新红利是有形的、“实体”的,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非生产型的红利,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非生产型的管理、数据、AI等方式,不仅仅是“剥削劳动”,也不仅仅是发现、聚集了已存在的价值,而是创造了新价值、新红利。

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航更专业、更智能,不但认识路,还能预测拥堵。导航的出现,使得普通人成为网约车司机变得非常容易,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被分给了所有网约车司机。于是,出租车市场规模变大了,社会效率提升了,消费者获得了技术红利,网约车司机获得了红利。再比如,导航指引之下,一个外乡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技术熟悉城市。再比如,在外卖中行业,系统调配订单、配送,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创造出新行业。

这种创新可以获得巨大的红利,参与创新的资本、企业家、管理人员、乃至程序员都能获得这种红利。实际上,由于靠互联网更近,骑手这个岗位,也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这就是创新的工资红利。

二、红利的扩散

1、投资

在双创中,投资成功的投资人会多次投资,其资金源于行业的创新红利。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本身也产生一系列需求,比如劳动力、办公场所、硬件投资等等。最近有人把ofo失败后的装置,做成娱乐装置给山区儿童玩。还有人把这些自行车送到偏远山区,解决儿童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即便失败的投资活动,本身是市场试错,是行业红利外溢的渠道。

2、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的消费

而获得红利的人,他们的消费也是一个传递创新红利的渠道。

在创新活动中获得红利的人,工资更高,他们的消费更多,所能承担的溢价也越大。比如,华为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些,因为这里的人对价格不是那么敏感。再比如,每到下班时间,大厂门口的网约车就很多,乘客往往会选择加价,这都是红利的外溢。这种红利外溢,对于劳动密集的服务行业更加明显。比如,一个网约车司机的加价,可能只有10元,但一个高档社区、或者大厂门口的按摩店,溢价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元。

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往往与服务业有关。刘鹤副总理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指出,提出了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简单的说,所谓鲍莫尔病就是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一般来说,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所以,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这种劳动力流向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不过在我看来,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低技能的穷人在从事这些行业。那么,服务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上升,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穷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所以,鲍莫尔病导致的服务业成本提高,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的红利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员工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升,汽车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即便中国的厨师也能买得起汽车。

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有着创新红利的行业,行业人员有工资红利,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竞争,红利会向社会扩散,驱动其他行业提高工资。

比如,有骑手、快递员的存在,那么对其他同等年纪、文化程度的男青年来说,他们的工资要求就会提高,这又会进而对制造行业产生了提升工资的压力。这种压力之下,制造业就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应对劳动力生产的变迁。

2021年9月,中国的快递公司就普调了一次派送费,每件约上调0.1元。按照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快递员每月有望增加约500元收入。上调快递费的直接原因,是对相关行业政策的响应,同时也是为了与骑手行业争夺劳动力。

由此,创新红利就向投入湖中的石子,一波一波的扩散开。消费与工资推动,正是导致鲍莫尔病的两个途径,但同时也是分享发展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需要供给、也需要消费,这样才有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经济循环中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所以,很多看似吸引了年轻人的行业,并没有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制造业的长期的促进器。通过抑制这些行业、驱动人力进入生产线的方式,只会为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抑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

三、红利扩散的效率

红利扩散的效率,取决于很多因素。

首先,良好的产权保护、法治水平,可以提升预期的稳定性,从而推动创业型投资,以及需要更长期稳定预期的制造业创新投资。

其次,城市化使劳动力向更高工资的地方流动,可以使他们离创新红利更近。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更高的消费,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的预期,都会提升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创新红利。

第三,劳动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促进创新红利的扩散,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保护,也会抑制创新活动本身。

所以,理解创新红利的产生及其扩散渠道,并提高其效率,才能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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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除了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外,创造财富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溢价,产生经济增长。所以,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就是对创新红利的分享。那么,创新红利是如何产生以及扩散的呢?

