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西方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需要双方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



Guus Keder

【OR  商业新媒体】

一个月以前,我从中国同事那里收到了一则讯息,询问我新冠恢复中的健康状态如何。他也写道:“今天的中国在1900年5月28日也处于如今这样的重压之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所不同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阶层全盘深刻反省,此时更多人产生了摒弃压力的自信强化”。他认为中国目前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对政府和民众对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00年我还没有出生,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没法对比,但怀疑这个比较是否很确切。

不过我作为中国公司北京周掌柜咨询的欧洲负责人确实已经感受到西方与中国对立产生的压力。中国以外不少政治言论,经过西方媒体宣传不断发酵,在公众层面宣称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是一种威胁,中国公司也被污名化。与此同时,能够感知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反感西方。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可以做个类比:我们都记得,上学的时候如果学期中班级里来了新的男生或者女生,不少孩子们都会觉得他/她的到来会影响班级里的稳定关系。所以整个班级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排斥反应,所有的孩子们甚至都会忘记在上学前他们还在院子里打闹争吵,所以大的改变经常会引起不安。如果这个新同学恰巧学习成绩优秀,又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自然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是社会法则。当中国突然间成为了这个国际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又是带着新经验、新行为,自然引发新审视。

很想再插入一个小故事。我们家在荷兰的经历值得分享一下,当时政府承诺可以免费扑杀老鼠,但有一天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走了一圈之后,告诉我们:我只扑杀灰老鼠,你们家的不归我管。这件事让我们这些听惯了竞选承诺的人,也不由得对政治产生怀疑。而对比来看,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敬业负责的小事情,比如中国村委会、物业会事无巨细的管理各种事情,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申请签证的高效率,中国机场提供免费饮水,这在荷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没有的。中国治理确实更重视解决问题,但解决14亿人的问题注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持,这个体系大到让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甚至恐惧。而且,如果中国模式被某种程度证明有效,这势必对于他国的革新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视角寻找一下线索。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开门见山有这样的论述:公元1500年之后问世的载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让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外一些国家快得多,财富和军事力量形成了紧密联系。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国力衰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视角一方面论述了军事霸权与繁荣的逻辑,一方面提出一个根本性国家兴衰的原理——战争导致衰落。

用这个视角看中国,似乎中国经验提供了一条纯粹的商业产品服务世界进而获得国力提升的逻辑,有别于大国兴衰的争霸传统。这和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征服逻辑,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控制全球的根本逻辑完全不同。在约翰•达尔文的《未终结的帝国》中写道: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跨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帝国统治者们依然希望日不落的传统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压制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就是一条有别于借鉴西方却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过去的100年中国虽然充满了左右摇摆但确实一直坚定的推动变革,也就提示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审视强势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

那么中国是否突然有了大变化?而或这个变化开始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简单回顾,中国走向大国角色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天的来到,不是么?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同全球大国一起倾诉中国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已知的。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中国成为了一个危险?我们公司创始人周掌柜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知道当下发生什么,那么就追随钱这个线索。一切都是有关于‘钱’以及‘掌控钱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性问题”。

西方国家一直在用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了大量优质的产品,并且把奢侈品以及高端工业产品卖到中国。西方因此一直在积极的帮助中国变得强大,成为今天的中国。同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只不过当时对象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家。彼时,西方世界因为自己对于矿物燃料的依赖从而把财富转移到了出口国。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从中国回流到西方国家的财富正在减少,严重的贸易失衡出现。

这样看,过去是可以理解等,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不妨采用外推法来想象一下未来世界。比如2050,就是距今天30年不到的时间。基于过去40年中国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一定会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可以预想到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蓬勃的房地产市场,这里我们公司主要合伙人都并不是简单看空这个行业,房地产依然是中国法律保护最充分的财产之一,老百姓用市场行为赎买产权的历史进程应该不会轻易终止,何况在过去30年建的房子会因各种能源标准的提高(至少是为了缓和气候变化压力)而面临升级改造的问题。同时,中国会在很多领先科技领域成为领头羊,包括航天科技。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而外交姿态本身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虽大,但他们用非常高效的方式治理国家,决策机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非常短的,这些应该依然不会变化。不过,从另外的数字看,这些年中国的资本、创新和人才有向全球流失的苗头,如果这个苗头进一步放大,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原因。

再看2050年的其他国家。美国可能会继续当它的世界老大以及世界警察,当然效果自然不如往日。美国经济仍然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拉丁美洲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移民会源源不断到美国,从而帮助美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此相反的是,社会老龄化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而且美国重建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新机遇。但美国减少人均能源消耗方面,或者清洁能源普及的进程,由于其体制的效率问题可能不见的那么有效。美元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走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的投资格局以及产业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会受到中国市场越来越的挑战,上证、深证以及港股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军事方面,美国将不可避免的学习如何和中国这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相处。乐观的看法是,欧洲会继续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缺少现代化的投资,昔日光辉的文明得以略带讽刺的保留了下来,虽然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旅游区域,但欧洲作为旅游目的地应该得以发扬,现代化建设则比较悲观,类似布鲁日(Gruges)这样的城市。欧元会是欧洲人的重要储备货币,但不会是其他任何人的选择。此外,欧盟如果把一体化和统一进程仅仅作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来推动,那么这或许也是欧洲很难复兴的根源。世界上最大的惊喜或许会来自非洲: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提升的教育系统以及非洲大陆本身坐拥的资源。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对于资源的增长会日益渐增,非洲自然会从中获益。让我们希望城市化的进程至少不要破坏、最好保留,甚至增加非洲的动植物多样性。东南亚与非洲有类似的逻辑,加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红利。

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中国成功会持续侵蚀西方的结论吗?还是中国依然和西方有着紧密交织、共同发展的伙伴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对比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比如东南亚、东欧、非洲都有着和中国类似的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式成功呢?周掌柜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带来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西方财富的转移,实质上是新一代制度竞争的结果,特别是微观的社会治理效率竞赛。目前中国市场化理念融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促进有利的要素,更彻底了继承工业革命精神,也接近于美国繁荣初期的清教徒价值观,即尊重科学技术、推崇勤劳的奋斗精神、跨越阶层的大融合和对理想世界追求,对企业家提供了相对宽容的竞争环境和大市场,获得了全球产业资本的认可,加之东亚人的勤劳和纪律传统,让中国发展成为了热情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家。中国制度层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世界上最包容的制度框架之一,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个别因素逆转,中国并非是一个傲慢到难以打交道的帝国”。

