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



何越

【OR  商业新媒体】

在当前的气候变化campaign中,无论是减排、减少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还是发明新能源等措施,其最终目标就是控制温度上升。曾经的标准是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此建议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1975年提出。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不过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这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主办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持谨慎乐观态度”。

现在世界的温度比 19 世纪高 1.2 摄氏度,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50%。这是因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化石燃料一度被认为是改变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但现实证明,这些发现也许是个错误,因为其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太阳的热量后,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6大会发言中警告的:“人类正在自掘坟墓”并非危言耸听。

但从煤炭开始,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生存已有几百年,无论家庭、工厂、交通等等,所有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行,大都仍然建立在化石燃料上。海上钻井平台听起来仍像是个高精尖名称,石油与天然气仍然是个富裕行业。就算在英国,尽管查尔斯王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呼吁关注气候问题,但与今天英国对气候变化如火如荼的关注相比,直到十年前,英国对环保的热情不过是零星小雨。

气候议题从科学问题转型为政治与科学问题,经历了近50年的努力。2020年6月24日,英国官方网站上刊发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文章,里面说:

“在20世纪初,气候变暖还只是对理论科学现象的深奥研究。20 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首次进入国际和政府间领域。

1972年,第一届国际环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成立。

在 1972 年的这次会议和 1980 年代后半期之间,一些政治家注意到了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警告温室气体排放(GHG)增加带来的风险。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环境署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方案的政府间评估,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报告已被广泛接受为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和影响的权威信息来源。 2007年IPCC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官方网页上刊发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背景——<联合国新闻>提供“指南” 》,里面说:COP26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的缩写。这一会议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会议。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次名为“地球峰会”的大型活动,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在该条约中,各国同意“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如今,该条约有197个签署方,或称缔约方。

自1994年该条约生效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或“缔约方会议”。

今年本应是第27届年度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应该于去年举行的会议推迟一年于今年举行——因此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会议仍称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

其中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达到的排放限制;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在该协定中,世界各国同意加紧努力,试图将全球变暖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温度高1.5摄氏度,并推动气候行动融资。

因此,第26届缔约方大会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会议期间,除了其他问题,代表们将致力于敲定“巴黎规则手册”,即实施该协议所需的规则。在这次大会上,它们需要就修订和监测其气候承诺的频率商定共同的时间框架。

基本上,《巴黎协定》设定了最终目标,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理想情况下为1.5摄氏度),但格拉斯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机会。

但GOP26并未比《巴黎协定》看起来更乐观,所谓的“最后机会”,似乎还不是慌张的理由。

为何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

1、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以前国家间的战争是常态,说打就打;在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战争减少,开始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遇上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抗疫,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有限;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2、民主政治令人民舆论高于国家利益

领军气候变暖的国家,至今仍然是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需要执行与满足人民的最大意愿。当人民对气候变化不在乎时,政府不会主动去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一大弊病,即只追随人民利益(或者说舆论需要),而非国家利益。而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重叠,如脱欧。又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将经济建设列为头等大事,而非控制疫情。

西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瑞典青少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许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帮了大忙,她成了全西方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志人物。2020年,她在布里斯托尔领导了游行活动,这样的近距离,令我家两个孩子直接感受到了她带来的社会浪潮(见《为何17岁的通贝里敢挑战全球政治权威?》)。现在,英国人民与媒体要求政府解决气候变化的热情高涨,英国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了。拜登上台后,也重新回到了 COP中。

3、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而因为发达国家愿意集资100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谁是气温升高罪魁祸首的争论了。不过这本该到2020年就完成的1000亿美元经济承诺,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要推到2023年。

4、中美竞争

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问题。此次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均未出席COP26,原因不得而知。如何定位中国是个难题。中国是需要接受补助的发展中国家吗?好像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敢于和美国叫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不出席是否代表不是个负责的大国?好像也不是,因为中国一直志在营造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从前美英是最大排放国,中国成为现今最大的排放国,除了人口众多,另一个原因是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即承担了制造西方国家消费品的排放量。

5、搭便车(free-rider)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气候变化中,哪个政府国内舆论压力最大,哪个政府就会多努力,多出钱。至于做与不做政府都没有下台隐患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6、西方民众行动还未跟上

