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



秦晖

【OR  商业新媒体】

“清真之国”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中国人往往自以为熟悉的巴基斯坦,这个号称“巴铁”的“永远不变的铁哥们”了。

首先应该肯定,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敌友是不能以道德、文化或其内政的优劣为唯一标准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即便喜欢搞“价值观外交”的美国,对我们所说“巴铁”的以上情况心知肚明,但起初为反共,后来为制印,接着为抗苏,至今为反恐,仍不能不长期与巴基斯坦维持盟友关系。中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需要,关系密切,完全可以理解。笔者不希望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外交选择在此发生矛盾。

但是关系越密切,越需要互相深入了解。据说,婚前越是浪漫冲昏头脑的夫妇,婚后离异率和互相伤害率越高。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由于舆论环境影响,这些年宣传“巴铁”确实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典型的就是几年前一位央视女主持居然在荧屏上大讲她访巴时一位“一米九高个的硬汉”士兵持枪陪她购物,“端起他那AK47(步枪)跟老板说”:对中国人必须卖一送一!而台下观众居然热烈鼓掌。我的天!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巴国的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长处。除了勤劳勇敢、山川奇秀、文明悠久、资源丰富这类场面上常讲的好话外,巴基斯坦还是少有的基本维持了民主制度、牢固坚持了世俗政府的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军队时有干政,三军情报局被批评为“国中之国”,还有过几度军人政变和独裁,但最终都和平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即使在军政府治下,巴基斯坦也还是凯末尔式的世俗威权,不搞政教合一,不搞全方位的极权。在穆斯林国家中,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里要指出:我国工具书常把“巴基斯坦”之名直接意解为“清真之国”,这其实不对。巴基斯坦之名实际上源出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的奠基人乔杜里•阿里(1897-1951)。早在“国父”真纳之前,1933年阿里就在英国写出了“巴基斯坦宣言”(原文题为《现在干,或永远不:永生与灭亡之选》)。其中创造的 “Pak(i)stan”一词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当时也被称为阿富汗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五个当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民族区域称谓缩写而成。巧的是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该词都与“纯洁之地”同音。但这“纯洁”并非宗教含义,与中文“清真”专指伊斯兰是不同的。

不过,该国的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来出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也确实是政教合一体制,而巴基斯坦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把她看成“清真之国”其实也没大错。

准世俗国家,发展中的民主

当然,严格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应该有“国教”之说,不过公认是政教分离的一些西方国家,宪法里也偶有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提法。但只要宗教领袖没有世俗权力,信仰自由得到确实尊重,公职人员不必专信特定宗教,这种提法并不影响其政教分离的实质。在这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伊朗虽然都号称“伊斯兰共和国”,实际还是很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并无伊朗式的兼有政教两权的“最高领袖”,虽然人口构成决定了其高官基本都是穆斯林,却都没有神职。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的国家,却曾有过什叶派的军队统帅,其最重要的民选总统阿里.布托也是一位什叶派。巴基斯坦的政党结构也是世俗性的左(人民党)、中(正义运动)、右(穆斯林联盟)为主的格局,身份性的教派党和族裔党都很边缘化。这一点甚至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族一党”和北爱尔兰的“一教一党”还更接近于经典的现代格局。显然,巴基斯坦基本上还是个世俗国家,与印度一样,这应该是英印留下的制度遗产。

但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世俗国家中,巴基斯坦又可以说是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1947年次大陆最严重的宗教冲突中建立的,推动建国的主力穆哈吉尔人(原意即“移民”)就是因坚持宗教信仰,才背井离乡建立了“清真之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比一般世俗国家更密切。而在产生穆哈吉尔人的那场灾难中,同时也有更多的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受威胁遭迫害而逃到今天的印度——按通常的说法,当时有700万印度教徒和非穆斯林由巴逃印,而由印逃巴的“穆哈吉尔”则有400万。而且这些由双方宗教仇恨产生的移民在巴国政治中的影响比印度要大。

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官方发动的宗教狂热,但民间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并不少。今天巴境内的印度教徒已经很少,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要多得多。当初印巴分治时,国父真纳希望巴基斯坦成为次大陆穆斯林的单一祖国。现在巴基斯坦国民也的确几乎都是穆斯林(96%)。但由于留印穆斯林的存在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今天次大陆穆斯林在印、巴、孟的数量其实相差不大。而印度的印度教色彩要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色彩淡得多。

因此可以说,尽管英印世俗政治的影响使独立后的印巴两国都继承了这种现代政治文明,但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冲突遗产,使得巴基斯坦政治的世俗性又不如印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她的政治世俗性是最高之一。

与印度类似,多民族的巴基斯坦历史上民族冲突严重,近代土邦林立,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分治后两国都是靠追求宪政民主的“共同底线”超越族群凝聚了国民,靠“左右分野”淡化了族群对立,从而得以从无到有地形成了现代国族认同。对于历史上并无“秦制”传统的次大陆而言,这是比经济发展更困难的“政治奇迹”——对此比较一下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就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宗教更为多元的印度更为典型。在基本由穆斯林构成的巴基斯坦,伊斯兰认同对“伊斯兰共和国”自然不是可有可无。不过看看单一穆斯林化比巴国更典型的阿富汗就知道,仅有这种宗教一致,是远不足以凝聚国民的。

与宪政民主从未中断、军人政变与暴力革命均未发生的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与军人专政曾多次反复。但总的来说每次专政的时间都比上次短,力度也比上次弱,而且每次最终都是和平地还政于民,从没出现暴力革命。1958-1971年的阿尤布汗-叶海亚汗军人专政为时13年,1977-1988年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持续11年,而1999-2008年的最近一次穆沙拉夫军政府维持了9年。此后民主恢复至今已13年。总体而言,自1947年独立至今的74年里,巴基斯坦有33年在军人威权下,41年在宪政体制中,而且宪政的持续性和军政府的不可持续性都在增长。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巴基斯坦三次军人威权都是在反苏或“反恐”时期:叶海亚汗执政时对抗苏印联盟,齐亚哈克对抗苏军侵阿,而穆沙拉夫则与美国联合“反恐”,有趣的是三次都不仅迎合了美国,而且迎合了中国。不仅成了中国的“巴铁”,而且其实更是美国的“巴铁”——追求宪政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而威权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功利外交”。这比仅符合功利外交的中巴关系似乎更“铁”。

基于上述,虽然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仍是“发展中的”状态,进两步,退一步,不仅与成熟民主国家乃至东亚民主地区大有差距,比印度也落后不少。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治指标,巴基斯坦的“脆弱国家指数”为92.1,在178个表列国中“不稳定”程度排名第25,属于“警报”级。“民主指数”4.31,在167国中排名第105,属于“(民主与威权的)混合政体”。“自由指数”为38(最高为100),属于“部分自由”。其中“新闻自由”指数46.86,在180国中“不自由”程度排第145,表示“新闻自由但面临困境”。“腐败感知指数”为31,在180国中排第124,属于比较腐败(注1)。这些指标并不理想,且多数都比印度差,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仍是上乘。

