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塞恩城市虽小,这里的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的魅力,让人刚刚动身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明年再来。


卢塞恩的街头演奏,图片:Patrick Hurlimann

宋佩芬

【OR  商业新媒体】

几乎到了午夜时分,但在卢塞恩市巴斯勒大街旁边的社区中心Sentitreff,狂欢者们仍然熙熙攘攘。每个人,从15岁到75岁都忍不住从座椅上站起来,随着克劳迪娅-马西卡乐团(Claudia Masika & Band)的音乐节拍舞蹈。

这一幕在12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由于疫情,卢塞恩音乐节从5周缩减为10天。沉寂了近一年之后,音乐节决定全面开放,节目包括驻场的卢塞恩节庆乐团(Luzern Festival Orchestra),“音乐之星”王羽佳、节庆学院和节庆当代乐团(LFCO),以及来自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交响乐团的演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在卢塞恩古老的城镇广场和街角表演的地方乐团:他们有来自乌克兰的胡达基村乐团(Hudaki Village Band),有来自波兰的Vołosi,以及由来自肯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及瑞士的团员组成的克劳迪娅-马西卡等。

卢塞恩音乐节成立于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了第一场盛大的音乐会。2002年,另一位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从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及独奏乐手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让他们每年8月到卢塞恩排练演出,从此开始了卢塞恩节庆乐团的传统。从那时起,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个美丽的瑞士小镇,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高兴回到有504年历史的Wilden Mann酒店,它可以消除我所有的旅行焦虑。坐落在卢塞恩的市中心,Wilden Mann酒店几乎就是我在卢塞恩的家。还是住在和去年来时的同一个房间,有能俯瞰神秘的 Zur alten Münz(致老铸币厂)建筑的小阁楼窗户。一想到可以享用酒店著名的当地菜肴--配了干邑腌制苏丹果的卢塞恩Chügeli馅饼,再喝上一杯当地的葡萄酒,就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留意到酒店的房客比去年多了许多,卢塞恩的街道上也处处可见游客。然而音乐节真的已经从疫情中迅速恢复元气了吗?音乐节的执行和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Michael Haefliger)告诉我,虽然音乐节已全面开放,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音乐厅只允许销售50%的座位,即使所有门票已经售罄,音乐节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和赞助商的支持。但门票销售并不是海弗里格最关心的问题,这位艺术总监更关心疫情的安全,除了确保乐团内部没有病例之外,还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不管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每位音乐家每周都必须进行两次病毒测试。为了防止意外,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另一个“B计划”。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外。就在节庆乐团客座指挥雅尼克•内泽-塞甘(Yannick Nézet-Séguin)的音乐会前两天,海弗里格接到电话,说内泽-塞甘生病了无法前来。消息传来时,将在该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王羽佳正准备登上从纽约飞往瑞士的航班。“他们说指挥家来不了,你能不能弹奏指挥?”对于许多钢琴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打击。“我觉得很高兴!”,刚刚与马勒室内乐团指挥弹奏了亚纳切克的《钢琴随想曲》之后,王羽佳在后台休息室里豪爽地笑著对我说。“我以前老说,弹钢琴协奏曲就像弹室内乐一样,不过范围大一点,人数多一点。若是还要指挥,我就更加喜欢了。” 她解释指挥让她与乐团更加亲和,更加融入音乐。她还强调,节庆乐团都是阿巴多自己挑选,由最好的音乐家组成的,每个人不论是独奏或指挥都非常在行。也因为如此,当晚的音乐会除了王羽佳弹奏指挥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一首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就全部由音乐家们彼此掌控,完全没有指挥。类似情况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2014年乐团团员为了悼念阿巴多过世,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演出了他生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的曲目--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我问王羽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是什么时候,“我22岁,2009年” 她回忆,“阿巴多一般都与像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这种级别的欧洲大师合作,有次他听了我一场独奏之后,指名开场音乐会要这个女孩!” 王羽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阿巴多合作,她在音乐节演奏了Prokofiev的钢琴协奏曲,后来还与阿巴多及节庆乐团到中国巡回。那是她14岁出国念书之后第一次回国公演。“我的家长、老师都好为我骄傲!” 不过她也只有在那一次和节庆乐团合作过,所以这次被邀请担任“音乐之星”特别兴奋。“我们需要尝试新事物!”,她决定自我挑战,除了那些很擅长、高难度的浪漫派晚期曲目之外,她还要尝试莫扎特、巴赫,“我甚至还考虑过要在古钢琴上弹巴赫,但是出于音效上的考量,最后还是决定以现代钢琴登场。”

