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撰文 | 斯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定、合作最广泛的阶段发挥重要影响力,也是当时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需要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美危机承担责任的,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反对公开信的人还称,倡导重新回到已经失败的“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而且,公开信的内容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态度模糊,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开信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五人执笔。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见报后,被中共党媒广泛报道。

公开信背后有何考量?

执笔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说:“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不存在,” 并认为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时机。

“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傅高义说。

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在美国、台湾和中国法律界都极有影响力。此次他的签署备受同行瞩目。

在签署公开信后,孔杰荣说:“我担心目前在华盛顿弥漫的反华气氛和混沌状态会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进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带来危险后果。”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极少数华人签署者之一,其兄刘亚洲是中国解放军退役空军上将,多次发表备受外界关注的言论。

刘亚伟说, 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立场。他说,“公开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变成求同存异的伙伴。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严厉指出中国在国际、国内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中美关系严重下滑,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到两方要打一场新冷战的情况,这是公开信最大的担心。”

重回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时事评论员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强烈反对此次公开信的内容。他说,多数签署人拥护并协助实施过去40年来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对于政策已经失败“几乎完全缺乏自我认识”。

针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始终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1972年前,中国对华政策以围堵、遏制为主。1979年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变为交流、融合为主的接触战略。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中国利用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实施战略野心。

孔杰荣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还参与了大量国际合作。”

“习近平政府极具挑战,但中国国内也障碍重重,这些障碍终究要在国际上接受正视。概括地讲,国际要以遏制、竞争和合作的政策应对。” 孔杰荣说。

刘亚伟认为,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才令东亚和西太平洋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虽然建交后的前30年与后1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甚至两个文明求同存异。找到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富裕,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做贡献。”

他说,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关系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低估中共的雄心?

公开信称,北京不是经济上的敌人。“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领域的精英都清楚,与西方温和、务实、真诚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让位给了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能妥善平衡竞争与合作,将能提携那些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这种想法是”与1990年代中国党内改革派类似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他说,“那些曾经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设公民社会来推动和平演变,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美国更广泛的对华共识所否定了。即使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相信现在在面临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主义领导来控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难在美方鼓励下,来产生与美方正面的互动。”

而孔杰荣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牢靠,而中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互动及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做出了相当合理的判决,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判决,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影响,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此外,还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案中,都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当年,美国政府组织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诉至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停止行动并进行赔偿,美国不但不接受判决,而且退出国际法庭。

他还说,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主导其运作。近些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开始效仿,在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影响力抗衡,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人权,与美国对抗。

刘亚伟认为中国并没有急剧扩张,在海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过是“在海外勉勉强强有一个后勤基地”。他说,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可能在收缩”;一度被批评中国用来颠覆国际秩序杀手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全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在运作”。

日常层面上,章家敦认为中国也带来美国的强硬挑战。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举例,称中国使用激光攻击美军飞行员,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因疑似声波攻击导致身体损伤。这些都是“中国官员在背后支持或合谋导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

中国外交部在去年否认这种指责。

对于中国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的担忧,刘亚伟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沟通,“一起跟中国就发展的好的地方点赞,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指出来。”

“孤立中国的作法,只会削弱那些致力发展更人道、更宽容社会的中国人。”吴强认为,这是公开信内容的唯一可取之处。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肯定公开信。当日,《新闻联播》刊播题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国际锐评。锐评强调,公开信“传递出美国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

锐评摘录了公开信的部分观点,包括中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美国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等。

总体来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宋文笛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分为三个派别:鹰派、接触派和商业利益至上派。他说,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主党色彩。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况,接触派与商业利益派结盟,形成华盛顿的主流论述。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废除任期制,接触派转而低调,商业利益派转而观望。过去半年多,接触派失去话语权和直接政策影响力,表示中美关系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口。

他说,如今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正在改变,关税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伤害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伤害中国企业,令暂时沉默的对华接触派集结,因此开宗明义地提到所谓的两党对华共识并不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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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危机破局:数百名美方“中国通” 签《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的背后

发布日期:2019-07-13 07:13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撰文 | 斯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定、合作最广泛的阶段发挥重要影响力,也是当时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需要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美危机承担责任的,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反对公开信的人还称,倡导重新回到已经失败的“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而且,公开信的内容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态度模糊,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开信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五人执笔。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见报后,被中共党媒广泛报道。

公开信背后有何考量?