虽然有了意识,但大众行动还未跟上,因为要改变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习惯。英国目前给大众的指引是:少坐/不坐飞机,以步行与自行车取代小汽车,或者改用电动汽车,购买节能产品(如灯泡、洗衣机等),更换家庭煤气加热系统等。孩子们的意识来自于学校,几个月前,我11岁的大孩子宣布为了保护环境,她以后不吃肉。目前她只吃鸡肉,其他肉类不再碰了。

COP26大会期间,我在脸书和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花好多钱在娱乐产品上,而且随手就扔。为何无人呼吁西方国家减少购买消费品?因为政客担心失去选票,不敢讲;媒体担心失去读者,也不讲;商人更加不讲,因为消费品是他们的利润来源。”这个帖子,唯一的点赞来自于我的台湾邻居,平时那些爱给我点赞的英国朋友,没有反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分享到:

何越:为何控制气温上升1.5度那么难?

发布日期:2021-11-05 20:11
|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



何越

【OR  商业新媒体】

在当前的气候变化campaign中,无论是减排、减少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还是发明新能源等措施,其最终目标就是控制温度上升。曾经的标准是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此建议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1975年提出。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不过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这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主办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持谨慎乐观态度”。

现在世界的温度比 19 世纪高 1.2 摄氏度,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50%。这是因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化石燃料一度被认为是改变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但现实证明,这些发现也许是个错误,因为其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太阳的热量后,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6大会发言中警告的:“人类正在自掘坟墓”并非危言耸听。

但从煤炭开始,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生存已有几百年,无论家庭、工厂、交通等等,所有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行,大都仍然建立在化石燃料上。海上钻井平台听起来仍像是个高精尖名称,石油与天然气仍然是个富裕行业。就算在英国,尽管查尔斯王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呼吁关注气候问题,但与今天英国对气候变化如火如荼的关注相比,直到十年前,英国对环保的热情不过是零星小雨。

气候议题从科学问题转型为政治与科学问题,经历了近50年的努力。2020年6月24日,英国官方网站上刊发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文章,里面说:

“在20世纪初,气候变暖还只是对理论科学现象的深奥研究。20 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首次进入国际和政府间领域。

1972年,第一届国际环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成立。

在 1972 年的这次会议和 1980 年代后半期之间,一些政治家注意到了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警告温室气体排放(GHG)增加带来的风险。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环境署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方案的政府间评估,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报告已被广泛接受为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和影响的权威信息来源。 2007年IPCC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官方网页上刊发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背景——<联合国新闻>提供“指南” 》,里面说:COP26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的缩写。这一会议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会议。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次名为“地球峰会”的大型活动,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在该条约中,各国同意“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如今,该条约有197个签署方,或称缔约方。

自1994年该条约生效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或“缔约方会议”。

今年本应是第27届年度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应该于去年举行的会议推迟一年于今年举行——因此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会议仍称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

其中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达到的排放限制;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在该协定中,世界各国同意加紧努力,试图将全球变暖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温度高1.5摄氏度,并推动气候行动融资。

因此,第26届缔约方大会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会议期间,除了其他问题,代表们将致力于敲定“巴黎规则手册”,即实施该协议所需的规则。在这次大会上,它们需要就修订和监测其气候承诺的频率商定共同的时间框架。

基本上,《巴黎协定》设定了最终目标,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理想情况下为1.5摄氏度),但格拉斯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机会。

但GOP26并未比《巴黎协定》看起来更乐观,所谓的“最后机会”,似乎还不是慌张的理由。

为何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

1、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以前国家间的战争是常态,说打就打;在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战争减少,开始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遇上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抗疫,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有限;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2、民主政治令人民舆论高于国家利益

领军气候变暖的国家,至今仍然是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需要执行与满足人民的最大意愿。当人民对气候变化不在乎时,政府不会主动去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一大弊病,即只追随人民利益(或者说舆论需要),而非国家利益。而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重叠,如脱欧。又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将经济建设列为头等大事,而非控制疫情。

