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刘保奎(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战略研究二室主任)

【OR  商业新媒体】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通院的统计表明,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随着国家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纳入顶层规划范畴,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特点。这其中就包括正积极推进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

总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四三”。五是指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五个定位: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高地。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涌现出了小岗村、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枫桥经验等。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长三角地区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当然,还有像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改革高地。

四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具有优势发展条件且各有特点。上海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引领者,正建设成为“五个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江苏省在大型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石化、钢铁等行业。江苏省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展相对均衡,苏南、苏中、苏北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以县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表现在温州模式、港航物流、商品集散等方面。安徽省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与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的河南、四川相比,安徽省的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由此在中游省份中较为突出,其省会城市合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规模较大,已在全国形成了影响力。这两个产业也是能够带动一方的“大产业”。

三是指三个抓手,通过功能区和板块区推动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三个重要的点作为抓手:两区一枢纽。第一个“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其主要是在三省交接地划出一定范围推进建设,最初希望能够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一样拓展上海的发展范围,作为一个特定功能的集中疏解地。不过,随着一些深入讨论突出强调了生态绿色的概念,这对其产业形态、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去苏州、吴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些地方位于江南水乡核心地带,处处体现江南文化,古镇众多,河流水网密布,生态环境非常好。但是,它们也确实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所以希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能够通过高品质环境来导入高层次产业。

第二个“区”是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目前,临港新片区仍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从用地条件、区位条件、港口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条件方面来看,在整个长三角地区范围内,临港新片区是非常难得的、适合发展高层次制造业的区域。我觉得,临港新片区对于上海重振制造业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前述一个“枢纽”是虹桥作为国际开放的枢纽。虹桥位置可被概括为一手携两家,辐射江苏和浙江,是长三角北翼和南翼辐射带动交汇的一个点,叠加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素。虹桥区域这种以商务区的形式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对于拓展上海的生产服务业的空间,增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长三角地区各省各市在编制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过去,大家通常认为数字化是去中心化、扁平化和跨界的,其中的协同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传统的区域政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的协同,考虑不是很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例如,数字政府领域的项目,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城市都有能力自己完成建设,因此更倾向于把项目给当地企业做,而外地的好企业不一定能赢得机会。

在数字民生等一些领域,例如线上医疗,有一些城市的医院不愿意进行合作。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障碍,这涉及隐私、数据的产权。

总体来看,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要素领域的壁垒比产品领域的壁垒高。所以,在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特别是降低引进的门槛,包括在一些项目的审批、招投标的环节上,要更开放、更公开,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看,长三角地区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它能支撑长三角的制造业升级,包括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设计、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创新的中心突破点还包括以未来社区为场景的城市建设集成;面向老龄化的创新设计;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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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挑战和机遇

发布日期:2021-11-02 10:24
|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刘保奎(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战略研究二室主任)

【OR  商业新媒体】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通院的统计表明,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随着国家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纳入顶层规划范畴,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特点。这其中就包括正积极推进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

总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四三”。五是指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五个定位: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高地。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涌现出了小岗村、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枫桥经验等。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长三角地区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当然,还有像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改革高地。

四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具有优势发展条件且各有特点。上海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引领者,正建设成为“五个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江苏省在大型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石化、钢铁等行业。江苏省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展相对均衡,苏南、苏中、苏北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以县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表现在温州模式、港航物流、商品集散等方面。安徽省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与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的河南、四川相比,安徽省的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由此在中游省份中较为突出,其省会城市合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规模较大,已在全国形成了影响力。这两个产业也是能够带动一方的“大产业”。

三是指三个抓手,通过功能区和板块区推动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三个重要的点作为抓手:两区一枢纽。第一个“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其主要是在三省交接地划出一定范围推进建设,最初希望能够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一样拓展上海的发展范围,作为一个特定功能的集中疏解地。不过,随着一些深入讨论突出强调了生态绿色的概念,这对其产业形态、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去苏州、吴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些地方位于江南水乡核心地带,处处体现江南文化,古镇众多,河流水网密布,生态环境非常好。但是,它们也确实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所以希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能够通过高品质环境来导入高层次产业。

第二个“区”是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目前,临港新片区仍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从用地条件、区位条件、港口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条件方面来看,在整个长三角地区范围内,临港新片区是非常难得的、适合发展高层次制造业的区域。我觉得,临港新片区对于上海重振制造业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前述一个“枢纽”是虹桥作为国际开放的枢纽。虹桥位置可被概括为一手携两家,辐射江苏和浙江,是长三角北翼和南翼辐射带动交汇的一个点,叠加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素。虹桥区域这种以商务区的形式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对于拓展上海的生产服务业的空间,增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长三角地区各省各市在编制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过去,大家通常认为数字化是去中心化、扁平化和跨界的,其中的协同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传统的区域政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的协同,考虑不是很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例如,数字政府领域的项目,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城市都有能力自己完成建设,因此更倾向于把项目给当地企业做,而外地的好企业不一定能赢得机会。

在数字民生等一些领域,例如线上医疗,有一些城市的医院不愿意进行合作。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障碍,这涉及隐私、数据的产权。

总体来看,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要素领域的壁垒比产品领域的壁垒高。所以,在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特别是降低引进的门槛,包括在一些项目的审批、招投标的环节上,要更开放、更公开,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看,长三角地区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它能支撑长三角的制造业升级,包括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设计、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创新的中心突破点还包括以未来社区为场景的城市建设集成;面向老龄化的创新设计;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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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通院的统计表明,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随着国家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纳入顶层规划范畴,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特点。这其中就包括正积极推进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

