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就没有价值。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了写论文,当了5个月骑手。后来,他写了篇文章,描述了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状况,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不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缺乏洞见,以学术迎合庸常,反而误导了社会。

一、论文通过同义反复,虚构了研究对象。


摘要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从摘要中可以看出,论文通过同义反复,构造了了不存在的“升级”,以及研究对象。

摘要中写道:

“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

“平台系统”与“平台公司”,是同义反复,而不是“升级关系”。平台公司与平台系统的责任、义务都是一样的。公司永远不可能声称“那只是算法,我不用负责”。现在舆论声讨算法,也不是在声讨一个虚拟的东西,而是在批评平台。

“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这里的“计算机设备”与“虚拟的软件和数据”,也是同义反复。难道还有没有软件、没有数据的计算计设备?

摘要是论文的精华,这种同义反复预示着论文对算法在管理与经营中的逻辑位置并没有清晰的定位。这种同义反复不妨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签署文件与开会,取代了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并且,老板将“钢笔”升级为“字迹”,来进行文件签署。

摘要之外,论文以及媒体发表的言论中,还存在诸多概念性的错误。

二、是内卷吗?

你花10分钟写一个word,我花10分钟写一个word;然后,你花1小时做一份PPT,我花1小时做一份PPT;竞争再次升级,你加班通宵用上python,我加班通宵用上JavaScript。工作量增加,最终工作成果都是领导一句话:我懂了,A比B好。

这种工作量提升、工作效果却没有实质性提升,叫内卷。

但是,工作量(强度)提升了,工作成果(单量)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哪怕工资没有提升,都不叫内卷。

福特汽车,从原始的手工装配,到引入自动化,产量不断提升,这源于技术进步、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甚至也可以说源于工人劳动强度增加,但这也不能称之为内卷。

内卷是一个形容“无效效率竞争”的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辛苦的词,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词。社交媒体上错误用词可以理解,但严肃的学术论文,不能误用专业名词以迎合流量。

三、高流动率能证明行业不好吗?

关于平台流动率,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说,骑手让青年无法学技术,影响国家制造业发展,其暗藏的前提是,骑手流动率低。另一篇则说,骑手流动率高,代表着行业不好。

这两个矛盾的观点,都错了。

行业流动性,取决于行业性质。模特、球员是青春饭;律师医生越老越香;服务员、店员的流动性大;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曾经的英雄。这只是行业特征,不能证明一个行业好或者不好。

实际上,骑手这个岗位,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的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他们的选择,是最好的证明。

从更大层面来看,所谓产业链提升,带来国家发展,正是基于这个机制。

骑手的工资,会拉动整个就业市场中,同等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所谓产业链提升的红利,就是这么扩散开。简单的说,华为、腾讯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点,然后,采购食材、服务员的工资,都会提升。这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岗位的工资提升。最直接的,骑手带动了快递员的工资,必然的,也会带动在大城市中打拼的、25岁、初中文化的男青年的工资水平。一个意大利服务员比中国服务员的工资高,也正是源于这种创新红利的扩散机制。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的提升,正是靠更高级、更高利润的产业链环节,提供更丰厚的工资,吸引劳动力,并促进劳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绝不可能是靠失业去倒逼劳动力提升自己,进而提升产业链。因为在一个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需求才能拉动经济高效循环,提供利润,促进创新。

打压优势的高就业产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各国家的政策中,就业都是重中之重。提升产业链的方法,从来都不可能靠打压就业,用失业倒逼产业进步。

所以,不尊重市场规律,抑制年轻人当骑手、当快递、做直播,不仅不会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反而会让中国陷入严重就业与经济危机。

文章的这些概念性错误,不过是为了核心的错误做支持。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核心的错误,才有了以上的概念错误。论文的核心错误,就是对算法与劳动力、劳动关系的误解。

四、算法与劳动力、以及劳动

通过同义反复的方式,论文避开了旧问题,制造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即“算法对人的控制”。

即便把算法对人的控制视为一个新东西,但在讨论算法与劳动力、劳动的关系的时候,论文也出现了关键的、核心的错误。

对劳动力的控制,也即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与对劳动的控制是不一样的。作者援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基础性概念。

两者的区别,就是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问题。

最初,为了获得劳动,由于缺乏技术,需要控制人身自由,这就是奴隶制、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制。

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方法的出现,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而对人身自由的要求小了。金钱刺激劳动力释放劳动,同时,仍然需要8小时工作制、监工、劳动纪律。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组织、单位包含一切,其实反而是因为国有企业不用钱来刺激员工,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低。所以,用一定的人身依附、政治号召等方式综合提升“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

随着IT技术的发展,算法出现。但算法并不新鲜,只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工具。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纪律、计划调配、单位化控制,并无区别,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人的工具。不同的是,从劳动力提取劳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很多工作中,要求的人身自由更少了,由此,自由职业、分时网约工兴起,比如,在家办公、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是如此。

五、算法:控制人还是解放人?

