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谭浩: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预示着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谭浩

【OR  商业新媒体】

本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了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中方官员视频会见了克里。

在与克里的视频对话中,王毅明确提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当前一片暗淡的中美关系中几乎唯一的亮点。今年4月,也是在克里访华之后,中国同意参加由拜登倡议组织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峰会的演讲中提到,要“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是在克里那一次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过去几个月,很多中外人士希望中美能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能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带动中美整体关系的回暖或“重启”。套用王毅外长的比喻,即使当前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是“沙漠”,很多人也希望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像现实中的很多绿洲那样可以长期存续,甚至这个“绿洲”还可以逐步扩展,帮助实现周边区域“生态”的好转。

然而时过境迁,此次王毅关于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的表态,显示这一期望可能过于乐观。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中国短期的谈判策略,还是长期的战略立场,但是王毅这一表态预示中西方在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从美国的立场上而言,把气候合作与中美在其他领域关系分离是拜登政府的预定对华政策。然而,拜登政府对在这一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条件和策略显然准备不足。美国的诉求显然是希望达成双方都加大减排步伐的成果。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美国政府可以从所谓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责任出发来强化其谈判立场。但是说到底,拜登政府在气候领域寻求中国合作有强烈的国内政治的考虑,比中国政府更渴望取得进展。在这一前提下,单纯从道义上施压,或者以加大美国的减排力度为谈判条件,都不足以保证中国会持合作的立场,更何况中国在此之前已经主动作出了有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克里此次访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中国而言,如果把气候领域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紧密挂钩,不仅降低了今后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也未见得能在其他领域达到有利于中国的效果。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美国可能让步的领域,中国在克里此次访华中公开把气候合作和中方之前提出的“两份清单” ( 即“美方纠错清单”和“中方重点关切清单”)相联系,更进一步缩小了谈判空间。西方很多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在克里访华后已经表示,中国在“两份清单”中提出的诉求与气候问题无关,而拜登政府急于与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暴露了软肋。无论是否是事实,这一舆论已经使拜登政府在下一步谈判中的转圜余地受限。

同时,把气候问题和中美整体关系相联系,会使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关系上变得复杂。克里9月3日结束访华两天后,英国高级气候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候任主席夏尔马于9月5日访华,同样与解振华进行了会谈并得到了韩正的视频会见。接下来欧盟的气候特使也有很大可能会寻求和中国的直接会谈。这些外交努力都旨在促进中国加大气候行动的力度,特别是寻求中国对将在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支持——这同时也是克里访华的重要目的。因为各国与中国气候合作的目标可能高度重合,如果中国坚持美国必须先“纠错”才谈气候合作的立场,可以想像将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领域合作的难度,这种策略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中国致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

事实上,即使是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中国似乎也没有必要关闭中美气候国际合作的大门。比如据媒体报道,克里此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希望中国未来不再资助海外煤电建设。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以外新启动的煤电项目,均没有中资参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以及新兴的碳定价对全球煤电资产带来越来越高的财务风险,当然是中企减少乃至停止投资、贷款海外煤电项目的主因,但中企投融资趋势的改变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的自主减排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行气候谈判和合作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零和博弈,而气候国际合作有可能成为这种零和博弈的下一个牺牲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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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重大挑战

发布日期:2021-09-13 14:57
摘要:谭浩: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预示着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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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了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中方官员视频会见了克里。

在与克里的视频对话中,王毅明确提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当前一片暗淡的中美关系中几乎唯一的亮点。今年4月,也是在克里访华之后,中国同意参加由拜登倡议组织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峰会的演讲中提到,要“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是在克里那一次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过去几个月,很多中外人士希望中美能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能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带动中美整体关系的回暖或“重启”。套用王毅外长的比喻,即使当前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是“沙漠”,很多人也希望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像现实中的很多绿洲那样可以长期存续,甚至这个“绿洲”还可以逐步扩展,帮助实现周边区域“生态”的好转。