西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瑞典青少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许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帮了大忙,她成了全西方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志人物。2020年,她在布里斯托尔领导了游行活动,这样的近距离,令我家两个孩子直接感受到了她带来的社会浪潮(见《为何17岁的通贝里敢挑战全球政治权威?》)。现在,英国人民与媒体要求政府解决气候变化的热情高涨,英国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了。拜登上台后,也重新回到了 COP中。

3、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而因为发达国家愿意集资100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谁是气温升高罪魁祸首的争论了。不过这本该到2020年就完成的1000亿美元经济承诺,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要推到2023年。

4、中美竞争

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问题。此次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均未出席COP26,原因不得而知。如何定位中国是个难题。中国是需要接受补助的发展中国家吗?好像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敢于和美国叫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不出席是否代表不是个负责的大国?好像也不是,因为中国一直志在营造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从前美英是最大排放国,中国成为现今最大的排放国,除了人口众多,另一个原因是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即承担了制造西方国家消费品的排放量。

5、搭便车(free-rider)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气候变化中,哪个政府国内舆论压力最大,哪个政府就会多努力,多出钱。至于做与不做政府都没有下台隐患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6、西方民众行动还未跟上

虽然有了意识,但大众行动还未跟上,因为要改变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习惯。英国目前给大众的指引是:少坐/不坐飞机,以步行与自行车取代小汽车,或者改用电动汽车,购买节能产品(如灯泡、洗衣机等),更换家庭煤气加热系统等。孩子们的意识来自于学校,几个月前,我11岁的大孩子宣布为了保护环境,她以后不吃肉。目前她只吃鸡肉,其他肉类不再碰了。

COP26大会期间,我在脸书和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花好多钱在娱乐产品上,而且随手就扔。为何无人呼吁西方国家减少购买消费品?因为政客担心失去选票,不敢讲;媒体担心失去读者,也不讲;商人更加不讲,因为消费品是他们的利润来源。”这个帖子,唯一的点赞来自于我的台湾邻居,平时那些爱给我点赞的英国朋友,没有反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



何越

【OR  商业新媒体】

在当前的气候变化campaign中,无论是减排、减少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还是发明新能源等措施,其最终目标就是控制温度上升。曾经的标准是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此建议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1975年提出。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不过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这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主办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持谨慎乐观态度”。

现在世界的温度比 19 世纪高 1.2 摄氏度,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50%。这是因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化石燃料一度被认为是改变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但现实证明,这些发现也许是个错误,因为其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太阳的热量后,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6大会发言中警告的:“人类正在自掘坟墓”并非危言耸听。

但从煤炭开始,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生存已有几百年,无论家庭、工厂、交通等等,所有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行,大都仍然建立在化石燃料上。海上钻井平台听起来仍像是个高精尖名称,石油与天然气仍然是个富裕行业。就算在英国,尽管查尔斯王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呼吁关注气候问题,但与今天英国对气候变化如火如荼的关注相比,直到十年前,英国对环保的热情不过是零星小雨。

气候议题从科学问题转型为政治与科学问题,经历了近50年的努力。2020年6月24日,英国官方网站上刊发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文章,里面说:

“在20世纪初,气候变暖还只是对理论科学现象的深奥研究。20 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首次进入国际和政府间领域。

1972年,第一届国际环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成立。

在 1972 年的这次会议和 1980 年代后半期之间,一些政治家注意到了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警告温室气体排放(GHG)增加带来的风险。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环境署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方案的政府间评估,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报告已被广泛接受为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和影响的权威信息来源。 2007年IPCC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官方网页上刊发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背景——<联合国新闻>提供“指南” 》,里面说:COP26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的缩写。这一会议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会议。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次名为“地球峰会”的大型活动,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在该条约中,各国同意“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如今,该条约有197个签署方,或称缔约方。

自1994年该条约生效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或“缔约方会议”。

今年本应是第27届年度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应该于去年举行的会议推迟一年于今年举行——因此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会议仍称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

其中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达到的排放限制;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在该协定中,世界各国同意加紧努力,试图将全球变暖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温度高1.5摄氏度,并推动气候行动融资。

因此,第26届缔约方大会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会议期间,除了其他问题,代表们将致力于敲定“巴黎规则手册”,即实施该协议所需的规则。在这次大会上,它们需要就修订和监测其气候承诺的频率商定共同的时间框架。

