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睿、加德尔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启动了“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



博古睿、加德尔斯

【OR  商业新媒体】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启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为手段的预分配(pre-distribution)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全民基本资本”能够促进财富分配公平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

预分配指向一切市场导向经济体中的不平等根源机制,即相对于只有以劳动收入为生计来源的人,资本资产(译者注:资本资产指的是用于产生更多收益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厂房、设备等,也包括无形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持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用著名的“r > g”公式概括了这一机制。公式的含义是:资本收益(r)的增速高于收入与产出的增速(g)。用他的话说,就是“过去吞噬了未来”。即没有资本收入的人只能一次次领工资来维持生计,而资本持有者的投资回报会持续提高,财富随着利滚利不断增长,前者永远追不上后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次分配”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同时更加关注底层筑基。在任何社会中,不平等差距都将不可避免的危及稳定。当前中国约占总人口1%的群体掌握了全国31%的财富。缩小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全民所有化,让中国繁荣的未来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

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极高、财富源源涌出的经济巨人,拥有数量众多世界级企业。与其让收益只流入阿里巴巴或腾讯这样企业巨头的股东们手里,为什么不创立“共同富裕基金”,把投资资本利得(译者注:资本利得是指出售股票、债券、不动产等资本资产取得的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余额。比如,小王购买了100元的股票,1年后股票升值为110元,小王将股票出售后就获得了10元的资本利得)的红利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呢?

对此,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财政盈余来设立“共同富裕基金”。另外,中国不需要沿袭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即在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之后,对最成功企业家的所谓“过高”收入征收重税,然后将税款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中国可以从源头做起,即要求所有初创企业将30%的股份交给“共同富裕基金”,让所有家庭从财富创造过程中获得收益。

举例来说,“共同富裕基金”设立后可以为每个家庭开设一个自己名下的账户,每个账户分配7000元。尽管所有权属于家庭账户,但基金可以进行集中管理,投资国内外的所有上市公司,随着初创企业做大做强,市值日增,基金收益也会水涨船高。由此,这些家庭账户实现长期收益,升值部分则归各个家庭所有,而不属于国家。经过一定的待权期(译者注:待权期指的是股票不可出售(或期权不可兑现)的时间,又称“等待期”。比如,一名CEO在2021年9月获得了等待期为5年的股权,那么,他在2026年9月之前都不可出售这些股票)后,家庭可以将账户中积累的财富提取出来,以满足买房、医疗、教育甚至是创业等各种个人需求。

尽管资金来源不同,但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译者注:新加坡于1955年设立中央公积金局,资金来源是雇主与雇员分担,与中国住房公积金类似)基本就是采用了上述运作模式。

在笔者生活的美国加州,“全民基本资本” 作为遏制不平等现象的手段之一备受热议。今年,加文•纽瑟姆州长提出,用州财政盈余为公立学校中每一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设立500美元的大学学费储蓄账户。启动资金到位后,该基金将由专业经理人运营投资。等到账户持有人上大学时,就可以使用这笔多年来不断增殖且归个人所有的账户金额去支付大学学费。

加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赫茨伯格、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Snap联合创始人埃文•施皮格尔共同提议,利用州财政盈余——加上硅谷最富裕的公司与个人的公益股权捐助——实施更进一步的举措,设立“共同财富基金”(commonwealth fund),为全州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提供1000美元用于开设“全民基本资本”账户。

他们指出,如果在2011年给特斯拉、Facebook或苹果投资1000美元,当前的收益分别为85101美元、14147美元或12957美元。按照这样的投资方式,所有加州人就都能通过持有加州上市公司(总市值13万亿美元)的股份而获益。

“全民基本资本”的概念如今已经在美国引发了讨论,获得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对冲基金重要人物瑞•达利欧和左翼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都认为,“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观念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该观念既能减轻税收和再分配压力,又能增加人民的资产。用达利欧的话说,“当今的制度正在被不平等撕裂,而通过让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就会赢得更多对制度的支持。”施蒂格利茨表示,“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可谓独树一帜。”那么,进一步讲,从中国人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调和极化则恰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内核。

在许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有大得多的政策空间来践行这条新的道路。“三次分配”政策将使全体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而“全民基本资本”或许正是通往“共同富裕”的一个新的路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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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富裕基金”分享财富助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

