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仅从空间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可能有人看到标题就会十分诧异:难道中国城乡还没有互为开放吗?不幸的是,早已全球化的中国,城乡之间还真的没实现真正完全的“互为开放”。尤其是城市居民要想到乡村落户工作和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尽管农民进城早已不成问题,但也仅仅是“形进实未入”。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今天中国城乡之间,从体制上来说还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这是造成城乡难以完全“互为开放”的根本所在。尽管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并提出中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至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笼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对中国农村新兴事物的创新发展所造成的掣肘越来越大。城乡融合越是发展,就越能感到它反制的矛盾越大。在这样的结构下,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只有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城市要想流向农村的就面临了各种政策门槛和红线。一个把中国最先进的城市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成功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的乡村,怎么能实现真正的振兴和全面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中国的乡村被“严格保护”在中国城市化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红利之外。一些顶层政策的设计者,常常过度担忧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民会被坑蒙拐骗,根本的利益受损。甚至在最近,还有人在鼓吹城乡二元体制的合理性,说“城乡二元制度是在保护弱势农民的生存权”,称其“仍然要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伞”。但他们却很少反思:为什么最早进行改革的中国农村,四十多年下来依旧是“最不平衡、最不充分”之地。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本系列只是从城乡空间关系和国家最佳土地安全观效益观上提出一些新论,只涉及破除二元结构和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那么,仅仅从空间的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又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呢?这里,我们不妨从对标国际惯例中,做些有益的探索。

“结对子”,日本群马县川场村乡村振兴的成功之道

在打破城乡之间空间上的壁垒,实现城乡互融的良性互动上,日本群马县川场村和东京涉谷区“结对子”的做法和经验,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更多启迪。

群马县以前在日本尤其是东京人心目里,是典型的落后山区,曾被嘲讽为“人类文明尚未涉足和未开化之地”。甚至还有一个“日本女性人口减少地图”调查报告宣称,至2040年,群马县20-39岁的年轻成年女性人口将骤减89.9%,将成为日本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但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日本称为人口“过疏地区”)之地,该县的川场村却从一个落后的山村,一跃成为在东京都鼎鼎有名、影响力较大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到“魅力故乡”。原因何在?

笔者到川场村实地调查后才发现,它成功之道,会让我们惊奇到掉下巴。因为他们采用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和乡村政府之间结对子的办法。这样的“老套路”,我们多年屡用不鲜,也曾是我们最擅长的方法。早在文革时,就有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的结对子;乡镇企业发展时,又有城市企业和农村公社大队的结队子;如今,又有精准扶贫的结对子。但后者除了“输血机制”,至今还很少看见能够通过结队和相互融合,使落后的乡村和发达城市共同双赢的案例。为什么日本川场村能够通过结队子,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上大获成功呢?

川场村当年制订村落建设和发展规划时,也是把发展“农业观光业”作为主攻方向。但他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发展“农业观光业”,离不开城乡更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而不能指望蜻蜓点水的乡村旅游。川场村选择和东京传统富人区的世田谷区结为“对子”,使日本最富有的都市区和最弱势的乡村,能够有相互帮扶、互利双赢的发展。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的合作模式,既不是那种“以城补乡”式的城市单纯对乡村发展的恩赐,也不是领导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关心及输血型的财力支持,而是真正把双方可互补的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融合,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在这种结合中都能享受到各自的利益。

川场村有着风景优美环境清心的山区旅游资源,从温泉浴到森林游,都是东京这样大都市市民极为向往的。川场村自1981年与东京都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后,两地的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主要服务于东京世田谷区市民的 “世田谷区民健康村”,并在健康村里开办了自然学校,内森林教室、农业教室和各种手工技能教室等。比如在森林学校,世田谷区的年轻夫妇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大山里参加两天一夜的亲子游。父母和子女不仅能在大山中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体验,而且还可以在森林学校里学到多种山区的技能和制作经验。此外,这里还有山村留学活动,有蓝莓树、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和宿营等活动。这样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班几乎每月都有,而且很多班都早已报名满额。

正是由于川场村和世田谷区从自然环境、农林业、教育到乡村文化、山区旅游观光等多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城乡紧密型互动融合,使东京世田谷区市民对川场村产生很深的感情和依恋,不少人已把川场村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有了这样的“亲戚关系”,不仅世田谷区政府通过政府网站定期组织区民到川场村观光游学、观光和购物,,而且川场村民也在周末到世田谷区的各个公园、超市以及各种活动中举办川场村物产展示销售会。不仅扩大和稳定了川场村品牌农产品的销售,而且还大大带动了乡村观光业的发展,据介绍,每年到此的游客总量已达到200万人。笔者到川场村考察时并非周末,但依旧人流不息,酒店的定价比东京都的还要高。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可谓是城乡融合一种最佳的境界。双方居民都在这种结队式的城乡融合中直接得到了实惠,从而产生相互需求和稳定合作的长期市场。这就比那种靠一时“输血”的结队帮扶要靠谱和可持续得多。在这种结队中,城乡两地的政府只是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而持续壮大稳定的发展,则是靠两地居民相互的市场需求。

前面已讲过,城乡“结对子”的做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就有由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扶贫行动,据称累计有近10.9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到去年中就已累计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置就业79.9万人。但这种基于“以商补农”的模式,大都不是“表忠心”式的拉郎配,就是硬塞的输血式扶贫。本该由政府去做的非市场的行为,却让企业以“输血”承担了扶持落后乡村的功能。不仅严重错位,难以持久,而且效果不佳。就是按照官方宣传的数据计算,“万企帮万村”虽然企业户均产业投入83.6万元,但平均每个企业也仅仅安置了7.3个就业岗位。这离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

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的,万企和万村之间,只有市场化的真正融合,转变传统的“以工补农”的城乡“结对子”的套路,从培育城乡双方融合的需求市场发力,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而不是在惯性的输血模式上无效的爬行。在这方面,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企业,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包干。为城乡双方各自市场需求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而不是做拉郎配的“强人”,才是政府的最佳角色。

