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不断增多之际,年轻人择业态度的转变让工厂主们遭遇了用工荒。


工厂正在努力填补工作岗位空缺,一些农民工担心感染新冠,而其他人则更喜欢薪酬更高或要求更低的服务业工作。

Stella Yifan Xie|Liyan Qi

【OR  商业新媒体】

在年轻人不愿进厂做工、更多农民工选择留守家乡之际,中国各地劳动力短缺问题频现,从中或可窥见未来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和日益萎缩,中国将面临的更大挑战。

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手袋、化妆品等各类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主纷纷表示遇到招工难问题。

一些农民工担心在城里或工厂染上新冠病毒,尽管中国的新冠病例数量很少。其他年轻人则倾向于从事薪酬更高或强度较低的服务业工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类似的错配,当地一些雇主发现很难雇到足够的人手,尽管数以百万计在疫情期间丢掉饭碗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但中国的问题还反映出较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劳动人口日益萎缩。这些变化是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已于2016年被正式废弃。


这些趋势对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严重威胁,也会加大中国继续向世界供应廉价制成品的难度,有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丁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

Yan Zhiqiao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经营着一家有约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虽然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但该厂今年却未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难以招到和留住员工,尤其是40岁以下的员工。

该厂给工人开出的工资为每小时约3.9美元,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此外还提供免费食宿。不过,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Yan说,该厂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选择是对海外买家提高价格,如果他们接受涨价的话。

“与我们这一代不同,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可以依靠父母,没有太大的谋生压力。”41岁的Yan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工厂不是工作的,而是来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在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另一领域则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白领专业岗位的员工太多了。经济学家称,今年有超过900万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这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中国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5.7%降至5.1%,7月份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6.2%,低于上年同期16.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为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中国最近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了整顿,此举可能会推高年轻员工的失业率。根据教育咨询公司MyCOS的数据,2019年,中国教育行业吸纳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给工厂主带来多少慰藉。制造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已迫使许多工厂支付奖金或提高薪资水平,侵蚀了本已因原材料和物流价格上涨而承压的利润率。

据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一个业务部门在微信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上个月,该公司郑州一家工厂把新员工在职满90天可获得的奖金提高到至少人民币9,000元(约合1,388美元)。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富士康是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正式名称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

位于东莞的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秘书长李鹏(David Li)称,随着新冠德尔塔毒株疫情席卷亚洲其他国家,买家将业务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猛增。他表示,这使得一些公司更加迫切地想通过加薪来招聘员工。

李鹏表示,许多工厂主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不知道如果接受新的订单,是否能够盈利。他称,这些工厂主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招工难。


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并承诺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其中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去年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8.94亿,占国内人口总数的63%;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亿,占当时总人口的70%。

根据官方估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3,500万。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将更多投资集中在内陆省份,推动农村地区的振兴,这可能给工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乡村振兴计划为中国的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使许多过去长途跋涉去大城市工作的人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谋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总量10年来首次下降,减少了500多万,至2.856亿,因更多人留在家乡或在家乡附近找工作。工厂主称,许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较大城市的疫情,他们仍没有回到工厂工作。

BSK Fashion Bags联合创始人Jeroen Herms称,今年2月份春节过后,该公司在广州的100多名工厂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回来上班,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20%。

“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因为很多人不再离开家乡了。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Herms说。他是荷兰人,于2011年创办了这家手袋厂。

他说,工人的平均年龄已从10年前的28岁左右提高到至少35岁。为了扩大生产,该公司计划在河南省建立一家新工厂,河南省是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该公司还将加大对自动化的投资。

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年龄不低于41岁。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从2008年的46%稳步下降至2020年的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年度调查显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2018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就业领域。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任何类型的艰苦工作,他们对于工作能带来什么有更高的期望,也经得起更长时间的等待。

在2020年初之前,Wang Liyou在近六年时间里在南方城市东莞不断跳槽,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

虽然工资在稳步提高,而且工厂的工作机会也很多,但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并没有回去。

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寻找薪酬更高的的服务类工作。现在他是一名外卖送餐员,工资比他在工厂当工人的近1,000美元月薪高10%左右。

他的目标是像一些做了多年外卖送餐工作的朋友一样,能够月入万元(人民币)。

33岁的Wang在提到外卖员这个工作时称:“我想趁还算年轻试一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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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厂遭遇用工荒——“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