社会学学者、以及诸多舆论认为,算法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比如,人大北门有一个捷径,不能骑电瓶车,但可步行进入,节约很多时间,这样走的骑手多了,系统就会发现,并压缩配送时间。这位博士后称之为“劳动力极限被打开”。所以,论文看似在提问:系统到底是怎样把这么多人高有序度的组织起来?但一开始答案就是预设的:因为更大程度的控制。

但在另一边,很多调查中,被访骑手都表示,骑手这份工作有更多自由。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控制,反而让人觉得有更多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本质正是源于上述机制,即从劳动身上提取劳动力的效率。

具体来说,在可以选择的市场中,单位劳动的价格不变,越累要价越高。算法提升了工作强度,同时也意味着时薪的增加。同样4000块钱的劳动,算法可以以结果为导向,实现高效。而没有算法的地方,则要求劳动纪律,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多的人身自由、工作时间,作为工作量的侧面保证。

简单的打个比方,在国企里10小时的工作量,私企里8小时的量,在算法的驱使下,骑手、网约工6小时就完成。然后,释放出2小时的自由。

所以,算法之下的高度有序化与自由度并不矛盾。算法提供了更高的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在工作时高度控制的另一面,是释放出更多的人身自由。算法解放了人,而不是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

在大城市打工的25岁初中文化的西部男青年,看到的是自由。而一个社会学者,看到的是控制程度的增加,看到的是工作时间内的“不自由”。

论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源于对市场的看法。

六、“罪恶的交易”

市场观念认为,只要外部环境是法治的,交易者权利是充分的,交易自愿,就一定是双赢的。

但如果过度扩展公平、自愿概念,比如,被消费主义俘获、要买房、要养家,所以工作就是被迫的。那么,就会认为平台与骑手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是罪恶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逻辑推论:

1.骑手是愚昧的。

在一个自由选择的市场中,骑手岗,不会比其他工作更糟。论文预设的结论是,算法之下,送餐实现了更高度的有序,甚至系统会主动发掘你找到的捷径,然后进一步缩短骑手的时间,所以,骑手处于更高强度的控制之下。那么,600万骑手因为愚昧,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选择了一个更遭的处境。

2.消费者是罪恶的。

论文中说,消费者直接控制了骑手,那就是罪恶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在这个逻辑上,比陈龙走得更远的项飙,发出质疑:外卖提供慵懒,消费者需要的慵懒是有价值的吗?是公正的吗?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很多,他们认为骑手这个岗位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财富,消费者的需求,让年轻人不去学技术,浪费了国家的机会。

轻视市场中分散的个体选择,本质是反市场的。反市场的观念,源于对骑手劳动的看法。

七、骑手创造价值吗?社会学呢?

对于骑手岗位,市场观念认为,凡是有人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没有贵贱之分,能卖出价格的就有价值。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没技能就没有价值。

老百姓的慵懒的需求,不但天经地义,也是国家之目的。从这个角度,一个骑手,从20岁干到50岁退休,没有其他技能,但他的劳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国庆游行中的骑手队伍,也代表这对骑手劳动价值的肯定。

肯定了骑手的价值,那么,算法推动骑手效率更高,是为了创造的价值越大。

论文持不一样的观点。论文援引马克思所说,“缩短生产时间中的非劳动时间和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能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所以,论文认为,平台加快骑手速度,是为了让资本更快进入“生产时间”。

论文的观点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商业领域不创造价值。所以,论文也必然认为,作为商业流通的具体形式,骑手的劳动,也是没有价值的。某种程度上,项飙所谓的“消费者慵懒没有价值”的观点,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讽刺的是,社会学学者的这个逻辑,最终会指向社会学的消亡。

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即商业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计划经济,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全面压缩商业流通,以提高国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效率。然而,迎来的是市场消失,生产效率下降。

人的多样需求、丰富的市场交易,是一个活力社会的基本动力,当交易是罪恶的,慵懒没有价值,交易与市场就会被压缩,社会也随之被急剧压缩,社会没了,社会学也不必存在了。这不是推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曾经已经形成发展的非常好,但是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会学学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掘墓人。

八、新瓶与旧酒

高精度、高有序度,智能化对人劳动效率提升的刺激,也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事。实际上,这新瓶之中,旧酒并没有变得更苦,其实,是变得更甜一些了。

信息技术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减少工人的博弈权利。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工人的权利。

骑手岗位遭到很多批评,其实反而是因为靠近互联网,骑手比流水线工人、农民、建筑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工资红利”之外,劳动力依靠互联网获得的“权利红利”。

这才是决定骑手待遇的最关键的东西。不能希望技术落后,留下缝隙,在缝隙之中去维护骑手利益,而是要去依靠技术为骑手的权利赋能。毕竟,劳动的价格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人的自由度,始终是由权利决定的,而非技术。而权利是由权力决定的,而非资本。

算法虽然虚无缥缈,但骑手不需要见到老板、上司,就能维护他们的权利。正如美国工人过去不用见福特、洛克菲勒,如今,也不用见曹德旺。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社会学大咖到博士后,都装作看不到这一切,只集中于骑手,而不是更广泛的劳动者权利。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老东西”,一定要当作“新东西”。因为,只有忽略为了解决老问题,人类文明所建好的八车道大桥,才能装作在过一条前所未有的河,去摸石头,才能惊呼:我们发现了新问题,从而赢得掌声。与其说,这是为了骑手说话,不如是为了流量,更或者,回避真问题,而为某些影响劳动价格的因素,找到“最新的”的归咎原因。

但是,市场经济的丧钟为谁而鸣呢?