进而他也提出:在东西方构建新合作秩序这个大命题下,需要双方努力共同超越政治本身,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共同走上合作解决国家治理具体问题的轨道上;用“目标平衡”代替“博弈平衡”,就是用合作共赢的目标思维,超越英美帝国传承下来的争霸思维;用“合作共识”代替“价值观共识”,抛弃优越性争论,和意识形态排他性冲突思维,以共同人类使命重构共同体价值观。他认为只有这样,东西方即使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非常认同这段论述,因为以假想敌为目标的政策指向,肯定不代表真正对世界的领导力,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中国。

如上面所言,中国成就有其普适性,但作为国际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有着亟待进步的空间,我们作为欧洲人感受更加明显:

其一,需要更温和。中国治理经验海外传播有时候太像自说自话的立规矩,回归自身价值主张更加合理,甚至多少需要一点幽默感。如果是前者,就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控制欲;如果是价值主张更多带有文明的多样性元素,不是给世界并列提出“站队”方案;其二,需要更开放。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中国在产业发展推动计划的逻辑和实践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构建数字化国家和公民权利尊重平衡点的研究逻辑是什么?中国在通过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社会就业率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符合世界通用研究惯例的经验教训总结,注定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三,需要更亲民。从国家主体到社会、企业和个人主体更有利于彼此交流合作。如何拓展更多民间的互动参与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主张更有利于本地化的融入?中国文化在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深入到西方国家的民众层面?其四,需要更自由。自由这个话题在东西方文化里本身的理解就有偏差,实际上中国对于小企业主的税收管理和资本管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宽松的。中国的治理能力完全有能力管理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反而应该更加自信的提供让更多人憧憬的自由治理模式,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治理被更广泛接受的核心要素。总之,从我们跨越中国和欧洲做商业战略咨询的视角看,可以主动推动的融入机会依然存在,特别是有别于国家层面庞然大物的社会、企业和民间融合,这些都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好方法。

作为一名荷兰人,我的青年时期更多感受到欧洲、美国繁荣向上的美好时代,但我人生的后半程奇妙的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我和周掌柜咨询的合伙人同事服务中国全球化公司和欧美公司,这些都对我在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与再平衡产生了全新的期待。当然,我更不介意用批判的视角看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

第一,美国有必要摒弃世界警察加财富收割机的二战后僵化思维,把解决国内财富差距加大、阶层割裂、毒品泛滥、社会治理低效、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的优先级高于与中国对抗,连巴菲特做慈善、贝索斯探索太空都受到嘲讽和批判的氛围自然是不健康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伙伴的参与也未尝不可;

第二,欧洲淡化国家主体之后形成了新的治理结构,其中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机制和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可能需要提上更高的优先级。否则我们看到中国的体制在不断解决问题,我们在政治正确和骄傲中掩盖问题,这明显有悖于繁荣逻辑;

第三,欧美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拥有文明鉴赏力,但是缺乏生产力驱动力的杰出人才,副作用是太多人空谈价值观。我们严密的法律制度和约束带来社会的巨大成本,进而封杀了诸多年轻人的创造空间。实际上单纯靠银行家的智力和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操,加之政治家空洞的承诺,这一切很难像我们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构建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更不能期待年轻移民能为老龄化带来长期活力;

第四,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建议中国开放给我们学习呢?中国政府办事效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在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方面很有心得,国家大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实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中国时刻通过治理创新和调整激活经济,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不正是此刻欧洲和美国需要的吗?

第五,我们抱怨“中国对手”在非洲俘获了人心,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国家和企业为非洲带去了什么真正的改变?我们抱怨“中国经验”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做法,那么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博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此刻,我们还在抱怨“中国阵营”正在对抗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但是我们只看到G7的扩大化,并没有看到中国组建一个G7、G8、G10去批判围堵西方,我们是否夸大并挑起了中国的对抗思维呢?我个人来看,G7似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针对中国。只有强有力的相互理解、合作以及协同才能帮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健康以及富饶的世界上。我们彼此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此多的东西,因为世界公民们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世界,他们有资格拥有拥有更好的治理和领导。

还有什么可以对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悲观预期给予希望呢?周掌柜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他说:“欧美需要去除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视角俯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无益于让他们更好的继承近代工业文明成果,进而开启更加繁荣的时代。中国有2000年的封建专制教训,也有近代近200年国家缺少有效治理的苦难历程,更有着几十年错误的反思和自省,有着100年多重经验积累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就、经验和弹性应该被客观认知。这些经验在应对新冠疫情、减少贫困、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中,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建议欧美应该保持领导力,而不是空洞定义为绝对领导者,这就需要开启与中国接触战略,用领导力代替领导者的思维逻辑符合中西方共同利益。

是的,领导力是一种自我能力提升,而非物理层面获得多少被领导者个体。回归到这个巨变和重构的年代,欧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更加迫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坦诚的借鉴学习要比彼此嘲笑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更多建设性的鼓励呢?就像中国人曾经热切的赞美和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一样。为什么欧美不能掀起对照中国的深刻反省和思考呢?就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经反思的那样,他暗示:中美的紧张关系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参议院和国会议员是律师出身,而中国很多领导者有着工程师背景。律师天生是悲观主义者,习惯做最坏的准备;工程师往往乐观主义,总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他认为中国的治理者比美国国会山更像成就美国成功的那批清教徒。此外,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美国很多参议院是美国拥有土地、资本最多的群体的家族成员或者代理人,这也是美国重建基础设施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利益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百年变革带给我的思考,三点印象深刻,其一是解决问题的领导力,其二是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和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其三是以开放的胸怀继承世界工业文明价值观和成果的智慧,这三个前提是乐观看到中国未来能够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作为欧洲人的我,非常愿意像我们战略咨询工作一样成为推动中国与西方合作的积极贡献者。给彼此更多的耐心进行对话,“中国同学”不是以当班主任为目标努力学习的,我们更不需要以“中国同学”的威胁维护小圈子团结。记得基辛格在《论中国》书中引用的一句康德名言所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样的关头。

此刻,需要思考应该为携手合作再做一点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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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学”百年变革启示录

发布日期:2021-06-30 08:38
摘要:东西方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需要双方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