总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四三”。五是指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五个定位: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高地。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涌现出了小岗村、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枫桥经验等。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长三角地区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当然,还有像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改革高地。

四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具有优势发展条件且各有特点。上海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引领者,正建设成为“五个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江苏省在大型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石化、钢铁等行业。江苏省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展相对均衡,苏南、苏中、苏北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以县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表现在温州模式、港航物流、商品集散等方面。安徽省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与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的河南、四川相比,安徽省的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由此在中游省份中较为突出,其省会城市合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规模较大,已在全国形成了影响力。这两个产业也是能够带动一方的“大产业”。

三是指三个抓手,通过功能区和板块区推动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三个重要的点作为抓手:两区一枢纽。第一个“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其主要是在三省交接地划出一定范围推进建设,最初希望能够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一样拓展上海的发展范围,作为一个特定功能的集中疏解地。不过,随着一些深入讨论突出强调了生态绿色的概念,这对其产业形态、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去苏州、吴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些地方位于江南水乡核心地带,处处体现江南文化,古镇众多,河流水网密布,生态环境非常好。但是,它们也确实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所以希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能够通过高品质环境来导入高层次产业。

第二个“区”是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目前,临港新片区仍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从用地条件、区位条件、港口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条件方面来看,在整个长三角地区范围内,临港新片区是非常难得的、适合发展高层次制造业的区域。我觉得,临港新片区对于上海重振制造业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前述一个“枢纽”是虹桥作为国际开放的枢纽。虹桥位置可被概括为一手携两家,辐射江苏和浙江,是长三角北翼和南翼辐射带动交汇的一个点,叠加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素。虹桥区域这种以商务区的形式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对于拓展上海的生产服务业的空间,增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长三角地区各省各市在编制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过去,大家通常认为数字化是去中心化、扁平化和跨界的,其中的协同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传统的区域政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的协同,考虑不是很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例如,数字政府领域的项目,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城市都有能力自己完成建设,因此更倾向于把项目给当地企业做,而外地的好企业不一定能赢得机会。

在数字民生等一些领域,例如线上医疗,有一些城市的医院不愿意进行合作。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障碍,这涉及隐私、数据的产权。

总体来看,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要素领域的壁垒比产品领域的壁垒高。所以,在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特别是降低引进的门槛,包括在一些项目的审批、招投标的环节上,要更开放、更公开,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看,长三角地区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它能支撑长三角的制造业升级,包括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设计、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创新的中心突破点还包括以未来社区为场景的城市建设集成;面向老龄化的创新设计;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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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奎(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战略研究二室主任)

【OR  商业新媒体】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通院的统计表明,2020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为38.6%。随着国家数字经济“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纳入顶层规划范畴,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特点。这其中就包括正积极推进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

总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四三”。五是指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五个定位: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示范区;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高地。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涌现出了小岗村、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枫桥经验等。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领域,长三角地区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当然,还有像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改革高地。

四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具有优势发展条件且各有特点。上海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引领者,正建设成为“五个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江苏省在大型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石化、钢铁等行业。江苏省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展相对均衡,苏南、苏中、苏北的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以县域为单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表现在温州模式、港航物流、商品集散等方面。安徽省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与同样具有后发优势的河南、四川相比,安徽省的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由此在中游省份中较为突出,其省会城市合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规模较大,已在全国形成了影响力。这两个产业也是能够带动一方的“大产业”。

三是指三个抓手,通过功能区和板块区推动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三个重要的点作为抓手:两区一枢纽。第一个“区”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其主要是在三省交接地划出一定范围推进建设,最初希望能够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一样拓展上海的发展范围,作为一个特定功能的集中疏解地。不过,随着一些深入讨论突出强调了生态绿色的概念,这对其产业形态、城市建设、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去苏州、吴江等地调研发现:这些地方位于江南水乡核心地带,处处体现江南文化,古镇众多,河流水网密布,生态环境非常好。但是,它们也确实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所以希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能够通过高品质环境来导入高层次产业。

第二个“区”是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目前,临港新片区仍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从用地条件、区位条件、港口条件以及政策和制度条件方面来看,在整个长三角地区范围内,临港新片区是非常难得的、适合发展高层次制造业的区域。我觉得,临港新片区对于上海重振制造业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前述一个“枢纽”是虹桥作为国际开放的枢纽。虹桥位置可被概括为一手携两家,辐射江苏和浙江,是长三角北翼和南翼辐射带动交汇的一个点,叠加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素。虹桥区域这种以商务区的形式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对于拓展上海的生产服务业的空间,增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长三角地区各省各市在编制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划中,应该考虑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过去,大家通常认为数字化是去中心化、扁平化和跨界的,其中的协同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传统的区域政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的协同,考虑不是很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例如,数字政府领域的项目,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城市都有能力自己完成建设,因此更倾向于把项目给当地企业做,而外地的好企业不一定能赢得机会。

在数字民生等一些领域,例如线上医疗,有一些城市的医院不愿意进行合作。在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障碍,这涉及隐私、数据的产权。

总体来看,公共领域的壁垒比私人领域高,供给侧的壁垒要比需求侧高,要素领域的壁垒比产品领域的壁垒高。所以,在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改革,特别是降低引进的门槛,包括在一些项目的审批、招投标的环节上,要更开放、更公开,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看,长三角地区未来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可能还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它能支撑长三角的制造业升级,包括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工业设计、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创新的中心突破点还包括以未来社区为场景的城市建设集成;面向老龄化的创新设计;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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