发布日期:2021-09-15 13:52
博古睿、加德尔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启动了“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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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启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为手段的预分配(pre-distribution)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全民基本资本”能够促进财富分配公平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

预分配指向一切市场导向经济体中的不平等根源机制,即相对于只有以劳动收入为生计来源的人,资本资产(译者注:资本资产指的是用于产生更多收益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厂房、设备等,也包括无形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持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用著名的“r > g”公式概括了这一机制。公式的含义是:资本收益(r)的增速高于收入与产出的增速(g)。用他的话说,就是“过去吞噬了未来”。即没有资本收入的人只能一次次领工资来维持生计,而资本持有者的投资回报会持续提高,财富随着利滚利不断增长,前者永远追不上后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次分配”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同时更加关注底层筑基。在任何社会中,不平等差距都将不可避免的危及稳定。当前中国约占总人口1%的群体掌握了全国31%的财富。缩小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全民所有化,让中国繁荣的未来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

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极高、财富源源涌出的经济巨人,拥有数量众多世界级企业。与其让收益只流入阿里巴巴或腾讯这样企业巨头的股东们手里,为什么不创立“共同富裕基金”,把投资资本利得(译者注:资本利得是指出售股票、债券、不动产等资本资产取得的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余额。比如,小王购买了100元的股票,1年后股票升值为110元,小王将股票出售后就获得了10元的资本利得)的红利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呢?

对此,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财政盈余来设立“共同富裕基金”。另外,中国不需要沿袭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即在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之后,对最成功企业家的所谓“过高”收入征收重税,然后将税款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中国可以从源头做起,即要求所有初创企业将30%的股份交给“共同富裕基金”,让所有家庭从财富创造过程中获得收益。

举例来说,“共同富裕基金”设立后可以为每个家庭开设一个自己名下的账户,每个账户分配7000元。尽管所有权属于家庭账户,但基金可以进行集中管理,投资国内外的所有上市公司,随着初创企业做大做强,市值日增,基金收益也会水涨船高。由此,这些家庭账户实现长期收益,升值部分则归各个家庭所有,而不属于国家。经过一定的待权期(译者注:待权期指的是股票不可出售(或期权不可兑现)的时间,又称“等待期”。比如,一名CEO在2021年9月获得了等待期为5年的股权,那么,他在2026年9月之前都不可出售这些股票)后,家庭可以将账户中积累的财富提取出来,以满足买房、医疗、教育甚至是创业等各种个人需求。

尽管资金来源不同,但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译者注:新加坡于1955年设立中央公积金局,资金来源是雇主与雇员分担,与中国住房公积金类似)基本就是采用了上述运作模式。

在笔者生活的美国加州,“全民基本资本” 作为遏制不平等现象的手段之一备受热议。今年,加文•纽瑟姆州长提出,用州财政盈余为公立学校中每一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设立500美元的大学学费储蓄账户。启动资金到位后,该基金将由专业经理人运营投资。等到账户持有人上大学时,就可以使用这笔多年来不断增殖且归个人所有的账户金额去支付大学学费。

加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赫茨伯格、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Snap联合创始人埃文•施皮格尔共同提议,利用州财政盈余——加上硅谷最富裕的公司与个人的公益股权捐助——实施更进一步的举措,设立“共同财富基金”(commonwealth fund),为全州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提供1000美元用于开设“全民基本资本”账户。

他们指出,如果在2011年给特斯拉、Facebook或苹果投资1000美元,当前的收益分别为85101美元、14147美元或12957美元。按照这样的投资方式,所有加州人就都能通过持有加州上市公司(总市值13万亿美元)的股份而获益。

“全民基本资本”的概念如今已经在美国引发了讨论,获得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对冲基金重要人物瑞•达利欧和左翼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都认为,“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观念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该观念既能减轻税收和再分配压力,又能增加人民的资产。用达利欧的话说,“当今的制度正在被不平等撕裂,而通过让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就会赢得更多对制度的支持。”施蒂格利茨表示,“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可谓独树一帜。”那么,进一步讲,从中国人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调和极化则恰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内核。

在许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有大得多的政策空间来践行这条新的道路。“三次分配”政策将使全体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而“全民基本资本”或许正是通往“共同富裕”的一个新的路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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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启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为手段的预分配(pre-distribution)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全民基本资本”能够促进财富分配公平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