发布日期:2021-08-26 14:05
在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不断增多之际,年轻人择业态度的转变让工厂主们遭遇了用工荒。


工厂正在努力填补工作岗位空缺,一些农民工担心感染新冠,而其他人则更喜欢薪酬更高或要求更低的服务业工作。

Stella Yifan Xie|Liyan Qi

【OR  商业新媒体】

在年轻人不愿进厂做工、更多农民工选择留守家乡之际,中国各地劳动力短缺问题频现,从中或可窥见未来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和日益萎缩,中国将面临的更大挑战。

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手袋、化妆品等各类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主纷纷表示遇到招工难问题。

一些农民工担心在城里或工厂染上新冠病毒,尽管中国的新冠病例数量很少。其他年轻人则倾向于从事薪酬更高或强度较低的服务业工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类似的错配,当地一些雇主发现很难雇到足够的人手,尽管数以百万计在疫情期间丢掉饭碗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但中国的问题还反映出较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劳动人口日益萎缩。这些变化是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已于2016年被正式废弃。


这些趋势对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严重威胁,也会加大中国继续向世界供应廉价制成品的难度,有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丁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

Yan Zhiqiao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经营着一家有约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虽然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但该厂今年却未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难以招到和留住员工,尤其是40岁以下的员工。

该厂给工人开出的工资为每小时约3.9美元,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此外还提供免费食宿。不过,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Yan说,该厂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选择是对海外买家提高价格,如果他们接受涨价的话。

“与我们这一代不同,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可以依靠父母,没有太大的谋生压力。”41岁的Yan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工厂不是工作的,而是来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在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另一领域则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白领专业岗位的员工太多了。经济学家称,今年有超过900万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这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中国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5.7%降至5.1%,7月份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6.2%,低于上年同期16.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为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中国最近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了整顿,此举可能会推高年轻员工的失业率。根据教育咨询公司MyCOS的数据,2019年,中国教育行业吸纳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给工厂主带来多少慰藉。制造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已迫使许多工厂支付奖金或提高薪资水平,侵蚀了本已因原材料和物流价格上涨而承压的利润率。

据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一个业务部门在微信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上个月,该公司郑州一家工厂把新员工在职满90天可获得的奖金提高到至少人民币9,000元(约合1,388美元)。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富士康是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正式名称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

位于东莞的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秘书长李鹏(David Li)称,随着新冠德尔塔毒株疫情席卷亚洲其他国家,买家将业务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猛增。他表示,这使得一些公司更加迫切地想通过加薪来招聘员工。

李鹏表示,许多工厂主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不知道如果接受新的订单,是否能够盈利。他称,这些工厂主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招工难。


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并承诺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其中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去年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8.94亿,占国内人口总数的63%;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亿,占当时总人口的70%。

根据官方估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3,500万。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将更多投资集中在内陆省份,推动农村地区的振兴,这可能给工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乡村振兴计划为中国的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使许多过去长途跋涉去大城市工作的人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谋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总量10年来首次下降,减少了500多万,至2.856亿,因更多人留在家乡或在家乡附近找工作。工厂主称,许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较大城市的疫情,他们仍没有回到工厂工作。

BSK Fashion Bags联合创始人Jeroen Herms称,今年2月份春节过后,该公司在广州的100多名工厂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回来上班,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20%。

“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因为很多人不再离开家乡了。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Herms说。他是荷兰人,于2011年创办了这家手袋厂。

他说,工人的平均年龄已从10年前的28岁左右提高到至少35岁。为了扩大生产,该公司计划在河南省建立一家新工厂,河南省是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该公司还将加大对自动化的投资。

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年龄不低于41岁。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从2008年的46%稳步下降至2020年的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年度调查显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2018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就业领域。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任何类型的艰苦工作,他们对于工作能带来什么有更高的期望,也经得起更长时间的等待。

在2020年初之前,Wang Liyou在近六年时间里在南方城市东莞不断跳槽,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

虽然工资在稳步提高,而且工厂的工作机会也很多,但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并没有回去。

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寻找薪酬更高的的服务类工作。现在他是一名外卖送餐员,工资比他在工厂当工人的近1,000美元月薪高10%左右。

他的目标是像一些做了多年外卖送餐工作的朋友一样,能够月入万元(人民币)。

33岁的Wang在提到外卖员这个工作时称:“我想趁还算年轻试一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在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不断增多之际,年轻人择业态度的转变让工厂主们遭遇了用工荒。