王羽佳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来扩大她的音乐范畴,但也承认所面对挑战。当她同意接受音乐节的邀请时,疫情尚未发生,预定的曲目都是在那时候决定的。后来疫情来了,她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待了15个月,“我天天弹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再度回到舞台演出,感觉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还不时自问,当时为何会想挑选这些曲子?”

音乐节上她演奏了5首不同的钢琴协奏曲。“我想的曲子都比较特殊,和我很喜欢的俄罗斯指挥家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演出,我选了拉赫曼尼诺夫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号、第三号,但是很少人知道还有第四号,所以我选了它。” 和布达佩斯乐团的合作,她则挑了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协奏曲。我问她,这次指挥了三个曲目,是否会考虑像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一样成为指挥家?王羽佳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钢琴演奏与指挥同步,“不会考虑拿指挥棒上台的那种”。她指出巴伦博伊姆虽是钢琴家出生,但11岁就开始和阿巴多、梅塔(Zubin Mehta)等人在同一个班上学指挥,不是所有钢琴家都有他的能力。

到卢塞恩最让她开心的是,由于一年半都没有公开演出,到这里看到节庆乐团的团员全是合作过的老朋友,“真的就是鸡皮疙瘩起来那种感觉,我好久没公开演奏,真的好想念和其他音乐家一起,以及现场演出的那种能量。”

和王羽佳不同,台湾指挥家廖晓玲与音乐节的关系始于学生时代。她在2007年第一次到卢塞恩参加指挥大师班,接受布列兹(Pierre Boulez)和埃特沃斯(Peter Eötvös)的指导,由于表现杰出,在课程结束时被选为指挥斯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的《格鲁本》(Gruppen)的三位指挥之一。毕业之后,廖晓玲继续受到埃特沃斯的提拔,她第二次来到卢塞恩是在2016年,这一次她已经从学生晋升到客座指挥的身份。从那时起,她就成了音乐节当代音乐节目中的常客。 “每次回来都好像回家一样,学院好像一个大家庭。” 今年她在音乐节有两个项目,指挥了Kirsten Milenko、Victor Coltea和Samir Amarouch三位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以及布列兹已经50多年没被演奏的《Polyphonie X for 18 instruments》。“我很喜欢和当代作曲家合作,卢塞恩是个非常好的连结站。”

对此,我百分百同意地点头。我一到卢塞恩就把行李放在酒店,然后直奔节庆学院的排练。节庆学院大约有100名学生,除了器乐演奏家之外,还有8位作曲家和4位指挥家。看着作曲家和指挥家排练他们新完成的作品,一旁还有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Wolfgang Rihm)和学院的艺术总监兼联合教师迪特•阿曼 (Dieter Ammann)指点,我见证了一首全新的作品如何被完善的过程。在排练期间,我也有机会与其他作曲生交谈,他们有的来自遥远美国和中国,也有来自临近的西班牙和土耳其。他们都认为,学院有一种非常和善的气氛,并不是像其他音乐学院那样经常发生“割喉式竞争”。我真希望能够多待几天,听听这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首演,但是行程让我不得不错过它们。我本打算继续向萨尔茨堡音乐节出发,但由于奥地利要求检疫隔离,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然而,我其实哪里都不想去,只希望能留下来。卢塞恩虽小,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和情感的强大魅力,让你才刚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年再回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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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卢塞恩音乐节:沉寂之后,节拍重启

