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国际卫生合作已成为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汤蓓 刘波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突然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令全世界的公众再度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在新冠疫情的阴云下徘徊,世界各国仍未见到隧道尽头的光明。面对艰巨的挑战,世界各国亟需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国际卫生外交,备受关注。

7月26日-30日,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F)与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合作举办了新加坡首届亚洲公共外交大会(Public Diplomacy in Asia)。这场为期5天的线上活动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40位公共外交专家,作为私营、公共和民生领域的代表,围绕亚洲公共外交的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汤蓓就中国的卫生外交政策进行了演讲。

之后,汤蓓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刘波的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外交的总体表现?

汤蓓:本次由新加坡国际基金会举办的“公共外交大会”的主题之一即为促进多边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危机,而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与周边国家的卫生外交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的是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去年1月疫情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就与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所谓“患难见真情”,良好的外交关系为疫情期间的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去年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疫情特别会议,表达了团结抗疫的共同心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倡议。之后,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国又通过分享防治经验、提供防护物资和疫苗援助等等方式积极地开展卫生领域合作。国际卫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卫生外交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中国如何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学习?

汤蓓:目前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合作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当时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坦率地说,可以直接学习的地方并不多。我认为那更多地是一种传统,代表了中国即便在艰苦环境下依然愿意承担帮助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现在中国在开展卫生外交中依然存在困难——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的医疗资源并不特别富裕,但中国依然愿意把一部分优秀的医生派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据您演讲所说,中国正试图将卫生因素纳入本国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这具体将会怎么做?您对这一工作有何建议?

汤蓓:我对这一表述的理解是,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都要考虑为当地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带来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后果,并且要有相应的健康促进措施。这也意味着,中国认为健康促进不仅仅是医疗方面的合作,也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来实现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卫计委印发了“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三年实施方案。现在,中国已经把公共卫生合作作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保证卫生部门的参与和专业意见的采纳,并且亟待培养一支既懂医学、懂公共卫生,又了解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

记者:目前中国的卫生外交有没有地域或者对象国方面的优先性?在具体的做法和措施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优先点?

汤蓓: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国家卫生安全战略》的文件对卫生外交的优先地域或国家进行政策阐释,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卫生援助的重点地区是非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之后,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东欧地区在卫生合作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了,特别是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包括合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传统医药合作、医疗旅游等多个领域。在具体国家上,中国与俄罗斯、南非、印尼作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卫生合作进一步深化了。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妇幼健康,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跨国防控是优先领域。

记者:推行卫生外交,对中国国际实力以及中国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治理的参与有何积极意义?

汤蓓:2003年SARS流行让中国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看到,卫生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每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并且容易产出早期成果,把友好关系“落到实处”。在这次新加坡“公共外交大会”上发布了《赢意得心:东盟公共外交》一书。这本书强调了我们亚洲国家由于独有的文化与地缘关系得以实践更深层次的互动,并携手应对国际层面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卫生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双方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正是始自2003年共同应对SARS流行。之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丰富,确实达到了通过卫生领域的务实合作深化友好关系的目的,平等对话的合作方式也被看作是符合真正多边主义精神。

记者:对于西方国家的卫生外交,中国如何对待,是看作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中国是不是将从中借鉴和学习?

汤蓓:在“公共外交大会”上,我们了解到新加坡方面的愿景是使多元化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所期望的,中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目标也是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希望与西方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加强合作,美欧在发展生物技术、开展疾病预防监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中美两国就有很好的合作,即便现在中美疾控中心也维持着对话与交流。中英之间也有卫生对话的机制。公共卫生领域应该说是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领域,中国也并不认为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有,应该说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大国多做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是好事。应该说,中国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积极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是,卫生合作应该保持开放,不能用排他性的安排把卫生合作变成大国竞争的舞台。

FT中文网:目前正常的国际旅行尚未完全恢复,各国在疫苗承认方面尚不统一,这不利于疫情后世界的国际交流。各国应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汤蓓:本次“公共外交大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即各国之间的信任才是维持双边发展,推动国际事务进行的纽带。疫苗国际互认困难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信任问题: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不信任。如果通过双边或者少边的方式来协调成本会非常高,我认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帮助协调,而且过去已经有国际旅行疫苗接种的“黄卡”。新冠疫苗的互认另起炉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先确认以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框架,是开展合作的第一步。

记者:您在演讲中主张重新定义卫生外交的目标,认为卫生外交不是关乎国际竞争的政治问题,而主要是卫生问题。根据这一思路,在未来全球新冠疫情走向消退的时候及疫情结束后,中国在卫生外交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新措施?