同情是人性的闪光之处,但当这份同情替代掉“给家里寄回5万块钱的喜悦”时,必然使得真正的骑手视角,转为了社会学学者视角,也使得结论从“冷静的客观实证”转向“某种规范之评价”。规范先于实证,必然产生失真。

抑制骑手岗。后果是什么?公共情怀,不是充满感情的只看一步,还要冷静的看二步、三步。冷静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怀,不是没有相容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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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劳动力与劳动,兼与陈龙博士商榷

发布日期:2021-05-17 15:33
摘要: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就没有价值。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了写论文,当了5个月骑手。后来,他写了篇文章,描述了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状况,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不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缺乏洞见,以学术迎合庸常,反而误导了社会。

一、论文通过同义反复,虚构了研究对象。


摘要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从摘要中可以看出,论文通过同义反复,构造了了不存在的“升级”,以及研究对象。

摘要中写道:

“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

“平台系统”与“平台公司”,是同义反复,而不是“升级关系”。平台公司与平台系统的责任、义务都是一样的。公司永远不可能声称“那只是算法,我不用负责”。现在舆论声讨算法,也不是在声讨一个虚拟的东西,而是在批评平台。

“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这里的“计算机设备”与“虚拟的软件和数据”,也是同义反复。难道还有没有软件、没有数据的计算计设备?

摘要是论文的精华,这种同义反复预示着论文对算法在管理与经营中的逻辑位置并没有清晰的定位。这种同义反复不妨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签署文件与开会,取代了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并且,老板将“钢笔”升级为“字迹”,来进行文件签署。

摘要之外,论文以及媒体发表的言论中,还存在诸多概念性的错误。

二、是内卷吗?

你花10分钟写一个word,我花10分钟写一个word;然后,你花1小时做一份PPT,我花1小时做一份PPT;竞争再次升级,你加班通宵用上python,我加班通宵用上JavaScript。工作量增加,最终工作成果都是领导一句话:我懂了,A比B好。

这种工作量提升、工作效果却没有实质性提升,叫内卷。

但是,工作量(强度)提升了,工作成果(单量)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哪怕工资没有提升,都不叫内卷。

福特汽车,从原始的手工装配,到引入自动化,产量不断提升,这源于技术进步、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甚至也可以说源于工人劳动强度增加,但这也不能称之为内卷。

内卷是一个形容“无效效率竞争”的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辛苦的词,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词。社交媒体上错误用词可以理解,但严肃的学术论文,不能误用专业名词以迎合流量。

三、高流动率能证明行业不好吗?

关于平台流动率,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说,骑手让青年无法学技术,影响国家制造业发展,其暗藏的前提是,骑手流动率低。另一篇则说,骑手流动率高,代表着行业不好。

这两个矛盾的观点,都错了。

行业流动性,取决于行业性质。模特、球员是青春饭;律师医生越老越香;服务员、店员的流动性大;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曾经的英雄。这只是行业特征,不能证明一个行业好或者不好。

实际上,骑手这个岗位,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的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他们的选择,是最好的证明。

从更大层面来看,所谓产业链提升,带来国家发展,正是基于这个机制。

骑手的工资,会拉动整个就业市场中,同等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所谓产业链提升的红利,就是这么扩散开。简单的说,华为、腾讯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点,然后,采购食材、服务员的工资,都会提升。这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岗位的工资提升。最直接的,骑手带动了快递员的工资,必然的,也会带动在大城市中打拼的、25岁、初中文化的男青年的工资水平。一个意大利服务员比中国服务员的工资高,也正是源于这种创新红利的扩散机制。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的提升,正是靠更高级、更高利润的产业链环节,提供更丰厚的工资,吸引劳动力,并促进劳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绝不可能是靠失业去倒逼劳动力提升自己,进而提升产业链。因为在一个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需求才能拉动经济高效循环,提供利润,促进创新。

打压优势的高就业产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各国家的政策中,就业都是重中之重。提升产业链的方法,从来都不可能靠打压就业,用失业倒逼产业进步。

所以,不尊重市场规律,抑制年轻人当骑手、当快递、做直播,不仅不会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反而会让中国陷入严重就业与经济危机。

文章的这些概念性错误,不过是为了核心的错误做支持。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核心的错误,才有了以上的概念错误。论文的核心错误,就是对算法与劳动力、劳动关系的误解。

四、算法与劳动力、以及劳动

通过同义反复的方式,论文避开了旧问题,制造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即“算法对人的控制”。

即便把算法对人的控制视为一个新东西,但在讨论算法与劳动力、劳动的关系的时候,论文也出现了关键的、核心的错误。

对劳动力的控制,也即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与对劳动的控制是不一样的。作者援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基础性概念。

两者的区别,就是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问题。

最初,为了获得劳动,由于缺乏技术,需要控制人身自由,这就是奴隶制、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制。

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方法的出现,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而对人身自由的要求小了。金钱刺激劳动力释放劳动,同时,仍然需要8小时工作制、监工、劳动纪律。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组织、单位包含一切,其实反而是因为国有企业不用钱来刺激员工,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低。所以,用一定的人身依附、政治号召等方式综合提升“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

随着IT技术的发展,算法出现。但算法并不新鲜,只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工具。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纪律、计划调配、单位化控制,并无区别,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人的工具。不同的是,从劳动力提取劳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很多工作中,要求的人身自由更少了,由此,自由职业、分时网约工兴起,比如,在家办公、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是如此。

五、算法:控制人还是解放人?