发布日期:2021-08-31 08:54
摘要:卢塞恩城市虽小,这里的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的魅力,让人刚刚动身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明年再来。


卢塞恩的街头演奏,图片:Patrick Hurlimann

宋佩芬

【OR  商业新媒体】

几乎到了午夜时分,但在卢塞恩市巴斯勒大街旁边的社区中心Sentitreff,狂欢者们仍然熙熙攘攘。每个人,从15岁到75岁都忍不住从座椅上站起来,随着克劳迪娅-马西卡乐团(Claudia Masika & Band)的音乐节拍舞蹈。

这一幕在12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由于疫情,卢塞恩音乐节从5周缩减为10天。沉寂了近一年之后,音乐节决定全面开放,节目包括驻场的卢塞恩节庆乐团(Luzern Festival Orchestra),“音乐之星”王羽佳、节庆学院和节庆当代乐团(LFCO),以及来自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交响乐团的演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在卢塞恩古老的城镇广场和街角表演的地方乐团:他们有来自乌克兰的胡达基村乐团(Hudaki Village Band),有来自波兰的Vołosi,以及由来自肯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及瑞士的团员组成的克劳迪娅-马西卡等。

卢塞恩音乐节成立于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了第一场盛大的音乐会。2002年,另一位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从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及独奏乐手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让他们每年8月到卢塞恩排练演出,从此开始了卢塞恩节庆乐团的传统。从那时起,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个美丽的瑞士小镇,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高兴回到有504年历史的Wilden Mann酒店,它可以消除我所有的旅行焦虑。坐落在卢塞恩的市中心,Wilden Mann酒店几乎就是我在卢塞恩的家。还是住在和去年来时的同一个房间,有能俯瞰神秘的 Zur alten Münz(致老铸币厂)建筑的小阁楼窗户。一想到可以享用酒店著名的当地菜肴--配了干邑腌制苏丹果的卢塞恩Chügeli馅饼,再喝上一杯当地的葡萄酒,就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留意到酒店的房客比去年多了许多,卢塞恩的街道上也处处可见游客。然而音乐节真的已经从疫情中迅速恢复元气了吗?音乐节的执行和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Michael Haefliger)告诉我,虽然音乐节已全面开放,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音乐厅只允许销售50%的座位,即使所有门票已经售罄,音乐节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和赞助商的支持。但门票销售并不是海弗里格最关心的问题,这位艺术总监更关心疫情的安全,除了确保乐团内部没有病例之外,还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不管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每位音乐家每周都必须进行两次病毒测试。为了防止意外,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另一个“B计划”。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外。就在节庆乐团客座指挥雅尼克•内泽-塞甘(Yannick Nézet-Séguin)的音乐会前两天,海弗里格接到电话,说内泽-塞甘生病了无法前来。消息传来时,将在该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王羽佳正准备登上从纽约飞往瑞士的航班。“他们说指挥家来不了,你能不能弹奏指挥?”对于许多钢琴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打击。“我觉得很高兴!”,刚刚与马勒室内乐团指挥弹奏了亚纳切克的《钢琴随想曲》之后,王羽佳在后台休息室里豪爽地笑著对我说。“我以前老说,弹钢琴协奏曲就像弹室内乐一样,不过范围大一点,人数多一点。若是还要指挥,我就更加喜欢了。” 她解释指挥让她与乐团更加亲和,更加融入音乐。她还强调,节庆乐团都是阿巴多自己挑选,由最好的音乐家组成的,每个人不论是独奏或指挥都非常在行。也因为如此,当晚的音乐会除了王羽佳弹奏指挥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一首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就全部由音乐家们彼此掌控,完全没有指挥。类似情况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2014年乐团团员为了悼念阿巴多过世,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演出了他生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的曲目--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我问王羽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是什么时候,“我22岁,2009年” 她回忆,“阿巴多一般都与像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这种级别的欧洲大师合作,有次他听了我一场独奏之后,指名开场音乐会要这个女孩!” 王羽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阿巴多合作,她在音乐节演奏了Prokofiev的钢琴协奏曲,后来还与阿巴多及节庆乐团到中国巡回。那是她14岁出国念书之后第一次回国公演。“我的家长、老师都好为我骄傲!” 不过她也只有在那一次和节庆乐团合作过,所以这次被邀请担任“音乐之星”特别兴奋。“我们需要尝试新事物!”,她决定自我挑战,除了那些很擅长、高难度的浪漫派晚期曲目之外,她还要尝试莫扎特、巴赫,“我甚至还考虑过要在古钢琴上弹巴赫,但是出于音效上的考量,最后还是决定以现代钢琴登场。”

