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境阳性率的角度来看,将所有境外地区一概视为高风险,可能低估了某些国家的疫情。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Delta变种在广州和深圳先后折腾了广东省的防疫体系后,这一次在南京撕开了国内入境防疫体系的口子。直到现在,感染者已经突破150人,全国有多个省市区受到波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京机场防疫能力、防疫体系的批评甚多——大家将炮火放在南京在疫情防控中的种种过失上。

但是,广州和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疫情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班航班上。如果我们无法以系统性的角度对入境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梳理,我们的防疫体系可能在今年冬天被变种病毒彻底撕裂。我今天想探讨的,是我们对境外各地疫情的分类梯度和标准问题。

根据卫健委的官方表态,境外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外,通通计入高风险地区。但我们倘若复查境外输入传染源,就会发现高风险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不妨将浦东机场和白云机场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输入情况做一对比:

浦东机场自19日至28日期间确诊计19例,平均每天两例:日本、美国、斯里兰卡各两例、加拿大、阿联酋、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塞舌尔(卡塔尔、斯里兰卡中转)、塞尔维亚(奥地利中转)、英国(芬兰中转)、巴西(瑞士中转)、巴林(阿联酋中转)、罗马尼亚(德国中转)、塞内加尔(法国中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中转)各一例。

而白云机场从19日到28日的记录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六例,远多于浦东机场:马来西亚九例、孟加拉国八例、刚果金(肯尼亚中转)七例、英国(荷兰中转)六例、埃及五例、菲律宾四例、伊拉克三例(两例直飞+一例伊朗中转)、科威特、缅甸、日本、巴拿马(法国中转)各两例、阿联酋、柬埔寨、肯尼亚、伊朗、加纳(肯尼亚中转)、喀麦隆(埃及中转)、卡塔尔(阿曼中转)、尼日利亚(德国中转,西安入境)、苏丹(埃及中转)、乍得(埃及中转)各一例。

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国家读者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倘若将它和按国家统计的入境旅客总数对比,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入境阳性率不同。例如,斯里兰卡来往上海每周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约200人,阳性率约为百分之一;但是美国来往上海每周有十二班(AA两班、DL四班、UA四班、MU两班),每周入境人数超过2000人,却仍然只有两名阳性旅客,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国来往广州的航班,入境阳性率也异常而不成比例的高。

这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对海外回国中国公民、来华外籍人士执行双检测。事实证明,双检测工作在航班起飞前筛选掉了大量阳性乘客,大大降低了各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压力,为国内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双检测工作依赖于使领馆所在国家的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能力。正常情况下,旅客在双检测取得阴性后,到达目的地检测出阳性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如果旅客出发地国家的检测能力不足,或者检测态度不端正时,就会导致有意或者无意的假阴性的出现。这些假阴性在到达机场之后,会显露出本来面目的阳性,造成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这些情况反映在入境阳性率上,就是该国的入境阳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换言之入境阳性率直接反映的是旅客居住国、中转国病毒检测能力的可信度。事实上,今年深圳机场的输入性新冠疫情,就是由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来深圳的一班航班带来的。当班航班总共200人左右,却有30多个确诊病例,如此密集的感染,实在令人怀疑南非当地核酸、抗体检测机构的能力和态度。

双检测的可靠性反映在另一层面上,就是某些国家频繁的“熔断”。熔断代表当次航班的阳性率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很可惜的是,熔断仅仅停留在当次航班层面,而没有办法就国家、城市等进行更细一步的分析,无法看到熔断背后的双检测可靠性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广东省在广州、深圳疫情之后,决定修建健康驿站——广州和深圳接纳的大量航班来自存在双重高风险(即当地疫情本身的高风险+当地双检测机构瞒报、漏报的高风险)的国家。对于这些航班,我们无法以通常的隔离措施进行处理,而必须通过健康驿站等高度防范设施加以应对。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驻外各使领馆之间,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高风险”、“甚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等级。这些等级除了反映当地疫情状况之外,也需要反映当地“双检测”机构的可靠性。