Guus Keder

【OR  商业新媒体】

一个月以前,我从中国同事那里收到了一则讯息,询问我新冠恢复中的健康状态如何。他也写道:“今天的中国在1900年5月28日也处于如今这样的重压之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所不同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阶层全盘深刻反省,此时更多人产生了摒弃压力的自信强化”。他认为中国目前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对政府和民众对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00年我还没有出生,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没法对比,但怀疑这个比较是否很确切。

不过我作为中国公司北京周掌柜咨询的欧洲负责人确实已经感受到西方与中国对立产生的压力。中国以外不少政治言论,经过西方媒体宣传不断发酵,在公众层面宣称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是一种威胁,中国公司也被污名化。与此同时,能够感知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反感西方。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可以做个类比:我们都记得,上学的时候如果学期中班级里来了新的男生或者女生,不少孩子们都会觉得他/她的到来会影响班级里的稳定关系。所以整个班级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排斥反应,所有的孩子们甚至都会忘记在上学前他们还在院子里打闹争吵,所以大的改变经常会引起不安。如果这个新同学恰巧学习成绩优秀,又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自然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是社会法则。当中国突然间成为了这个国际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又是带着新经验、新行为,自然引发新审视。

很想再插入一个小故事。我们家在荷兰的经历值得分享一下,当时政府承诺可以免费扑杀老鼠,但有一天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走了一圈之后,告诉我们:我只扑杀灰老鼠,你们家的不归我管。这件事让我们这些听惯了竞选承诺的人,也不由得对政治产生怀疑。而对比来看,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敬业负责的小事情,比如中国村委会、物业会事无巨细的管理各种事情,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申请签证的高效率,中国机场提供免费饮水,这在荷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没有的。中国治理确实更重视解决问题,但解决14亿人的问题注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持,这个体系大到让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甚至恐惧。而且,如果中国模式被某种程度证明有效,这势必对于他国的革新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视角寻找一下线索。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开门见山有这样的论述:公元1500年之后问世的载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让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外一些国家快得多,财富和军事力量形成了紧密联系。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国力衰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视角一方面论述了军事霸权与繁荣的逻辑,一方面提出一个根本性国家兴衰的原理——战争导致衰落。

用这个视角看中国,似乎中国经验提供了一条纯粹的商业产品服务世界进而获得国力提升的逻辑,有别于大国兴衰的争霸传统。这和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征服逻辑,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控制全球的根本逻辑完全不同。在约翰•达尔文的《未终结的帝国》中写道: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跨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帝国统治者们依然希望日不落的传统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压制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就是一条有别于借鉴西方却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过去的100年中国虽然充满了左右摇摆但确实一直坚定的推动变革,也就提示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审视强势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

那么中国是否突然有了大变化?而或这个变化开始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简单回顾,中国走向大国角色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天的来到,不是么?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同全球大国一起倾诉中国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已知的。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中国成为了一个危险?我们公司创始人周掌柜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知道当下发生什么,那么就追随钱这个线索。一切都是有关于‘钱’以及‘掌控钱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性问题”。

西方国家一直在用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了大量优质的产品,并且把奢侈品以及高端工业产品卖到中国。西方因此一直在积极的帮助中国变得强大,成为今天的中国。同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只不过当时对象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家。彼时,西方世界因为自己对于矿物燃料的依赖从而把财富转移到了出口国。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从中国回流到西方国家的财富正在减少,严重的贸易失衡出现。

这样看,过去是可以理解等,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不妨采用外推法来想象一下未来世界。比如2050,就是距今天30年不到的时间。基于过去40年中国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一定会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可以预想到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蓬勃的房地产市场,这里我们公司主要合伙人都并不是简单看空这个行业,房地产依然是中国法律保护最充分的财产之一,老百姓用市场行为赎买产权的历史进程应该不会轻易终止,何况在过去30年建的房子会因各种能源标准的提高(至少是为了缓和气候变化压力)而面临升级改造的问题。同时,中国会在很多领先科技领域成为领头羊,包括航天科技。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而外交姿态本身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虽大,但他们用非常高效的方式治理国家,决策机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非常短的,这些应该依然不会变化。不过,从另外的数字看,这些年中国的资本、创新和人才有向全球流失的苗头,如果这个苗头进一步放大,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原因。

再看2050年的其他国家。美国可能会继续当它的世界老大以及世界警察,当然效果自然不如往日。美国经济仍然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拉丁美洲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移民会源源不断到美国,从而帮助美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此相反的是,社会老龄化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而且美国重建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新机遇。但美国减少人均能源消耗方面,或者清洁能源普及的进程,由于其体制的效率问题可能不见的那么有效。美元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走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的投资格局以及产业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会受到中国市场越来越的挑战,上证、深证以及港股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军事方面,美国将不可避免的学习如何和中国这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相处。乐观的看法是,欧洲会继续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缺少现代化的投资,昔日光辉的文明得以略带讽刺的保留了下来,虽然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旅游区域,但欧洲作为旅游目的地应该得以发扬,现代化建设则比较悲观,类似布鲁日(Gruges)这样的城市。欧元会是欧洲人的重要储备货币,但不会是其他任何人的选择。此外,欧盟如果把一体化和统一进程仅仅作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来推动,那么这或许也是欧洲很难复兴的根源。世界上最大的惊喜或许会来自非洲: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提升的教育系统以及非洲大陆本身坐拥的资源。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对于资源的增长会日益渐增,非洲自然会从中获益。让我们希望城市化的进程至少不要破坏、最好保留,甚至增加非洲的动植物多样性。东南亚与非洲有类似的逻辑,加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红利。

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中国成功会持续侵蚀西方的结论吗?还是中国依然和西方有着紧密交织、共同发展的伙伴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对比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比如东南亚、东欧、非洲都有着和中国类似的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式成功呢?周掌柜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带来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西方财富的转移,实质上是新一代制度竞争的结果,特别是微观的社会治理效率竞赛。目前中国市场化理念融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促进有利的要素,更彻底了继承工业革命精神,也接近于美国繁荣初期的清教徒价值观,即尊重科学技术、推崇勤劳的奋斗精神、跨越阶层的大融合和对理想世界追求,对企业家提供了相对宽容的竞争环境和大市场,获得了全球产业资本的认可,加之东亚人的勤劳和纪律传统,让中国发展成为了热情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家。中国制度层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世界上最包容的制度框架之一,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个别因素逆转,中国并非是一个傲慢到难以打交道的帝国”。