社会学学者、以及诸多舆论认为,算法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比如,人大北门有一个捷径,不能骑电瓶车,但可步行进入,节约很多时间,这样走的骑手多了,系统就会发现,并压缩配送时间。这位博士后称之为“劳动力极限被打开”。所以,论文看似在提问:系统到底是怎样把这么多人高有序度的组织起来?但一开始答案就是预设的:因为更大程度的控制。

但在另一边,很多调查中,被访骑手都表示,骑手这份工作有更多自由。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控制,反而让人觉得有更多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本质正是源于上述机制,即从劳动身上提取劳动力的效率。

具体来说,在可以选择的市场中,单位劳动的价格不变,越累要价越高。算法提升了工作强度,同时也意味着时薪的增加。同样4000块钱的劳动,算法可以以结果为导向,实现高效。而没有算法的地方,则要求劳动纪律,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多的人身自由、工作时间,作为工作量的侧面保证。

简单的打个比方,在国企里10小时的工作量,私企里8小时的量,在算法的驱使下,骑手、网约工6小时就完成。然后,释放出2小时的自由。

所以,算法之下的高度有序化与自由度并不矛盾。算法提供了更高的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在工作时高度控制的另一面,是释放出更多的人身自由。算法解放了人,而不是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

在大城市打工的25岁初中文化的西部男青年,看到的是自由。而一个社会学者,看到的是控制程度的增加,看到的是工作时间内的“不自由”。

论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源于对市场的看法。

六、“罪恶的交易”

市场观念认为,只要外部环境是法治的,交易者权利是充分的,交易自愿,就一定是双赢的。

但如果过度扩展公平、自愿概念,比如,被消费主义俘获、要买房、要养家,所以工作就是被迫的。那么,就会认为平台与骑手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是罪恶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逻辑推论:

1.骑手是愚昧的。

在一个自由选择的市场中,骑手岗,不会比其他工作更糟。论文预设的结论是,算法之下,送餐实现了更高度的有序,甚至系统会主动发掘你找到的捷径,然后进一步缩短骑手的时间,所以,骑手处于更高强度的控制之下。那么,600万骑手因为愚昧,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选择了一个更遭的处境。

2.消费者是罪恶的。

论文中说,消费者直接控制了骑手,那就是罪恶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在这个逻辑上,比陈龙走得更远的项飙,发出质疑:外卖提供慵懒,消费者需要的慵懒是有价值的吗?是公正的吗?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很多,他们认为骑手这个岗位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财富,消费者的需求,让年轻人不去学技术,浪费了国家的机会。

轻视市场中分散的个体选择,本质是反市场的。反市场的观念,源于对骑手劳动的看法。

七、骑手创造价值吗?社会学呢?

对于骑手岗位,市场观念认为,凡是有人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没有贵贱之分,能卖出价格的就有价值。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没技能就没有价值。

老百姓的慵懒的需求,不但天经地义,也是国家之目的。从这个角度,一个骑手,从20岁干到50岁退休,没有其他技能,但他的劳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国庆游行中的骑手队伍,也代表这对骑手劳动价值的肯定。

肯定了骑手的价值,那么,算法推动骑手效率更高,是为了创造的价值越大。

论文持不一样的观点。论文援引马克思所说,“缩短生产时间中的非劳动时间和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能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所以,论文认为,平台加快骑手速度,是为了让资本更快进入“生产时间”。

论文的观点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商业领域不创造价值。所以,论文也必然认为,作为商业流通的具体形式,骑手的劳动,也是没有价值的。某种程度上,项飙所谓的“消费者慵懒没有价值”的观点,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讽刺的是,社会学学者的这个逻辑,最终会指向社会学的消亡。

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即商业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计划经济,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全面压缩商业流通,以提高国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效率。然而,迎来的是市场消失,生产效率下降。

人的多样需求、丰富的市场交易,是一个活力社会的基本动力,当交易是罪恶的,慵懒没有价值,交易与市场就会被压缩,社会也随之被急剧压缩,社会没了,社会学也不必存在了。这不是推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曾经已经形成发展的非常好,但是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会学学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掘墓人。

八、新瓶与旧酒

高精度、高有序度,智能化对人劳动效率提升的刺激,也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事。实际上,这新瓶之中,旧酒并没有变得更苦,其实,是变得更甜一些了。

信息技术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减少工人的博弈权利。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工人的权利。

骑手岗位遭到很多批评,其实反而是因为靠近互联网,骑手比流水线工人、农民、建筑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工资红利”之外,劳动力依靠互联网获得的“权利红利”。

这才是决定骑手待遇的最关键的东西。不能希望技术落后,留下缝隙,在缝隙之中去维护骑手利益,而是要去依靠技术为骑手的权利赋能。毕竟,劳动的价格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人的自由度,始终是由权利决定的,而非技术。而权利是由权力决定的,而非资本。

算法虽然虚无缥缈,但骑手不需要见到老板、上司,就能维护他们的权利。正如美国工人过去不用见福特、洛克菲勒,如今,也不用见曹德旺。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社会学大咖到博士后,都装作看不到这一切,只集中于骑手,而不是更广泛的劳动者权利。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老东西”,一定要当作“新东西”。因为,只有忽略为了解决老问题,人类文明所建好的八车道大桥,才能装作在过一条前所未有的河,去摸石头,才能惊呼:我们发现了新问题,从而赢得掌声。与其说,这是为了骑手说话,不如是为了流量,更或者,回避真问题,而为某些影响劳动价格的因素,找到“最新的”的归咎原因。

但是,市场经济的丧钟为谁而鸣呢?

