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无抵抗力的群体;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就读学生一生平均收入可能减少3%。


【OR  商业新媒体】

2020年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流行病”。这一周是居家隔离前我们在编辑部工作的最后一周,我们也在这一周出版了题为“失去的一年”的特刊。尽管对疫情充满了恐惧,但人们还是寄希望人类会因为这场巨大的灾难团结在一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将新冠疫情比作“伟大的平衡器”。深以为然的还有流行天后麦当娜(Madonna),她在一条自己浸在撒满玫瑰花瓣的浴缸中的视频中说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没,我们也将一同沉没。”

船沉了,没错,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同沉了下去。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种族间的、收入上的、性别间的、职业上的,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不平等都因为这场疫情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许多人来说,“失去的一年”将可能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和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那样,成为“失去的十年”。一年已经过去,新冠疫情在其第一年的急性暴发中就已经给人类带来一场巨大浩劫,而疫情最终造成的全部伤害将可能远大于此。医生们用“漫漫长路”来形容新冠病毒患者将面临的长期后遗症问题。不单是患者,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疫情后自我修复的“漫漫长路”。那些身为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人们将因为健康受损、学业中断和事业受挫而遭受疫情最沉重的打击。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有助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保护这部分最弱势的群体。菲律宾启动了2019年颁布的全民普惠的健康保险政策,为国内每一位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因为担心病毒会感染国内最贫穷的百姓,卢旺达用机器人为民众测量体温、用无人机投送药品。

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难忽视长期以来身边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公正医学:治愈美国卫生保健领域种族差异的一剂良药》一书的作者戴娜·鲍恩·马修(Dayna Bowen Matthew)说:"疫情让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如果说有什么变得更好,那就是疫情给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认真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良机,疫情相当于给以往错误的做法一次缓刑和减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她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希望在改善不平等的问题上做得更好,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改善眼前的处境。”

在《彭博商业周刊》出版“失去的一年”特刊的那一周,全美上下有36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今,美国已经有超过59万人、全球有超过37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这是名副其实的“失去的一年”。即便对那些有幸未被病毒感染的幸运儿来说,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疫情带来的伤害:那些令人心碎的报道,亲朋好友间的生离死别。也有人因祸得福,比如拿着全薪远程办公,眼看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因股市攀升而水涨船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这些幸运儿,而是关乎要如何帮助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希望一切恢复如常的人们。正如病毒给患者肺器官留下了永久性疮疤一样,疫情还可能断掉失业者一辈子的生计。2020年2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还只有3%,拉丁裔为4.4%,非洲裔只有6%。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人群的失业率变成了5.6%、8.5%和9.9%。失业的时间越久,重归劳动力大军的难度就越大。国家也是如此:世界银行官员阿伊汗·高斯(AyhanKose)和西尾明彦(Akihiko Nishio)在2月4日发布博文的标题中写道:“新冠疫情可能给最贫穷的国家留下永久性疮疤,现在行动起来将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正如高斯和西尾明彦所说的那样,仅靠慈善无法消除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需要一支生产力更强的劳动力大军,因此,对于几乎没有因为疫情而遭受严重冲击的幸运儿来说,帮助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们恢复健康、完成学业和提高技能,这样做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消除不平等可以先从教育做起。对于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而言,过去一年是尤其煎熬的一年。在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组织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德国IZA劳动经济学研究所的路德格尔·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给出了这样一组计算:对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一生的平均收入可能因此减少约3%,而因为在家学习而缺少帮助的弱势学生的收入还会更低。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这一因素可能造成德、美两国到本世纪末的年均经济产值减少1.5%。

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建议按照每位教师的特长对教师队伍分流,看看哪些教师更适合远程教育,哪些教师更适合面授,并“转入更多的个性化教学”,以补上孩子们过去这一年落下的课程。

从必要性角度来说,健康甚至比教育更该受到重视,卫生保健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是触目惊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截至2月18日的数据显示,比对非拉丁裔白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可以发现,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1.9倍、拉丁裔的死亡率为2.3倍,印第安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因此,在少数族裔社区开展疫苗接种势在必行。马修表示,当看到惯于推广不健康产品的广告被用来宣传疫苗接种时,自己被深深打动,美国广告理事会(Ad Council)发出的最新口号是,“是否接种,你来决定”。

