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黄小邪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大学毕业后,程昊接到过4次腾讯面试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机会走进腾讯的办公楼。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万利达大厦,第二次在腾讯总部大厦,第三次在总部大厦隔壁的写字楼里。

“踏入腾讯的大门,仿佛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每次走进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脑空白,多想放慢脚步”。

进门这道程序,无形中亦增加了仪式感——打开短信邀约,用身份证感应登记,而后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这时程昊会拿出手机,特意给门禁贴片拍张照。站在电梯厅里,看着四周挂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他心绪难平,成为其中一员,似乎只差面试这临门一脚了。

可惜,临门一脚终究未射进球门。

改变命运的机会

程昊用“互联网临时工”形容当下的职业状态。他毕业于广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两年换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打转,“像个洗碗工,这里洗几个月,那里洗几个月,永远没有稳定感”。

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业爆雷的知名P2P,永远画饼、看不到未来的小创业公司,人员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历,在HR眼里意味着“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 他也受够了小公司的压榨和斤斤计较。他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却总要身兼多职;会议永远在下午6点以后开始;加班到夜里,老板还要暗示他多坐地铁少打车……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着“再努力也很难在广州买房”。

而互联网大厂,尤其腾讯,则意味着摆脱互联网临时工的身份,高薪,相对稳定,能够“30岁前凑足广州的首付,成为一个广州人”,他没有过在深圳买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价。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那腾讯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镀过这层金,未来即便跳槽,也无非是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反复横跳。将来定居广州,进入当地的网易、唯品会等大厂也不再是问题。

两年间,程昊把简历往腾讯内推了无数次,面试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轮的总监面。他的上班地点一直在南山打转,距离腾讯都不算远,最近的要属上家公司,与腾讯滨海大厦同在一个园区。上下班路上,他时常能看到带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或者晚上灯火通明的腾讯办公楼,“羡慕,又有点难受”,他坐着现在这间办公室的露台上,手指着不远处的腾讯总部说。

沮丧受挫的时候,程昊想过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围城内的困境——“螺丝钉,加班,35岁危机”,但在他看来,进入大厂是他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成为螺丝钉也无妨。

“985大学的毕业生,人家离开大厂,可能还有很多选择,我跟他们不一样”。

孟渔今年刚刚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选择这个院校、专业,还有城市,其实都是为了进互联网大厂做准备”,为了这一目标,她连续考了两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读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读的是医学相关专业,同学要么继续读医学类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线城市的体制,或者进了制药厂。

孟渔在十五六岁时,就在知乎上接触到一线城市互联网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高薪,工作氛围自由,有机会欣赏数不清的展览和演出,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线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满足了她对体面职业的幻想。

到今天,孟渔对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的认知,早已不是这般理想化。对大厂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称“小镇青年”,“出身也好,学的专业也好,很难找到比互联网大厂薪酬更高的地方”。

一年比一年更卷

中学阶段,互联网给孟渔的印象,还是“处于草莽阶段”的新兴行业,二本、三本毕业生投身其中,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这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翻盘可能。等到大学毕业,她发现老牌互联网企业,已经变得金融公司一样,等级森严且唯学历论。

钟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们”。钟映斐本科就读于国内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学,大三时在腾讯实习过4个月。去年秋招,腾讯、阿里、字节、美团都大厂她都面过,但是所有的面试都凉了。

秋招那两个月,钟映斐甚至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觉,如果在本科毕业时找工作,进入大厂远不像现在那么难,那时还没有“大家挤破头进大厂的氛围”,她有两个本科同学就通过校招进入BAT。

等到临近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大厂群面当中,与钟映斐竞争的大多都是研究生,还有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本科非常少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筛掉了”。

“非技术岗的能力考察,是没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学历,而且学历标准会越来越高,逐渐海外高校会成为香饽饽”,通过校招进入腾讯3年的徐冰,所见印证了钟映斐的判断。跟现下的“内卷”比起来,徐冰觉得自己当年进腾讯要容易许多。

钟映斐把自己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解释为“随大流”,“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大厂是最优选,别人能进去你没进去,好像比别人差了。”

前几天钟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对方正在找暑期实习,原本已经拿到了知名地产公司的实习offer,正在发愁要不要去。朋友担心自己不去互联网实习,到了校招阶段,再没机会进入互联大厂。

“你真的想去互联网吗”,钟映斐问对方。对方说“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没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随大流”,互联网大厂对钟映斐的吸引力,也仅仅是体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间反复跳槽,也意味着更高工资。她大学本科同学,进入互联网大厂不到3年,已通过跳槽拿到了更可观的薪水。

不久前,钟映斐入职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过,跟同宿舍两个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比起来,她还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码在薪资上,进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资至少比她高出3成。

钟映斐将面试大厂的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那位进入拼多多的室友,原来没有互联网实习经历,为了顺利进入大厂,室友在毕业前一年一口气做了三份互联网实习。那一年,钟映斐为了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放弃了大厂的实习机会,她判断,这是她应聘大厂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大厂“随大流”式的渴望与向往,在钟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渐淡了下来。一位入职腾讯副厂的同学,向她透露过自己上司的招聘规则,“要么你经历非常非常对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职业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比较好教”。

知道这些,钟映斐不打算为这种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标准,再多花费心思。

打不破的滤镜?

