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



王英良

【OR  商业新媒体】

中国网信办官方网站7月16日宣布:“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在归口管理的行政体系下,这是在历史上都少有的以多部委联合办案的形式对一个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查的事件。

从目前看,中国政府显然对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政治不信任持有不满态度。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是中国政府早前确定的“走出去”战略的一环。长期以来,美国尽管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唯一目的地,但中国却有海量的资本长期在美国,而且增量方面相当可观。美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便捷的金融和完善的法律、产权保障等优势,这对中企赴美投资存在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一度鼓励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在这一政策下,目前中国在美拥有庞大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助推动美元回流,而间接投资又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同时有利于美国投资方共享中国企业红利。这两方面都构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容。

历史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至21世纪头10年期间,较早对中国实行投资,并参与到市场股权改革中的行为体。中国部分头部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外资比例,当然前提是中国资本占控股地位。美国金融业发达,金融衍生品类型是全球之最。在中国一大批头部独角兽企业中,美国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通过注资往往可以获得隐性的权力和控制权,部分案例甚至因涉及商业机密,鲜少公开。中国一些政府投资资本(私人基金)亦会投给美国(诸如加州)的科技新创企业,但这一商业行为也被特朗普的行政令所禁止。总体看,中美在独角兽企业的融资与股权控制上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美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禁止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独角兽初创企业。而中国众多的企业在资本(股权)结构中,外资或特定基金占据相当的份额。

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历史转折点,那拜登在限制中企直接投资方面则进一步地做细做牢。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进攻态势,包括对中国跨国公司和特殊行业公司的限制。在中美阿拉斯加短期的对话后,两国在诸多问题的分歧,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信任因素,越发公开化。中国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失望。美国有意降低对华外交在全球外交中的权重,而中国国内对美民族主义则持续保持热度。在网络这一所谓的“第五空间”中,中美攻防不平衡的状态,近期逐渐由中国开始打破。

中国是网络空间商业化的“后来居上”者。美国及盟友控制了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域名,在网络空间上进攻性明显。美国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全、最复杂的网络监控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脱离其中。在国际顶级网络域名及管理者中,有13台主根服务器分别由三家美国公司、三个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两所美国大学、一家美国非盈利的私营机构、一家欧洲公司、一个欧洲私营结构和一个日本机构管辖。美国因在网络空间的控制权,在网络战略进攻能力上优于中国。斯诺登曝光美国安全部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棱镜门”事件。这一从2007年开始实施、涉及全球的网络监控活动,令中国政府和智库界对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近几年中美科技竞争向白热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数据安全的敏感和担忧比起美国还是起步较晚。特朗普实质性地刺激了中国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跨国公司的数据安全的决心。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以数据安全为由对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TikTok实行安全审查,在数据传输以及“怀疑推论”上,美国政府主导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投资限制,甚至动用强制力迫使TikTok 与美国市场“脱钩”以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美国政府对包括字节跳动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展开了针对性极强的限制和打击,给中国企业和精英的冲击是强烈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Grindr”,尽管相对名气不大,但它体现出美国对中国网络产品的警惕。美国政府在2019年3月迫使昆仑万维科技(Kunlun Tech)出售全球最大同性恋约会APP“Grindr”。理由是美政府官员警告称,让外资持有该移动平台会威胁国家安全。因为CFIUS在审查中认为此APP会便利中国情报部门收集美国敏感人物的位置、年龄、性取向和艾滋病毒(HIV)状态、面部生物特征,甚至利用这些信息勒索美国人,或利用这些秘密“要挟”涉密工作人员。此前的2018年1月,CFIUS强迫“蚂蚁金服”放弃对“速汇金”(Money Gram International.)的收购计划,主要担心收购可用于识别美国公民数据的业务会带来安全问题。该小组此前还迫使“泛海控股”(Oceanwide Holdings.)和“通用金融”(Genworth Financial Inc.)通过第三方数据管理员来确保中国公司无法访问该保险公司在美国客户的个人私人数据。