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医疗委员会(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for the Homeless Council)首席执行官G.罗伯特·沃茨(G.Robert “Bobby" Watts)表示,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为控制疫情蔓延而实施的居家隔离令就好似一个冰冷的玩笑。他赞赏美国疾控中心为提高无家可归者宿营地安全所做的努力,但他同时表示,能让这些人有家可归岂非更好。由于专项资金迟迟无法拨付到位,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美国家庭依照《联邦住房法》第8条领到了住房补贴券。

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在预防感染时要给予白人更多的保护,但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常常加大了种族和民族间的鸿沟。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卢卡依加·伊尔白(Ruqaiijah Yearby)和印第安纳大学麦金尼法学院的西玛·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在即将出版的《埃默里法学杂志》(Emory Law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和新冠疫情中的种族不平等”的文章。

和问题本身一样,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明摆在我们面前:全民健康保险,强制性带薪病假,扩大医保覆盖,针对儿童及老年看护费用推出税项抵扣以及加强对就业岗位的保护。伊尔白表示:“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拜登政府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还祭出了整改方案,政府需要尽快行动,不能拖延。”

在学校因疫情被迫关闭、护工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情况下,照顾幼子和年迈老人的重担就落在家中女性的肩上。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斯特法尼亚·阿尔伯内西(Stefania Albanesi)表示,一般妻子的收入低于丈夫,因此她们因留在家中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要低。而女性收入之所以较低,恰恰是因为雇主认定她们要陪伴子女,这就形成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帮助女性保住工作岗位,最终受益的将是企业,阿尔伯内西说:“这应该是一个不分党派(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与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相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谓相形见绌。2020年,全球19位健康专家公布了一项旨在公平分配疫苗的计划,该计划在第一阶段的优先考虑是预防死亡,特别是(因医护不到位而导致的)过早死亡。但由于大国和富国竞相垄断疫苗供应,这项计划最终无果而终。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5日,全球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0.2亿剂,但摩洛哥以外的非洲只占其中的0.1%。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疫情引发连锁效应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病毒传染本身。《英国医学杂志》副刊《全球健康》去年撰文称:“每逢危机时刻,基本医疗服务常常会出现中断,而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会超过疫情本身。”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受灾国的卫生保健服务骤减了一半,导致死于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的人数大增。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穷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痼疾,疫情则加大了贫穷的倒退。世界银行官员高斯和西尾明彦在2月4日的博客中写道,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疫情将造成全球74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约6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

无论内心多么渴望,富国都不可能将自己与穷国切割开来。一趟航班就可以轻易让所有为实现“零感染”而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正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拜登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中包含了47亿美元面向全球的健康经费。我们不能总是从经济角度来证明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合理性。比方说,尽管重燃在疫情中幻灭的希望并不能在GDP数据中得到反映,但这么做无疑是正确之举。

事实上,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去年发布的两篇报告显示,心灰意冷可能是新冠疫情产生的长期副作用之一。其中题为《疫情留下的政治疮疤》,预测了Z世代可能会因为防疫不力而长期对政府不存幻想;另一篇题为《身心俱疲:新冠疫情引发的长期信任危机》,讲述了对疫情复发的恐惧可能导致对工厂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因这种担心而付出的长期代价,要比短期的产出损失高出很多倍。”

拜登总统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以及接下来国会要讨论的基础设施议案都旨在加快经济增长、预防悲观消极的通缩心理。从1973年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探究,那就是低失业率下的“高压”经济会推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薪资水平的上升。在去年年初疫情暴发前,美国经济似乎正是这样一番场景:2019年美国黑人失业率降到5.2%的历史最低水平。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下降虽然没能改善所有人的境遇,却促使雇主开始考虑那些以往难入他们法眼的候选人。可见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解决疫情所引发不平等的又一办法。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两场疫情无一例外地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没有抵抗力的群体。尽管权贵们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他们仍无法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只要病毒还在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继续变异,疫情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就会持续下去。对于那些因病毒影响到身体健康或者因疫情引发的衰退影响到职业发展的人们来说,未来照护他们的费用将会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没有谁能不受这场疫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当娜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我们就是在一条船上。撰文/Peter Coy■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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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发布日期:2021-06-07 15:33
摘要:疫情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无抵抗力的群体;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就读学生一生平均收入可能减少3%。


