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中国餐饮外卖平台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



BBC

【OR  商业新媒体】

不少外卖骑手还临时承担起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的功能。有网友称,疫情期间中国人能老实待在家里,发达的外卖体系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外卖骑手群体总数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另一面突然涌入舆论视野——被算法压榨、交通事故率高、没有职业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对美团1000万外卖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评声四起,同一段时间美团股价连日下跌。有中国网友将此称为“一个国内外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行业究竟是尽得“灵活就业”之利,还是掉入“内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访谈多位外卖骑手和专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新蓝领”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美团透露最近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位于浙江的智库网经社分析师陈礼腾将他们界定为“新蓝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这个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卖骑手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

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我原来就是上班,做五金的,但是感觉太累了,没什么休息时间。”37岁来自河南的刘先生表示,自己2018年在北京开始跑外卖。

“当时想干这一行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你想跑就跑呗,累了就休息,没有人拉着你说一定要做多长时间,所以虽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松的。”

另一家餐饮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报告,2018年,超过60%的骑手是由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这行。美团2019年的调查也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此外还有超过50%的骑手认为吸引他们的原因是“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在一篇论文中表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陈龙为了研究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最近亲身从事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工作。

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新职业正逢其时。

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然而,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方熠智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虚幻的自由

陈礼腾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行业的高速发展,新兴职业快速涌现,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时间,导致目前外卖骑手等职业存在较多的漏洞。

陈龙撰文指出,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从对外卖骑手的访谈看来,吸引他们加入的“自由”似乎并不真实——虽然没有厂房的四堵墙困住他们,但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取而代之。

“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现在(每天)大概能跑个五十多单,每一单价格根据距离都不太一样,平均下来七八块一单,一个月是一万多点,但这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超时投诉都要扣钱,所以要想赚到钱,其实也要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来自河南的外卖骑手刘先生表示。

“说实话这行真的不是人干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赵先生今年40岁,也在北京当外卖骑手,他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从你拿到单子到送达,一共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问题在于你赶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钟,去了之后他们那边经常出不来餐。一般我们等五分钟还等不到就取消,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送迟了,人家不管谁的原因,都算在我们头上。只要超时,哪怕一秒钟,就扣你一半钱。”

“而且很多时候导航也是有问题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户写的地方也不清楚,打电话也打不通,但这个时间会全部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平台是不管这些的,都是自动处理的。”

在算法的指挥下,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343位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布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报告显示,在全职骑手中,65.67%每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19.4%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论文中,陈龙表示,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

“去技能化”

“这一行没有什么提升的,就是服务行业,搞技能培训还不是要送货。”上述来自河北的骑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卖骑手不为人知的另一特点——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陈龙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

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来自河北的骑手赵先生也有相似的经历。平台根据距离自动定时间,“具体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确实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疫情期间外卖不能送上楼,算法很快感知到,减少了每单允许的用时。

对于这种现象,陈龙在其论文中概括为,“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

无社保的高危职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外卖骑手的关注点,逐渐从“算法之困”迁徙到“无社保之忧”。

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6.53%的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在一次与官方的座谈中,美团方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有将近1000万人。这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通过第三方外包劳务公司间接聘用。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署的多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外卖骑手因此成为自雇人士,彼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借助这种方式规避了缴纳社保的义务。

除社保外,外卖员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团而言,若外卖员发生意外,由商业保险来承担,每天3块钱,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31.2%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而即便买了保险,理赔流程也十分繁琐,许多骑手最终拿不到赔款。

争议

“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两者叠加可能使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中年或晚年时面临生存危机。

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缺点,恰恰造就了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缺乏学历和技能的情况下,外卖员成为一个低门槛和相对高收入的选择。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其调研中86.3%的骑手为非城市户口。

外卖员的“低门槛”也正来自于其“去技能化”的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曾将其描述为“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能够高效率的利用次优资源的机会,而这种赋能是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赋能。”

有观点认为,“无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业需求。

方熠智表示,类似美团这种外卖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标准,可能需要承担上百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责任,这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同时也会导致这类新的就业形态灵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没有社保似乎并不是外卖员最关心的问题。上述来自河北的外卖员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啥用,以后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纪大了之后就回家种地呗,也没有什么担心的、除了公务员,哪个行业都不会说是高枕无忧的。”