另外,在2020年3月,CFIUS阻止了“石基信息”对美国酒店业务的收购,原因依然是担心中企会收集、存储美国客户的信息。不仅如此,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德国公司英飞凌(Infineon)试图以90亿欧元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赛普拉斯(Cypress)的交易也被CFIUS阻止,理由是英飞凌的营收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政府可以对英飞凌施加影响,这笔交易会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可见,对TikTok的限制并非是孤立个案,而是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排斥的一种表现。

客观讲,中美两国在数据领域互有攻防。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针对美国在华的互联网产业开始持有更明显的怀疑立场。2010年Google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出现分歧,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转用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及服务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该网址目前无法通过普通链接在中国大陆地区访问。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跨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开始行动。Google作为一家全球知名跨国网络服务供应商,因公司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存在差异,转而寻求退出中国市场。出于对网络和数据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亦禁止Facebook、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产品。中美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上的博弈其实一直存在。

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华为,到美国地方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建造纽约地铁的疑虑,美国对中美角力中数据安全的高度关注早已十分明确。市场环境下,任何企业的扩张都离不开融资,但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保持对中国“政企关系”的质疑。就股市来看,202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就与外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任何关联提交更多信息。2021年3月,美国证监会发布了该法案的实施细则,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交董事会中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单,一些中概股股价应声而落。有中国媒体甚至预测,该法案的实施将引发中概股在美国的退市潮。

美国金融市场因其自身特点,吸引中国众多企业在美寻求上市,寻求跨国资本支持。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中国网络信息企业在美国上市既涉及到中美金融关系也涉及到两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上的博弈。理论上,美国通过金融杠杆或对公司的控制权(投票权)介入或者接触中国企业的运营数据是不存在任何阻力的。通常,竞争性国家难以相信对手的“承诺”和“行为自律”,网络虚拟空间更容易形成“安全困境”。理论上看,美国对中国网络公司进行攻击获取一定的数据是一种概率性问题,外加上因资本控股而带来的新“杠杆”,这显然会增加美国的优势,把中国的数据安全推入“劣势”。中国不能排除在美上市的中国网络企业成为美国应对中国的新“楔子”,而中国以强力部门公开参与安全执法,显然有助于既威慑行业企业也威慑潜在的力图获取中国安全数据的外部行为体。

但要明确的是,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对华网络空间一贯进攻性姿态的某种反应,行为本身也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政府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越发复杂且系统化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随后而来的将是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的升级,因为中美竞争最终将回归到中美两国以规范和法治为中心的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对中国跨国公司还是对中美金融关系而言,新的规范正在徐徐成形。尽管事情并未完全展开,但看起来中国认为,应对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预防性打击”,展示决心,增强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在网络空间攻防平衡中中国的优势。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行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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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理论、现实看“滴滴事件”

发布日期:2021-07-19 07:48
摘要: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



王英良

【OR  商业新媒体】

中国网信办官方网站7月16日宣布:“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在归口管理的行政体系下,这是在历史上都少有的以多部委联合办案的形式对一个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查的事件。

从目前看,中国政府显然对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政治不信任持有不满态度。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是中国政府早前确定的“走出去”战略的一环。长期以来,美国尽管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唯一目的地,但中国却有海量的资本长期在美国,而且增量方面相当可观。美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便捷的金融和完善的法律、产权保障等优势,这对中企赴美投资存在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一度鼓励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在这一政策下,目前中国在美拥有庞大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助推动美元回流,而间接投资又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同时有利于美国投资方共享中国企业红利。这两方面都构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容。