就经济发展而言,独立以来巴基斯坦起起伏伏,总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除石油输出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中也算好的,但这个增长率仍低于印度。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巴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总之,巴基斯坦虽有种种问题,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她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第二任期前)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亮点,符合美国外交的价值取向。而她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也大体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巴铁”。直到最近美巴裂痕因阿富汗剧变而加大之前——同时也是中国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之前,美国对巴的援助长期以来都远远高于中国,美巴的合作也远比中巴密切。中巴如果说是“友好”关系,美巴则其实长期都是同盟。

中国的“巴铁”,从布托开始

实际上,在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反苏期间,巴基斯坦同时对中美友好并不矛盾。但在此前的中苏同盟时期,美巴联盟则是与此对立的。因此巴基斯坦做美国“巴铁”的时间其实更长。冷战前期的1950年代,主要是1959年西藏事件之前,中印关系曾十分亲密。巴基斯坦则极度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搞的两个“亚洲北约”、模仿北约模式的反共反中苏冷战同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积极的成员国。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建交较早,也不主动得罪中国,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如此站队,与中国的关系就不会好。

当时反倒是印度不仅拒绝参加这些冷战同盟,还经常与中国一起批评这两个亲美“朋友圈”。而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天生的对头,中印交好,中巴就容易交恶。印巴只是国家利益冲突,两国从英印脱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还是相仿的。而中国却是与印巴的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共产国家”。在那个冷战时代,巴国不少人对中国的戒心甚至大于对印度。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时,建国以来就与印度为敌的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府还因“恐华”而企图与印度化敌为友,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务联盟”。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阿里.布托阻止了他(注2)。

布托基于他的左派倾向,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适逢当时中国与美结仇后又与苏闹翻,希望打破孤立而对巴示好。1963年布托代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同时印度1962年败于中国,也使巴基斯坦看轻印度,乃至1965年向印度挑战,要“解放”克什米尔,结果大败。1971年又遭到更大的打击:不堪忍受军政府暴政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印度支持下独立,巴军主力在孟战败投降,实际上是被印军歼灭。巴基斯坦失去半壁山河。外强中干不得民心的“战狼”叶海亚汗随即垮台。左翼民主派阿里.布托上台后,大幅改变政策,一方面主动出访孟加拉,承认该国独立,并为巴军政府的暴行道歉,另一方面面对强印,巴基斯坦更加靠拢事实证明能够打败印度的中国,在不损害与美关系的前提下向中国“一面倒”。应该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就是从这时起,才从一般性的“睦邻”逐渐变成“巴铁”的。

阿里.布托是巴历史上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他成为中国的“巴铁”可能不仅出于利害考虑。但后来他被齐亚哈克军政府杀害,军政府继续对华友好就完全出于以中-巴-美“连横”对付苏-印-阿“合纵”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不仅同时成为中美的“巴铁”,而且对中美化敌为友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就是巴基斯坦精心安排的。显然,这时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巴联手制美的问题。中巴美联手制苏印,才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中巴差异大于中印差异

实际上,在除了国际博弈利害的几乎所有方面,中巴间的差异都大于中印。

儒家、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区别很大。但中国至少宪法规定是个“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印度当然也是。而巴基斯坦正如上面所说,虽然也继承了英印的世俗政治,但作为“伊斯兰共和国”,信仰的排他性还是比印度明显一些。

在社会制度方面,我国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印度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不搞中国式的激进土改,所以还是“半封建”的旧社会。其实国际上流行的说法却是:巴基斯坦没像印度那样搞了(虽然不那么激进的)土改,所以“封建地主”更为强大。上文关于塔利班社会土壤的分析,表明此说有一定道理。

印度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苏联的说法,印度自己叫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的左翼改良党、尼赫鲁父女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自不待言,甚至共产党——还是比老印共更左的、在中苏争论中一度亲华的印共(马),也靠着民选,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喀拉拉乃至很重要的西孟加拉等三个“红邦”长期执政30年之久。印度没有国家层面的“暴力革命”,但极端的印共毛派武装在局部基层乡村的暴力活动也是众所周知。根据宪政国家国防军不用于内斗的原则,他们面对的只是警察的镇压。同情他们的话语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也可以发表。

而巴基斯坦呢?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左翼改良派阿里.布托都被军政府杀害。他的女儿也是政治继承人贝娜齐尔前几年也被暗杀(一种说法就是达鲁•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即培养塔利班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干的)。共产党更是被打压得根本出不了头。至于“毛派”文人也有几个,除了写点文字在国外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而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对共产党的仇恨,从20年前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之骇人听闻可见一斑:当时在阿富汗抗苏十余年的各派武装,尤其是马苏德等非普什图武装推翻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后,该党末任首领纳吉布拉还可以在联合国阿富汗机构受庇护4年之久,甚至马苏德不敌塔利班而准备撤出首都时,还想救他一命,两次劝他同行。纳吉布拉可能以为他从未与以前闻所未闻的塔利班为敌,没有听从马苏德劝告。结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打进喀布尔后,立即将纳吉布拉从联合国机构拖出,首先以酷刑阉割了他,切掉他的十指,把他拖在汽车后面,在大街上当众折磨致死,还把尸体吊起来示众……如今这些人被美军赶跑20年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这里却有人称赞他们是学习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阿富汗解放军”,官媒更是频频报道他们的“仁义之师”形象,说不能只看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改恶从善。……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吧。

总之,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话说回来,即便就是当年布托那样的真诚左派,最擅长的(与我们这里的“左派”恰恰相反)就是为弱者向官府或开发商维权、组织工会、支持农民抵制圈地、都市贫民抵制强拆等等。而这正是如今海外中资最害怕的事,没了也罢。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外交也就这样,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已。美国人与苏联作对,两强争霸各自谋私也就是了。他却要帮阿富汗人搞什么民主——不是美国替阿国的民做主,而是让阿国的民自己做主,哪怕他们做主把本国资源都交给美国的对手中国人去开发,美国人还得出钱出命替他们当保安防盗驱匪让他们安心赚钱。在伊拉克这么傻还不够,还傻到阿富汗来了。……如今巴基斯坦可把美国坑了个惨,美国与当年他们的“巴铁”也渐行渐远,而中国开始接替美国给巴基斯坦(将来或许还给阿富汗)更大规模地砸钱。中巴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外交辞令也不妨再高调些。只是我们别把这种关系真想象得那么浪漫、像那位央视女主持那样把AK47枪口下的一笔生意都解读成兄弟情义就行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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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看“巴铁”

发布日期:2021-08-27 13:35
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



秦晖

【OR  商业新媒体】

“清真之国”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中国人往往自以为熟悉的巴基斯坦,这个号称“巴铁”的“永远不变的铁哥们”了。

