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媒体缺乏解读政策的能力,而且它们也没有兴趣。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均贫富”能让一部分人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第二天,各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微妙的情绪在中国舆论场流传。

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遗憾的是,舆论往往是情绪化的、危言耸听,而错过真正关键的东西。

一、强调公平,来得早,比来得晚好。

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到2016年,统计局的数字为0.465,而西南财大的数字高达0.61,而北大的数字在0.5左右,业界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

某种程度上,贫富分化的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消失了。

从年入几十万的大厂员工反996开始,这一波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资本浪潮,最终以“大厂员工集体捐赠”结束。这带来的一个暗喻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要呼吁均贫富,这个国家的贫富分化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穷者已经完全消失在公共生活中,较富者觉得自己是贫者了。

穷者的确消失了。社交媒体上的纸醉金迷,凸显了顶层,同时也遮蔽了底层——就像电影中,豪宅下面隐秘的地下室中的人。所以,当总理说出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以下的时候,中国舆论场居然震惊了。一个国家14亿中,43%的人的生活状态,居然能产生震惊的效果。显然,当这6亿人沉默的人,最终强力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时候,社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在电影中,当地下室的人走出来时,上中产精致的派对,瞬间就被击得粉碎。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承诺,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保障。

所以对公平的诉求,早来比迟来好。

当然,理论上有更多的更优解,但基于社会现实,把很多因素在短期上视为不可改变,所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以及捐赠、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本是改革的一个必然进程,也是一个次优解。

二、二三次分配并非利空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城乡、地区、行业,所以,强调公平,并不指向互联网,但新兴行业盈利较高,不可避免的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但这对互联网企业、大企业来说,未必是一个利空。

撇开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这种,虽然是事实,但却会被问题套话的因素不谈。二、三次分配,从市场角度,也未必是坏事。

二、三次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边际消费递减原理。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是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有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简单的说,富人的钱多,但存在银行里不花,不参与经济循环,如果被拿出来给穷人,穷人处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一定会把这个钱花掉。一方面,这更加公平,这正是税收的原理。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能促进经济循环、发展,所以,收入分配越公平,基尼系数越小,则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投资,而现在更多的依靠消费。对加强内循环而言,消费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现在是讲内外双循环的时代,其中的内循环,就是要让低收入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大程度的参与经济循环。

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外向型企业,而是着眼消费的内循环性企业,更强的内循环,是有利于互联网公司的。特别是对于快手、趣头条、拼多多这样更强调下沉市场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加强二三次分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利好。从这一点来看,与社会共发展,绝非仅仅一句空话。

三,一次分配肯定互联网价值

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是,舆论忽略了更为关键的分配政策。

互联网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依靠、技术、知识、管理去提供新产品,建立新链接、创建新模式,构成新生态的。但现在,虽然群众受益其中,但其价值并不得到当下中国社会的认同,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外卖有价值吗?消费者的慵懒有价值吗?外卖平台的算法,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骑手身上提取(剥削)价值?电商创造价值吗?还是单纯从制造业剥削而来?游戏与短视频对经济有意义吗?这些才是中国新兴互联网产业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民间舆论场依据传统观念给出了回答:消费者的慵懒没有价值;算法不产生价值,仅仅是提取劳动的剥削工具;电商平台是在吸制造业的血;短视频、游戏则毫无意义。由此,在民间舆论场引发了从根本上否定互联网的呼声。

这些观念,当然是错误,是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顶层设计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近段时间,最早出现在2019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该决定在强调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之前,也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这个《决定》肯定了算法、游戏、视频,这些由知识、管理、技术为主要要素构成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肯定了互联网公司的意义、作用。

算法因为创造效率,从而创造价值;消费者的慵懒,本质上是市场评价;电商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联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本不可能有的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创造消费者福利,实实在在的在创造财富;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非实物的消费与生产已经是内循环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满足感的来源。

所以,肯定新要素,强调一次分配的市场评价、以效率为导向,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以二、三次分配带来公平,比在一次分配时就放弃效率,强调公平,更兼具改革精神与公平精神。

正如这次财经会议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一次分配的效率和二、三次分配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所以,加强与完善二、三次分配,与第一次分配中健全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舆论完全忽略了深层次的政策,把政策导向了误解。

四,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失掉了与改革的共振?