一、红利的产生

互联网大厂、华为、大疆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同样岗位的工资往往高于其他行业,这就是创新红利外溢。大疆、华为的创新红利是有形的、“实体”的,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非生产型的红利,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非生产型的管理、数据、AI等方式,不仅仅是“剥削劳动”,也不仅仅是发现、聚集了已存在的价值,而是创造了新价值、新红利。

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航更专业、更智能,不但认识路,还能预测拥堵。导航的出现,使得普通人成为网约车司机变得非常容易,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被分给了所有网约车司机。于是,出租车市场规模变大了,社会效率提升了,消费者获得了技术红利,网约车司机获得了红利。再比如,导航指引之下,一个外乡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技术熟悉城市。再比如,在外卖中行业,系统调配订单、配送,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创造出新行业。

这种创新可以获得巨大的红利,参与创新的资本、企业家、管理人员、乃至程序员都能获得这种红利。实际上,由于靠互联网更近,骑手这个岗位,也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这就是创新的工资红利。

二、红利的扩散

1、投资

在双创中,投资成功的投资人会多次投资,其资金源于行业的创新红利。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本身也产生一系列需求,比如劳动力、办公场所、硬件投资等等。最近有人把ofo失败后的装置,做成娱乐装置给山区儿童玩。还有人把这些自行车送到偏远山区,解决儿童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即便失败的投资活动,本身是市场试错,是行业红利外溢的渠道。

2、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的消费

而获得红利的人,他们的消费也是一个传递创新红利的渠道。

在创新活动中获得红利的人,工资更高,他们的消费更多,所能承担的溢价也越大。比如,华为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些,因为这里的人对价格不是那么敏感。再比如,每到下班时间,大厂门口的网约车就很多,乘客往往会选择加价,这都是红利的外溢。这种红利外溢,对于劳动密集的服务行业更加明显。比如,一个网约车司机的加价,可能只有10元,但一个高档社区、或者大厂门口的按摩店,溢价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元。

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往往与服务业有关。刘鹤副总理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指出,提出了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简单的说,所谓鲍莫尔病就是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一般来说,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所以,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这种劳动力流向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不过在我看来,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低技能的穷人在从事这些行业。那么,服务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上升,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穷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所以,鲍莫尔病导致的服务业成本提高,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的红利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员工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升,汽车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即便中国的厨师也能买得起汽车。

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有着创新红利的行业,行业人员有工资红利,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竞争,红利会向社会扩散,驱动其他行业提高工资。

比如,有骑手、快递员的存在,那么对其他同等年纪、文化程度的男青年来说,他们的工资要求就会提高,这又会进而对制造行业产生了提升工资的压力。这种压力之下,制造业就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应对劳动力生产的变迁。

2021年9月,中国的快递公司就普调了一次派送费,每件约上调0.1元。按照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快递员每月有望增加约500元收入。上调快递费的直接原因,是对相关行业政策的响应,同时也是为了与骑手行业争夺劳动力。

由此,创新红利就向投入湖中的石子,一波一波的扩散开。消费与工资推动,正是导致鲍莫尔病的两个途径,但同时也是分享发展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需要供给、也需要消费,这样才有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经济循环中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所以,很多看似吸引了年轻人的行业,并没有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制造业的长期的促进器。通过抑制这些行业、驱动人力进入生产线的方式,只会为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抑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

三、红利扩散的效率

红利扩散的效率,取决于很多因素。

首先,良好的产权保护、法治水平,可以提升预期的稳定性,从而推动创业型投资,以及需要更长期稳定预期的制造业创新投资。

其次,城市化使劳动力向更高工资的地方流动,可以使他们离创新红利更近。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更高的消费,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的预期,都会提升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创新红利。

第三,劳动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促进创新红利的扩散,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保护,也会抑制创新活动本身。

所以,理解创新红利的产生及其扩散渠道,并提高其效率,才能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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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共同富裕红利的扩散途径

发布日期:2021-11-08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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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除了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外,创造财富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溢价,产生经济增长。所以,某种程度上,共同富裕就是对创新红利的分享。那么,创新红利是如何产生以及扩散的呢?

