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武汉、南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赵景宜

【OR  商业新媒体】

在盛夏到来之前,我第一次来到安庆,呆了一周。如同往常一样,旅行的尾声我总会感到乏味。而当我离开,却发现自己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希望能马上再回去。新鲜和乏味,像是两个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随时出现。

从武汉到安庆没有直达的火车,我坐上大巴,它缓慢行驶,公路沿着长江前行,或一度远离,路程六小时。鄂州、黄石、武穴、黄梅、宿松、太湖县........大巴频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务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车,售票员语气轻快。

车内冷气充足,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夏天的到来。隔着窗户,从午后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县道外的村庄、小镇的风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异乡。车到终点站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的人很少,骑着电动车问你要不要住宿的当地人,显得很安闲。他的询问只是一种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种迫切的生存压力,“要住店吗?”

一辆黑色轿车,这时从我眼前快速驶过。年轻的司机留着平头,精瘦的上身裸露着。这让我想起2000年的武汉:在夏夜的街头,男人们打着赤膊,肩上或手上并没有衬衣,他只是刚从闷热的家中出来,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人们不会招惹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着明显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们儿也离这不远。那时的武汉街头能见到不少小型斗殴,几个人围攻倒地求饶的可怜人,常要见血。路边有废弃的针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国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滩酒吧”、刚“下海”开商铺的年轻人。非法的大小赌场,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有的干脆摆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从楼下看到,几个警察慢悠悠地跑来,摆着双臂,最后旋翻桌子,而赌客们却早已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像是一场预谋和表演。

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

安庆却很安静,连路人也不多,体会不到什么躁动。出乎意料的是,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区的街区似乎比武昌还要大。马路都不宽,连接着许多地图上都没显示名字的有深有浅、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势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种步入城市迷宫的感觉。

安庆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远的历史中。不远的街区有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英王府、民国时期陈独秀与高君曼住的民国洋楼、建于明成化五年的南关清真寺……大多数老建筑已经拆掉,换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单元楼。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劝业场的锦江之星。这个“老派”的商务酒店建于2007年,很多人在点评中留言“其设施老旧”,但楼高十几层,算是附近很少见的高层建筑。而安庆老城区,则如棋盘一般,尺度佷大。

这种反差让我迷惑,我在安庆的旅行也由此开始。

 
油炸、馄饨与“水鸡儿”

安庆人喜欢吃牛肉拉面。这大概和大南门回族社区有关,明清时,大量回族人迁徙到安徽。位于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面馆,很受当地人赞誉。它在巷子内,但店外摆了好几张桌子,从清晨六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我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店家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来一碗牛胸骨面吗?这是招牌。”

夜深时,马路上谈不上热闹,也并不冷清,饮食店还在营业,很多在凌晨两点才关门。除了龙虾店、炒面摊子,最多的还是油炸店。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柜里的食物和冷锅串串类似,能找到当地豆制品、干鱼等食物。选好了放铁盘内,老板统统扔进油锅里炸,再淋上带有白砂糖的辣酱。我很熟悉“安庆油炸”,武汉管它叫“炸炸”。这种小吃最先在武汉钢铁厂所在的青山区出现,也在那一带流行。一般认为,工人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发明”油重、味咸的吃食,比如沈阳的鸡架。

安庆在清代咸丰年间就有了近代军械所,建造了我国第一台机动船,很多近代工业在此兴起。但这都是历史,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多为码头工人、批发市场和商铺的个体户、伙计们。最有名的安庆馄饨,就和码头有关。据说这种皮薄、个小的馄饨,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小贩们挑着板凳,活跃在小南门一带,这里挨着长江。今天的小南门,在沿江中路上,靠着七号码头。每天只有几班开往长江另一边大渡口镇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说,比起长沙、重庆、南京等地,安庆的街头小吃并不丰富。但日落时分,我喜欢在路上散步,看当地人在餐厅外沿街摆桌吃饭,他们交谈很自在。有的拖家带口,也有刚恋爱的情侣,或几个朋友结伴。他们好像很久没在家吃饭了,更享受这种在马路上消磨的时光。

若要用上海话形容安庆人的个性,可能会是“不响”。安庆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马路上的搭讪,但他们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内,店主一般不主动招呼,你有问题要问,可能得等一会儿才有人应声,店主们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务中。我进到一家热闹的小餐馆,问能否一个人就餐,老板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们太忙了。”。

当地的餐饮业很活跃,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几乎所有饭店,都采取大排档的形式,没有菜单,看食材点“菜”,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如果你初次来这里,除了需要事前询问菜的价格,还得对着冰柜里的猪排骨、肥肠、时蔬、各种河鲜,想象出它的成品,并思考要选的口味。

街坊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有自己心仪的餐馆,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晓厨师擅长的风格、招牌菜。坐进店内,不需要看冰柜,直接点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没有,而店主又不忙,他会直接去菜市场的档口购买,现杀现做。

“安庆人有很强的城堡意识,过去有排斥乡下人的情绪,不怎么想和周边县城的人来往。”  在咖啡店,我见到了汪军。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安庆历史,著有《记忆场》、《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书。对于我的疑问,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安庆就像是一个文化孤岛,非常封闭,但也非常精致。”

“来了安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汪军问我。

“是的,走在马路上,有一些司门口的感觉。”

1980年代,在经济、地理上有些边缘的安庆,一度随着长江航运和小商品交易市场而兴起。但在工业社会,水运注定日渐边缘化。追赶了十多年后,安庆最终还是沉寂下来。

“武汉人、重庆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来了安庆后,总说有些似曾相识。” 汪军说起这些时,语带惋惜。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安庆就几乎没有继续扩张了。“正是因为它发展得很慢,保存的东西和记忆也更久,还留有晚进的码头城市的感觉。重庆、南京、武汉,早就日新月异。他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在安庆沿江的街区,常能看到文革遗留的痕迹,例如印有“毛泽东万岁”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设路还开有“除四害经销处”,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觉中,这里更多还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楼要走“回形楼梯”到家中,因为前两层开了商铺。1988年,安庆还重建了枞阳门,把它作为了小商品交易市场,现在看来这里也显得老旧。

城西的大王庙街,过去在城门外,是靠水运的兴起而形成的热闹街区。清末之后,一度繁忙的长江内河航运、渔业取代了漕运的位置,街市的热闹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今天,大王庙街已经整体腾退,不再有人居住,不远处有巨大的石化厂,很显眼。

离开大王庙后,我走进“城门”,在大观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铺延伸到马路边,加上席地而坐的摊贩,这里成了露天的马路菜市场。调料品、活鸡、鹌鹑,藕带等当季食材,甚至还能看到装在网袋里,蹦蹦跳跳的青蛙,安庆人管它叫“水鸡儿”。武汉人习惯叫“蝌妈”。2000年后,想吃的人要专门去找熟悉的餐馆,“水鸡儿”后来慢慢消失于武汉菜市场。

太平天国与郁达夫

很少人会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庆、徽州两府。1667年,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安徽省,安庆成为省城,一直到抗日战争。

安庆筑城在南宋,到了明朝开始繁荣起来。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运河上的漕运成为经济的重脉。安庆地处长江与皖河的交汇处,内河上游的怀宁县、潜山县、太湖县,将大量米、丝布、银两先运到安庆,在走长江水路到扬州,最后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漕运的兴盛,带动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谈到安庆的衰落,汪军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大王庙的登陆。随着安庆的沦陷,省城最终迁往合肥。这一变化导致安庆从中心到边缘,沦为长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从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率千余艘战船,从长江出发,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数十年内,清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徽南部和江苏等地展开密集的拉锯战。曾国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太平天国一样,清军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

“过去安庆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县,科举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太平天国之前,安庆府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比现在的人还多。但十多年后,安庆只剩一百多万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庆留下的人还算多的。徽州、广德、宁国,都没剩什么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讲吴语的,后来方言就变成了江淮官话。”

“日本人把安庆变成了军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对城市文脉的破坏力远大于太平天国。解放后,省会正式选在了合肥,过去皖北是很落后的地方,得举全省之力去建设。安庆的工厂、大学、商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会)最后走掉了,并不是地理区位的原因。” 汪军认为,比起合肥等地,安庆有更好的城市基础。最后选择了合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决定。“省会换来换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广西,最后经济都没搞好。”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庆在地缘上弱势,失去省会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内,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办公。很大原因在于,安庆到皖北要穿过山岭,走水路,要先抵达南京,才能从支流进入。一直以来,南京比安庆能更快地到达安徽大多数地方。1911年,天津开往南京的铁路建成,斜穿了半个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两条铁路,途径合肥、芜湖。它们刚好避开了省城安庆,也埋下了安庆落寞的伏笔。

每天起床后,汪军会在电脑上看《皖报》,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安庆”,他想要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细节。1934年,《皖报》在安庆出版,因为抗日战争,报社也一度流亡,办公地到过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国时的报纸很有意思,同一版面,会刊登新人结婚的广告,也可能有凶杀案之类的重大社会新闻。”

在研究安庆历史外,汪军也是一名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归羊》,试图回到郁达夫笔下的安庆。1922年,郁达夫来到安庆时,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那时他很年轻,刚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达夫写过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当年的安庆,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在虚构或真实的情感故事中展开。