【OR  商业新媒体】

2020年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流行病”。这一周是居家隔离前我们在编辑部工作的最后一周,我们也在这一周出版了题为“失去的一年”的特刊。尽管对疫情充满了恐惧,但人们还是寄希望人类会因为这场巨大的灾难团结在一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将新冠疫情比作“伟大的平衡器”。深以为然的还有流行天后麦当娜(Madonna),她在一条自己浸在撒满玫瑰花瓣的浴缸中的视频中说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没,我们也将一同沉没。”

船沉了,没错,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同沉了下去。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种族间的、收入上的、性别间的、职业上的,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不平等都因为这场疫情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许多人来说,“失去的一年”将可能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和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那样,成为“失去的十年”。一年已经过去,新冠疫情在其第一年的急性暴发中就已经给人类带来一场巨大浩劫,而疫情最终造成的全部伤害将可能远大于此。医生们用“漫漫长路”来形容新冠病毒患者将面临的长期后遗症问题。不单是患者,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疫情后自我修复的“漫漫长路”。那些身为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人们将因为健康受损、学业中断和事业受挫而遭受疫情最沉重的打击。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有助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保护这部分最弱势的群体。菲律宾启动了2019年颁布的全民普惠的健康保险政策,为国内每一位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因为担心病毒会感染国内最贫穷的百姓,卢旺达用机器人为民众测量体温、用无人机投送药品。

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难忽视长期以来身边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公正医学:治愈美国卫生保健领域种族差异的一剂良药》一书的作者戴娜·鲍恩·马修(Dayna Bowen Matthew)说:"疫情让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如果说有什么变得更好,那就是疫情给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认真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良机,疫情相当于给以往错误的做法一次缓刑和减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她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希望在改善不平等的问题上做得更好,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改善眼前的处境。”

在《彭博商业周刊》出版“失去的一年”特刊的那一周,全美上下有36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今,美国已经有超过59万人、全球有超过37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这是名副其实的“失去的一年”。即便对那些有幸未被病毒感染的幸运儿来说,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疫情带来的伤害:那些令人心碎的报道,亲朋好友间的生离死别。也有人因祸得福,比如拿着全薪远程办公,眼看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因股市攀升而水涨船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这些幸运儿,而是关乎要如何帮助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希望一切恢复如常的人们。正如病毒给患者肺器官留下了永久性疮疤一样,疫情还可能断掉失业者一辈子的生计。2020年2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还只有3%,拉丁裔为4.4%,非洲裔只有6%。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人群的失业率变成了5.6%、8.5%和9.9%。失业的时间越久,重归劳动力大军的难度就越大。国家也是如此:世界银行官员阿伊汗·高斯(AyhanKose)和西尾明彦(Akihiko Nishio)在2月4日发布博文的标题中写道:“新冠疫情可能给最贫穷的国家留下永久性疮疤,现在行动起来将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正如高斯和西尾明彦所说的那样,仅靠慈善无法消除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需要一支生产力更强的劳动力大军,因此,对于几乎没有因为疫情而遭受严重冲击的幸运儿来说,帮助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们恢复健康、完成学业和提高技能,这样做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消除不平等可以先从教育做起。对于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而言,过去一年是尤其煎熬的一年。在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组织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德国IZA劳动经济学研究所的路德格尔·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给出了这样一组计算:对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一生的平均收入可能因此减少约3%,而因为在家学习而缺少帮助的弱势学生的收入还会更低。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这一因素可能造成德、美两国到本世纪末的年均经济产值减少1.5%。

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建议按照每位教师的特长对教师队伍分流,看看哪些教师更适合远程教育,哪些教师更适合面授,并“转入更多的个性化教学”,以补上孩子们过去这一年落下的课程。

从必要性角度来说,健康甚至比教育更该受到重视,卫生保健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是触目惊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截至2月18日的数据显示,比对非拉丁裔白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可以发现,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1.9倍、拉丁裔的死亡率为2.3倍,印第安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因此,在少数族裔社区开展疫苗接种势在必行。马修表示,当看到惯于推广不健康产品的广告被用来宣传疫苗接种时,自己被深深打动,美国广告理事会(Ad Council)发出的最新口号是,“是否接种,你来决定”。

