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眼下共同富裕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邓聿文

【OR  商业新媒体】


共同富裕是当下中国的主旋律。理想很崇高,但如何实现是难题。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现如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极其严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部分人不会借着共同富裕施压政府“杀富济贫”,网络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点。

然而客观来看,官方虽然会让企业家尤其大企业家们为共富“出血”,但不会对资本伤筋动骨、赶尽杀绝,除非政府的财政全面枯竭,但话又说回来,真到了这个地步,共同富裕也就做不下去。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虽然有些吃紧,但离枯竭还差得远。另外,官员亲近的也是资本,几十年改革开放,早已让官方认识到资本的可爱。

暂且把官方会不会“杀富济贫”放在一边,很多人会问,为何此时提“共同富裕”?用财经委会上的话说,“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换言之,提出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要巩固和强化执政党在人民中的支持度,并向世人证明,既然执政党可以做到让中国整体脱贫,也可以做到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执政党不可以创造的。

今年3月,官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意义上的整体贫困,这在人类的脱贫史上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只要人们愿意去解决贫困问题,总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但对执政党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既定的历史任务,接下来需要在该基础上“再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使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巩固和强化,这就是官方在小康社会之后提出共富并把它作为第二个百年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的缘由。

不过,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这届政府的发明,它继承的是邓小平的设想。邓发动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共富是自邓开始的执政党的一个长远目标,历经40年的发展,到新时代,执政党认为现在有条件向共同富裕出发了。

先富政策撬动了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没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该政策在实施中也严重变形,一个最大后果就是先富起来的许多人都和权力有瓜葛,是原体制的受益者或者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的一员,虽然随着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普罗大众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当年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新时代,不能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不仅全面小康会松动,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强脱贫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困难而滑入贫困阶层。

官方无疑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在未来十多年继续固化,因而有必要接手共富这个执政党的“理想”,把它变成现实,唯其如此,也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而整体贫困的消除,或许也给了官方很大信心,既然这个人类千年的难题都能解决,共同富裕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代人手上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的背后,其实还暗含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因为官方相信,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美欧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点。

不过,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在于如何去实现共富。除非共富的标准是低水平的,否则实现起来决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谈不上共富。这是官方的难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4-1/6,还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假如未来十几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6亿人的月均收入达到2000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就仍需保持较高增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已经很大,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险恶,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现在的水平,极端情况下也许会被迫自我封闭。这样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大概率会相当困难,起码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当。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才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劲,而专注于分蛋糕,最后必定会竭泽而渔。这个浅显的道理官方自然也明白,实现共富的根本途径在一次分配,通过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的二次分配,还是社会基于道德原则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基于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的补充。也许后两者在某个特定时期会起重要作用,但长期看,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财经委也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国的难点除经济增速在未来会降低外,还在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可能正迎来瓶颈期。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相对资本,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现在这种增长趋于饱和,未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个缓慢过程。再从二次分配看,过去五年,由于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政治任务,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这使得一些地方提前透支了财力,影响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就此而言,官方目前似乎只有三次分配这条路还可走。很多时候,政治人物为达某个政治目的,还会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财产,用以改善民生,收买民心(其实“打黑”的钱只是少量用于民生)。在官方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会不会也用某种强制或暗示的手法,让民营企业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赠的名义,将他们的财富或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共同富裕?从一些企业积极响应的行动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下,有时无须政府号令,企业和富人就会嗅到政治信号,去配合和响应。

只要不是出于自愿,无论用什么形式,强制企业或富人为共富买单总是不好,不过,资本若要成为良心资本,富人若要成为有良心的人,也的确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因为先不说中国的多数富豪,在资本壮大过程中多少有些不干净,和美欧的富人比,中国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钱的富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调节财富分配的机制缺失。中国没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的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单单一个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出不来。这固然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以及不完善有关,然而,上述税种的缺失,也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企业和富人为共同富裕捐款,实际可以看作他们在补缴财产税。

眼下共同富裕还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尤其考虑到世界并不太平。最后,共同富裕是否能走得通,既取决于官方的意志和资本是否配合,更取决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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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如何实现是一个难题

发布日期:2021-09-10 08:41
摘要:眼下共同富裕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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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中国的主旋律。理想很崇高,但如何实现是难题。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现如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极其严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部分人不会借着共同富裕施压政府“杀富济贫”,网络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点。