关于互联网大厂“猝死、996、35岁危机”,那些几乎被嚼烂的信息,似乎很难打破围城外年轻人们心头的滤镜。

钟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从那时到入职前的半年间,该公司因员工猝死、自杀,厕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频上热搜,“蹲坑坑位不足,讲的就是她现在的办公室”。据钟映斐观察,这些职场残酷现实对室友的影响,也仅仅是聊天的时候自嘲一下,“事实上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去了”。

室友进拼多多有几个月了,按照公司的轮岗制度,她目前担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经常遇到奇葩的投诉”。不过,每次跟钟映斐聊起来,室友几乎都在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焦虑,“担心KPI不好看,影响接下来的定岗”。钟映斐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研究生毕业,又是那么拼的个性,怎么会做不好客服工作”。

钟映斐也能看出来,在KPI的压力下,室友根本无暇顾及加班严不严重的问题。至于螺丝钉式的工作内容,钟映斐认为“靠打工实现个人价值,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是她与多数同龄人,都已接受的现实。

其实钟映斐清楚,这些热搜对自己也没多大冲击力,“人总有侥幸心理,觉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这些坏事都是别人的”。

996在钟映斐看来,也很难劝退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联网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个工作强度何止996”,她有个同学考进深圳的公立学校做老师,入职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习跟下来,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

至于35岁焦虑,“除了公务员,哪个职业没有年龄焦虑”。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回老家考公务员,也是钟映斐目前的规划。

在996这一点上,孟渔也有同样体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她在老家的一家传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她就发现这家“四五线城市杂牌公司”,同样向往互联网大厂的产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可能成为螺丝钉的未来,孟渔有心理准备,“不会抵触这个事情”。她更忧心的是健康问题,但还是愿意“拿病换钱”。有时,她也羡慕那些进入体制或制药公司的同学,“996他们够不上参与讨论”。不过,这些同学的家境,都比孟渔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资生活”。孟渔不一样,她需要尽早实现经济独立。

孟渔算过,研究生毕业自己25岁,10年内没能进入大厂管理层,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她愿意给自己10年左右的时间,来体验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扎根一线,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于在大城市买房扎根”。

最吸引孟渔的,还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薪水。那足以让她攒上一笔钱,等30多岁回到老家,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滤镜破碎以后

26岁的唐绮,也曾极度渴望大厂。

3年前,唐绮到腾讯总部大厦参过一次面试,“走进去就感觉‘哇,果然不一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自由时髦。看到洗手间里的无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叹“大厂真气派”。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印证了她对大厂的想象。

唯一没法让唐绮接受的,是面试前的宣讲环节中,一位腾讯员工分享的经历,“他在腾讯10年,没挪过位置,只是当到了小组长”,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岗位,唐绮觉得不可想象。

那时唐绮刚工作一年,“对高薪没多大概念,就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腾讯的面试她走到了终面环节,但没能拿到offer。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大厂的渴望未减,“华为、阿里这些大公司都想去”。

滤镜被打破,要从唐绮成为华为外包员工开始。

华为工作期间,唐绮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女性,儿子在读幼儿园,“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女领导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没有因此请假,“每天把儿子送到医院,再来上班,晚点再把儿子接回去,然后再回来工作”。

平时女上司跟孩子通电话的语气,也让唐绮无法理解,儿子问妈妈“吃饭了吗”,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点再说”,便匆匆挂断电话,“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作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绮的办公室里,员工们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确实多,做不完。夜里12点,唐绮还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对方刚处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门还剩下接近20万的团建费用,“确实非常有钱,可大家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时间拖得更长。“一个普通的事情,要不断向上申报,跟多个领导汇报,还要跟不同的协作部门沟通”,女上司一天大约有6个小时在开会,不同会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说,这些会完全可以2个小时开完”。公司多数人的状态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压,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与唐绮同小组的有8个华为正式员工,其中有三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屉里塞满了零食。唐绮所在的岗位,虽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厌恶那种“完全把你当成螺丝钉,摁在那里的感觉”,工具人的角色唐绮接受不了。

在华为待了一年,唐绮辞职了。对于大厂她再无幻想,“除了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开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窝”的腾讯员工,这可能是大公司多数员工的宿命,她在华为遇到的很多正式员工,嘴里常念叨着一句“还不是在熬退休”。

现在对于求职,除了薪水,唐绮同样看重“向上走”的机会。目前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运营工作,手头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能给她一种“有奔头的感觉”。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大公司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

唐绮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读完硕士后,进入华为做了一名外包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因为不习惯企业文化,这位朋友就离开了,并扬言再也不会进去。

“大厂有好也有坏,还远远没到金光闪闪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两个多月,孟渔已经能够想象大厂工作的状态,目前这份工作她能按时下班,但随叫随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绑的状态,还是常常令她感到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很难说。”

除了996,孟渔也恐惧身处大厂的螺丝钉命运。她自小喜欢摇滚乐,脑子里永远不缺离经叛道的念头,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复与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抗那种压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弃,“为这个目标考了两年研究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为了成功入职腾讯,程昊决定放弃产品经理这条职业通道。他去年开始自学编程,这是他浏览诸多程序员社区后做出的选择,社区里面有许多普通本科,甚至大专毕业的年轻人,依靠出众的技术能力,成功进入互联网大厂。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抓住跨入大厂的新钥匙。

备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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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挤入“大厂”的年轻人:腾讯连空气都不一样