首先应该肯定,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敌友是不能以道德、文化或其内政的优劣为唯一标准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即便喜欢搞“价值观外交”的美国,对我们所说“巴铁”的以上情况心知肚明,但起初为反共,后来为制印,接着为抗苏,至今为反恐,仍不能不长期与巴基斯坦维持盟友关系。中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需要,关系密切,完全可以理解。笔者不希望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外交选择在此发生矛盾。

但是关系越密切,越需要互相深入了解。据说,婚前越是浪漫冲昏头脑的夫妇,婚后离异率和互相伤害率越高。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由于舆论环境影响,这些年宣传“巴铁”确实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典型的就是几年前一位央视女主持居然在荧屏上大讲她访巴时一位“一米九高个的硬汉”士兵持枪陪她购物,“端起他那AK47(步枪)跟老板说”:对中国人必须卖一送一!而台下观众居然热烈鼓掌。我的天!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巴国的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长处。除了勤劳勇敢、山川奇秀、文明悠久、资源丰富这类场面上常讲的好话外,巴基斯坦还是少有的基本维持了民主制度、牢固坚持了世俗政府的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军队时有干政,三军情报局被批评为“国中之国”,还有过几度军人政变和独裁,但最终都和平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即使在军政府治下,巴基斯坦也还是凯末尔式的世俗威权,不搞政教合一,不搞全方位的极权。在穆斯林国家中,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里要指出:我国工具书常把“巴基斯坦”之名直接意解为“清真之国”,这其实不对。巴基斯坦之名实际上源出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的奠基人乔杜里•阿里(1897-1951)。早在“国父”真纳之前,1933年阿里就在英国写出了“巴基斯坦宣言”(原文题为《现在干,或永远不:永生与灭亡之选》)。其中创造的 “Pak(i)stan”一词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当时也被称为阿富汗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五个当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民族区域称谓缩写而成。巧的是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该词都与“纯洁之地”同音。但这“纯洁”并非宗教含义,与中文“清真”专指伊斯兰是不同的。

不过,该国的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来出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也确实是政教合一体制,而巴基斯坦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把她看成“清真之国”其实也没大错。

准世俗国家,发展中的民主

当然,严格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应该有“国教”之说,不过公认是政教分离的一些西方国家,宪法里也偶有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提法。但只要宗教领袖没有世俗权力,信仰自由得到确实尊重,公职人员不必专信特定宗教,这种提法并不影响其政教分离的实质。在这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伊朗虽然都号称“伊斯兰共和国”,实际还是很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并无伊朗式的兼有政教两权的“最高领袖”,虽然人口构成决定了其高官基本都是穆斯林,却都没有神职。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的国家,却曾有过什叶派的军队统帅,其最重要的民选总统阿里.布托也是一位什叶派。巴基斯坦的政党结构也是世俗性的左(人民党)、中(正义运动)、右(穆斯林联盟)为主的格局,身份性的教派党和族裔党都很边缘化。这一点甚至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族一党”和北爱尔兰的“一教一党”还更接近于经典的现代格局。显然,巴基斯坦基本上还是个世俗国家,与印度一样,这应该是英印留下的制度遗产。

但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世俗国家中,巴基斯坦又可以说是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1947年次大陆最严重的宗教冲突中建立的,推动建国的主力穆哈吉尔人(原意即“移民”)就是因坚持宗教信仰,才背井离乡建立了“清真之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比一般世俗国家更密切。而在产生穆哈吉尔人的那场灾难中,同时也有更多的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受威胁遭迫害而逃到今天的印度——按通常的说法,当时有700万印度教徒和非穆斯林由巴逃印,而由印逃巴的“穆哈吉尔”则有400万。而且这些由双方宗教仇恨产生的移民在巴国政治中的影响比印度要大。

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官方发动的宗教狂热,但民间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并不少。今天巴境内的印度教徒已经很少,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要多得多。当初印巴分治时,国父真纳希望巴基斯坦成为次大陆穆斯林的单一祖国。现在巴基斯坦国民也的确几乎都是穆斯林(96%)。但由于留印穆斯林的存在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今天次大陆穆斯林在印、巴、孟的数量其实相差不大。而印度的印度教色彩要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色彩淡得多。

因此可以说,尽管英印世俗政治的影响使独立后的印巴两国都继承了这种现代政治文明,但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冲突遗产,使得巴基斯坦政治的世俗性又不如印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她的政治世俗性是最高之一。

与印度类似,多民族的巴基斯坦历史上民族冲突严重,近代土邦林立,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分治后两国都是靠追求宪政民主的“共同底线”超越族群凝聚了国民,靠“左右分野”淡化了族群对立,从而得以从无到有地形成了现代国族认同。对于历史上并无“秦制”传统的次大陆而言,这是比经济发展更困难的“政治奇迹”——对此比较一下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就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宗教更为多元的印度更为典型。在基本由穆斯林构成的巴基斯坦,伊斯兰认同对“伊斯兰共和国”自然不是可有可无。不过看看单一穆斯林化比巴国更典型的阿富汗就知道,仅有这种宗教一致,是远不足以凝聚国民的。

与宪政民主从未中断、军人政变与暴力革命均未发生的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与军人专政曾多次反复。但总的来说每次专政的时间都比上次短,力度也比上次弱,而且每次最终都是和平地还政于民,从没出现暴力革命。1958-1971年的阿尤布汗-叶海亚汗军人专政为时13年,1977-1988年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持续11年,而1999-2008年的最近一次穆沙拉夫军政府维持了9年。此后民主恢复至今已13年。总体而言,自1947年独立至今的74年里,巴基斯坦有33年在军人威权下,41年在宪政体制中,而且宪政的持续性和军政府的不可持续性都在增长。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巴基斯坦三次军人威权都是在反苏或“反恐”时期:叶海亚汗执政时对抗苏印联盟,齐亚哈克对抗苏军侵阿,而穆沙拉夫则与美国联合“反恐”,有趣的是三次都不仅迎合了美国,而且迎合了中国。不仅成了中国的“巴铁”,而且其实更是美国的“巴铁”——追求宪政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而威权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功利外交”。这比仅符合功利外交的中巴关系似乎更“铁”。

基于上述,虽然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仍是“发展中的”状态,进两步,退一步,不仅与成熟民主国家乃至东亚民主地区大有差距,比印度也落后不少。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治指标,巴基斯坦的“脆弱国家指数”为92.1,在178个表列国中“不稳定”程度排名第25,属于“警报”级。“民主指数”4.31,在167国中排名第105,属于“(民主与威权的)混合政体”。“自由指数”为38(最高为100),属于“部分自由”。其中“新闻自由”指数46.86,在180国中“不自由”程度排第145,表示“新闻自由但面临困境”。“腐败感知指数”为31,在180国中排第124,属于比较腐败(注1)。这些指标并不理想,且多数都比印度差,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仍是上乘。