汤蓓:现在全球疫情还没有看到终点,现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具体做法还比较困难。我想从卫生合作理念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理解。过去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概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希望用各国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表明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疫苗、不把疫苗当作政治工具的基本立场。在这次疫情中,疫苗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是一国(以及国际社会)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从西方理论看,公共产品可以合作生产,也可以由少数国家、甚至霸权国家来提供。但这次疫情表明,由少数跨国企业、少数国家来提供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必需品”应当由各国共同生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疫苗合作倡议中提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能够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卫生挑战的能力。疫苗与药品生产、应急反应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都属于这样的“国际必需品”。如果这样的共识能够形成,我认为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都将是长期的、双方共同获益的。

记者:您提到当前世界整体局势给公共卫生外交带来了不少挑战,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汤蓓: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内部防控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围绕这一个大目标来开展的。在国内,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卫生体系和应急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在国际上,中国的策略偏好也很明确,就是在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事务上,中国都是愿意合作的。正如本次“公共外交大会”的举办方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理事Jean Tan女士所说,公共外交的本质其实是“人民外交”。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才会更有利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对国际事务的推进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国际事务最终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国的选择,其他国家也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从中国一方来说的话,能够做的,就是解释自身的立场,让各方明确地了解中国的主张和态度,尽量避免误解和误算。

记者:结合您对于目前中国卫生外交的看法,您对于“健康中国2030”这一提案有何愿景?

汤蓓:中国对卫生外交意识的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公共卫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我认为“健康中国2030”既从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从个人与家庭的层面提出卫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全面的、整体的公共卫生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服务的最终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需要补足目前公共卫生与医学体系中的短板,特别是要重视通过社会的方法来解决健康问题,例如,完善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供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大气污染控制系统,深化医疗体系改革,缩小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卫生服务的差别。可以说,“健康中国2030”本质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议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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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全球新冠疫情下中国卫生外交怎么走?

发布日期:2021-09-01 15:20
摘要: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国际卫生合作已成为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汤蓓 刘波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突然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令全世界的公众再度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在新冠疫情的阴云下徘徊,世界各国仍未见到隧道尽头的光明。面对艰巨的挑战,世界各国亟需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国际卫生外交,备受关注。

7月26日-30日,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F)与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合作举办了新加坡首届亚洲公共外交大会(Public Diplomacy in Asia)。这场为期5天的线上活动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40位公共外交专家,作为私营、公共和民生领域的代表,围绕亚洲公共外交的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汤蓓就中国的卫生外交政策进行了演讲。

之后,汤蓓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刘波的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外交的总体表现?

汤蓓:本次由新加坡国际基金会举办的“公共外交大会”的主题之一即为促进多边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危机,而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与周边国家的卫生外交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的是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去年1月疫情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就与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所谓“患难见真情”,良好的外交关系为疫情期间的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去年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疫情特别会议,表达了团结抗疫的共同心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倡议。之后,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国又通过分享防治经验、提供防护物资和疫苗援助等等方式积极地开展卫生领域合作。国际卫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卫生外交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中国如何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学习?

汤蓓:目前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合作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当时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坦率地说,可以直接学习的地方并不多。我认为那更多地是一种传统,代表了中国即便在艰苦环境下依然愿意承担帮助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现在中国在开展卫生外交中依然存在困难——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的医疗资源并不特别富裕,但中国依然愿意把一部分优秀的医生派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据您演讲所说,中国正试图将卫生因素纳入本国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这具体将会怎么做?您对这一工作有何建议?

汤蓓:我对这一表述的理解是,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都要考虑为当地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带来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后果,并且要有相应的健康促进措施。这也意味着,中国认为健康促进不仅仅是医疗方面的合作,也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来实现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卫计委印发了“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三年实施方案。现在,中国已经把公共卫生合作作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保证卫生部门的参与和专业意见的采纳,并且亟待培养一支既懂医学、懂公共卫生,又了解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

记者:目前中国的卫生外交有没有地域或者对象国方面的优先性?在具体的做法和措施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优先点?

