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



曹辛

【OR  商业新媒体】

上周的9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中央党校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所作的、中共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的讲话,引起国外舆论关注。因为按照字面意思,这一提法首先说明,当前中共对外部局势的判断仍然是严峻的,二来也指明了今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走向。

既如此,如何“斗争”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是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问题。

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


笔者认为,当今国际经济广泛、密切的联系性以及中国自身崛起的必要性决定了:当下的中国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而且,中国只能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的斗争依据,切忌将冲突同意识形态相挂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客观上世界第二的体量,规定了中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盟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不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时代;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目前无法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民众接受,这本身就容易到处树敌。

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国策,准确确定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定位,然后采取正确的招商引资政策,继而实现了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并打下了初步的财政基础。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从一开始就是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的,尤其是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和部分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当今国际市场密不可分,国际经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地区正是当今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而且,这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如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也需要来自不可缺少的外部发达国家。

这种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必须要拥有一定的空间,以供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个空间还不能太小,否则中国就将面临朝鲜那样的境况。因此笔者一再强调:即便中国完全失去美国市场,但只要继续拥有欧洲、东盟和日、韩市场,则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发展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国际对立面,绝不可树敌太多。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没有盟友。今天,与中国有正式同盟条约关系的只有朝鲜,包括同巴基斯坦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同盟条约关系。而朝鲜的问题是力量过于弱小、因非法拥核和国内发展道路而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不容。这种现状同样决定了,一旦涉及与他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强大的一方。因此,中国只能树立一个靶敌并尽力与之进行一对一的斗争,这是现实的无奈,否则中国将面临对方整个同盟内力量的遏制。

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难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其中又以“老欧洲”国家为甚。这些国家的媒体普遍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继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国会乃至政府。今年以来新疆问题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演变的。鉴于上述现象不是发生在个别国家,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同样也限制了中国的行动空间,因此只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对当前中国来说是适宜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

在斗争的形式上,也应该灵活多变。关键是对别国行为的性质进行正确的认定与划分,然后确定正确的回应方式。在普选制的国家,一些看上去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是选举需要或者政党炒作,或者干脆就是媒体出于提高发行量和获得更多点赞的动机,未必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和切实的后果,过度的反应,只能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

一般来说,有几点很重要:不要以政府的身份和媒体发生公开争论甚至争执;对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用同样性质和程度的方式回应,不要加码式地回应。这和笔者了解的一线情况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欧就新疆问题发生冲突的相关信息。

不能让反华成为国际红利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中国国内舆论对此也有提及,即:“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分享中国的‘反美红利’”。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导致中国回击,继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反华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反华红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环境的严酷现实,也正好证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按照舆论分析的,首先是塔利班获得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为美国撤离阿富汗是为了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其次是新加坡一举超越香港和东京,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据认为这是香港出问题的结果,而这当然和反美有关。关于这件事,笔者去年就已经给予了重大关注。

台湾也从中获利,主要是香港移民的结果导致香港娱乐行业举行业迁往同文同种的台湾。

而日本也在其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有可能成为正常国家。

印度也是享受“反美红利”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安全保护下,正在全心全意地完成发展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在享受红利国家之中,“美俄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未必都对,但有一些可能属实,或者非常微妙。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只把矛头对准一个敌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外交已经走到反华成为“红利”这一步,就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一直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涉及到对中国有深刻重大影响大国的外交,这一点应该永志不忘。

首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中国国内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直至爆发文革。这里面的一条脉络是:警惕并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防有人在“主席百年之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也正是因为中苏认知方面的上述差异,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并走向敌对,中苏结盟的安全和经济红利丧失殆尽。同样也在这一阶段,中国和世界主要市场几乎没有联系,经济也是一蹶不振,陷入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19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其间虽然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文革的指导思想下,较少有经济红利可享,虽因避免了与美苏两国对抗的恶劣环境,实际上是联美抗苏,因而享受了部分安全红利,但在此之前的大约十来年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面临苏美两国的严重威胁。