进而他也提出:在东西方构建新合作秩序这个大命题下,需要双方努力共同超越政治本身,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共同走上合作解决国家治理具体问题的轨道上;用“目标平衡”代替“博弈平衡”,就是用合作共赢的目标思维,超越英美帝国传承下来的争霸思维;用“合作共识”代替“价值观共识”,抛弃优越性争论,和意识形态排他性冲突思维,以共同人类使命重构共同体价值观。他认为只有这样,东西方即使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非常认同这段论述,因为以假想敌为目标的政策指向,肯定不代表真正对世界的领导力,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中国。

如上面所言,中国成就有其普适性,但作为国际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有着亟待进步的空间,我们作为欧洲人感受更加明显:

其一,需要更温和。中国治理经验海外传播有时候太像自说自话的立规矩,回归自身价值主张更加合理,甚至多少需要一点幽默感。如果是前者,就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控制欲;如果是价值主张更多带有文明的多样性元素,不是给世界并列提出“站队”方案;其二,需要更开放。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中国在产业发展推动计划的逻辑和实践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构建数字化国家和公民权利尊重平衡点的研究逻辑是什么?中国在通过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社会就业率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符合世界通用研究惯例的经验教训总结,注定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三,需要更亲民。从国家主体到社会、企业和个人主体更有利于彼此交流合作。如何拓展更多民间的互动参与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主张更有利于本地化的融入?中国文化在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深入到西方国家的民众层面?其四,需要更自由。自由这个话题在东西方文化里本身的理解就有偏差,实际上中国对于小企业主的税收管理和资本管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宽松的。中国的治理能力完全有能力管理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反而应该更加自信的提供让更多人憧憬的自由治理模式,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治理被更广泛接受的核心要素。总之,从我们跨越中国和欧洲做商业战略咨询的视角看,可以主动推动的融入机会依然存在,特别是有别于国家层面庞然大物的社会、企业和民间融合,这些都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好方法。

作为一名荷兰人,我的青年时期更多感受到欧洲、美国繁荣向上的美好时代,但我人生的后半程奇妙的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我和周掌柜咨询的合伙人同事服务中国全球化公司和欧美公司,这些都对我在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与再平衡产生了全新的期待。当然,我更不介意用批判的视角看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

第一,美国有必要摒弃世界警察加财富收割机的二战后僵化思维,把解决国内财富差距加大、阶层割裂、毒品泛滥、社会治理低效、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的优先级高于与中国对抗,连巴菲特做慈善、贝索斯探索太空都受到嘲讽和批判的氛围自然是不健康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伙伴的参与也未尝不可;

第二,欧洲淡化国家主体之后形成了新的治理结构,其中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机制和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可能需要提上更高的优先级。否则我们看到中国的体制在不断解决问题,我们在政治正确和骄傲中掩盖问题,这明显有悖于繁荣逻辑;

第三,欧美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拥有文明鉴赏力,但是缺乏生产力驱动力的杰出人才,副作用是太多人空谈价值观。我们严密的法律制度和约束带来社会的巨大成本,进而封杀了诸多年轻人的创造空间。实际上单纯靠银行家的智力和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操,加之政治家空洞的承诺,这一切很难像我们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构建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更不能期待年轻移民能为老龄化带来长期活力;

第四,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建议中国开放给我们学习呢?中国政府办事效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在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方面很有心得,国家大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实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中国时刻通过治理创新和调整激活经济,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不正是此刻欧洲和美国需要的吗?

第五,我们抱怨“中国对手”在非洲俘获了人心,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国家和企业为非洲带去了什么真正的改变?我们抱怨“中国经验”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做法,那么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博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此刻,我们还在抱怨“中国阵营”正在对抗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但是我们只看到G7的扩大化,并没有看到中国组建一个G7、G8、G10去批判围堵西方,我们是否夸大并挑起了中国的对抗思维呢?我个人来看,G7似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针对中国。只有强有力的相互理解、合作以及协同才能帮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健康以及富饶的世界上。我们彼此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此多的东西,因为世界公民们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世界,他们有资格拥有拥有更好的治理和领导。

还有什么可以对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悲观预期给予希望呢?周掌柜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他说:“欧美需要去除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视角俯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无益于让他们更好的继承近代工业文明成果,进而开启更加繁荣的时代。中国有2000年的封建专制教训,也有近代近200年国家缺少有效治理的苦难历程,更有着几十年错误的反思和自省,有着100年多重经验积累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就、经验和弹性应该被客观认知。这些经验在应对新冠疫情、减少贫困、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中,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建议欧美应该保持领导力,而不是空洞定义为绝对领导者,这就需要开启与中国接触战略,用领导力代替领导者的思维逻辑符合中西方共同利益。

是的,领导力是一种自我能力提升,而非物理层面获得多少被领导者个体。回归到这个巨变和重构的年代,欧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更加迫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坦诚的借鉴学习要比彼此嘲笑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更多建设性的鼓励呢?就像中国人曾经热切的赞美和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一样。为什么欧美不能掀起对照中国的深刻反省和思考呢?就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经反思的那样,他暗示:中美的紧张关系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参议院和国会议员是律师出身,而中国很多领导者有着工程师背景。律师天生是悲观主义者,习惯做最坏的准备;工程师往往乐观主义,总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他认为中国的治理者比美国国会山更像成就美国成功的那批清教徒。此外,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美国很多参议院是美国拥有土地、资本最多的群体的家族成员或者代理人,这也是美国重建基础设施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利益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百年变革带给我的思考,三点印象深刻,其一是解决问题的领导力,其二是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和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其三是以开放的胸怀继承世界工业文明价值观和成果的智慧,这三个前提是乐观看到中国未来能够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作为欧洲人的我,非常愿意像我们战略咨询工作一样成为推动中国与西方合作的积极贡献者。给彼此更多的耐心进行对话,“中国同学”不是以当班主任为目标努力学习的,我们更不需要以“中国同学”的威胁维护小圈子团结。记得基辛格在《论中国》书中引用的一句康德名言所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样的关头。

此刻,需要思考应该为携手合作再做一点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东西方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需要双方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