同情是人性的闪光之处,但当这份同情替代掉“给家里寄回5万块钱的喜悦”时,必然使得真正的骑手视角,转为了社会学学者视角,也使得结论从“冷静的客观实证”转向“某种规范之评价”。规范先于实证,必然产生失真。

抑制骑手岗。后果是什么?公共情怀,不是充满感情的只看一步,还要冷静的看二步、三步。冷静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怀,不是没有相容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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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就没有价值。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了写论文,当了5个月骑手。后来,他写了篇文章,描述了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状况,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不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缺乏洞见,以学术迎合庸常,反而误导了社会。

一、论文通过同义反复,虚构了研究对象。


摘要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从摘要中可以看出,论文通过同义反复,构造了了不存在的“升级”,以及研究对象。

摘要中写道:

“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

“平台系统”与“平台公司”,是同义反复,而不是“升级关系”。平台公司与平台系统的责任、义务都是一样的。公司永远不可能声称“那只是算法,我不用负责”。现在舆论声讨算法,也不是在声讨一个虚拟的东西,而是在批评平台。

“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这里的“计算机设备”与“虚拟的软件和数据”,也是同义反复。难道还有没有软件、没有数据的计算计设备?

摘要是论文的精华,这种同义反复预示着论文对算法在管理与经营中的逻辑位置并没有清晰的定位。这种同义反复不妨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签署文件与开会,取代了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并且,老板将“钢笔”升级为“字迹”,来进行文件签署。

摘要之外,论文以及媒体发表的言论中,还存在诸多概念性的错误。

二、是内卷吗?

你花10分钟写一个word,我花10分钟写一个word;然后,你花1小时做一份PPT,我花1小时做一份PPT;竞争再次升级,你加班通宵用上python,我加班通宵用上JavaScript。工作量增加,最终工作成果都是领导一句话:我懂了,A比B好。

这种工作量提升、工作效果却没有实质性提升,叫内卷。

但是,工作量(强度)提升了,工作成果(单量)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哪怕工资没有提升,都不叫内卷。

福特汽车,从原始的手工装配,到引入自动化,产量不断提升,这源于技术进步、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甚至也可以说源于工人劳动强度增加,但这也不能称之为内卷。

内卷是一个形容“无效效率竞争”的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辛苦的词,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词。社交媒体上错误用词可以理解,但严肃的学术论文,不能误用专业名词以迎合流量。

三、高流动率能证明行业不好吗?

关于平台流动率,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说,骑手让青年无法学技术,影响国家制造业发展,其暗藏的前提是,骑手流动率低。另一篇则说,骑手流动率高,代表着行业不好。

这两个矛盾的观点,都错了。

行业流动性,取决于行业性质。模特、球员是青春饭;律师医生越老越香;服务员、店员的流动性大;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曾经的英雄。这只是行业特征,不能证明一个行业好或者不好。

实际上,骑手这个岗位,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的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他们的选择,是最好的证明。

从更大层面来看,所谓产业链提升,带来国家发展,正是基于这个机制。

骑手的工资,会拉动整个就业市场中,同等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所谓产业链提升的红利,就是这么扩散开。简单的说,华为、腾讯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点,然后,采购食材、服务员的工资,都会提升。这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岗位的工资提升。最直接的,骑手带动了快递员的工资,必然的,也会带动在大城市中打拼的、25岁、初中文化的男青年的工资水平。一个意大利服务员比中国服务员的工资高,也正是源于这种创新红利的扩散机制。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的提升,正是靠更高级、更高利润的产业链环节,提供更丰厚的工资,吸引劳动力,并促进劳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绝不可能是靠失业去倒逼劳动力提升自己,进而提升产业链。因为在一个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需求才能拉动经济高效循环,提供利润,促进创新。

打压优势的高就业产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各国家的政策中,就业都是重中之重。提升产业链的方法,从来都不可能靠打压就业,用失业倒逼产业进步。

所以,不尊重市场规律,抑制年轻人当骑手、当快递、做直播,不仅不会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反而会让中国陷入严重就业与经济危机。

文章的这些概念性错误,不过是为了核心的错误做支持。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核心的错误,才有了以上的概念错误。论文的核心错误,就是对算法与劳动力、劳动关系的误解。

四、算法与劳动力、以及劳动

通过同义反复的方式,论文避开了旧问题,制造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即“算法对人的控制”。

即便把算法对人的控制视为一个新东西,但在讨论算法与劳动力、劳动的关系的时候,论文也出现了关键的、核心的错误。

对劳动力的控制,也即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与对劳动的控制是不一样的。作者援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基础性概念。

两者的区别,就是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问题。

最初,为了获得劳动,由于缺乏技术,需要控制人身自由,这就是奴隶制、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制。

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方法的出现,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而对人身自由的要求小了。金钱刺激劳动力释放劳动,同时,仍然需要8小时工作制、监工、劳动纪律。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组织、单位包含一切,其实反而是因为国有企业不用钱来刺激员工,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低。所以,用一定的人身依附、政治号召等方式综合提升“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

随着IT技术的发展,算法出现。但算法并不新鲜,只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工具。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纪律、计划调配、单位化控制,并无区别,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人的工具。不同的是,从劳动力提取劳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很多工作中,要求的人身自由更少了,由此,自由职业、分时网约工兴起,比如,在家办公、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是如此。

五、算法:控制人还是解放人?