历史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至21世纪头10年期间,较早对中国实行投资,并参与到市场股权改革中的行为体。中国部分头部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外资比例,当然前提是中国资本占控股地位。美国金融业发达,金融衍生品类型是全球之最。在中国一大批头部独角兽企业中,美国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通过注资往往可以获得隐性的权力和控制权,部分案例甚至因涉及商业机密,鲜少公开。中国一些政府投资资本(私人基金)亦会投给美国(诸如加州)的科技新创企业,但这一商业行为也被特朗普的行政令所禁止。总体看,中美在独角兽企业的融资与股权控制上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美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禁止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独角兽初创企业。而中国众多的企业在资本(股权)结构中,外资或特定基金占据相当的份额。

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历史转折点,那拜登在限制中企直接投资方面则进一步地做细做牢。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进攻态势,包括对中国跨国公司和特殊行业公司的限制。在中美阿拉斯加短期的对话后,两国在诸多问题的分歧,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信任因素,越发公开化。中国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失望。美国有意降低对华外交在全球外交中的权重,而中国国内对美民族主义则持续保持热度。在网络这一所谓的“第五空间”中,中美攻防不平衡的状态,近期逐渐由中国开始打破。

中国是网络空间商业化的“后来居上”者。美国及盟友控制了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域名,在网络空间上进攻性明显。美国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全、最复杂的网络监控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脱离其中。在国际顶级网络域名及管理者中,有13台主根服务器分别由三家美国公司、三个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两所美国大学、一家美国非盈利的私营机构、一家欧洲公司、一个欧洲私营结构和一个日本机构管辖。美国因在网络空间的控制权,在网络战略进攻能力上优于中国。斯诺登曝光美国安全部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棱镜门”事件。这一从2007年开始实施、涉及全球的网络监控活动,令中国政府和智库界对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近几年中美科技竞争向白热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数据安全的敏感和担忧比起美国还是起步较晚。特朗普实质性地刺激了中国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跨国公司的数据安全的决心。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以数据安全为由对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TikTok实行安全审查,在数据传输以及“怀疑推论”上,美国政府主导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投资限制,甚至动用强制力迫使TikTok 与美国市场“脱钩”以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美国政府对包括字节跳动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展开了针对性极强的限制和打击,给中国企业和精英的冲击是强烈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Grindr”,尽管相对名气不大,但它体现出美国对中国网络产品的警惕。美国政府在2019年3月迫使昆仑万维科技(Kunlun Tech)出售全球最大同性恋约会APP“Grindr”。理由是美政府官员警告称,让外资持有该移动平台会威胁国家安全。因为CFIUS在审查中认为此APP会便利中国情报部门收集美国敏感人物的位置、年龄、性取向和艾滋病毒(HIV)状态、面部生物特征,甚至利用这些信息勒索美国人,或利用这些秘密“要挟”涉密工作人员。此前的2018年1月,CFIUS强迫“蚂蚁金服”放弃对“速汇金”(Money Gram International.)的收购计划,主要担心收购可用于识别美国公民数据的业务会带来安全问题。该小组此前还迫使“泛海控股”(Oceanwide Holdings.)和“通用金融”(Genworth Financial Inc.)通过第三方数据管理员来确保中国公司无法访问该保险公司在美国客户的个人私人数据。

另外,在2020年3月,CFIUS阻止了“石基信息”对美国酒店业务的收购,原因依然是担心中企会收集、存储美国客户的信息。不仅如此,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德国公司英飞凌(Infineon)试图以90亿欧元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赛普拉斯(Cypress)的交易也被CFIUS阻止,理由是英飞凌的营收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政府可以对英飞凌施加影响,这笔交易会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可见,对TikTok的限制并非是孤立个案,而是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排斥的一种表现。

客观讲,中美两国在数据领域互有攻防。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针对美国在华的互联网产业开始持有更明显的怀疑立场。2010年Google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出现分歧,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转用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及服务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该网址目前无法通过普通链接在中国大陆地区访问。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跨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开始行动。Google作为一家全球知名跨国网络服务供应商,因公司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存在差异,转而寻求退出中国市场。出于对网络和数据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亦禁止Facebook、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产品。中美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上的博弈其实一直存在。