那么,为什么改革政策与社会舆论没有了良性互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关键,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随着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对自媒体而言,缺乏能力去深度解读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兴趣。对自媒体来说,一次分配政策中,干巴巴的新要素参与分配不会有流量。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的一部分——“均贫富”能让一部分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于是,一二三次分配政策,在民间舆论场,在互联网市场、在资本市场,都被导向了情绪化的解读。

与此同时,网民构成结构,从最初的大专、本科占主导,过度到初中占主导。自媒体崛起,会因为流量而主动贴合大众观念。而普罗大众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只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式的、重物质生产的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在无数人的转发选择中,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那些专家、大V,才能凸显出来,而那些市场化的声音,都消失在普罗大众的转发之中。这些凸显出来的无数自媒体,聚集起来,就可以设置话题、聚成舆论导向。

舆论产生后,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必须回应舆论,专家、智囊就会发挥作用。但专家也生活在社会中,会被影响,即便不被影响,也害怕舆论;而智库、高端媒体又是由专家组成。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就会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分,形成具体的政策,反过来影响中国经济。

于是,语文老师的文章;几个记者的情绪;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政策,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机制,再次加强。由此,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改革性的顶层政策相互响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已经阻碍了改革。

你能想象吗?当下深受观众欢迎的的大众思想节目、辩论节目的嘉宾,面对青年侃侃而谈,其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而顶层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指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如果说四十年前,解放思想,更多的是指干部、政府部门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各阶层,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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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对“三次分配”走向误读?

发布日期:2021-08-31 08:21
摘要:自媒体缺乏解读政策的能力,而且它们也没有兴趣。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均贫富”能让一部分人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第二天,各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微妙的情绪在中国舆论场流传。

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遗憾的是,舆论往往是情绪化的、危言耸听,而错过真正关键的东西。

一、强调公平,来得早,比来得晚好。

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到2016年,统计局的数字为0.465,而西南财大的数字高达0.61,而北大的数字在0.5左右,业界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

某种程度上,贫富分化的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消失了。

从年入几十万的大厂员工反996开始,这一波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资本浪潮,最终以“大厂员工集体捐赠”结束。这带来的一个暗喻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要呼吁均贫富,这个国家的贫富分化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穷者已经完全消失在公共生活中,较富者觉得自己是贫者了。

穷者的确消失了。社交媒体上的纸醉金迷,凸显了顶层,同时也遮蔽了底层——就像电影中,豪宅下面隐秘的地下室中的人。所以,当总理说出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以下的时候,中国舆论场居然震惊了。一个国家14亿中,43%的人的生活状态,居然能产生震惊的效果。显然,当这6亿人沉默的人,最终强力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时候,社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在电影中,当地下室的人走出来时,上中产精致的派对,瞬间就被击得粉碎。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承诺,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保障。

所以对公平的诉求,早来比迟来好。

当然,理论上有更多的更优解,但基于社会现实,把很多因素在短期上视为不可改变,所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以及捐赠、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本是改革的一个必然进程,也是一个次优解。

二、二三次分配并非利空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城乡、地区、行业,所以,强调公平,并不指向互联网,但新兴行业盈利较高,不可避免的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但这对互联网企业、大企业来说,未必是一个利空。

撇开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这种,虽然是事实,但却会被问题套话的因素不谈。二、三次分配,从市场角度,也未必是坏事。

二、三次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边际消费递减原理。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是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有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简单的说,富人的钱多,但存在银行里不花,不参与经济循环,如果被拿出来给穷人,穷人处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一定会把这个钱花掉。一方面,这更加公平,这正是税收的原理。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能促进经济循环、发展,所以,收入分配越公平,基尼系数越小,则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投资,而现在更多的依靠消费。对加强内循环而言,消费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现在是讲内外双循环的时代,其中的内循环,就是要让低收入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大程度的参与经济循环。