“结对子“模式市场化转变还只是一个方面,对中国现行政策规制来说,如何为来自于城市的”结对子“项目(如市民健康村、和各种自然学校等)提供土地空间才是更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这些正是被现有的政策红线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对此“开小灶”网开一面,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先行先试”,制订和实施更多的乡村面向城市的空间开放的政策,规避既有的制度束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定能迎来崭新的局面。

城乡结对子的互助方式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是强政府和执行力顺畅的“中国特色”强项。乡村对城市的空间开放了,我们就可以“扬长补短”,借鉴和学习日本川场村和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城市的区、街道政府和乡村的镇、村对接互助。通过有机的结合,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各自需求,提高城乡之间的融合度。使城乡之间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和相互依恋的紧密融合。

从“天安门市场”到贝多芬广场,城市空间如何为农民开放

乡村的空间对城市开放还只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如何为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的交易提供方便的空间,现在已越来越成为问题。去年夏天西瓜上市时,笔者曾注意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城市开着西瓜“大篷车”到处躲的农民所买的西瓜价格,竟只有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农”字的城市空间稀缺,使市民和农民一样都付出了更高的农产品成本。城乡之间本来互为支撑的空间,随着城市越来越摩登和治理的僵硬,农民及农产品在城市的直销自营空间越来越稀缺了。

但笔者在欧美和日本等地时,却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城市空间中的“农民舞台”,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销声匿迹,反而为城市添光增彩。就以德国的城市来说,无论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著名广场,还是在最有名的景点旁边,或是市区人员流动最多的市民广场,都有农民在摆摊直接销售各自的农产品,而且这是在官方许可下固定成片的摆摊设点。如在波恩最著名的贝多芬广场,这个让当地人最引以为傲之地布满了卖各种鲜花和蔬菜瓜果的农民摊点;在斯图加特老城著名的席勒广场,城市周边的农民也是一早就来到这里摆摊售卖新鲜的蔬菜和鲜花;在弗莱堡最著名的教堂广场,这里农民的摊点更是人山人海,从蔬菜瓜果到各种德国小吃应有尽有。一开始笔者还以为这是每月几次的固定时间的集市,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农民摊点是每天都有的固定集市。这些立足于城市最中心和最热闹地方的农民集市,一方面为农民进入城市直销自己的农产品、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繁荣城市市场、降低市民购买农产品花费提供了方便。

德国城市中的这种农民集市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普遍,是一种传统。记得20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去硅谷时,在全球最著名的一些IT公司集聚的山景城等小城,每周也有这样的农民直销集市,而且还都有固定摊位。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无论是最现代化最富裕地区,还是名胜景点繁多的老城,都没有把农民集市摊点驱赶消失的现象。

其实,也就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农民露天集市在中国城市中还比比皆是。当年梁左和姜昆就有个轰动一时的相声段子,“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据说晚会播出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诸位大佬硬是为此“主动讨论”了20分钟。天安门广场能不能成农民露天集市,在当年也许就是博人一笑幽默的段子,但若比照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的国际惯例,笑谈中难道没有真问题?

随着向“高大上”看齐和偏面追求所谓的和整齐划一,以及地方政府的懒政庸政,中国大多数城市利民便农的城乡之间最天然的纽带——农民集市,基本上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室内的农贸市场。虽然还挂着“农”字,种菜的农民几乎不见,充斥的则是“职业商贩”。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最自然的纽带就这样被剪断,就连过去夏天的西瓜摊也销声匿迹。这样的一刀切。使本来在城市该有一席之地的农民直接销售农产品的城市舞台,基本上都被“扫地出城”。

与此同时,城市花了很大财力物力搞起来的市民广场,除了晚上大妈们跳广场舞,其他时间大多空空荡荡。而市民最需要提供的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服务,却因为市民广场过度强调“形象化、样板化”而空闲起来。这不禁就让人反思:我们的市民广场为什么不能恢复传统和对标国际惯例,重新开发成为农民和农产品直接在城市有展示的舞台?这不仅可造福于民,也是城市对乡村最起码的空间开放。城市完全可以在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尤其是节假日,让农民和农产品有直接在城市展示的舞台。

笔者所居住的南京市,过去就曾经在白马公园搞过大型农民和乡镇集体合作社参加的农副产品直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效果甚好。我们完全可以多方位把城市广场的服务功能、尤其是为农民服务的城乡融合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各大传统节日时在市民广场搞大型农民直销的的农副产品展销会,使农民和市民从中直接收益;又比如,根据不同农副产品的收获季节,做一些新鲜农产品的广场直销:水稻收割的季节,开辟新米上市专场;瓜果成熟收获的秋季,进行瓜果的直销展示;捕捞季开始后,定向进行海鲜和湖鲜产品销售的专场等。此外,还可以搞各地农副业土特产品和名优产品的销售活动。尤其是在丰收节时,进行大型的农产品展示等。平时,也可进行固定的农民直销的“新型集市”活动。不仅市民和村民通过城市的新型集市可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城市的空间也更丰富多彩,更有烟火味。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东京银座的企业家和店主们在2006年搞了一个“银座蜜蜂项目”,将银座大厦楼顶绿化后饲养蜜蜂并商品化。目前,银座已成为一个年产超过1吨的蜂蜜产地,并带来“出乎意料”的生态效应”。银座能做到的对农开放,我们的城市广场就不能做的更好?

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完全不充分的开放,甚至长期以来在政策规制上限制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单向人口流动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发展大潮下,城乡之间的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众多大中城市人口的过度拥挤,都市病爆发;另一方面,大多数乡村的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边缘化泛滥。要实现均衡和一体化宏伟目标下的城乡真正融合,至少在空间上城乡之间要完全开放,为各自创新的承载方式提高充分的空间,尤其是要强化在乡村区域内人口承载方式的创新。这也是笔者写作“中国大城、小市、乡村”一大目的。

要彻底解决中国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仅仅靠在各种的空间发展上优化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根本性的顶层政策的创新。但在现有的规制下,从空间优化出发,先行先试网开一面,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快速有效的方法。中国的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还有太多结构性、系统性的矛盾要化解,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与突破。而相互之间的空间真正充分开放,可以为此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分享到:

中国城乡空间要互为开放,“结对”缔造双赢

发布日期:2021-04-21 08:30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仅从空间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可能有人看到标题就会十分诧异:难道中国城乡还没有互为开放吗?不幸的是,早已全球化的中国,城乡之间还真的没实现真正完全的“互为开放”。尤其是城市居民要想到乡村落户工作和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尽管农民进城早已不成问题,但也仅仅是“形进实未入”。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今天中国城乡之间,从体制上来说还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这是造成城乡难以完全“互为开放”的根本所在。尽管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并提出中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至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笼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对中国农村新兴事物的创新发展所造成的掣肘越来越大。城乡融合越是发展,就越能感到它反制的矛盾越大。在这样的结构下,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只有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城市要想流向农村的就面临了各种政策门槛和红线。一个把中国最先进的城市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成功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的乡村,怎么能实现真正的振兴和全面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中国的乡村被“严格保护”在中国城市化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红利之外。一些顶层政策的设计者,常常过度担忧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民会被坑蒙拐骗,根本的利益受损。甚至在最近,还有人在鼓吹城乡二元体制的合理性,说“城乡二元制度是在保护弱势农民的生存权”,称其“仍然要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伞”。但他们却很少反思:为什么最早进行改革的中国农村,四十多年下来依旧是“最不平衡、最不充分”之地。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本系列只是从城乡空间关系和国家最佳土地安全观效益观上提出一些新论,只涉及破除二元结构和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那么,仅仅从空间的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又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呢?这里,我们不妨从对标国际惯例中,做些有益的探索。

“结对子”,日本群马县川场村乡村振兴的成功之道

在打破城乡之间空间上的壁垒,实现城乡互融的良性互动上,日本群马县川场村和东京涉谷区“结对子”的做法和经验,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更多启迪。

群马县以前在日本尤其是东京人心目里,是典型的落后山区,曾被嘲讽为“人类文明尚未涉足和未开化之地”。甚至还有一个“日本女性人口减少地图”调查报告宣称,至2040年,群马县20-39岁的年轻成年女性人口将骤减89.9%,将成为日本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但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日本称为人口“过疏地区”)之地,该县的川场村却从一个落后的山村,一跃成为在东京都鼎鼎有名、影响力较大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到“魅力故乡”。原因何在?

笔者到川场村实地调查后才发现,它成功之道,会让我们惊奇到掉下巴。因为他们采用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和乡村政府之间结对子的办法。这样的“老套路”,我们多年屡用不鲜,也曾是我们最擅长的方法。早在文革时,就有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的结对子;乡镇企业发展时,又有城市企业和农村公社大队的结队子;如今,又有精准扶贫的结对子。但后者除了“输血机制”,至今还很少看见能够通过结队和相互融合,使落后的乡村和发达城市共同双赢的案例。为什么日本川场村能够通过结队子,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上大获成功呢?

川场村当年制订村落建设和发展规划时,也是把发展“农业观光业”作为主攻方向。但他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发展“农业观光业”,离不开城乡更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而不能指望蜻蜓点水的乡村旅游。川场村选择和东京传统富人区的世田谷区结为“对子”,使日本最富有的都市区和最弱势的乡村,能够有相互帮扶、互利双赢的发展。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的合作模式,既不是那种“以城补乡”式的城市单纯对乡村发展的恩赐,也不是领导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关心及输血型的财力支持,而是真正把双方可互补的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融合,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在这种结合中都能享受到各自的利益。

川场村有着风景优美环境清心的山区旅游资源,从温泉浴到森林游,都是东京这样大都市市民极为向往的。川场村自1981年与东京都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后,两地的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主要服务于东京世田谷区市民的 “世田谷区民健康村”,并在健康村里开办了自然学校,内森林教室、农业教室和各种手工技能教室等。比如在森林学校,世田谷区的年轻夫妇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大山里参加两天一夜的亲子游。父母和子女不仅能在大山中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体验,而且还可以在森林学校里学到多种山区的技能和制作经验。此外,这里还有山村留学活动,有蓝莓树、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和宿营等活动。这样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班几乎每月都有,而且很多班都早已报名满额。

正是由于川场村和世田谷区从自然环境、农林业、教育到乡村文化、山区旅游观光等多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城乡紧密型互动融合,使东京世田谷区市民对川场村产生很深的感情和依恋,不少人已把川场村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有了这样的“亲戚关系”,不仅世田谷区政府通过政府网站定期组织区民到川场村观光游学、观光和购物,,而且川场村民也在周末到世田谷区的各个公园、超市以及各种活动中举办川场村物产展示销售会。不仅扩大和稳定了川场村品牌农产品的销售,而且还大大带动了乡村观光业的发展,据介绍,每年到此的游客总量已达到200万人。笔者到川场村考察时并非周末,但依旧人流不息,酒店的定价比东京都的还要高。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可谓是城乡融合一种最佳的境界。双方居民都在这种结队式的城乡融合中直接得到了实惠,从而产生相互需求和稳定合作的长期市场。这就比那种靠一时“输血”的结队帮扶要靠谱和可持续得多。在这种结队中,城乡两地的政府只是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而持续壮大稳定的发展,则是靠两地居民相互的市场需求。

前面已讲过,城乡“结对子”的做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就有由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扶贫行动,据称累计有近10.9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到去年中就已累计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置就业79.9万人。但这种基于“以商补农”的模式,大都不是“表忠心”式的拉郎配,就是硬塞的输血式扶贫。本该由政府去做的非市场的行为,却让企业以“输血”承担了扶持落后乡村的功能。不仅严重错位,难以持久,而且效果不佳。就是按照官方宣传的数据计算,“万企帮万村”虽然企业户均产业投入83.6万元,但平均每个企业也仅仅安置了7.3个就业岗位。这离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

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的,万企和万村之间,只有市场化的真正融合,转变传统的“以工补农”的城乡“结对子”的套路,从培育城乡双方融合的需求市场发力,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而不是在惯性的输血模式上无效的爬行。在这方面,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企业,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包干。为城乡双方各自市场需求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而不是做拉郎配的“强人”,才是政府的最佳角色。

“结对子“模式市场化转变还只是一个方面,对中国现行政策规制来说,如何为来自于城市的”结对子“项目(如市民健康村、和各种自然学校等)提供土地空间才是更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这些正是被现有的政策红线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对此“开小灶”网开一面,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先行先试”,制订和实施更多的乡村面向城市的空间开放的政策,规避既有的制度束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定能迎来崭新的局面。