工厂正在努力填补工作岗位空缺,一些农民工担心感染新冠,而其他人则更喜欢薪酬更高或要求更低的服务业工作。

Stella Yifan Xie|Liyan Qi

【OR  商业新媒体】

在年轻人不愿进厂做工、更多农民工选择留守家乡之际,中国各地劳动力短缺问题频现,从中或可窥见未来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和日益萎缩,中国将面临的更大挑战。

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手袋、化妆品等各类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主纷纷表示遇到招工难问题。

一些农民工担心在城里或工厂染上新冠病毒,尽管中国的新冠病例数量很少。其他年轻人则倾向于从事薪酬更高或强度较低的服务业工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类似的错配,当地一些雇主发现很难雇到足够的人手,尽管数以百万计在疫情期间丢掉饭碗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但中国的问题还反映出较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劳动人口日益萎缩。这些变化是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已于2016年被正式废弃。


这些趋势对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严重威胁,也会加大中国继续向世界供应廉价制成品的难度,有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丁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

Yan Zhiqiao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经营着一家有约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虽然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但该厂今年却未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难以招到和留住员工,尤其是40岁以下的员工。

该厂给工人开出的工资为每小时约3.9美元,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此外还提供免费食宿。不过,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Yan说,该厂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选择是对海外买家提高价格,如果他们接受涨价的话。

“与我们这一代不同,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可以依靠父母,没有太大的谋生压力。”41岁的Yan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工厂不是工作的,而是来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在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另一领域则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白领专业岗位的员工太多了。经济学家称,今年有超过900万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这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中国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5.7%降至5.1%,7月份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6.2%,低于上年同期16.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为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中国最近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了整顿,此举可能会推高年轻员工的失业率。根据教育咨询公司MyCOS的数据,2019年,中国教育行业吸纳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给工厂主带来多少慰藉。制造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已迫使许多工厂支付奖金或提高薪资水平,侵蚀了本已因原材料和物流价格上涨而承压的利润率。

据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一个业务部门在微信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上个月,该公司郑州一家工厂把新员工在职满90天可获得的奖金提高到至少人民币9,000元(约合1,388美元)。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富士康是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正式名称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

位于东莞的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秘书长李鹏(David Li)称,随着新冠德尔塔毒株疫情席卷亚洲其他国家,买家将业务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猛增。他表示,这使得一些公司更加迫切地想通过加薪来招聘员工。

李鹏表示,许多工厂主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不知道如果接受新的订单,是否能够盈利。他称,这些工厂主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招工难。


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并承诺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其中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去年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8.94亿,占国内人口总数的63%;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亿,占当时总人口的70%。

根据官方估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3,500万。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将更多投资集中在内陆省份,推动农村地区的振兴,这可能给工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乡村振兴计划为中国的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使许多过去长途跋涉去大城市工作的人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谋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总量10年来首次下降,减少了500多万,至2.856亿,因更多人留在家乡或在家乡附近找工作。工厂主称,许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较大城市的疫情,他们仍没有回到工厂工作。

BSK Fashion Bags联合创始人Jeroen Herms称,今年2月份春节过后,该公司在广州的100多名工厂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回来上班,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20%。

“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因为很多人不再离开家乡了。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Herms说。他是荷兰人,于2011年创办了这家手袋厂。

他说,工人的平均年龄已从10年前的28岁左右提高到至少35岁。为了扩大生产,该公司计划在河南省建立一家新工厂,河南省是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该公司还将加大对自动化的投资。

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年龄不低于41岁。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从2008年的46%稳步下降至2020年的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年度调查显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2018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就业领域。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任何类型的艰苦工作,他们对于工作能带来什么有更高的期望,也经得起更长时间的等待。

在2020年初之前,Wang Liyou在近六年时间里在南方城市东莞不断跳槽,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

虽然工资在稳步提高,而且工厂的工作机会也很多,但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并没有回去。

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寻找薪酬更高的的服务类工作。现在他是一名外卖送餐员,工资比他在工厂当工人的近1,000美元月薪高10%左右。

他的目标是像一些做了多年外卖送餐工作的朋友一样,能够月入万元(人民币)。

33岁的Wang在提到外卖员这个工作时称:“我想趁还算年轻试一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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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厂遭遇用工荒——“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