未来:规范化还是被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需要改变,陈龙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陈礼腾向BBC表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在争议声中中国政府也有动作。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骑手们则似乎没有对这个职业选择有长久的打算。

河南来的骑手刘先生说,“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往后的事就以后再想呗,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为整个社会变化这么大,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中国外卖骑手和欧美有何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外卖骑手的现状,和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中国外卖平台普遍采用“统一配送模式”,雇佣大量外卖骑手,商家不必承担配送服务的管理和风险。平台也因此对外卖骑手存在很大粘性。

这种模式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中国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130个左右,而且其中还16个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让统一配送模式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雇佣大量专职配送员,提升配送效率。

欧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离远、订单少,再加上远高于中国的用工成本,雇佣大量专职外卖员就变得难以盈利。

因此,欧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为主,消费者下单后,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务。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统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卖员也多为兼职。

从外卖员的薪资结构看,中美间也有差别。中国外卖员配送费计件收费,每单收费三元到十几元人民币不等,单价较低但工作量很大。

欧美外卖平台,既有计件收费,也有按小时收费,此外还有5%到10%的收费,相比中国,欧美外卖员配送单量少,但每单收益较高。

不过也有欧美的新晋平台Doordash等学习中国模式,通过系统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对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冲击。

欧美目前出现了为互联网行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建立工会的呼声,但相对于中国千万量级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的利益保障问题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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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中国外卖骑手:“裸奔”大军还是“新蓝领”

发布日期:2021-06-02 07:11
摘要: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中国餐饮外卖平台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



BBC

【OR  商业新媒体】

不少外卖骑手还临时承担起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的功能。有网友称,疫情期间中国人能老实待在家里,发达的外卖体系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外卖骑手群体总数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另一面突然涌入舆论视野——被算法压榨、交通事故率高、没有职业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对美团1000万外卖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评声四起,同一段时间美团股价连日下跌。有中国网友将此称为“一个国内外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行业究竟是尽得“灵活就业”之利,还是掉入“内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访谈多位外卖骑手和专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新蓝领”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美团透露最近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位于浙江的智库网经社分析师陈礼腾将他们界定为“新蓝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这个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卖骑手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

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我原来就是上班,做五金的,但是感觉太累了,没什么休息时间。”37岁来自河南的刘先生表示,自己2018年在北京开始跑外卖。

“当时想干这一行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你想跑就跑呗,累了就休息,没有人拉着你说一定要做多长时间,所以虽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松的。”

另一家餐饮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报告,2018年,超过60%的骑手是由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这行。美团2019年的调查也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此外还有超过50%的骑手认为吸引他们的原因是“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在一篇论文中表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陈龙为了研究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最近亲身从事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工作。

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新职业正逢其时。

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然而,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方熠智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虚幻的自由

陈礼腾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行业的高速发展,新兴职业快速涌现,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时间,导致目前外卖骑手等职业存在较多的漏洞。

陈龙撰文指出,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从对外卖骑手的访谈看来,吸引他们加入的“自由”似乎并不真实——虽然没有厂房的四堵墙困住他们,但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取而代之。

“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现在(每天)大概能跑个五十多单,每一单价格根据距离都不太一样,平均下来七八块一单,一个月是一万多点,但这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超时投诉都要扣钱,所以要想赚到钱,其实也要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来自河南的外卖骑手刘先生表示。

“说实话这行真的不是人干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赵先生今年40岁,也在北京当外卖骑手,他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从你拿到单子到送达,一共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问题在于你赶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钟,去了之后他们那边经常出不来餐。一般我们等五分钟还等不到就取消,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送迟了,人家不管谁的原因,都算在我们头上。只要超时,哪怕一秒钟,就扣你一半钱。”

“而且很多时候导航也是有问题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户写的地方也不清楚,打电话也打不通,但这个时间会全部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平台是不管这些的,都是自动处理的。”

在算法的指挥下,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343位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布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报告显示,在全职骑手中,65.67%每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19.4%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论文中,陈龙表示,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

“去技能化”

“这一行没有什么提升的,就是服务行业,搞技能培训还不是要送货。”上述来自河北的骑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卖骑手不为人知的另一特点——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陈龙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

