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OR  商业新媒体】

徐林于1989年进入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工作,后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和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他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中美绿色基金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您们基金定位为营利性的绿色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资金的投资重点在产业、技术,以及金融。请问目前具体的投资项目有哪些?投资规模和商业化的情况如何?

我们的使命很明确:一是通过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通过中美民间交流,推动中美在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和技术合作。

我们选择投资标的的绿色标准是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和处置,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将节能和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物流、绿色智能制造、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和养殖、绿色健康医疗等领域,作为我们的投资方向,也储备并投资了一些项目。随着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目前,我们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化新基金,二期基金正在募集过程中,还不能产生国有大基金或头部基金那样的影响力。但我们在绿色低碳产业园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公募REITs等业务方面,也有自己的专门团队拓展业务,并实现与主基金投资的协同。

我们期待能够做出有绿色影响力的持续投资,并逐步扩大基金管理规模和投资领域。我们也期待国内绿色股权投资的发展环境能够变得更加优良,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正向。

您在碳中和内涵下,看到了哪些行业有投资机遇?

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

为了提高能效,我们在制造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家居节能领域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通过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的改造,可以实现至少30%以上的能效提高。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围绕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生物质能、相关材料、氢能技术、能源互联网、交通工具电动化和氢动化、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蛋白生产等,都必须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投入,并最终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改变我国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以节能为例,我们曾看过的一些项目和案例,虽然需要企业投入额外的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但最终企业的节能投入决策完全建立在商业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节能投入最终能带来企业财务收益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节能投资本身的年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30%左右。如果节能形成的碳减排数量能够在碳市场交易,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收益。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转化效率的提高,也使我们看到具有商业竞争力的绿能替代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天正在迅速到来。据此,有关机构测算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应的投资规模,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全球的相关投资也在100万亿美元左右,是一个新的规模巨大的可持续投资机遇。

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和《读懂“十四五”》中都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化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您认为如何用各类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量在什么样的规模?

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城市化进程。有意思的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后,人们对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担忧反而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但历史和现实证明,技术变革既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扩张,也成功化解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挑战。

当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确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城市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支撑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二是城市治理模式是否能够适应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三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后是否能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出路依然来自技术变革和创新。

技术变革和创新不仅增强了城市产业的附加值和支撑能力,也使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变革更加高效、包容和有针对性,还使得城市更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并更可持续。考虑到这一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涉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材料技术、资源循环利用、节能能效、合成生物、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方面,事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发展转型,投资量是巨大的,不仅中国如此,全球也是如此,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持续投入和转变过程,涉及上百万亿美元的投资量级。

城市抢人大战意味着什么?中国似乎面临着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吗?如何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一个城市繁荣向上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很遗憾的是,中国很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管理者似乎都很担忧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不愿意开放城市,给流动就业人口及其家属落户。

从各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经验看,应对城市人口扩张要比应对城市人口衰减更容易。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说明城市经济在扩张,这是城市经济繁荣向好的表现。而城市人口衰减则表明城市经济的衰落,这是城市走向凋敝的表现。这里面有一些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事实上,当一个城市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时,人口数量本身只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经济的衰退或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失败,原因会比较复杂,有时仅靠抢人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必须为进入城市的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留住这些人口。从城市持续繁荣的角度看,需要有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改善,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来支撑,这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

现实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今后可能不得不慢慢习惯有些城市持续扩张、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城市可能会相对停滞甚至走向凋敝这样的结构性现实。各国在应对城市衰落时有过各种各样的做法,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鲁尔地区和美国的铁锈城市底特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失败的案例。对这些不同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并学习。总的感觉是面对一些规律性变化,应对这类城市起落问题,还是要有所取舍。

您认为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值得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国家战略吗?这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相比,发展战略有哪些不同?缩小南北经济差异的难度在哪里?

这是我在两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要扭转我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在北方找到一个条件较好、辐射力较强的地区作为抓手。沿海湾区经济率先发展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中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都具有湾区经济的特征。渤海湾大湾区包含了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和山东,是中国北方地区发展条件、工业基础、创新要素、开放条件、市场环境相对最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和GDP占全国比重、研发经费占比、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机场旅客吞吐量占比、金融资产总额和上市公司数占比等,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基本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把这个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可以更好地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

目前这个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在商业环境、民营经济、商业文化、开放思维、创新意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只有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内经济开发布局,才能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投入这一地区,扭转北方地区资源和要素外流的局面。采访/马珊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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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发布日期:2021-07-07 09:48
摘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OR  商业新媒体】

徐林于1989年进入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工作,后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和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他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中美绿色基金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您们基金定位为营利性的绿色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资金的投资重点在产业、技术,以及金融。请问目前具体的投资项目有哪些?投资规模和商业化的情况如何?