发布日期:2021-06-23 10:13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黄小邪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大学毕业后,程昊接到过4次腾讯面试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机会走进腾讯的办公楼。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万利达大厦,第二次在腾讯总部大厦,第三次在总部大厦隔壁的写字楼里。

“踏入腾讯的大门,仿佛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每次走进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脑空白,多想放慢脚步”。

进门这道程序,无形中亦增加了仪式感——打开短信邀约,用身份证感应登记,而后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这时程昊会拿出手机,特意给门禁贴片拍张照。站在电梯厅里,看着四周挂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他心绪难平,成为其中一员,似乎只差面试这临门一脚了。

可惜,临门一脚终究未射进球门。

改变命运的机会

程昊用“互联网临时工”形容当下的职业状态。他毕业于广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两年换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打转,“像个洗碗工,这里洗几个月,那里洗几个月,永远没有稳定感”。

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业爆雷的知名P2P,永远画饼、看不到未来的小创业公司,人员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历,在HR眼里意味着“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 他也受够了小公司的压榨和斤斤计较。他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却总要身兼多职;会议永远在下午6点以后开始;加班到夜里,老板还要暗示他多坐地铁少打车……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着“再努力也很难在广州买房”。

而互联网大厂,尤其腾讯,则意味着摆脱互联网临时工的身份,高薪,相对稳定,能够“30岁前凑足广州的首付,成为一个广州人”,他没有过在深圳买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价。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那腾讯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镀过这层金,未来即便跳槽,也无非是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反复横跳。将来定居广州,进入当地的网易、唯品会等大厂也不再是问题。

两年间,程昊把简历往腾讯内推了无数次,面试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轮的总监面。他的上班地点一直在南山打转,距离腾讯都不算远,最近的要属上家公司,与腾讯滨海大厦同在一个园区。上下班路上,他时常能看到带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或者晚上灯火通明的腾讯办公楼,“羡慕,又有点难受”,他坐着现在这间办公室的露台上,手指着不远处的腾讯总部说。

沮丧受挫的时候,程昊想过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围城内的困境——“螺丝钉,加班,35岁危机”,但在他看来,进入大厂是他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成为螺丝钉也无妨。

“985大学的毕业生,人家离开大厂,可能还有很多选择,我跟他们不一样”。

孟渔今年刚刚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选择这个院校、专业,还有城市,其实都是为了进互联网大厂做准备”,为了这一目标,她连续考了两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读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读的是医学相关专业,同学要么继续读医学类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线城市的体制,或者进了制药厂。

孟渔在十五六岁时,就在知乎上接触到一线城市互联网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高薪,工作氛围自由,有机会欣赏数不清的展览和演出,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线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满足了她对体面职业的幻想。

到今天,孟渔对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的认知,早已不是这般理想化。对大厂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称“小镇青年”,“出身也好,学的专业也好,很难找到比互联网大厂薪酬更高的地方”。

一年比一年更卷

中学阶段,互联网给孟渔的印象,还是“处于草莽阶段”的新兴行业,二本、三本毕业生投身其中,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这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翻盘可能。等到大学毕业,她发现老牌互联网企业,已经变得金融公司一样,等级森严且唯学历论。

钟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们”。钟映斐本科就读于国内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学,大三时在腾讯实习过4个月。去年秋招,腾讯、阿里、字节、美团都大厂她都面过,但是所有的面试都凉了。

秋招那两个月,钟映斐甚至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觉,如果在本科毕业时找工作,进入大厂远不像现在那么难,那时还没有“大家挤破头进大厂的氛围”,她有两个本科同学就通过校招进入BAT。

等到临近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大厂群面当中,与钟映斐竞争的大多都是研究生,还有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本科非常少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筛掉了”。

“非技术岗的能力考察,是没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学历,而且学历标准会越来越高,逐渐海外高校会成为香饽饽”,通过校招进入腾讯3年的徐冰,所见印证了钟映斐的判断。跟现下的“内卷”比起来,徐冰觉得自己当年进腾讯要容易许多。

钟映斐把自己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解释为“随大流”,“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大厂是最优选,别人能进去你没进去,好像比别人差了。”

前几天钟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对方正在找暑期实习,原本已经拿到了知名地产公司的实习offer,正在发愁要不要去。朋友担心自己不去互联网实习,到了校招阶段,再没机会进入互联大厂。

“你真的想去互联网吗”,钟映斐问对方。对方说“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没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随大流”,互联网大厂对钟映斐的吸引力,也仅仅是体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间反复跳槽,也意味着更高工资。她大学本科同学,进入互联网大厂不到3年,已通过跳槽拿到了更可观的薪水。

不久前,钟映斐入职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过,跟同宿舍两个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比起来,她还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码在薪资上,进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资至少比她高出3成。

钟映斐将面试大厂的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那位进入拼多多的室友,原来没有互联网实习经历,为了顺利进入大厂,室友在毕业前一年一口气做了三份互联网实习。那一年,钟映斐为了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放弃了大厂的实习机会,她判断,这是她应聘大厂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大厂“随大流”式的渴望与向往,在钟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渐淡了下来。一位入职腾讯副厂的同学,向她透露过自己上司的招聘规则,“要么你经历非常非常对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职业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比较好教”。

知道这些,钟映斐不打算为这种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标准,再多花费心思。

打不破的滤镜?