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华为,到美国地方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建造纽约地铁的疑虑,美国对中美角力中数据安全的高度关注早已十分明确。市场环境下,任何企业的扩张都离不开融资,但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保持对中国“政企关系”的质疑。就股市来看,202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就与外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任何关联提交更多信息。2021年3月,美国证监会发布了该法案的实施细则,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交董事会中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单,一些中概股股价应声而落。有中国媒体甚至预测,该法案的实施将引发中概股在美国的退市潮。

美国金融市场因其自身特点,吸引中国众多企业在美寻求上市,寻求跨国资本支持。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中国网络信息企业在美国上市既涉及到中美金融关系也涉及到两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上的博弈。理论上,美国通过金融杠杆或对公司的控制权(投票权)介入或者接触中国企业的运营数据是不存在任何阻力的。通常,竞争性国家难以相信对手的“承诺”和“行为自律”,网络虚拟空间更容易形成“安全困境”。理论上看,美国对中国网络公司进行攻击获取一定的数据是一种概率性问题,外加上因资本控股而带来的新“杠杆”,这显然会增加美国的优势,把中国的数据安全推入“劣势”。中国不能排除在美上市的中国网络企业成为美国应对中国的新“楔子”,而中国以强力部门公开参与安全执法,显然有助于既威慑行业企业也威慑潜在的力图获取中国安全数据的外部行为体。

但要明确的是,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对华网络空间一贯进攻性姿态的某种反应,行为本身也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政府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越发复杂且系统化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随后而来的将是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的升级,因为中美竞争最终将回归到中美两国以规范和法治为中心的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对中国跨国公司还是对中美金融关系而言,新的规范正在徐徐成形。尽管事情并未完全展开,但看起来中国认为,应对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预防性打击”,展示决心,增强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在网络空间攻防平衡中中国的优势。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行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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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



王英良

【OR  商业新媒体】

中国网信办官方网站7月16日宣布:“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在归口管理的行政体系下,这是在历史上都少有的以多部委联合办案的形式对一个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查的事件。

从目前看,中国政府显然对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政治不信任持有不满态度。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是中国政府早前确定的“走出去”战略的一环。长期以来,美国尽管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唯一目的地,但中国却有海量的资本长期在美国,而且增量方面相当可观。美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便捷的金融和完善的法律、产权保障等优势,这对中企赴美投资存在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一度鼓励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在这一政策下,目前中国在美拥有庞大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助推动美元回流,而间接投资又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同时有利于美国投资方共享中国企业红利。这两方面都构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容。

历史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至21世纪头10年期间,较早对中国实行投资,并参与到市场股权改革中的行为体。中国部分头部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外资比例,当然前提是中国资本占控股地位。美国金融业发达,金融衍生品类型是全球之最。在中国一大批头部独角兽企业中,美国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通过注资往往可以获得隐性的权力和控制权,部分案例甚至因涉及商业机密,鲜少公开。中国一些政府投资资本(私人基金)亦会投给美国(诸如加州)的科技新创企业,但这一商业行为也被特朗普的行政令所禁止。总体看,中美在独角兽企业的融资与股权控制上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美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禁止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独角兽初创企业。而中国众多的企业在资本(股权)结构中,外资或特定基金占据相当的份额。

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历史转折点,那拜登在限制中企直接投资方面则进一步地做细做牢。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进攻态势,包括对中国跨国公司和特殊行业公司的限制。在中美阿拉斯加短期的对话后,两国在诸多问题的分歧,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信任因素,越发公开化。中国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失望。美国有意降低对华外交在全球外交中的权重,而中国国内对美民族主义则持续保持热度。在网络这一所谓的“第五空间”中,中美攻防不平衡的状态,近期逐渐由中国开始打破。