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医疗委员会(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for the Homeless Council)首席执行官G.罗伯特·沃茨(G.Robert “Bobby" Watts)表示,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为控制疫情蔓延而实施的居家隔离令就好似一个冰冷的玩笑。他赞赏美国疾控中心为提高无家可归者宿营地安全所做的努力,但他同时表示,能让这些人有家可归岂非更好。由于专项资金迟迟无法拨付到位,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美国家庭依照《联邦住房法》第8条领到了住房补贴券。

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在预防感染时要给予白人更多的保护,但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常常加大了种族和民族间的鸿沟。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卢卡依加·伊尔白(Ruqaiijah Yearby)和印第安纳大学麦金尼法学院的西玛·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在即将出版的《埃默里法学杂志》(Emory Law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和新冠疫情中的种族不平等”的文章。

和问题本身一样,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明摆在我们面前:全民健康保险,强制性带薪病假,扩大医保覆盖,针对儿童及老年看护费用推出税项抵扣以及加强对就业岗位的保护。伊尔白表示:“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拜登政府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还祭出了整改方案,政府需要尽快行动,不能拖延。”

在学校因疫情被迫关闭、护工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情况下,照顾幼子和年迈老人的重担就落在家中女性的肩上。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斯特法尼亚·阿尔伯内西(Stefania Albanesi)表示,一般妻子的收入低于丈夫,因此她们因留在家中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要低。而女性收入之所以较低,恰恰是因为雇主认定她们要陪伴子女,这就形成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帮助女性保住工作岗位,最终受益的将是企业,阿尔伯内西说:“这应该是一个不分党派(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与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相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谓相形见绌。2020年,全球19位健康专家公布了一项旨在公平分配疫苗的计划,该计划在第一阶段的优先考虑是预防死亡,特别是(因医护不到位而导致的)过早死亡。但由于大国和富国竞相垄断疫苗供应,这项计划最终无果而终。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5日,全球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0.2亿剂,但摩洛哥以外的非洲只占其中的0.1%。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疫情引发连锁效应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病毒传染本身。《英国医学杂志》副刊《全球健康》去年撰文称:“每逢危机时刻,基本医疗服务常常会出现中断,而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会超过疫情本身。”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受灾国的卫生保健服务骤减了一半,导致死于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的人数大增。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穷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痼疾,疫情则加大了贫穷的倒退。世界银行官员高斯和西尾明彦在2月4日的博客中写道,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疫情将造成全球74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约6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

无论内心多么渴望,富国都不可能将自己与穷国切割开来。一趟航班就可以轻易让所有为实现“零感染”而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正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拜登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中包含了47亿美元面向全球的健康经费。我们不能总是从经济角度来证明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合理性。比方说,尽管重燃在疫情中幻灭的希望并不能在GDP数据中得到反映,但这么做无疑是正确之举。

事实上,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去年发布的两篇报告显示,心灰意冷可能是新冠疫情产生的长期副作用之一。其中题为《疫情留下的政治疮疤》,预测了Z世代可能会因为防疫不力而长期对政府不存幻想;另一篇题为《身心俱疲:新冠疫情引发的长期信任危机》,讲述了对疫情复发的恐惧可能导致对工厂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因这种担心而付出的长期代价,要比短期的产出损失高出很多倍。”

拜登总统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以及接下来国会要讨论的基础设施议案都旨在加快经济增长、预防悲观消极的通缩心理。从1973年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探究,那就是低失业率下的“高压”经济会推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薪资水平的上升。在去年年初疫情暴发前,美国经济似乎正是这样一番场景:2019年美国黑人失业率降到5.2%的历史最低水平。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下降虽然没能改善所有人的境遇,却促使雇主开始考虑那些以往难入他们法眼的候选人。可见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解决疫情所引发不平等的又一办法。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两场疫情无一例外地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没有抵抗力的群体。尽管权贵们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他们仍无法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只要病毒还在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继续变异,疫情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就会持续下去。对于那些因病毒影响到身体健康或者因疫情引发的衰退影响到职业发展的人们来说,未来照护他们的费用将会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没有谁能不受这场疫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当娜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我们就是在一条船上。撰文/Peter Coy■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疫情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无抵抗力的群体;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就读学生一生平均收入可能减少3%。