基本上,《巴黎协定》设定了最终目标,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理想情况下为1.5摄氏度),但格拉斯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机会。

但GOP26并未比《巴黎协定》看起来更乐观,所谓的“最后机会”,似乎还不是慌张的理由。

为何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

1、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以前国家间的战争是常态,说打就打;在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战争减少,开始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遇上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抗疫,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有限;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2、民主政治令人民舆论高于国家利益

领军气候变暖的国家,至今仍然是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需要执行与满足人民的最大意愿。当人民对气候变化不在乎时,政府不会主动去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一大弊病,即只追随人民利益(或者说舆论需要),而非国家利益。而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重叠,如脱欧。又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将经济建设列为头等大事,而非控制疫情。

西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瑞典青少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许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帮了大忙,她成了全西方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志人物。2020年,她在布里斯托尔领导了游行活动,这样的近距离,令我家两个孩子直接感受到了她带来的社会浪潮(见《为何17岁的通贝里敢挑战全球政治权威?》)。现在,英国人民与媒体要求政府解决气候变化的热情高涨,英国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了。拜登上台后,也重新回到了 COP中。

3、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而因为发达国家愿意集资100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谁是气温升高罪魁祸首的争论了。不过这本该到2020年就完成的1000亿美元经济承诺,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要推到2023年。

4、中美竞争

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问题。此次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均未出席COP26,原因不得而知。如何定位中国是个难题。中国是需要接受补助的发展中国家吗?好像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敢于和美国叫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不出席是否代表不是个负责的大国?好像也不是,因为中国一直志在营造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从前美英是最大排放国,中国成为现今最大的排放国,除了人口众多,另一个原因是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即承担了制造西方国家消费品的排放量。

5、搭便车(free-rider)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气候变化中,哪个政府国内舆论压力最大,哪个政府就会多努力,多出钱。至于做与不做政府都没有下台隐患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6、西方民众行动还未跟上

虽然有了意识,但大众行动还未跟上,因为要改变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习惯。英国目前给大众的指引是:少坐/不坐飞机,以步行与自行车取代小汽车,或者改用电动汽车,购买节能产品(如灯泡、洗衣机等),更换家庭煤气加热系统等。孩子们的意识来自于学校,几个月前,我11岁的大孩子宣布为了保护环境,她以后不吃肉。目前她只吃鸡肉,其他肉类不再碰了。

COP26大会期间,我在脸书和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花好多钱在娱乐产品上,而且随手就扔。为何无人呼吁西方国家减少购买消费品?因为政客担心失去选票,不敢讲;媒体担心失去读者,也不讲;商人更加不讲,因为消费品是他们的利润来源。”这个帖子,唯一的点赞来自于我的台湾邻居,平时那些爱给我点赞的英国朋友,没有反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OR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
最新资讯
OR
+
广告
OR
MORE +

2021.7.9-3logo
关闭
特别推荐
OR
+
最新资讯
MORE +

何越:为何控制气温上升1.5度那么难?

发布日期:2021-11-05 20:11
|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



何越

【OR  商业新媒体】

在当前的气候变化campaign中,无论是减排、减少使用化石燃料(Fossil Fuel,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还是发明新能源等措施,其最终目标就是控制温度上升。曾经的标准是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此建议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1975年提出。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不过本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这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差强人意。主办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持谨慎乐观态度”。

现在世界的温度比 19 世纪高 1.2 摄氏度,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50%。这是因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化石燃料一度被认为是改变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大发现,但现实证明,这些发现也许是个错误,因为其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太阳的热量后,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6大会发言中警告的:“人类正在自掘坟墓”并非危言耸听。

但从煤炭开始,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生存已有几百年,无论家庭、工厂、交通等等,所有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行,大都仍然建立在化石燃料上。海上钻井平台听起来仍像是个高精尖名称,石油与天然气仍然是个富裕行业。就算在英国,尽管查尔斯王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呼吁关注气候问题,但与今天英国对气候变化如火如荼的关注相比,直到十年前,英国对环保的热情不过是零星小雨。

气候议题从科学问题转型为政治与科学问题,经历了近50年的努力。2020年6月24日,英国官方网站上刊发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文章,里面说:

“在20世纪初,气候变暖还只是对理论科学现象的深奥研究。20 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首次进入国际和政府间领域。

1972年,第一届国际环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成立。

在 1972 年的这次会议和 1980 年代后半期之间,一些政治家注意到了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警告温室气体排放(GHG)增加带来的风险。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环境署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方案的政府间评估,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报告已被广泛接受为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和影响的权威信息来源。 2007年IPCC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官方网页上刊发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背景——<联合国新闻>提供“指南” 》,里面说:COP26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的缩写。这一会议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会议。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次名为“地球峰会”的大型活动,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在该条约中,各国同意“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如今,该条约有197个签署方,或称缔约方。

自1994年该条约生效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或“缔约方会议”。

今年本应是第27届年度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应该于去年举行的会议推迟一年于今年举行——因此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会议仍称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

其中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达到的排放限制;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在该协定中,世界各国同意加紧努力,试图将全球变暖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温度高1.5摄氏度,并推动气候行动融资。

因此,第26届缔约方大会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会议期间,除了其他问题,代表们将致力于敲定“巴黎规则手册”,即实施该协议所需的规则。在这次大会上,它们需要就修订和监测其气候承诺的频率商定共同的时间框架。

基本上,《巴黎协定》设定了最终目标,将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理想情况下为1.5摄氏度),但格拉斯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机会。

但GOP26并未比《巴黎协定》看起来更乐观,所谓的“最后机会”,似乎还不是慌张的理由。

为何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

1、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以前国家间的战争是常态,说打就打;在美国治下的国际社会,战争减少,开始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遇上处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抗疫,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有限;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2、民主政治令人民舆论高于国家利益

领军气候变暖的国家,至今仍然是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需要执行与满足人民的最大意愿。当人民对气候变化不在乎时,政府不会主动去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西方政治的一大弊病,即只追随人民利益(或者说舆论需要),而非国家利益。而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重叠,如脱欧。又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将经济建设列为头等大事,而非控制疫情。

西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瑞典青少年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许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帮了大忙,她成了全西方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志人物。2020年,她在布里斯托尔领导了游行活动,这样的近距离,令我家两个孩子直接感受到了她带来的社会浪潮(见《为何17岁的通贝里敢挑战全球政治权威?》)。现在,英国人民与媒体要求政府解决气候变化的热情高涨,英国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了。拜登上台后,也重新回到了 COP中。

3、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而因为发达国家愿意集资1000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贴,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谁是气温升高罪魁祸首的争论了。不过这本该到2020年就完成的1000亿美元经济承诺,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要推到2023年。

4、中美竞争

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问题。此次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均未出席COP26,原因不得而知。如何定位中国是个难题。中国是需要接受补助的发展中国家吗?好像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敢于和美国叫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排放国,不出席是否代表不是个负责的大国?好像也不是,因为中国一直志在营造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从前美英是最大排放国,中国成为现今最大的排放国,除了人口众多,另一个原因是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即承担了制造西方国家消费品的排放量。

5、搭便车(free-rider)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气候变化中,哪个政府国内舆论压力最大,哪个政府就会多努力,多出钱。至于做与不做政府都没有下台隐患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搭便车的态度。

6、西方民众行动还未跟上

虽然有了意识,但大众行动还未跟上,因为要改变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习惯。英国目前给大众的指引是:少坐/不坐飞机,以步行与自行车取代小汽车,或者改用电动汽车,购买节能产品(如灯泡、洗衣机等),更换家庭煤气加热系统等。孩子们的意识来自于学校,几个月前,我11岁的大孩子宣布为了保护环境,她以后不吃肉。目前她只吃鸡肉,其他肉类不再碰了。

COP26大会期间,我在脸书和推特上发了个帖子:“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花好多钱在娱乐产品上,而且随手就扔。为何无人呼吁西方国家减少购买消费品?因为政客担心失去选票,不敢讲;媒体担心失去读者,也不讲;商人更加不讲,因为消费品是他们的利润来源。”这个帖子,唯一的点赞来自于我的台湾邻居,平时那些爱给我点赞的英国朋友,没有反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政经频道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