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常红晓

OR--商业新媒体

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但是,值得注意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与此相关,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比2010年占比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堪忧。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否则,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路途会更为艰难。

对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是个标志性事件。首先,中国在人口负增长后,不需很久,将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担心40多年的“人口爆炸”,引信早已拆除,完全无需担忧。而此前中国生育政策制订部门对中国人口峰值将达“16亿”或“15亿”的预测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将负增长,并非新事。在人口学家看来,中国“负增长惯性”已累积多年,所谓“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论早已过时。早在2004年,中国一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已向中国高层上书,应尽快放开生育。但是,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真正“全面放开二胎”是在2016年。这比学界建议的时点已晚了12年。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转而鼓励生育。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若减少一半,中国岂不能更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显然是缺乏人口学常识所致。首先,美国富强显然并非靠减少人口规模。其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当一国生育率大幅降低后,意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根本改变,即使鼓励生育也没什么用。俄罗斯、日本、韩国、台湾均是前车之鉴。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已低于2.1,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18,而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近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而总人口一旦启动负增长,就不会回头。这时再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就太迟了,也很难奏效。

人口学家认为,中国40年多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普遍的城乡流动,女性受教育年龄的提高,都在抑制生育。也就是说,过去主管部门宣传的计生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其实是夸大的说法。有人口学者做过测算,如果“少生4亿人”真的存在并归因的话,严苛的生育控制至多让中国少生1亿人,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则是主要贡献者。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主管生育政策的部门总是倾向于高估中国的生育率?总是在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时,大幅高估中国人口峰值的规模?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中国人口统计、分析、预测不够科学,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众所周知,人口学界向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但高估人口峰值和生育率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官方支持和背书。或许,中国曾经过于庞大的计生官员队伍是阻力之一,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学家指出,此次普查后,以前多年的人口数据将面临调整。比如,最新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长7200万,年均增长0.53%。但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总人口为14.0005亿。2020年11月1日“七普”总人口14.1178亿,比2019年多出1173万人。如果上述2019年总人口数准确,那么2020年人口增长率就是突升了。显然,一年不会净增1100多万人。这意味着,此前各年人口数累计均低估或少报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连串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支付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农民工工资的快速提升,保姆、小时工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无疑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首次报告绝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事实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早在2012年就发生了,并持续至今,8年间共计减少4300万人。

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些程序性、标准化劳动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就目前看,在可见的将来,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被机器人取代。最好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人的个性化劳动。

当然,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新的需求,但这并不可唾手而得。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有弹性的选举制度,让3.758亿流动人口就地行使民主权利,对居住地政策有更多发言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诸如此类,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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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前景?

发布日期:2021-05-12 09:47
摘要: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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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但是,值得注意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与此相关,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比2010年占比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堪忧。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否则,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路途会更为艰难。

对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是个标志性事件。首先,中国在人口负增长后,不需很久,将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担心40多年的“人口爆炸”,引信早已拆除,完全无需担忧。而此前中国生育政策制订部门对中国人口峰值将达“16亿”或“15亿”的预测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将负增长,并非新事。在人口学家看来,中国“负增长惯性”已累积多年,所谓“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论早已过时。早在2004年,中国一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已向中国高层上书,应尽快放开生育。但是,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真正“全面放开二胎”是在2016年。这比学界建议的时点已晚了12年。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转而鼓励生育。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若减少一半,中国岂不能更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显然是缺乏人口学常识所致。首先,美国富强显然并非靠减少人口规模。其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当一国生育率大幅降低后,意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根本改变,即使鼓励生育也没什么用。俄罗斯、日本、韩国、台湾均是前车之鉴。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已低于2.1,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18,而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近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而总人口一旦启动负增长,就不会回头。这时再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就太迟了,也很难奏效。

人口学家认为,中国40年多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普遍的城乡流动,女性受教育年龄的提高,都在抑制生育。也就是说,过去主管部门宣传的计生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其实是夸大的说法。有人口学者做过测算,如果“少生4亿人”真的存在并归因的话,严苛的生育控制至多让中国少生1亿人,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则是主要贡献者。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主管生育政策的部门总是倾向于高估中国的生育率?总是在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时,大幅高估中国人口峰值的规模?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中国人口统计、分析、预测不够科学,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众所周知,人口学界向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但高估人口峰值和生育率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官方支持和背书。或许,中国曾经过于庞大的计生官员队伍是阻力之一,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学家指出,此次普查后,以前多年的人口数据将面临调整。比如,最新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长7200万,年均增长0.53%。但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总人口为14.0005亿。2020年11月1日“七普”总人口14.1178亿,比2019年多出1173万人。如果上述2019年总人口数准确,那么2020年人口增长率就是突升了。显然,一年不会净增1100多万人。这意味着,此前各年人口数累计均低估或少报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连串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支付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农民工工资的快速提升,保姆、小时工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无疑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首次报告绝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事实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早在2012年就发生了,并持续至今,8年间共计减少4300万人。

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些程序性、标准化劳动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就目前看,在可见的将来,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被机器人取代。最好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人的个性化劳动。

当然,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新的需求,但这并不可唾手而得。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有弹性的选举制度,让3.758亿流动人口就地行使民主权利,对居住地政策有更多发言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诸如此类,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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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但是,值得注意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与此相关,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比2010年占比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堪忧。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否则,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路途会更为艰难。