王羽佳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来扩大她的音乐范畴,但也承认所面对挑战。当她同意接受音乐节的邀请时,疫情尚未发生,预定的曲目都是在那时候决定的。后来疫情来了,她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待了15个月,“我天天弹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再度回到舞台演出,感觉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还不时自问,当时为何会想挑选这些曲子?”

音乐节上她演奏了5首不同的钢琴协奏曲。“我想的曲子都比较特殊,和我很喜欢的俄罗斯指挥家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演出,我选了拉赫曼尼诺夫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号、第三号,但是很少人知道还有第四号,所以我选了它。” 和布达佩斯乐团的合作,她则挑了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协奏曲。我问她,这次指挥了三个曲目,是否会考虑像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一样成为指挥家?王羽佳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钢琴演奏与指挥同步,“不会考虑拿指挥棒上台的那种”。她指出巴伦博伊姆虽是钢琴家出生,但11岁就开始和阿巴多、梅塔(Zubin Mehta)等人在同一个班上学指挥,不是所有钢琴家都有他的能力。

到卢塞恩最让她开心的是,由于一年半都没有公开演出,到这里看到节庆乐团的团员全是合作过的老朋友,“真的就是鸡皮疙瘩起来那种感觉,我好久没公开演奏,真的好想念和其他音乐家一起,以及现场演出的那种能量。”

和王羽佳不同,台湾指挥家廖晓玲与音乐节的关系始于学生时代。她在2007年第一次到卢塞恩参加指挥大师班,接受布列兹(Pierre Boulez)和埃特沃斯(Peter Eötvös)的指导,由于表现杰出,在课程结束时被选为指挥斯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的《格鲁本》(Gruppen)的三位指挥之一。毕业之后,廖晓玲继续受到埃特沃斯的提拔,她第二次来到卢塞恩是在2016年,这一次她已经从学生晋升到客座指挥的身份。从那时起,她就成了音乐节当代音乐节目中的常客。 “每次回来都好像回家一样,学院好像一个大家庭。” 今年她在音乐节有两个项目,指挥了Kirsten Milenko、Victor Coltea和Samir Amarouch三位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以及布列兹已经50多年没被演奏的《Polyphonie X for 18 instruments》。“我很喜欢和当代作曲家合作,卢塞恩是个非常好的连结站。”

对此,我百分百同意地点头。我一到卢塞恩就把行李放在酒店,然后直奔节庆学院的排练。节庆学院大约有100名学生,除了器乐演奏家之外,还有8位作曲家和4位指挥家。看着作曲家和指挥家排练他们新完成的作品,一旁还有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Wolfgang Rihm)和学院的艺术总监兼联合教师迪特•阿曼 (Dieter Ammann)指点,我见证了一首全新的作品如何被完善的过程。在排练期间,我也有机会与其他作曲生交谈,他们有的来自遥远美国和中国,也有来自临近的西班牙和土耳其。他们都认为,学院有一种非常和善的气氛,并不是像其他音乐学院那样经常发生“割喉式竞争”。我真希望能够多待几天,听听这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首演,但是行程让我不得不错过它们。我本打算继续向萨尔茨堡音乐节出发,但由于奥地利要求检疫隔离,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然而,我其实哪里都不想去,只希望能留下来。卢塞恩虽小,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和情感的强大魅力,让你才刚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年再回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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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塞恩城市虽小,这里的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的魅力,让人刚刚动身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明年再来。