我们的使命很明确:一是通过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通过中美民间交流,推动中美在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和技术合作。

我们选择投资标的的绿色标准是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和处置,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将节能和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物流、绿色智能制造、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和养殖、绿色健康医疗等领域,作为我们的投资方向,也储备并投资了一些项目。随着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目前,我们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化新基金,二期基金正在募集过程中,还不能产生国有大基金或头部基金那样的影响力。但我们在绿色低碳产业园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公募REITs等业务方面,也有自己的专门团队拓展业务,并实现与主基金投资的协同。

我们期待能够做出有绿色影响力的持续投资,并逐步扩大基金管理规模和投资领域。我们也期待国内绿色股权投资的发展环境能够变得更加优良,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正向。

您在碳中和内涵下,看到了哪些行业有投资机遇?

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

为了提高能效,我们在制造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家居节能领域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通过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的改造,可以实现至少30%以上的能效提高。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围绕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生物质能、相关材料、氢能技术、能源互联网、交通工具电动化和氢动化、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蛋白生产等,都必须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投入,并最终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改变我国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以节能为例,我们曾看过的一些项目和案例,虽然需要企业投入额外的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但最终企业的节能投入决策完全建立在商业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节能投入最终能带来企业财务收益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节能投资本身的年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30%左右。如果节能形成的碳减排数量能够在碳市场交易,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收益。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转化效率的提高,也使我们看到具有商业竞争力的绿能替代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天正在迅速到来。据此,有关机构测算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应的投资规模,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全球的相关投资也在100万亿美元左右,是一个新的规模巨大的可持续投资机遇。

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和《读懂“十四五”》中都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化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您认为如何用各类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量在什么样的规模?

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城市化进程。有意思的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后,人们对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担忧反而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但历史和现实证明,技术变革既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扩张,也成功化解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挑战。

当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确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城市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支撑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二是城市治理模式是否能够适应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三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后是否能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出路依然来自技术变革和创新。

技术变革和创新不仅增强了城市产业的附加值和支撑能力,也使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变革更加高效、包容和有针对性,还使得城市更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并更可持续。考虑到这一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涉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材料技术、资源循环利用、节能能效、合成生物、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方面,事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发展转型,投资量是巨大的,不仅中国如此,全球也是如此,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持续投入和转变过程,涉及上百万亿美元的投资量级。

城市抢人大战意味着什么?中国似乎面临着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吗?如何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一个城市繁荣向上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很遗憾的是,中国很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管理者似乎都很担忧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不愿意开放城市,给流动就业人口及其家属落户。

从各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经验看,应对城市人口扩张要比应对城市人口衰减更容易。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说明城市经济在扩张,这是城市经济繁荣向好的表现。而城市人口衰减则表明城市经济的衰落,这是城市走向凋敝的表现。这里面有一些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事实上,当一个城市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时,人口数量本身只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经济的衰退或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失败,原因会比较复杂,有时仅靠抢人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必须为进入城市的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留住这些人口。从城市持续繁荣的角度看,需要有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改善,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来支撑,这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

现实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今后可能不得不慢慢习惯有些城市持续扩张、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城市可能会相对停滞甚至走向凋敝这样的结构性现实。各国在应对城市衰落时有过各种各样的做法,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鲁尔地区和美国的铁锈城市底特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失败的案例。对这些不同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并学习。总的感觉是面对一些规律性变化,应对这类城市起落问题,还是要有所取舍。

您认为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值得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国家战略吗?这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相比,发展战略有哪些不同?缩小南北经济差异的难度在哪里?

这是我在两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要扭转我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在北方找到一个条件较好、辐射力较强的地区作为抓手。沿海湾区经济率先发展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中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都具有湾区经济的特征。渤海湾大湾区包含了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和山东,是中国北方地区发展条件、工业基础、创新要素、开放条件、市场环境相对最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和GDP占全国比重、研发经费占比、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机场旅客吞吐量占比、金融资产总额和上市公司数占比等,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基本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把这个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可以更好地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

目前这个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在商业环境、民营经济、商业文化、开放思维、创新意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只有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内经济开发布局,才能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投入这一地区,扭转北方地区资源和要素外流的局面。采访/马珊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OR  商业新媒体】

徐林于1989年进入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工作,后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和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他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中美绿色基金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您们基金定位为营利性的绿色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资金的投资重点在产业、技术,以及金融。请问目前具体的投资项目有哪些?投资规模和商业化的情况如何?