【OR  商业新媒体】

2020年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流行病”。这一周是居家隔离前我们在编辑部工作的最后一周,我们也在这一周出版了题为“失去的一年”的特刊。尽管对疫情充满了恐惧,但人们还是寄希望人类会因为这场巨大的灾难团结在一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将新冠疫情比作“伟大的平衡器”。深以为然的还有流行天后麦当娜(Madonna),她在一条自己浸在撒满玫瑰花瓣的浴缸中的视频中说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没,我们也将一同沉没。”

船沉了,没错,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同沉了下去。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种族间的、收入上的、性别间的、职业上的,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不平等都因为这场疫情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许多人来说,“失去的一年”将可能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和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那样,成为“失去的十年”。一年已经过去,新冠疫情在其第一年的急性暴发中就已经给人类带来一场巨大浩劫,而疫情最终造成的全部伤害将可能远大于此。医生们用“漫漫长路”来形容新冠病毒患者将面临的长期后遗症问题。不单是患者,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疫情后自我修复的“漫漫长路”。那些身为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人们将因为健康受损、学业中断和事业受挫而遭受疫情最沉重的打击。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有助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保护这部分最弱势的群体。菲律宾启动了2019年颁布的全民普惠的健康保险政策,为国内每一位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因为担心病毒会感染国内最贫穷的百姓,卢旺达用机器人为民众测量体温、用无人机投送药品。

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难忽视长期以来身边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公正医学:治愈美国卫生保健领域种族差异的一剂良药》一书的作者戴娜·鲍恩·马修(Dayna Bowen Matthew)说:"疫情让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如果说有什么变得更好,那就是疫情给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认真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良机,疫情相当于给以往错误的做法一次缓刑和减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她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希望在改善不平等的问题上做得更好,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改善眼前的处境。”

在《彭博商业周刊》出版“失去的一年”特刊的那一周,全美上下有36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今,美国已经有超过59万人、全球有超过37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这是名副其实的“失去的一年”。即便对那些有幸未被病毒感染的幸运儿来说,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疫情带来的伤害:那些令人心碎的报道,亲朋好友间的生离死别。也有人因祸得福,比如拿着全薪远程办公,眼看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因股市攀升而水涨船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这些幸运儿,而是关乎要如何帮助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希望一切恢复如常的人们。正如病毒给患者肺器官留下了永久性疮疤一样,疫情还可能断掉失业者一辈子的生计。2020年2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还只有3%,拉丁裔为4.4%,非洲裔只有6%。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人群的失业率变成了5.6%、8.5%和9.9%。失业的时间越久,重归劳动力大军的难度就越大。国家也是如此:世界银行官员阿伊汗·高斯(AyhanKose)和西尾明彦(Akihiko Nishio)在2月4日发布博文的标题中写道:“新冠疫情可能给最贫穷的国家留下永久性疮疤,现在行动起来将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正如高斯和西尾明彦所说的那样,仅靠慈善无法消除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需要一支生产力更强的劳动力大军,因此,对于几乎没有因为疫情而遭受严重冲击的幸运儿来说,帮助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们恢复健康、完成学业和提高技能,这样做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消除不平等可以先从教育做起。对于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而言,过去一年是尤其煎熬的一年。在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组织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德国IZA劳动经济学研究所的路德格尔·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给出了这样一组计算:对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一生的平均收入可能因此减少约3%,而因为在家学习而缺少帮助的弱势学生的收入还会更低。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这一因素可能造成德、美两国到本世纪末的年均经济产值减少1.5%。

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建议按照每位教师的特长对教师队伍分流,看看哪些教师更适合远程教育,哪些教师更适合面授,并“转入更多的个性化教学”,以补上孩子们过去这一年落下的课程。

从必要性角度来说,健康甚至比教育更该受到重视,卫生保健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是触目惊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截至2月18日的数据显示,比对非拉丁裔白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可以发现,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1.9倍、拉丁裔的死亡率为2.3倍,印第安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因此,在少数族裔社区开展疫苗接种势在必行。马修表示,当看到惯于推广不健康产品的广告被用来宣传疫苗接种时,自己被深深打动,美国广告理事会(Ad Council)发出的最新口号是,“是否接种,你来决定”。