执笔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说:“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不存在,” 并认为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时机。

“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傅高义说。

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在美国、台湾和中国法律界都极有影响力。此次他的签署备受同行瞩目。

在签署公开信后,孔杰荣说:“我担心目前在华盛顿弥漫的反华气氛和混沌状态会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进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带来危险后果。”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极少数华人签署者之一,其兄刘亚洲是中国解放军退役空军上将,多次发表备受外界关注的言论。

刘亚伟说, 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立场。他说,“公开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变成求同存异的伙伴。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严厉指出中国在国际、国内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中美关系严重下滑,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到两方要打一场新冷战的情况,这是公开信最大的担心。”

重回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时事评论员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强烈反对此次公开信的内容。他说,多数签署人拥护并协助实施过去40年来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对于政策已经失败“几乎完全缺乏自我认识”。

针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始终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1972年前,中国对华政策以围堵、遏制为主。1979年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变为交流、融合为主的接触战略。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中国利用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实施战略野心。

孔杰荣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还参与了大量国际合作。”

“习近平政府极具挑战,但中国国内也障碍重重,这些障碍终究要在国际上接受正视。概括地讲,国际要以遏制、竞争和合作的政策应对。” 孔杰荣说。

刘亚伟认为,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才令东亚和西太平洋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虽然建交后的前30年与后1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甚至两个文明求同存异。找到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富裕,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做贡献。”

他说,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关系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低估中共的雄心?

公开信称,北京不是经济上的敌人。“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领域的精英都清楚,与西方温和、务实、真诚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让位给了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能妥善平衡竞争与合作,将能提携那些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这种想法是”与1990年代中国党内改革派类似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他说,“那些曾经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设公民社会来推动和平演变,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美国更广泛的对华共识所否定了。即使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相信现在在面临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主义领导来控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难在美方鼓励下,来产生与美方正面的互动。”

而孔杰荣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牢靠,而中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互动及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做出了相当合理的判决,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判决,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影响,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此外,还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案中,都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当年,美国政府组织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诉至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停止行动并进行赔偿,美国不但不接受判决,而且退出国际法庭。

他还说,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主导其运作。近些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开始效仿,在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影响力抗衡,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人权,与美国对抗。

刘亚伟认为中国并没有急剧扩张,在海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过是“在海外勉勉强强有一个后勤基地”。他说,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可能在收缩”;一度被批评中国用来颠覆国际秩序杀手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全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在运作”。

日常层面上,章家敦认为中国也带来美国的强硬挑战。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举例,称中国使用激光攻击美军飞行员,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因疑似声波攻击导致身体损伤。这些都是“中国官员在背后支持或合谋导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

中国外交部在去年否认这种指责。

对于中国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的担忧,刘亚伟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沟通,“一起跟中国就发展的好的地方点赞,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指出来。”

“孤立中国的作法,只会削弱那些致力发展更人道、更宽容社会的中国人。”吴强认为,这是公开信内容的唯一可取之处。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肯定公开信。当日,《新闻联播》刊播题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国际锐评。锐评强调,公开信“传递出美国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

锐评摘录了公开信的部分观点,包括中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美国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等。

总体来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宋文笛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分为三个派别:鹰派、接触派和商业利益至上派。他说,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主党色彩。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况,接触派与商业利益派结盟,形成华盛顿的主流论述。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废除任期制,接触派转而低调,商业利益派转而观望。过去半年多,接触派失去话语权和直接政策影响力,表示中美关系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口。

他说,如今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正在改变,关税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伤害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伤害中国企业,令暂时沉默的对华接触派集结,因此开宗明义地提到所谓的两党对华共识并不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撰文 | 斯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定、合作最广泛的阶段发挥重要影响力,也是当时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需要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美危机承担责任的,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反对公开信的人还称,倡导重新回到已经失败的“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而且,公开信的内容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态度模糊,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开信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五人执笔。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见报后,被中共党媒广泛报道。

公开信背后有何考量?