“在日本,他过得很辛苦,也没多少钱,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看他的小说也知道,很压抑、苦闷,还被歧视。日本回来后,从上海乘船到安庆,郁达夫刚二十五岁。当了大学老师,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会感到,人生再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

1929年,郁达夫最后一次来安庆工作,担任省立安徽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汪军写的小说《归羊》以这一次郁达夫的创作与游历作为背景。

“于质夫乘坐江安轮溯江而上,两天两夜抵达A城招商局码头。岸上人声喧闹,他没怎么停留,从大南门进城。进入城门后,他拾级而上,到了登云坡顶端,经过药王庙、城隍庙,穿过四牌楼、三牌楼,这时A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庆的黄金岁月,水运带来的繁华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年,大量的货品和人通过长江,进入到中国腹地,城市被码头所扩大。汪军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后,(安庆)持续的衰落,再没有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安庆人对长江有着很深的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兴趣,只对长江流域的城市感兴趣,下游是九江、武汉,上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于1970年代的汪军,小时候就和父母坐过船去过上海,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安庆人还是最崇拜上海,当时人们结婚,要专门做船去上海的王开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成年后,他常搭轮船离开安庆。“我们很习惯坐船了。如果要去广州,要先搭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的话,就搭船到南京。出门要靠船,这边的火车不太发达。”

一直到1995年,安庆才有了火车站,而这时,水运的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怀宁:陈独秀与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没有光线的酒店房间中醒来。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不想去什么地方逛,犹豫着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还是坐很长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这个时间出发,很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从火车站去海子的村庄,大约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线,沿途经过38个站,一小时后到达。上了公交车,半天没刷上卡,司机提醒我要换成怀宁县的电子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酒店楼下发生了无差别杀人案。

怀宁县属于安庆市,建县的历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纪初,邓稼先、陈独秀在这里出生。六岁时,丧父的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后跟随中过秀才的兄长读书,一直到十七岁,但他很厌烦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了县考。最后的院试,考题出自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陈独秀感到无聊,恶作剧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习的冷僻字与典故,写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陈独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门,坐船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考中者能中举人。 虽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读到《时务报》,梁启超让他很受震撼,日后也开始和安庆府的维新人士保持着联络。第一次出远门,陈独秀如此写下他的见闻: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如果说安庆留给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码头城市,那么,怀宁县更像是80年代的小镇。新安路13号的怀宁种子公司,开了三十来年,三层楼建筑的看起来老旧,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门店内摆有安徽产、山东产的蔬果种子,还有本地的萝卜菜、辣椒种子,时不时有着村民骑着电动车来光顾。

往西走是第二农贸市场,这里能买到黄山的茶、拖鞋、电风扇、竹编的扇与草帽等百货,街上的干货很丰富、内陆特色,一排大小、粗细不一的干鱼、虾。一整张熏猪脸更为显眼,买下来只需六十多元,现在猪肉便宜了。周围的民宅大多是临街的独门独户,夏天时他们常会打开门消暑,不在乎路人会看到客厅。我猜想怀宁人重感情,也很思旧。人们在屋里闲坐,或打麻将、围在一起吃饭,墙上大多挂着毛泽东画像,或者亲人的遗像。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去海子的村庄,约五公里,离县城很近。在车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湾村,约有1700多人。据说查姓是齐国的一个封姓,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约有68万人,但大多数在安徽、江苏生活。

在入口,除了显眼的村部建筑,一切静悄悄的,没见到“海子故居”之类的招牌。稍往里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参观者带来的一盆鲜花。海子纪念馆里展示了海子儿童、少年时代在怀宁、青年时在北京的物件。还有从家中带去大学的棉被、教书时买的淡黄色夹克衣。

馆员是海子的弟媳妇,她就住在村子里。她告诉我,海子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县城工作,另外两个弟弟过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县政府出资的纪念馆建成后,他们搬回了老家。“我没有见过海子,过去读过他的诗,在怀宁只要念过书的,几乎都会读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个三开间的徽式民房,现在只有海子的母亲住在那,父亲在数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亲查正全是个裁缝,对儿女很严厉,他一直对海子的死很自责。1989年2月,在家中过春节的海子,提出想辞掉政法大学的教职,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坚决地否定并训斥了他,大发脾气。当地媒体《新安晚报》曾采访过查正全。查正全说,“他喜欢到报社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如当大学老师,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现在想想不如让他去,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海子为什么会死,这也不需要去追问。人们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获得了名声。他很年轻,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职业生涯也许才刚开始。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很高兴见到来访者。她时不时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点西瓜?当她知道,我平日也会写些随笔时,便问我多少岁了。我答道26岁。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儿子去世后,操采菊开始阅读海子的诗。一度不顾家人反对,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读。这些年,她也常参加纪念海子的活动,2019年,她去过德令哈。刚上台读诗,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组织者赶快把她送往西宁。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这是操采菊最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时间,已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种回忆中。我问到海子的弟媳,“每年这么多人来参观,会不会让海子的父母更伤心?”

“难免会这样。” 她想了想,继续说,“有人专门来这,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傍晚时,我在海子故居的书房,独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笔给我,用来抄写感兴趣的书目。海子没有用过这间书房。1989年,北京寄来了26箱书到县城,海子父亲找车拖了回来。此后家中出现过不速之客,称是海子的朋友,想写本海子的书,住在了家中。在两个老人种地时,这些藏书被偷偷拿走,从高河邮局中寄走。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加上虫蛀鼠咬,书籍损坏很多,藏书目前仅有700余册。浏览这些书柜,能看出海子对黑格尔、歌德很感兴趣。他的阅读很广泛,包括不少工具书。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更多,而不是诗歌。

我试着去找郁达夫,但没有收获。大多是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劳伦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经典文学。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岛由纪夫著作,不是《金阁寺》、《天人五衰》,而是《爱的饥渴》。我惊讶的是,他也读过法国新小说,这种风格很晚才被中文读者阅读,他看的是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许,他也有成为小说家的企图。但我们更多只能在他的诗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天黑前,我离开了他的家。

凶案与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并不担心错过末班车,是因为在这偶遇从武汉来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偶遇很难得。在回程的路上,他们的朋友也刚好来到安庆,决定一起吃饭。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面包”,还有百草园书店一行。请客的是书店读者,这几个中年人选了一家在当地很豪华的酒店。酒店在安庆东边的新城区,包间带有独立卫生间、有专门上菜通道。他们刚从上海办完事回武汉,沿途边走边玩,看起来世故、聪明,但又很有趣。饭桌上,他们不断用武汉话讨论起范仲淹,黄梅戏的起源在湖北还是安徽,以及某某历史人物、某地风土人情。

那时,我们才知道下午发生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16时27分,110报警服务台接报,一男子在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事发后,20名受伤人员中,6人遇难。“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25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我向在座的人问道:如果这类的事情变多了后,普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坐主宾的中年人,用武汉话严肃地说道,“普通人要想保护自己,先要从关心他人开始,不忽视他人的痛苦……”

坦白说,我是一个顿感很强的人,难以通过新闻和他人的讲述,对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这些无辜死去、受伤的人,就在几小时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没临时起意去了怀宁县,我可能也是受伤者。但这些并不让我后怕,或让我的同情变得更具体。不过,第二天下午,去火车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经过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们围在劝业场的花坛旁。路人告诉我,献花从清晨开始。市民们排着队,秩序井然,志愿者会告诉献花的人不要踏上台阶。也许是担心危险,也许是他们把花坛的石阶当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来献花的人,有老人、年轻人,小孩。也有路人小声告诉同伴,“一会儿,我们买花过来。”

有些献花的人,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一般,在放下花后,对着花坛鞠躬,用手作三拜礼。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了解到人的意外离去,是非常具体、非常悲伤的事情。

安庆,有着沉静的力量,但又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些天,我去安庆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的渔村,那些渔民大多是在几十年前,从江苏北部逃荒而来。因为棚户区改造,那片村子已经变成了“长江沙漠州公园”。只能找到零碎的,还没拆掉的房子,还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两个扭打的女人。骑在对方身上的五十多岁女人,要我电话报警。我们等了快一小时,因为辖区归属问题,派出所推拖过好几次后,才等到他们。这个短发的中年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来单薄,露出笑脸。我第一反应是,那口牙齿看上去再过十多年后,就会脱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无主之地,她们都想来种玉米。要我报警的女人,并不住在这里,“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种的地”。为此,那个头发已秃、年龄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满意,见她来就会怒骂,这一次对骂中,拿起木棍打她。

当我走出“沙漠州”时,调解似乎结束了。她骑着自行车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复感谢我的帮助——愿意报警,并一直等来警察才离开。我们简单聊天,知道她离异多年,和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暂时失业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发时间。我们分别后,她又一次笑了,感谢我的帮助。我感觉,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非常感动。也许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为她出过头。

我本来计划搭飞机离开。安庆每天都有一班直达北京的飞机。前序航班是,三亚飞往安庆。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气预报,我发现三亚还要下一周的雨,我决定先坐火车到合肥,再搭高铁回北京。

沿路上的风景,房子并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来和海子的村庄一样美。但当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时,才意识到,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缄默。

在网上,我发了一组献花的现场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转发,一个安庆人告诉我,“以往的这个下午,人们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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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一个被遗忘的长江码头

发布日期:2021-06-20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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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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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夏到来之前,我第一次来到安庆,呆了一周。如同往常一样,旅行的尾声我总会感到乏味。而当我离开,却发现自己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希望能马上再回去。新鲜和乏味,像是两个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随时出现。

从武汉到安庆没有直达的火车,我坐上大巴,它缓慢行驶,公路沿着长江前行,或一度远离,路程六小时。鄂州、黄石、武穴、黄梅、宿松、太湖县........大巴频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务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车,售票员语气轻快。

车内冷气充足,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夏天的到来。隔着窗户,从午后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县道外的村庄、小镇的风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异乡。车到终点站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的人很少,骑着电动车问你要不要住宿的当地人,显得很安闲。他的询问只是一种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种迫切的生存压力,“要住店吗?”