然而客观来看,官方虽然会让企业家尤其大企业家们为共富“出血”,但不会对资本伤筋动骨、赶尽杀绝,除非政府的财政全面枯竭,但话又说回来,真到了这个地步,共同富裕也就做不下去。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虽然有些吃紧,但离枯竭还差得远。另外,官员亲近的也是资本,几十年改革开放,早已让官方认识到资本的可爱。

暂且把官方会不会“杀富济贫”放在一边,很多人会问,为何此时提“共同富裕”?用财经委会上的话说,“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换言之,提出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要巩固和强化执政党在人民中的支持度,并向世人证明,既然执政党可以做到让中国整体脱贫,也可以做到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执政党不可以创造的。

今年3月,官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意义上的整体贫困,这在人类的脱贫史上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只要人们愿意去解决贫困问题,总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但对执政党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既定的历史任务,接下来需要在该基础上“再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使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巩固和强化,这就是官方在小康社会之后提出共富并把它作为第二个百年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的缘由。

不过,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这届政府的发明,它继承的是邓小平的设想。邓发动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共富是自邓开始的执政党的一个长远目标,历经40年的发展,到新时代,执政党认为现在有条件向共同富裕出发了。

先富政策撬动了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没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该政策在实施中也严重变形,一个最大后果就是先富起来的许多人都和权力有瓜葛,是原体制的受益者或者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的一员,虽然随着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普罗大众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当年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新时代,不能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不仅全面小康会松动,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强脱贫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困难而滑入贫困阶层。

官方无疑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在未来十多年继续固化,因而有必要接手共富这个执政党的“理想”,把它变成现实,唯其如此,也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而整体贫困的消除,或许也给了官方很大信心,既然这个人类千年的难题都能解决,共同富裕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代人手上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的背后,其实还暗含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因为官方相信,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美欧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点。

不过,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在于如何去实现共富。除非共富的标准是低水平的,否则实现起来决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谈不上共富。这是官方的难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4-1/6,还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假如未来十几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6亿人的月均收入达到2000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就仍需保持较高增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已经很大,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险恶,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现在的水平,极端情况下也许会被迫自我封闭。这样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大概率会相当困难,起码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当。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才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劲,而专注于分蛋糕,最后必定会竭泽而渔。这个浅显的道理官方自然也明白,实现共富的根本途径在一次分配,通过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的二次分配,还是社会基于道德原则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基于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的补充。也许后两者在某个特定时期会起重要作用,但长期看,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财经委也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国的难点除经济增速在未来会降低外,还在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可能正迎来瓶颈期。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相对资本,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现在这种增长趋于饱和,未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个缓慢过程。再从二次分配看,过去五年,由于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政治任务,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这使得一些地方提前透支了财力,影响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就此而言,官方目前似乎只有三次分配这条路还可走。很多时候,政治人物为达某个政治目的,还会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财产,用以改善民生,收买民心(其实“打黑”的钱只是少量用于民生)。在官方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会不会也用某种强制或暗示的手法,让民营企业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赠的名义,将他们的财富或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共同富裕?从一些企业积极响应的行动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下,有时无须政府号令,企业和富人就会嗅到政治信号,去配合和响应。

只要不是出于自愿,无论用什么形式,强制企业或富人为共富买单总是不好,不过,资本若要成为良心资本,富人若要成为有良心的人,也的确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因为先不说中国的多数富豪,在资本壮大过程中多少有些不干净,和美欧的富人比,中国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钱的富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调节财富分配的机制缺失。中国没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的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单单一个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出不来。这固然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以及不完善有关,然而,上述税种的缺失,也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企业和富人为共同富裕捐款,实际可以看作他们在补缴财产税。

眼下共同富裕还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尤其考虑到世界并不太平。最后,共同富裕是否能走得通,既取决于官方的意志和资本是否配合,更取决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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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中国的主旋律。理想很崇高,但如何实现是难题。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现如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极其严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部分人不会借着共同富裕施压政府“杀富济贫”,网络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点。