预分配指向一切市场导向经济体中的不平等根源机制,即相对于只有以劳动收入为生计来源的人,资本资产(译者注:资本资产指的是用于产生更多收益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厂房、设备等,也包括无形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持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用著名的“r > g”公式概括了这一机制。公式的含义是:资本收益(r)的增速高于收入与产出的增速(g)。用他的话说,就是“过去吞噬了未来”。即没有资本收入的人只能一次次领工资来维持生计,而资本持有者的投资回报会持续提高,财富随着利滚利不断增长,前者永远追不上后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次分配”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同时更加关注底层筑基。在任何社会中,不平等差距都将不可避免的危及稳定。当前中国约占总人口1%的群体掌握了全国31%的财富。缩小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全民所有化,让中国繁荣的未来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

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极高、财富源源涌出的经济巨人,拥有数量众多世界级企业。与其让收益只流入阿里巴巴或腾讯这样企业巨头的股东们手里,为什么不创立“共同富裕基金”,把投资资本利得(译者注:资本利得是指出售股票、债券、不动产等资本资产取得的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余额。比如,小王购买了100元的股票,1年后股票升值为110元,小王将股票出售后就获得了10元的资本利得)的红利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呢?

对此,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财政盈余来设立“共同富裕基金”。另外,中国不需要沿袭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即在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之后,对最成功企业家的所谓“过高”收入征收重税,然后将税款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中国可以从源头做起,即要求所有初创企业将30%的股份交给“共同富裕基金”,让所有家庭从财富创造过程中获得收益。

举例来说,“共同富裕基金”设立后可以为每个家庭开设一个自己名下的账户,每个账户分配7000元。尽管所有权属于家庭账户,但基金可以进行集中管理,投资国内外的所有上市公司,随着初创企业做大做强,市值日增,基金收益也会水涨船高。由此,这些家庭账户实现长期收益,升值部分则归各个家庭所有,而不属于国家。经过一定的待权期(译者注:待权期指的是股票不可出售(或期权不可兑现)的时间,又称“等待期”。比如,一名CEO在2021年9月获得了等待期为5年的股权,那么,他在2026年9月之前都不可出售这些股票)后,家庭可以将账户中积累的财富提取出来,以满足买房、医疗、教育甚至是创业等各种个人需求。

尽管资金来源不同,但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译者注:新加坡于1955年设立中央公积金局,资金来源是雇主与雇员分担,与中国住房公积金类似)基本就是采用了上述运作模式。

在笔者生活的美国加州,“全民基本资本” 作为遏制不平等现象的手段之一备受热议。今年,加文•纽瑟姆州长提出,用州财政盈余为公立学校中每一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设立500美元的大学学费储蓄账户。启动资金到位后,该基金将由专业经理人运营投资。等到账户持有人上大学时,就可以使用这笔多年来不断增殖且归个人所有的账户金额去支付大学学费。

加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赫茨伯格、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Snap联合创始人埃文•施皮格尔共同提议,利用州财政盈余——加上硅谷最富裕的公司与个人的公益股权捐助——实施更进一步的举措,设立“共同财富基金”(commonwealth fund),为全州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提供1000美元用于开设“全民基本资本”账户。

他们指出,如果在2011年给特斯拉、Facebook或苹果投资1000美元,当前的收益分别为85101美元、14147美元或12957美元。按照这样的投资方式,所有加州人就都能通过持有加州上市公司(总市值13万亿美元)的股份而获益。

“全民基本资本”的概念如今已经在美国引发了讨论,获得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对冲基金重要人物瑞•达利欧和左翼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都认为,“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观念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该观念既能减轻税收和再分配压力,又能增加人民的资产。用达利欧的话说,“当今的制度正在被不平等撕裂,而通过让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就会赢得更多对制度的支持。”施蒂格利茨表示,“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可谓独树一帜。”那么,进一步讲,从中国人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调和极化则恰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内核。

在许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有大得多的政策空间来践行这条新的道路。“三次分配”政策将使全体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而“全民基本资本”或许正是通往“共同富裕”的一个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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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富裕基金”分享财富助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

发布日期:2021-09-15 13:52
博古睿、加德尔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启动了“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