一辆黑色轿车,这时从我眼前快速驶过。年轻的司机留着平头,精瘦的上身裸露着。这让我想起2000年的武汉:在夏夜的街头,男人们打着赤膊,肩上或手上并没有衬衣,他只是刚从闷热的家中出来,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人们不会招惹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着明显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们儿也离这不远。那时的武汉街头能见到不少小型斗殴,几个人围攻倒地求饶的可怜人,常要见血。路边有废弃的针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国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滩酒吧”、刚“下海”开商铺的年轻人。非法的大小赌场,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有的干脆摆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从楼下看到,几个警察慢悠悠地跑来,摆着双臂,最后旋翻桌子,而赌客们却早已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像是一场预谋和表演。

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

安庆却很安静,连路人也不多,体会不到什么躁动。出乎意料的是,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区的街区似乎比武昌还要大。马路都不宽,连接着许多地图上都没显示名字的有深有浅、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势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种步入城市迷宫的感觉。

安庆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远的历史中。不远的街区有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英王府、民国时期陈独秀与高君曼住的民国洋楼、建于明成化五年的南关清真寺……大多数老建筑已经拆掉,换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单元楼。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劝业场的锦江之星。这个“老派”的商务酒店建于2007年,很多人在点评中留言“其设施老旧”,但楼高十几层,算是附近很少见的高层建筑。而安庆老城区,则如棋盘一般,尺度佷大。

这种反差让我迷惑,我在安庆的旅行也由此开始。

 
油炸、馄饨与“水鸡儿”

安庆人喜欢吃牛肉拉面。这大概和大南门回族社区有关,明清时,大量回族人迁徙到安徽。位于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面馆,很受当地人赞誉。它在巷子内,但店外摆了好几张桌子,从清晨六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我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店家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来一碗牛胸骨面吗?这是招牌。”

夜深时,马路上谈不上热闹,也并不冷清,饮食店还在营业,很多在凌晨两点才关门。除了龙虾店、炒面摊子,最多的还是油炸店。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柜里的食物和冷锅串串类似,能找到当地豆制品、干鱼等食物。选好了放铁盘内,老板统统扔进油锅里炸,再淋上带有白砂糖的辣酱。我很熟悉“安庆油炸”,武汉管它叫“炸炸”。这种小吃最先在武汉钢铁厂所在的青山区出现,也在那一带流行。一般认为,工人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发明”油重、味咸的吃食,比如沈阳的鸡架。

安庆在清代咸丰年间就有了近代军械所,建造了我国第一台机动船,很多近代工业在此兴起。但这都是历史,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多为码头工人、批发市场和商铺的个体户、伙计们。最有名的安庆馄饨,就和码头有关。据说这种皮薄、个小的馄饨,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小贩们挑着板凳,活跃在小南门一带,这里挨着长江。今天的小南门,在沿江中路上,靠着七号码头。每天只有几班开往长江另一边大渡口镇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说,比起长沙、重庆、南京等地,安庆的街头小吃并不丰富。但日落时分,我喜欢在路上散步,看当地人在餐厅外沿街摆桌吃饭,他们交谈很自在。有的拖家带口,也有刚恋爱的情侣,或几个朋友结伴。他们好像很久没在家吃饭了,更享受这种在马路上消磨的时光。

若要用上海话形容安庆人的个性,可能会是“不响”。安庆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马路上的搭讪,但他们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内,店主一般不主动招呼,你有问题要问,可能得等一会儿才有人应声,店主们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务中。我进到一家热闹的小餐馆,问能否一个人就餐,老板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们太忙了。”。

当地的餐饮业很活跃,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几乎所有饭店,都采取大排档的形式,没有菜单,看食材点“菜”,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如果你初次来这里,除了需要事前询问菜的价格,还得对着冰柜里的猪排骨、肥肠、时蔬、各种河鲜,想象出它的成品,并思考要选的口味。

街坊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有自己心仪的餐馆,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晓厨师擅长的风格、招牌菜。坐进店内,不需要看冰柜,直接点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没有,而店主又不忙,他会直接去菜市场的档口购买,现杀现做。

“安庆人有很强的城堡意识,过去有排斥乡下人的情绪,不怎么想和周边县城的人来往。”  在咖啡店,我见到了汪军。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安庆历史,著有《记忆场》、《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书。对于我的疑问,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安庆就像是一个文化孤岛,非常封闭,但也非常精致。”

“来了安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汪军问我。

“是的,走在马路上,有一些司门口的感觉。”

1980年代,在经济、地理上有些边缘的安庆,一度随着长江航运和小商品交易市场而兴起。但在工业社会,水运注定日渐边缘化。追赶了十多年后,安庆最终还是沉寂下来。

“武汉人、重庆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来了安庆后,总说有些似曾相识。” 汪军说起这些时,语带惋惜。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安庆就几乎没有继续扩张了。“正是因为它发展得很慢,保存的东西和记忆也更久,还留有晚进的码头城市的感觉。重庆、南京、武汉,早就日新月异。他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在安庆沿江的街区,常能看到文革遗留的痕迹,例如印有“毛泽东万岁”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设路还开有“除四害经销处”,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觉中,这里更多还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楼要走“回形楼梯”到家中,因为前两层开了商铺。1988年,安庆还重建了枞阳门,把它作为了小商品交易市场,现在看来这里也显得老旧。

城西的大王庙街,过去在城门外,是靠水运的兴起而形成的热闹街区。清末之后,一度繁忙的长江内河航运、渔业取代了漕运的位置,街市的热闹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今天,大王庙街已经整体腾退,不再有人居住,不远处有巨大的石化厂,很显眼。

离开大王庙后,我走进“城门”,在大观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铺延伸到马路边,加上席地而坐的摊贩,这里成了露天的马路菜市场。调料品、活鸡、鹌鹑,藕带等当季食材,甚至还能看到装在网袋里,蹦蹦跳跳的青蛙,安庆人管它叫“水鸡儿”。武汉人习惯叫“蝌妈”。2000年后,想吃的人要专门去找熟悉的餐馆,“水鸡儿”后来慢慢消失于武汉菜市场。

太平天国与郁达夫

很少人会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庆、徽州两府。1667年,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安徽省,安庆成为省城,一直到抗日战争。

安庆筑城在南宋,到了明朝开始繁荣起来。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运河上的漕运成为经济的重脉。安庆地处长江与皖河的交汇处,内河上游的怀宁县、潜山县、太湖县,将大量米、丝布、银两先运到安庆,在走长江水路到扬州,最后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漕运的兴盛,带动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谈到安庆的衰落,汪军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大王庙的登陆。随着安庆的沦陷,省城最终迁往合肥。这一变化导致安庆从中心到边缘,沦为长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从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率千余艘战船,从长江出发,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数十年内,清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徽南部和江苏等地展开密集的拉锯战。曾国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太平天国一样,清军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

“过去安庆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县,科举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太平天国之前,安庆府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比现在的人还多。但十多年后,安庆只剩一百多万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庆留下的人还算多的。徽州、广德、宁国,都没剩什么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讲吴语的,后来方言就变成了江淮官话。”

“日本人把安庆变成了军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对城市文脉的破坏力远大于太平天国。解放后,省会正式选在了合肥,过去皖北是很落后的地方,得举全省之力去建设。安庆的工厂、大学、商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会)最后走掉了,并不是地理区位的原因。” 汪军认为,比起合肥等地,安庆有更好的城市基础。最后选择了合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决定。“省会换来换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广西,最后经济都没搞好。”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庆在地缘上弱势,失去省会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内,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办公。很大原因在于,安庆到皖北要穿过山岭,走水路,要先抵达南京,才能从支流进入。一直以来,南京比安庆能更快地到达安徽大多数地方。1911年,天津开往南京的铁路建成,斜穿了半个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两条铁路,途径合肥、芜湖。它们刚好避开了省城安庆,也埋下了安庆落寞的伏笔。

每天起床后,汪军会在电脑上看《皖报》,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安庆”,他想要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细节。1934年,《皖报》在安庆出版,因为抗日战争,报社也一度流亡,办公地到过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国时的报纸很有意思,同一版面,会刊登新人结婚的广告,也可能有凶杀案之类的重大社会新闻。”

在研究安庆历史外,汪军也是一名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归羊》,试图回到郁达夫笔下的安庆。1922年,郁达夫来到安庆时,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那时他很年轻,刚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达夫写过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当年的安庆,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在虚构或真实的情感故事中展开。