关于互联网大厂“猝死、996、35岁危机”,那些几乎被嚼烂的信息,似乎很难打破围城外年轻人们心头的滤镜。

钟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从那时到入职前的半年间,该公司因员工猝死、自杀,厕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频上热搜,“蹲坑坑位不足,讲的就是她现在的办公室”。据钟映斐观察,这些职场残酷现实对室友的影响,也仅仅是聊天的时候自嘲一下,“事实上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去了”。

室友进拼多多有几个月了,按照公司的轮岗制度,她目前担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经常遇到奇葩的投诉”。不过,每次跟钟映斐聊起来,室友几乎都在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焦虑,“担心KPI不好看,影响接下来的定岗”。钟映斐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研究生毕业,又是那么拼的个性,怎么会做不好客服工作”。

钟映斐也能看出来,在KPI的压力下,室友根本无暇顾及加班严不严重的问题。至于螺丝钉式的工作内容,钟映斐认为“靠打工实现个人价值,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是她与多数同龄人,都已接受的现实。

其实钟映斐清楚,这些热搜对自己也没多大冲击力,“人总有侥幸心理,觉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这些坏事都是别人的”。

996在钟映斐看来,也很难劝退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联网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个工作强度何止996”,她有个同学考进深圳的公立学校做老师,入职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习跟下来,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

至于35岁焦虑,“除了公务员,哪个职业没有年龄焦虑”。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回老家考公务员,也是钟映斐目前的规划。

在996这一点上,孟渔也有同样体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她在老家的一家传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她就发现这家“四五线城市杂牌公司”,同样向往互联网大厂的产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可能成为螺丝钉的未来,孟渔有心理准备,“不会抵触这个事情”。她更忧心的是健康问题,但还是愿意“拿病换钱”。有时,她也羡慕那些进入体制或制药公司的同学,“996他们够不上参与讨论”。不过,这些同学的家境,都比孟渔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资生活”。孟渔不一样,她需要尽早实现经济独立。

孟渔算过,研究生毕业自己25岁,10年内没能进入大厂管理层,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她愿意给自己10年左右的时间,来体验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扎根一线,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于在大城市买房扎根”。

最吸引孟渔的,还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薪水。那足以让她攒上一笔钱,等30多岁回到老家,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滤镜破碎以后

26岁的唐绮,也曾极度渴望大厂。

3年前,唐绮到腾讯总部大厦参过一次面试,“走进去就感觉‘哇,果然不一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自由时髦。看到洗手间里的无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叹“大厂真气派”。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印证了她对大厂的想象。

唯一没法让唐绮接受的,是面试前的宣讲环节中,一位腾讯员工分享的经历,“他在腾讯10年,没挪过位置,只是当到了小组长”,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岗位,唐绮觉得不可想象。

那时唐绮刚工作一年,“对高薪没多大概念,就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腾讯的面试她走到了终面环节,但没能拿到offer。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大厂的渴望未减,“华为、阿里这些大公司都想去”。

滤镜被打破,要从唐绮成为华为外包员工开始。

华为工作期间,唐绮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女性,儿子在读幼儿园,“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女领导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没有因此请假,“每天把儿子送到医院,再来上班,晚点再把儿子接回去,然后再回来工作”。

平时女上司跟孩子通电话的语气,也让唐绮无法理解,儿子问妈妈“吃饭了吗”,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点再说”,便匆匆挂断电话,“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作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绮的办公室里,员工们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确实多,做不完。夜里12点,唐绮还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对方刚处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门还剩下接近20万的团建费用,“确实非常有钱,可大家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时间拖得更长。“一个普通的事情,要不断向上申报,跟多个领导汇报,还要跟不同的协作部门沟通”,女上司一天大约有6个小时在开会,不同会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说,这些会完全可以2个小时开完”。公司多数人的状态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压,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与唐绮同小组的有8个华为正式员工,其中有三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屉里塞满了零食。唐绮所在的岗位,虽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厌恶那种“完全把你当成螺丝钉,摁在那里的感觉”,工具人的角色唐绮接受不了。

在华为待了一年,唐绮辞职了。对于大厂她再无幻想,“除了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开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窝”的腾讯员工,这可能是大公司多数员工的宿命,她在华为遇到的很多正式员工,嘴里常念叨着一句“还不是在熬退休”。

现在对于求职,除了薪水,唐绮同样看重“向上走”的机会。目前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运营工作,手头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能给她一种“有奔头的感觉”。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大公司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

唐绮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读完硕士后,进入华为做了一名外包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因为不习惯企业文化,这位朋友就离开了,并扬言再也不会进去。

“大厂有好也有坏,还远远没到金光闪闪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两个多月,孟渔已经能够想象大厂工作的状态,目前这份工作她能按时下班,但随叫随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绑的状态,还是常常令她感到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很难说。”

除了996,孟渔也恐惧身处大厂的螺丝钉命运。她自小喜欢摇滚乐,脑子里永远不缺离经叛道的念头,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复与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抗那种压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弃,“为这个目标考了两年研究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为了成功入职腾讯,程昊决定放弃产品经理这条职业通道。他去年开始自学编程,这是他浏览诸多程序员社区后做出的选择,社区里面有许多普通本科,甚至大专毕业的年轻人,依靠出众的技术能力,成功进入互联网大厂。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抓住跨入大厂的新钥匙。