然而客观来看,官方虽然会让企业家尤其大企业家们为共富“出血”,但不会对资本伤筋动骨、赶尽杀绝,除非政府的财政全面枯竭,但话又说回来,真到了这个地步,共同富裕也就做不下去。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虽然有些吃紧,但离枯竭还差得远。另外,官员亲近的也是资本,几十年改革开放,早已让官方认识到资本的可爱。

暂且把官方会不会“杀富济贫”放在一边,很多人会问,为何此时提“共同富裕”?用财经委会上的话说,“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换言之,提出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要巩固和强化执政党在人民中的支持度,并向世人证明,既然执政党可以做到让中国整体脱贫,也可以做到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执政党不可以创造的。

今年3月,官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意义上的整体贫困,这在人类的脱贫史上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只要人们愿意去解决贫困问题,总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但对执政党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既定的历史任务,接下来需要在该基础上“再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使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巩固和强化,这就是官方在小康社会之后提出共富并把它作为第二个百年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的缘由。

不过,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这届政府的发明,它继承的是邓小平的设想。邓发动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共富是自邓开始的执政党的一个长远目标,历经40年的发展,到新时代,执政党认为现在有条件向共同富裕出发了。

先富政策撬动了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没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该政策在实施中也严重变形,一个最大后果就是先富起来的许多人都和权力有瓜葛,是原体制的受益者或者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的一员,虽然随着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普罗大众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当年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新时代,不能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不仅全面小康会松动,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强脱贫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困难而滑入贫困阶层。

官方无疑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在未来十多年继续固化,因而有必要接手共富这个执政党的“理想”,把它变成现实,唯其如此,也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而整体贫困的消除,或许也给了官方很大信心,既然这个人类千年的难题都能解决,共同富裕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代人手上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的背后,其实还暗含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因为官方相信,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美欧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点。

不过,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在于如何去实现共富。除非共富的标准是低水平的,否则实现起来决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谈不上共富。这是官方的难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4-1/6,还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假如未来十几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6亿人的月均收入达到2000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就仍需保持较高增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已经很大,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险恶,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现在的水平,极端情况下也许会被迫自我封闭。这样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大概率会相当困难,起码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当。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才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劲,而专注于分蛋糕,最后必定会竭泽而渔。这个浅显的道理官方自然也明白,实现共富的根本途径在一次分配,通过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的二次分配,还是社会基于道德原则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基于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的补充。也许后两者在某个特定时期会起重要作用,但长期看,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财经委也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国的难点除经济增速在未来会降低外,还在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可能正迎来瓶颈期。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相对资本,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现在这种增长趋于饱和,未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个缓慢过程。再从二次分配看,过去五年,由于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政治任务,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这使得一些地方提前透支了财力,影响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就此而言,官方目前似乎只有三次分配这条路还可走。很多时候,政治人物为达某个政治目的,还会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财产,用以改善民生,收买民心(其实“打黑”的钱只是少量用于民生)。在官方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会不会也用某种强制或暗示的手法,让民营企业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赠的名义,将他们的财富或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共同富裕?从一些企业积极响应的行动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下,有时无须政府号令,企业和富人就会嗅到政治信号,去配合和响应。

只要不是出于自愿,无论用什么形式,强制企业或富人为共富买单总是不好,不过,资本若要成为良心资本,富人若要成为有良心的人,也的确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因为先不说中国的多数富豪,在资本壮大过程中多少有些不干净,和美欧的富人比,中国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钱的富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调节财富分配的机制缺失。中国没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的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单单一个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出不来。这固然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以及不完善有关,然而,上述税种的缺失,也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企业和富人为共同富裕捐款,实际可以看作他们在补缴财产税。

眼下共同富裕还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尤其考虑到世界并不太平。最后,共同富裕是否能走得通,既取决于官方的意志和资本是否配合,更取决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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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如何实现是一个难题

发布日期:2021-09-10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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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OR  商业新媒体】


共同富裕是当下中国的主旋律。理想很崇高,但如何实现是难题。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现如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极其严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部分人不会借着共同富裕施压政府“杀富济贫”,网络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点。

然而客观来看,官方虽然会让企业家尤其大企业家们为共富“出血”,但不会对资本伤筋动骨、赶尽杀绝,除非政府的财政全面枯竭,但话又说回来,真到了这个地步,共同富裕也就做不下去。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虽然有些吃紧,但离枯竭还差得远。另外,官员亲近的也是资本,几十年改革开放,早已让官方认识到资本的可爱。