中国是网络空间商业化的“后来居上”者。美国及盟友控制了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域名,在网络空间上进攻性明显。美国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全、最复杂的网络监控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脱离其中。在国际顶级网络域名及管理者中,有13台主根服务器分别由三家美国公司、三个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两所美国大学、一家美国非盈利的私营机构、一家欧洲公司、一个欧洲私营结构和一个日本机构管辖。美国因在网络空间的控制权,在网络战略进攻能力上优于中国。斯诺登曝光美国安全部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棱镜门”事件。这一从2007年开始实施、涉及全球的网络监控活动,令中国政府和智库界对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近几年中美科技竞争向白热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数据安全的敏感和担忧比起美国还是起步较晚。特朗普实质性地刺激了中国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跨国公司的数据安全的决心。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以数据安全为由对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TikTok实行安全审查,在数据传输以及“怀疑推论”上,美国政府主导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投资限制,甚至动用强制力迫使TikTok 与美国市场“脱钩”以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美国政府对包括字节跳动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展开了针对性极强的限制和打击,给中国企业和精英的冲击是强烈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Grindr”,尽管相对名气不大,但它体现出美国对中国网络产品的警惕。美国政府在2019年3月迫使昆仑万维科技(Kunlun Tech)出售全球最大同性恋约会APP“Grindr”。理由是美政府官员警告称,让外资持有该移动平台会威胁国家安全。因为CFIUS在审查中认为此APP会便利中国情报部门收集美国敏感人物的位置、年龄、性取向和艾滋病毒(HIV)状态、面部生物特征,甚至利用这些信息勒索美国人,或利用这些秘密“要挟”涉密工作人员。此前的2018年1月,CFIUS强迫“蚂蚁金服”放弃对“速汇金”(Money Gram International.)的收购计划,主要担心收购可用于识别美国公民数据的业务会带来安全问题。该小组此前还迫使“泛海控股”(Oceanwide Holdings.)和“通用金融”(Genworth Financial Inc.)通过第三方数据管理员来确保中国公司无法访问该保险公司在美国客户的个人私人数据。

另外,在2020年3月,CFIUS阻止了“石基信息”对美国酒店业务的收购,原因依然是担心中企会收集、存储美国客户的信息。不仅如此,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德国公司英飞凌(Infineon)试图以90亿欧元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赛普拉斯(Cypress)的交易也被CFIUS阻止,理由是英飞凌的营收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政府可以对英飞凌施加影响,这笔交易会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可见,对TikTok的限制并非是孤立个案,而是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排斥的一种表现。

客观讲,中美两国在数据领域互有攻防。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针对美国在华的互联网产业开始持有更明显的怀疑立场。2010年Google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出现分歧,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转用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及服务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该网址目前无法通过普通链接在中国大陆地区访问。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跨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开始行动。Google作为一家全球知名跨国网络服务供应商,因公司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存在差异,转而寻求退出中国市场。出于对网络和数据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亦禁止Facebook、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产品。中美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上的博弈其实一直存在。

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华为,到美国地方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建造纽约地铁的疑虑,美国对中美角力中数据安全的高度关注早已十分明确。市场环境下,任何企业的扩张都离不开融资,但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保持对中国“政企关系”的质疑。就股市来看,202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就与外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任何关联提交更多信息。2021年3月,美国证监会发布了该法案的实施细则,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交董事会中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单,一些中概股股价应声而落。有中国媒体甚至预测,该法案的实施将引发中概股在美国的退市潮。

美国金融市场因其自身特点,吸引中国众多企业在美寻求上市,寻求跨国资本支持。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中国网络信息企业在美国上市既涉及到中美金融关系也涉及到两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上的博弈。理论上,美国通过金融杠杆或对公司的控制权(投票权)介入或者接触中国企业的运营数据是不存在任何阻力的。通常,竞争性国家难以相信对手的“承诺”和“行为自律”,网络虚拟空间更容易形成“安全困境”。理论上看,美国对中国网络公司进行攻击获取一定的数据是一种概率性问题,外加上因资本控股而带来的新“杠杆”,这显然会增加美国的优势,把中国的数据安全推入“劣势”。中国不能排除在美上市的中国网络企业成为美国应对中国的新“楔子”,而中国以强力部门公开参与安全执法,显然有助于既威慑行业企业也威慑潜在的力图获取中国安全数据的外部行为体。