以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恶劣的国内形势顿时发生逆转。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国继而迎来了40年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总量发展到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奉行以利益为核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式的外交,安全红利仍然可以部分享受。而现在,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国家实力拉近的根本原因,加之操作上的各种因素和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已经不仅仅是脱钩的问题了。其结果是,经济红利正在部分丧失,而安全上则已经成为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发展方向。

简略回顾上述历史,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其一,自上世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游离的,而且都是沿着先友好、再破裂的路径在走,这当然与中国是大国,天然具有独立本性有关。但这种状况深度干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需要毛泽东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种操作方式,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

其二,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发展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变量函数的背景下,更应该比以往更加坚持广交朋友少树敌的大国外交,否则反华就将可能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红利,届时中国将国运堪忧。

多交朋友少数敌,只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这应该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笔者对“勇于斗争”的理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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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如何在“勇于斗争”中崛起?

发布日期:2021-09-06 12:34
摘要: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



曹辛

【OR  商业新媒体】

上周的9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中央党校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所作的、中共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的讲话,引起国外舆论关注。因为按照字面意思,这一提法首先说明,当前中共对外部局势的判断仍然是严峻的,二来也指明了今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走向。

既如此,如何“斗争”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是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问题。

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


笔者认为,当今国际经济广泛、密切的联系性以及中国自身崛起的必要性决定了:当下的中国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而且,中国只能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的斗争依据,切忌将冲突同意识形态相挂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客观上世界第二的体量,规定了中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盟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不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时代;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目前无法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民众接受,这本身就容易到处树敌。

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国策,准确确定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定位,然后采取正确的招商引资政策,继而实现了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并打下了初步的财政基础。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从一开始就是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的,尤其是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和部分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当今国际市场密不可分,国际经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地区正是当今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而且,这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如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也需要来自不可缺少的外部发达国家。

这种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必须要拥有一定的空间,以供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个空间还不能太小,否则中国就将面临朝鲜那样的境况。因此笔者一再强调:即便中国完全失去美国市场,但只要继续拥有欧洲、东盟和日、韩市场,则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发展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国际对立面,绝不可树敌太多。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没有盟友。今天,与中国有正式同盟条约关系的只有朝鲜,包括同巴基斯坦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同盟条约关系。而朝鲜的问题是力量过于弱小、因非法拥核和国内发展道路而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不容。这种现状同样决定了,一旦涉及与他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强大的一方。因此,中国只能树立一个靶敌并尽力与之进行一对一的斗争,这是现实的无奈,否则中国将面临对方整个同盟内力量的遏制。

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难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其中又以“老欧洲”国家为甚。这些国家的媒体普遍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继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国会乃至政府。今年以来新疆问题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演变的。鉴于上述现象不是发生在个别国家,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同样也限制了中国的行动空间,因此只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对当前中国来说是适宜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

在斗争的形式上,也应该灵活多变。关键是对别国行为的性质进行正确的认定与划分,然后确定正确的回应方式。在普选制的国家,一些看上去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是选举需要或者政党炒作,或者干脆就是媒体出于提高发行量和获得更多点赞的动机,未必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和切实的后果,过度的反应,只能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

一般来说,有几点很重要:不要以政府的身份和媒体发生公开争论甚至争执;对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用同样性质和程度的方式回应,不要加码式地回应。这和笔者了解的一线情况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欧就新疆问题发生冲突的相关信息。

不能让反华成为国际红利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中国国内舆论对此也有提及,即:“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分享中国的‘反美红利’”。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导致中国回击,继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反华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反华红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环境的严酷现实,也正好证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按照舆论分析的,首先是塔利班获得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为美国撤离阿富汗是为了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其次是新加坡一举超越香港和东京,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据认为这是香港出问题的结果,而这当然和反美有关。关于这件事,笔者去年就已经给予了重大关注。