Guus Keder

【OR  商业新媒体】

一个月以前,我从中国同事那里收到了一则讯息,询问我新冠恢复中的健康状态如何。他也写道:“今天的中国在1900年5月28日也处于如今这样的重压之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所不同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阶层全盘深刻反省,此时更多人产生了摒弃压力的自信强化”。他认为中国目前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对政府和民众对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00年我还没有出生,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没法对比,但怀疑这个比较是否很确切。

不过我作为中国公司北京周掌柜咨询的欧洲负责人确实已经感受到西方与中国对立产生的压力。中国以外不少政治言论,经过西方媒体宣传不断发酵,在公众层面宣称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是一种威胁,中国公司也被污名化。与此同时,能够感知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反感西方。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可以做个类比:我们都记得,上学的时候如果学期中班级里来了新的男生或者女生,不少孩子们都会觉得他/她的到来会影响班级里的稳定关系。所以整个班级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排斥反应,所有的孩子们甚至都会忘记在上学前他们还在院子里打闹争吵,所以大的改变经常会引起不安。如果这个新同学恰巧学习成绩优秀,又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自然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是社会法则。当中国突然间成为了这个国际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又是带着新经验、新行为,自然引发新审视。

很想再插入一个小故事。我们家在荷兰的经历值得分享一下,当时政府承诺可以免费扑杀老鼠,但有一天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走了一圈之后,告诉我们:我只扑杀灰老鼠,你们家的不归我管。这件事让我们这些听惯了竞选承诺的人,也不由得对政治产生怀疑。而对比来看,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敬业负责的小事情,比如中国村委会、物业会事无巨细的管理各种事情,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申请签证的高效率,中国机场提供免费饮水,这在荷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没有的。中国治理确实更重视解决问题,但解决14亿人的问题注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持,这个体系大到让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甚至恐惧。而且,如果中国模式被某种程度证明有效,这势必对于他国的革新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视角寻找一下线索。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开门见山有这样的论述:公元1500年之后问世的载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让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外一些国家快得多,财富和军事力量形成了紧密联系。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国力衰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视角一方面论述了军事霸权与繁荣的逻辑,一方面提出一个根本性国家兴衰的原理——战争导致衰落。

用这个视角看中国,似乎中国经验提供了一条纯粹的商业产品服务世界进而获得国力提升的逻辑,有别于大国兴衰的争霸传统。这和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征服逻辑,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控制全球的根本逻辑完全不同。在约翰•达尔文的《未终结的帝国》中写道: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跨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帝国统治者们依然希望日不落的传统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压制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就是一条有别于借鉴西方却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过去的100年中国虽然充满了左右摇摆但确实一直坚定的推动变革,也就提示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审视强势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

那么中国是否突然有了大变化?而或这个变化开始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简单回顾,中国走向大国角色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天的来到,不是么?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同全球大国一起倾诉中国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已知的。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中国成为了一个危险?我们公司创始人周掌柜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知道当下发生什么,那么就追随钱这个线索。一切都是有关于‘钱’以及‘掌控钱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性问题”。

西方国家一直在用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了大量优质的产品,并且把奢侈品以及高端工业产品卖到中国。西方因此一直在积极的帮助中国变得强大,成为今天的中国。同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只不过当时对象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家。彼时,西方世界因为自己对于矿物燃料的依赖从而把财富转移到了出口国。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从中国回流到西方国家的财富正在减少,严重的贸易失衡出现。

这样看,过去是可以理解等,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不妨采用外推法来想象一下未来世界。比如2050,就是距今天30年不到的时间。基于过去40年中国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一定会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可以预想到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蓬勃的房地产市场,这里我们公司主要合伙人都并不是简单看空这个行业,房地产依然是中国法律保护最充分的财产之一,老百姓用市场行为赎买产权的历史进程应该不会轻易终止,何况在过去30年建的房子会因各种能源标准的提高(至少是为了缓和气候变化压力)而面临升级改造的问题。同时,中国会在很多领先科技领域成为领头羊,包括航天科技。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而外交姿态本身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虽大,但他们用非常高效的方式治理国家,决策机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非常短的,这些应该依然不会变化。不过,从另外的数字看,这些年中国的资本、创新和人才有向全球流失的苗头,如果这个苗头进一步放大,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原因。

再看2050年的其他国家。美国可能会继续当它的世界老大以及世界警察,当然效果自然不如往日。美国经济仍然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拉丁美洲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移民会源源不断到美国,从而帮助美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此相反的是,社会老龄化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而且美国重建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新机遇。但美国减少人均能源消耗方面,或者清洁能源普及的进程,由于其体制的效率问题可能不见的那么有效。美元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走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的投资格局以及产业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会受到中国市场越来越的挑战,上证、深证以及港股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军事方面,美国将不可避免的学习如何和中国这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相处。乐观的看法是,欧洲会继续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缺少现代化的投资,昔日光辉的文明得以略带讽刺的保留了下来,虽然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旅游区域,但欧洲作为旅游目的地应该得以发扬,现代化建设则比较悲观,类似布鲁日(Gruges)这样的城市。欧元会是欧洲人的重要储备货币,但不会是其他任何人的选择。此外,欧盟如果把一体化和统一进程仅仅作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来推动,那么这或许也是欧洲很难复兴的根源。世界上最大的惊喜或许会来自非洲: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提升的教育系统以及非洲大陆本身坐拥的资源。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对于资源的增长会日益渐增,非洲自然会从中获益。让我们希望城市化的进程至少不要破坏、最好保留,甚至增加非洲的动植物多样性。东南亚与非洲有类似的逻辑,加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红利。

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中国成功会持续侵蚀西方的结论吗?还是中国依然和西方有着紧密交织、共同发展的伙伴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对比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比如东南亚、东欧、非洲都有着和中国类似的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式成功呢?周掌柜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带来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西方财富的转移,实质上是新一代制度竞争的结果,特别是微观的社会治理效率竞赛。目前中国市场化理念融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促进有利的要素,更彻底了继承工业革命精神,也接近于美国繁荣初期的清教徒价值观,即尊重科学技术、推崇勤劳的奋斗精神、跨越阶层的大融合和对理想世界追求,对企业家提供了相对宽容的竞争环境和大市场,获得了全球产业资本的认可,加之东亚人的勤劳和纪律传统,让中国发展成为了热情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家。中国制度层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世界上最包容的制度框架之一,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个别因素逆转,中国并非是一个傲慢到难以打交道的帝国”。