但要明确的是,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对华网络空间一贯进攻性姿态的某种反应,行为本身也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政府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越发复杂且系统化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随后而来的将是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的升级,因为中美竞争最终将回归到中美两国以规范和法治为中心的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对中国跨国公司还是对中美金融关系而言,新的规范正在徐徐成形。尽管事情并未完全展开,但看起来中国认为,应对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预防性打击”,展示决心,增强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在网络空间攻防平衡中中国的优势。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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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07-19 07:48
摘要: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



王英良

【OR  商业新媒体】

中国网信办官方网站7月16日宣布:“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在归口管理的行政体系下,这是在历史上都少有的以多部委联合办案的形式对一个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查的事件。

从目前看,中国政府显然对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政治不信任持有不满态度。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是中国政府早前确定的“走出去”战略的一环。长期以来,美国尽管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唯一目的地,但中国却有海量的资本长期在美国,而且增量方面相当可观。美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便捷的金融和完善的法律、产权保障等优势,这对中企赴美投资存在较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一度鼓励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在这一政策下,目前中国在美拥有庞大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助推动美元回流,而间接投资又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同时有利于美国投资方共享中国企业红利。这两方面都构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容。

历史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至21世纪头10年期间,较早对中国实行投资,并参与到市场股权改革中的行为体。中国部分头部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外资比例,当然前提是中国资本占控股地位。美国金融业发达,金融衍生品类型是全球之最。在中国一大批头部独角兽企业中,美国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通过注资往往可以获得隐性的权力和控制权,部分案例甚至因涉及商业机密,鲜少公开。中国一些政府投资资本(私人基金)亦会投给美国(诸如加州)的科技新创企业,但这一商业行为也被特朗普的行政令所禁止。总体看,中美在独角兽企业的融资与股权控制上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美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禁止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独角兽初创企业。而中国众多的企业在资本(股权)结构中,外资或特定基金占据相当的份额。

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历史转折点,那拜登在限制中企直接投资方面则进一步地做细做牢。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进攻态势,包括对中国跨国公司和特殊行业公司的限制。在中美阿拉斯加短期的对话后,两国在诸多问题的分歧,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信任因素,越发公开化。中国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失望。美国有意降低对华外交在全球外交中的权重,而中国国内对美民族主义则持续保持热度。在网络这一所谓的“第五空间”中,中美攻防不平衡的状态,近期逐渐由中国开始打破。

中国是网络空间商业化的“后来居上”者。美国及盟友控制了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域名,在网络空间上进攻性明显。美国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全、最复杂的网络监控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脱离其中。在国际顶级网络域名及管理者中,有13台主根服务器分别由三家美国公司、三个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两所美国大学、一家美国非盈利的私营机构、一家欧洲公司、一个欧洲私营结构和一个日本机构管辖。美国因在网络空间的控制权,在网络战略进攻能力上优于中国。斯诺登曝光美国安全部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棱镜门”事件。这一从2007年开始实施、涉及全球的网络监控活动,令中国政府和智库界对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近几年中美科技竞争向白热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数据安全的敏感和担忧比起美国还是起步较晚。特朗普实质性地刺激了中国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跨国公司的数据安全的决心。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以数据安全为由对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TikTok实行安全审查,在数据传输以及“怀疑推论”上,美国政府主导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投资限制,甚至动用强制力迫使TikTok 与美国市场“脱钩”以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美国政府对包括字节跳动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展开了针对性极强的限制和打击,给中国企业和精英的冲击是强烈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Grindr”,尽管相对名气不大,但它体现出美国对中国网络产品的警惕。美国政府在2019年3月迫使昆仑万维科技(Kunlun Tech)出售全球最大同性恋约会APP“Grindr”。理由是美政府官员警告称,让外资持有该移动平台会威胁国家安全。因为CFIUS在审查中认为此APP会便利中国情报部门收集美国敏感人物的位置、年龄、性取向和艾滋病毒(HIV)状态、面部生物特征,甚至利用这些信息勒索美国人,或利用这些秘密“要挟”涉密工作人员。此前的2018年1月,CFIUS强迫“蚂蚁金服”放弃对“速汇金”(Money Gram International.)的收购计划,主要担心收购可用于识别美国公民数据的业务会带来安全问题。该小组此前还迫使“泛海控股”(Oceanwide Holdings.)和“通用金融”(Genworth Financial Inc.)通过第三方数据管理员来确保中国公司无法访问该保险公司在美国客户的个人私人数据。