城乡结对子的互助方式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是强政府和执行力顺畅的“中国特色”强项。乡村对城市的空间开放了,我们就可以“扬长补短”,借鉴和学习日本川场村和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城市的区、街道政府和乡村的镇、村对接互助。通过有机的结合,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各自需求,提高城乡之间的融合度。使城乡之间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和相互依恋的紧密融合。

从“天安门市场”到贝多芬广场,城市空间如何为农民开放

乡村的空间对城市开放还只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如何为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的交易提供方便的空间,现在已越来越成为问题。去年夏天西瓜上市时,笔者曾注意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城市开着西瓜“大篷车”到处躲的农民所买的西瓜价格,竟只有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农”字的城市空间稀缺,使市民和农民一样都付出了更高的农产品成本。城乡之间本来互为支撑的空间,随着城市越来越摩登和治理的僵硬,农民及农产品在城市的直销自营空间越来越稀缺了。

但笔者在欧美和日本等地时,却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城市空间中的“农民舞台”,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销声匿迹,反而为城市添光增彩。就以德国的城市来说,无论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著名广场,还是在最有名的景点旁边,或是市区人员流动最多的市民广场,都有农民在摆摊直接销售各自的农产品,而且这是在官方许可下固定成片的摆摊设点。如在波恩最著名的贝多芬广场,这个让当地人最引以为傲之地布满了卖各种鲜花和蔬菜瓜果的农民摊点;在斯图加特老城著名的席勒广场,城市周边的农民也是一早就来到这里摆摊售卖新鲜的蔬菜和鲜花;在弗莱堡最著名的教堂广场,这里农民的摊点更是人山人海,从蔬菜瓜果到各种德国小吃应有尽有。一开始笔者还以为这是每月几次的固定时间的集市,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农民摊点是每天都有的固定集市。这些立足于城市最中心和最热闹地方的农民集市,一方面为农民进入城市直销自己的农产品、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繁荣城市市场、降低市民购买农产品花费提供了方便。

德国城市中的这种农民集市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普遍,是一种传统。记得20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去硅谷时,在全球最著名的一些IT公司集聚的山景城等小城,每周也有这样的农民直销集市,而且还都有固定摊位。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无论是最现代化最富裕地区,还是名胜景点繁多的老城,都没有把农民集市摊点驱赶消失的现象。

其实,也就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农民露天集市在中国城市中还比比皆是。当年梁左和姜昆就有个轰动一时的相声段子,“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据说晚会播出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诸位大佬硬是为此“主动讨论”了20分钟。天安门广场能不能成农民露天集市,在当年也许就是博人一笑幽默的段子,但若比照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的国际惯例,笑谈中难道没有真问题?

随着向“高大上”看齐和偏面追求所谓的和整齐划一,以及地方政府的懒政庸政,中国大多数城市利民便农的城乡之间最天然的纽带——农民集市,基本上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室内的农贸市场。虽然还挂着“农”字,种菜的农民几乎不见,充斥的则是“职业商贩”。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最自然的纽带就这样被剪断,就连过去夏天的西瓜摊也销声匿迹。这样的一刀切。使本来在城市该有一席之地的农民直接销售农产品的城市舞台,基本上都被“扫地出城”。

与此同时,城市花了很大财力物力搞起来的市民广场,除了晚上大妈们跳广场舞,其他时间大多空空荡荡。而市民最需要提供的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服务,却因为市民广场过度强调“形象化、样板化”而空闲起来。这不禁就让人反思:我们的市民广场为什么不能恢复传统和对标国际惯例,重新开发成为农民和农产品直接在城市有展示的舞台?这不仅可造福于民,也是城市对乡村最起码的空间开放。城市完全可以在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尤其是节假日,让农民和农产品有直接在城市展示的舞台。

笔者所居住的南京市,过去就曾经在白马公园搞过大型农民和乡镇集体合作社参加的农副产品直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效果甚好。我们完全可以多方位把城市广场的服务功能、尤其是为农民服务的城乡融合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各大传统节日时在市民广场搞大型农民直销的的农副产品展销会,使农民和市民从中直接收益;又比如,根据不同农副产品的收获季节,做一些新鲜农产品的广场直销:水稻收割的季节,开辟新米上市专场;瓜果成熟收获的秋季,进行瓜果的直销展示;捕捞季开始后,定向进行海鲜和湖鲜产品销售的专场等。此外,还可以搞各地农副业土特产品和名优产品的销售活动。尤其是在丰收节时,进行大型的农产品展示等。平时,也可进行固定的农民直销的“新型集市”活动。不仅市民和村民通过城市的新型集市可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城市的空间也更丰富多彩,更有烟火味。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东京银座的企业家和店主们在2006年搞了一个“银座蜜蜂项目”,将银座大厦楼顶绿化后饲养蜜蜂并商品化。目前,银座已成为一个年产超过1吨的蜂蜜产地,并带来“出乎意料”的生态效应”。银座能做到的对农开放,我们的城市广场就不能做的更好?

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完全不充分的开放,甚至长期以来在政策规制上限制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单向人口流动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发展大潮下,城乡之间的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众多大中城市人口的过度拥挤,都市病爆发;另一方面,大多数乡村的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边缘化泛滥。要实现均衡和一体化宏伟目标下的城乡真正融合,至少在空间上城乡之间要完全开放,为各自创新的承载方式提高充分的空间,尤其是要强化在乡村区域内人口承载方式的创新。这也是笔者写作“中国大城、小市、乡村”一大目的。

