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



王丹

【OR  商业新媒体】

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展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过去十年每年0.53%的人口增幅为过去40年最低。联合国原来估计中国的人口在2027年会达到峰值,但现在达峰的年份会提前,比预期要快。七普之后,政策对于生育的限制最终会完全放开。但根据过去放开二胎后的情况来看,新生儿数量只会暂时上升,中长期的人口轨迹仍将向下。

七普发布后,有许多关于数据准确性的争论。中国主要有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口统计,一个是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另外还有公安部每年的户籍人口统计。有人会发现把公安部每年公布的各年龄段人口数字加总和普查数据对不上。但是,人口普查数据更接近于真实值。中国2016年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要罚款,所以在之前的抽样和普查中少报家庭人口很常见。在县城和农村地区,很多儿童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上户口。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年度数据中,新录取的小学生人数一直高于7年前的出生人数,每年的差距约为100-200万。不少农村人如果不是为了进城打工也不上户口。在每次人口普查之后,统计局会纠正过去不正确的人口统计。

数据中值得关注的四个趋势

第一,城镇化速度高于预期。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有9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4%,比当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高出3个点。这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因为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这使得实现“十四五”的城镇化目标变得非常容易,因为计划要2025年达到65%。但是,城镇化的提前达峰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因为之后的需求下落可能会非常明显。未来十几年,对房地产的增量需求会逐渐降低,主要的需求将来自于房屋的升级。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类似,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大城市中单身女性数量的大幅升高,她们的收入能力和消费意愿要普遍高于非单身人群,这将对城市零售业和租房市场带来长期影响。

第二,劳动人口的下降快于预期。15-64岁人口数量比十年前下降了3200万。目前生育率1.3,这其中有一些疫情的原因,因为全球生育率在去年都下降了。未来一两年很可能反弹,但是长期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根据亚洲地区的经验,一旦生育率水平低于1.5,就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再提升。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地区都在亚洲,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和亚洲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女性逐渐从家庭角色转为工作角色,教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结婚年龄一再推迟。中国女性的生育观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中国政府希望生育率恢复到1.8,因为此前国家统计局的调研中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希望生1.8个孩子。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政府、公司和社会的全面合作才能降低女性生育的实际成本。生育率下降最终会导致财政税收的下降。如果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到2035年,年轻人的社保缴纳需要加倍才能维持养老金发放,这将成为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中国的退休年龄预期将全面推迟到65岁。

第三,尽管劳动人口下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减速。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达到15.5%,比十年前高出6个百分点。大城市中大学成为普及性教育,全国学历最高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有42%和34%的人拥有大学学历。美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为35%。按照中国目前每年800-900万毕业生的速度,估计10年后这个比例会超过20%,并在2040年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转型升级会加快,智能自动化也会代替更多的人工,对蓝领工人需求将降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否则就业将是更大的问题。中国希望在高科技上实现自给自足,庞大且增长迅速的人才库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第四,经济的南强北弱将持续很长时间。2020年流动人口总数3.8亿,比2010年提高了70%。流动人口数量超过预期,总体呈现从北向南流动的趋势。31个省中有6个比十年前下降,都在北方,其中三个是东北三省。东北人口在过去10年下降了10%,振兴东北的目标十分艰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财政的支柱是东北和上海,改革开放后逐步变成了广东和浙江。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图中比较了2010和2020两次普查的省级GDP和人口,反映了这十年各省相对位置的变化。全国范围来看,各省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在减小,但是在全国的相对位置有所改变。山东的人口占比变化不大,但是GDP占比明显缩小了,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河北。因为过去几轮去产能主要针对华北地区的污染企业,从而导致北方的去工业化步伐远快于南方。而辽宁的GDP占比变化不大,人口明显降低,其他背景资源大省都经历了类似变化。最显著的好转集中在南方各省,江苏、福建和安徽的GDP占比都明显上升了。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基本都在南方,包括深圳和杭州。随着中国增长引擎逐步转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未来几年南北差距恐怕还要继续增大。

七普后的政策走向

尽管出生率下降,中国并没有到达到人口全面萎缩的阶段。在人口萎缩之前,一般要经过15年左右的老龄化过程。中国的“婴儿潮”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之后的十年。从2010年的六普中可看出,当年47岁的人占比最高,即1963年生人。按照女性退休年龄55岁计算,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基本都退休了。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从明年开始,“婴儿潮”时期的男性也将开始大量退休。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在2035年达到顶峰,之后才会逐步下降。

七普之后,发展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还是发展中心城市将再次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因为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强,有利于创新,但是房价和其他资源约束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显著。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可能会在发展主要城市群的同时,有条件地扶持县域经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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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普数据重新认识中国人口结构和城市化进程