“在日本,他过得很辛苦,也没多少钱,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看他的小说也知道,很压抑、苦闷,还被歧视。日本回来后,从上海乘船到安庆,郁达夫刚二十五岁。当了大学老师,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会感到,人生再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

1929年,郁达夫最后一次来安庆工作,担任省立安徽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汪军写的小说《归羊》以这一次郁达夫的创作与游历作为背景。

“于质夫乘坐江安轮溯江而上,两天两夜抵达A城招商局码头。岸上人声喧闹,他没怎么停留,从大南门进城。进入城门后,他拾级而上,到了登云坡顶端,经过药王庙、城隍庙,穿过四牌楼、三牌楼,这时A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庆的黄金岁月,水运带来的繁华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年,大量的货品和人通过长江,进入到中国腹地,城市被码头所扩大。汪军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后,(安庆)持续的衰落,再没有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安庆人对长江有着很深的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兴趣,只对长江流域的城市感兴趣,下游是九江、武汉,上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于1970年代的汪军,小时候就和父母坐过船去过上海,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安庆人还是最崇拜上海,当时人们结婚,要专门做船去上海的王开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成年后,他常搭轮船离开安庆。“我们很习惯坐船了。如果要去广州,要先搭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的话,就搭船到南京。出门要靠船,这边的火车不太发达。”

一直到1995年,安庆才有了火车站,而这时,水运的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怀宁:陈独秀与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没有光线的酒店房间中醒来。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不想去什么地方逛,犹豫着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还是坐很长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这个时间出发,很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从火车站去海子的村庄,大约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线,沿途经过38个站,一小时后到达。上了公交车,半天没刷上卡,司机提醒我要换成怀宁县的电子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酒店楼下发生了无差别杀人案。

怀宁县属于安庆市,建县的历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纪初,邓稼先、陈独秀在这里出生。六岁时,丧父的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后跟随中过秀才的兄长读书,一直到十七岁,但他很厌烦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了县考。最后的院试,考题出自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陈独秀感到无聊,恶作剧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习的冷僻字与典故,写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陈独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门,坐船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考中者能中举人。 虽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读到《时务报》,梁启超让他很受震撼,日后也开始和安庆府的维新人士保持着联络。第一次出远门,陈独秀如此写下他的见闻: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如果说安庆留给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码头城市,那么,怀宁县更像是80年代的小镇。新安路13号的怀宁种子公司,开了三十来年,三层楼建筑的看起来老旧,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门店内摆有安徽产、山东产的蔬果种子,还有本地的萝卜菜、辣椒种子,时不时有着村民骑着电动车来光顾。

往西走是第二农贸市场,这里能买到黄山的茶、拖鞋、电风扇、竹编的扇与草帽等百货,街上的干货很丰富、内陆特色,一排大小、粗细不一的干鱼、虾。一整张熏猪脸更为显眼,买下来只需六十多元,现在猪肉便宜了。周围的民宅大多是临街的独门独户,夏天时他们常会打开门消暑,不在乎路人会看到客厅。我猜想怀宁人重感情,也很思旧。人们在屋里闲坐,或打麻将、围在一起吃饭,墙上大多挂着毛泽东画像,或者亲人的遗像。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去海子的村庄,约五公里,离县城很近。在车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湾村,约有1700多人。据说查姓是齐国的一个封姓,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约有68万人,但大多数在安徽、江苏生活。

在入口,除了显眼的村部建筑,一切静悄悄的,没见到“海子故居”之类的招牌。稍往里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参观者带来的一盆鲜花。海子纪念馆里展示了海子儿童、少年时代在怀宁、青年时在北京的物件。还有从家中带去大学的棉被、教书时买的淡黄色夹克衣。

馆员是海子的弟媳妇,她就住在村子里。她告诉我,海子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县城工作,另外两个弟弟过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县政府出资的纪念馆建成后,他们搬回了老家。“我没有见过海子,过去读过他的诗,在怀宁只要念过书的,几乎都会读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个三开间的徽式民房,现在只有海子的母亲住在那,父亲在数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亲查正全是个裁缝,对儿女很严厉,他一直对海子的死很自责。1989年2月,在家中过春节的海子,提出想辞掉政法大学的教职,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坚决地否定并训斥了他,大发脾气。当地媒体《新安晚报》曾采访过查正全。查正全说,“他喜欢到报社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如当大学老师,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现在想想不如让他去,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海子为什么会死,这也不需要去追问。人们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获得了名声。他很年轻,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职业生涯也许才刚开始。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很高兴见到来访者。她时不时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点西瓜?当她知道,我平日也会写些随笔时,便问我多少岁了。我答道26岁。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儿子去世后,操采菊开始阅读海子的诗。一度不顾家人反对,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读。这些年,她也常参加纪念海子的活动,2019年,她去过德令哈。刚上台读诗,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组织者赶快把她送往西宁。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这是操采菊最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时间,已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种回忆中。我问到海子的弟媳,“每年这么多人来参观,会不会让海子的父母更伤心?”

“难免会这样。” 她想了想,继续说,“有人专门来这,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傍晚时,我在海子故居的书房,独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笔给我,用来抄写感兴趣的书目。海子没有用过这间书房。1989年,北京寄来了26箱书到县城,海子父亲找车拖了回来。此后家中出现过不速之客,称是海子的朋友,想写本海子的书,住在了家中。在两个老人种地时,这些藏书被偷偷拿走,从高河邮局中寄走。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加上虫蛀鼠咬,书籍损坏很多,藏书目前仅有700余册。浏览这些书柜,能看出海子对黑格尔、歌德很感兴趣。他的阅读很广泛,包括不少工具书。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更多,而不是诗歌。

我试着去找郁达夫,但没有收获。大多是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劳伦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经典文学。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岛由纪夫著作,不是《金阁寺》、《天人五衰》,而是《爱的饥渴》。我惊讶的是,他也读过法国新小说,这种风格很晚才被中文读者阅读,他看的是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许,他也有成为小说家的企图。但我们更多只能在他的诗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天黑前,我离开了他的家。

凶案与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并不担心错过末班车,是因为在这偶遇从武汉来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偶遇很难得。在回程的路上,他们的朋友也刚好来到安庆,决定一起吃饭。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面包”,还有百草园书店一行。请客的是书店读者,这几个中年人选了一家在当地很豪华的酒店。酒店在安庆东边的新城区,包间带有独立卫生间、有专门上菜通道。他们刚从上海办完事回武汉,沿途边走边玩,看起来世故、聪明,但又很有趣。饭桌上,他们不断用武汉话讨论起范仲淹,黄梅戏的起源在湖北还是安徽,以及某某历史人物、某地风土人情。

那时,我们才知道下午发生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16时27分,110报警服务台接报,一男子在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事发后,20名受伤人员中,6人遇难。“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25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我向在座的人问道:如果这类的事情变多了后,普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坐主宾的中年人,用武汉话严肃地说道,“普通人要想保护自己,先要从关心他人开始,不忽视他人的痛苦……”

坦白说,我是一个顿感很强的人,难以通过新闻和他人的讲述,对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这些无辜死去、受伤的人,就在几小时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没临时起意去了怀宁县,我可能也是受伤者。但这些并不让我后怕,或让我的同情变得更具体。不过,第二天下午,去火车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经过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们围在劝业场的花坛旁。路人告诉我,献花从清晨开始。市民们排着队,秩序井然,志愿者会告诉献花的人不要踏上台阶。也许是担心危险,也许是他们把花坛的石阶当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来献花的人,有老人、年轻人,小孩。也有路人小声告诉同伴,“一会儿,我们买花过来。”

有些献花的人,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一般,在放下花后,对着花坛鞠躬,用手作三拜礼。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了解到人的意外离去,是非常具体、非常悲伤的事情。

安庆,有着沉静的力量,但又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些天,我去安庆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的渔村,那些渔民大多是在几十年前,从江苏北部逃荒而来。因为棚户区改造,那片村子已经变成了“长江沙漠州公园”。只能找到零碎的,还没拆掉的房子,还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两个扭打的女人。骑在对方身上的五十多岁女人,要我电话报警。我们等了快一小时,因为辖区归属问题,派出所推拖过好几次后,才等到他们。这个短发的中年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来单薄,露出笑脸。我第一反应是,那口牙齿看上去再过十多年后,就会脱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无主之地,她们都想来种玉米。要我报警的女人,并不住在这里,“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种的地”。为此,那个头发已秃、年龄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满意,见她来就会怒骂,这一次对骂中,拿起木棍打她。

当我走出“沙漠州”时,调解似乎结束了。她骑着自行车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复感谢我的帮助——愿意报警,并一直等来警察才离开。我们简单聊天,知道她离异多年,和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暂时失业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发时间。我们分别后,她又一次笑了,感谢我的帮助。我感觉,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非常感动。也许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为她出过头。

我本来计划搭飞机离开。安庆每天都有一班直达北京的飞机。前序航班是,三亚飞往安庆。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气预报,我发现三亚还要下一周的雨,我决定先坐火车到合肥,再搭高铁回北京。

沿路上的风景,房子并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来和海子的村庄一样美。但当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时,才意识到,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缄默。

在网上,我发了一组献花的现场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转发,一个安庆人告诉我,“以往的这个下午,人们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重庆、武汉、南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赵景宜

【OR  商业新媒体】

在盛夏到来之前,我第一次来到安庆,呆了一周。如同往常一样,旅行的尾声我总会感到乏味。而当我离开,却发现自己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希望能马上再回去。新鲜和乏味,像是两个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随时出现。

从武汉到安庆没有直达的火车,我坐上大巴,它缓慢行驶,公路沿着长江前行,或一度远离,路程六小时。鄂州、黄石、武穴、黄梅、宿松、太湖县........大巴频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务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车,售票员语气轻快。

车内冷气充足,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夏天的到来。隔着窗户,从午后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县道外的村庄、小镇的风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异乡。车到终点站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的人很少,骑着电动车问你要不要住宿的当地人,显得很安闲。他的询问只是一种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种迫切的生存压力,“要住店吗?”