要彻底解决中国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仅仅靠在各种的空间发展上优化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根本性的顶层政策的创新。但在现有的规制下,从空间优化出发,先行先试网开一面,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快速有效的方法。中国的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还有太多结构性、系统性的矛盾要化解,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与突破。而相互之间的空间真正充分开放,可以为此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仅从空间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可能有人看到标题就会十分诧异:难道中国城乡还没有互为开放吗?不幸的是,早已全球化的中国,城乡之间还真的没实现真正完全的“互为开放”。尤其是城市居民要想到乡村落户工作和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尽管农民进城早已不成问题,但也仅仅是“形进实未入”。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今天中国城乡之间,从体制上来说还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这是造成城乡难以完全“互为开放”的根本所在。尽管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并提出中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至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笼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对中国农村新兴事物的创新发展所造成的掣肘越来越大。城乡融合越是发展,就越能感到它反制的矛盾越大。在这样的结构下,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只有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城市要想流向农村的就面临了各种政策门槛和红线。一个把中国最先进的城市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成功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的乡村,怎么能实现真正的振兴和全面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中国的乡村被“严格保护”在中国城市化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红利之外。一些顶层政策的设计者,常常过度担忧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民会被坑蒙拐骗,根本的利益受损。甚至在最近,还有人在鼓吹城乡二元体制的合理性,说“城乡二元制度是在保护弱势农民的生存权”,称其“仍然要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伞”。但他们却很少反思:为什么最早进行改革的中国农村,四十多年下来依旧是“最不平衡、最不充分”之地。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本系列只是从城乡空间关系和国家最佳土地安全观效益观上提出一些新论,只涉及破除二元结构和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那么,仅仅从空间的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又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呢?这里,我们不妨从对标国际惯例中,做些有益的探索。

“结对子”,日本群马县川场村乡村振兴的成功之道

在打破城乡之间空间上的壁垒,实现城乡互融的良性互动上,日本群马县川场村和东京涉谷区“结对子”的做法和经验,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更多启迪。

群马县以前在日本尤其是东京人心目里,是典型的落后山区,曾被嘲讽为“人类文明尚未涉足和未开化之地”。甚至还有一个“日本女性人口减少地图”调查报告宣称,至2040年,群马县20-39岁的年轻成年女性人口将骤减89.9%,将成为日本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但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日本称为人口“过疏地区”)之地,该县的川场村却从一个落后的山村,一跃成为在东京都鼎鼎有名、影响力较大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到“魅力故乡”。原因何在?

笔者到川场村实地调查后才发现,它成功之道,会让我们惊奇到掉下巴。因为他们采用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和乡村政府之间结对子的办法。这样的“老套路”,我们多年屡用不鲜,也曾是我们最擅长的方法。早在文革时,就有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的结对子;乡镇企业发展时,又有城市企业和农村公社大队的结队子;如今,又有精准扶贫的结对子。但后者除了“输血机制”,至今还很少看见能够通过结队和相互融合,使落后的乡村和发达城市共同双赢的案例。为什么日本川场村能够通过结队子,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上大获成功呢?

川场村当年制订村落建设和发展规划时,也是把发展“农业观光业”作为主攻方向。但他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发展“农业观光业”,离不开城乡更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而不能指望蜻蜓点水的乡村旅游。川场村选择和东京传统富人区的世田谷区结为“对子”,使日本最富有的都市区和最弱势的乡村,能够有相互帮扶、互利双赢的发展。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的合作模式,既不是那种“以城补乡”式的城市单纯对乡村发展的恩赐,也不是领导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关心及输血型的财力支持,而是真正把双方可互补的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融合,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在这种结合中都能享受到各自的利益。

川场村有着风景优美环境清心的山区旅游资源,从温泉浴到森林游,都是东京这样大都市市民极为向往的。川场村自1981年与东京都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后,两地的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主要服务于东京世田谷区市民的 “世田谷区民健康村”,并在健康村里开办了自然学校,内森林教室、农业教室和各种手工技能教室等。比如在森林学校,世田谷区的年轻夫妇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大山里参加两天一夜的亲子游。父母和子女不仅能在大山中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体验,而且还可以在森林学校里学到多种山区的技能和制作经验。此外,这里还有山村留学活动,有蓝莓树、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和宿营等活动。这样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班几乎每月都有,而且很多班都早已报名满额。

正是由于川场村和世田谷区从自然环境、农林业、教育到乡村文化、山区旅游观光等多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城乡紧密型互动融合,使东京世田谷区市民对川场村产生很深的感情和依恋,不少人已把川场村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有了这样的“亲戚关系”,不仅世田谷区政府通过政府网站定期组织区民到川场村观光游学、观光和购物,,而且川场村民也在周末到世田谷区的各个公园、超市以及各种活动中举办川场村物产展示销售会。不仅扩大和稳定了川场村品牌农产品的销售,而且还大大带动了乡村观光业的发展,据介绍,每年到此的游客总量已达到200万人。笔者到川场村考察时并非周末,但依旧人流不息,酒店的定价比东京都的还要高。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可谓是城乡融合一种最佳的境界。双方居民都在这种结队式的城乡融合中直接得到了实惠,从而产生相互需求和稳定合作的长期市场。这就比那种靠一时“输血”的结队帮扶要靠谱和可持续得多。在这种结队中,城乡两地的政府只是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而持续壮大稳定的发展,则是靠两地居民相互的市场需求。

前面已讲过,城乡“结对子”的做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就有由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扶贫行动,据称累计有近10.9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到去年中就已累计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置就业79.9万人。但这种基于“以商补农”的模式,大都不是“表忠心”式的拉郎配,就是硬塞的输血式扶贫。本该由政府去做的非市场的行为,却让企业以“输血”承担了扶持落后乡村的功能。不仅严重错位,难以持久,而且效果不佳。就是按照官方宣传的数据计算,“万企帮万村”虽然企业户均产业投入83.6万元,但平均每个企业也仅仅安置了7.3个就业岗位。这离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

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的,万企和万村之间,只有市场化的真正融合,转变传统的“以工补农”的城乡“结对子”的套路,从培育城乡双方融合的需求市场发力,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而不是在惯性的输血模式上无效的爬行。在这方面,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企业,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包干。为城乡双方各自市场需求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而不是做拉郎配的“强人”,才是政府的最佳角色。

“结对子“模式市场化转变还只是一个方面,对中国现行政策规制来说,如何为来自于城市的”结对子“项目(如市民健康村、和各种自然学校等)提供土地空间才是更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这些正是被现有的政策红线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对此“开小灶”网开一面,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先行先试”,制订和实施更多的乡村面向城市的空间开放的政策,规避既有的制度束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定能迎来崭新的局面。