对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是个标志性事件。首先,中国在人口负增长后,不需很久,将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担心40多年的“人口爆炸”,引信早已拆除,完全无需担忧。而此前中国生育政策制订部门对中国人口峰值将达“16亿”或“15亿”的预测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将负增长,并非新事。在人口学家看来,中国“负增长惯性”已累积多年,所谓“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论早已过时。早在2004年,中国一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已向中国高层上书,应尽快放开生育。但是,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真正“全面放开二胎”是在2016年。这比学界建议的时点已晚了12年。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转而鼓励生育。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若减少一半,中国岂不能更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显然是缺乏人口学常识所致。首先,美国富强显然并非靠减少人口规模。其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当一国生育率大幅降低后,意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根本改变,即使鼓励生育也没什么用。俄罗斯、日本、韩国、台湾均是前车之鉴。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已低于2.1,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18,而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近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而总人口一旦启动负增长,就不会回头。这时再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就太迟了,也很难奏效。

人口学家认为,中国40年多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普遍的城乡流动,女性受教育年龄的提高,都在抑制生育。也就是说,过去主管部门宣传的计生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其实是夸大的说法。有人口学者做过测算,如果“少生4亿人”真的存在并归因的话,严苛的生育控制至多让中国少生1亿人,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则是主要贡献者。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主管生育政策的部门总是倾向于高估中国的生育率?总是在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时,大幅高估中国人口峰值的规模?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中国人口统计、分析、预测不够科学,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众所周知,人口学界向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但高估人口峰值和生育率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官方支持和背书。或许,中国曾经过于庞大的计生官员队伍是阻力之一,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学家指出,此次普查后,以前多年的人口数据将面临调整。比如,最新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长7200万,年均增长0.53%。但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总人口为14.0005亿。2020年11月1日“七普”总人口14.1178亿,比2019年多出1173万人。如果上述2019年总人口数准确,那么2020年人口增长率就是突升了。显然,一年不会净增1100多万人。这意味着,此前各年人口数累计均低估或少报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连串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支付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农民工工资的快速提升,保姆、小时工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无疑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首次报告绝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事实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早在2012年就发生了,并持续至今,8年间共计减少4300万人。

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些程序性、标准化劳动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就目前看,在可见的将来,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被机器人取代。最好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人的个性化劳动。

当然,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新的需求,但这并不可唾手而得。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有弹性的选举制度,让3.758亿流动人口就地行使民主权利,对居住地政策有更多发言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诸如此类,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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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前景?

发布日期:2021-05-12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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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红晓

OR--商业新媒体

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但是,值得注意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与此相关,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比2010年占比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堪忧。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否则,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路途会更为艰难。

对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是个标志性事件。首先,中国在人口负增长后,不需很久,将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担心40多年的“人口爆炸”,引信早已拆除,完全无需担忧。而此前中国生育政策制订部门对中国人口峰值将达“16亿”或“15亿”的预测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将负增长,并非新事。在人口学家看来,中国“负增长惯性”已累积多年,所谓“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论早已过时。早在2004年,中国一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已向中国高层上书,应尽快放开生育。但是,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真正“全面放开二胎”是在2016年。这比学界建议的时点已晚了12年。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转而鼓励生育。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若减少一半,中国岂不能更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显然是缺乏人口学常识所致。首先,美国富强显然并非靠减少人口规模。其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当一国生育率大幅降低后,意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根本改变,即使鼓励生育也没什么用。俄罗斯、日本、韩国、台湾均是前车之鉴。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已低于2.1,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18,而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近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而总人口一旦启动负增长,就不会回头。这时再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就太迟了,也很难奏效。

人口学家认为,中国40年多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普遍的城乡流动,女性受教育年龄的提高,都在抑制生育。也就是说,过去主管部门宣传的计生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其实是夸大的说法。有人口学者做过测算,如果“少生4亿人”真的存在并归因的话,严苛的生育控制至多让中国少生1亿人,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则是主要贡献者。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主管生育政策的部门总是倾向于高估中国的生育率?总是在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时,大幅高估中国人口峰值的规模?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中国人口统计、分析、预测不够科学,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众所周知,人口学界向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但高估人口峰值和生育率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官方支持和背书。或许,中国曾经过于庞大的计生官员队伍是阻力之一,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学家指出,此次普查后,以前多年的人口数据将面临调整。比如,最新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长7200万,年均增长0.53%。但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总人口为14.0005亿。2020年11月1日“七普”总人口14.1178亿,比2019年多出1173万人。如果上述2019年总人口数准确,那么2020年人口增长率就是突升了。显然,一年不会净增1100多万人。这意味着,此前各年人口数累计均低估或少报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连串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支付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农民工工资的快速提升,保姆、小时工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无疑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首次报告绝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事实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早在2012年就发生了,并持续至今,8年间共计减少4300万人。

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些程序性、标准化劳动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就目前看,在可见的将来,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被机器人取代。最好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人的个性化劳动。

当然,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新的需求,但这并不可唾手而得。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有弹性的选举制度,让3.758亿流动人口就地行使民主权利,对居住地政策有更多发言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诸如此类,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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