社会学学者、以及诸多舆论认为,算法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比如,人大北门有一个捷径,不能骑电瓶车,但可步行进入,节约很多时间,这样走的骑手多了,系统就会发现,并压缩配送时间。这位博士后称之为“劳动力极限被打开”。所以,论文看似在提问:系统到底是怎样把这么多人高有序度的组织起来?但一开始答案就是预设的:因为更大程度的控制。

但在另一边,很多调查中,被访骑手都表示,骑手这份工作有更多自由。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控制,反而让人觉得有更多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本质正是源于上述机制,即从劳动身上提取劳动力的效率。

具体来说,在可以选择的市场中,单位劳动的价格不变,越累要价越高。算法提升了工作强度,同时也意味着时薪的增加。同样4000块钱的劳动,算法可以以结果为导向,实现高效。而没有算法的地方,则要求劳动纪律,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多的人身自由、工作时间,作为工作量的侧面保证。

简单的打个比方,在国企里10小时的工作量,私企里8小时的量,在算法的驱使下,骑手、网约工6小时就完成。然后,释放出2小时的自由。

所以,算法之下的高度有序化与自由度并不矛盾。算法提供了更高的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在工作时高度控制的另一面,是释放出更多的人身自由。算法解放了人,而不是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

在大城市打工的25岁初中文化的西部男青年,看到的是自由。而一个社会学者,看到的是控制程度的增加,看到的是工作时间内的“不自由”。

论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源于对市场的看法。

六、“罪恶的交易”

市场观念认为,只要外部环境是法治的,交易者权利是充分的,交易自愿,就一定是双赢的。

但如果过度扩展公平、自愿概念,比如,被消费主义俘获、要买房、要养家,所以工作就是被迫的。那么,就会认为平台与骑手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是罪恶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逻辑推论:

1.骑手是愚昧的。

在一个自由选择的市场中,骑手岗,不会比其他工作更糟。论文预设的结论是,算法之下,送餐实现了更高度的有序,甚至系统会主动发掘你找到的捷径,然后进一步缩短骑手的时间,所以,骑手处于更高强度的控制之下。那么,600万骑手因为愚昧,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选择了一个更遭的处境。

2.消费者是罪恶的。

论文中说,消费者直接控制了骑手,那就是罪恶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在这个逻辑上,比陈龙走得更远的项飙,发出质疑:外卖提供慵懒,消费者需要的慵懒是有价值的吗?是公正的吗?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很多,他们认为骑手这个岗位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财富,消费者的需求,让年轻人不去学技术,浪费了国家的机会。

轻视市场中分散的个体选择,本质是反市场的。反市场的观念,源于对骑手劳动的看法。

七、骑手创造价值吗?社会学呢?

对于骑手岗位,市场观念认为,凡是有人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没有贵贱之分,能卖出价格的就有价值。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没技能就没有价值。

老百姓的慵懒的需求,不但天经地义,也是国家之目的。从这个角度,一个骑手,从20岁干到50岁退休,没有其他技能,但他的劳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国庆游行中的骑手队伍,也代表这对骑手劳动价值的肯定。

肯定了骑手的价值,那么,算法推动骑手效率更高,是为了创造的价值越大。

论文持不一样的观点。论文援引马克思所说,“缩短生产时间中的非劳动时间和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能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所以,论文认为,平台加快骑手速度,是为了让资本更快进入“生产时间”。

论文的观点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商业领域不创造价值。所以,论文也必然认为,作为商业流通的具体形式,骑手的劳动,也是没有价值的。某种程度上,项飙所谓的“消费者慵懒没有价值”的观点,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讽刺的是,社会学学者的这个逻辑,最终会指向社会学的消亡。

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即商业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计划经济,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全面压缩商业流通,以提高国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效率。然而,迎来的是市场消失,生产效率下降。

人的多样需求、丰富的市场交易,是一个活力社会的基本动力,当交易是罪恶的,慵懒没有价值,交易与市场就会被压缩,社会也随之被急剧压缩,社会没了,社会学也不必存在了。这不是推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曾经已经形成发展的非常好,但是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会学学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掘墓人。

八、新瓶与旧酒

高精度、高有序度,智能化对人劳动效率提升的刺激,也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事。实际上,这新瓶之中,旧酒并没有变得更苦,其实,是变得更甜一些了。

信息技术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减少工人的博弈权利。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工人的权利。

骑手岗位遭到很多批评,其实反而是因为靠近互联网,骑手比流水线工人、农民、建筑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工资红利”之外,劳动力依靠互联网获得的“权利红利”。

这才是决定骑手待遇的最关键的东西。不能希望技术落后,留下缝隙,在缝隙之中去维护骑手利益,而是要去依靠技术为骑手的权利赋能。毕竟,劳动的价格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人的自由度,始终是由权利决定的,而非技术。而权利是由权力决定的,而非资本。

算法虽然虚无缥缈,但骑手不需要见到老板、上司,就能维护他们的权利。正如美国工人过去不用见福特、洛克菲勒,如今,也不用见曹德旺。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社会学大咖到博士后,都装作看不到这一切,只集中于骑手,而不是更广泛的劳动者权利。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老东西”,一定要当作“新东西”。因为,只有忽略为了解决老问题,人类文明所建好的八车道大桥,才能装作在过一条前所未有的河,去摸石头,才能惊呼:我们发现了新问题,从而赢得掌声。与其说,这是为了骑手说话,不如是为了流量,更或者,回避真问题,而为某些影响劳动价格的因素,找到“最新的”的归咎原因。

但是,市场经济的丧钟为谁而鸣呢?

同情是人性的闪光之处,但当这份同情替代掉“给家里寄回5万块钱的喜悦”时,必然使得真正的骑手视角,转为了社会学学者视角,也使得结论从“冷静的客观实证”转向“某种规范之评价”。规范先于实证,必然产生失真。

抑制骑手岗。后果是什么?公共情怀,不是充满感情的只看一步,还要冷静的看二步、三步。冷静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怀,不是没有相容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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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劳动力与劳动,兼与陈龙博士商榷

发布日期:2021-05-17 15:33
摘要: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就没有价值。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了写论文,当了5个月骑手。后来,他写了篇文章,描述了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状况,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不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缺乏洞见,以学术迎合庸常,反而误导了社会。

一、论文通过同义反复,虚构了研究对象。


摘要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从摘要中可以看出,论文通过同义反复,构造了了不存在的“升级”,以及研究对象。

摘要中写道:

“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

“平台系统”与“平台公司”,是同义反复,而不是“升级关系”。平台公司与平台系统的责任、义务都是一样的。公司永远不可能声称“那只是算法,我不用负责”。现在舆论声讨算法,也不是在声讨一个虚拟的东西,而是在批评平台。

“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这里的“计算机设备”与“虚拟的软件和数据”,也是同义反复。难道还有没有软件、没有数据的计算计设备?