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外向型企业,而是着眼消费的内循环性企业,更强的内循环,是有利于互联网公司的。特别是对于快手、趣头条、拼多多这样更强调下沉市场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加强二三次分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利好。从这一点来看,与社会共发展,绝非仅仅一句空话。

三,一次分配肯定互联网价值

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是,舆论忽略了更为关键的分配政策。

互联网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依靠、技术、知识、管理去提供新产品,建立新链接、创建新模式,构成新生态的。但现在,虽然群众受益其中,但其价值并不得到当下中国社会的认同,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外卖有价值吗?消费者的慵懒有价值吗?外卖平台的算法,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骑手身上提取(剥削)价值?电商创造价值吗?还是单纯从制造业剥削而来?游戏与短视频对经济有意义吗?这些才是中国新兴互联网产业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民间舆论场依据传统观念给出了回答:消费者的慵懒没有价值;算法不产生价值,仅仅是提取劳动的剥削工具;电商平台是在吸制造业的血;短视频、游戏则毫无意义。由此,在民间舆论场引发了从根本上否定互联网的呼声。

这些观念,当然是错误,是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顶层设计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近段时间,最早出现在2019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该决定在强调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之前,也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这个《决定》肯定了算法、游戏、视频,这些由知识、管理、技术为主要要素构成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肯定了互联网公司的意义、作用。

算法因为创造效率,从而创造价值;消费者的慵懒,本质上是市场评价;电商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联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本不可能有的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创造消费者福利,实实在在的在创造财富;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非实物的消费与生产已经是内循环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满足感的来源。

所以,肯定新要素,强调一次分配的市场评价、以效率为导向,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以二、三次分配带来公平,比在一次分配时就放弃效率,强调公平,更兼具改革精神与公平精神。

正如这次财经会议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一次分配的效率和二、三次分配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所以,加强与完善二、三次分配,与第一次分配中健全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舆论完全忽略了深层次的政策,把政策导向了误解。

四,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失掉了与改革的共振?

那么,为什么改革政策与社会舆论没有了良性互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关键,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随着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对自媒体而言,缺乏能力去深度解读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兴趣。对自媒体来说,一次分配政策中,干巴巴的新要素参与分配不会有流量。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的一部分——“均贫富”能让一部分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于是,一二三次分配政策,在民间舆论场,在互联网市场、在资本市场,都被导向了情绪化的解读。

与此同时,网民构成结构,从最初的大专、本科占主导,过度到初中占主导。自媒体崛起,会因为流量而主动贴合大众观念。而普罗大众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只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式的、重物质生产的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在无数人的转发选择中,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那些专家、大V,才能凸显出来,而那些市场化的声音,都消失在普罗大众的转发之中。这些凸显出来的无数自媒体,聚集起来,就可以设置话题、聚成舆论导向。

舆论产生后,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必须回应舆论,专家、智囊就会发挥作用。但专家也生活在社会中,会被影响,即便不被影响,也害怕舆论;而智库、高端媒体又是由专家组成。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就会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分,形成具体的政策,反过来影响中国经济。

于是,语文老师的文章;几个记者的情绪;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政策,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机制,再次加强。由此,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改革性的顶层政策相互响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已经阻碍了改革。

你能想象吗?当下深受观众欢迎的的大众思想节目、辩论节目的嘉宾,面对青年侃侃而谈,其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而顶层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指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如果说四十年前,解放思想,更多的是指干部、政府部门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各阶层,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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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媒体缺乏解读政策的能力,而且它们也没有兴趣。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均贫富”能让一部分人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第二天,各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微妙的情绪在中国舆论场流传。

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遗憾的是,舆论往往是情绪化的、危言耸听,而错过真正关键的东西。