这种风险评估需要我们对当地的检测机构可靠性、当地疫情的特征、当地病毒的潜伏期分布等进行细化统计。例如上海从北美过来的案例中,出现了7月8日入境,24号确诊的超长潜伏期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要对此进行分级,是因为处理不同风险航班所需要的人手和资源不同。例如,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呈现出更长的潜伏期的话,可能从当地飞来的旅客需要延长集中隔离时间;而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入境阳性率偏高的话,则需要在期间接受更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尽早发现疫情。

换言之,如果我们无法对此妥善分类,我们就无法正确估计(而很有可能低估)接受某地前来的入境航班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例如,如果某地地方政府接收了大量本应归类至“甚高风险”乃至“极高风险”的出发地的航班,而没有对此做出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当地的市民很可能就会承担检测可靠性上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不成比例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同时,我们也建议全国各入境口岸机场合理平衡,各尽所能进行入境航班分类接待工作,从而降低单一入境口岸机场的接待压力,降低忙中出错的可能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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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对境外高风险地区进行再细分?

发布日期:2021-08-02 09:23
从入境阳性率的角度来看,将所有境外地区一概视为高风险,可能低估了某些国家的疫情。



李瀚明

【OR  商业新媒体】

Delta变种在广州和深圳先后折腾了广东省的防疫体系后,这一次在南京撕开了国内入境防疫体系的口子。直到现在,感染者已经突破150人,全国有多个省市区受到波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京机场防疫能力、防疫体系的批评甚多——大家将炮火放在南京在疫情防控中的种种过失上。

但是,广州和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疫情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班航班上。如果我们无法以系统性的角度对入境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梳理,我们的防疫体系可能在今年冬天被变种病毒彻底撕裂。我今天想探讨的,是我们对境外各地疫情的分类梯度和标准问题。

根据卫健委的官方表态,境外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外,通通计入高风险地区。但我们倘若复查境外输入传染源,就会发现高风险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不妨将浦东机场和白云机场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输入情况做一对比:

浦东机场自19日至28日期间确诊计19例,平均每天两例:日本、美国、斯里兰卡各两例、加拿大、阿联酋、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塞舌尔(卡塔尔、斯里兰卡中转)、塞尔维亚(奥地利中转)、英国(芬兰中转)、巴西(瑞士中转)、巴林(阿联酋中转)、罗马尼亚(德国中转)、塞内加尔(法国中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中转)各一例。

而白云机场从19日到28日的记录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六例,远多于浦东机场:马来西亚九例、孟加拉国八例、刚果金(肯尼亚中转)七例、英国(荷兰中转)六例、埃及五例、菲律宾四例、伊拉克三例(两例直飞+一例伊朗中转)、科威特、缅甸、日本、巴拿马(法国中转)各两例、阿联酋、柬埔寨、肯尼亚、伊朗、加纳(肯尼亚中转)、喀麦隆(埃及中转)、卡塔尔(阿曼中转)、尼日利亚(德国中转,西安入境)、苏丹(埃及中转)、乍得(埃及中转)各一例。

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国家读者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倘若将它和按国家统计的入境旅客总数对比,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入境阳性率不同。例如,斯里兰卡来往上海每周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约200人,阳性率约为百分之一;但是美国来往上海每周有十二班(AA两班、DL四班、UA四班、MU两班),每周入境人数超过2000人,却仍然只有两名阳性旅客,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国来往广州的航班,入境阳性率也异常而不成比例的高。

这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对海外回国中国公民、来华外籍人士执行双检测。事实证明,双检测工作在航班起飞前筛选掉了大量阳性乘客,大大降低了各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压力,为国内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双检测工作依赖于使领馆所在国家的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能力。正常情况下,旅客在双检测取得阴性后,到达目的地检测出阳性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如果旅客出发地国家的检测能力不足,或者检测态度不端正时,就会导致有意或者无意的假阴性的出现。这些假阴性在到达机场之后,会显露出本来面目的阳性,造成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这些情况反映在入境阳性率上,就是该国的入境阳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换言之入境阳性率直接反映的是旅客居住国、中转国病毒检测能力的可信度。事实上,今年深圳机场的输入性新冠疫情,就是由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来深圳的一班航班带来的。当班航班总共200人左右,却有30多个确诊病例,如此密集的感染,实在令人怀疑南非当地核酸、抗体检测机构的能力和态度。

