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减”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会有促进作用。



肖经栋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一段时间,“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地执行,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是否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不少朋友找到我来交流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义务制教育阶段内,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教育界影响甚大。而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学前、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并不存在国际教育。“双减”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国际教育,但国际教育固然并非是世外桃源,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

教育是受政策影响甚大的一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教育更是对政策敏感。在“双减”政策之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了解或者回顾中国国际教育诞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政策依据是2003年9月1号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依照这个条例,大学层面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高中层面有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世纪之初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是世贸组织开放领域之一。同时,世纪之初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相当明显,就连以公立学校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不可阻挡。同时,大学扩招不久的中国,也亟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之下,国际教育近20年在中国快速发展。

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起步阶段是来自于外部影响以及政策驱动,并非是市场所需。世纪之初,能够支付起子女留学费用的中国家庭仍然很少,即便拿到全额奖学金但付不起机票钱进而放弃留学的案例不鲜见。因此,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起步是先有供给而非先有需求。

由于起步之初在中国是买方市场,国际教育的门槛不可能高,国际学校招生标准低。也正是这种发展背景,留学生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家境好但学习弱的代名词。

从2009年之后,国际教育在中国开始发生转变。一是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房价的暴涨,能够支付起子女两三百万留学费用的家庭大大增加;二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在中国读大学不是件难事,导致大学文凭在中国贬值,就读名校则成为社会的需求。

尽管大学进行了扩招,但要上中国的名校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211录取率或者双一流录取率才5%-6%。而宜校通过分析申请数据发现,申请美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申请英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而申请澳大利亚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就读澳洲八大名校。而这些境外大学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当中,往往比国内的211或双一流大学靠前。因此,通过留学可以大大提升大学文凭含金量。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学校不断地增设,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时候国际教育发展是需求在推进。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后,从2019年后,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到了拐点,增长不再甚至开始出现留学人数的萎缩。宜校从各种数据看到,疫情加剧了萎缩但并不是主因,萎缩是受到了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变动,经济低迷导致具备留学能力的家庭数量减少,国内大学就读更加容易等等。深入分析下来,我认为主因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均大大削减了整个社会留学的意愿。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国内大学少以及政府鼓励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在1980年以及1985年是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内生源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国际学校开始考虑招录外国学生。

留学这种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高度类似。起步阶段靠引进外部资源,繁荣阶段靠内需驱动,成熟阶段则开始瞄准全球市场。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教育经过10年的繁荣期后,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019年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即便没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国际教育在市场驱动下也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那么“双减”政策对这个趋势有何影响呢?

中国教育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平性,高考一直被视为最公平的考试竞争。而“双减”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要减轻学生以及家庭的学业压力,避免教育内卷化,但核心仍然还是强调教育公平,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境不同造成学业成绩上的不公平。

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教育需要家庭的高度参与,是很典型的“拼爹”竞争。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双减”政策本身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不大,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在涉及到学生的托福、雅思、SAT考试等方面的培训,本身自己会提供或者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是常态。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会加剧这种现象的普及,但并不会给国际学校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高中段是参照义务制阶段内政策的执行,即便地方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处理,对现有学校来说,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整个国际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本身并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可看到的一种趋势是,无论是政策的引导还是业内发展的需求。中国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对境外教材的严禁使用,对境外师资的严格要求,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高中段国际课程衔接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做法,一种是到了高中阶段则完全采用国际课程,很典型如A-level课程体系、加拿大课程等;第二种是在国内普高课程基础上,嫁接AP等课程;第三种则是自己研发课程,既不是普高也不是国际课程体系,很典型如枫叶集团从原先引进加拿大课程到采用自己研发的体系。

最近两三年,我在和国际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交流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学不再纯以某个国际课程为依托,而是会考虑开设自主研发课程。之所以要考虑自主研发课程,学校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底蕴,让学生出去后还能回得来。从操作层面来说,由于历史、语言、文学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学科,教材的引进以及教学会有比较多的麻烦,导致很多学校为了避免踩雷,倾向于自己研发这方面的课程。

“双减”政策导向很明显,更加强调教育主权。在“双减”政策之下,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需要严格遵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段的国际课程会越来越需要研发出适合中国学生特性的内容。当然,对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而言,其课程的中国化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中国国际教育红利期消减情况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或者吸引国外学生来中国就读,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径。这点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也是可以看到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

因此,在中国留学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后,“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该会有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国学生和老师进入中国比较困难,这对中国国际教育走出国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如果中国国际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期,提炼内功,完善课程和教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许会迎来中国国际教育发展新时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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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或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

发布日期:2021-09-07 08:26
摘要:“双减”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会有促进作用。