执笔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说:“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不存在,” 并认为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时机。

“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傅高义说。

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在美国、台湾和中国法律界都极有影响力。此次他的签署备受同行瞩目。

在签署公开信后,孔杰荣说:“我担心目前在华盛顿弥漫的反华气氛和混沌状态会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进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带来危险后果。”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极少数华人签署者之一,其兄刘亚洲是中国解放军退役空军上将,多次发表备受外界关注的言论。

刘亚伟说, 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立场。他说,“公开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变成求同存异的伙伴。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严厉指出中国在国际、国内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中美关系严重下滑,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到两方要打一场新冷战的情况,这是公开信最大的担心。”

重回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时事评论员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强烈反对此次公开信的内容。他说,多数签署人拥护并协助实施过去40年来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对于政策已经失败“几乎完全缺乏自我认识”。

针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始终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1972年前,中国对华政策以围堵、遏制为主。1979年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变为交流、融合为主的接触战略。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中国利用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实施战略野心。

孔杰荣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还参与了大量国际合作。”

“习近平政府极具挑战,但中国国内也障碍重重,这些障碍终究要在国际上接受正视。概括地讲,国际要以遏制、竞争和合作的政策应对。” 孔杰荣说。

刘亚伟认为,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才令东亚和西太平洋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虽然建交后的前30年与后1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甚至两个文明求同存异。找到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富裕,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做贡献。”

他说,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关系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低估中共的雄心?

公开信称,北京不是经济上的敌人。“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领域的精英都清楚,与西方温和、务实、真诚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让位给了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能妥善平衡竞争与合作,将能提携那些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这种想法是”与1990年代中国党内改革派类似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他说,“那些曾经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设公民社会来推动和平演变,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美国更广泛的对华共识所否定了。即使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相信现在在面临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主义领导来控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难在美方鼓励下,来产生与美方正面的互动。”

而孔杰荣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牢靠,而中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互动及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做出了相当合理的判决,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判决,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影响,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此外,还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案中,都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当年,美国政府组织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诉至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停止行动并进行赔偿,美国不但不接受判决,而且退出国际法庭。

他还说,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主导其运作。近些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开始效仿,在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影响力抗衡,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人权,与美国对抗。

刘亚伟认为中国并没有急剧扩张,在海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过是“在海外勉勉强强有一个后勤基地”。他说,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可能在收缩”;一度被批评中国用来颠覆国际秩序杀手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全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在运作”。

日常层面上,章家敦认为中国也带来美国的强硬挑战。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举例,称中国使用激光攻击美军飞行员,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因疑似声波攻击导致身体损伤。这些都是“中国官员在背后支持或合谋导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

中国外交部在去年否认这种指责。

对于中国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的担忧,刘亚伟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沟通,“一起跟中国就发展的好的地方点赞,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指出来。”

“孤立中国的作法,只会削弱那些致力发展更人道、更宽容社会的中国人。”吴强认为,这是公开信内容的唯一可取之处。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肯定公开信。当日,《新闻联播》刊播题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国际锐评。锐评强调,公开信“传递出美国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

锐评摘录了公开信的部分观点,包括中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美国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等。

总体来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宋文笛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分为三个派别:鹰派、接触派和商业利益至上派。他说,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主党色彩。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况,接触派与商业利益派结盟,形成华盛顿的主流论述。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废除任期制,接触派转而低调,商业利益派转而观望。过去半年多,接触派失去话语权和直接政策影响力,表示中美关系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口。

他说,如今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正在改变,关税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伤害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伤害中国企业,令暂时沉默的对华接触派集结,因此开宗明义地提到所谓的两党对华共识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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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危机破局:数百名美方“中国通” 签《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的背后

发布日期:2019-07-13 07:13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撰文 | 斯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定、合作最广泛的阶段发挥重要影响力,也是当时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需要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美危机承担责任的,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反对公开信的人还称,倡导重新回到已经失败的“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而且,公开信的内容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态度模糊,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开信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五人执笔。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见报后,被中共党媒广泛报道。

公开信背后有何考量?