就经济发展而言,独立以来巴基斯坦起起伏伏,总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除石油输出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中也算好的,但这个增长率仍低于印度。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巴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总之,巴基斯坦虽有种种问题,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她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第二任期前)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亮点,符合美国外交的价值取向。而她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也大体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巴铁”。直到最近美巴裂痕因阿富汗剧变而加大之前——同时也是中国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之前,美国对巴的援助长期以来都远远高于中国,美巴的合作也远比中巴密切。中巴如果说是“友好”关系,美巴则其实长期都是同盟。

中国的“巴铁”,从布托开始

实际上,在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反苏期间,巴基斯坦同时对中美友好并不矛盾。但在此前的中苏同盟时期,美巴联盟则是与此对立的。因此巴基斯坦做美国“巴铁”的时间其实更长。冷战前期的1950年代,主要是1959年西藏事件之前,中印关系曾十分亲密。巴基斯坦则极度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搞的两个“亚洲北约”、模仿北约模式的反共反中苏冷战同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积极的成员国。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建交较早,也不主动得罪中国,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如此站队,与中国的关系就不会好。

当时反倒是印度不仅拒绝参加这些冷战同盟,还经常与中国一起批评这两个亲美“朋友圈”。而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天生的对头,中印交好,中巴就容易交恶。印巴只是国家利益冲突,两国从英印脱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还是相仿的。而中国却是与印巴的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共产国家”。在那个冷战时代,巴国不少人对中国的戒心甚至大于对印度。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时,建国以来就与印度为敌的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府还因“恐华”而企图与印度化敌为友,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务联盟”。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阿里.布托阻止了他(注2)。

布托基于他的左派倾向,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适逢当时中国与美结仇后又与苏闹翻,希望打破孤立而对巴示好。1963年布托代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同时印度1962年败于中国,也使巴基斯坦看轻印度,乃至1965年向印度挑战,要“解放”克什米尔,结果大败。1971年又遭到更大的打击:不堪忍受军政府暴政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印度支持下独立,巴军主力在孟战败投降,实际上是被印军歼灭。巴基斯坦失去半壁山河。外强中干不得民心的“战狼”叶海亚汗随即垮台。左翼民主派阿里.布托上台后,大幅改变政策,一方面主动出访孟加拉,承认该国独立,并为巴军政府的暴行道歉,另一方面面对强印,巴基斯坦更加靠拢事实证明能够打败印度的中国,在不损害与美关系的前提下向中国“一面倒”。应该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就是从这时起,才从一般性的“睦邻”逐渐变成“巴铁”的。

阿里.布托是巴历史上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他成为中国的“巴铁”可能不仅出于利害考虑。但后来他被齐亚哈克军政府杀害,军政府继续对华友好就完全出于以中-巴-美“连横”对付苏-印-阿“合纵”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不仅同时成为中美的“巴铁”,而且对中美化敌为友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就是巴基斯坦精心安排的。显然,这时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巴联手制美的问题。中巴美联手制苏印,才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中巴差异大于中印差异

实际上,在除了国际博弈利害的几乎所有方面,中巴间的差异都大于中印。

儒家、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区别很大。但中国至少宪法规定是个“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印度当然也是。而巴基斯坦正如上面所说,虽然也继承了英印的世俗政治,但作为“伊斯兰共和国”,信仰的排他性还是比印度明显一些。

在社会制度方面,我国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印度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不搞中国式的激进土改,所以还是“半封建”的旧社会。其实国际上流行的说法却是:巴基斯坦没像印度那样搞了(虽然不那么激进的)土改,所以“封建地主”更为强大。上文关于塔利班社会土壤的分析,表明此说有一定道理。

印度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苏联的说法,印度自己叫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的左翼改良党、尼赫鲁父女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自不待言,甚至共产党——还是比老印共更左的、在中苏争论中一度亲华的印共(马),也靠着民选,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喀拉拉乃至很重要的西孟加拉等三个“红邦”长期执政30年之久。印度没有国家层面的“暴力革命”,但极端的印共毛派武装在局部基层乡村的暴力活动也是众所周知。根据宪政国家国防军不用于内斗的原则,他们面对的只是警察的镇压。同情他们的话语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也可以发表。

而巴基斯坦呢?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左翼改良派阿里.布托都被军政府杀害。他的女儿也是政治继承人贝娜齐尔前几年也被暗杀(一种说法就是达鲁•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即培养塔利班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干的)。共产党更是被打压得根本出不了头。至于“毛派”文人也有几个,除了写点文字在国外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而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对共产党的仇恨,从20年前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之骇人听闻可见一斑:当时在阿富汗抗苏十余年的各派武装,尤其是马苏德等非普什图武装推翻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后,该党末任首领纳吉布拉还可以在联合国阿富汗机构受庇护4年之久,甚至马苏德不敌塔利班而准备撤出首都时,还想救他一命,两次劝他同行。纳吉布拉可能以为他从未与以前闻所未闻的塔利班为敌,没有听从马苏德劝告。结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打进喀布尔后,立即将纳吉布拉从联合国机构拖出,首先以酷刑阉割了他,切掉他的十指,把他拖在汽车后面,在大街上当众折磨致死,还把尸体吊起来示众……如今这些人被美军赶跑20年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这里却有人称赞他们是学习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阿富汗解放军”,官媒更是频频报道他们的“仁义之师”形象,说不能只看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改恶从善。……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吧。

总之,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话说回来,即便就是当年布托那样的真诚左派,最擅长的(与我们这里的“左派”恰恰相反)就是为弱者向官府或开发商维权、组织工会、支持农民抵制圈地、都市贫民抵制强拆等等。而这正是如今海外中资最害怕的事,没了也罢。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外交也就这样,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已。美国人与苏联作对,两强争霸各自谋私也就是了。他却要帮阿富汗人搞什么民主——不是美国替阿国的民做主,而是让阿国的民自己做主,哪怕他们做主把本国资源都交给美国的对手中国人去开发,美国人还得出钱出命替他们当保安防盗驱匪让他们安心赚钱。在伊拉克这么傻还不够,还傻到阿富汗来了。……如今巴基斯坦可把美国坑了个惨,美国与当年他们的“巴铁”也渐行渐远,而中国开始接替美国给巴基斯坦(将来或许还给阿富汗)更大规模地砸钱。中巴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外交辞令也不妨再高调些。只是我们别把这种关系真想象得那么浪漫、像那位央视女主持那样把AK47枪口下的一笔生意都解读成兄弟情义就行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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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



秦晖

【OR  商业新媒体】

“清真之国”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中国人往往自以为熟悉的巴基斯坦,这个号称“巴铁”的“永远不变的铁哥们”了。