一辆黑色轿车,这时从我眼前快速驶过。年轻的司机留着平头,精瘦的上身裸露着。这让我想起2000年的武汉:在夏夜的街头,男人们打着赤膊,肩上或手上并没有衬衣,他只是刚从闷热的家中出来,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人们不会招惹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着明显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们儿也离这不远。那时的武汉街头能见到不少小型斗殴,几个人围攻倒地求饶的可怜人,常要见血。路边有废弃的针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国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滩酒吧”、刚“下海”开商铺的年轻人。非法的大小赌场,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有的干脆摆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从楼下看到,几个警察慢悠悠地跑来,摆着双臂,最后旋翻桌子,而赌客们却早已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像是一场预谋和表演。

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

安庆却很安静,连路人也不多,体会不到什么躁动。出乎意料的是,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区的街区似乎比武昌还要大。马路都不宽,连接着许多地图上都没显示名字的有深有浅、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势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种步入城市迷宫的感觉。

安庆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远的历史中。不远的街区有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英王府、民国时期陈独秀与高君曼住的民国洋楼、建于明成化五年的南关清真寺……大多数老建筑已经拆掉,换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单元楼。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劝业场的锦江之星。这个“老派”的商务酒店建于2007年,很多人在点评中留言“其设施老旧”,但楼高十几层,算是附近很少见的高层建筑。而安庆老城区,则如棋盘一般,尺度佷大。

这种反差让我迷惑,我在安庆的旅行也由此开始。

 
油炸、馄饨与“水鸡儿”

安庆人喜欢吃牛肉拉面。这大概和大南门回族社区有关,明清时,大量回族人迁徙到安徽。位于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面馆,很受当地人赞誉。它在巷子内,但店外摆了好几张桌子,从清晨六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我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店家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来一碗牛胸骨面吗?这是招牌。”

夜深时,马路上谈不上热闹,也并不冷清,饮食店还在营业,很多在凌晨两点才关门。除了龙虾店、炒面摊子,最多的还是油炸店。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柜里的食物和冷锅串串类似,能找到当地豆制品、干鱼等食物。选好了放铁盘内,老板统统扔进油锅里炸,再淋上带有白砂糖的辣酱。我很熟悉“安庆油炸”,武汉管它叫“炸炸”。这种小吃最先在武汉钢铁厂所在的青山区出现,也在那一带流行。一般认为,工人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发明”油重、味咸的吃食,比如沈阳的鸡架。

安庆在清代咸丰年间就有了近代军械所,建造了我国第一台机动船,很多近代工业在此兴起。但这都是历史,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多为码头工人、批发市场和商铺的个体户、伙计们。最有名的安庆馄饨,就和码头有关。据说这种皮薄、个小的馄饨,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小贩们挑着板凳,活跃在小南门一带,这里挨着长江。今天的小南门,在沿江中路上,靠着七号码头。每天只有几班开往长江另一边大渡口镇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说,比起长沙、重庆、南京等地,安庆的街头小吃并不丰富。但日落时分,我喜欢在路上散步,看当地人在餐厅外沿街摆桌吃饭,他们交谈很自在。有的拖家带口,也有刚恋爱的情侣,或几个朋友结伴。他们好像很久没在家吃饭了,更享受这种在马路上消磨的时光。

若要用上海话形容安庆人的个性,可能会是“不响”。安庆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马路上的搭讪,但他们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内,店主一般不主动招呼,你有问题要问,可能得等一会儿才有人应声,店主们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务中。我进到一家热闹的小餐馆,问能否一个人就餐,老板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们太忙了。”。

当地的餐饮业很活跃,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几乎所有饭店,都采取大排档的形式,没有菜单,看食材点“菜”,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如果你初次来这里,除了需要事前询问菜的价格,还得对着冰柜里的猪排骨、肥肠、时蔬、各种河鲜,想象出它的成品,并思考要选的口味。

街坊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有自己心仪的餐馆,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晓厨师擅长的风格、招牌菜。坐进店内,不需要看冰柜,直接点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没有,而店主又不忙,他会直接去菜市场的档口购买,现杀现做。

“安庆人有很强的城堡意识,过去有排斥乡下人的情绪,不怎么想和周边县城的人来往。”  在咖啡店,我见到了汪军。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安庆历史,著有《记忆场》、《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书。对于我的疑问,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安庆就像是一个文化孤岛,非常封闭,但也非常精致。”

“来了安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汪军问我。

“是的,走在马路上,有一些司门口的感觉。”

1980年代,在经济、地理上有些边缘的安庆,一度随着长江航运和小商品交易市场而兴起。但在工业社会,水运注定日渐边缘化。追赶了十多年后,安庆最终还是沉寂下来。

“武汉人、重庆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来了安庆后,总说有些似曾相识。” 汪军说起这些时,语带惋惜。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安庆就几乎没有继续扩张了。“正是因为它发展得很慢,保存的东西和记忆也更久,还留有晚进的码头城市的感觉。重庆、南京、武汉,早就日新月异。他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在安庆沿江的街区,常能看到文革遗留的痕迹,例如印有“毛泽东万岁”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设路还开有“除四害经销处”,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觉中,这里更多还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楼要走“回形楼梯”到家中,因为前两层开了商铺。1988年,安庆还重建了枞阳门,把它作为了小商品交易市场,现在看来这里也显得老旧。

城西的大王庙街,过去在城门外,是靠水运的兴起而形成的热闹街区。清末之后,一度繁忙的长江内河航运、渔业取代了漕运的位置,街市的热闹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今天,大王庙街已经整体腾退,不再有人居住,不远处有巨大的石化厂,很显眼。

离开大王庙后,我走进“城门”,在大观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铺延伸到马路边,加上席地而坐的摊贩,这里成了露天的马路菜市场。调料品、活鸡、鹌鹑,藕带等当季食材,甚至还能看到装在网袋里,蹦蹦跳跳的青蛙,安庆人管它叫“水鸡儿”。武汉人习惯叫“蝌妈”。2000年后,想吃的人要专门去找熟悉的餐馆,“水鸡儿”后来慢慢消失于武汉菜市场。

太平天国与郁达夫

很少人会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庆、徽州两府。1667年,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安徽省,安庆成为省城,一直到抗日战争。

安庆筑城在南宋,到了明朝开始繁荣起来。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运河上的漕运成为经济的重脉。安庆地处长江与皖河的交汇处,内河上游的怀宁县、潜山县、太湖县,将大量米、丝布、银两先运到安庆,在走长江水路到扬州,最后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漕运的兴盛,带动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谈到安庆的衰落,汪军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大王庙的登陆。随着安庆的沦陷,省城最终迁往合肥。这一变化导致安庆从中心到边缘,沦为长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从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率千余艘战船,从长江出发,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数十年内,清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徽南部和江苏等地展开密集的拉锯战。曾国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太平天国一样,清军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

“过去安庆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县,科举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太平天国之前,安庆府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比现在的人还多。但十多年后,安庆只剩一百多万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庆留下的人还算多的。徽州、广德、宁国,都没剩什么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讲吴语的,后来方言就变成了江淮官话。”

“日本人把安庆变成了军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对城市文脉的破坏力远大于太平天国。解放后,省会正式选在了合肥,过去皖北是很落后的地方,得举全省之力去建设。安庆的工厂、大学、商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会)最后走掉了,并不是地理区位的原因。” 汪军认为,比起合肥等地,安庆有更好的城市基础。最后选择了合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决定。“省会换来换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广西,最后经济都没搞好。”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庆在地缘上弱势,失去省会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内,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办公。很大原因在于,安庆到皖北要穿过山岭,走水路,要先抵达南京,才能从支流进入。一直以来,南京比安庆能更快地到达安徽大多数地方。1911年,天津开往南京的铁路建成,斜穿了半个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两条铁路,途径合肥、芜湖。它们刚好避开了省城安庆,也埋下了安庆落寞的伏笔。

每天起床后,汪军会在电脑上看《皖报》,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安庆”,他想要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细节。1934年,《皖报》在安庆出版,因为抗日战争,报社也一度流亡,办公地到过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国时的报纸很有意思,同一版面,会刊登新人结婚的广告,也可能有凶杀案之类的重大社会新闻。”

在研究安庆历史外,汪军也是一名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归羊》,试图回到郁达夫笔下的安庆。1922年,郁达夫来到安庆时,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那时他很年轻,刚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达夫写过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当年的安庆,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在虚构或真实的情感故事中展开。