肖经栋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一段时间,“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地执行,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是否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不少朋友找到我来交流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义务制教育阶段内,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教育界影响甚大。而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学前、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并不存在国际教育。“双减”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国际教育,但国际教育固然并非是世外桃源,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

教育是受政策影响甚大的一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教育更是对政策敏感。在“双减”政策之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了解或者回顾中国国际教育诞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政策依据是2003年9月1号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依照这个条例,大学层面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高中层面有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世纪之初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是世贸组织开放领域之一。同时,世纪之初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相当明显,就连以公立学校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不可阻挡。同时,大学扩招不久的中国,也亟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之下,国际教育近20年在中国快速发展。

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起步阶段是来自于外部影响以及政策驱动,并非是市场所需。世纪之初,能够支付起子女留学费用的中国家庭仍然很少,即便拿到全额奖学金但付不起机票钱进而放弃留学的案例不鲜见。因此,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起步是先有供给而非先有需求。

由于起步之初在中国是买方市场,国际教育的门槛不可能高,国际学校招生标准低。也正是这种发展背景,留学生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家境好但学习弱的代名词。

从2009年之后,国际教育在中国开始发生转变。一是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房价的暴涨,能够支付起子女两三百万留学费用的家庭大大增加;二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在中国读大学不是件难事,导致大学文凭在中国贬值,就读名校则成为社会的需求。

尽管大学进行了扩招,但要上中国的名校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211录取率或者双一流录取率才5%-6%。而宜校通过分析申请数据发现,申请美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申请英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而申请澳大利亚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就读澳洲八大名校。而这些境外大学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当中,往往比国内的211或双一流大学靠前。因此,通过留学可以大大提升大学文凭含金量。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学校不断地增设,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时候国际教育发展是需求在推进。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后,从2019年后,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到了拐点,增长不再甚至开始出现留学人数的萎缩。宜校从各种数据看到,疫情加剧了萎缩但并不是主因,萎缩是受到了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变动,经济低迷导致具备留学能力的家庭数量减少,国内大学就读更加容易等等。深入分析下来,我认为主因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均大大削减了整个社会留学的意愿。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国内大学少以及政府鼓励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在1980年以及1985年是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内生源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国际学校开始考虑招录外国学生。

留学这种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高度类似。起步阶段靠引进外部资源,繁荣阶段靠内需驱动,成熟阶段则开始瞄准全球市场。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教育经过10年的繁荣期后,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019年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即便没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国际教育在市场驱动下也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那么“双减”政策对这个趋势有何影响呢?

中国教育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平性,高考一直被视为最公平的考试竞争。而“双减”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要减轻学生以及家庭的学业压力,避免教育内卷化,但核心仍然还是强调教育公平,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境不同造成学业成绩上的不公平。

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教育需要家庭的高度参与,是很典型的“拼爹”竞争。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双减”政策本身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不大,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在涉及到学生的托福、雅思、SAT考试等方面的培训,本身自己会提供或者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是常态。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会加剧这种现象的普及,但并不会给国际学校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高中段是参照义务制阶段内政策的执行,即便地方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处理,对现有学校来说,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整个国际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本身并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可看到的一种趋势是,无论是政策的引导还是业内发展的需求。中国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对境外教材的严禁使用,对境外师资的严格要求,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高中段国际课程衔接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做法,一种是到了高中阶段则完全采用国际课程,很典型如A-level课程体系、加拿大课程等;第二种是在国内普高课程基础上,嫁接AP等课程;第三种则是自己研发课程,既不是普高也不是国际课程体系,很典型如枫叶集团从原先引进加拿大课程到采用自己研发的体系。

最近两三年,我在和国际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交流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学不再纯以某个国际课程为依托,而是会考虑开设自主研发课程。之所以要考虑自主研发课程,学校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底蕴,让学生出去后还能回得来。从操作层面来说,由于历史、语言、文学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学科,教材的引进以及教学会有比较多的麻烦,导致很多学校为了避免踩雷,倾向于自己研发这方面的课程。

“双减”政策导向很明显,更加强调教育主权。在“双减”政策之下,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需要严格遵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段的国际课程会越来越需要研发出适合中国学生特性的内容。当然,对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而言,其课程的中国化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中国国际教育红利期消减情况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或者吸引国外学生来中国就读,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径。这点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也是可以看到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

因此,在中国留学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后,“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该会有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国学生和老师进入中国比较困难,这对中国国际教育走出国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如果中国国际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期,提炼内功,完善课程和教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许会迎来中国国际教育发展新时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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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会有促进作用。



肖经栋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一段时间,“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地执行,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是否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不少朋友找到我来交流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义务制教育阶段内,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教育界影响甚大。而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学前、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并不存在国际教育。“双减”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国际教育,但国际教育固然并非是世外桃源,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