卢塞恩的街头演奏,图片:Patrick Hurlimann

宋佩芬

【OR  商业新媒体】

几乎到了午夜时分,但在卢塞恩市巴斯勒大街旁边的社区中心Sentitreff,狂欢者们仍然熙熙攘攘。每个人,从15岁到75岁都忍不住从座椅上站起来,随着克劳迪娅-马西卡乐团(Claudia Masika & Band)的音乐节拍舞蹈。

这一幕在12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由于疫情,卢塞恩音乐节从5周缩减为10天。沉寂了近一年之后,音乐节决定全面开放,节目包括驻场的卢塞恩节庆乐团(Luzern Festival Orchestra),“音乐之星”王羽佳、节庆学院和节庆当代乐团(LFCO),以及来自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交响乐团的演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在卢塞恩古老的城镇广场和街角表演的地方乐团:他们有来自乌克兰的胡达基村乐团(Hudaki Village Band),有来自波兰的Vołosi,以及由来自肯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及瑞士的团员组成的克劳迪娅-马西卡等。

卢塞恩音乐节成立于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了第一场盛大的音乐会。2002年,另一位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从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及独奏乐手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让他们每年8月到卢塞恩排练演出,从此开始了卢塞恩节庆乐团的传统。从那时起,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个美丽的瑞士小镇,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高兴回到有504年历史的Wilden Mann酒店,它可以消除我所有的旅行焦虑。坐落在卢塞恩的市中心,Wilden Mann酒店几乎就是我在卢塞恩的家。还是住在和去年来时的同一个房间,有能俯瞰神秘的 Zur alten Münz(致老铸币厂)建筑的小阁楼窗户。一想到可以享用酒店著名的当地菜肴--配了干邑腌制苏丹果的卢塞恩Chügeli馅饼,再喝上一杯当地的葡萄酒,就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留意到酒店的房客比去年多了许多,卢塞恩的街道上也处处可见游客。然而音乐节真的已经从疫情中迅速恢复元气了吗?音乐节的执行和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Michael Haefliger)告诉我,虽然音乐节已全面开放,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音乐厅只允许销售50%的座位,即使所有门票已经售罄,音乐节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和赞助商的支持。但门票销售并不是海弗里格最关心的问题,这位艺术总监更关心疫情的安全,除了确保乐团内部没有病例之外,还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不管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每位音乐家每周都必须进行两次病毒测试。为了防止意外,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另一个“B计划”。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外。就在节庆乐团客座指挥雅尼克•内泽-塞甘(Yannick Nézet-Séguin)的音乐会前两天,海弗里格接到电话,说内泽-塞甘生病了无法前来。消息传来时,将在该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王羽佳正准备登上从纽约飞往瑞士的航班。“他们说指挥家来不了,你能不能弹奏指挥?”对于许多钢琴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打击。“我觉得很高兴!”,刚刚与马勒室内乐团指挥弹奏了亚纳切克的《钢琴随想曲》之后,王羽佳在后台休息室里豪爽地笑著对我说。“我以前老说,弹钢琴协奏曲就像弹室内乐一样,不过范围大一点,人数多一点。若是还要指挥,我就更加喜欢了。” 她解释指挥让她与乐团更加亲和,更加融入音乐。她还强调,节庆乐团都是阿巴多自己挑选,由最好的音乐家组成的,每个人不论是独奏或指挥都非常在行。也因为如此,当晚的音乐会除了王羽佳弹奏指挥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一首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就全部由音乐家们彼此掌控,完全没有指挥。类似情况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2014年乐团团员为了悼念阿巴多过世,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演出了他生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的曲目--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我问王羽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是什么时候,“我22岁,2009年” 她回忆,“阿巴多一般都与像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这种级别的欧洲大师合作,有次他听了我一场独奏之后,指名开场音乐会要这个女孩!” 王羽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阿巴多合作,她在音乐节演奏了Prokofiev的钢琴协奏曲,后来还与阿巴多及节庆乐团到中国巡回。那是她14岁出国念书之后第一次回国公演。“我的家长、老师都好为我骄傲!” 不过她也只有在那一次和节庆乐团合作过,所以这次被邀请担任“音乐之星”特别兴奋。“我们需要尝试新事物!”,她决定自我挑战,除了那些很擅长、高难度的浪漫派晚期曲目之外,她还要尝试莫扎特、巴赫,“我甚至还考虑过要在古钢琴上弹巴赫,但是出于音效上的考量,最后还是决定以现代钢琴登场。”