“在日本,他过得很辛苦,也没多少钱,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看他的小说也知道,很压抑、苦闷,还被歧视。日本回来后,从上海乘船到安庆,郁达夫刚二十五岁。当了大学老师,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会感到,人生再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

1929年,郁达夫最后一次来安庆工作,担任省立安徽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汪军写的小说《归羊》以这一次郁达夫的创作与游历作为背景。

“于质夫乘坐江安轮溯江而上,两天两夜抵达A城招商局码头。岸上人声喧闹,他没怎么停留,从大南门进城。进入城门后,他拾级而上,到了登云坡顶端,经过药王庙、城隍庙,穿过四牌楼、三牌楼,这时A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庆的黄金岁月,水运带来的繁华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年,大量的货品和人通过长江,进入到中国腹地,城市被码头所扩大。汪军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后,(安庆)持续的衰落,再没有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安庆人对长江有着很深的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兴趣,只对长江流域的城市感兴趣,下游是九江、武汉,上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于1970年代的汪军,小时候就和父母坐过船去过上海,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安庆人还是最崇拜上海,当时人们结婚,要专门做船去上海的王开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成年后,他常搭轮船离开安庆。“我们很习惯坐船了。如果要去广州,要先搭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的话,就搭船到南京。出门要靠船,这边的火车不太发达。”

一直到1995年,安庆才有了火车站,而这时,水运的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怀宁:陈独秀与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没有光线的酒店房间中醒来。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不想去什么地方逛,犹豫着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还是坐很长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这个时间出发,很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从火车站去海子的村庄,大约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线,沿途经过38个站,一小时后到达。上了公交车,半天没刷上卡,司机提醒我要换成怀宁县的电子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酒店楼下发生了无差别杀人案。

怀宁县属于安庆市,建县的历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纪初,邓稼先、陈独秀在这里出生。六岁时,丧父的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后跟随中过秀才的兄长读书,一直到十七岁,但他很厌烦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了县考。最后的院试,考题出自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陈独秀感到无聊,恶作剧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习的冷僻字与典故,写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陈独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门,坐船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考中者能中举人。 虽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读到《时务报》,梁启超让他很受震撼,日后也开始和安庆府的维新人士保持着联络。第一次出远门,陈独秀如此写下他的见闻: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如果说安庆留给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码头城市,那么,怀宁县更像是80年代的小镇。新安路13号的怀宁种子公司,开了三十来年,三层楼建筑的看起来老旧,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门店内摆有安徽产、山东产的蔬果种子,还有本地的萝卜菜、辣椒种子,时不时有着村民骑着电动车来光顾。

往西走是第二农贸市场,这里能买到黄山的茶、拖鞋、电风扇、竹编的扇与草帽等百货,街上的干货很丰富、内陆特色,一排大小、粗细不一的干鱼、虾。一整张熏猪脸更为显眼,买下来只需六十多元,现在猪肉便宜了。周围的民宅大多是临街的独门独户,夏天时他们常会打开门消暑,不在乎路人会看到客厅。我猜想怀宁人重感情,也很思旧。人们在屋里闲坐,或打麻将、围在一起吃饭,墙上大多挂着毛泽东画像,或者亲人的遗像。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去海子的村庄,约五公里,离县城很近。在车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湾村,约有1700多人。据说查姓是齐国的一个封姓,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约有68万人,但大多数在安徽、江苏生活。

在入口,除了显眼的村部建筑,一切静悄悄的,没见到“海子故居”之类的招牌。稍往里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参观者带来的一盆鲜花。海子纪念馆里展示了海子儿童、少年时代在怀宁、青年时在北京的物件。还有从家中带去大学的棉被、教书时买的淡黄色夹克衣。

馆员是海子的弟媳妇,她就住在村子里。她告诉我,海子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县城工作,另外两个弟弟过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县政府出资的纪念馆建成后,他们搬回了老家。“我没有见过海子,过去读过他的诗,在怀宁只要念过书的,几乎都会读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个三开间的徽式民房,现在只有海子的母亲住在那,父亲在数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亲查正全是个裁缝,对儿女很严厉,他一直对海子的死很自责。1989年2月,在家中过春节的海子,提出想辞掉政法大学的教职,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坚决地否定并训斥了他,大发脾气。当地媒体《新安晚报》曾采访过查正全。查正全说,“他喜欢到报社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如当大学老师,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现在想想不如让他去,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海子为什么会死,这也不需要去追问。人们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获得了名声。他很年轻,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职业生涯也许才刚开始。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很高兴见到来访者。她时不时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点西瓜?当她知道,我平日也会写些随笔时,便问我多少岁了。我答道26岁。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儿子去世后,操采菊开始阅读海子的诗。一度不顾家人反对,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读。这些年,她也常参加纪念海子的活动,2019年,她去过德令哈。刚上台读诗,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组织者赶快把她送往西宁。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这是操采菊最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时间,已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种回忆中。我问到海子的弟媳,“每年这么多人来参观,会不会让海子的父母更伤心?”

“难免会这样。” 她想了想,继续说,“有人专门来这,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傍晚时,我在海子故居的书房,独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笔给我,用来抄写感兴趣的书目。海子没有用过这间书房。1989年,北京寄来了26箱书到县城,海子父亲找车拖了回来。此后家中出现过不速之客,称是海子的朋友,想写本海子的书,住在了家中。在两个老人种地时,这些藏书被偷偷拿走,从高河邮局中寄走。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加上虫蛀鼠咬,书籍损坏很多,藏书目前仅有700余册。浏览这些书柜,能看出海子对黑格尔、歌德很感兴趣。他的阅读很广泛,包括不少工具书。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更多,而不是诗歌。

我试着去找郁达夫,但没有收获。大多是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劳伦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经典文学。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岛由纪夫著作,不是《金阁寺》、《天人五衰》,而是《爱的饥渴》。我惊讶的是,他也读过法国新小说,这种风格很晚才被中文读者阅读,他看的是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许,他也有成为小说家的企图。但我们更多只能在他的诗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天黑前,我离开了他的家。

凶案与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并不担心错过末班车,是因为在这偶遇从武汉来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偶遇很难得。在回程的路上,他们的朋友也刚好来到安庆,决定一起吃饭。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面包”,还有百草园书店一行。请客的是书店读者,这几个中年人选了一家在当地很豪华的酒店。酒店在安庆东边的新城区,包间带有独立卫生间、有专门上菜通道。他们刚从上海办完事回武汉,沿途边走边玩,看起来世故、聪明,但又很有趣。饭桌上,他们不断用武汉话讨论起范仲淹,黄梅戏的起源在湖北还是安徽,以及某某历史人物、某地风土人情。

那时,我们才知道下午发生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16时27分,110报警服务台接报,一男子在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事发后,20名受伤人员中,6人遇难。“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25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我向在座的人问道:如果这类的事情变多了后,普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坐主宾的中年人,用武汉话严肃地说道,“普通人要想保护自己,先要从关心他人开始,不忽视他人的痛苦……”

坦白说,我是一个顿感很强的人,难以通过新闻和他人的讲述,对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这些无辜死去、受伤的人,就在几小时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没临时起意去了怀宁县,我可能也是受伤者。但这些并不让我后怕,或让我的同情变得更具体。不过,第二天下午,去火车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经过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们围在劝业场的花坛旁。路人告诉我,献花从清晨开始。市民们排着队,秩序井然,志愿者会告诉献花的人不要踏上台阶。也许是担心危险,也许是他们把花坛的石阶当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来献花的人,有老人、年轻人,小孩。也有路人小声告诉同伴,“一会儿,我们买花过来。”

有些献花的人,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一般,在放下花后,对着花坛鞠躬,用手作三拜礼。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了解到人的意外离去,是非常具体、非常悲伤的事情。

安庆,有着沉静的力量,但又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些天,我去安庆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的渔村,那些渔民大多是在几十年前,从江苏北部逃荒而来。因为棚户区改造,那片村子已经变成了“长江沙漠州公园”。只能找到零碎的,还没拆掉的房子,还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两个扭打的女人。骑在对方身上的五十多岁女人,要我电话报警。我们等了快一小时,因为辖区归属问题,派出所推拖过好几次后,才等到他们。这个短发的中年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来单薄,露出笑脸。我第一反应是,那口牙齿看上去再过十多年后,就会脱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无主之地,她们都想来种玉米。要我报警的女人,并不住在这里,“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种的地”。为此,那个头发已秃、年龄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满意,见她来就会怒骂,这一次对骂中,拿起木棍打她。

当我走出“沙漠州”时,调解似乎结束了。她骑着自行车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复感谢我的帮助——愿意报警,并一直等来警察才离开。我们简单聊天,知道她离异多年,和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暂时失业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发时间。我们分别后,她又一次笑了,感谢我的帮助。我感觉,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非常感动。也许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为她出过头。

我本来计划搭飞机离开。安庆每天都有一班直达北京的飞机。前序航班是,三亚飞往安庆。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气预报,我发现三亚还要下一周的雨,我决定先坐火车到合肥,再搭高铁回北京。

沿路上的风景,房子并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来和海子的村庄一样美。但当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时,才意识到,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缄默。

在网上,我发了一组献花的现场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转发,一个安庆人告诉我,“以往的这个下午,人们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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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一个被遗忘的长江码头

发布日期:2021-06-20 07:55
重庆、武汉、南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赵景宜

【OR  商业新媒体】

在盛夏到来之前,我第一次来到安庆,呆了一周。如同往常一样,旅行的尾声我总会感到乏味。而当我离开,却发现自己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希望能马上再回去。新鲜和乏味,像是两个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随时出现。

从武汉到安庆没有直达的火车,我坐上大巴,它缓慢行驶,公路沿着长江前行,或一度远离,路程六小时。鄂州、黄石、武穴、黄梅、宿松、太湖县........大巴频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务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车,售票员语气轻快。

车内冷气充足,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夏天的到来。隔着窗户,从午后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县道外的村庄、小镇的风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异乡。车到终点站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的人很少,骑着电动车问你要不要住宿的当地人,显得很安闲。他的询问只是一种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种迫切的生存压力,“要住店吗?”