进而他也提出:在东西方构建新合作秩序这个大命题下,需要双方努力共同超越政治本身,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共同走上合作解决国家治理具体问题的轨道上;用“目标平衡”代替“博弈平衡”,就是用合作共赢的目标思维,超越英美帝国传承下来的争霸思维;用“合作共识”代替“价值观共识”,抛弃优越性争论,和意识形态排他性冲突思维,以共同人类使命重构共同体价值观。他认为只有这样,东西方即使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非常认同这段论述,因为以假想敌为目标的政策指向,肯定不代表真正对世界的领导力,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中国。

如上面所言,中国成就有其普适性,但作为国际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有着亟待进步的空间,我们作为欧洲人感受更加明显:

其一,需要更温和。中国治理经验海外传播有时候太像自说自话的立规矩,回归自身价值主张更加合理,甚至多少需要一点幽默感。如果是前者,就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控制欲;如果是价值主张更多带有文明的多样性元素,不是给世界并列提出“站队”方案;其二,需要更开放。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中国在产业发展推动计划的逻辑和实践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构建数字化国家和公民权利尊重平衡点的研究逻辑是什么?中国在通过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社会就业率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符合世界通用研究惯例的经验教训总结,注定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三,需要更亲民。从国家主体到社会、企业和个人主体更有利于彼此交流合作。如何拓展更多民间的互动参与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主张更有利于本地化的融入?中国文化在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深入到西方国家的民众层面?其四,需要更自由。自由这个话题在东西方文化里本身的理解就有偏差,实际上中国对于小企业主的税收管理和资本管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宽松的。中国的治理能力完全有能力管理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反而应该更加自信的提供让更多人憧憬的自由治理模式,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治理被更广泛接受的核心要素。总之,从我们跨越中国和欧洲做商业战略咨询的视角看,可以主动推动的融入机会依然存在,特别是有别于国家层面庞然大物的社会、企业和民间融合,这些都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好方法。

作为一名荷兰人,我的青年时期更多感受到欧洲、美国繁荣向上的美好时代,但我人生的后半程奇妙的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我和周掌柜咨询的合伙人同事服务中国全球化公司和欧美公司,这些都对我在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与再平衡产生了全新的期待。当然,我更不介意用批判的视角看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

第一,美国有必要摒弃世界警察加财富收割机的二战后僵化思维,把解决国内财富差距加大、阶层割裂、毒品泛滥、社会治理低效、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的优先级高于与中国对抗,连巴菲特做慈善、贝索斯探索太空都受到嘲讽和批判的氛围自然是不健康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伙伴的参与也未尝不可;

第二,欧洲淡化国家主体之后形成了新的治理结构,其中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机制和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可能需要提上更高的优先级。否则我们看到中国的体制在不断解决问题,我们在政治正确和骄傲中掩盖问题,这明显有悖于繁荣逻辑;

第三,欧美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拥有文明鉴赏力,但是缺乏生产力驱动力的杰出人才,副作用是太多人空谈价值观。我们严密的法律制度和约束带来社会的巨大成本,进而封杀了诸多年轻人的创造空间。实际上单纯靠银行家的智力和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操,加之政治家空洞的承诺,这一切很难像我们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构建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更不能期待年轻移民能为老龄化带来长期活力;

第四,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建议中国开放给我们学习呢?中国政府办事效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在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方面很有心得,国家大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实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中国时刻通过治理创新和调整激活经济,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不正是此刻欧洲和美国需要的吗?

第五,我们抱怨“中国对手”在非洲俘获了人心,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国家和企业为非洲带去了什么真正的改变?我们抱怨“中国经验”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做法,那么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博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此刻,我们还在抱怨“中国阵营”正在对抗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但是我们只看到G7的扩大化,并没有看到中国组建一个G7、G8、G10去批判围堵西方,我们是否夸大并挑起了中国的对抗思维呢?我个人来看,G7似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针对中国。只有强有力的相互理解、合作以及协同才能帮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健康以及富饶的世界上。我们彼此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此多的东西,因为世界公民们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世界,他们有资格拥有拥有更好的治理和领导。

还有什么可以对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悲观预期给予希望呢?周掌柜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他说:“欧美需要去除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视角俯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无益于让他们更好的继承近代工业文明成果,进而开启更加繁荣的时代。中国有2000年的封建专制教训,也有近代近200年国家缺少有效治理的苦难历程,更有着几十年错误的反思和自省,有着100年多重经验积累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就、经验和弹性应该被客观认知。这些经验在应对新冠疫情、减少贫困、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中,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建议欧美应该保持领导力,而不是空洞定义为绝对领导者,这就需要开启与中国接触战略,用领导力代替领导者的思维逻辑符合中西方共同利益。

是的,领导力是一种自我能力提升,而非物理层面获得多少被领导者个体。回归到这个巨变和重构的年代,欧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更加迫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坦诚的借鉴学习要比彼此嘲笑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更多建设性的鼓励呢?就像中国人曾经热切的赞美和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一样。为什么欧美不能掀起对照中国的深刻反省和思考呢?就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经反思的那样,他暗示:中美的紧张关系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参议院和国会议员是律师出身,而中国很多领导者有着工程师背景。律师天生是悲观主义者,习惯做最坏的准备;工程师往往乐观主义,总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他认为中国的治理者比美国国会山更像成就美国成功的那批清教徒。此外,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美国很多参议院是美国拥有土地、资本最多的群体的家族成员或者代理人,这也是美国重建基础设施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利益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百年变革带给我的思考,三点印象深刻,其一是解决问题的领导力,其二是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和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其三是以开放的胸怀继承世界工业文明价值观和成果的智慧,这三个前提是乐观看到中国未来能够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作为欧洲人的我,非常愿意像我们战略咨询工作一样成为推动中国与西方合作的积极贡献者。给彼此更多的耐心进行对话,“中国同学”不是以当班主任为目标努力学习的,我们更不需要以“中国同学”的威胁维护小圈子团结。记得基辛格在《论中国》书中引用的一句康德名言所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样的关头。

此刻,需要思考应该为携手合作再做一点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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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学”百年变革启示录

发布日期:2021-06-30 08:38
摘要:东西方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需要双方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