双检测的可靠性反映在另一层面上,就是某些国家频繁的“熔断”。熔断代表当次航班的阳性率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很可惜的是,熔断仅仅停留在当次航班层面,而没有办法就国家、城市等进行更细一步的分析,无法看到熔断背后的双检测可靠性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广东省在广州、深圳疫情之后,决定修建健康驿站——广州和深圳接纳的大量航班来自存在双重高风险(即当地疫情本身的高风险+当地双检测机构瞒报、漏报的高风险)的国家。对于这些航班,我们无法以通常的隔离措施进行处理,而必须通过健康驿站等高度防范设施加以应对。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驻外各使领馆之间,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高风险”、“甚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等级。这些等级除了反映当地疫情状况之外,也需要反映当地“双检测”机构的可靠性。

这种风险评估需要我们对当地的检测机构可靠性、当地疫情的特征、当地病毒的潜伏期分布等进行细化统计。例如上海从北美过来的案例中,出现了7月8日入境,24号确诊的超长潜伏期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要对此进行分级,是因为处理不同风险航班所需要的人手和资源不同。例如,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呈现出更长的潜伏期的话,可能从当地飞来的旅客需要延长集中隔离时间;而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入境阳性率偏高的话,则需要在期间接受更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尽早发现疫情。

换言之,如果我们无法对此妥善分类,我们就无法正确估计(而很有可能低估)接受某地前来的入境航班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例如,如果某地地方政府接收了大量本应归类至“甚高风险”乃至“极高风险”的出发地的航班,而没有对此做出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当地的市民很可能就会承担检测可靠性上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不成比例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同时,我们也建议全国各入境口岸机场合理平衡,各尽所能进行入境航班分类接待工作,从而降低单一入境口岸机场的接待压力,降低忙中出错的可能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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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变种在广州和深圳先后折腾了广东省的防疫体系后,这一次在南京撕开了国内入境防疫体系的口子。直到现在,感染者已经突破150人,全国有多个省市区受到波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京机场防疫能力、防疫体系的批评甚多——大家将炮火放在南京在疫情防控中的种种过失上。

但是,广州和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疫情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班航班上。如果我们无法以系统性的角度对入境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梳理,我们的防疫体系可能在今年冬天被变种病毒彻底撕裂。我今天想探讨的,是我们对境外各地疫情的分类梯度和标准问题。

根据卫健委的官方表态,境外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外,通通计入高风险地区。但我们倘若复查境外输入传染源,就会发现高风险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不妨将浦东机场和白云机场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输入情况做一对比:

浦东机场自19日至28日期间确诊计19例,平均每天两例:日本、美国、斯里兰卡各两例、加拿大、阿联酋、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塞舌尔(卡塔尔、斯里兰卡中转)、塞尔维亚(奥地利中转)、英国(芬兰中转)、巴西(瑞士中转)、巴林(阿联酋中转)、罗马尼亚(德国中转)、塞内加尔(法国中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中转)各一例。

而白云机场从19日到28日的记录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六例,远多于浦东机场:马来西亚九例、孟加拉国八例、刚果金(肯尼亚中转)七例、英国(荷兰中转)六例、埃及五例、菲律宾四例、伊拉克三例(两例直飞+一例伊朗中转)、科威特、缅甸、日本、巴拿马(法国中转)各两例、阿联酋、柬埔寨、肯尼亚、伊朗、加纳(肯尼亚中转)、喀麦隆(埃及中转)、卡塔尔(阿曼中转)、尼日利亚(德国中转,西安入境)、苏丹(埃及中转)、乍得(埃及中转)各一例。