备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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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邪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大学毕业后,程昊接到过4次腾讯面试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机会走进腾讯的办公楼。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万利达大厦,第二次在腾讯总部大厦,第三次在总部大厦隔壁的写字楼里。

“踏入腾讯的大门,仿佛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每次走进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脑空白,多想放慢脚步”。

进门这道程序,无形中亦增加了仪式感——打开短信邀约,用身份证感应登记,而后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这时程昊会拿出手机,特意给门禁贴片拍张照。站在电梯厅里,看着四周挂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他心绪难平,成为其中一员,似乎只差面试这临门一脚了。

可惜,临门一脚终究未射进球门。

改变命运的机会

程昊用“互联网临时工”形容当下的职业状态。他毕业于广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两年换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打转,“像个洗碗工,这里洗几个月,那里洗几个月,永远没有稳定感”。

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业爆雷的知名P2P,永远画饼、看不到未来的小创业公司,人员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历,在HR眼里意味着“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 他也受够了小公司的压榨和斤斤计较。他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却总要身兼多职;会议永远在下午6点以后开始;加班到夜里,老板还要暗示他多坐地铁少打车……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着“再努力也很难在广州买房”。

而互联网大厂,尤其腾讯,则意味着摆脱互联网临时工的身份,高薪,相对稳定,能够“30岁前凑足广州的首付,成为一个广州人”,他没有过在深圳买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价。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那腾讯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镀过这层金,未来即便跳槽,也无非是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反复横跳。将来定居广州,进入当地的网易、唯品会等大厂也不再是问题。

两年间,程昊把简历往腾讯内推了无数次,面试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轮的总监面。他的上班地点一直在南山打转,距离腾讯都不算远,最近的要属上家公司,与腾讯滨海大厦同在一个园区。上下班路上,他时常能看到带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或者晚上灯火通明的腾讯办公楼,“羡慕,又有点难受”,他坐着现在这间办公室的露台上,手指着不远处的腾讯总部说。

沮丧受挫的时候,程昊想过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围城内的困境——“螺丝钉,加班,35岁危机”,但在他看来,进入大厂是他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成为螺丝钉也无妨。

“985大学的毕业生,人家离开大厂,可能还有很多选择,我跟他们不一样”。

孟渔今年刚刚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选择这个院校、专业,还有城市,其实都是为了进互联网大厂做准备”,为了这一目标,她连续考了两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读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读的是医学相关专业,同学要么继续读医学类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线城市的体制,或者进了制药厂。

孟渔在十五六岁时,就在知乎上接触到一线城市互联网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高薪,工作氛围自由,有机会欣赏数不清的展览和演出,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线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满足了她对体面职业的幻想。

到今天,孟渔对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的认知,早已不是这般理想化。对大厂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称“小镇青年”,“出身也好,学的专业也好,很难找到比互联网大厂薪酬更高的地方”。

一年比一年更卷

中学阶段,互联网给孟渔的印象,还是“处于草莽阶段”的新兴行业,二本、三本毕业生投身其中,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这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翻盘可能。等到大学毕业,她发现老牌互联网企业,已经变得金融公司一样,等级森严且唯学历论。

钟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们”。钟映斐本科就读于国内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学,大三时在腾讯实习过4个月。去年秋招,腾讯、阿里、字节、美团都大厂她都面过,但是所有的面试都凉了。

秋招那两个月,钟映斐甚至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觉,如果在本科毕业时找工作,进入大厂远不像现在那么难,那时还没有“大家挤破头进大厂的氛围”,她有两个本科同学就通过校招进入BAT。

等到临近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大厂群面当中,与钟映斐竞争的大多都是研究生,还有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本科非常少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筛掉了”。

“非技术岗的能力考察,是没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学历,而且学历标准会越来越高,逐渐海外高校会成为香饽饽”,通过校招进入腾讯3年的徐冰,所见印证了钟映斐的判断。跟现下的“内卷”比起来,徐冰觉得自己当年进腾讯要容易许多。

钟映斐把自己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解释为“随大流”,“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大厂是最优选,别人能进去你没进去,好像比别人差了。”

前几天钟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对方正在找暑期实习,原本已经拿到了知名地产公司的实习offer,正在发愁要不要去。朋友担心自己不去互联网实习,到了校招阶段,再没机会进入互联大厂。

“你真的想去互联网吗”,钟映斐问对方。对方说“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没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随大流”,互联网大厂对钟映斐的吸引力,也仅仅是体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间反复跳槽,也意味着更高工资。她大学本科同学,进入互联网大厂不到3年,已通过跳槽拿到了更可观的薪水。

不久前,钟映斐入职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过,跟同宿舍两个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比起来,她还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码在薪资上,进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资至少比她高出3成。

钟映斐将面试大厂的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那位进入拼多多的室友,原来没有互联网实习经历,为了顺利进入大厂,室友在毕业前一年一口气做了三份互联网实习。那一年,钟映斐为了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放弃了大厂的实习机会,她判断,这是她应聘大厂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大厂“随大流”式的渴望与向往,在钟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渐淡了下来。一位入职腾讯副厂的同学,向她透露过自己上司的招聘规则,“要么你经历非常非常对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职业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比较好教”。

知道这些,钟映斐不打算为这种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标准,再多花费心思。

打不破的滤镜?