城乡结对子的互助方式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是强政府和执行力顺畅的“中国特色”强项。乡村对城市的空间开放了,我们就可以“扬长补短”,借鉴和学习日本川场村和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城市的区、街道政府和乡村的镇、村对接互助。通过有机的结合,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各自需求,提高城乡之间的融合度。使城乡之间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和相互依恋的紧密融合。

从“天安门市场”到贝多芬广场,城市空间如何为农民开放

乡村的空间对城市开放还只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如何为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的交易提供方便的空间,现在已越来越成为问题。去年夏天西瓜上市时,笔者曾注意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城市开着西瓜“大篷车”到处躲的农民所买的西瓜价格,竟只有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农”字的城市空间稀缺,使市民和农民一样都付出了更高的农产品成本。城乡之间本来互为支撑的空间,随着城市越来越摩登和治理的僵硬,农民及农产品在城市的直销自营空间越来越稀缺了。

但笔者在欧美和日本等地时,却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城市空间中的“农民舞台”,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销声匿迹,反而为城市添光增彩。就以德国的城市来说,无论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著名广场,还是在最有名的景点旁边,或是市区人员流动最多的市民广场,都有农民在摆摊直接销售各自的农产品,而且这是在官方许可下固定成片的摆摊设点。如在波恩最著名的贝多芬广场,这个让当地人最引以为傲之地布满了卖各种鲜花和蔬菜瓜果的农民摊点;在斯图加特老城著名的席勒广场,城市周边的农民也是一早就来到这里摆摊售卖新鲜的蔬菜和鲜花;在弗莱堡最著名的教堂广场,这里农民的摊点更是人山人海,从蔬菜瓜果到各种德国小吃应有尽有。一开始笔者还以为这是每月几次的固定时间的集市,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农民摊点是每天都有的固定集市。这些立足于城市最中心和最热闹地方的农民集市,一方面为农民进入城市直销自己的农产品、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繁荣城市市场、降低市民购买农产品花费提供了方便。

德国城市中的这种农民集市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普遍,是一种传统。记得20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去硅谷时,在全球最著名的一些IT公司集聚的山景城等小城,每周也有这样的农民直销集市,而且还都有固定摊位。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无论是最现代化最富裕地区,还是名胜景点繁多的老城,都没有把农民集市摊点驱赶消失的现象。

其实,也就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农民露天集市在中国城市中还比比皆是。当年梁左和姜昆就有个轰动一时的相声段子,“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据说晚会播出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诸位大佬硬是为此“主动讨论”了20分钟。天安门广场能不能成农民露天集市,在当年也许就是博人一笑幽默的段子,但若比照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的国际惯例,笑谈中难道没有真问题?

随着向“高大上”看齐和偏面追求所谓的和整齐划一,以及地方政府的懒政庸政,中国大多数城市利民便农的城乡之间最天然的纽带——农民集市,基本上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室内的农贸市场。虽然还挂着“农”字,种菜的农民几乎不见,充斥的则是“职业商贩”。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最自然的纽带就这样被剪断,就连过去夏天的西瓜摊也销声匿迹。这样的一刀切。使本来在城市该有一席之地的农民直接销售农产品的城市舞台,基本上都被“扫地出城”。

与此同时,城市花了很大财力物力搞起来的市民广场,除了晚上大妈们跳广场舞,其他时间大多空空荡荡。而市民最需要提供的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服务,却因为市民广场过度强调“形象化、样板化”而空闲起来。这不禁就让人反思:我们的市民广场为什么不能恢复传统和对标国际惯例,重新开发成为农民和农产品直接在城市有展示的舞台?这不仅可造福于民,也是城市对乡村最起码的空间开放。城市完全可以在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尤其是节假日,让农民和农产品有直接在城市展示的舞台。

笔者所居住的南京市,过去就曾经在白马公园搞过大型农民和乡镇集体合作社参加的农副产品直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效果甚好。我们完全可以多方位把城市广场的服务功能、尤其是为农民服务的城乡融合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各大传统节日时在市民广场搞大型农民直销的的农副产品展销会,使农民和市民从中直接收益;又比如,根据不同农副产品的收获季节,做一些新鲜农产品的广场直销:水稻收割的季节,开辟新米上市专场;瓜果成熟收获的秋季,进行瓜果的直销展示;捕捞季开始后,定向进行海鲜和湖鲜产品销售的专场等。此外,还可以搞各地农副业土特产品和名优产品的销售活动。尤其是在丰收节时,进行大型的农产品展示等。平时,也可进行固定的农民直销的“新型集市”活动。不仅市民和村民通过城市的新型集市可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城市的空间也更丰富多彩,更有烟火味。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东京银座的企业家和店主们在2006年搞了一个“银座蜜蜂项目”,将银座大厦楼顶绿化后饲养蜜蜂并商品化。目前,银座已成为一个年产超过1吨的蜂蜜产地,并带来“出乎意料”的生态效应”。银座能做到的对农开放,我们的城市广场就不能做的更好?

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完全不充分的开放,甚至长期以来在政策规制上限制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单向人口流动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发展大潮下,城乡之间的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众多大中城市人口的过度拥挤,都市病爆发;另一方面,大多数乡村的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边缘化泛滥。要实现均衡和一体化宏伟目标下的城乡真正融合,至少在空间上城乡之间要完全开放,为各自创新的承载方式提高充分的空间,尤其是要强化在乡村区域内人口承载方式的创新。这也是笔者写作“中国大城、小市、乡村”一大目的。

要彻底解决中国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仅仅靠在各种的空间发展上优化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根本性的顶层政策的创新。但在现有的规制下,从空间优化出发,先行先试网开一面,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快速有效的方法。中国的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还有太多结构性、系统性的矛盾要化解,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与突破。而相互之间的空间真正充分开放,可以为此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OR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
最新资讯
OR
+
广告
OR
MORE +