执笔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说:“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不存在,” 并认为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时机。

“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傅高义说。

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在美国、台湾和中国法律界都极有影响力。此次他的签署备受同行瞩目。

在签署公开信后,孔杰荣说:“我担心目前在华盛顿弥漫的反华气氛和混沌状态会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进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带来危险后果。”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极少数华人签署者之一,其兄刘亚洲是中国解放军退役空军上将,多次发表备受外界关注的言论。

刘亚伟说, 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立场。他说,“公开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变成求同存异的伙伴。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严厉指出中国在国际、国内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中美关系严重下滑,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到两方要打一场新冷战的情况,这是公开信最大的担心。”

重回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时事评论员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强烈反对此次公开信的内容。他说,多数签署人拥护并协助实施过去40年来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对于政策已经失败“几乎完全缺乏自我认识”。

针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始终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1972年前,中国对华政策以围堵、遏制为主。1979年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变为交流、融合为主的接触战略。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中国利用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实施战略野心。

孔杰荣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还参与了大量国际合作。”

“习近平政府极具挑战,但中国国内也障碍重重,这些障碍终究要在国际上接受正视。概括地讲,国际要以遏制、竞争和合作的政策应对。” 孔杰荣说。

刘亚伟认为,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才令东亚和西太平洋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虽然建交后的前30年与后1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甚至两个文明求同存异。找到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富裕,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做贡献。”

他说,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关系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低估中共的雄心?

公开信称,北京不是经济上的敌人。“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领域的精英都清楚,与西方温和、务实、真诚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让位给了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能妥善平衡竞争与合作,将能提携那些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这种想法是”与1990年代中国党内改革派类似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他说,“那些曾经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设公民社会来推动和平演变,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美国更广泛的对华共识所否定了。即使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相信现在在面临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主义领导来控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难在美方鼓励下,来产生与美方正面的互动。”

而孔杰荣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牢靠,而中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互动及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做出了相当合理的判决,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判决,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影响,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此外,还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案中,都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当年,美国政府组织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诉至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停止行动并进行赔偿,美国不但不接受判决,而且退出国际法庭。

他还说,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主导其运作。近些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开始效仿,在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影响力抗衡,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人权,与美国对抗。

刘亚伟认为中国并没有急剧扩张,在海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过是“在海外勉勉强强有一个后勤基地”。他说,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可能在收缩”;一度被批评中国用来颠覆国际秩序杀手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全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在运作”。

日常层面上,章家敦认为中国也带来美国的强硬挑战。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举例,称中国使用激光攻击美军飞行员,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因疑似声波攻击导致身体损伤。这些都是“中国官员在背后支持或合谋导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

中国外交部在去年否认这种指责。

对于中国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的担忧,刘亚伟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沟通,“一起跟中国就发展的好的地方点赞,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指出来。”

“孤立中国的作法,只会削弱那些致力发展更人道、更宽容社会的中国人。”吴强认为,这是公开信内容的唯一可取之处。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肯定公开信。当日,《新闻联播》刊播题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国际锐评。锐评强调,公开信“传递出美国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

锐评摘录了公开信的部分观点,包括中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美国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等。

总体来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宋文笛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分为三个派别:鹰派、接触派和商业利益至上派。他说,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主党色彩。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况,接触派与商业利益派结盟,形成华盛顿的主流论述。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废除任期制,接触派转而低调,商业利益派转而观望。过去半年多,接触派失去话语权和直接政策影响力,表示中美关系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口。

他说,如今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正在改变,关税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伤害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伤害中国企业,令暂时沉默的对华接触派集结,因此开宗明义地提到所谓的两党对华共识并不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撰文 | 斯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美贸易争端演变成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似在襁褓酝酿。一百多名在美国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人士上周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激起两国热议。

签署者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其专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学者和智库领导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最稳定、合作最广泛的阶段发挥重要影响力,也是当时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需要对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人权问题以及中美危机承担责任的,更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反对公开信的人还称,倡导重新回到已经失败的“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认识;而且,公开信的内容对中共践踏人权的问题态度模糊,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开信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五人执笔。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见报后,被中共党媒广泛报道。

公开信背后有何考量?