Guus Keder

【OR  商业新媒体】

一个月以前,我从中国同事那里收到了一则讯息,询问我新冠恢复中的健康状态如何。他也写道:“今天的中国在1900年5月28日也处于如今这样的重压之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所不同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阶层全盘深刻反省,此时更多人产生了摒弃压力的自信强化”。他认为中国目前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对政府和民众对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00年我还没有出生,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没法对比,但怀疑这个比较是否很确切。

不过我作为中国公司北京周掌柜咨询的欧洲负责人确实已经感受到西方与中国对立产生的压力。中国以外不少政治言论,经过西方媒体宣传不断发酵,在公众层面宣称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是一种威胁,中国公司也被污名化。与此同时,能够感知到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反感西方。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可以做个类比:我们都记得,上学的时候如果学期中班级里来了新的男生或者女生,不少孩子们都会觉得他/她的到来会影响班级里的稳定关系。所以整个班级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排斥反应,所有的孩子们甚至都会忘记在上学前他们还在院子里打闹争吵,所以大的改变经常会引起不安。如果这个新同学恰巧学习成绩优秀,又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自然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是社会法则。当中国突然间成为了这个国际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又是带着新经验、新行为,自然引发新审视。

很想再插入一个小故事。我们家在荷兰的经历值得分享一下,当时政府承诺可以免费扑杀老鼠,但有一天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走了一圈之后,告诉我们:我只扑杀灰老鼠,你们家的不归我管。这件事让我们这些听惯了竞选承诺的人,也不由得对政治产生怀疑。而对比来看,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敬业负责的小事情,比如中国村委会、物业会事无巨细的管理各种事情,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申请签证的高效率,中国机场提供免费饮水,这在荷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没有的。中国治理确实更重视解决问题,但解决14亿人的问题注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持,这个体系大到让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甚至恐惧。而且,如果中国模式被某种程度证明有效,这势必对于他国的革新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再从宏观视角寻找一下线索。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开门见山有这样的论述:公元1500年之后问世的载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让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外一些国家快得多,财富和军事力量形成了紧密联系。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国力衰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视角一方面论述了军事霸权与繁荣的逻辑,一方面提出一个根本性国家兴衰的原理——战争导致衰落。

用这个视角看中国,似乎中国经验提供了一条纯粹的商业产品服务世界进而获得国力提升的逻辑,有别于大国兴衰的争霸传统。这和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征服逻辑,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控制全球的根本逻辑完全不同。在约翰•达尔文的《未终结的帝国》中写道: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跨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帝国统治者们依然希望日不落的传统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压制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就是一条有别于借鉴西方却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过去的100年中国虽然充满了左右摇摆但确实一直坚定的推动变革,也就提示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审视强势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

那么中国是否突然有了大变化?而或这个变化开始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简单回顾,中国走向大国角色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天的来到,不是么?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同全球大国一起倾诉中国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已知的。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中国成为了一个危险?我们公司创始人周掌柜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知道当下发生什么,那么就追随钱这个线索。一切都是有关于‘钱’以及‘掌控钱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性问题”。

西方国家一直在用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了大量优质的产品,并且把奢侈品以及高端工业产品卖到中国。西方因此一直在积极的帮助中国变得强大,成为今天的中国。同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只不过当时对象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家。彼时,西方世界因为自己对于矿物燃料的依赖从而把财富转移到了出口国。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从中国回流到西方国家的财富正在减少,严重的贸易失衡出现。

这样看,过去是可以理解等,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不妨采用外推法来想象一下未来世界。比如2050,就是距今天30年不到的时间。基于过去40年中国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一定会继续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可以预想到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重要的中国蓬勃的房地产市场,这里我们公司主要合伙人都并不是简单看空这个行业,房地产依然是中国法律保护最充分的财产之一,老百姓用市场行为赎买产权的历史进程应该不会轻易终止,何况在过去30年建的房子会因各种能源标准的提高(至少是为了缓和气候变化压力)而面临升级改造的问题。同时,中国会在很多领先科技领域成为领头羊,包括航天科技。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而外交姿态本身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虽大,但他们用非常高效的方式治理国家,决策机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非常短的,这些应该依然不会变化。不过,从另外的数字看,这些年中国的资本、创新和人才有向全球流失的苗头,如果这个苗头进一步放大,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原因。

再看2050年的其他国家。美国可能会继续当它的世界老大以及世界警察,当然效果自然不如往日。美国经济仍然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拉丁美洲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移民会源源不断到美国,从而帮助美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此相反的是,社会老龄化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而且美国重建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新机遇。但美国减少人均能源消耗方面,或者清洁能源普及的进程,由于其体制的效率问题可能不见的那么有效。美元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走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的投资格局以及产业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会受到中国市场越来越的挑战,上证、深证以及港股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军事方面,美国将不可避免的学习如何和中国这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相处。乐观的看法是,欧洲会继续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缺少现代化的投资,昔日光辉的文明得以略带讽刺的保留了下来,虽然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旅游区域,但欧洲作为旅游目的地应该得以发扬,现代化建设则比较悲观,类似布鲁日(Gruges)这样的城市。欧元会是欧洲人的重要储备货币,但不会是其他任何人的选择。此外,欧盟如果把一体化和统一进程仅仅作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来推动,那么这或许也是欧洲很难复兴的根源。世界上最大的惊喜或许会来自非洲: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提升的教育系统以及非洲大陆本身坐拥的资源。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对于资源的增长会日益渐增,非洲自然会从中获益。让我们希望城市化的进程至少不要破坏、最好保留,甚至增加非洲的动植物多样性。东南亚与非洲有类似的逻辑,加上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红利。

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中国成功会持续侵蚀西方的结论吗?还是中国依然和西方有着紧密交织、共同发展的伙伴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对比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比如东南亚、东欧、非洲都有着和中国类似的人力资源成本优势,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式成功呢?周掌柜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带来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西方财富的转移,实质上是新一代制度竞争的结果,特别是微观的社会治理效率竞赛。目前中国市场化理念融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促进有利的要素,更彻底了继承工业革命精神,也接近于美国繁荣初期的清教徒价值观,即尊重科学技术、推崇勤劳的奋斗精神、跨越阶层的大融合和对理想世界追求,对企业家提供了相对宽容的竞争环境和大市场,获得了全球产业资本的认可,加之东亚人的勤劳和纪律传统,让中国发展成为了热情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家。中国制度层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世界上最包容的制度框架之一,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个别因素逆转,中国并非是一个傲慢到难以打交道的帝国”。