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国家读者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倘若将它和按国家统计的入境旅客总数对比,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入境阳性率不同。例如,斯里兰卡来往上海每周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约200人,阳性率约为百分之一;但是美国来往上海每周有十二班(AA两班、DL四班、UA四班、MU两班),每周入境人数超过2000人,却仍然只有两名阳性旅客,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国来往广州的航班,入境阳性率也异常而不成比例的高。

这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对海外回国中国公民、来华外籍人士执行双检测。事实证明,双检测工作在航班起飞前筛选掉了大量阳性乘客,大大降低了各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压力,为国内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双检测工作依赖于使领馆所在国家的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能力。正常情况下,旅客在双检测取得阴性后,到达目的地检测出阳性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如果旅客出发地国家的检测能力不足,或者检测态度不端正时,就会导致有意或者无意的假阴性的出现。这些假阴性在到达机场之后,会显露出本来面目的阳性,造成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这些情况反映在入境阳性率上,就是该国的入境阳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换言之入境阳性率直接反映的是旅客居住国、中转国病毒检测能力的可信度。事实上,今年深圳机场的输入性新冠疫情,就是由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来深圳的一班航班带来的。当班航班总共200人左右,却有30多个确诊病例,如此密集的感染,实在令人怀疑南非当地核酸、抗体检测机构的能力和态度。

双检测的可靠性反映在另一层面上,就是某些国家频繁的“熔断”。熔断代表当次航班的阳性率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很可惜的是,熔断仅仅停留在当次航班层面,而没有办法就国家、城市等进行更细一步的分析,无法看到熔断背后的双检测可靠性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广东省在广州、深圳疫情之后,决定修建健康驿站——广州和深圳接纳的大量航班来自存在双重高风险(即当地疫情本身的高风险+当地双检测机构瞒报、漏报的高风险)的国家。对于这些航班,我们无法以通常的隔离措施进行处理,而必须通过健康驿站等高度防范设施加以应对。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驻外各使领馆之间,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高风险”、“甚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等级。这些等级除了反映当地疫情状况之外,也需要反映当地“双检测”机构的可靠性。

这种风险评估需要我们对当地的检测机构可靠性、当地疫情的特征、当地病毒的潜伏期分布等进行细化统计。例如上海从北美过来的案例中,出现了7月8日入境,24号确诊的超长潜伏期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要对此进行分级,是因为处理不同风险航班所需要的人手和资源不同。例如,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呈现出更长的潜伏期的话,可能从当地飞来的旅客需要延长集中隔离时间;而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入境阳性率偏高的话,则需要在期间接受更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尽早发现疫情。

换言之,如果我们无法对此妥善分类,我们就无法正确估计(而很有可能低估)接受某地前来的入境航班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例如,如果某地地方政府接收了大量本应归类至“甚高风险”乃至“极高风险”的出发地的航班,而没有对此做出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当地的市民很可能就会承担检测可靠性上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不成比例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同时,我们也建议全国各入境口岸机场合理平衡,各尽所能进行入境航班分类接待工作,从而降低单一入境口岸机场的接待压力,降低忙中出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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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对境外高风险地区进行再细分?

发布日期:2021-08-02 09:23
从入境阳性率的角度来看,将所有境外地区一概视为高风险,可能低估了某些国家的疫情。



李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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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变种在广州和深圳先后折腾了广东省的防疫体系后,这一次在南京撕开了国内入境防疫体系的口子。直到现在,感染者已经突破150人,全国有多个省市区受到波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京机场防疫能力、防疫体系的批评甚多——大家将炮火放在南京在疫情防控中的种种过失上。

但是,广州和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疫情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班航班上。如果我们无法以系统性的角度对入境疫情的防控工作进行梳理,我们的防疫体系可能在今年冬天被变种病毒彻底撕裂。我今天想探讨的,是我们对境外各地疫情的分类梯度和标准问题。

根据卫健委的官方表态,境外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外,通通计入高风险地区。但我们倘若复查境外输入传染源,就会发现高风险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不妨将浦东机场和白云机场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输入情况做一对比:

浦东机场自19日至28日期间确诊计19例,平均每天两例:日本、美国、斯里兰卡各两例、加拿大、阿联酋、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塞舌尔(卡塔尔、斯里兰卡中转)、塞尔维亚(奥地利中转)、英国(芬兰中转)、巴西(瑞士中转)、巴林(阿联酋中转)、罗马尼亚(德国中转)、塞内加尔(法国中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中转)各一例。

而白云机场从19日到28日的记录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六例,远多于浦东机场:马来西亚九例、孟加拉国八例、刚果金(肯尼亚中转)七例、英国(荷兰中转)六例、埃及五例、菲律宾四例、伊拉克三例(两例直飞+一例伊朗中转)、科威特、缅甸、日本、巴拿马(法国中转)各两例、阿联酋、柬埔寨、肯尼亚、伊朗、加纳(肯尼亚中转)、喀麦隆(埃及中转)、卡塔尔(阿曼中转)、尼日利亚(德国中转,西安入境)、苏丹(埃及中转)、乍得(埃及中转)各一例。

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国家读者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倘若将它和按国家统计的入境旅客总数对比,你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入境阳性率不同。例如,斯里兰卡来往上海每周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约200人,阳性率约为百分之一;但是美国来往上海每周有十二班(AA两班、DL四班、UA四班、MU两班),每周入境人数超过2000人,却仍然只有两名阳性旅客,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国来往广州的航班,入境阳性率也异常而不成比例的高。

这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对海外回国中国公民、来华外籍人士执行双检测。事实证明,双检测工作在航班起飞前筛选掉了大量阳性乘客,大大降低了各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压力,为国内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双检测工作依赖于使领馆所在国家的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能力。正常情况下,旅客在双检测取得阴性后,到达目的地检测出阳性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如果旅客出发地国家的检测能力不足,或者检测态度不端正时,就会导致有意或者无意的假阴性的出现。这些假阴性在到达机场之后,会显露出本来面目的阳性,造成境外输入病例的情况。这些情况反映在入境阳性率上,就是该国的入境阳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换言之入境阳性率直接反映的是旅客居住国、中转国病毒检测能力的可信度。事实上,今年深圳机场的输入性新冠疫情,就是由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来深圳的一班航班带来的。当班航班总共200人左右,却有30多个确诊病例,如此密集的感染,实在令人怀疑南非当地核酸、抗体检测机构的能力和态度。

双检测的可靠性反映在另一层面上,就是某些国家频繁的“熔断”。熔断代表当次航班的阳性率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很可惜的是,熔断仅仅停留在当次航班层面,而没有办法就国家、城市等进行更细一步的分析,无法看到熔断背后的双检测可靠性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广东省在广州、深圳疫情之后,决定修建健康驿站——广州和深圳接纳的大量航班来自存在双重高风险(即当地疫情本身的高风险+当地双检测机构瞒报、漏报的高风险)的国家。对于这些航班,我们无法以通常的隔离措施进行处理,而必须通过健康驿站等高度防范设施加以应对。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驻外各使领馆之间,必须建立妥善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高风险”、“甚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等级。这些等级除了反映当地疫情状况之外,也需要反映当地“双检测”机构的可靠性。

这种风险评估需要我们对当地的检测机构可靠性、当地疫情的特征、当地病毒的潜伏期分布等进行细化统计。例如上海从北美过来的案例中,出现了7月8日入境,24号确诊的超长潜伏期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要对此进行分级,是因为处理不同风险航班所需要的人手和资源不同。例如,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呈现出更长的潜伏期的话,可能从当地飞来的旅客需要延长集中隔离时间;而假如某地的输入性疫情入境阳性率偏高的话,则需要在期间接受更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尽早发现疫情。

换言之,如果我们无法对此妥善分类,我们就无法正确估计(而很有可能低估)接受某地前来的入境航班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例如,如果某地地方政府接收了大量本应归类至“甚高风险”乃至“极高风险”的出发地的航班,而没有对此做出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当地的市民很可能就会承担检测可靠性上的结构性差异带来的不成比例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同时,我们也建议全国各入境口岸机场合理平衡,各尽所能进行入境航班分类接待工作,从而降低单一入境口岸机场的接待压力,降低忙中出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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