一、红利的产生

互联网大厂、华为、大疆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同样岗位的工资往往高于其他行业,这就是创新红利外溢。大疆、华为的创新红利是有形的、“实体”的,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非生产型的红利,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实际上,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非生产型的管理、数据、AI等方式,不仅仅是“剥削劳动”,也不仅仅是发现、聚集了已存在的价值,而是创造了新价值、新红利。

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航更专业、更智能,不但认识路,还能预测拥堵。导航的出现,使得普通人成为网约车司机变得非常容易,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被分给了所有网约车司机。于是,出租车市场规模变大了,社会效率提升了,消费者获得了技术红利,网约车司机获得了红利。再比如,导航指引之下,一个外乡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技术熟悉城市。再比如,在外卖中行业,系统调配订单、配送,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创造出新行业。

这种创新可以获得巨大的红利,参与创新的资本、企业家、管理人员、乃至程序员都能获得这种红利。实际上,由于靠互联网更近,骑手这个岗位,也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这就是创新的工资红利。

二、红利的扩散

1、投资

在双创中,投资成功的投资人会多次投资,其资金源于行业的创新红利。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本身也产生一系列需求,比如劳动力、办公场所、硬件投资等等。最近有人把ofo失败后的装置,做成娱乐装置给山区儿童玩。还有人把这些自行车送到偏远山区,解决儿童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即便失败的投资活动,本身是市场试错,是行业红利外溢的渠道。

2、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的消费

而获得红利的人,他们的消费也是一个传递创新红利的渠道。

在创新活动中获得红利的人,工资更高,他们的消费更多,所能承担的溢价也越大。比如,华为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些,因为这里的人对价格不是那么敏感。再比如,每到下班时间,大厂门口的网约车就很多,乘客往往会选择加价,这都是红利的外溢。这种红利外溢,对于劳动密集的服务行业更加明显。比如,一个网约车司机的加价,可能只有10元,但一个高档社区、或者大厂门口的按摩店,溢价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元。

消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往往与服务业有关。刘鹤副总理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指出,提出了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简单的说,所谓鲍莫尔病就是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一般来说,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所以,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这种劳动力流向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不过在我看来,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低技能的穷人在从事这些行业。那么,服务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上升,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穷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所以,鲍莫尔病导致的服务业成本提高,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的红利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员工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升,汽车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即便中国的厨师也能买得起汽车。

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有着创新红利的行业,行业人员有工资红利,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竞争,红利会向社会扩散,驱动其他行业提高工资。

比如,有骑手、快递员的存在,那么对其他同等年纪、文化程度的男青年来说,他们的工资要求就会提高,这又会进而对制造行业产生了提升工资的压力。这种压力之下,制造业就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应对劳动力生产的变迁。

2021年9月,中国的快递公司就普调了一次派送费,每件约上调0.1元。按照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快递员每月有望增加约500元收入。上调快递费的直接原因,是对相关行业政策的响应,同时也是为了与骑手行业争夺劳动力。

由此,创新红利就向投入湖中的石子,一波一波的扩散开。消费与工资推动,正是导致鲍莫尔病的两个途径,但同时也是分享发展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需要供给、也需要消费,这样才有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经济循环中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所以,很多看似吸引了年轻人的行业,并没有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制造业的长期的促进器。通过抑制这些行业、驱动人力进入生产线的方式,只会为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抑制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

三、红利扩散的效率

红利扩散的效率,取决于很多因素。

首先,良好的产权保护、法治水平,可以提升预期的稳定性,从而推动创业型投资,以及需要更长期稳定预期的制造业创新投资。

其次,城市化使劳动力向更高工资的地方流动,可以使他们离创新红利更近。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更高的消费,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的预期,都会提升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创新红利。

第三,劳动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促进创新红利的扩散,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保护,也会抑制创新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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