首先应该肯定,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敌友是不能以道德、文化或其内政的优劣为唯一标准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即便喜欢搞“价值观外交”的美国,对我们所说“巴铁”的以上情况心知肚明,但起初为反共,后来为制印,接着为抗苏,至今为反恐,仍不能不长期与巴基斯坦维持盟友关系。中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需要,关系密切,完全可以理解。笔者不希望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外交选择在此发生矛盾。

但是关系越密切,越需要互相深入了解。据说,婚前越是浪漫冲昏头脑的夫妇,婚后离异率和互相伤害率越高。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由于舆论环境影响,这些年宣传“巴铁”确实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典型的就是几年前一位央视女主持居然在荧屏上大讲她访巴时一位“一米九高个的硬汉”士兵持枪陪她购物,“端起他那AK47(步枪)跟老板说”:对中国人必须卖一送一!而台下观众居然热烈鼓掌。我的天!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巴国的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长处。除了勤劳勇敢、山川奇秀、文明悠久、资源丰富这类场面上常讲的好话外,巴基斯坦还是少有的基本维持了民主制度、牢固坚持了世俗政府的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军队时有干政,三军情报局被批评为“国中之国”,还有过几度军人政变和独裁,但最终都和平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即使在军政府治下,巴基斯坦也还是凯末尔式的世俗威权,不搞政教合一,不搞全方位的极权。在穆斯林国家中,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里要指出:我国工具书常把“巴基斯坦”之名直接意解为“清真之国”,这其实不对。巴基斯坦之名实际上源出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的奠基人乔杜里•阿里(1897-1951)。早在“国父”真纳之前,1933年阿里就在英国写出了“巴基斯坦宣言”(原文题为《现在干,或永远不:永生与灭亡之选》)。其中创造的 “Pak(i)stan”一词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当时也被称为阿富汗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五个当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民族区域称谓缩写而成。巧的是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该词都与“纯洁之地”同音。但这“纯洁”并非宗教含义,与中文“清真”专指伊斯兰是不同的。

不过,该国的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来出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也确实是政教合一体制,而巴基斯坦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把她看成“清真之国”其实也没大错。

准世俗国家,发展中的民主

当然,严格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应该有“国教”之说,不过公认是政教分离的一些西方国家,宪法里也偶有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提法。但只要宗教领袖没有世俗权力,信仰自由得到确实尊重,公职人员不必专信特定宗教,这种提法并不影响其政教分离的实质。在这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伊朗虽然都号称“伊斯兰共和国”,实际还是很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并无伊朗式的兼有政教两权的“最高领袖”,虽然人口构成决定了其高官基本都是穆斯林,却都没有神职。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的国家,却曾有过什叶派的军队统帅,其最重要的民选总统阿里.布托也是一位什叶派。巴基斯坦的政党结构也是世俗性的左(人民党)、中(正义运动)、右(穆斯林联盟)为主的格局,身份性的教派党和族裔党都很边缘化。这一点甚至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族一党”和北爱尔兰的“一教一党”还更接近于经典的现代格局。显然,巴基斯坦基本上还是个世俗国家,与印度一样,这应该是英印留下的制度遗产。

但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世俗国家中,巴基斯坦又可以说是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1947年次大陆最严重的宗教冲突中建立的,推动建国的主力穆哈吉尔人(原意即“移民”)就是因坚持宗教信仰,才背井离乡建立了“清真之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比一般世俗国家更密切。而在产生穆哈吉尔人的那场灾难中,同时也有更多的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受威胁遭迫害而逃到今天的印度——按通常的说法,当时有700万印度教徒和非穆斯林由巴逃印,而由印逃巴的“穆哈吉尔”则有400万。而且这些由双方宗教仇恨产生的移民在巴国政治中的影响比印度要大。

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官方发动的宗教狂热,但民间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并不少。今天巴境内的印度教徒已经很少,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要多得多。当初印巴分治时,国父真纳希望巴基斯坦成为次大陆穆斯林的单一祖国。现在巴基斯坦国民也的确几乎都是穆斯林(96%)。但由于留印穆斯林的存在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今天次大陆穆斯林在印、巴、孟的数量其实相差不大。而印度的印度教色彩要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色彩淡得多。

因此可以说,尽管英印世俗政治的影响使独立后的印巴两国都继承了这种现代政治文明,但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冲突遗产,使得巴基斯坦政治的世俗性又不如印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她的政治世俗性是最高之一。

与印度类似,多民族的巴基斯坦历史上民族冲突严重,近代土邦林立,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分治后两国都是靠追求宪政民主的“共同底线”超越族群凝聚了国民,靠“左右分野”淡化了族群对立,从而得以从无到有地形成了现代国族认同。对于历史上并无“秦制”传统的次大陆而言,这是比经济发展更困难的“政治奇迹”——对此比较一下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就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宗教更为多元的印度更为典型。在基本由穆斯林构成的巴基斯坦,伊斯兰认同对“伊斯兰共和国”自然不是可有可无。不过看看单一穆斯林化比巴国更典型的阿富汗就知道,仅有这种宗教一致,是远不足以凝聚国民的。

与宪政民主从未中断、军人政变与暴力革命均未发生的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与军人专政曾多次反复。但总的来说每次专政的时间都比上次短,力度也比上次弱,而且每次最终都是和平地还政于民,从没出现暴力革命。1958-1971年的阿尤布汗-叶海亚汗军人专政为时13年,1977-1988年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持续11年,而1999-2008年的最近一次穆沙拉夫军政府维持了9年。此后民主恢复至今已13年。总体而言,自1947年独立至今的74年里,巴基斯坦有33年在军人威权下,41年在宪政体制中,而且宪政的持续性和军政府的不可持续性都在增长。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巴基斯坦三次军人威权都是在反苏或“反恐”时期:叶海亚汗执政时对抗苏印联盟,齐亚哈克对抗苏军侵阿,而穆沙拉夫则与美国联合“反恐”,有趣的是三次都不仅迎合了美国,而且迎合了中国。不仅成了中国的“巴铁”,而且其实更是美国的“巴铁”——追求宪政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而威权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功利外交”。这比仅符合功利外交的中巴关系似乎更“铁”。

基于上述,虽然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仍是“发展中的”状态,进两步,退一步,不仅与成熟民主国家乃至东亚民主地区大有差距,比印度也落后不少。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治指标,巴基斯坦的“脆弱国家指数”为92.1,在178个表列国中“不稳定”程度排名第25,属于“警报”级。“民主指数”4.31,在167国中排名第105,属于“(民主与威权的)混合政体”。“自由指数”为38(最高为100),属于“部分自由”。其中“新闻自由”指数46.86,在180国中“不自由”程度排第145,表示“新闻自由但面临困境”。“腐败感知指数”为31,在180国中排第124,属于比较腐败(注1)。这些指标并不理想,且多数都比印度差,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仍是上乘。