王羽佳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来扩大她的音乐范畴,但也承认所面对挑战。当她同意接受音乐节的邀请时,疫情尚未发生,预定的曲目都是在那时候决定的。后来疫情来了,她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待了15个月,“我天天弹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再度回到舞台演出,感觉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还不时自问,当时为何会想挑选这些曲子?”

音乐节上她演奏了5首不同的钢琴协奏曲。“我想的曲子都比较特殊,和我很喜欢的俄罗斯指挥家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演出,我选了拉赫曼尼诺夫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号、第三号,但是很少人知道还有第四号,所以我选了它。” 和布达佩斯乐团的合作,她则挑了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协奏曲。我问她,这次指挥了三个曲目,是否会考虑像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一样成为指挥家?王羽佳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钢琴演奏与指挥同步,“不会考虑拿指挥棒上台的那种”。她指出巴伦博伊姆虽是钢琴家出生,但11岁就开始和阿巴多、梅塔(Zubin Mehta)等人在同一个班上学指挥,不是所有钢琴家都有他的能力。

到卢塞恩最让她开心的是,由于一年半都没有公开演出,到这里看到节庆乐团的团员全是合作过的老朋友,“真的就是鸡皮疙瘩起来那种感觉,我好久没公开演奏,真的好想念和其他音乐家一起,以及现场演出的那种能量。”

和王羽佳不同,台湾指挥家廖晓玲与音乐节的关系始于学生时代。她在2007年第一次到卢塞恩参加指挥大师班,接受布列兹(Pierre Boulez)和埃特沃斯(Peter Eötvös)的指导,由于表现杰出,在课程结束时被选为指挥斯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的《格鲁本》(Gruppen)的三位指挥之一。毕业之后,廖晓玲继续受到埃特沃斯的提拔,她第二次来到卢塞恩是在2016年,这一次她已经从学生晋升到客座指挥的身份。从那时起,她就成了音乐节当代音乐节目中的常客。 “每次回来都好像回家一样,学院好像一个大家庭。” 今年她在音乐节有两个项目,指挥了Kirsten Milenko、Victor Coltea和Samir Amarouch三位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以及布列兹已经50多年没被演奏的《Polyphonie X for 18 instruments》。“我很喜欢和当代作曲家合作,卢塞恩是个非常好的连结站。”

对此,我百分百同意地点头。我一到卢塞恩就把行李放在酒店,然后直奔节庆学院的排练。节庆学院大约有100名学生,除了器乐演奏家之外,还有8位作曲家和4位指挥家。看着作曲家和指挥家排练他们新完成的作品,一旁还有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Wolfgang Rihm)和学院的艺术总监兼联合教师迪特•阿曼 (Dieter Ammann)指点,我见证了一首全新的作品如何被完善的过程。在排练期间,我也有机会与其他作曲生交谈,他们有的来自遥远美国和中国,也有来自临近的西班牙和土耳其。他们都认为,学院有一种非常和善的气氛,并不是像其他音乐学院那样经常发生“割喉式竞争”。我真希望能够多待几天,听听这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首演,但是行程让我不得不错过它们。我本打算继续向萨尔茨堡音乐节出发,但由于奥地利要求检疫隔离,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然而,我其实哪里都不想去,只希望能留下来。卢塞恩虽小,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和情感的强大魅力,让你才刚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年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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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卢塞恩音乐节:沉寂之后,节拍重启