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医疗委员会(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for the Homeless Council)首席执行官G.罗伯特·沃茨(G.Robert “Bobby" Watts)表示,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为控制疫情蔓延而实施的居家隔离令就好似一个冰冷的玩笑。他赞赏美国疾控中心为提高无家可归者宿营地安全所做的努力,但他同时表示,能让这些人有家可归岂非更好。由于专项资金迟迟无法拨付到位,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美国家庭依照《联邦住房法》第8条领到了住房补贴券。

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在预防感染时要给予白人更多的保护,但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常常加大了种族和民族间的鸿沟。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卢卡依加·伊尔白(Ruqaiijah Yearby)和印第安纳大学麦金尼法学院的西玛·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在即将出版的《埃默里法学杂志》(Emory Law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和新冠疫情中的种族不平等”的文章。

和问题本身一样,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明摆在我们面前:全民健康保险,强制性带薪病假,扩大医保覆盖,针对儿童及老年看护费用推出税项抵扣以及加强对就业岗位的保护。伊尔白表示:“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拜登政府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还祭出了整改方案,政府需要尽快行动,不能拖延。”

在学校因疫情被迫关闭、护工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情况下,照顾幼子和年迈老人的重担就落在家中女性的肩上。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斯特法尼亚·阿尔伯内西(Stefania Albanesi)表示,一般妻子的收入低于丈夫,因此她们因留在家中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要低。而女性收入之所以较低,恰恰是因为雇主认定她们要陪伴子女,这就形成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帮助女性保住工作岗位,最终受益的将是企业,阿尔伯内西说:“这应该是一个不分党派(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与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相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谓相形见绌。2020年,全球19位健康专家公布了一项旨在公平分配疫苗的计划,该计划在第一阶段的优先考虑是预防死亡,特别是(因医护不到位而导致的)过早死亡。但由于大国和富国竞相垄断疫苗供应,这项计划最终无果而终。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5日,全球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0.2亿剂,但摩洛哥以外的非洲只占其中的0.1%。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疫情引发连锁效应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病毒传染本身。《英国医学杂志》副刊《全球健康》去年撰文称:“每逢危机时刻,基本医疗服务常常会出现中断,而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会超过疫情本身。”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受灾国的卫生保健服务骤减了一半,导致死于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的人数大增。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穷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痼疾,疫情则加大了贫穷的倒退。世界银行官员高斯和西尾明彦在2月4日的博客中写道,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疫情将造成全球74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约6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

无论内心多么渴望,富国都不可能将自己与穷国切割开来。一趟航班就可以轻易让所有为实现“零感染”而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正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拜登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中包含了47亿美元面向全球的健康经费。我们不能总是从经济角度来证明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合理性。比方说,尽管重燃在疫情中幻灭的希望并不能在GDP数据中得到反映,但这么做无疑是正确之举。

事实上,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去年发布的两篇报告显示,心灰意冷可能是新冠疫情产生的长期副作用之一。其中题为《疫情留下的政治疮疤》,预测了Z世代可能会因为防疫不力而长期对政府不存幻想;另一篇题为《身心俱疲:新冠疫情引发的长期信任危机》,讲述了对疫情复发的恐惧可能导致对工厂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因这种担心而付出的长期代价,要比短期的产出损失高出很多倍。”

拜登总统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以及接下来国会要讨论的基础设施议案都旨在加快经济增长、预防悲观消极的通缩心理。从1973年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探究,那就是低失业率下的“高压”经济会推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薪资水平的上升。在去年年初疫情暴发前,美国经济似乎正是这样一番场景:2019年美国黑人失业率降到5.2%的历史最低水平。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下降虽然没能改善所有人的境遇,却促使雇主开始考虑那些以往难入他们法眼的候选人。可见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解决疫情所引发不平等的又一办法。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两场疫情无一例外地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没有抵抗力的群体。尽管权贵们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他们仍无法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只要病毒还在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继续变异,疫情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就会持续下去。对于那些因病毒影响到身体健康或者因疫情引发的衰退影响到职业发展的人们来说,未来照护他们的费用将会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没有谁能不受这场疫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当娜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我们就是在一条船上。撰文/Peter Coy■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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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发布日期:2021-06-07 15:33
摘要:疫情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无抵抗力的群体;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就读学生一生平均收入可能减少3%。