汤蓓: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国家卫生安全战略》的文件对卫生外交的优先地域或国家进行政策阐释,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卫生援助的重点地区是非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之后,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东欧地区在卫生合作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了,特别是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包括合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传统医药合作、医疗旅游等多个领域。在具体国家上,中国与俄罗斯、南非、印尼作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卫生合作进一步深化了。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妇幼健康,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跨国防控是优先领域。

记者:推行卫生外交,对中国国际实力以及中国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治理的参与有何积极意义?

汤蓓:2003年SARS流行让中国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看到,卫生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每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并且容易产出早期成果,把友好关系“落到实处”。在这次新加坡“公共外交大会”上发布了《赢意得心:东盟公共外交》一书。这本书强调了我们亚洲国家由于独有的文化与地缘关系得以实践更深层次的互动,并携手应对国际层面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卫生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双方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正是始自2003年共同应对SARS流行。之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丰富,确实达到了通过卫生领域的务实合作深化友好关系的目的,平等对话的合作方式也被看作是符合真正多边主义精神。

记者:对于西方国家的卫生外交,中国如何对待,是看作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中国是不是将从中借鉴和学习?

汤蓓:在“公共外交大会”上,我们了解到新加坡方面的愿景是使多元化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所期望的,中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目标也是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希望与西方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加强合作,美欧在发展生物技术、开展疾病预防监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中美两国就有很好的合作,即便现在中美疾控中心也维持着对话与交流。中英之间也有卫生对话的机制。公共卫生领域应该说是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领域,中国也并不认为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有,应该说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大国多做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是好事。应该说,中国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积极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是,卫生合作应该保持开放,不能用排他性的安排把卫生合作变成大国竞争的舞台。

FT中文网:目前正常的国际旅行尚未完全恢复,各国在疫苗承认方面尚不统一,这不利于疫情后世界的国际交流。各国应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汤蓓:本次“公共外交大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即各国之间的信任才是维持双边发展,推动国际事务进行的纽带。疫苗国际互认困难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信任问题: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不信任。如果通过双边或者少边的方式来协调成本会非常高,我认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帮助协调,而且过去已经有国际旅行疫苗接种的“黄卡”。新冠疫苗的互认另起炉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先确认以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框架,是开展合作的第一步。

记者:您在演讲中主张重新定义卫生外交的目标,认为卫生外交不是关乎国际竞争的政治问题,而主要是卫生问题。根据这一思路,在未来全球新冠疫情走向消退的时候及疫情结束后,中国在卫生外交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新措施?

汤蓓:现在全球疫情还没有看到终点,现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具体做法还比较困难。我想从卫生合作理念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理解。过去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概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希望用各国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表明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疫苗、不把疫苗当作政治工具的基本立场。在这次疫情中,疫苗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是一国(以及国际社会)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从西方理论看,公共产品可以合作生产,也可以由少数国家、甚至霸权国家来提供。但这次疫情表明,由少数跨国企业、少数国家来提供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必需品”应当由各国共同生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疫苗合作倡议中提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能够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卫生挑战的能力。疫苗与药品生产、应急反应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都属于这样的“国际必需品”。如果这样的共识能够形成,我认为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都将是长期的、双方共同获益的。

记者:您提到当前世界整体局势给公共卫生外交带来了不少挑战,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汤蓓: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内部防控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围绕这一个大目标来开展的。在国内,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卫生体系和应急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在国际上,中国的策略偏好也很明确,就是在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事务上,中国都是愿意合作的。正如本次“公共外交大会”的举办方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理事Jean Tan女士所说,公共外交的本质其实是“人民外交”。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才会更有利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对国际事务的推进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国际事务最终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国的选择,其他国家也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从中国一方来说的话,能够做的,就是解释自身的立场,让各方明确地了解中国的主张和态度,尽量避免误解和误算。

记者:结合您对于目前中国卫生外交的看法,您对于“健康中国2030”这一提案有何愿景?

汤蓓:中国对卫生外交意识的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公共卫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我认为“健康中国2030”既从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从个人与家庭的层面提出卫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全面的、整体的公共卫生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服务的最终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需要补足目前公共卫生与医学体系中的短板,特别是要重视通过社会的方法来解决健康问题,例如,完善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供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大气污染控制系统,深化医疗体系改革,缩小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卫生服务的差别。可以说,“健康中国2030”本质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议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国际卫生合作已成为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汤蓓 刘波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突然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令全世界的公众再度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在新冠疫情的阴云下徘徊,世界各国仍未见到隧道尽头的光明。面对艰巨的挑战,世界各国亟需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国际卫生外交,备受关注。

7月26日-30日,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F)与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合作举办了新加坡首届亚洲公共外交大会(Public Diplomacy in Asia)。这场为期5天的线上活动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40位公共外交专家,作为私营、公共和民生领域的代表,围绕亚洲公共外交的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汤蓓就中国的卫生外交政策进行了演讲。

之后,汤蓓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刘波的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外交的总体表现?