一、强调公平,来得早,比来得晚好。

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到2016年,统计局的数字为0.465,而西南财大的数字高达0.61,而北大的数字在0.5左右,业界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

某种程度上,贫富分化的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消失了。

从年入几十万的大厂员工反996开始,这一波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资本浪潮,最终以“大厂员工集体捐赠”结束。这带来的一个暗喻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要呼吁均贫富,这个国家的贫富分化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穷者已经完全消失在公共生活中,较富者觉得自己是贫者了。

穷者的确消失了。社交媒体上的纸醉金迷,凸显了顶层,同时也遮蔽了底层——就像电影中,豪宅下面隐秘的地下室中的人。所以,当总理说出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以下的时候,中国舆论场居然震惊了。一个国家14亿中,43%的人的生活状态,居然能产生震惊的效果。显然,当这6亿人沉默的人,最终强力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时候,社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在电影中,当地下室的人走出来时,上中产精致的派对,瞬间就被击得粉碎。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承诺,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保障。

所以对公平的诉求,早来比迟来好。

当然,理论上有更多的更优解,但基于社会现实,把很多因素在短期上视为不可改变,所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以及捐赠、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本是改革的一个必然进程,也是一个次优解。

二、二三次分配并非利空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城乡、地区、行业,所以,强调公平,并不指向互联网,但新兴行业盈利较高,不可避免的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但这对互联网企业、大企业来说,未必是一个利空。

撇开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这种,虽然是事实,但却会被问题套话的因素不谈。二、三次分配,从市场角度,也未必是坏事。

二、三次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边际消费递减原理。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是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有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简单的说,富人的钱多,但存在银行里不花,不参与经济循环,如果被拿出来给穷人,穷人处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一定会把这个钱花掉。一方面,这更加公平,这正是税收的原理。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能促进经济循环、发展,所以,收入分配越公平,基尼系数越小,则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投资,而现在更多的依靠消费。对加强内循环而言,消费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现在是讲内外双循环的时代,其中的内循环,就是要让低收入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大程度的参与经济循环。

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外向型企业,而是着眼消费的内循环性企业,更强的内循环,是有利于互联网公司的。特别是对于快手、趣头条、拼多多这样更强调下沉市场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加强二三次分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利好。从这一点来看,与社会共发展,绝非仅仅一句空话。

三,一次分配肯定互联网价值

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是,舆论忽略了更为关键的分配政策。

互联网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依靠、技术、知识、管理去提供新产品,建立新链接、创建新模式,构成新生态的。但现在,虽然群众受益其中,但其价值并不得到当下中国社会的认同,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外卖有价值吗?消费者的慵懒有价值吗?外卖平台的算法,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骑手身上提取(剥削)价值?电商创造价值吗?还是单纯从制造业剥削而来?游戏与短视频对经济有意义吗?这些才是中国新兴互联网产业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民间舆论场依据传统观念给出了回答:消费者的慵懒没有价值;算法不产生价值,仅仅是提取劳动的剥削工具;电商平台是在吸制造业的血;短视频、游戏则毫无意义。由此,在民间舆论场引发了从根本上否定互联网的呼声。

这些观念,当然是错误,是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顶层设计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近段时间,最早出现在2019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该决定在强调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之前,也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这个《决定》肯定了算法、游戏、视频,这些由知识、管理、技术为主要要素构成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肯定了互联网公司的意义、作用。

算法因为创造效率,从而创造价值;消费者的慵懒,本质上是市场评价;电商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联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本不可能有的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创造消费者福利,实实在在的在创造财富;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非实物的消费与生产已经是内循环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满足感的来源。

所以,肯定新要素,强调一次分配的市场评价、以效率为导向,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以二、三次分配带来公平,比在一次分配时就放弃效率,强调公平,更兼具改革精神与公平精神。

正如这次财经会议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一次分配的效率和二、三次分配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所以,加强与完善二、三次分配,与第一次分配中健全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舆论完全忽略了深层次的政策,把政策导向了误解。

四,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失掉了与改革的共振?