台湾也从中获利,主要是香港移民的结果导致香港娱乐行业举行业迁往同文同种的台湾。

而日本也在其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有可能成为正常国家。

印度也是享受“反美红利”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安全保护下,正在全心全意地完成发展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在享受红利国家之中,“美俄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未必都对,但有一些可能属实,或者非常微妙。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只把矛头对准一个敌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外交已经走到反华成为“红利”这一步,就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一直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涉及到对中国有深刻重大影响大国的外交,这一点应该永志不忘。

首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中国国内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直至爆发文革。这里面的一条脉络是:警惕并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防有人在“主席百年之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也正是因为中苏认知方面的上述差异,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并走向敌对,中苏结盟的安全和经济红利丧失殆尽。同样也在这一阶段,中国和世界主要市场几乎没有联系,经济也是一蹶不振,陷入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19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其间虽然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文革的指导思想下,较少有经济红利可享,虽因避免了与美苏两国对抗的恶劣环境,实际上是联美抗苏,因而享受了部分安全红利,但在此之前的大约十来年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面临苏美两国的严重威胁。

以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恶劣的国内形势顿时发生逆转。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国继而迎来了40年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总量发展到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奉行以利益为核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式的外交,安全红利仍然可以部分享受。而现在,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国家实力拉近的根本原因,加之操作上的各种因素和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已经不仅仅是脱钩的问题了。其结果是,经济红利正在部分丧失,而安全上则已经成为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发展方向。

简略回顾上述历史,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其一,自上世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游离的,而且都是沿着先友好、再破裂的路径在走,这当然与中国是大国,天然具有独立本性有关。但这种状况深度干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需要毛泽东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种操作方式,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

其二,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发展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变量函数的背景下,更应该比以往更加坚持广交朋友少树敌的大国外交,否则反华就将可能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红利,届时中国将国运堪忧。

多交朋友少数敌,只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这应该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笔者对“勇于斗争”的理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



曹辛

【OR  商业新媒体】

上周的9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中央党校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所作的、中共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的讲话,引起国外舆论关注。因为按照字面意思,这一提法首先说明,当前中共对外部局势的判断仍然是严峻的,二来也指明了今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走向。

既如此,如何“斗争”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是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问题。

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


笔者认为,当今国际经济广泛、密切的联系性以及中国自身崛起的必要性决定了:当下的中国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而且,中国只能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的斗争依据,切忌将冲突同意识形态相挂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客观上世界第二的体量,规定了中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盟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不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时代;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目前无法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民众接受,这本身就容易到处树敌。

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国策,准确确定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定位,然后采取正确的招商引资政策,继而实现了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并打下了初步的财政基础。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从一开始就是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的,尤其是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和部分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当今国际市场密不可分,国际经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地区正是当今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而且,这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如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也需要来自不可缺少的外部发达国家。

这种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必须要拥有一定的空间,以供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个空间还不能太小,否则中国就将面临朝鲜那样的境况。因此笔者一再强调:即便中国完全失去美国市场,但只要继续拥有欧洲、东盟和日、韩市场,则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发展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国际对立面,绝不可树敌太多。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没有盟友。今天,与中国有正式同盟条约关系的只有朝鲜,包括同巴基斯坦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同盟条约关系。而朝鲜的问题是力量过于弱小、因非法拥核和国内发展道路而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不容。这种现状同样决定了,一旦涉及与他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强大的一方。因此,中国只能树立一个靶敌并尽力与之进行一对一的斗争,这是现实的无奈,否则中国将面临对方整个同盟内力量的遏制。

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难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其中又以“老欧洲”国家为甚。这些国家的媒体普遍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继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国会乃至政府。今年以来新疆问题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演变的。鉴于上述现象不是发生在个别国家,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同样也限制了中国的行动空间,因此只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对当前中国来说是适宜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

在斗争的形式上,也应该灵活多变。关键是对别国行为的性质进行正确的认定与划分,然后确定正确的回应方式。在普选制的国家,一些看上去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是选举需要或者政党炒作,或者干脆就是媒体出于提高发行量和获得更多点赞的动机,未必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和切实的后果,过度的反应,只能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