发布日期:2021-08-31 08:54
摘要:卢塞恩城市虽小,这里的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的魅力,让人刚刚动身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明年再来。


卢塞恩的街头演奏,图片:Patrick Hurlimann

宋佩芬

【OR  商业新媒体】

几乎到了午夜时分,但在卢塞恩市巴斯勒大街旁边的社区中心Sentitreff,狂欢者们仍然熙熙攘攘。每个人,从15岁到75岁都忍不住从座椅上站起来,随着克劳迪娅-马西卡乐团(Claudia Masika & Band)的音乐节拍舞蹈。

这一幕在12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去年由于疫情,卢塞恩音乐节从5周缩减为10天。沉寂了近一年之后,音乐节决定全面开放,节目包括驻场的卢塞恩节庆乐团(Luzern Festival Orchestra),“音乐之星”王羽佳、节庆学院和节庆当代乐团(LFCO),以及来自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交响乐团的演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在卢塞恩古老的城镇广场和街角表演的地方乐团:他们有来自乌克兰的胡达基村乐团(Hudaki Village Band),有来自波兰的Vołosi,以及由来自肯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及瑞士的团员组成的克劳迪娅-马西卡等。

卢塞恩音乐节成立于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了第一场盛大的音乐会。2002年,另一位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从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及独奏乐手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让他们每年8月到卢塞恩排练演出,从此开始了卢塞恩节庆乐团的传统。从那时起,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个美丽的瑞士小镇,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高兴回到有504年历史的Wilden Mann酒店,它可以消除我所有的旅行焦虑。坐落在卢塞恩的市中心,Wilden Mann酒店几乎就是我在卢塞恩的家。还是住在和去年来时的同一个房间,有能俯瞰神秘的 Zur alten Münz(致老铸币厂)建筑的小阁楼窗户。一想到可以享用酒店著名的当地菜肴--配了干邑腌制苏丹果的卢塞恩Chügeli馅饼,再喝上一杯当地的葡萄酒,就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留意到酒店的房客比去年多了许多,卢塞恩的街道上也处处可见游客。然而音乐节真的已经从疫情中迅速恢复元气了吗?音乐节的执行和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Michael Haefliger)告诉我,虽然音乐节已全面开放,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音乐厅只允许销售50%的座位,即使所有门票已经售罄,音乐节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和赞助商的支持。但门票销售并不是海弗里格最关心的问题,这位艺术总监更关心疫情的安全,除了确保乐团内部没有病例之外,还要为观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不管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每位音乐家每周都必须进行两次病毒测试。为了防止意外,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另一个“B计划”。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外。就在节庆乐团客座指挥雅尼克•内泽-塞甘(Yannick Nézet-Séguin)的音乐会前两天,海弗里格接到电话,说内泽-塞甘生病了无法前来。消息传来时,将在该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王羽佳正准备登上从纽约飞往瑞士的航班。“他们说指挥家来不了,你能不能弹奏指挥?”对于许多钢琴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打击。“我觉得很高兴!”,刚刚与马勒室内乐团指挥弹奏了亚纳切克的《钢琴随想曲》之后,王羽佳在后台休息室里豪爽地笑著对我说。“我以前老说,弹钢琴协奏曲就像弹室内乐一样,不过范围大一点,人数多一点。若是还要指挥,我就更加喜欢了。” 她解释指挥让她与乐团更加亲和,更加融入音乐。她还强调,节庆乐团都是阿巴多自己挑选,由最好的音乐家组成的,每个人不论是独奏或指挥都非常在行。也因为如此,当晚的音乐会除了王羽佳弹奏指挥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一首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就全部由音乐家们彼此掌控,完全没有指挥。类似情况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2014年乐团团员为了悼念阿巴多过世,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演出了他生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的曲目--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我问王羽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是什么时候,“我22岁,2009年” 她回忆,“阿巴多一般都与像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这种级别的欧洲大师合作,有次他听了我一场独奏之后,指名开场音乐会要这个女孩!” 王羽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阿巴多合作,她在音乐节演奏了Prokofiev的钢琴协奏曲,后来还与阿巴多及节庆乐团到中国巡回。那是她14岁出国念书之后第一次回国公演。“我的家长、老师都好为我骄傲!” 不过她也只有在那一次和节庆乐团合作过,所以这次被邀请担任“音乐之星”特别兴奋。“我们需要尝试新事物!”,她决定自我挑战,除了那些很擅长、高难度的浪漫派晚期曲目之外,她还要尝试莫扎特、巴赫,“我甚至还考虑过要在古钢琴上弹巴赫,但是出于音效上的考量,最后还是决定以现代钢琴登场。”