然而时过境迁,此次王毅关于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的表态,显示这一期望可能过于乐观。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中国短期的谈判策略,还是长期的战略立场,但是王毅这一表态预示中西方在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从美国的立场上而言,把气候合作与中美在其他领域关系分离是拜登政府的预定对华政策。然而,拜登政府对在这一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条件和策略显然准备不足。美国的诉求显然是希望达成双方都加大减排步伐的成果。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美国政府可以从所谓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责任出发来强化其谈判立场。但是说到底,拜登政府在气候领域寻求中国合作有强烈的国内政治的考虑,比中国政府更渴望取得进展。在这一前提下,单纯从道义上施压,或者以加大美国的减排力度为谈判条件,都不足以保证中国会持合作的立场,更何况中国在此之前已经主动作出了有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克里此次访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中国而言,如果把气候领域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紧密挂钩,不仅降低了今后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也未见得能在其他领域达到有利于中国的效果。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美国可能让步的领域,中国在克里此次访华中公开把气候合作和中方之前提出的“两份清单” ( 即“美方纠错清单”和“中方重点关切清单”)相联系,更进一步缩小了谈判空间。西方很多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在克里访华后已经表示,中国在“两份清单”中提出的诉求与气候问题无关,而拜登政府急于与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暴露了软肋。无论是否是事实,这一舆论已经使拜登政府在下一步谈判中的转圜余地受限。

同时,把气候问题和中美整体关系相联系,会使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关系上变得复杂。克里9月3日结束访华两天后,英国高级气候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候任主席夏尔马于9月5日访华,同样与解振华进行了会谈并得到了韩正的视频会见。接下来欧盟的气候特使也有很大可能会寻求和中国的直接会谈。这些外交努力都旨在促进中国加大气候行动的力度,特别是寻求中国对将在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支持——这同时也是克里访华的重要目的。因为各国与中国气候合作的目标可能高度重合,如果中国坚持美国必须先“纠错”才谈气候合作的立场,可以想像将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领域合作的难度,这种策略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中国致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

事实上,即使是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中国似乎也没有必要关闭中美气候国际合作的大门。比如据媒体报道,克里此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希望中国未来不再资助海外煤电建设。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以外新启动的煤电项目,均没有中资参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以及新兴的碳定价对全球煤电资产带来越来越高的财务风险,当然是中企减少乃至停止投资、贷款海外煤电项目的主因,但中企投融资趋势的改变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的自主减排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行气候谈判和合作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零和博弈,而气候国际合作有可能成为这种零和博弈的下一个牺牲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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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克里的视频对话中,王毅明确提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当前一片暗淡的中美关系中几乎唯一的亮点。今年4月,也是在克里访华之后,中国同意参加由拜登倡议组织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峰会的演讲中提到,要“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是在克里那一次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过去几个月,很多中外人士希望中美能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能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带动中美整体关系的回暖或“重启”。套用王毅外长的比喻,即使当前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是“沙漠”,很多人也希望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像现实中的很多绿洲那样可以长期存续,甚至这个“绿洲”还可以逐步扩展,帮助实现周边区域“生态”的好转。

然而时过境迁,此次王毅关于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的表态,显示这一期望可能过于乐观。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中国短期的谈判策略,还是长期的战略立场,但是王毅这一表态预示中西方在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从美国的立场上而言,把气候合作与中美在其他领域关系分离是拜登政府的预定对华政策。然而,拜登政府对在这一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条件和策略显然准备不足。美国的诉求显然是希望达成双方都加大减排步伐的成果。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美国政府可以从所谓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责任出发来强化其谈判立场。但是说到底,拜登政府在气候领域寻求中国合作有强烈的国内政治的考虑,比中国政府更渴望取得进展。在这一前提下,单纯从道义上施压,或者以加大美国的减排力度为谈判条件,都不足以保证中国会持合作的立场,更何况中国在此之前已经主动作出了有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克里此次访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中国而言,如果把气候领域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紧密挂钩,不仅降低了今后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也未见得能在其他领域达到有利于中国的效果。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美国可能让步的领域,中国在克里此次访华中公开把气候合作和中方之前提出的“两份清单” ( 即“美方纠错清单”和“中方重点关切清单”)相联系,更进一步缩小了谈判空间。西方很多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在克里访华后已经表示,中国在“两份清单”中提出的诉求与气候问题无关,而拜登政府急于与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暴露了软肋。无论是否是事实,这一舆论已经使拜登政府在下一步谈判中的转圜余地受限。