一辆黑色轿车,这时从我眼前快速驶过。年轻的司机留着平头,精瘦的上身裸露着。这让我想起2000年的武汉:在夏夜的街头,男人们打着赤膊,肩上或手上并没有衬衣,他只是刚从闷热的家中出来,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人们不会招惹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着明显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们儿也离这不远。那时的武汉街头能见到不少小型斗殴,几个人围攻倒地求饶的可怜人,常要见血。路边有废弃的针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国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滩酒吧”、刚“下海”开商铺的年轻人。非法的大小赌场,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有的干脆摆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从楼下看到,几个警察慢悠悠地跑来,摆着双臂,最后旋翻桌子,而赌客们却早已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像是一场预谋和表演。

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

安庆却很安静,连路人也不多,体会不到什么躁动。出乎意料的是,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区的街区似乎比武昌还要大。马路都不宽,连接着许多地图上都没显示名字的有深有浅、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势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种步入城市迷宫的感觉。

安庆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远的历史中。不远的街区有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英王府、民国时期陈独秀与高君曼住的民国洋楼、建于明成化五年的南关清真寺……大多数老建筑已经拆掉,换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单元楼。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劝业场的锦江之星。这个“老派”的商务酒店建于2007年,很多人在点评中留言“其设施老旧”,但楼高十几层,算是附近很少见的高层建筑。而安庆老城区,则如棋盘一般,尺度佷大。

这种反差让我迷惑,我在安庆的旅行也由此开始。

 
油炸、馄饨与“水鸡儿”

安庆人喜欢吃牛肉拉面。这大概和大南门回族社区有关,明清时,大量回族人迁徙到安徽。位于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面馆,很受当地人赞誉。它在巷子内,但店外摆了好几张桌子,从清晨六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我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店家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来一碗牛胸骨面吗?这是招牌。”

夜深时,马路上谈不上热闹,也并不冷清,饮食店还在营业,很多在凌晨两点才关门。除了龙虾店、炒面摊子,最多的还是油炸店。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柜里的食物和冷锅串串类似,能找到当地豆制品、干鱼等食物。选好了放铁盘内,老板统统扔进油锅里炸,再淋上带有白砂糖的辣酱。我很熟悉“安庆油炸”,武汉管它叫“炸炸”。这种小吃最先在武汉钢铁厂所在的青山区出现,也在那一带流行。一般认为,工人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发明”油重、味咸的吃食,比如沈阳的鸡架。

安庆在清代咸丰年间就有了近代军械所,建造了我国第一台机动船,很多近代工业在此兴起。但这都是历史,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多为码头工人、批发市场和商铺的个体户、伙计们。最有名的安庆馄饨,就和码头有关。据说这种皮薄、个小的馄饨,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小贩们挑着板凳,活跃在小南门一带,这里挨着长江。今天的小南门,在沿江中路上,靠着七号码头。每天只有几班开往长江另一边大渡口镇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说,比起长沙、重庆、南京等地,安庆的街头小吃并不丰富。但日落时分,我喜欢在路上散步,看当地人在餐厅外沿街摆桌吃饭,他们交谈很自在。有的拖家带口,也有刚恋爱的情侣,或几个朋友结伴。他们好像很久没在家吃饭了,更享受这种在马路上消磨的时光。

若要用上海话形容安庆人的个性,可能会是“不响”。安庆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马路上的搭讪,但他们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内,店主一般不主动招呼,你有问题要问,可能得等一会儿才有人应声,店主们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务中。我进到一家热闹的小餐馆,问能否一个人就餐,老板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们太忙了。”。

当地的餐饮业很活跃,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几乎所有饭店,都采取大排档的形式,没有菜单,看食材点“菜”,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如果你初次来这里,除了需要事前询问菜的价格,还得对着冰柜里的猪排骨、肥肠、时蔬、各种河鲜,想象出它的成品,并思考要选的口味。

街坊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有自己心仪的餐馆,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晓厨师擅长的风格、招牌菜。坐进店内,不需要看冰柜,直接点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没有,而店主又不忙,他会直接去菜市场的档口购买,现杀现做。

“安庆人有很强的城堡意识,过去有排斥乡下人的情绪,不怎么想和周边县城的人来往。”  在咖啡店,我见到了汪军。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安庆历史,著有《记忆场》、《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书。对于我的疑问,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安庆就像是一个文化孤岛,非常封闭,但也非常精致。”

“来了安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汪军问我。

“是的,走在马路上,有一些司门口的感觉。”

1980年代,在经济、地理上有些边缘的安庆,一度随着长江航运和小商品交易市场而兴起。但在工业社会,水运注定日渐边缘化。追赶了十多年后,安庆最终还是沉寂下来。

“武汉人、重庆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来了安庆后,总说有些似曾相识。” 汪军说起这些时,语带惋惜。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安庆就几乎没有继续扩张了。“正是因为它发展得很慢,保存的东西和记忆也更久,还留有晚进的码头城市的感觉。重庆、南京、武汉,早就日新月异。他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在安庆沿江的街区,常能看到文革遗留的痕迹,例如印有“毛泽东万岁”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设路还开有“除四害经销处”,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觉中,这里更多还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楼要走“回形楼梯”到家中,因为前两层开了商铺。1988年,安庆还重建了枞阳门,把它作为了小商品交易市场,现在看来这里也显得老旧。

城西的大王庙街,过去在城门外,是靠水运的兴起而形成的热闹街区。清末之后,一度繁忙的长江内河航运、渔业取代了漕运的位置,街市的热闹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今天,大王庙街已经整体腾退,不再有人居住,不远处有巨大的石化厂,很显眼。

离开大王庙后,我走进“城门”,在大观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铺延伸到马路边,加上席地而坐的摊贩,这里成了露天的马路菜市场。调料品、活鸡、鹌鹑,藕带等当季食材,甚至还能看到装在网袋里,蹦蹦跳跳的青蛙,安庆人管它叫“水鸡儿”。武汉人习惯叫“蝌妈”。2000年后,想吃的人要专门去找熟悉的餐馆,“水鸡儿”后来慢慢消失于武汉菜市场。

太平天国与郁达夫

很少人会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庆、徽州两府。1667年,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安徽省,安庆成为省城,一直到抗日战争。

安庆筑城在南宋,到了明朝开始繁荣起来。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运河上的漕运成为经济的重脉。安庆地处长江与皖河的交汇处,内河上游的怀宁县、潜山县、太湖县,将大量米、丝布、银两先运到安庆,在走长江水路到扬州,最后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漕运的兴盛,带动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谈到安庆的衰落,汪军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大王庙的登陆。随着安庆的沦陷,省城最终迁往合肥。这一变化导致安庆从中心到边缘,沦为长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从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率千余艘战船,从长江出发,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数十年内,清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徽南部和江苏等地展开密集的拉锯战。曾国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太平天国一样,清军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

“过去安庆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县,科举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太平天国之前,安庆府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比现在的人还多。但十多年后,安庆只剩一百多万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庆留下的人还算多的。徽州、广德、宁国,都没剩什么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讲吴语的,后来方言就变成了江淮官话。”

“日本人把安庆变成了军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对城市文脉的破坏力远大于太平天国。解放后,省会正式选在了合肥,过去皖北是很落后的地方,得举全省之力去建设。安庆的工厂、大学、商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会)最后走掉了,并不是地理区位的原因。” 汪军认为,比起合肥等地,安庆有更好的城市基础。最后选择了合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决定。“省会换来换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广西,最后经济都没搞好。”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庆在地缘上弱势,失去省会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内,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办公。很大原因在于,安庆到皖北要穿过山岭,走水路,要先抵达南京,才能从支流进入。一直以来,南京比安庆能更快地到达安徽大多数地方。1911年,天津开往南京的铁路建成,斜穿了半个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两条铁路,途径合肥、芜湖。它们刚好避开了省城安庆,也埋下了安庆落寞的伏笔。

每天起床后,汪军会在电脑上看《皖报》,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安庆”,他想要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细节。1934年,《皖报》在安庆出版,因为抗日战争,报社也一度流亡,办公地到过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国时的报纸很有意思,同一版面,会刊登新人结婚的广告,也可能有凶杀案之类的重大社会新闻。”

在研究安庆历史外,汪军也是一名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归羊》,试图回到郁达夫笔下的安庆。1922年,郁达夫来到安庆时,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那时他很年轻,刚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达夫写过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当年的安庆,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在虚构或真实的情感故事中展开。