2021.7.9-3logo
关闭
特别推荐
OR
+
最新资讯
MORE +

中国城乡空间要互为开放,“结对”缔造双赢

发布日期:2021-04-21 08:30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仅从空间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



| 沈晓杰

OR--商业新媒体

可能有人看到标题就会十分诧异:难道中国城乡还没有互为开放吗?不幸的是,早已全球化的中国,城乡之间还真的没实现真正完全的“互为开放”。尤其是城市居民要想到乡村落户工作和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尽管农民进城早已不成问题,但也仅仅是“形进实未入”。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今天中国城乡之间,从体制上来说还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这是造成城乡难以完全“互为开放”的根本所在。尽管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并提出中国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至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笼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对中国农村新兴事物的创新发展所造成的掣肘越来越大。城乡融合越是发展,就越能感到它反制的矛盾越大。在这样的结构下,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只有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城市要想流向农村的就面临了各种政策门槛和红线。一个把中国最先进的城市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成功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的乡村,怎么能实现真正的振兴和全面的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中国的乡村被“严格保护”在中国城市化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红利之外。一些顶层政策的设计者,常常过度担忧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民会被坑蒙拐骗,根本的利益受损。甚至在最近,还有人在鼓吹城乡二元体制的合理性,说“城乡二元制度是在保护弱势农民的生存权”,称其“仍然要充当农民利益的保护伞”。但他们却很少反思:为什么最早进行改革的中国农村,四十多年下来依旧是“最不平衡、最不充分”之地。

破除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宏大的工程。本系列只是从城乡空间关系和国家最佳土地安全观效益观上提出一些新论,只涉及破除二元结构和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那么,仅仅从空间的关系上,中国的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又有哪些举措可以“先行先试“呢?这里,我们不妨从对标国际惯例中,做些有益的探索。

“结对子”,日本群马县川场村乡村振兴的成功之道

在打破城乡之间空间上的壁垒,实现城乡互融的良性互动上,日本群马县川场村和东京涉谷区“结对子”的做法和经验,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更多启迪。

群马县以前在日本尤其是东京人心目里,是典型的落后山区,曾被嘲讽为“人类文明尚未涉足和未开化之地”。甚至还有一个“日本女性人口减少地图”调查报告宣称,至2040年,群马县20-39岁的年轻成年女性人口将骤减89.9%,将成为日本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但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日本称为人口“过疏地区”)之地,该县的川场村却从一个落后的山村,一跃成为在东京都鼎鼎有名、影响力较大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到“魅力故乡”。原因何在?

笔者到川场村实地调查后才发现,它成功之道,会让我们惊奇到掉下巴。因为他们采用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和乡村政府之间结对子的办法。这样的“老套路”,我们多年屡用不鲜,也曾是我们最擅长的方法。早在文革时,就有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的结对子;乡镇企业发展时,又有城市企业和农村公社大队的结队子;如今,又有精准扶贫的结对子。但后者除了“输血机制”,至今还很少看见能够通过结队和相互融合,使落后的乡村和发达城市共同双赢的案例。为什么日本川场村能够通过结队子,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上大获成功呢?

川场村当年制订村落建设和发展规划时,也是把发展“农业观光业”作为主攻方向。但他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发展“农业观光业”,离不开城乡更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而不能指望蜻蜓点水的乡村旅游。川场村选择和东京传统富人区的世田谷区结为“对子”,使日本最富有的都市区和最弱势的乡村,能够有相互帮扶、互利双赢的发展。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的合作模式,既不是那种“以城补乡”式的城市单纯对乡村发展的恩赐,也不是领导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关心及输血型的财力支持,而是真正把双方可互补的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融合,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在这种结合中都能享受到各自的利益。

川场村有着风景优美环境清心的山区旅游资源,从温泉浴到森林游,都是东京这样大都市市民极为向往的。川场村自1981年与东京都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后,两地的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主要服务于东京世田谷区市民的 “世田谷区民健康村”,并在健康村里开办了自然学校,内森林教室、农业教室和各种手工技能教室等。比如在森林学校,世田谷区的年轻夫妇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大山里参加两天一夜的亲子游。父母和子女不仅能在大山中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体验,而且还可以在森林学校里学到多种山区的技能和制作经验。此外,这里还有山村留学活动,有蓝莓树、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和宿营等活动。这样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班几乎每月都有,而且很多班都早已报名满额。

正是由于川场村和世田谷区从自然环境、农林业、教育到乡村文化、山区旅游观光等多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城乡紧密型互动融合,使东京世田谷区市民对川场村产生很深的感情和依恋,不少人已把川场村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有了这样的“亲戚关系”,不仅世田谷区政府通过政府网站定期组织区民到川场村观光游学、观光和购物,,而且川场村民也在周末到世田谷区的各个公园、超市以及各种活动中举办川场村物产展示销售会。不仅扩大和稳定了川场村品牌农产品的销售,而且还大大带动了乡村观光业的发展,据介绍,每年到此的游客总量已达到200万人。笔者到川场村考察时并非周末,但依旧人流不息,酒店的定价比东京都的还要高。

川场村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可谓是城乡融合一种最佳的境界。双方居民都在这种结队式的城乡融合中直接得到了实惠,从而产生相互需求和稳定合作的长期市场。这就比那种靠一时“输血”的结队帮扶要靠谱和可持续得多。在这种结队中,城乡两地的政府只是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而持续壮大稳定的发展,则是靠两地居民相互的市场需求。

前面已讲过,城乡“结对子”的做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就有由全国工商联等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扶贫行动,据称累计有近10.9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到去年中就已累计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置就业79.9万人。但这种基于“以商补农”的模式,大都不是“表忠心”式的拉郎配,就是硬塞的输血式扶贫。本该由政府去做的非市场的行为,却让企业以“输血”承担了扶持落后乡村的功能。不仅严重错位,难以持久,而且效果不佳。就是按照官方宣传的数据计算,“万企帮万村”虽然企业户均产业投入83.6万元,但平均每个企业也仅仅安置了7.3个就业岗位。这离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

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的,万企和万村之间,只有市场化的真正融合,转变传统的“以工补农”的城乡“结对子”的套路,从培育城乡双方融合的需求市场发力,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而不是在惯性的输血模式上无效的爬行。在这方面,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企业,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包干。为城乡双方各自市场需求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而不是做拉郎配的“强人”,才是政府的最佳角色。