汤蓓:本次由新加坡国际基金会举办的“公共外交大会”的主题之一即为促进多边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危机,而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与周边国家的卫生外交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的是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去年1月疫情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就与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所谓“患难见真情”,良好的外交关系为疫情期间的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去年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疫情特别会议,表达了团结抗疫的共同心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倡议。之后,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国又通过分享防治经验、提供防护物资和疫苗援助等等方式积极地开展卫生领域合作。国际卫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卫生外交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中国如何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学习?

汤蓓:目前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合作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当时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坦率地说,可以直接学习的地方并不多。我认为那更多地是一种传统,代表了中国即便在艰苦环境下依然愿意承担帮助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现在中国在开展卫生外交中依然存在困难——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的医疗资源并不特别富裕,但中国依然愿意把一部分优秀的医生派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据您演讲所说,中国正试图将卫生因素纳入本国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这具体将会怎么做?您对这一工作有何建议?

汤蓓:我对这一表述的理解是,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都要考虑为当地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带来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后果,并且要有相应的健康促进措施。这也意味着,中国认为健康促进不仅仅是医疗方面的合作,也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来实现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卫计委印发了“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三年实施方案。现在,中国已经把公共卫生合作作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保证卫生部门的参与和专业意见的采纳,并且亟待培养一支既懂医学、懂公共卫生,又了解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

记者:目前中国的卫生外交有没有地域或者对象国方面的优先性?在具体的做法和措施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优先点?

汤蓓: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国家卫生安全战略》的文件对卫生外交的优先地域或国家进行政策阐释,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卫生援助的重点地区是非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之后,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东欧地区在卫生合作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了,特别是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包括合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传统医药合作、医疗旅游等多个领域。在具体国家上,中国与俄罗斯、南非、印尼作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卫生合作进一步深化了。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妇幼健康,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跨国防控是优先领域。

记者:推行卫生外交,对中国国际实力以及中国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治理的参与有何积极意义?

汤蓓:2003年SARS流行让中国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看到,卫生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每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并且容易产出早期成果,把友好关系“落到实处”。在这次新加坡“公共外交大会”上发布了《赢意得心:东盟公共外交》一书。这本书强调了我们亚洲国家由于独有的文化与地缘关系得以实践更深层次的互动,并携手应对国际层面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卫生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双方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正是始自2003年共同应对SARS流行。之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丰富,确实达到了通过卫生领域的务实合作深化友好关系的目的,平等对话的合作方式也被看作是符合真正多边主义精神。

记者:对于西方国家的卫生外交,中国如何对待,是看作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中国是不是将从中借鉴和学习?

汤蓓:在“公共外交大会”上,我们了解到新加坡方面的愿景是使多元化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所期望的,中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目标也是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希望与西方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加强合作,美欧在发展生物技术、开展疾病预防监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中美两国就有很好的合作,即便现在中美疾控中心也维持着对话与交流。中英之间也有卫生对话的机制。公共卫生领域应该说是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领域,中国也并不认为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有,应该说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大国多做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是好事。应该说,中国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积极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是,卫生合作应该保持开放,不能用排他性的安排把卫生合作变成大国竞争的舞台。

FT中文网:目前正常的国际旅行尚未完全恢复,各国在疫苗承认方面尚不统一,这不利于疫情后世界的国际交流。各国应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汤蓓:本次“公共外交大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即各国之间的信任才是维持双边发展,推动国际事务进行的纽带。疫苗国际互认困难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信任问题: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不信任。如果通过双边或者少边的方式来协调成本会非常高,我认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帮助协调,而且过去已经有国际旅行疫苗接种的“黄卡”。新冠疫苗的互认另起炉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先确认以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框架,是开展合作的第一步。

记者:您在演讲中主张重新定义卫生外交的目标,认为卫生外交不是关乎国际竞争的政治问题,而主要是卫生问题。根据这一思路,在未来全球新冠疫情走向消退的时候及疫情结束后,中国在卫生外交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新措施?