教育是受政策影响甚大的一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教育更是对政策敏感。在“双减”政策之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了解或者回顾中国国际教育诞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政策依据是2003年9月1号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依照这个条例,大学层面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高中层面有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世纪之初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是世贸组织开放领域之一。同时,世纪之初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相当明显,就连以公立学校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不可阻挡。同时,大学扩招不久的中国,也亟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之下,国际教育近20年在中国快速发展。

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起步阶段是来自于外部影响以及政策驱动,并非是市场所需。世纪之初,能够支付起子女留学费用的中国家庭仍然很少,即便拿到全额奖学金但付不起机票钱进而放弃留学的案例不鲜见。因此,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起步是先有供给而非先有需求。

由于起步之初在中国是买方市场,国际教育的门槛不可能高,国际学校招生标准低。也正是这种发展背景,留学生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家境好但学习弱的代名词。

从2009年之后,国际教育在中国开始发生转变。一是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房价的暴涨,能够支付起子女两三百万留学费用的家庭大大增加;二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在中国读大学不是件难事,导致大学文凭在中国贬值,就读名校则成为社会的需求。

尽管大学进行了扩招,但要上中国的名校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211录取率或者双一流录取率才5%-6%。而宜校通过分析申请数据发现,申请美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申请英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而申请澳大利亚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就读澳洲八大名校。而这些境外大学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当中,往往比国内的211或双一流大学靠前。因此,通过留学可以大大提升大学文凭含金量。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学校不断地增设,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时候国际教育发展是需求在推进。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后,从2019年后,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到了拐点,增长不再甚至开始出现留学人数的萎缩。宜校从各种数据看到,疫情加剧了萎缩但并不是主因,萎缩是受到了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变动,经济低迷导致具备留学能力的家庭数量减少,国内大学就读更加容易等等。深入分析下来,我认为主因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均大大削减了整个社会留学的意愿。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国内大学少以及政府鼓励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在1980年以及1985年是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内生源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国际学校开始考虑招录外国学生。

留学这种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高度类似。起步阶段靠引进外部资源,繁荣阶段靠内需驱动,成熟阶段则开始瞄准全球市场。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教育经过10年的繁荣期后,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019年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即便没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国际教育在市场驱动下也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那么“双减”政策对这个趋势有何影响呢?

中国教育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平性,高考一直被视为最公平的考试竞争。而“双减”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要减轻学生以及家庭的学业压力,避免教育内卷化,但核心仍然还是强调教育公平,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境不同造成学业成绩上的不公平。

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教育需要家庭的高度参与,是很典型的“拼爹”竞争。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双减”政策本身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不大,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在涉及到学生的托福、雅思、SAT考试等方面的培训,本身自己会提供或者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是常态。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会加剧这种现象的普及,但并不会给国际学校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高中段是参照义务制阶段内政策的执行,即便地方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处理,对现有学校来说,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整个国际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本身并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可看到的一种趋势是,无论是政策的引导还是业内发展的需求。中国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对境外教材的严禁使用,对境外师资的严格要求,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高中段国际课程衔接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做法,一种是到了高中阶段则完全采用国际课程,很典型如A-level课程体系、加拿大课程等;第二种是在国内普高课程基础上,嫁接AP等课程;第三种则是自己研发课程,既不是普高也不是国际课程体系,很典型如枫叶集团从原先引进加拿大课程到采用自己研发的体系。

最近两三年,我在和国际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交流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学不再纯以某个国际课程为依托,而是会考虑开设自主研发课程。之所以要考虑自主研发课程,学校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底蕴,让学生出去后还能回得来。从操作层面来说,由于历史、语言、文学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学科,教材的引进以及教学会有比较多的麻烦,导致很多学校为了避免踩雷,倾向于自己研发这方面的课程。

“双减”政策导向很明显,更加强调教育主权。在“双减”政策之下,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需要严格遵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段的国际课程会越来越需要研发出适合中国学生特性的内容。当然,对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而言,其课程的中国化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中国国际教育红利期消减情况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或者吸引国外学生来中国就读,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径。这点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也是可以看到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

因此,在中国留学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后,“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该会有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国学生和老师进入中国比较困难,这对中国国际教育走出国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如果中国国际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期,提炼内功,完善课程和教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许会迎来中国国际教育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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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或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

发布日期:2021-09-07 08:26
摘要:“双减”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会有促进作用。



肖经栋

【OR  商业新媒体】

最近一段时间,“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落地执行,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是否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不少朋友找到我来交流这个话题。

“双减”政策主要是针对义务制教育阶段内,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对教育界影响甚大。而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学前、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因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内并不存在国际教育。“双减”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国际教育,但国际教育固然并非是世外桃源,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