进而他也提出:在东西方构建新合作秩序这个大命题下,需要双方努力共同超越政治本身,用“管理者治理”代替“政治家管理”,共同走上合作解决国家治理具体问题的轨道上;用“目标平衡”代替“博弈平衡”,就是用合作共赢的目标思维,超越英美帝国传承下来的争霸思维;用“合作共识”代替“价值观共识”,抛弃优越性争论,和意识形态排他性冲突思维,以共同人类使命重构共同体价值观。他认为只有这样,东西方即使在竞争思维的氛围中,重构“同学朋友关系”,而非“对手关系”的激烈冲突。非常认同这段论述,因为以假想敌为目标的政策指向,肯定不代表真正对世界的领导力,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中国。

如上面所言,中国成就有其普适性,但作为国际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有着亟待进步的空间,我们作为欧洲人感受更加明显:

其一,需要更温和。中国治理经验海外传播有时候太像自说自话的立规矩,回归自身价值主张更加合理,甚至多少需要一点幽默感。如果是前者,就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控制欲;如果是价值主张更多带有文明的多样性元素,不是给世界并列提出“站队”方案;其二,需要更开放。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中国在产业发展推动计划的逻辑和实践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构建数字化国家和公民权利尊重平衡点的研究逻辑是什么?中国在通过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社会就业率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符合世界通用研究惯例的经验教训总结,注定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三,需要更亲民。从国家主体到社会、企业和个人主体更有利于彼此交流合作。如何拓展更多民间的互动参与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主张更有利于本地化的融入?中国文化在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深入到西方国家的民众层面?其四,需要更自由。自由这个话题在东西方文化里本身的理解就有偏差,实际上中国对于小企业主的税收管理和资本管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宽松的。中国的治理能力完全有能力管理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反而应该更加自信的提供让更多人憧憬的自由治理模式,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治理被更广泛接受的核心要素。总之,从我们跨越中国和欧洲做商业战略咨询的视角看,可以主动推动的融入机会依然存在,特别是有别于国家层面庞然大物的社会、企业和民间融合,这些都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好方法。

作为一名荷兰人,我的青年时期更多感受到欧洲、美国繁荣向上的美好时代,但我人生的后半程奇妙的与中国发生了联系,我和周掌柜咨询的合伙人同事服务中国全球化公司和欧美公司,这些都对我在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与再平衡产生了全新的期待。当然,我更不介意用批判的视角看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

第一,美国有必要摒弃世界警察加财富收割机的二战后僵化思维,把解决国内财富差距加大、阶层割裂、毒品泛滥、社会治理低效、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的优先级高于与中国对抗,连巴菲特做慈善、贝索斯探索太空都受到嘲讽和批判的氛围自然是不健康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伙伴的参与也未尝不可;

第二,欧洲淡化国家主体之后形成了新的治理结构,其中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机制和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可能需要提上更高的优先级。否则我们看到中国的体制在不断解决问题,我们在政治正确和骄傲中掩盖问题,这明显有悖于繁荣逻辑;

第三,欧美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拥有文明鉴赏力,但是缺乏生产力驱动力的杰出人才,副作用是太多人空谈价值观。我们严密的法律制度和约束带来社会的巨大成本,进而封杀了诸多年轻人的创造空间。实际上单纯靠银行家的智力和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操,加之政治家空洞的承诺,这一切很难像我们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构建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更不能期待年轻移民能为老龄化带来长期活力;

第四,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建议中国开放给我们学习呢?中国政府办事效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在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方面很有心得,国家大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实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中国时刻通过治理创新和调整激活经济,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不正是此刻欧洲和美国需要的吗?

第五,我们抱怨“中国对手”在非洲俘获了人心,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国家和企业为非洲带去了什么真正的改变?我们抱怨“中国经验”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做法,那么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博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此刻,我们还在抱怨“中国阵营”正在对抗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但是我们只看到G7的扩大化,并没有看到中国组建一个G7、G8、G10去批判围堵西方,我们是否夸大并挑起了中国的对抗思维呢?我个人来看,G7似乎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针对中国。只有强有力的相互理解、合作以及协同才能帮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健康以及富饶的世界上。我们彼此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此多的东西,因为世界公民们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世界,他们有资格拥有拥有更好的治理和领导。

还有什么可以对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悲观预期给予希望呢?周掌柜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他说:“欧美需要去除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视角俯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无益于让他们更好的继承近代工业文明成果,进而开启更加繁荣的时代。中国有2000年的封建专制教训,也有近代近200年国家缺少有效治理的苦难历程,更有着几十年错误的反思和自省,有着100年多重经验积累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就、经验和弹性应该被客观认知。这些经验在应对新冠疫情、减少贫困、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挑战中,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建议欧美应该保持领导力,而不是空洞定义为绝对领导者,这就需要开启与中国接触战略,用领导力代替领导者的思维逻辑符合中西方共同利益。

是的,领导力是一种自我能力提升,而非物理层面获得多少被领导者个体。回归到这个巨变和重构的年代,欧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国家,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更加迫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坦诚的借鉴学习要比彼此嘲笑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能给予中国更多建设性的鼓励呢?就像中国人曾经热切的赞美和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一样。为什么欧美不能掀起对照中国的深刻反省和思考呢?就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经反思的那样,他暗示:中美的紧张关系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参议院和国会议员是律师出身,而中国很多领导者有着工程师背景。律师天生是悲观主义者,习惯做最坏的准备;工程师往往乐观主义,总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他认为中国的治理者比美国国会山更像成就美国成功的那批清教徒。此外,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美国很多参议院是美国拥有土地、资本最多的群体的家族成员或者代理人,这也是美国重建基础设施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利益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百年变革带给我的思考,三点印象深刻,其一是解决问题的领导力,其二是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和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其三是以开放的胸怀继承世界工业文明价值观和成果的智慧,这三个前提是乐观看到中国未来能够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作为欧洲人的我,非常愿意像我们战略咨询工作一样成为推动中国与西方合作的积极贡献者。给彼此更多的耐心进行对话,“中国同学”不是以当班主任为目标努力学习的,我们更不需要以“中国同学”的威胁维护小圈子团结。记得基辛格在《论中国》书中引用的一句康德名言所说: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样的关头。

此刻,需要思考应该为携手合作再做一点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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