我们的使命很明确:一是通过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通过中美民间交流,推动中美在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和技术合作。

我们选择投资标的的绿色标准是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和处置,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将节能和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物流、绿色智能制造、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和养殖、绿色健康医疗等领域,作为我们的投资方向,也储备并投资了一些项目。随着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目前,我们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化新基金,二期基金正在募集过程中,还不能产生国有大基金或头部基金那样的影响力。但我们在绿色低碳产业园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公募REITs等业务方面,也有自己的专门团队拓展业务,并实现与主基金投资的协同。

我们期待能够做出有绿色影响力的持续投资,并逐步扩大基金管理规模和投资领域。我们也期待国内绿色股权投资的发展环境能够变得更加优良,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正向。

您在碳中和内涵下,看到了哪些行业有投资机遇?

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

为了提高能效,我们在制造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家居节能领域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通过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的改造,可以实现至少30%以上的能效提高。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围绕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生物质能、相关材料、氢能技术、能源互联网、交通工具电动化和氢动化、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蛋白生产等,都必须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投入,并最终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改变我国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以节能为例,我们曾看过的一些项目和案例,虽然需要企业投入额外的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但最终企业的节能投入决策完全建立在商业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节能投入最终能带来企业财务收益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节能投资本身的年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30%左右。如果节能形成的碳减排数量能够在碳市场交易,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收益。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转化效率的提高,也使我们看到具有商业竞争力的绿能替代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天正在迅速到来。据此,有关机构测算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应的投资规模,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全球的相关投资也在100万亿美元左右,是一个新的规模巨大的可持续投资机遇。

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和《读懂“十四五”》中都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化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您认为如何用各类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量在什么样的规模?

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城市化进程。有意思的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后,人们对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担忧反而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但历史和现实证明,技术变革既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扩张,也成功化解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挑战。

当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确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城市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支撑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二是城市治理模式是否能够适应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三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后是否能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出路依然来自技术变革和创新。

技术变革和创新不仅增强了城市产业的附加值和支撑能力,也使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变革更加高效、包容和有针对性,还使得城市更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并更可持续。考虑到这一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涉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材料技术、资源循环利用、节能能效、合成生物、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方面,事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发展转型,投资量是巨大的,不仅中国如此,全球也是如此,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持续投入和转变过程,涉及上百万亿美元的投资量级。

城市抢人大战意味着什么?中国似乎面临着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吗?如何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一个城市繁荣向上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很遗憾的是,中国很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管理者似乎都很担忧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不愿意开放城市,给流动就业人口及其家属落户。

从各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经验看,应对城市人口扩张要比应对城市人口衰减更容易。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说明城市经济在扩张,这是城市经济繁荣向好的表现。而城市人口衰减则表明城市经济的衰落,这是城市走向凋敝的表现。这里面有一些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事实上,当一个城市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时,人口数量本身只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经济的衰退或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失败,原因会比较复杂,有时仅靠抢人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必须为进入城市的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留住这些人口。从城市持续繁荣的角度看,需要有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改善,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来支撑,这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

现实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今后可能不得不慢慢习惯有些城市持续扩张、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城市可能会相对停滞甚至走向凋敝这样的结构性现实。各国在应对城市衰落时有过各种各样的做法,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鲁尔地区和美国的铁锈城市底特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失败的案例。对这些不同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并学习。总的感觉是面对一些规律性变化,应对这类城市起落问题,还是要有所取舍。

您认为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值得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国家战略吗?这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相比,发展战略有哪些不同?缩小南北经济差异的难度在哪里?

这是我在两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要扭转我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在北方找到一个条件较好、辐射力较强的地区作为抓手。沿海湾区经济率先发展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中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都具有湾区经济的特征。渤海湾大湾区包含了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和山东,是中国北方地区发展条件、工业基础、创新要素、开放条件、市场环境相对最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和GDP占全国比重、研发经费占比、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机场旅客吞吐量占比、金融资产总额和上市公司数占比等,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基本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把这个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可以更好地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

目前这个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在商业环境、民营经济、商业文化、开放思维、创新意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只有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内经济开发布局,才能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投入这一地区,扭转北方地区资源和要素外流的局面。采访/马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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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发布日期:2021-07-07 09:48
摘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OR  商业新媒体】

徐林于1989年进入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工作,后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和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他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中美绿色基金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您们基金定位为营利性的绿色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资金的投资重点在产业、技术,以及金融。请问目前具体的投资项目有哪些?投资规模和商业化的情况如何?