汤蓓:现在全球疫情还没有看到终点,现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具体做法还比较困难。我想从卫生合作理念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理解。过去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概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希望用各国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表明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疫苗、不把疫苗当作政治工具的基本立场。在这次疫情中,疫苗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是一国(以及国际社会)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从西方理论看,公共产品可以合作生产,也可以由少数国家、甚至霸权国家来提供。但这次疫情表明,由少数跨国企业、少数国家来提供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必需品”应当由各国共同生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疫苗合作倡议中提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能够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卫生挑战的能力。疫苗与药品生产、应急反应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都属于这样的“国际必需品”。如果这样的共识能够形成,我认为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都将是长期的、双方共同获益的。

记者:您提到当前世界整体局势给公共卫生外交带来了不少挑战,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汤蓓: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内部防控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围绕这一个大目标来开展的。在国内,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卫生体系和应急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在国际上,中国的策略偏好也很明确,就是在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事务上,中国都是愿意合作的。正如本次“公共外交大会”的举办方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理事Jean Tan女士所说,公共外交的本质其实是“人民外交”。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才会更有利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对国际事务的推进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国际事务最终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国的选择,其他国家也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从中国一方来说的话,能够做的,就是解释自身的立场,让各方明确地了解中国的主张和态度,尽量避免误解和误算。

记者:结合您对于目前中国卫生外交的看法,您对于“健康中国2030”这一提案有何愿景?

汤蓓:中国对卫生外交意识的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公共卫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我认为“健康中国2030”既从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从个人与家庭的层面提出卫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全面的、整体的公共卫生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服务的最终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需要补足目前公共卫生与医学体系中的短板,特别是要重视通过社会的方法来解决健康问题,例如,完善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供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大气污染控制系统,深化医疗体系改革,缩小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卫生服务的差别。可以说,“健康中国2030”本质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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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全球新冠疫情下中国卫生外交怎么走?

发布日期:2021-09-01 15:20
摘要: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国际卫生合作已成为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汤蓓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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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突然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令全世界的公众再度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在新冠疫情的阴云下徘徊,世界各国仍未见到隧道尽头的光明。面对艰巨的挑战,世界各国亟需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国际卫生外交,备受关注。

7月26日-30日,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F)与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合作举办了新加坡首届亚洲公共外交大会(Public Diplomacy in Asia)。这场为期5天的线上活动汇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40位公共外交专家,作为私营、公共和民生领域的代表,围绕亚洲公共外交的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大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汤蓓就中国的卫生外交政策进行了演讲。

之后,汤蓓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刘波的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外交的总体表现?

汤蓓:本次由新加坡国际基金会举办的“公共外交大会”的主题之一即为促进多边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危机,而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与周边国家的卫生外交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卫生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对抗疫情,采取的是积极作为的国际卫生外交。去年1月疫情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就与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并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所谓“患难见真情”,良好的外交关系为疫情期间的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去年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疫情特别会议,表达了团结抗疫的共同心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倡议。之后,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国又通过分享防治经验、提供防护物资和疫苗援助等等方式积极地开展卫生领域合作。国际卫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卫生外交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中国如何从这段历史经验中学习?

汤蓓:目前中国进行国际卫生合作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当时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坦率地说,可以直接学习的地方并不多。我认为那更多地是一种传统,代表了中国即便在艰苦环境下依然愿意承担帮助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现在中国在开展卫生外交中依然存在困难——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的医疗资源并不特别富裕,但中国依然愿意把一部分优秀的医生派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据您演讲所说,中国正试图将卫生因素纳入本国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这具体将会怎么做?您对这一工作有何建议?

汤蓓:我对这一表述的理解是,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都要考虑为当地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带来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后果,并且要有相应的健康促进措施。这也意味着,中国认为健康促进不仅仅是医疗方面的合作,也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来实现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卫计委印发了“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三年实施方案。现在,中国已经把公共卫生合作作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保证卫生部门的参与和专业意见的采纳,并且亟待培养一支既懂医学、懂公共卫生,又了解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

记者:目前中国的卫生外交有没有地域或者对象国方面的优先性?在具体的做法和措施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优先点?