就经济发展而言,独立以来巴基斯坦起起伏伏,总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除石油输出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中也算好的,但这个增长率仍低于印度。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巴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总之,巴基斯坦虽有种种问题,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她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第二任期前)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亮点,符合美国外交的价值取向。而她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也大体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巴铁”。直到最近美巴裂痕因阿富汗剧变而加大之前——同时也是中国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之前,美国对巴的援助长期以来都远远高于中国,美巴的合作也远比中巴密切。中巴如果说是“友好”关系,美巴则其实长期都是同盟。

中国的“巴铁”,从布托开始

实际上,在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反苏期间,巴基斯坦同时对中美友好并不矛盾。但在此前的中苏同盟时期,美巴联盟则是与此对立的。因此巴基斯坦做美国“巴铁”的时间其实更长。冷战前期的1950年代,主要是1959年西藏事件之前,中印关系曾十分亲密。巴基斯坦则极度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搞的两个“亚洲北约”、模仿北约模式的反共反中苏冷战同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积极的成员国。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建交较早,也不主动得罪中国,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如此站队,与中国的关系就不会好。

当时反倒是印度不仅拒绝参加这些冷战同盟,还经常与中国一起批评这两个亲美“朋友圈”。而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天生的对头,中印交好,中巴就容易交恶。印巴只是国家利益冲突,两国从英印脱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还是相仿的。而中国却是与印巴的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共产国家”。在那个冷战时代,巴国不少人对中国的戒心甚至大于对印度。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时,建国以来就与印度为敌的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府还因“恐华”而企图与印度化敌为友,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务联盟”。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阿里.布托阻止了他(注2)。

布托基于他的左派倾向,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适逢当时中国与美结仇后又与苏闹翻,希望打破孤立而对巴示好。1963年布托代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同时印度1962年败于中国,也使巴基斯坦看轻印度,乃至1965年向印度挑战,要“解放”克什米尔,结果大败。1971年又遭到更大的打击:不堪忍受军政府暴政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印度支持下独立,巴军主力在孟战败投降,实际上是被印军歼灭。巴基斯坦失去半壁山河。外强中干不得民心的“战狼”叶海亚汗随即垮台。左翼民主派阿里.布托上台后,大幅改变政策,一方面主动出访孟加拉,承认该国独立,并为巴军政府的暴行道歉,另一方面面对强印,巴基斯坦更加靠拢事实证明能够打败印度的中国,在不损害与美关系的前提下向中国“一面倒”。应该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就是从这时起,才从一般性的“睦邻”逐渐变成“巴铁”的。

阿里.布托是巴历史上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他成为中国的“巴铁”可能不仅出于利害考虑。但后来他被齐亚哈克军政府杀害,军政府继续对华友好就完全出于以中-巴-美“连横”对付苏-印-阿“合纵”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不仅同时成为中美的“巴铁”,而且对中美化敌为友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就是巴基斯坦精心安排的。显然,这时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巴联手制美的问题。中巴美联手制苏印,才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中巴差异大于中印差异

实际上,在除了国际博弈利害的几乎所有方面,中巴间的差异都大于中印。

儒家、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区别很大。但中国至少宪法规定是个“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印度当然也是。而巴基斯坦正如上面所说,虽然也继承了英印的世俗政治,但作为“伊斯兰共和国”,信仰的排他性还是比印度明显一些。

在社会制度方面,我国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印度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不搞中国式的激进土改,所以还是“半封建”的旧社会。其实国际上流行的说法却是:巴基斯坦没像印度那样搞了(虽然不那么激进的)土改,所以“封建地主”更为强大。上文关于塔利班社会土壤的分析,表明此说有一定道理。

印度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苏联的说法,印度自己叫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的左翼改良党、尼赫鲁父女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自不待言,甚至共产党——还是比老印共更左的、在中苏争论中一度亲华的印共(马),也靠着民选,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喀拉拉乃至很重要的西孟加拉等三个“红邦”长期执政30年之久。印度没有国家层面的“暴力革命”,但极端的印共毛派武装在局部基层乡村的暴力活动也是众所周知。根据宪政国家国防军不用于内斗的原则,他们面对的只是警察的镇压。同情他们的话语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也可以发表。

而巴基斯坦呢?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左翼改良派阿里.布托都被军政府杀害。他的女儿也是政治继承人贝娜齐尔前几年也被暗杀(一种说法就是达鲁•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即培养塔利班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干的)。共产党更是被打压得根本出不了头。至于“毛派”文人也有几个,除了写点文字在国外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而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对共产党的仇恨,从20年前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之骇人听闻可见一斑:当时在阿富汗抗苏十余年的各派武装,尤其是马苏德等非普什图武装推翻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后,该党末任首领纳吉布拉还可以在联合国阿富汗机构受庇护4年之久,甚至马苏德不敌塔利班而准备撤出首都时,还想救他一命,两次劝他同行。纳吉布拉可能以为他从未与以前闻所未闻的塔利班为敌,没有听从马苏德劝告。结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打进喀布尔后,立即将纳吉布拉从联合国机构拖出,首先以酷刑阉割了他,切掉他的十指,把他拖在汽车后面,在大街上当众折磨致死,还把尸体吊起来示众……如今这些人被美军赶跑20年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这里却有人称赞他们是学习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阿富汗解放军”,官媒更是频频报道他们的“仁义之师”形象,说不能只看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改恶从善。……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吧。

总之,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话说回来,即便就是当年布托那样的真诚左派,最擅长的(与我们这里的“左派”恰恰相反)就是为弱者向官府或开发商维权、组织工会、支持农民抵制圈地、都市贫民抵制强拆等等。而这正是如今海外中资最害怕的事,没了也罢。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外交也就这样,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已。美国人与苏联作对,两强争霸各自谋私也就是了。他却要帮阿富汗人搞什么民主——不是美国替阿国的民做主,而是让阿国的民自己做主,哪怕他们做主把本国资源都交给美国的对手中国人去开发,美国人还得出钱出命替他们当保安防盗驱匪让他们安心赚钱。在伊拉克这么傻还不够,还傻到阿富汗来了。……如今巴基斯坦可把美国坑了个惨,美国与当年他们的“巴铁”也渐行渐远,而中国开始接替美国给巴基斯坦(将来或许还给阿富汗)更大规模地砸钱。中巴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外交辞令也不妨再高调些。只是我们别把这种关系真想象得那么浪漫、像那位央视女主持那样把AK47枪口下的一笔生意都解读成兄弟情义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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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看“巴铁”

发布日期:2021-08-27 13:35
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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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之国”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中国人往往自以为熟悉的巴基斯坦,这个号称“巴铁”的“永远不变的铁哥们”了。

首先应该肯定,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敌友是不能以道德、文化或其内政的优劣为唯一标准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首要标准。即便喜欢搞“价值观外交”的美国,对我们所说“巴铁”的以上情况心知肚明,但起初为反共,后来为制印,接着为抗苏,至今为反恐,仍不能不长期与巴基斯坦维持盟友关系。中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需要,关系密切,完全可以理解。笔者不希望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外交选择在此发生矛盾。

但是关系越密切,越需要互相深入了解。据说,婚前越是浪漫冲昏头脑的夫妇,婚后离异率和互相伤害率越高。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国家?由于舆论环境影响,这些年宣传“巴铁”确实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典型的就是几年前一位央视女主持居然在荧屏上大讲她访巴时一位“一米九高个的硬汉”士兵持枪陪她购物,“端起他那AK47(步枪)跟老板说”:对中国人必须卖一送一!而台下观众居然热烈鼓掌。我的天!