我们的使命很明确:一是通过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通过中美民间交流,推动中美在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和技术合作。

我们选择投资标的的绿色标准是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和处置,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将节能和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物流、绿色智能制造、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农业和养殖、绿色健康医疗等领域,作为我们的投资方向,也储备并投资了一些项目。随着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的提出,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节能、城市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能替代,以及有利于碳减排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十分广泛但又可以细分许多赛道的领域,容得下不同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投资。

目前,我们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化新基金,二期基金正在募集过程中,还不能产生国有大基金或头部基金那样的影响力。但我们在绿色低碳产业园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公募REITs等业务方面,也有自己的专门团队拓展业务,并实现与主基金投资的协同。

我们期待能够做出有绿色影响力的持续投资,并逐步扩大基金管理规模和投资领域。我们也期待国内绿色股权投资的发展环境能够变得更加优良,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正向。

您在碳中和内涵下,看到了哪些行业有投资机遇?

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关键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快实施绿能替代,以及高碳产业的脱碳。

为了提高能效,我们在制造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家居节能领域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通过节能技术、智能技术的改造,可以实现至少30%以上的能效提高。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围绕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生物质能、相关材料、氢能技术、能源互联网、交通工具电动化和氢动化、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蛋白生产等,都必须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投入,并最终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改变我国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以节能为例,我们曾看过的一些项目和案例,虽然需要企业投入额外的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但最终企业的节能投入决策完全建立在商业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节能投入最终能带来企业财务收益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节能投资本身的年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30%左右。如果节能形成的碳减排数量能够在碳市场交易,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收益。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转化效率的提高,也使我们看到具有商业竞争力的绿能替代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天正在迅速到来。据此,有关机构测算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应的投资规模,中国的总投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全球的相关投资也在100万亿美元左右,是一个新的规模巨大的可持续投资机遇。

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和《读懂“十四五”》中都提出中国未来城市化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您认为如何用各类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量在什么样的规模?

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城市化进程。有意思的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后,人们对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担忧反而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但历史和现实证明,技术变革既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扩张,也成功化解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挑战。

当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确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城市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支撑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二是城市治理模式是否能够适应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三是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后是否能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出路依然来自技术变革和创新。

技术变革和创新不仅增强了城市产业的附加值和支撑能力,也使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变革更加高效、包容和有针对性,还使得城市更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并更可持续。考虑到这一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涉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材料技术、资源循环利用、节能能效、合成生物、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方面,事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发展转型,投资量是巨大的,不仅中国如此,全球也是如此,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持续投入和转变过程,涉及上百万亿美元的投资量级。

城市抢人大战意味着什么?中国似乎面临着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吗?如何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一个城市繁荣向上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很遗憾的是,中国很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管理者似乎都很担忧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不愿意开放城市,给流动就业人口及其家属落户。

从各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经验看,应对城市人口扩张要比应对城市人口衰减更容易。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说明城市经济在扩张,这是城市经济繁荣向好的表现。而城市人口衰减则表明城市经济的衰落,这是城市走向凋敝的表现。这里面有一些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事实上,当一个城市面临人口减少的压力时,人口数量本身只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经济的衰退或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失败,原因会比较复杂,有时仅靠抢人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必须为进入城市的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留住这些人口。从城市持续繁荣的角度看,需要有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改善,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来支撑,这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

现实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今后可能不得不慢慢习惯有些城市持续扩张、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城市可能会相对停滞甚至走向凋敝这样的结构性现实。各国在应对城市衰落时有过各种各样的做法,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鲁尔地区和美国的铁锈城市底特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失败的案例。对这些不同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并学习。总的感觉是面对一些规律性变化,应对这类城市起落问题,还是要有所取舍。

您认为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值得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国家战略吗?这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相比,发展战略有哪些不同?缩小南北经济差异的难度在哪里?

这是我在两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要扭转我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在北方找到一个条件较好、辐射力较强的地区作为抓手。沿海湾区经济率先发展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中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都具有湾区经济的特征。渤海湾大湾区包含了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和山东,是中国北方地区发展条件、工业基础、创新要素、开放条件、市场环境相对最好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和GDP占全国比重、研发经费占比、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机场旅客吞吐量占比、金融资产总额和上市公司数占比等,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基本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把这个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可以更好地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

目前这个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在商业环境、民营经济、商业文化、开放思维、创新意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只有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内经济开发布局,才能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投入这一地区,扭转北方地区资源和要素外流的局面。采访/马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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