关于互联网大厂“猝死、996、35岁危机”,那些几乎被嚼烂的信息,似乎很难打破围城外年轻人们心头的滤镜。

钟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从那时到入职前的半年间,该公司因员工猝死、自杀,厕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频上热搜,“蹲坑坑位不足,讲的就是她现在的办公室”。据钟映斐观察,这些职场残酷现实对室友的影响,也仅仅是聊天的时候自嘲一下,“事实上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去了”。

室友进拼多多有几个月了,按照公司的轮岗制度,她目前担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经常遇到奇葩的投诉”。不过,每次跟钟映斐聊起来,室友几乎都在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焦虑,“担心KPI不好看,影响接下来的定岗”。钟映斐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研究生毕业,又是那么拼的个性,怎么会做不好客服工作”。

钟映斐也能看出来,在KPI的压力下,室友根本无暇顾及加班严不严重的问题。至于螺丝钉式的工作内容,钟映斐认为“靠打工实现个人价值,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是她与多数同龄人,都已接受的现实。

其实钟映斐清楚,这些热搜对自己也没多大冲击力,“人总有侥幸心理,觉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这些坏事都是别人的”。

996在钟映斐看来,也很难劝退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联网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个工作强度何止996”,她有个同学考进深圳的公立学校做老师,入职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习跟下来,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

至于35岁焦虑,“除了公务员,哪个职业没有年龄焦虑”。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回老家考公务员,也是钟映斐目前的规划。

在996这一点上,孟渔也有同样体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她在老家的一家传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她就发现这家“四五线城市杂牌公司”,同样向往互联网大厂的产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可能成为螺丝钉的未来,孟渔有心理准备,“不会抵触这个事情”。她更忧心的是健康问题,但还是愿意“拿病换钱”。有时,她也羡慕那些进入体制或制药公司的同学,“996他们够不上参与讨论”。不过,这些同学的家境,都比孟渔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资生活”。孟渔不一样,她需要尽早实现经济独立。

孟渔算过,研究生毕业自己25岁,10年内没能进入大厂管理层,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她愿意给自己10年左右的时间,来体验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扎根一线,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于在大城市买房扎根”。

最吸引孟渔的,还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薪水。那足以让她攒上一笔钱,等30多岁回到老家,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滤镜破碎以后

26岁的唐绮,也曾极度渴望大厂。

3年前,唐绮到腾讯总部大厦参过一次面试,“走进去就感觉‘哇,果然不一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自由时髦。看到洗手间里的无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叹“大厂真气派”。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印证了她对大厂的想象。

唯一没法让唐绮接受的,是面试前的宣讲环节中,一位腾讯员工分享的经历,“他在腾讯10年,没挪过位置,只是当到了小组长”,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岗位,唐绮觉得不可想象。

那时唐绮刚工作一年,“对高薪没多大概念,就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腾讯的面试她走到了终面环节,但没能拿到offer。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大厂的渴望未减,“华为、阿里这些大公司都想去”。

滤镜被打破,要从唐绮成为华为外包员工开始。

华为工作期间,唐绮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女性,儿子在读幼儿园,“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女领导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没有因此请假,“每天把儿子送到医院,再来上班,晚点再把儿子接回去,然后再回来工作”。

平时女上司跟孩子通电话的语气,也让唐绮无法理解,儿子问妈妈“吃饭了吗”,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点再说”,便匆匆挂断电话,“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作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绮的办公室里,员工们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确实多,做不完。夜里12点,唐绮还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对方刚处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门还剩下接近20万的团建费用,“确实非常有钱,可大家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时间拖得更长。“一个普通的事情,要不断向上申报,跟多个领导汇报,还要跟不同的协作部门沟通”,女上司一天大约有6个小时在开会,不同会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说,这些会完全可以2个小时开完”。公司多数人的状态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压,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与唐绮同小组的有8个华为正式员工,其中有三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屉里塞满了零食。唐绮所在的岗位,虽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厌恶那种“完全把你当成螺丝钉,摁在那里的感觉”,工具人的角色唐绮接受不了。

在华为待了一年,唐绮辞职了。对于大厂她再无幻想,“除了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开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窝”的腾讯员工,这可能是大公司多数员工的宿命,她在华为遇到的很多正式员工,嘴里常念叨着一句“还不是在熬退休”。

现在对于求职,除了薪水,唐绮同样看重“向上走”的机会。目前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运营工作,手头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能给她一种“有奔头的感觉”。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大公司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

唐绮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读完硕士后,进入华为做了一名外包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因为不习惯企业文化,这位朋友就离开了,并扬言再也不会进去。

“大厂有好也有坏,还远远没到金光闪闪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两个多月,孟渔已经能够想象大厂工作的状态,目前这份工作她能按时下班,但随叫随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绑的状态,还是常常令她感到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很难说。”

除了996,孟渔也恐惧身处大厂的螺丝钉命运。她自小喜欢摇滚乐,脑子里永远不缺离经叛道的念头,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复与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抗那种压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弃,“为这个目标考了两年研究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为了成功入职腾讯,程昊决定放弃产品经理这条职业通道。他去年开始自学编程,这是他浏览诸多程序员社区后做出的选择,社区里面有许多普通本科,甚至大专毕业的年轻人,依靠出众的技术能力,成功进入互联网大厂。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抓住跨入大厂的新钥匙。

备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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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挤入“大厂”的年轻人:腾讯连空气都不一样