同时,把气候问题和中美整体关系相联系,会使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关系上变得复杂。克里9月3日结束访华两天后,英国高级气候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候任主席夏尔马于9月5日访华,同样与解振华进行了会谈并得到了韩正的视频会见。接下来欧盟的气候特使也有很大可能会寻求和中国的直接会谈。这些外交努力都旨在促进中国加大气候行动的力度,特别是寻求中国对将在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支持——这同时也是克里访华的重要目的。因为各国与中国气候合作的目标可能高度重合,如果中国坚持美国必须先“纠错”才谈气候合作的立场,可以想像将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领域合作的难度,这种策略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中国致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

事实上,即使是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中国似乎也没有必要关闭中美气候国际合作的大门。比如据媒体报道,克里此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希望中国未来不再资助海外煤电建设。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以外新启动的煤电项目,均没有中资参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以及新兴的碳定价对全球煤电资产带来越来越高的财务风险,当然是中企减少乃至停止投资、贷款海外煤电项目的主因,但中企投融资趋势的改变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的自主减排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行气候谈判和合作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零和博弈,而气候国际合作有可能成为这种零和博弈的下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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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重大挑战

发布日期:2021-09-13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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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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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了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中方官员视频会见了克里。

在与克里的视频对话中,王毅明确提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当前一片暗淡的中美关系中几乎唯一的亮点。今年4月,也是在克里访华之后,中国同意参加由拜登倡议组织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峰会的演讲中提到,要“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也是在克里那一次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过去几个月,很多中外人士希望中美能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能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带动中美整体关系的回暖或“重启”。套用王毅外长的比喻,即使当前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是“沙漠”,很多人也希望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像现实中的很多绿洲那样可以长期存续,甚至这个“绿洲”还可以逐步扩展,帮助实现周边区域“生态”的好转。

然而时过境迁,此次王毅关于把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挂钩的表态,显示这一期望可能过于乐观。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中国短期的谈判策略,还是长期的战略立场,但是王毅这一表态预示中西方在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重大挑战。

从美国的立场上而言,把气候合作与中美在其他领域关系分离是拜登政府的预定对华政策。然而,拜登政府对在这一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条件和策略显然准备不足。美国的诉求显然是希望达成双方都加大减排步伐的成果。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美国政府可以从所谓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责任出发来强化其谈判立场。但是说到底,拜登政府在气候领域寻求中国合作有强烈的国内政治的考虑,比中国政府更渴望取得进展。在这一前提下,单纯从道义上施压,或者以加大美国的减排力度为谈判条件,都不足以保证中国会持合作的立场,更何况中国在此之前已经主动作出了有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克里此次访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中国而言,如果把气候领域合作和中美整体关系紧密挂钩,不仅降低了今后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也未见得能在其他领域达到有利于中国的效果。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美国可能让步的领域,中国在克里此次访华中公开把气候合作和中方之前提出的“两份清单” ( 即“美方纠错清单”和“中方重点关切清单”)相联系,更进一步缩小了谈判空间。西方很多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在克里访华后已经表示,中国在“两份清单”中提出的诉求与气候问题无关,而拜登政府急于与中国在气候领域合作暴露了软肋。无论是否是事实,这一舆论已经使拜登政府在下一步谈判中的转圜余地受限。

同时,把气候问题和中美整体关系相联系,会使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关系上变得复杂。克里9月3日结束访华两天后,英国高级气候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候任主席夏尔马于9月5日访华,同样与解振华进行了会谈并得到了韩正的视频会见。接下来欧盟的气候特使也有很大可能会寻求和中国的直接会谈。这些外交努力都旨在促进中国加大气候行动的力度,特别是寻求中国对将在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支持——这同时也是克里访华的重要目的。因为各国与中国气候合作的目标可能高度重合,如果中国坚持美国必须先“纠错”才谈气候合作的立场,可以想像将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领域合作的难度,这种策略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中国致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

事实上,即使是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中国似乎也没有必要关闭中美气候国际合作的大门。比如据媒体报道,克里此次访华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希望中国未来不再资助海外煤电建设。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以外新启动的煤电项目,均没有中资参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以及新兴的碳定价对全球煤电资产带来越来越高的财务风险,当然是中企减少乃至停止投资、贷款海外煤电项目的主因,但中企投融资趋势的改变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的自主减排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行气候谈判和合作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零和博弈,而气候国际合作有可能成为这种零和博弈的下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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