一般来说,有几点很重要:不要以政府的身份和媒体发生公开争论甚至争执;对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用同样性质和程度的方式回应,不要加码式地回应。这和笔者了解的一线情况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欧就新疆问题发生冲突的相关信息。

不能让反华成为国际红利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中国国内舆论对此也有提及,即:“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分享中国的‘反美红利’”。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导致中国回击,继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反华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反华红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环境的严酷现实,也正好证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按照舆论分析的,首先是塔利班获得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为美国撤离阿富汗是为了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其次是新加坡一举超越香港和东京,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据认为这是香港出问题的结果,而这当然和反美有关。关于这件事,笔者去年就已经给予了重大关注。

台湾也从中获利,主要是香港移民的结果导致香港娱乐行业举行业迁往同文同种的台湾。

而日本也在其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有可能成为正常国家。

印度也是享受“反美红利”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安全保护下,正在全心全意地完成发展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在享受红利国家之中,“美俄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未必都对,但有一些可能属实,或者非常微妙。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只把矛头对准一个敌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外交已经走到反华成为“红利”这一步,就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一直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涉及到对中国有深刻重大影响大国的外交,这一点应该永志不忘。

首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中国国内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直至爆发文革。这里面的一条脉络是:警惕并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防有人在“主席百年之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也正是因为中苏认知方面的上述差异,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并走向敌对,中苏结盟的安全和经济红利丧失殆尽。同样也在这一阶段,中国和世界主要市场几乎没有联系,经济也是一蹶不振,陷入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19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其间虽然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文革的指导思想下,较少有经济红利可享,虽因避免了与美苏两国对抗的恶劣环境,实际上是联美抗苏,因而享受了部分安全红利,但在此之前的大约十来年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面临苏美两国的严重威胁。

以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恶劣的国内形势顿时发生逆转。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国继而迎来了40年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总量发展到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奉行以利益为核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式的外交,安全红利仍然可以部分享受。而现在,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国家实力拉近的根本原因,加之操作上的各种因素和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已经不仅仅是脱钩的问题了。其结果是,经济红利正在部分丧失,而安全上则已经成为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发展方向。

简略回顾上述历史,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其一,自上世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游离的,而且都是沿着先友好、再破裂的路径在走,这当然与中国是大国,天然具有独立本性有关。但这种状况深度干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需要毛泽东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种操作方式,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

其二,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发展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变量函数的背景下,更应该比以往更加坚持广交朋友少树敌的大国外交,否则反华就将可能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红利,届时中国将国运堪忧。

多交朋友少数敌,只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这应该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笔者对“勇于斗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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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如何在“勇于斗争”中崛起?

发布日期:2021-09-06 12:34
摘要: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



曹辛

【OR  商业新媒体】

上周的9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中央党校秋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所作的、中共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的讲话,引起国外舆论关注。因为按照字面意思,这一提法首先说明,当前中共对外部局势的判断仍然是严峻的,二来也指明了今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走向。

既如此,如何“斗争”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是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问题。

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


笔者认为,当今国际经济广泛、密切的联系性以及中国自身崛起的必要性决定了:当下的中国只能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而且,中国只能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的斗争依据,切忌将冲突同意识形态相挂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客观上世界第二的体量,规定了中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盟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不如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时代;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目前无法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民众接受,这本身就容易到处树敌。

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国策,准确确定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定位,然后采取正确的招商引资政策,继而实现了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并打下了初步的财政基础。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从一开始就是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的,尤其是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的北、上、广、深和部分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当今国际市场密不可分,国际经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地区正是当今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而且,这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如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也需要来自不可缺少的外部发达国家。