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来自河北的骑手赵先生也有相似的经历。平台根据距离自动定时间,“具体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确实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疫情期间外卖不能送上楼,算法很快感知到,减少了每单允许的用时。

对于这种现象,陈龙在其论文中概括为,“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

无社保的高危职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外卖骑手的关注点,逐渐从“算法之困”迁徙到“无社保之忧”。

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6.53%的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在一次与官方的座谈中,美团方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有将近1000万人。这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通过第三方外包劳务公司间接聘用。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署的多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外卖骑手因此成为自雇人士,彼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借助这种方式规避了缴纳社保的义务。

除社保外,外卖员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团而言,若外卖员发生意外,由商业保险来承担,每天3块钱,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31.2%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而即便买了保险,理赔流程也十分繁琐,许多骑手最终拿不到赔款。

争议

“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两者叠加可能使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中年或晚年时面临生存危机。

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缺点,恰恰造就了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缺乏学历和技能的情况下,外卖员成为一个低门槛和相对高收入的选择。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其调研中86.3%的骑手为非城市户口。

外卖员的“低门槛”也正来自于其“去技能化”的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曾将其描述为“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能够高效率的利用次优资源的机会,而这种赋能是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赋能。”

有观点认为,“无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业需求。

方熠智表示,类似美团这种外卖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标准,可能需要承担上百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责任,这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同时也会导致这类新的就业形态灵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没有社保似乎并不是外卖员最关心的问题。上述来自河北的外卖员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啥用,以后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纪大了之后就回家种地呗,也没有什么担心的、除了公务员,哪个行业都不会说是高枕无忧的。”

未来:规范化还是被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需要改变,陈龙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陈礼腾向BBC表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在争议声中中国政府也有动作。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骑手们则似乎没有对这个职业选择有长久的打算。

河南来的骑手刘先生说,“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往后的事就以后再想呗,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为整个社会变化这么大,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中国外卖骑手和欧美有何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外卖骑手的现状,和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中国外卖平台普遍采用“统一配送模式”,雇佣大量外卖骑手,商家不必承担配送服务的管理和风险。平台也因此对外卖骑手存在很大粘性。

这种模式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中国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130个左右,而且其中还16个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让统一配送模式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雇佣大量专职配送员,提升配送效率。

欧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离远、订单少,再加上远高于中国的用工成本,雇佣大量专职外卖员就变得难以盈利。

因此,欧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为主,消费者下单后,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务。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统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卖员也多为兼职。

从外卖员的薪资结构看,中美间也有差别。中国外卖员配送费计件收费,每单收费三元到十几元人民币不等,单价较低但工作量很大。

欧美外卖平台,既有计件收费,也有按小时收费,此外还有5%到10%的收费,相比中国,欧美外卖员配送单量少,但每单收益较高。

不过也有欧美的新晋平台Doordash等学习中国模式,通过系统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对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冲击。

欧美目前出现了为互联网行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建立工会的呼声,但相对于中国千万量级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的利益保障问题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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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商业新媒体】

不少外卖骑手还临时承担起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的功能。有网友称,疫情期间中国人能老实待在家里,发达的外卖体系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外卖骑手群体总数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另一面突然涌入舆论视野——被算法压榨、交通事故率高、没有职业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对美团1000万外卖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评声四起,同一段时间美团股价连日下跌。有中国网友将此称为“一个国内外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行业究竟是尽得“灵活就业”之利,还是掉入“内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访谈多位外卖骑手和专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新蓝领”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美团透露最近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位于浙江的智库网经社分析师陈礼腾将他们界定为“新蓝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这个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卖骑手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

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我原来就是上班,做五金的,但是感觉太累了,没什么休息时间。”37岁来自河南的刘先生表示,自己2018年在北京开始跑外卖。

“当时想干这一行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你想跑就跑呗,累了就休息,没有人拉着你说一定要做多长时间,所以虽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松的。”

另一家餐饮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报告,2018年,超过60%的骑手是由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这行。美团2019年的调查也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此外还有超过50%的骑手认为吸引他们的原因是“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在一篇论文中表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陈龙为了研究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最近亲身从事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工作。

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新职业正逢其时。

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然而,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方熠智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虚幻的自由

陈礼腾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行业的高速发展,新兴职业快速涌现,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时间,导致目前外卖骑手等职业存在较多的漏洞。