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巴国的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长处。除了勤劳勇敢、山川奇秀、文明悠久、资源丰富这类场面上常讲的好话外,巴基斯坦还是少有的基本维持了民主制度、牢固坚持了世俗政府的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军队时有干政,三军情报局被批评为“国中之国”,还有过几度军人政变和独裁,但最终都和平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即使在军政府治下,巴基斯坦也还是凯末尔式的世俗威权,不搞政教合一,不搞全方位的极权。在穆斯林国家中,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这里要指出:我国工具书常把“巴基斯坦”之名直接意解为“清真之国”,这其实不对。巴基斯坦之名实际上源出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的奠基人乔杜里•阿里(1897-1951)。早在“国父”真纳之前,1933年阿里就在英国写出了“巴基斯坦宣言”(原文题为《现在干,或永远不:永生与灭亡之选》)。其中创造的 “Pak(i)stan”一词是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当时也被称为阿富汗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和俾路支(Baluchistan)这五个当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民族区域称谓缩写而成。巧的是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该词都与“纯洁之地”同音。但这“纯洁”并非宗教含义,与中文“清真”专指伊斯兰是不同的。

不过,该国的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来出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也确实是政教合一体制,而巴基斯坦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把她看成“清真之国”其实也没大错。

准世俗国家,发展中的民主

当然,严格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国家不应该有“国教”之说,不过公认是政教分离的一些西方国家,宪法里也偶有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提法。但只要宗教领袖没有世俗权力,信仰自由得到确实尊重,公职人员不必专信特定宗教,这种提法并不影响其政教分离的实质。在这种意义上,巴基斯坦与伊朗虽然都号称“伊斯兰共和国”,实际还是很不一样的。巴基斯坦并无伊朗式的兼有政教两权的“最高领袖”,虽然人口构成决定了其高官基本都是穆斯林,却都没有神职。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的国家,却曾有过什叶派的军队统帅,其最重要的民选总统阿里.布托也是一位什叶派。巴基斯坦的政党结构也是世俗性的左(人民党)、中(正义运动)、右(穆斯林联盟)为主的格局,身份性的教派党和族裔党都很边缘化。这一点甚至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族一党”和北爱尔兰的“一教一党”还更接近于经典的现代格局。显然,巴基斯坦基本上还是个世俗国家,与印度一样,这应该是英印留下的制度遗产。

但在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世俗国家中,巴基斯坦又可以说是宗教气氛最浓厚的一个。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1947年次大陆最严重的宗教冲突中建立的,推动建国的主力穆哈吉尔人(原意即“移民”)就是因坚持宗教信仰,才背井离乡建立了“清真之国”。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比一般世俗国家更密切。而在产生穆哈吉尔人的那场灾难中,同时也有更多的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受威胁遭迫害而逃到今天的印度——按通常的说法,当时有700万印度教徒和非穆斯林由巴逃印,而由印逃巴的“穆哈吉尔”则有400万。而且这些由双方宗教仇恨产生的移民在巴国政治中的影响比印度要大。

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官方发动的宗教狂热,但民间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并不少。今天巴境内的印度教徒已经很少,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要多得多。当初印巴分治时,国父真纳希望巴基斯坦成为次大陆穆斯林的单一祖国。现在巴基斯坦国民也的确几乎都是穆斯林(96%)。但由于留印穆斯林的存在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今天次大陆穆斯林在印、巴、孟的数量其实相差不大。而印度的印度教色彩要比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色彩淡得多。

因此可以说,尽管英印世俗政治的影响使独立后的印巴两国都继承了这种现代政治文明,但印巴分治时的宗教冲突遗产,使得巴基斯坦政治的世俗性又不如印度——虽然在穆斯林世界她的政治世俗性是最高之一。

与印度类似,多民族的巴基斯坦历史上民族冲突严重,近代土邦林立,缺乏统一国家认同。分治后两国都是靠追求宪政民主的“共同底线”超越族群凝聚了国民,靠“左右分野”淡化了族群对立,从而得以从无到有地形成了现代国族认同。对于历史上并无“秦制”传统的次大陆而言,这是比经济发展更困难的“政治奇迹”——对此比较一下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就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宗教更为多元的印度更为典型。在基本由穆斯林构成的巴基斯坦,伊斯兰认同对“伊斯兰共和国”自然不是可有可无。不过看看单一穆斯林化比巴国更典型的阿富汗就知道,仅有这种宗教一致,是远不足以凝聚国民的。

与宪政民主从未中断、军人政变与暴力革命均未发生的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与军人专政曾多次反复。但总的来说每次专政的时间都比上次短,力度也比上次弱,而且每次最终都是和平地还政于民,从没出现暴力革命。1958-1971年的阿尤布汗-叶海亚汗军人专政为时13年,1977-1988年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持续11年,而1999-2008年的最近一次穆沙拉夫军政府维持了9年。此后民主恢复至今已13年。总体而言,自1947年独立至今的74年里,巴基斯坦有33年在军人威权下,41年在宪政体制中,而且宪政的持续性和军政府的不可持续性都在增长。

另一点很明显的是:巴基斯坦三次军人威权都是在反苏或“反恐”时期:叶海亚汗执政时对抗苏印联盟,齐亚哈克对抗苏军侵阿,而穆沙拉夫则与美国联合“反恐”,有趣的是三次都不仅迎合了美国,而且迎合了中国。不仅成了中国的“巴铁”,而且其实更是美国的“巴铁”——追求宪政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而威权的巴基斯坦符合美国的“功利外交”。这比仅符合功利外交的中巴关系似乎更“铁”。

基于上述,虽然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仍是“发展中的”状态,进两步,退一步,不仅与成熟民主国家乃至东亚民主地区大有差距,比印度也落后不少。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政治指标,巴基斯坦的“脆弱国家指数”为92.1,在178个表列国中“不稳定”程度排名第25,属于“警报”级。“民主指数”4.31,在167国中排名第105,属于“(民主与威权的)混合政体”。“自由指数”为38(最高为100),属于“部分自由”。其中“新闻自由”指数46.86,在180国中“不自由”程度排第145,表示“新闻自由但面临困境”。“腐败感知指数”为31,在180国中排第124,属于比较腐败(注1)。这些指标并不理想,且多数都比印度差,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仍是上乘。