这种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必须要拥有一定的空间,以供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个空间还不能太小,否则中国就将面临朝鲜那样的境况。因此笔者一再强调:即便中国完全失去美国市场,但只要继续拥有欧洲、东盟和日、韩市场,则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发展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密不可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国际对立面,绝不可树敌太多。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没有盟友。今天,与中国有正式同盟条约关系的只有朝鲜,包括同巴基斯坦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同盟条约关系。而朝鲜的问题是力量过于弱小、因非法拥核和国内发展道路而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不容。这种现状同样决定了,一旦涉及与他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强大的一方。因此,中国只能树立一个靶敌并尽力与之进行一对一的斗争,这是现实的无奈,否则中国将面临对方整个同盟内力量的遏制。

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难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其中又以“老欧洲”国家为甚。这些国家的媒体普遍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继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国会乃至政府。今年以来新疆问题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演变的。鉴于上述现象不是发生在个别国家,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同样也限制了中国的行动空间,因此只同一个主要敌人斗争,对当前中国来说是适宜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

在斗争的形式上,也应该灵活多变。关键是对别国行为的性质进行正确的认定与划分,然后确定正确的回应方式。在普选制的国家,一些看上去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是选举需要或者政党炒作,或者干脆就是媒体出于提高发行量和获得更多点赞的动机,未必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和切实的后果,过度的反应,只能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

一般来说,有几点很重要:不要以政府的身份和媒体发生公开争论甚至争执;对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用同样性质和程度的方式回应,不要加码式地回应。这和笔者了解的一线情况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欧就新疆问题发生冲突的相关信息。

不能让反华成为国际红利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中国国内舆论对此也有提及,即:“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分享中国的‘反美红利’”。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导致中国回击,继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反华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反华红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环境的严酷现实,也正好证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按照舆论分析的,首先是塔利班获得了中国的“反美红利”,因为美国撤离阿富汗是为了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其次是新加坡一举超越香港和东京,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据认为这是香港出问题的结果,而这当然和反美有关。关于这件事,笔者去年就已经给予了重大关注。

台湾也从中获利,主要是香港移民的结果导致香港娱乐行业举行业迁往同文同种的台湾。

而日本也在其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有可能成为正常国家。

印度也是享受“反美红利”的国家。印度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安全保护下,正在全心全意地完成发展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在享受红利国家之中,“美俄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发生,这肯定不是巧合。”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未必都对,但有一些可能属实,或者非常微妙。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改善外交环境,只把矛头对准一个敌人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外交已经走到反华成为“红利”这一步,就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一直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涉及到对中国有深刻重大影响大国的外交,这一点应该永志不忘。

首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中国国内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直至爆发文革。这里面的一条脉络是:警惕并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防有人在“主席百年之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也正是因为中苏认知方面的上述差异,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并走向敌对,中苏结盟的安全和经济红利丧失殆尽。同样也在这一阶段,中国和世界主要市场几乎没有联系,经济也是一蹶不振,陷入物质极度匮乏阶段。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19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其间虽然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文革的指导思想下,较少有经济红利可享,虽因避免了与美苏两国对抗的恶劣环境,实际上是联美抗苏,因而享受了部分安全红利,但在此之前的大约十来年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面临苏美两国的严重威胁。

以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恶劣的国内形势顿时发生逆转。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国继而迎来了40年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总量发展到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奉行以利益为核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式的外交,安全红利仍然可以部分享受。而现在,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国家实力拉近的根本原因,加之操作上的各种因素和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已经不仅仅是脱钩的问题了。其结果是,经济红利正在部分丧失,而安全上则已经成为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发展方向。

简略回顾上述历史,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其一,自上世纪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游离的,而且都是沿着先友好、再破裂的路径在走,这当然与中国是大国,天然具有独立本性有关。但这种状况深度干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中国需要真正独立的外交,需要毛泽东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种操作方式,不能闻他国而起舞,尤其是关键性大国。

其二,中国应该继续奉行以利益为中心、广交朋友的大国外交。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发展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变量函数的背景下,更应该比以往更加坚持广交朋友少树敌的大国外交,否则反华就将可能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红利,届时中国将国运堪忧。

多交朋友少数敌,只同一个主要敌人作斗争,这应该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是笔者对“勇于斗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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