陈龙撰文指出,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从对外卖骑手的访谈看来,吸引他们加入的“自由”似乎并不真实——虽然没有厂房的四堵墙困住他们,但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取而代之。

“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现在(每天)大概能跑个五十多单,每一单价格根据距离都不太一样,平均下来七八块一单,一个月是一万多点,但这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超时投诉都要扣钱,所以要想赚到钱,其实也要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来自河南的外卖骑手刘先生表示。

“说实话这行真的不是人干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赵先生今年40岁,也在北京当外卖骑手,他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从你拿到单子到送达,一共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问题在于你赶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钟,去了之后他们那边经常出不来餐。一般我们等五分钟还等不到就取消,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送迟了,人家不管谁的原因,都算在我们头上。只要超时,哪怕一秒钟,就扣你一半钱。”

“而且很多时候导航也是有问题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户写的地方也不清楚,打电话也打不通,但这个时间会全部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平台是不管这些的,都是自动处理的。”

在算法的指挥下,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343位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布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报告显示,在全职骑手中,65.67%每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19.4%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论文中,陈龙表示,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

“去技能化”

“这一行没有什么提升的,就是服务行业,搞技能培训还不是要送货。”上述来自河北的骑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卖骑手不为人知的另一特点——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陈龙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

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来自河北的骑手赵先生也有相似的经历。平台根据距离自动定时间,“具体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确实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疫情期间外卖不能送上楼,算法很快感知到,减少了每单允许的用时。

对于这种现象,陈龙在其论文中概括为,“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

无社保的高危职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外卖骑手的关注点,逐渐从“算法之困”迁徙到“无社保之忧”。

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6.53%的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在一次与官方的座谈中,美团方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有将近1000万人。这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通过第三方外包劳务公司间接聘用。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署的多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外卖骑手因此成为自雇人士,彼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借助这种方式规避了缴纳社保的义务。

除社保外,外卖员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团而言,若外卖员发生意外,由商业保险来承担,每天3块钱,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31.2%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而即便买了保险,理赔流程也十分繁琐,许多骑手最终拿不到赔款。

争议

“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两者叠加可能使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中年或晚年时面临生存危机。

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缺点,恰恰造就了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缺乏学历和技能的情况下,外卖员成为一个低门槛和相对高收入的选择。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其调研中86.3%的骑手为非城市户口。

外卖员的“低门槛”也正来自于其“去技能化”的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曾将其描述为“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能够高效率的利用次优资源的机会,而这种赋能是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赋能。”

有观点认为,“无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业需求。

方熠智表示,类似美团这种外卖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标准,可能需要承担上百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责任,这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同时也会导致这类新的就业形态灵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没有社保似乎并不是外卖员最关心的问题。上述来自河北的外卖员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啥用,以后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纪大了之后就回家种地呗,也没有什么担心的、除了公务员,哪个行业都不会说是高枕无忧的。”

未来:规范化还是被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需要改变,陈龙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陈礼腾向BBC表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在争议声中中国政府也有动作。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骑手们则似乎没有对这个职业选择有长久的打算。

河南来的骑手刘先生说,“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往后的事就以后再想呗,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为整个社会变化这么大,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中国外卖骑手和欧美有何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外卖骑手的现状,和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中国外卖平台普遍采用“统一配送模式”,雇佣大量外卖骑手,商家不必承担配送服务的管理和风险。平台也因此对外卖骑手存在很大粘性。

这种模式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中国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130个左右,而且其中还16个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让统一配送模式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雇佣大量专职配送员,提升配送效率。

欧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离远、订单少,再加上远高于中国的用工成本,雇佣大量专职外卖员就变得难以盈利。

因此,欧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为主,消费者下单后,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务。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统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卖员也多为兼职。

从外卖员的薪资结构看,中美间也有差别。中国外卖员配送费计件收费,每单收费三元到十几元人民币不等,单价较低但工作量很大。

欧美外卖平台,既有计件收费,也有按小时收费,此外还有5%到10%的收费,相比中国,欧美外卖员配送单量少,但每单收益较高。

不过也有欧美的新晋平台Doordash等学习中国模式,通过系统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对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冲击。

欧美目前出现了为互联网行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建立工会的呼声,但相对于中国千万量级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的利益保障问题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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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中国外卖骑手:“裸奔”大军还是“新蓝领”