发布日期:2021-06-23 10:13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黄小邪

【OR  商业新媒体】

2019年大学毕业后,程昊接到过4次腾讯面试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机会走进腾讯的办公楼。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万利达大厦,第二次在腾讯总部大厦,第三次在总部大厦隔壁的写字楼里。

“踏入腾讯的大门,仿佛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每次走进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脑空白,多想放慢脚步”。

进门这道程序,无形中亦增加了仪式感——打开短信邀约,用身份证感应登记,而后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这时程昊会拿出手机,特意给门禁贴片拍张照。站在电梯厅里,看着四周挂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他心绪难平,成为其中一员,似乎只差面试这临门一脚了。

可惜,临门一脚终究未射进球门。

改变命运的机会

程昊用“互联网临时工”形容当下的职业状态。他毕业于广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两年换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打转,“像个洗碗工,这里洗几个月,那里洗几个月,永远没有稳定感”。

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业爆雷的知名P2P,永远画饼、看不到未来的小创业公司,人员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历,在HR眼里意味着“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 他也受够了小公司的压榨和斤斤计较。他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却总要身兼多职;会议永远在下午6点以后开始;加班到夜里,老板还要暗示他多坐地铁少打车……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着“再努力也很难在广州买房”。

而互联网大厂,尤其腾讯,则意味着摆脱互联网临时工的身份,高薪,相对稳定,能够“30岁前凑足广州的首付,成为一个广州人”,他没有过在深圳买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价。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那腾讯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镀过这层金,未来即便跳槽,也无非是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反复横跳。将来定居广州,进入当地的网易、唯品会等大厂也不再是问题。

两年间,程昊把简历往腾讯内推了无数次,面试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轮的总监面。他的上班地点一直在南山打转,距离腾讯都不算远,最近的要属上家公司,与腾讯滨海大厦同在一个园区。上下班路上,他时常能看到带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或者晚上灯火通明的腾讯办公楼,“羡慕,又有点难受”,他坐着现在这间办公室的露台上,手指着不远处的腾讯总部说。

沮丧受挫的时候,程昊想过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围城内的困境——“螺丝钉,加班,35岁危机”,但在他看来,进入大厂是他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成为螺丝钉也无妨。

“985大学的毕业生,人家离开大厂,可能还有很多选择,我跟他们不一样”。

孟渔今年刚刚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选择这个院校、专业,还有城市,其实都是为了进互联网大厂做准备”,为了这一目标,她连续考了两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读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读的是医学相关专业,同学要么继续读医学类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线城市的体制,或者进了制药厂。

孟渔在十五六岁时,就在知乎上接触到一线城市互联网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高薪,工作氛围自由,有机会欣赏数不清的展览和演出,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线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满足了她对体面职业的幻想。

到今天,孟渔对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的认知,早已不是这般理想化。对大厂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称“小镇青年”,“出身也好,学的专业也好,很难找到比互联网大厂薪酬更高的地方”。

一年比一年更卷

中学阶段,互联网给孟渔的印象,还是“处于草莽阶段”的新兴行业,二本、三本毕业生投身其中,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这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翻盘可能。等到大学毕业,她发现老牌互联网企业,已经变得金融公司一样,等级森严且唯学历论。

钟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们”。钟映斐本科就读于国内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学,大三时在腾讯实习过4个月。去年秋招,腾讯、阿里、字节、美团都大厂她都面过,但是所有的面试都凉了。

秋招那两个月,钟映斐甚至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觉,如果在本科毕业时找工作,进入大厂远不像现在那么难,那时还没有“大家挤破头进大厂的氛围”,她有两个本科同学就通过校招进入BAT。

等到临近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大厂群面当中,与钟映斐竞争的大多都是研究生,还有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本科非常少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筛掉了”。

“非技术岗的能力考察,是没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学历,而且学历标准会越来越高,逐渐海外高校会成为香饽饽”,通过校招进入腾讯3年的徐冰,所见印证了钟映斐的判断。跟现下的“内卷”比起来,徐冰觉得自己当年进腾讯要容易许多。

钟映斐把自己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解释为“随大流”,“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大厂是最优选,别人能进去你没进去,好像比别人差了。”

前几天钟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对方正在找暑期实习,原本已经拿到了知名地产公司的实习offer,正在发愁要不要去。朋友担心自己不去互联网实习,到了校招阶段,再没机会进入互联大厂。

“你真的想去互联网吗”,钟映斐问对方。对方说“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没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随大流”,互联网大厂对钟映斐的吸引力,也仅仅是体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间反复跳槽,也意味着更高工资。她大学本科同学,进入互联网大厂不到3年,已通过跳槽拿到了更可观的薪水。

不久前,钟映斐入职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过,跟同宿舍两个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比起来,她还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码在薪资上,进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资至少比她高出3成。

钟映斐将面试大厂的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那位进入拼多多的室友,原来没有互联网实习经历,为了顺利进入大厂,室友在毕业前一年一口气做了三份互联网实习。那一年,钟映斐为了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放弃了大厂的实习机会,她判断,这是她应聘大厂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大厂“随大流”式的渴望与向往,在钟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渐淡了下来。一位入职腾讯副厂的同学,向她透露过自己上司的招聘规则,“要么你经历非常非常对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职业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比较好教”。

知道这些,钟映斐不打算为这种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标准,再多花费心思。

打不破的滤镜?