发布日期:2021-05-31 15:45
摘要: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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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展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过去十年每年0.53%的人口增幅为过去40年最低。联合国原来估计中国的人口在2027年会达到峰值,但现在达峰的年份会提前,比预期要快。七普之后,政策对于生育的限制最终会完全放开。但根据过去放开二胎后的情况来看,新生儿数量只会暂时上升,中长期的人口轨迹仍将向下。

七普发布后,有许多关于数据准确性的争论。中国主要有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口统计,一个是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另外还有公安部每年的户籍人口统计。有人会发现把公安部每年公布的各年龄段人口数字加总和普查数据对不上。但是,人口普查数据更接近于真实值。中国2016年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要罚款,所以在之前的抽样和普查中少报家庭人口很常见。在县城和农村地区,很多儿童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上户口。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年度数据中,新录取的小学生人数一直高于7年前的出生人数,每年的差距约为100-200万。不少农村人如果不是为了进城打工也不上户口。在每次人口普查之后,统计局会纠正过去不正确的人口统计。

数据中值得关注的四个趋势

第一,城镇化速度高于预期。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有9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4%,比当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高出3个点。这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因为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这使得实现“十四五”的城镇化目标变得非常容易,因为计划要2025年达到65%。但是,城镇化的提前达峰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因为之后的需求下落可能会非常明显。未来十几年,对房地产的增量需求会逐渐降低,主要的需求将来自于房屋的升级。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类似,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大城市中单身女性数量的大幅升高,她们的收入能力和消费意愿要普遍高于非单身人群,这将对城市零售业和租房市场带来长期影响。

第二,劳动人口的下降快于预期。15-64岁人口数量比十年前下降了3200万。目前生育率1.3,这其中有一些疫情的原因,因为全球生育率在去年都下降了。未来一两年很可能反弹,但是长期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根据亚洲地区的经验,一旦生育率水平低于1.5,就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再提升。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地区都在亚洲,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和亚洲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女性逐渐从家庭角色转为工作角色,教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结婚年龄一再推迟。中国女性的生育观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中国政府希望生育率恢复到1.8,因为此前国家统计局的调研中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希望生1.8个孩子。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政府、公司和社会的全面合作才能降低女性生育的实际成本。生育率下降最终会导致财政税收的下降。如果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到2035年,年轻人的社保缴纳需要加倍才能维持养老金发放,这将成为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中国的退休年龄预期将全面推迟到65岁。

第三,尽管劳动人口下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减速。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达到15.5%,比十年前高出6个百分点。大城市中大学成为普及性教育,全国学历最高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有42%和34%的人拥有大学学历。美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为35%。按照中国目前每年800-900万毕业生的速度,估计10年后这个比例会超过20%,并在2040年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转型升级会加快,智能自动化也会代替更多的人工,对蓝领工人需求将降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否则就业将是更大的问题。中国希望在高科技上实现自给自足,庞大且增长迅速的人才库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第四,经济的南强北弱将持续很长时间。2020年流动人口总数3.8亿,比2010年提高了70%。流动人口数量超过预期,总体呈现从北向南流动的趋势。31个省中有6个比十年前下降,都在北方,其中三个是东北三省。东北人口在过去10年下降了10%,振兴东北的目标十分艰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财政的支柱是东北和上海,改革开放后逐步变成了广东和浙江。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图中比较了2010和2020两次普查的省级GDP和人口,反映了这十年各省相对位置的变化。全国范围来看,各省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在减小,但是在全国的相对位置有所改变。山东的人口占比变化不大,但是GDP占比明显缩小了,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河北。因为过去几轮去产能主要针对华北地区的污染企业,从而导致北方的去工业化步伐远快于南方。而辽宁的GDP占比变化不大,人口明显降低,其他背景资源大省都经历了类似变化。最显著的好转集中在南方各省,江苏、福建和安徽的GDP占比都明显上升了。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基本都在南方,包括深圳和杭州。随着中国增长引擎逐步转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未来几年南北差距恐怕还要继续增大。

七普后的政策走向

尽管出生率下降,中国并没有到达到人口全面萎缩的阶段。在人口萎缩之前,一般要经过15年左右的老龄化过程。中国的“婴儿潮”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之后的十年。从2010年的六普中可看出,当年47岁的人占比最高,即1963年生人。按照女性退休年龄55岁计算,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基本都退休了。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从明年开始,“婴儿潮”时期的男性也将开始大量退休。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在2035年达到顶峰,之后才会逐步下降。