发布日期:2021-08-26 14:05
在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不断增多之际,年轻人择业态度的转变让工厂主们遭遇了用工荒。


工厂正在努力填补工作岗位空缺,一些农民工担心感染新冠,而其他人则更喜欢薪酬更高或要求更低的服务业工作。

Stella Yifan Xie|Liyan Qi

【OR  商业新媒体】

在年轻人不愿进厂做工、更多农民工选择留守家乡之际,中国各地劳动力短缺问题频现,从中或可窥见未来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和日益萎缩,中国将面临的更大挑战。

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手袋、化妆品等各类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主纷纷表示遇到招工难问题。

一些农民工担心在城里或工厂染上新冠病毒,尽管中国的新冠病例数量很少。其他年轻人则倾向于从事薪酬更高或强度较低的服务业工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类似的错配,当地一些雇主发现很难雇到足够的人手,尽管数以百万计在疫情期间丢掉饭碗的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但中国的问题还反映出较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劳动人口日益萎缩。这些变化是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已于2016年被正式废弃。


这些趋势对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严重威胁,也会加大中国继续向世界供应廉价制成品的难度,有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丁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

Yan Zhiqiao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经营着一家有约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虽然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但该厂今年却未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难以招到和留住员工,尤其是40岁以下的员工。

该厂给工人开出的工资为每小时约3.9美元,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此外还提供免费食宿。不过,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Yan说,该厂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个选择是对海外买家提高价格,如果他们接受涨价的话。

“与我们这一代不同,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已经变了。他们可以依靠父母,没有太大的谋生压力。”41岁的Yan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工厂不是工作的,而是来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在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另一领域则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白领专业岗位的员工太多了。经济学家称,今年有超过900万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这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中国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5.7%降至5.1%,7月份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6.2%,低于上年同期16.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为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中国最近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了整顿,此举可能会推高年轻员工的失业率。根据教育咨询公司MyCOS的数据,2019年,中国教育行业吸纳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给工厂主带来多少慰藉。制造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已迫使许多工厂支付奖金或提高薪资水平,侵蚀了本已因原材料和物流价格上涨而承压的利润率。

据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一个业务部门在微信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上个月,该公司郑州一家工厂把新员工在职满90天可获得的奖金提高到至少人民币9,000元(约合1,388美元)。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富士康是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供应商之一,正式名称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

位于东莞的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秘书长李鹏(David Li)称,随着新冠德尔塔毒株疫情席卷亚洲其他国家,买家将业务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猛增。他表示,这使得一些公司更加迫切地想通过加薪来招聘员工。

李鹏表示,许多工厂主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不知道如果接受新的订单,是否能够盈利。他称,这些工厂主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招工难。


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并承诺强化政策支持,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其中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去年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8.94亿,占国内人口总数的63%;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亿,占当时总人口的70%。

根据官方估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3,500万。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将更多投资集中在内陆省份,推动农村地区的振兴,这可能给工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因为乡村振兴计划为中国的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使许多过去长途跋涉去大城市工作的人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谋生。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总量10年来首次下降,减少了500多万,至2.856亿,因更多人留在家乡或在家乡附近找工作。工厂主称,许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较大城市的疫情,他们仍没有回到工厂工作。

BSK Fashion Bags联合创始人Jeroen Herms称,今年2月份春节过后,该公司在广州的100多名工厂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回来上班,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20%。

“我们几乎招不到工人,因为很多人不再离开家乡了。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Herms说。他是荷兰人,于2011年创办了这家手袋厂。

他说,工人的平均年龄已从10年前的28岁左右提高到至少35岁。为了扩大生产,该公司计划在河南省建立一家新工厂,河南省是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该公司还将加大对自动化的投资。

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年龄不低于41岁。万得(Wind)的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从2008年的46%稳步下降至2020年的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年度调查显示,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2018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就业领域。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任何类型的艰苦工作,他们对于工作能带来什么有更高的期望,也经得起更长时间的等待。

在2020年初之前,Wang Liyou在近六年时间里在南方城市东莞不断跳槽,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

虽然工资在稳步提高,而且工厂的工作机会也很多,但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并没有回去。

他和家人搬到了北京,寻找薪酬更高的的服务类工作。现在他是一名外卖送餐员,工资比他在工厂当工人的近1,000美元月薪高10%左右。

他的目标是像一些做了多年外卖送餐工作的朋友一样,能够月入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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