【OR  商业新媒体】

2020年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流行病”。这一周是居家隔离前我们在编辑部工作的最后一周,我们也在这一周出版了题为“失去的一年”的特刊。尽管对疫情充满了恐惧,但人们还是寄希望人类会因为这场巨大的灾难团结在一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将新冠疫情比作“伟大的平衡器”。深以为然的还有流行天后麦当娜(Madonna),她在一条自己浸在撒满玫瑰花瓣的浴缸中的视频中说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没,我们也将一同沉没。”

船沉了,没错,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同沉了下去。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种族间的、收入上的、性别间的、职业上的,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不平等都因为这场疫情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许多人来说,“失去的一年”将可能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和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日本那样,成为“失去的十年”。一年已经过去,新冠疫情在其第一年的急性暴发中就已经给人类带来一场巨大浩劫,而疫情最终造成的全部伤害将可能远大于此。医生们用“漫漫长路”来形容新冠病毒患者将面临的长期后遗症问题。不单是患者,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疫情后自我修复的“漫漫长路”。那些身为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人们将因为健康受损、学业中断和事业受挫而遭受疫情最沉重的打击。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有助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保护这部分最弱势的群体。菲律宾启动了2019年颁布的全民普惠的健康保险政策,为国内每一位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因为担心病毒会感染国内最贫穷的百姓,卢旺达用机器人为民众测量体温、用无人机投送药品。

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难忽视长期以来身边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公正医学:治愈美国卫生保健领域种族差异的一剂良药》一书的作者戴娜·鲍恩·马修(Dayna Bowen Matthew)说:"疫情让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如果说有什么变得更好,那就是疫情给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认真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良机,疫情相当于给以往错误的做法一次缓刑和减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她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希望在改善不平等的问题上做得更好,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改善眼前的处境。”

在《彭博商业周刊》出版“失去的一年”特刊的那一周,全美上下有36人死于新冠病毒。而今,美国已经有超过59万人、全球有超过37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这是名副其实的“失去的一年”。即便对那些有幸未被病毒感染的幸运儿来说,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疫情带来的伤害:那些令人心碎的报道,亲朋好友间的生离死别。也有人因祸得福,比如拿着全薪远程办公,眼看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因股市攀升而水涨船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这些幸运儿,而是关乎要如何帮助那些在疫情中苦苦挣扎、希望一切恢复如常的人们。正如病毒给患者肺器官留下了永久性疮疤一样,疫情还可能断掉失业者一辈子的生计。2020年2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还只有3%,拉丁裔为4.4%,非洲裔只有6%。一年后的今天,这些人群的失业率变成了5.6%、8.5%和9.9%。失业的时间越久,重归劳动力大军的难度就越大。国家也是如此:世界银行官员阿伊汗·高斯(AyhanKose)和西尾明彦(Akihiko Nishio)在2月4日发布博文的标题中写道:“新冠疫情可能给最贫穷的国家留下永久性疮疤,现在行动起来将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正如高斯和西尾明彦所说的那样,仅靠慈善无法消除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需要一支生产力更强的劳动力大军,因此,对于几乎没有因为疫情而遭受严重冲击的幸运儿来说,帮助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们恢复健康、完成学业和提高技能,这样做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消除不平等可以先从教育做起。对于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而言,过去一年是尤其煎熬的一年。在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组织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德国IZA劳动经济学研究所的路德格尔·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给出了这样一组计算:对疫情期间因封校而影响到学业的1-12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一生的平均收入可能因此减少约3%,而因为在家学习而缺少帮助的弱势学生的收入还会更低。两位经济学家估计,这一因素可能造成德、美两国到本世纪末的年均经济产值减少1.5%。

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建议按照每位教师的特长对教师队伍分流,看看哪些教师更适合远程教育,哪些教师更适合面授,并“转入更多的个性化教学”,以补上孩子们过去这一年落下的课程。

从必要性角度来说,健康甚至比教育更该受到重视,卫生保健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是触目惊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截至2月18日的数据显示,比对非拉丁裔白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可以发现,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1.9倍、拉丁裔的死亡率为2.3倍,印第安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因此,在少数族裔社区开展疫苗接种势在必行。马修表示,当看到惯于推广不健康产品的广告被用来宣传疫苗接种时,自己被深深打动,美国广告理事会(Ad Council)发出的最新口号是,“是否接种,你来决定”。