执笔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说:“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不存在,” 并认为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时机。

“美国2020年底总统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全面、综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应对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了解中国在学习什么,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以及必须保持坚定态度的领域,”傅高义说。

著名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在美国、台湾和中国法律界都极有影响力。此次他的签署备受同行瞩目。

在签署公开信后,孔杰荣说:“我担心目前在华盛顿弥漫的反华气氛和混沌状态会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进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带来危险后果。”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是极少数华人签署者之一,其兄刘亚洲是中国解放军退役空军上将,多次发表备受外界关注的言论。

刘亚伟说, 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立场。他说,“公开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变成求同存异的伙伴。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严厉指出中国在国际、国内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中美关系严重下滑,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到两方要打一场新冷战的情况,这是公开信最大的担心。”

重回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时事评论员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强烈反对此次公开信的内容。他说,多数签署人拥护并协助实施过去40年来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对于政策已经失败“几乎完全缺乏自我认识”。

针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始终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1972年前,中国对华政策以围堵、遏制为主。1979年中美建交后,对华政策变为交流、融合为主的接触战略。

反对这种策略的人认为,中国利用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实施战略野心。

孔杰荣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国明显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还参与了大量国际合作。”

“习近平政府极具挑战,但中国国内也障碍重重,这些障碍终究要在国际上接受正视。概括地讲,国际要以遏制、竞争和合作的政策应对。” 孔杰荣说。

刘亚伟认为,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才令东亚和西太平洋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虽然建交后的前30年与后10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并不妨碍两个国家、两国人民,甚至两个文明求同存异。找到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富裕,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做贡献。”

他说,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点。“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关系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低估中共的雄心?

公开信称,北京不是经济上的敌人。“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领域的精英都清楚,与西方温和、务实、真诚的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让位给了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能妥善平衡竞争与合作,将能提携那些主张中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说,这种想法是”与1990年代中国党内改革派类似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他说,“那些曾经支持党内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设公民社会来推动和平演变,在过去几年已经被美国更广泛的对华共识所否定了。即使党内存在这样的人,我相信现在在面临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威权主义领导来控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难在美方鼓励下,来产生与美方正面的互动。”

而孔杰荣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牢靠,而中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互动及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他举例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做出了相当合理的判决,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判决,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影响,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海洋法公约。此外,还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案中,都对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当年,美国政府组织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诉至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停止行动并进行赔偿,美国不但不接受判决,而且退出国际法庭。

他还说,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主导其运作。近些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开始效仿,在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影响力抗衡,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定义人权,与美国对抗。

刘亚伟认为中国并没有急剧扩张,在海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过是“在海外勉勉强强有一个后勤基地”。他说,曾经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可能在收缩”;一度被批评中国用来颠覆国际秩序杀手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全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在运作”。

日常层面上,章家敦认为中国也带来美国的强硬挑战。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举例,称中国使用激光攻击美军飞行员,美国外交官在广州因疑似声波攻击导致身体损伤。这些都是“中国官员在背后支持或合谋导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

中国外交部在去年否认这种指责。

对于中国有可能违反国际法律或国际秩序的担忧,刘亚伟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组织,和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沟通,“一起跟中国就发展的好的地方点赞,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指出来。”

“孤立中国的作法,只会削弱那些致力发展更人道、更宽容社会的中国人。”吴强认为,这是公开信内容的唯一可取之处。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记者会上肯定公开信。当日,《新闻联播》刊播题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国际锐评。锐评强调,公开信“传递出美国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普遍期待。”

锐评摘录了公开信的部分观点,包括中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敌人,美国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等。

总体来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宋文笛将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分为三个派别:鹰派、接触派和商业利益至上派。他说,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主党色彩。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况,接触派与商业利益派结盟,形成华盛顿的主流论述。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废除任期制,接触派转而低调,商业利益派转而观望。过去半年多,接触派失去话语权和直接政策影响力,表示中美关系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口。

他说,如今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正在改变,关税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伤害美国消费者而不是伤害中国企业,令暂时沉默的对华接触派集结,因此开宗明义地提到所谓的两党对华共识并不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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