博古睿、加德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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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启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以“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为手段的预分配(pre-distribution)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全民基本资本”能够促进财富分配公平化,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

预分配指向一切市场导向经济体中的不平等根源机制,即相对于只有以劳动收入为生计来源的人,资本资产(译者注:资本资产指的是用于产生更多收益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厂房、设备等,也包括无形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持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用著名的“r > g”公式概括了这一机制。公式的含义是:资本收益(r)的增速高于收入与产出的增速(g)。用他的话说,就是“过去吞噬了未来”。即没有资本收入的人只能一次次领工资来维持生计,而资本持有者的投资回报会持续提高,财富随着利滚利不断增长,前者永远追不上后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次分配”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同时更加关注底层筑基。在任何社会中,不平等差距都将不可避免的危及稳定。当前中国约占总人口1%的群体掌握了全国31%的财富。缩小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全民所有化,让中国繁荣的未来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

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极高、财富源源涌出的经济巨人,拥有数量众多世界级企业。与其让收益只流入阿里巴巴或腾讯这样企业巨头的股东们手里,为什么不创立“共同富裕基金”,把投资资本利得(译者注:资本利得是指出售股票、债券、不动产等资本资产取得的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余额。比如,小王购买了100元的股票,1年后股票升值为110元,小王将股票出售后就获得了10元的资本利得)的红利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呢?

对此,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财政盈余来设立“共同富裕基金”。另外,中国不需要沿袭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即在财富已经创造出来之后,对最成功企业家的所谓“过高”收入征收重税,然后将税款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中国可以从源头做起,即要求所有初创企业将30%的股份交给“共同富裕基金”,让所有家庭从财富创造过程中获得收益。

举例来说,“共同富裕基金”设立后可以为每个家庭开设一个自己名下的账户,每个账户分配7000元。尽管所有权属于家庭账户,但基金可以进行集中管理,投资国内外的所有上市公司,随着初创企业做大做强,市值日增,基金收益也会水涨船高。由此,这些家庭账户实现长期收益,升值部分则归各个家庭所有,而不属于国家。经过一定的待权期(译者注:待权期指的是股票不可出售(或期权不可兑现)的时间,又称“等待期”。比如,一名CEO在2021年9月获得了等待期为5年的股权,那么,他在2026年9月之前都不可出售这些股票)后,家庭可以将账户中积累的财富提取出来,以满足买房、医疗、教育甚至是创业等各种个人需求。

尽管资金来源不同,但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译者注:新加坡于1955年设立中央公积金局,资金来源是雇主与雇员分担,与中国住房公积金类似)基本就是采用了上述运作模式。

在笔者生活的美国加州,“全民基本资本” 作为遏制不平等现象的手段之一备受热议。今年,加文•纽瑟姆州长提出,用州财政盈余为公立学校中每一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设立500美元的大学学费储蓄账户。启动资金到位后,该基金将由专业经理人运营投资。等到账户持有人上大学时,就可以使用这笔多年来不断增殖且归个人所有的账户金额去支付大学学费。

加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赫茨伯格、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Snap联合创始人埃文•施皮格尔共同提议,利用州财政盈余——加上硅谷最富裕的公司与个人的公益股权捐助——实施更进一步的举措,设立“共同财富基金”(commonwealth fund),为全州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提供1000美元用于开设“全民基本资本”账户。

他们指出,如果在2011年给特斯拉、Facebook或苹果投资1000美元,当前的收益分别为85101美元、14147美元或12957美元。按照这样的投资方式,所有加州人就都能通过持有加州上市公司(总市值13万亿美元)的股份而获益。

“全民基本资本”的概念如今已经在美国引发了讨论,获得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对冲基金重要人物瑞•达利欧和左翼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都认为,“以‘全民基本资本’为手段的预分配观念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该观念既能减轻税收和再分配压力,又能增加人民的资产。用达利欧的话说,“当今的制度正在被不平等撕裂,而通过让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就会赢得更多对制度的支持。”施蒂格利茨表示,“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可谓独树一帜。”那么,进一步讲,从中国人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调和极化则恰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内核。

在许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有大得多的政策空间来践行这条新的道路。“三次分配”政策将使全体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而“全民基本资本”或许正是通往“共同富裕”的一个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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