七普之后,发展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还是发展中心城市将再次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因为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强,有利于创新,但是房价和其他资源约束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显著。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可能会在发展主要城市群的同时,有条件地扶持县域经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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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展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过去十年每年0.53%的人口增幅为过去40年最低。联合国原来估计中国的人口在2027年会达到峰值,但现在达峰的年份会提前,比预期要快。七普之后,政策对于生育的限制最终会完全放开。但根据过去放开二胎后的情况来看,新生儿数量只会暂时上升,中长期的人口轨迹仍将向下。

七普发布后,有许多关于数据准确性的争论。中国主要有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口统计,一个是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另外还有公安部每年的户籍人口统计。有人会发现把公安部每年公布的各年龄段人口数字加总和普查数据对不上。但是,人口普查数据更接近于真实值。中国2016年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要罚款,所以在之前的抽样和普查中少报家庭人口很常见。在县城和农村地区,很多儿童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上户口。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年度数据中,新录取的小学生人数一直高于7年前的出生人数,每年的差距约为100-200万。不少农村人如果不是为了进城打工也不上户口。在每次人口普查之后,统计局会纠正过去不正确的人口统计。

数据中值得关注的四个趋势

第一,城镇化速度高于预期。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有9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4%,比当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高出3个点。这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因为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这使得实现“十四五”的城镇化目标变得非常容易,因为计划要2025年达到65%。但是,城镇化的提前达峰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因为之后的需求下落可能会非常明显。未来十几年,对房地产的增量需求会逐渐降低,主要的需求将来自于房屋的升级。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类似,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大城市中单身女性数量的大幅升高,她们的收入能力和消费意愿要普遍高于非单身人群,这将对城市零售业和租房市场带来长期影响。

第二,劳动人口的下降快于预期。15-64岁人口数量比十年前下降了3200万。目前生育率1.3,这其中有一些疫情的原因,因为全球生育率在去年都下降了。未来一两年很可能反弹,但是长期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根据亚洲地区的经验,一旦生育率水平低于1.5,就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再提升。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地区都在亚洲,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和亚洲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女性逐渐从家庭角色转为工作角色,教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结婚年龄一再推迟。中国女性的生育观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中国政府希望生育率恢复到1.8,因为此前国家统计局的调研中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希望生1.8个孩子。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政府、公司和社会的全面合作才能降低女性生育的实际成本。生育率下降最终会导致财政税收的下降。如果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到2035年,年轻人的社保缴纳需要加倍才能维持养老金发放,这将成为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中国的退休年龄预期将全面推迟到65岁。

第三,尽管劳动人口下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减速。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达到15.5%,比十年前高出6个百分点。大城市中大学成为普及性教育,全国学历最高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有42%和34%的人拥有大学学历。美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为35%。按照中国目前每年800-900万毕业生的速度,估计10年后这个比例会超过20%,并在2040年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转型升级会加快,智能自动化也会代替更多的人工,对蓝领工人需求将降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否则就业将是更大的问题。中国希望在高科技上实现自给自足,庞大且增长迅速的人才库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第四,经济的南强北弱将持续很长时间。2020年流动人口总数3.8亿,比2010年提高了70%。流动人口数量超过预期,总体呈现从北向南流动的趋势。31个省中有6个比十年前下降,都在北方,其中三个是东北三省。东北人口在过去10年下降了10%,振兴东北的目标十分艰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财政的支柱是东北和上海,改革开放后逐步变成了广东和浙江。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图中比较了2010和2020两次普查的省级GDP和人口,反映了这十年各省相对位置的变化。全国范围来看,各省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在减小,但是在全国的相对位置有所改变。山东的人口占比变化不大,但是GDP占比明显缩小了,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河北。因为过去几轮去产能主要针对华北地区的污染企业,从而导致北方的去工业化步伐远快于南方。而辽宁的GDP占比变化不大,人口明显降低,其他背景资源大省都经历了类似变化。最显著的好转集中在南方各省,江苏、福建和安徽的GDP占比都明显上升了。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基本都在南方,包括深圳和杭州。随着中国增长引擎逐步转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未来几年南北差距恐怕还要继续增大。

七普后的政策走向

尽管出生率下降,中国并没有到达到人口全面萎缩的阶段。在人口萎缩之前,一般要经过15年左右的老龄化过程。中国的“婴儿潮”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之后的十年。从2010年的六普中可看出,当年47岁的人占比最高,即1963年生人。按照女性退休年龄55岁计算,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基本都退休了。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从明年开始,“婴儿潮”时期的男性也将开始大量退休。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在2035年达到顶峰,之后才会逐步下降。