教育是受政策影响甚大的一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际教育更是对政策敏感。在“双减”政策之下,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会如何?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得先了解或者回顾中国国际教育诞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际教育在中国的产生政策依据是2003年9月1号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依照这个条例,大学层面有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九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高中层面有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世纪之初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是世贸组织开放领域之一。同时,世纪之初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相当明显,就连以公立学校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不可阻挡。同时,大学扩招不久的中国,也亟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之下,国际教育近20年在中国快速发展。

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起步阶段是来自于外部影响以及政策驱动,并非是市场所需。世纪之初,能够支付起子女留学费用的中国家庭仍然很少,即便拿到全额奖学金但付不起机票钱进而放弃留学的案例不鲜见。因此,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起步是先有供给而非先有需求。

由于起步之初在中国是买方市场,国际教育的门槛不可能高,国际学校招生标准低。也正是这种发展背景,留学生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家境好但学习弱的代名词。

从2009年之后,国际教育在中国开始发生转变。一是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房价的暴涨,能够支付起子女两三百万留学费用的家庭大大增加;二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在中国读大学不是件难事,导致大学文凭在中国贬值,就读名校则成为社会的需求。

尽管大学进行了扩招,但要上中国的名校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211录取率或者双一流录取率才5%-6%。而宜校通过分析申请数据发现,申请美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申请英国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上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而申请澳大利亚方向的中国学生超过九成可以就读澳洲八大名校。而这些境外大学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当中,往往比国内的211或双一流大学靠前。因此,通过留学可以大大提升大学文凭含金量。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学校不断地增设,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在增长。这个时候国际教育发展是需求在推进。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后,从2019年后,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到了拐点,增长不再甚至开始出现留学人数的萎缩。宜校从各种数据看到,疫情加剧了萎缩但并不是主因,萎缩是受到了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变动,经济低迷导致具备留学能力的家庭数量减少,国内大学就读更加容易等等。深入分析下来,我认为主因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均大大削减了整个社会留学的意愿。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国内大学少以及政府鼓励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在1980年以及1985年是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内生源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国际学校开始考虑招录外国学生。

留学这种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高度类似。起步阶段靠引进外部资源,繁荣阶段靠内需驱动,成熟阶段则开始瞄准全球市场。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教育经过10年的繁荣期后,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019年开始进入到调整阶段。即便没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中国的国际教育在市场驱动下也必然要走向国际市场。那么“双减”政策对这个趋势有何影响呢?

中国教育非常重视教育的公平性,高考一直被视为最公平的考试竞争。而“双减”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要减轻学生以及家庭的学业压力,避免教育内卷化,但核心仍然还是强调教育公平,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境不同造成学业成绩上的不公平。

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教育需要家庭的高度参与,是很典型的“拼爹”竞争。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双减”政策本身对国际教育的冲击不大,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在涉及到学生的托福、雅思、SAT考试等方面的培训,本身自己会提供或者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是常态。因此,“双减”政策的出台,会加剧这种现象的普及,但并不会给国际学校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高中段是参照义务制阶段内政策的执行,即便地方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处理,对现有学校来说,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整个国际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本身并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可看到的一种趋势是,无论是政策的引导还是业内发展的需求。中国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对境外教材的严禁使用,对境外师资的严格要求,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高中段国际课程衔接的问题。

目前有三种主流的做法,一种是到了高中阶段则完全采用国际课程,很典型如A-level课程体系、加拿大课程等;第二种是在国内普高课程基础上,嫁接AP等课程;第三种则是自己研发课程,既不是普高也不是国际课程体系,很典型如枫叶集团从原先引进加拿大课程到采用自己研发的体系。

最近两三年,我在和国际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交流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学不再纯以某个国际课程为依托,而是会考虑开设自主研发课程。之所以要考虑自主研发课程,学校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底蕴,让学生出去后还能回得来。从操作层面来说,由于历史、语言、文学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学科,教材的引进以及教学会有比较多的麻烦,导致很多学校为了避免踩雷,倾向于自己研发这方面的课程。

“双减”政策导向很明显,更加强调教育主权。在“双减”政策之下,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需要严格遵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段的国际课程会越来越需要研发出适合中国学生特性的内容。当然,对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而言,其课程的中国化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中国国际教育红利期消减情况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或者吸引国外学生来中国就读,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径。这点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也是可以看到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

因此,在中国留学整体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后,“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其本身对国际教育并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在促进国际学校研发自主课程、让中国教育更加国际化,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方面应该会有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国学生和老师进入中国比较困难,这对中国国际教育走出国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如果中国国际学校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期,提炼内功,完善课程和教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许会迎来中国国际教育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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