关于互联网大厂“猝死、996、35岁危机”,那些几乎被嚼烂的信息,似乎很难打破围城外年轻人们心头的滤镜。

钟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从那时到入职前的半年间,该公司因员工猝死、自杀,厕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频上热搜,“蹲坑坑位不足,讲的就是她现在的办公室”。据钟映斐观察,这些职场残酷现实对室友的影响,也仅仅是聊天的时候自嘲一下,“事实上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去了”。

室友进拼多多有几个月了,按照公司的轮岗制度,她目前担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经常遇到奇葩的投诉”。不过,每次跟钟映斐聊起来,室友几乎都在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焦虑,“担心KPI不好看,影响接下来的定岗”。钟映斐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研究生毕业,又是那么拼的个性,怎么会做不好客服工作”。

钟映斐也能看出来,在KPI的压力下,室友根本无暇顾及加班严不严重的问题。至于螺丝钉式的工作内容,钟映斐认为“靠打工实现个人价值,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是她与多数同龄人,都已接受的现实。

其实钟映斐清楚,这些热搜对自己也没多大冲击力,“人总有侥幸心理,觉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这些坏事都是别人的”。

996在钟映斐看来,也很难劝退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联网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个工作强度何止996”,她有个同学考进深圳的公立学校做老师,入职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习跟下来,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

至于35岁焦虑,“除了公务员,哪个职业没有年龄焦虑”。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回老家考公务员,也是钟映斐目前的规划。

在996这一点上,孟渔也有同样体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她在老家的一家传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她就发现这家“四五线城市杂牌公司”,同样向往互联网大厂的产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可能成为螺丝钉的未来,孟渔有心理准备,“不会抵触这个事情”。她更忧心的是健康问题,但还是愿意“拿病换钱”。有时,她也羡慕那些进入体制或制药公司的同学,“996他们够不上参与讨论”。不过,这些同学的家境,都比孟渔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资生活”。孟渔不一样,她需要尽早实现经济独立。

孟渔算过,研究生毕业自己25岁,10年内没能进入大厂管理层,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她愿意给自己10年左右的时间,来体验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扎根一线,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于在大城市买房扎根”。

最吸引孟渔的,还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薪水。那足以让她攒上一笔钱,等30多岁回到老家,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滤镜破碎以后

26岁的唐绮,也曾极度渴望大厂。

3年前,唐绮到腾讯总部大厦参过一次面试,“走进去就感觉‘哇,果然不一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自由时髦。看到洗手间里的无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叹“大厂真气派”。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印证了她对大厂的想象。

唯一没法让唐绮接受的,是面试前的宣讲环节中,一位腾讯员工分享的经历,“他在腾讯10年,没挪过位置,只是当到了小组长”,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岗位,唐绮觉得不可想象。

那时唐绮刚工作一年,“对高薪没多大概念,就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腾讯的面试她走到了终面环节,但没能拿到offer。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大厂的渴望未减,“华为、阿里这些大公司都想去”。

滤镜被打破,要从唐绮成为华为外包员工开始。

华为工作期间,唐绮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女性,儿子在读幼儿园,“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女领导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没有因此请假,“每天把儿子送到医院,再来上班,晚点再把儿子接回去,然后再回来工作”。

平时女上司跟孩子通电话的语气,也让唐绮无法理解,儿子问妈妈“吃饭了吗”,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点再说”,便匆匆挂断电话,“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作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绮的办公室里,员工们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确实多,做不完。夜里12点,唐绮还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对方刚处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门还剩下接近20万的团建费用,“确实非常有钱,可大家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时间拖得更长。“一个普通的事情,要不断向上申报,跟多个领导汇报,还要跟不同的协作部门沟通”,女上司一天大约有6个小时在开会,不同会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说,这些会完全可以2个小时开完”。公司多数人的状态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压,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与唐绮同小组的有8个华为正式员工,其中有三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屉里塞满了零食。唐绮所在的岗位,虽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厌恶那种“完全把你当成螺丝钉,摁在那里的感觉”,工具人的角色唐绮接受不了。

在华为待了一年,唐绮辞职了。对于大厂她再无幻想,“除了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开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窝”的腾讯员工,这可能是大公司多数员工的宿命,她在华为遇到的很多正式员工,嘴里常念叨着一句“还不是在熬退休”。

现在对于求职,除了薪水,唐绮同样看重“向上走”的机会。目前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运营工作,手头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能给她一种“有奔头的感觉”。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大公司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

唐绮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读完硕士后,进入华为做了一名外包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因为不习惯企业文化,这位朋友就离开了,并扬言再也不会进去。

“大厂有好也有坏,还远远没到金光闪闪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两个多月,孟渔已经能够想象大厂工作的状态,目前这份工作她能按时下班,但随叫随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绑的状态,还是常常令她感到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很难说。”

除了996,孟渔也恐惧身处大厂的螺丝钉命运。她自小喜欢摇滚乐,脑子里永远不缺离经叛道的念头,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复与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抗那种压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弃,“为这个目标考了两年研究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为了成功入职腾讯,程昊决定放弃产品经理这条职业通道。他去年开始自学编程,这是他浏览诸多程序员社区后做出的选择,社区里面有许多普通本科,甚至大专毕业的年轻人,依靠出众的技术能力,成功进入互联网大厂。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抓住跨入大厂的新钥匙。

备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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