那么,为什么改革政策与社会舆论没有了良性互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关键,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随着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对自媒体而言,缺乏能力去深度解读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兴趣。对自媒体来说,一次分配政策中,干巴巴的新要素参与分配不会有流量。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的一部分——“均贫富”能让一部分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于是,一二三次分配政策,在民间舆论场,在互联网市场、在资本市场,都被导向了情绪化的解读。

与此同时,网民构成结构,从最初的大专、本科占主导,过度到初中占主导。自媒体崛起,会因为流量而主动贴合大众观念。而普罗大众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只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式的、重物质生产的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在无数人的转发选择中,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那些专家、大V,才能凸显出来,而那些市场化的声音,都消失在普罗大众的转发之中。这些凸显出来的无数自媒体,聚集起来,就可以设置话题、聚成舆论导向。

舆论产生后,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必须回应舆论,专家、智囊就会发挥作用。但专家也生活在社会中,会被影响,即便不被影响,也害怕舆论;而智库、高端媒体又是由专家组成。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就会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分,形成具体的政策,反过来影响中国经济。

于是,语文老师的文章;几个记者的情绪;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政策,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机制,再次加强。由此,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改革性的顶层政策相互响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已经阻碍了改革。

你能想象吗?当下深受观众欢迎的的大众思想节目、辩论节目的嘉宾,面对青年侃侃而谈,其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而顶层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指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如果说四十年前,解放思想,更多的是指干部、政府部门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各阶层,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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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对“三次分配”走向误读?

发布日期:2021-08-31 08:21
摘要:自媒体缺乏解读政策的能力,而且它们也没有兴趣。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均贫富”能让一部分人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



刘远举

【OR  商业新媒体】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第二天,各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微妙的情绪在中国舆论场流传。

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遗憾的是,舆论往往是情绪化的、危言耸听,而错过真正关键的东西。

一、强调公平,来得早,比来得晚好。

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到2016年,统计局的数字为0.465,而西南财大的数字高达0.61,而北大的数字在0.5左右,业界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

某种程度上,贫富分化的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消失了。

从年入几十万的大厂员工反996开始,这一波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资本浪潮,最终以“大厂员工集体捐赠”结束。这带来的一个暗喻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要呼吁均贫富,这个国家的贫富分化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穷者已经完全消失在公共生活中,较富者觉得自己是贫者了。

穷者的确消失了。社交媒体上的纸醉金迷,凸显了顶层,同时也遮蔽了底层——就像电影中,豪宅下面隐秘的地下室中的人。所以,当总理说出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以下的时候,中国舆论场居然震惊了。一个国家14亿中,43%的人的生活状态,居然能产生震惊的效果。显然,当这6亿人沉默的人,最终强力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时候,社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在电影中,当地下室的人走出来时,上中产精致的派对,瞬间就被击得粉碎。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承诺,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保障。

所以对公平的诉求,早来比迟来好。

当然,理论上有更多的更优解,但基于社会现实,把很多因素在短期上视为不可改变,所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以及捐赠、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本是改革的一个必然进程,也是一个次优解。

二、二三次分配并非利空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城乡、地区、行业,所以,强调公平,并不指向互联网,但新兴行业盈利较高,不可避免的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但这对互联网企业、大企业来说,未必是一个利空。

撇开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这种,虽然是事实,但却会被问题套话的因素不谈。二、三次分配,从市场角度,也未必是坏事。

二、三次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边际消费递减原理。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是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有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简单的说,富人的钱多,但存在银行里不花,不参与经济循环,如果被拿出来给穷人,穷人处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一定会把这个钱花掉。一方面,这更加公平,这正是税收的原理。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能促进经济循环、发展,所以,收入分配越公平,基尼系数越小,则居民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投资,而现在更多的依靠消费。对加强内循环而言,消费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现在是讲内外双循环的时代,其中的内循环,就是要让低收入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大程度的参与经济循环。