摘要是论文的精华,这种同义反复预示着论文对算法在管理与经营中的逻辑位置并没有清晰的定位。这种同义反复不妨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签署文件与开会,取代了公司对员工的管理;并且,老板将“钢笔”升级为“字迹”,来进行文件签署。

摘要之外,论文以及媒体发表的言论中,还存在诸多概念性的错误。

二、是内卷吗?

你花10分钟写一个word,我花10分钟写一个word;然后,你花1小时做一份PPT,我花1小时做一份PPT;竞争再次升级,你加班通宵用上python,我加班通宵用上JavaScript。工作量增加,最终工作成果都是领导一句话:我懂了,A比B好。

这种工作量提升、工作效果却没有实质性提升,叫内卷。

但是,工作量(强度)提升了,工作成果(单量)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哪怕工资没有提升,都不叫内卷。

福特汽车,从原始的手工装配,到引入自动化,产量不断提升,这源于技术进步、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甚至也可以说源于工人劳动强度增加,但这也不能称之为内卷。

内卷是一个形容“无效效率竞争”的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辛苦的词,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词。社交媒体上错误用词可以理解,但严肃的学术论文,不能误用专业名词以迎合流量。

三、高流动率能证明行业不好吗?

关于平台流动率,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说,骑手让青年无法学技术,影响国家制造业发展,其暗藏的前提是,骑手流动率低。另一篇则说,骑手流动率高,代表着行业不好。

这两个矛盾的观点,都错了。

行业流动性,取决于行业性质。模特、球员是青春饭;律师医生越老越香;服务员、店员的流动性大;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曾经的英雄。这只是行业特征,不能证明一个行业好或者不好。

实际上,骑手这个岗位,是一个西部山区、初中文化的25岁的男青年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他们的选择,是最好的证明。

从更大层面来看,所谓产业链提升,带来国家发展,正是基于这个机制。

骑手的工资,会拉动整个就业市场中,同等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所谓产业链提升的红利,就是这么扩散开。简单的说,华为、腾讯门口的烧烤摊都要贵一点,然后,采购食材、服务员的工资,都会提升。这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岗位的工资提升。最直接的,骑手带动了快递员的工资,必然的,也会带动在大城市中打拼的、25岁、初中文化的男青年的工资水平。一个意大利服务员比中国服务员的工资高,也正是源于这种创新红利的扩散机制。

一个国家的产业链的提升,正是靠更高级、更高利润的产业链环节,提供更丰厚的工资,吸引劳动力,并促进劳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绝不可能是靠失业去倒逼劳动力提升自己,进而提升产业链。因为在一个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需求才能拉动经济高效循环,提供利润,促进创新。

打压优势的高就业产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各国家的政策中,就业都是重中之重。提升产业链的方法,从来都不可能靠打压就业,用失业倒逼产业进步。

所以,不尊重市场规律,抑制年轻人当骑手、当快递、做直播,不仅不会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反而会让中国陷入严重就业与经济危机。

文章的这些概念性错误,不过是为了核心的错误做支持。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核心的错误,才有了以上的概念错误。论文的核心错误,就是对算法与劳动力、劳动关系的误解。

四、算法与劳动力、以及劳动

通过同义反复的方式,论文避开了旧问题,制造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即“算法对人的控制”。

即便把算法对人的控制视为一个新东西,但在讨论算法与劳动力、劳动的关系的时候,论文也出现了关键的、核心的错误。

对劳动力的控制,也即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与对劳动的控制是不一样的。作者援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基础性概念。

两者的区别,就是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问题。

最初,为了获得劳动,由于缺乏技术,需要控制人身自由,这就是奴隶制、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制。

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方法的出现,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而对人身自由的要求小了。金钱刺激劳动力释放劳动,同时,仍然需要8小时工作制、监工、劳动纪律。

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组织、单位包含一切,其实反而是因为国有企业不用钱来刺激员工,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低。所以,用一定的人身依附、政治号召等方式综合提升“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

随着IT技术的发展,算法出现。但算法并不新鲜,只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工具。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纪律、计划调配、单位化控制,并无区别,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人的工具。不同的是,从劳动力提取劳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很多工作中,要求的人身自由更少了,由此,自由职业、分时网约工兴起,比如,在家办公、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是如此。

五、算法:控制人还是解放人?