“在日本,他过得很辛苦,也没多少钱,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看他的小说也知道,很压抑、苦闷,还被歧视。日本回来后,从上海乘船到安庆,郁达夫刚二十五岁。当了大学老师,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会感到,人生再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

1929年,郁达夫最后一次来安庆工作,担任省立安徽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汪军写的小说《归羊》以这一次郁达夫的创作与游历作为背景。

“于质夫乘坐江安轮溯江而上,两天两夜抵达A城招商局码头。岸上人声喧闹,他没怎么停留,从大南门进城。进入城门后,他拾级而上,到了登云坡顶端,经过药王庙、城隍庙,穿过四牌楼、三牌楼,这时A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庆的黄金岁月,水运带来的繁华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年,大量的货品和人通过长江,进入到中国腹地,城市被码头所扩大。汪军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后,(安庆)持续的衰落,再没有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安庆人对长江有着很深的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兴趣,只对长江流域的城市感兴趣,下游是九江、武汉,上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于1970年代的汪军,小时候就和父母坐过船去过上海,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安庆人还是最崇拜上海,当时人们结婚,要专门做船去上海的王开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成年后,他常搭轮船离开安庆。“我们很习惯坐船了。如果要去广州,要先搭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的话,就搭船到南京。出门要靠船,这边的火车不太发达。”

一直到1995年,安庆才有了火车站,而这时,水运的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怀宁:陈独秀与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没有光线的酒店房间中醒来。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不想去什么地方逛,犹豫着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还是坐很长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这个时间出发,很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从火车站去海子的村庄,大约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线,沿途经过38个站,一小时后到达。上了公交车,半天没刷上卡,司机提醒我要换成怀宁县的电子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酒店楼下发生了无差别杀人案。

怀宁县属于安庆市,建县的历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纪初,邓稼先、陈独秀在这里出生。六岁时,丧父的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后跟随中过秀才的兄长读书,一直到十七岁,但他很厌烦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了县考。最后的院试,考题出自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陈独秀感到无聊,恶作剧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习的冷僻字与典故,写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陈独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门,坐船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考中者能中举人。 虽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读到《时务报》,梁启超让他很受震撼,日后也开始和安庆府的维新人士保持着联络。第一次出远门,陈独秀如此写下他的见闻: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如果说安庆留给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码头城市,那么,怀宁县更像是80年代的小镇。新安路13号的怀宁种子公司,开了三十来年,三层楼建筑的看起来老旧,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门店内摆有安徽产、山东产的蔬果种子,还有本地的萝卜菜、辣椒种子,时不时有着村民骑着电动车来光顾。

往西走是第二农贸市场,这里能买到黄山的茶、拖鞋、电风扇、竹编的扇与草帽等百货,街上的干货很丰富、内陆特色,一排大小、粗细不一的干鱼、虾。一整张熏猪脸更为显眼,买下来只需六十多元,现在猪肉便宜了。周围的民宅大多是临街的独门独户,夏天时他们常会打开门消暑,不在乎路人会看到客厅。我猜想怀宁人重感情,也很思旧。人们在屋里闲坐,或打麻将、围在一起吃饭,墙上大多挂着毛泽东画像,或者亲人的遗像。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去海子的村庄,约五公里,离县城很近。在车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湾村,约有1700多人。据说查姓是齐国的一个封姓,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约有68万人,但大多数在安徽、江苏生活。

在入口,除了显眼的村部建筑,一切静悄悄的,没见到“海子故居”之类的招牌。稍往里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参观者带来的一盆鲜花。海子纪念馆里展示了海子儿童、少年时代在怀宁、青年时在北京的物件。还有从家中带去大学的棉被、教书时买的淡黄色夹克衣。

馆员是海子的弟媳妇,她就住在村子里。她告诉我,海子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县城工作,另外两个弟弟过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县政府出资的纪念馆建成后,他们搬回了老家。“我没有见过海子,过去读过他的诗,在怀宁只要念过书的,几乎都会读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个三开间的徽式民房,现在只有海子的母亲住在那,父亲在数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亲查正全是个裁缝,对儿女很严厉,他一直对海子的死很自责。1989年2月,在家中过春节的海子,提出想辞掉政法大学的教职,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坚决地否定并训斥了他,大发脾气。当地媒体《新安晚报》曾采访过查正全。查正全说,“他喜欢到报社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如当大学老师,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现在想想不如让他去,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海子为什么会死,这也不需要去追问。人们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获得了名声。他很年轻,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职业生涯也许才刚开始。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很高兴见到来访者。她时不时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点西瓜?当她知道,我平日也会写些随笔时,便问我多少岁了。我答道26岁。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儿子去世后,操采菊开始阅读海子的诗。一度不顾家人反对,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读。这些年,她也常参加纪念海子的活动,2019年,她去过德令哈。刚上台读诗,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组织者赶快把她送往西宁。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这是操采菊最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时间,已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种回忆中。我问到海子的弟媳,“每年这么多人来参观,会不会让海子的父母更伤心?”

“难免会这样。” 她想了想,继续说,“有人专门来这,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傍晚时,我在海子故居的书房,独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笔给我,用来抄写感兴趣的书目。海子没有用过这间书房。1989年,北京寄来了26箱书到县城,海子父亲找车拖了回来。此后家中出现过不速之客,称是海子的朋友,想写本海子的书,住在了家中。在两个老人种地时,这些藏书被偷偷拿走,从高河邮局中寄走。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加上虫蛀鼠咬,书籍损坏很多,藏书目前仅有700余册。浏览这些书柜,能看出海子对黑格尔、歌德很感兴趣。他的阅读很广泛,包括不少工具书。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更多,而不是诗歌。

我试着去找郁达夫,但没有收获。大多是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劳伦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经典文学。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岛由纪夫著作,不是《金阁寺》、《天人五衰》,而是《爱的饥渴》。我惊讶的是,他也读过法国新小说,这种风格很晚才被中文读者阅读,他看的是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许,他也有成为小说家的企图。但我们更多只能在他的诗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天黑前,我离开了他的家。

凶案与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并不担心错过末班车,是因为在这偶遇从武汉来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偶遇很难得。在回程的路上,他们的朋友也刚好来到安庆,决定一起吃饭。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面包”,还有百草园书店一行。请客的是书店读者,这几个中年人选了一家在当地很豪华的酒店。酒店在安庆东边的新城区,包间带有独立卫生间、有专门上菜通道。他们刚从上海办完事回武汉,沿途边走边玩,看起来世故、聪明,但又很有趣。饭桌上,他们不断用武汉话讨论起范仲淹,黄梅戏的起源在湖北还是安徽,以及某某历史人物、某地风土人情。

那时,我们才知道下午发生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16时27分,110报警服务台接报,一男子在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事发后,20名受伤人员中,6人遇难。“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25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我向在座的人问道:如果这类的事情变多了后,普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坐主宾的中年人,用武汉话严肃地说道,“普通人要想保护自己,先要从关心他人开始,不忽视他人的痛苦……”

坦白说,我是一个顿感很强的人,难以通过新闻和他人的讲述,对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这些无辜死去、受伤的人,就在几小时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没临时起意去了怀宁县,我可能也是受伤者。但这些并不让我后怕,或让我的同情变得更具体。不过,第二天下午,去火车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经过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们围在劝业场的花坛旁。路人告诉我,献花从清晨开始。市民们排着队,秩序井然,志愿者会告诉献花的人不要踏上台阶。也许是担心危险,也许是他们把花坛的石阶当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来献花的人,有老人、年轻人,小孩。也有路人小声告诉同伴,“一会儿,我们买花过来。”

有些献花的人,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一般,在放下花后,对着花坛鞠躬,用手作三拜礼。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了解到人的意外离去,是非常具体、非常悲伤的事情。

安庆,有着沉静的力量,但又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些天,我去安庆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的渔村,那些渔民大多是在几十年前,从江苏北部逃荒而来。因为棚户区改造,那片村子已经变成了“长江沙漠州公园”。只能找到零碎的,还没拆掉的房子,还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两个扭打的女人。骑在对方身上的五十多岁女人,要我电话报警。我们等了快一小时,因为辖区归属问题,派出所推拖过好几次后,才等到他们。这个短发的中年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来单薄,露出笑脸。我第一反应是,那口牙齿看上去再过十多年后,就会脱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无主之地,她们都想来种玉米。要我报警的女人,并不住在这里,“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种的地”。为此,那个头发已秃、年龄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满意,见她来就会怒骂,这一次对骂中,拿起木棍打她。

当我走出“沙漠州”时,调解似乎结束了。她骑着自行车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复感谢我的帮助——愿意报警,并一直等来警察才离开。我们简单聊天,知道她离异多年,和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暂时失业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发时间。我们分别后,她又一次笑了,感谢我的帮助。我感觉,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非常感动。也许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为她出过头。

我本来计划搭飞机离开。安庆每天都有一班直达北京的飞机。前序航班是,三亚飞往安庆。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气预报,我发现三亚还要下一周的雨,我决定先坐火车到合肥,再搭高铁回北京。

沿路上的风景,房子并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来和海子的村庄一样美。但当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时,才意识到,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缄默。

在网上,我发了一组献花的现场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转发,一个安庆人告诉我,“以往的这个下午,人们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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