就经济发展而言,独立以来巴基斯坦起起伏伏,总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除石油输出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中也算好的,但这个增长率仍低于印度。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巴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量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总之,巴基斯坦虽有种种问题,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她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第二任期前)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亮点,符合美国外交的价值取向。而她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也大体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巴铁”。直到最近美巴裂痕因阿富汗剧变而加大之前——同时也是中国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之前,美国对巴的援助长期以来都远远高于中国,美巴的合作也远比中巴密切。中巴如果说是“友好”关系,美巴则其实长期都是同盟。

中国的“巴铁”,从布托开始

实际上,在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反苏期间,巴基斯坦同时对中美友好并不矛盾。但在此前的中苏同盟时期,美巴联盟则是与此对立的。因此巴基斯坦做美国“巴铁”的时间其实更长。冷战前期的1950年代,主要是1959年西藏事件之前,中印关系曾十分亲密。巴基斯坦则极度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搞的两个“亚洲北约”、模仿北约模式的反共反中苏冷战同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都是积极的成员国。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建交较早,也不主动得罪中国,但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如此站队,与中国的关系就不会好。

当时反倒是印度不仅拒绝参加这些冷战同盟,还经常与中国一起批评这两个亲美“朋友圈”。而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天生的对头,中印交好,中巴就容易交恶。印巴只是国家利益冲突,两国从英印脱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还是相仿的。而中国却是与印巴的体制都截然不同的“共产国家”。在那个冷战时代,巴国不少人对中国的戒心甚至大于对印度。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时,建国以来就与印度为敌的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军政府还因“恐华”而企图与印度化敌为友,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务联盟”。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阿里.布托阻止了他(注2)。

布托基于他的左派倾向,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适逢当时中国与美结仇后又与苏闹翻,希望打破孤立而对巴示好。1963年布托代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解决了两国的争端。同时印度1962年败于中国,也使巴基斯坦看轻印度,乃至1965年向印度挑战,要“解放”克什米尔,结果大败。1971年又遭到更大的打击:不堪忍受军政府暴政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印度支持下独立,巴军主力在孟战败投降,实际上是被印军歼灭。巴基斯坦失去半壁山河。外强中干不得民心的“战狼”叶海亚汗随即垮台。左翼民主派阿里.布托上台后,大幅改变政策,一方面主动出访孟加拉,承认该国独立,并为巴军政府的暴行道歉,另一方面面对强印,巴基斯坦更加靠拢事实证明能够打败印度的中国,在不损害与美关系的前提下向中国“一面倒”。应该说,巴基斯坦对中国就是从这时起,才从一般性的“睦邻”逐渐变成“巴铁”的。

阿里.布托是巴历史上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他成为中国的“巴铁”可能不仅出于利害考虑。但后来他被齐亚哈克军政府杀害,军政府继续对华友好就完全出于以中-巴-美“连横”对付苏-印-阿“合纵”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不仅同时成为中美的“巴铁”,而且对中美化敌为友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就是巴基斯坦精心安排的。显然,这时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巴联手制美的问题。中巴美联手制苏印,才是这一切的出发点。

中巴差异大于中印差异

实际上,在除了国际博弈利害的几乎所有方面,中巴间的差异都大于中印。

儒家、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区别很大。但中国至少宪法规定是个“信仰自由”的世俗国家,印度当然也是。而巴基斯坦正如上面所说,虽然也继承了英印的世俗政治,但作为“伊斯兰共和国”,信仰的排他性还是比印度明显一些。

在社会制度方面,我国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印度不如中国,是因为印度不搞中国式的激进土改,所以还是“半封建”的旧社会。其实国际上流行的说法却是:巴基斯坦没像印度那样搞了(虽然不那么激进的)土改,所以“封建地主”更为强大。上文关于塔利班社会土壤的分析,表明此说有一定道理。

印度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苏联的说法,印度自己叫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的左翼改良党、尼赫鲁父女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自不待言,甚至共产党——还是比老印共更左的、在中苏争论中一度亲华的印共(马),也靠着民选,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喀拉拉乃至很重要的西孟加拉等三个“红邦”长期执政30年之久。印度没有国家层面的“暴力革命”,但极端的印共毛派武装在局部基层乡村的暴力活动也是众所周知。根据宪政国家国防军不用于内斗的原则,他们面对的只是警察的镇压。同情他们的话语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也可以发表。

而巴基斯坦呢?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左翼改良派阿里.布托都被军政府杀害。他的女儿也是政治继承人贝娜齐尔前几年也被暗杀(一种说法就是达鲁•乌鲁姆•哈卡尼亚神学校,即培养塔利班的那所学校的学生干的)。共产党更是被打压得根本出不了头。至于“毛派”文人也有几个,除了写点文字在国外发,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而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对共产党的仇恨,从20年前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之骇人听闻可见一斑:当时在阿富汗抗苏十余年的各派武装,尤其是马苏德等非普什图武装推翻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后,该党末任首领纳吉布拉还可以在联合国阿富汗机构受庇护4年之久,甚至马苏德不敌塔利班而准备撤出首都时,还想救他一命,两次劝他同行。纳吉布拉可能以为他从未与以前闻所未闻的塔利班为敌,没有听从马苏德劝告。结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打进喀布尔后,立即将纳吉布拉从联合国机构拖出,首先以酷刑阉割了他,切掉他的十指,把他拖在汽车后面,在大街上当众折磨致死,还把尸体吊起来示众……如今这些人被美军赶跑20年后,“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这里却有人称赞他们是学习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阿富汗解放军”,官媒更是频频报道他们的“仁义之师”形象,说不能只看过去,他们可能已经改恶从善。……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们就等着看吧。

总之,除了阿里.布托这一例外,中巴友好基本都属于利害权衡之交,与文化、制度、信仰等等方面的一切相似无关,当然更与感情无关。话说回来,即便就是当年布托那样的真诚左派,最擅长的(与我们这里的“左派”恰恰相反)就是为弱者向官府或开发商维权、组织工会、支持农民抵制圈地、都市贫民抵制强拆等等。而这正是如今海外中资最害怕的事,没了也罢。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外交也就这样,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已。美国人与苏联作对,两强争霸各自谋私也就是了。他却要帮阿富汗人搞什么民主——不是美国替阿国的民做主,而是让阿国的民自己做主,哪怕他们做主把本国资源都交给美国的对手中国人去开发,美国人还得出钱出命替他们当保安防盗驱匪让他们安心赚钱。在伊拉克这么傻还不够,还傻到阿富汗来了。……如今巴基斯坦可把美国坑了个惨,美国与当年他们的“巴铁”也渐行渐远,而中国开始接替美国给巴基斯坦(将来或许还给阿富汗)更大规模地砸钱。中巴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外交辞令也不妨再高调些。只是我们别把这种关系真想象得那么浪漫、像那位央视女主持那样把AK47枪口下的一笔生意都解读成兄弟情义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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