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外向型企业,而是着眼消费的内循环性企业,更强的内循环,是有利于互联网公司的。特别是对于快手、趣头条、拼多多这样更强调下沉市场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加强二三次分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利好。从这一点来看,与社会共发展,绝非仅仅一句空话。

三,一次分配肯定互联网价值

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是,舆论忽略了更为关键的分配政策。

互联网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依靠、技术、知识、管理去提供新产品,建立新链接、创建新模式,构成新生态的。但现在,虽然群众受益其中,但其价值并不得到当下中国社会的认同,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外卖有价值吗?消费者的慵懒有价值吗?外卖平台的算法,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骑手身上提取(剥削)价值?电商创造价值吗?还是单纯从制造业剥削而来?游戏与短视频对经济有意义吗?这些才是中国新兴互联网产业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民间舆论场依据传统观念给出了回答:消费者的慵懒没有价值;算法不产生价值,仅仅是提取劳动的剥削工具;电商平台是在吸制造业的血;短视频、游戏则毫无意义。由此,在民间舆论场引发了从根本上否定互联网的呼声。

这些观念,当然是错误,是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顶层设计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近段时间,最早出现在2019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该决定在强调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之前,也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这个《决定》肯定了算法、游戏、视频,这些由知识、管理、技术为主要要素构成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肯定了互联网公司的意义、作用。

算法因为创造效率,从而创造价值;消费者的慵懒,本质上是市场评价;电商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联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本不可能有的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创造消费者福利,实实在在的在创造财富;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非实物的消费与生产已经是内循环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满足感的来源。

所以,肯定新要素,强调一次分配的市场评价、以效率为导向,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以二、三次分配带来公平,比在一次分配时就放弃效率,强调公平,更兼具改革精神与公平精神。

正如这次财经会议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一次分配的效率和二、三次分配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所以,加强与完善二、三次分配,与第一次分配中健全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舆论完全忽略了深层次的政策,把政策导向了误解。

四,为什么民间舆论场失掉了与改革的共振?

那么,为什么改革政策与社会舆论没有了良性互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关键,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

传统媒体时代,市场化媒体精英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随着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精英消散,无法完成昔日功能。

对自媒体而言,缺乏能力去深度解读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兴趣。对自媒体来说,一次分配政策中,干巴巴的新要素参与分配不会有流量。自媒体需要的是能撩拨情绪的一部分——“均贫富”能让一部分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于是,一二三次分配政策,在民间舆论场,在互联网市场、在资本市场,都被导向了情绪化的解读。

与此同时,网民构成结构,从最初的大专、本科占主导,过度到初中占主导。自媒体崛起,会因为流量而主动贴合大众观念。而普罗大众不具有经济学的、市场的、营销的知识,只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式的、重物质生产的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在无数人的转发选择中,只有迎合这些观念的自媒体,那些专家、大V,才能凸显出来,而那些市场化的声音,都消失在普罗大众的转发之中。这些凸显出来的无数自媒体,聚集起来,就可以设置话题、聚成舆论导向。

舆论产生后,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必须回应舆论,专家、智囊就会发挥作用。但专家也生活在社会中,会被影响,即便不被影响,也害怕舆论;而智库、高端媒体又是由专家组成。最终,大众的错误观念,就会逐层传递到具体负责事务的部分,形成具体的政策,反过来影响中国经济。

于是,语文老师的文章;几个记者的情绪;甚至一条微博,都能通过十万加、热搜直接影响到具体部门的政策,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机制,再次加强。由此,民间舆论场不但不能与改革性的顶层政策相互响应,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阻碍改革的预言。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已经阻碍了改革。

你能想象吗?当下深受观众欢迎的的大众思想节目、辩论节目的嘉宾,面对青年侃侃而谈,其在思想光谱站位上,更倾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而顶层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指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如果说四十年前,解放思想,更多的是指干部、政府部门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让普罗大众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各阶层,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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