汤蓓: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国家卫生安全战略》的文件对卫生外交的优先地域或国家进行政策阐释,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卫生援助的重点地区是非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提出之后,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东欧地区在卫生合作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了,特别是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包括合作机制建设、人才培养、传统医药合作、医疗旅游等多个领域。在具体国家上,中国与俄罗斯、南非、印尼作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卫生合作进一步深化了。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妇幼健康,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跨国防控是优先领域。

记者:推行卫生外交,对中国国际实力以及中国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治理的参与有何积极意义?

汤蓓:2003年SARS流行让中国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看到,卫生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每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加强卫生领域的合作,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获得政治支持并且容易产出早期成果,把友好关系“落到实处”。在这次新加坡“公共外交大会”上发布了《赢意得心:东盟公共外交》一书。这本书强调了我们亚洲国家由于独有的文化与地缘关系得以实践更深层次的互动,并携手应对国际层面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卫生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双方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正是始自2003年共同应对SARS流行。之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丰富,确实达到了通过卫生领域的务实合作深化友好关系的目的,平等对话的合作方式也被看作是符合真正多边主义精神。

记者:对于西方国家的卫生外交,中国如何对待,是看作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中国是不是将从中借鉴和学习?

汤蓓:在“公共外交大会”上,我们了解到新加坡方面的愿景是使多元化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所期望的,中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目标也是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希望与西方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加强合作,美欧在发展生物技术、开展疾病预防监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中美两国就有很好的合作,即便现在中美疾控中心也维持着对话与交流。中英之间也有卫生对话的机制。公共卫生领域应该说是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领域,中国也并不认为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有,应该说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大国多做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是好事。应该说,中国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积极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是,卫生合作应该保持开放,不能用排他性的安排把卫生合作变成大国竞争的舞台。

FT中文网:目前正常的国际旅行尚未完全恢复,各国在疫苗承认方面尚不统一,这不利于疫情后世界的国际交流。各国应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汤蓓:本次“公共外交大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即各国之间的信任才是维持双边发展,推动国际事务进行的纽带。疫苗国际互认困难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信任问题: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不信任。如果通过双边或者少边的方式来协调成本会非常高,我认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帮助协调,而且过去已经有国际旅行疫苗接种的“黄卡”。新冠疫苗的互认另起炉灶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先确认以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框架,是开展合作的第一步。

记者:您在演讲中主张重新定义卫生外交的目标,认为卫生外交不是关乎国际竞争的政治问题,而主要是卫生问题。根据这一思路,在未来全球新冠疫情走向消退的时候及疫情结束后,中国在卫生外交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新措施?

汤蓓:现在全球疫情还没有看到终点,现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具体做法还比较困难。我想从卫生合作理念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理解。过去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概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希望用各国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表明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疫苗、不把疫苗当作政治工具的基本立场。在这次疫情中,疫苗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是一国(以及国际社会)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从西方理论看,公共产品可以合作生产,也可以由少数国家、甚至霸权国家来提供。但这次疫情表明,由少数跨国企业、少数国家来提供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必需品”应当由各国共同生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疫苗合作倡议中提出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能够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卫生挑战的能力。疫苗与药品生产、应急反应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专业队伍,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都属于这样的“国际必需品”。如果这样的共识能够形成,我认为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都将是长期的、双方共同获益的。

记者:您提到当前世界整体局势给公共卫生外交带来了不少挑战,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汤蓓: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内部防控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围绕这一个大目标来开展的。在国内,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卫生体系和应急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在国际上,中国的策略偏好也很明确,就是在有利于人类健康的事务上,中国都是愿意合作的。正如本次“公共外交大会”的举办方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理事Jean Tan女士所说,公共外交的本质其实是“人民外交”。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才会更有利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对国际事务的推进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国际事务最终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国的选择,其他国家也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从中国一方来说的话,能够做的,就是解释自身的立场,让各方明确地了解中国的主张和态度,尽量避免误解和误算。

记者:结合您对于目前中国卫生外交的看法,您对于“健康中国2030”这一提案有何愿景?

汤蓓:中国对卫生外交意识的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公共卫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我认为“健康中国2030”既从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从个人与家庭的层面提出卫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全面的、整体的公共卫生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服务的最终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需要补足目前公共卫生与医学体系中的短板,特别是要重视通过社会的方法来解决健康问题,例如,完善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供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大气污染控制系统,深化医疗体系改革,缩小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卫生服务的差别。可以说,“健康中国2030”本质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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