社会学学者、以及诸多舆论认为,算法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比如,人大北门有一个捷径,不能骑电瓶车,但可步行进入,节约很多时间,这样走的骑手多了,系统就会发现,并压缩配送时间。这位博士后称之为“劳动力极限被打开”。所以,论文看似在提问:系统到底是怎样把这么多人高有序度的组织起来?但一开始答案就是预设的:因为更大程度的控制。

但在另一边,很多调查中,被访骑手都表示,骑手这份工作有更多自由。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控制,反而让人觉得有更多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本质正是源于上述机制,即从劳动身上提取劳动力的效率。

具体来说,在可以选择的市场中,单位劳动的价格不变,越累要价越高。算法提升了工作强度,同时也意味着时薪的增加。同样4000块钱的劳动,算法可以以结果为导向,实现高效。而没有算法的地方,则要求劳动纪律,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多的人身自由、工作时间,作为工作量的侧面保证。

简单的打个比方,在国企里10小时的工作量,私企里8小时的量,在算法的驱使下,骑手、网约工6小时就完成。然后,释放出2小时的自由。

所以,算法之下的高度有序化与自由度并不矛盾。算法提供了更高的从劳动力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在工作时高度控制的另一面,是释放出更多的人身自由。算法解放了人,而不是更大程度的控制了人。

在大城市打工的25岁初中文化的西部男青年,看到的是自由。而一个社会学者,看到的是控制程度的增加,看到的是工作时间内的“不自由”。

论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源于对市场的看法。

六、“罪恶的交易”

市场观念认为,只要外部环境是法治的,交易者权利是充分的,交易自愿,就一定是双赢的。

但如果过度扩展公平、自愿概念,比如,被消费主义俘获、要买房、要养家,所以工作就是被迫的。那么,就会认为平台与骑手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是罪恶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逻辑推论:

1.骑手是愚昧的。

在一个自由选择的市场中,骑手岗,不会比其他工作更糟。论文预设的结论是,算法之下,送餐实现了更高度的有序,甚至系统会主动发掘你找到的捷径,然后进一步缩短骑手的时间,所以,骑手处于更高强度的控制之下。那么,600万骑手因为愚昧,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选择了一个更遭的处境。

2.消费者是罪恶的。

论文中说,消费者直接控制了骑手,那就是罪恶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在这个逻辑上,比陈龙走得更远的项飙,发出质疑:外卖提供慵懒,消费者需要的慵懒是有价值的吗?是公正的吗?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很多,他们认为骑手这个岗位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创造财富,消费者的需求,让年轻人不去学技术,浪费了国家的机会。

轻视市场中分散的个体选择,本质是反市场的。反市场的观念,源于对骑手劳动的看法。

七、骑手创造价值吗?社会学呢?

对于骑手岗位,市场观念认为,凡是有人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没有贵贱之分,能卖出价格的就有价值。一个人在城市,能够赚到钱,他对城市就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有制造业才有价值,而骑手、清洁工、掏粪工没技能就没有价值。

老百姓的慵懒的需求,不但天经地义,也是国家之目的。从这个角度,一个骑手,从20岁干到50岁退休,没有其他技能,但他的劳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国庆游行中的骑手队伍,也代表这对骑手劳动价值的肯定。

肯定了骑手的价值,那么,算法推动骑手效率更高,是为了创造的价值越大。

论文持不一样的观点。论文援引马克思所说,“缩短生产时间中的非劳动时间和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能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所以,论文认为,平台加快骑手速度,是为了让资本更快进入“生产时间”。

论文的观点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商业领域不创造价值。所以,论文也必然认为,作为商业流通的具体形式,骑手的劳动,也是没有价值的。某种程度上,项飙所谓的“消费者慵懒没有价值”的观点,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讽刺的是,社会学学者的这个逻辑,最终会指向社会学的消亡。

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即商业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计划经济,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全面压缩商业流通,以提高国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效率。然而,迎来的是市场消失,生产效率下降。

人的多样需求、丰富的市场交易,是一个活力社会的基本动力,当交易是罪恶的,慵懒没有价值,交易与市场就会被压缩,社会也随之被急剧压缩,社会没了,社会学也不必存在了。这不是推理,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曾经已经形成发展的非常好,但是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会学学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掘墓人。

八、新瓶与旧酒

高精度、高有序度,智能化对人劳动效率提升的刺激,也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事。实际上,这新瓶之中,旧酒并没有变得更苦,其实,是变得更甜一些了。

信息技术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减少工人的博弈权利。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工人的权利。

骑手岗位遭到很多批评,其实反而是因为靠近互联网,骑手比流水线工人、农民、建筑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工资红利”之外,劳动力依靠互联网获得的“权利红利”。

这才是决定骑手待遇的最关键的东西。不能希望技术落后,留下缝隙,在缝隙之中去维护骑手利益,而是要去依靠技术为骑手的权利赋能。毕竟,劳动的价格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人的自由度,始终是由权利决定的,而非技术。而权利是由权力决定的,而非资本。

算法虽然虚无缥缈,但骑手不需要见到老板、上司,就能维护他们的权利。正如美国工人过去不用见福特、洛克菲勒,如今,也不用见曹德旺。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社会学大咖到博士后,都装作看不到这一切,只集中于骑手,而不是更广泛的劳动者权利。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老东西”,一定要当作“新东西”。因为,只有忽略为了解决老问题,人类文明所建好的八车道大桥,才能装作在过一条前所未有的河,去摸石头,才能惊呼:我们发现了新问题,从而赢得掌声。与其说,这是为了骑手说话,不如是为了流量,更或者,回避真问题,而为某些影响劳动价格的因素,找到“最新的”的归咎原因。

但是,市场经济的丧钟为谁而鸣呢?

同情是人性的闪光之处,但当这份同情替代掉“给家里寄回5万块钱的喜悦”时,必然使得真正的骑手视角,转为了社会学学者视角,也使得结论从“冷静的客观实证”转向“某种规范之评价”。规范先于实证,必然产生失真。

抑制骑手岗。后果是什么?公共情怀,不是充满感情的只看一步,还要冷静的看二步、三步。冷静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怀,不是没有相容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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