七普之后,发展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还是发展中心城市将再次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因为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强,有利于创新,但是房价和其他资源约束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显著。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可能会在发展主要城市群的同时,有条件地扶持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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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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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5月11日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的数据,展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过去十年每年0.53%的人口增幅为过去40年最低。联合国原来估计中国的人口在2027年会达到峰值,但现在达峰的年份会提前,比预期要快。七普之后,政策对于生育的限制最终会完全放开。但根据过去放开二胎后的情况来看,新生儿数量只会暂时上升,中长期的人口轨迹仍将向下。

七普发布后,有许多关于数据准确性的争论。中国主要有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口统计,一个是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另外还有公安部每年的户籍人口统计。有人会发现把公安部每年公布的各年龄段人口数字加总和普查数据对不上。但是,人口普查数据更接近于真实值。中国2016年才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要罚款,所以在之前的抽样和普查中少报家庭人口很常见。在县城和农村地区,很多儿童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上户口。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年度数据中,新录取的小学生人数一直高于7年前的出生人数,每年的差距约为100-200万。不少农村人如果不是为了进城打工也不上户口。在每次人口普查之后,统计局会纠正过去不正确的人口统计。

数据中值得关注的四个趋势

第一,城镇化速度高于预期。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有9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4%,比当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高出3个点。这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因为城镇化的速度太快了。这使得实现“十四五”的城镇化目标变得非常容易,因为计划要2025年达到65%。但是,城镇化的提前达峰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因为之后的需求下落可能会非常明显。未来十几年,对房地产的增量需求会逐渐降低,主要的需求将来自于房屋的升级。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类似,中国的城镇化伴随着大城市中单身女性数量的大幅升高,她们的收入能力和消费意愿要普遍高于非单身人群,这将对城市零售业和租房市场带来长期影响。

第二,劳动人口的下降快于预期。15-64岁人口数量比十年前下降了3200万。目前生育率1.3,这其中有一些疫情的原因,因为全球生育率在去年都下降了。未来一两年很可能反弹,但是长期的下降趋势难以改变。根据亚洲地区的经验,一旦生育率水平低于1.5,就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再提升。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地区都在亚洲,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和亚洲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女性逐渐从家庭角色转为工作角色,教育水平达到甚至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结婚年龄一再推迟。中国女性的生育观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中国政府希望生育率恢复到1.8,因为此前国家统计局的调研中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希望生1.8个孩子。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政府、公司和社会的全面合作才能降低女性生育的实际成本。生育率下降最终会导致财政税收的下降。如果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到2035年,年轻人的社保缴纳需要加倍才能维持养老金发放,这将成为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中国的退休年龄预期将全面推迟到65岁。

第三,尽管劳动人口下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减速。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达到15.5%,比十年前高出6个百分点。大城市中大学成为普及性教育,全国学历最高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有42%和34%的人拥有大学学历。美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为35%。按照中国目前每年800-900万毕业生的速度,估计10年后这个比例会超过20%,并在2040年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转型升级会加快,智能自动化也会代替更多的人工,对蓝领工人需求将降低。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否则就业将是更大的问题。中国希望在高科技上实现自给自足,庞大且增长迅速的人才库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第四,经济的南强北弱将持续很长时间。2020年流动人口总数3.8亿,比2010年提高了70%。流动人口数量超过预期,总体呈现从北向南流动的趋势。31个省中有6个比十年前下降,都在北方,其中三个是东北三省。东北人口在过去10年下降了10%,振兴东北的目标十分艰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财政的支柱是东北和上海,改革开放后逐步变成了广东和浙江。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图中比较了2010和2020两次普查的省级GDP和人口,反映了这十年各省相对位置的变化。全国范围来看,各省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在减小,但是在全国的相对位置有所改变。山东的人口占比变化不大,但是GDP占比明显缩小了,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河北。因为过去几轮去产能主要针对华北地区的污染企业,从而导致北方的去工业化步伐远快于南方。而辽宁的GDP占比变化不大,人口明显降低,其他背景资源大省都经历了类似变化。最显著的好转集中在南方各省,江苏、福建和安徽的GDP占比都明显上升了。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基本都在南方,包括深圳和杭州。随着中国增长引擎逐步转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未来几年南北差距恐怕还要继续增大。

七普后的政策走向

尽管出生率下降,中国并没有到达到人口全面萎缩的阶段。在人口萎缩之前,一般要经过15年左右的老龄化过程。中国的“婴儿潮”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之后的十年。从2010年的六普中可看出,当年47岁的人占比最高,即1963年生人。按照女性退休年龄55岁计算,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基本都退休了。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从明年开始,“婴儿潮”时期的男性也将开始大量退休。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在2035年达到顶峰,之后才会逐步下降。

七普之后,发展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还是发展中心城市将再次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因为大城市的生育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延缓人口下降的速度,则需要给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强,有利于创新,但是房价和其他资源约束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显著。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可能会在发展主要城市群的同时,有条件地扶持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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