另外,在2020年3月,CFIUS阻止了“石基信息”对美国酒店业务的收购,原因依然是担心中企会收集、存储美国客户的信息。不仅如此,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德国公司英飞凌(Infineon)试图以90亿欧元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赛普拉斯(Cypress)的交易也被CFIUS阻止,理由是英飞凌的营收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政府可以对英飞凌施加影响,这笔交易会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可见,对TikTok的限制并非是孤立个案,而是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排斥的一种表现。

客观讲,中美两国在数据领域互有攻防。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针对美国在华的互联网产业开始持有更明显的怀疑立场。2010年Google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出现分歧,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转用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及服务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该网址目前无法通过普通链接在中国大陆地区访问。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跨国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开始行动。Google作为一家全球知名跨国网络服务供应商,因公司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存在差异,转而寻求退出中国市场。出于对网络和数据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亦禁止Facebook、Twitter等美国互联网产品。中美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上的博弈其实一直存在。

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华为,到美国地方官员对中国公司参与建造纽约地铁的疑虑,美国对中美角力中数据安全的高度关注早已十分明确。市场环境下,任何企业的扩张都离不开融资,但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保持对中国“政企关系”的质疑。就股市来看,2020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就与外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任何关联提交更多信息。2021年3月,美国证监会发布了该法案的实施细则,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交董事会中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单,一些中概股股价应声而落。有中国媒体甚至预测,该法案的实施将引发中概股在美国的退市潮。

美国金融市场因其自身特点,吸引中国众多企业在美寻求上市,寻求跨国资本支持。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中国网络信息企业在美国上市既涉及到中美金融关系也涉及到两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上的博弈。理论上,美国通过金融杠杆或对公司的控制权(投票权)介入或者接触中国企业的运营数据是不存在任何阻力的。通常,竞争性国家难以相信对手的“承诺”和“行为自律”,网络虚拟空间更容易形成“安全困境”。理论上看,美国对中国网络公司进行攻击获取一定的数据是一种概率性问题,外加上因资本控股而带来的新“杠杆”,这显然会增加美国的优势,把中国的数据安全推入“劣势”。中国不能排除在美上市的中国网络企业成为美国应对中国的新“楔子”,而中国以强力部门公开参与安全执法,显然有助于既威慑行业企业也威慑潜在的力图获取中国安全数据的外部行为体。

但要明确的是,中国这一次跨部门联合执法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对华网络空间一贯进攻性姿态的某种反应,行为本身也非专门针对滴滴和赴美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政府力图“以点带面”在未来越发复杂且系统化的中美博弈中避免被动的举措。随后而来的将是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的升级,因为中美竞争最终将回归到中美两国以规范和法治为中心的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对中国跨国公司还是对中美金融关系而言,新的规范正在徐徐成形。尽管事情并未完全展开,但看起来中国认为,应对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预防性打击”,展示决心,增强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在网络空间攻防平衡中中国的优势。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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