王羽佳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来扩大她的音乐范畴,但也承认所面对挑战。当她同意接受音乐节的邀请时,疫情尚未发生,预定的曲目都是在那时候决定的。后来疫情来了,她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待了15个月,“我天天弹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再度回到舞台演出,感觉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还不时自问,当时为何会想挑选这些曲子?”

音乐节上她演奏了5首不同的钢琴协奏曲。“我想的曲子都比较特殊,和我很喜欢的俄罗斯指挥家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演出,我选了拉赫曼尼诺夫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号、第三号,但是很少人知道还有第四号,所以我选了它。” 和布达佩斯乐团的合作,她则挑了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协奏曲。我问她,这次指挥了三个曲目,是否会考虑像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一样成为指挥家?王羽佳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钢琴演奏与指挥同步,“不会考虑拿指挥棒上台的那种”。她指出巴伦博伊姆虽是钢琴家出生,但11岁就开始和阿巴多、梅塔(Zubin Mehta)等人在同一个班上学指挥,不是所有钢琴家都有他的能力。

到卢塞恩最让她开心的是,由于一年半都没有公开演出,到这里看到节庆乐团的团员全是合作过的老朋友,“真的就是鸡皮疙瘩起来那种感觉,我好久没公开演奏,真的好想念和其他音乐家一起,以及现场演出的那种能量。”

和王羽佳不同,台湾指挥家廖晓玲与音乐节的关系始于学生时代。她在2007年第一次到卢塞恩参加指挥大师班,接受布列兹(Pierre Boulez)和埃特沃斯(Peter Eötvös)的指导,由于表现杰出,在课程结束时被选为指挥斯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的《格鲁本》(Gruppen)的三位指挥之一。毕业之后,廖晓玲继续受到埃特沃斯的提拔,她第二次来到卢塞恩是在2016年,这一次她已经从学生晋升到客座指挥的身份。从那时起,她就成了音乐节当代音乐节目中的常客。 “每次回来都好像回家一样,学院好像一个大家庭。” 今年她在音乐节有两个项目,指挥了Kirsten Milenko、Victor Coltea和Samir Amarouch三位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以及布列兹已经50多年没被演奏的《Polyphonie X for 18 instruments》。“我很喜欢和当代作曲家合作,卢塞恩是个非常好的连结站。”

对此,我百分百同意地点头。我一到卢塞恩就把行李放在酒店,然后直奔节庆学院的排练。节庆学院大约有100名学生,除了器乐演奏家之外,还有8位作曲家和4位指挥家。看着作曲家和指挥家排练他们新完成的作品,一旁还有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Wolfgang Rihm)和学院的艺术总监兼联合教师迪特•阿曼 (Dieter Ammann)指点,我见证了一首全新的作品如何被完善的过程。在排练期间,我也有机会与其他作曲生交谈,他们有的来自遥远美国和中国,也有来自临近的西班牙和土耳其。他们都认为,学院有一种非常和善的气氛,并不是像其他音乐学院那样经常发生“割喉式竞争”。我真希望能够多待几天,听听这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首演,但是行程让我不得不错过它们。我本打算继续向萨尔茨堡音乐节出发,但由于奥地利要求检疫隔离,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然而,我其实哪里都不想去,只希望能留下来。卢塞恩虽小,音乐节却有俘获心灵和情感的强大魅力,让你才刚离开,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年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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