暂且把官方会不会“杀富济贫”放在一边,很多人会问,为何此时提“共同富裕”?用财经委会上的话说,“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换言之,提出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要巩固和强化执政党在人民中的支持度,并向世人证明,既然执政党可以做到让中国整体脱贫,也可以做到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执政党不可以创造的。

今年3月,官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意义上的整体贫困,这在人类的脱贫史上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只要人们愿意去解决贫困问题,总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但对执政党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既定的历史任务,接下来需要在该基础上“再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使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巩固和强化,这就是官方在小康社会之后提出共富并把它作为第二个百年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的缘由。

不过,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这届政府的发明,它继承的是邓小平的设想。邓发动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共富是自邓开始的执政党的一个长远目标,历经40年的发展,到新时代,执政党认为现在有条件向共同富裕出发了。

先富政策撬动了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为共同富裕打下了根基,没有先富,就不能共富。但该政策在实施中也严重变形,一个最大后果就是先富起来的许多人都和权力有瓜葛,是原体制的受益者或者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的一员,虽然随着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普罗大众生活水平也得已提高,可和先富一群比,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当年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在新时代,不能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贫富差距,不仅全面小康会松动,很多靠政府二次分配才勉强脱贫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形势的困难而滑入贫困阶层。

官方无疑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在未来十多年继续固化,因而有必要接手共富这个执政党的“理想”,把它变成现实,唯其如此,也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而整体贫困的消除,或许也给了官方很大信心,既然这个人类千年的难题都能解决,共同富裕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代人手上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的背后,其实还暗含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因为官方相信,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美欧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这点。

不过,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在于如何去实现共富。除非共富的标准是低水平的,否则实现起来决非易事。但如果是低水平的,就谈不上共富。这是官方的难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均GDP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4-1/6,还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假如未来十几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6亿人的月均收入达到2000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就仍需保持较高增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体量已经很大,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险恶,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现在的水平,极端情况下也许会被迫自我封闭。这样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大概率会相当困难,起码不会像过去那样顺当。

做大蛋糕才能分配好蛋糕,只有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才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若不在如何做大蛋糕上使劲,而专注于分蛋糕,最后必定会竭泽而渔。这个浅显的道理官方自然也明白,实现共富的根本途径在一次分配,通过做大蛋糕,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政府基于公平原则的二次分配,还是社会基于道德原则的三次分配,都只是对基于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的补充。也许后两者在某个特定时期会起重要作用,但长期看,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才是共富的主角。所以财经委也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然而,中国的难点除经济增速在未来会降低外,还在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可能正迎来瓶颈期。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相对资本,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现在这种增长趋于饱和,未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即使有增加,也是一个缓慢过程。再从二次分配看,过去五年,由于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政治任务,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这使得一些地方提前透支了财力,影响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

就此而言,官方目前似乎只有三次分配这条路还可走。很多时候,政治人物为达某个政治目的,还会故意扭曲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分蛋糕上。譬如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为博得民意,也提倡共同富裕,他的方法就是“打黑”,把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剥夺他们的财产,用以改善民生,收买民心(其实“打黑”的钱只是少量用于民生)。在官方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会不会也用某种强制或暗示的手法,让民营企业和富人以慈善或捐赠的名义,将他们的财富或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共同富裕?从一些企业积极响应的行动中,不排除这种可能。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下,有时无须政府号令,企业和富人就会嗅到政治信号,去配合和响应。

只要不是出于自愿,无论用什么形式,强制企业或富人为共富买单总是不好,不过,资本若要成为良心资本,富人若要成为有良心的人,也的确到了回馈社会的时候。因为先不说中国的多数富豪,在资本壮大过程中多少有些不干净,和美欧的富人比,中国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也不高,而最有钱的富人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调节财富分配的机制缺失。中国没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的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单单一个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出不来。这固然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以及不完善有关,然而,上述税种的缺失,也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企业和富人为共同富裕捐款,实际可以看作他们在补缴财产税。

眼下共同富裕还仅仅是在破题,未来要实实在在推进下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分配结构均要发生较大改变,有些方面可能要重置,这会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尤其考虑到世界并不太平。最后,共同富裕是否能走得通,既取决于官方的意志和资本是否配合,更取决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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