“结对子“模式市场化转变还只是一个方面,对中国现行政策规制来说,如何为来自于城市的”结对子“项目(如市民健康村、和各种自然学校等)提供土地空间才是更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这些正是被现有的政策红线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对此“开小灶”网开一面,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先行先试”,制订和实施更多的乡村面向城市的空间开放的政策,规避既有的制度束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定能迎来崭新的局面。

城乡结对子的互助方式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是强政府和执行力顺畅的“中国特色”强项。乡村对城市的空间开放了,我们就可以“扬长补短”,借鉴和学习日本川场村和和世田谷区这样的“姊妹结队”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城市的区、街道政府和乡村的镇、村对接互助。通过有机的结合,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各自需求,提高城乡之间的融合度。使城乡之间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和相互依恋的紧密融合。

从“天安门市场”到贝多芬广场,城市空间如何为农民开放

乡村的空间对城市开放还只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方面,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如何为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的交易提供方便的空间,现在已越来越成为问题。去年夏天西瓜上市时,笔者曾注意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城市开着西瓜“大篷车”到处躲的农民所买的西瓜价格,竟只有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农”字的城市空间稀缺,使市民和农民一样都付出了更高的农产品成本。城乡之间本来互为支撑的空间,随着城市越来越摩登和治理的僵硬,农民及农产品在城市的直销自营空间越来越稀缺了。

但笔者在欧美和日本等地时,却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城市空间中的“农民舞台”,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销声匿迹,反而为城市添光增彩。就以德国的城市来说,无论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著名广场,还是在最有名的景点旁边,或是市区人员流动最多的市民广场,都有农民在摆摊直接销售各自的农产品,而且这是在官方许可下固定成片的摆摊设点。如在波恩最著名的贝多芬广场,这个让当地人最引以为傲之地布满了卖各种鲜花和蔬菜瓜果的农民摊点;在斯图加特老城著名的席勒广场,城市周边的农民也是一早就来到这里摆摊售卖新鲜的蔬菜和鲜花;在弗莱堡最著名的教堂广场,这里农民的摊点更是人山人海,从蔬菜瓜果到各种德国小吃应有尽有。一开始笔者还以为这是每月几次的固定时间的集市,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农民摊点是每天都有的固定集市。这些立足于城市最中心和最热闹地方的农民集市,一方面为农民进入城市直销自己的农产品、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繁荣城市市场、降低市民购买农产品花费提供了方便。

德国城市中的这种农民集市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普遍,是一种传统。记得20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去硅谷时,在全球最著名的一些IT公司集聚的山景城等小城,每周也有这样的农民直销集市,而且还都有固定摊位。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无论是最现代化最富裕地区,还是名胜景点繁多的老城,都没有把农民集市摊点驱赶消失的现象。

其实,也就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农民露天集市在中国城市中还比比皆是。当年梁左和姜昆就有个轰动一时的相声段子,“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据说晚会播出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诸位大佬硬是为此“主动讨论”了20分钟。天安门广场能不能成农民露天集市,在当年也许就是博人一笑幽默的段子,但若比照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的国际惯例,笑谈中难道没有真问题?

随着向“高大上”看齐和偏面追求所谓的和整齐划一,以及地方政府的懒政庸政,中国大多数城市利民便农的城乡之间最天然的纽带——农民集市,基本上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室内的农贸市场。虽然还挂着“农”字,种菜的农民几乎不见,充斥的则是“职业商贩”。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最自然的纽带就这样被剪断,就连过去夏天的西瓜摊也销声匿迹。这样的一刀切。使本来在城市该有一席之地的农民直接销售农产品的城市舞台,基本上都被“扫地出城”。

与此同时,城市花了很大财力物力搞起来的市民广场,除了晚上大妈们跳广场舞,其他时间大多空空荡荡。而市民最需要提供的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服务,却因为市民广场过度强调“形象化、样板化”而空闲起来。这不禁就让人反思:我们的市民广场为什么不能恢复传统和对标国际惯例,重新开发成为农民和农产品直接在城市有展示的舞台?这不仅可造福于民,也是城市对乡村最起码的空间开放。城市完全可以在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尤其是节假日,让农民和农产品有直接在城市展示的舞台。

笔者所居住的南京市,过去就曾经在白马公园搞过大型农民和乡镇集体合作社参加的农副产品直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效果甚好。我们完全可以多方位把城市广场的服务功能、尤其是为农民服务的城乡融合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各大传统节日时在市民广场搞大型农民直销的的农副产品展销会,使农民和市民从中直接收益;又比如,根据不同农副产品的收获季节,做一些新鲜农产品的广场直销:水稻收割的季节,开辟新米上市专场;瓜果成熟收获的秋季,进行瓜果的直销展示;捕捞季开始后,定向进行海鲜和湖鲜产品销售的专场等。此外,还可以搞各地农副业土特产品和名优产品的销售活动。尤其是在丰收节时,进行大型的农产品展示等。平时,也可进行固定的农民直销的“新型集市”活动。不仅市民和村民通过城市的新型集市可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城市的空间也更丰富多彩,更有烟火味。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东京银座的企业家和店主们在2006年搞了一个“银座蜜蜂项目”,将银座大厦楼顶绿化后饲养蜜蜂并商品化。目前,银座已成为一个年产超过1吨的蜂蜜产地,并带来“出乎意料”的生态效应”。银座能做到的对农开放,我们的城市广场就不能做的更好?

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完全不充分的开放,甚至长期以来在政策规制上限制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单向人口流动体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发展大潮下,城乡之间的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众多大中城市人口的过度拥挤,都市病爆发;另一方面,大多数乡村的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边缘化泛滥。要实现均衡和一体化宏伟目标下的城乡真正融合,至少在空间上城乡之间要完全开放,为各自创新的承载方式提高充分的空间,尤其是要强化在乡村区域内人口承载方式的创新。这也是笔者写作“中国大城、小市、乡村”一大目的。

要彻底解决中国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仅仅靠在各种的空间发展上优化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根本性的顶层政策的创新。但在现有的规制下,从空间优化出发,先行先试网开一面,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快速有效的方法。中国的大城、小市和乡村之间,还有太多结构性、系统性的矛盾要化解,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与突破。而相互之间的空间真正充分开放,可以为此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政经频道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