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医疗委员会(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for the Homeless Council)首席执行官G.罗伯特·沃茨(G.Robert “Bobby" Watts)表示,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为控制疫情蔓延而实施的居家隔离令就好似一个冰冷的玩笑。他赞赏美国疾控中心为提高无家可归者宿营地安全所做的努力,但他同时表示,能让这些人有家可归岂非更好。由于专项资金迟迟无法拨付到位,只有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美国家庭依照《联邦住房法》第8条领到了住房补贴券。

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在预防感染时要给予白人更多的保护,但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常常加大了种族和民族间的鸿沟。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卢卡依加·伊尔白(Ruqaiijah Yearby)和印第安纳大学麦金尼法学院的西玛·莫哈帕特拉(Seema Mohapatra)在即将出版的《埃默里法学杂志》(Emory Law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系统性种族主义、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和新冠疫情中的种族不平等”的文章。

和问题本身一样,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明摆在我们面前:全民健康保险,强制性带薪病假,扩大医保覆盖,针对儿童及老年看护费用推出税项抵扣以及加强对就业岗位的保护。伊尔白表示:“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拜登政府不仅指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还祭出了整改方案,政府需要尽快行动,不能拖延。”

在学校因疫情被迫关闭、护工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情况下,照顾幼子和年迈老人的重担就落在家中女性的肩上。匹茨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斯特法尼亚·阿尔伯内西(Stefania Albanesi)表示,一般妻子的收入低于丈夫,因此她们因留在家中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要低。而女性收入之所以较低,恰恰是因为雇主认定她们要陪伴子女,这就形成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帮助女性保住工作岗位,最终受益的将是企业,阿尔伯内西说:“这应该是一个不分党派(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与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相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谓相形见绌。2020年,全球19位健康专家公布了一项旨在公平分配疫苗的计划,该计划在第一阶段的优先考虑是预防死亡,特别是(因医护不到位而导致的)过早死亡。但由于大国和富国竞相垄断疫苗供应,这项计划最终无果而终。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5日,全球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0.2亿剂,但摩洛哥以外的非洲只占其中的0.1%。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疫情引发连锁效应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病毒传染本身。《英国医学杂志》副刊《全球健康》去年撰文称:“每逢危机时刻,基本医疗服务常常会出现中断,而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会超过疫情本身。”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受灾国的卫生保健服务骤减了一半,导致死于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的人数大增。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穷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痼疾,疫情则加大了贫穷的倒退。世界银行官员高斯和西尾明彦在2月4日的博客中写道,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疫情将造成全球74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约6000万人口陷入极端贫困。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

无论内心多么渴望,富国都不可能将自己与穷国切割开来。一趟航班就可以轻易让所有为实现“零感染”而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正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拜登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中包含了47亿美元面向全球的健康经费。我们不能总是从经济角度来证明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合理性。比方说,尽管重燃在疫情中幻灭的希望并不能在GDP数据中得到反映,但这么做无疑是正确之举。

事实上,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去年发布的两篇报告显示,心灰意冷可能是新冠疫情产生的长期副作用之一。其中题为《疫情留下的政治疮疤》,预测了Z世代可能会因为防疫不力而长期对政府不存幻想;另一篇题为《身心俱疲:新冠疫情引发的长期信任危机》,讲述了对疫情复发的恐惧可能导致对工厂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因这种担心而付出的长期代价,要比短期的产出损失高出很多倍。”

拜登总统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以及接下来国会要讨论的基础设施议案都旨在加快经济增长、预防悲观消极的通缩心理。从1973年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探究,那就是低失业率下的“高压”经济会推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薪资水平的上升。在去年年初疫情暴发前,美国经济似乎正是这样一番场景:2019年美国黑人失业率降到5.2%的历史最低水平。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下降虽然没能改善所有人的境遇,却促使雇主开始考虑那些以往难入他们法眼的候选人。可见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解决疫情所引发不平等的又一办法。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两场疫情无一例外地将目标对准了我们社会中最没有抵抗力的群体。尽管权贵们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他们仍无法真正做到独善其身。只要病毒还在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继续变异,疫情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就会持续下去。对于那些因病毒影响到身体健康或者因疫情引发的衰退影响到职业发展的人们来说,未来照护他们的费用将会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没有谁能不受这场疫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当娜的说法确有几分道理,我们就是在一条船上。撰文/Peter Coy■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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