发布日期:2021-06-02 07:11
摘要: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中国餐饮外卖平台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



BBC

【OR  商业新媒体】

不少外卖骑手还临时承担起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的功能。有网友称,疫情期间中国人能老实待在家里,发达的外卖体系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疫情逐渐平息,中国的外卖骑手群体总数已达千万级别,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另一面突然涌入舆论视野——被算法压榨、交通事故率高、没有职业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会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对美团1000万外卖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评声四起,同一段时间美团股价连日下跌。有中国网友将此称为“一个国内外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行业究竟是尽得“灵活就业”之利,还是掉入“内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访谈多位外卖骑手和专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新蓝领”

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美团透露最近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位于浙江的智库网经社分析师陈礼腾将他们界定为“新蓝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这个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卖骑手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

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我原来就是上班,做五金的,但是感觉太累了,没什么休息时间。”37岁来自河南的刘先生表示,自己2018年在北京开始跑外卖。

“当时想干这一行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你想跑就跑呗,累了就休息,没有人拉着你说一定要做多长时间,所以虽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松的。”

另一家餐饮外卖平台“饿了么”发布报告,2018年,超过60%的骑手是由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这行。美团2019年的调查也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此外还有超过50%的骑手认为吸引他们的原因是“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在一篇论文中表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陈龙为了研究数字时代的劳动秩序,最近亲身从事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工作。

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新职业正逢其时。

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然而,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方熠智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虚幻的自由

陈礼腾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行业的高速发展,新兴职业快速涌现,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时间,导致目前外卖骑手等职业存在较多的漏洞。

陈龙撰文指出,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从对外卖骑手的访谈看来,吸引他们加入的“自由”似乎并不真实——虽然没有厂房的四堵墙困住他们,但是由算法构成的系统取而代之。

“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现在(每天)大概能跑个五十多单,每一单价格根据距离都不太一样,平均下来七八块一单,一个月是一万多点,但这还是很辛苦的,因为超时投诉都要扣钱,所以要想赚到钱,其实也要从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来自河南的外卖骑手刘先生表示。

“说实话这行真的不是人干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赵先生今年40岁,也在北京当外卖骑手,他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从你拿到单子到送达,一共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问题在于你赶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钟,去了之后他们那边经常出不来餐。一般我们等五分钟还等不到就取消,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送迟了,人家不管谁的原因,都算在我们头上。只要超时,哪怕一秒钟,就扣你一半钱。”

“而且很多时候导航也是有问题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户写的地方也不清楚,打电话也打不通,但这个时间会全部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平台是不管这些的,都是自动处理的。”

在算法的指挥下,外卖骑手的每单送达时间越来越短,每单收益越来越低,为了同等维持收入而投入的时间也不断延长。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343位骑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布了《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报告显示,在全职骑手中,65.67%每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19.4%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日。

在论文中,陈龙表示,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

“去技能化”

“这一行没有什么提升的,就是服务行业,搞技能培训还不是要送货。”上述来自河北的骑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卖骑手不为人知的另一特点——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陈龙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

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来自河北的骑手赵先生也有相似的经历。平台根据距离自动定时间,“具体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确实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疫情期间外卖不能送上楼,算法很快感知到,减少了每单允许的用时。

对于这种现象,陈龙在其论文中概括为,“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

“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

无社保的高危职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外卖骑手的关注点,逐渐从“算法之困”迁徙到“无社保之忧”。

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6.53%的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在一次与官方的座谈中,美团方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有将近1000万人。这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通过第三方外包劳务公司间接聘用。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署的多为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外卖骑手因此成为自雇人士,彼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借助这种方式规避了缴纳社保的义务。

除社保外,外卖员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团而言,若外卖员发生意外,由商业保险来承担,每天3块钱,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31.2%的骑手没有缴纳任何类型的保险。而即便买了保险,理赔流程也十分繁琐,许多骑手最终拿不到赔款。

争议

“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两者叠加可能使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中年或晚年时面临生存危机。

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缺点,恰恰造就了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缺乏学历和技能的情况下,外卖员成为一个低门槛和相对高收入的选择。上述《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其调研中86.3%的骑手为非城市户口。

外卖员的“低门槛”也正来自于其“去技能化”的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斌曾将其描述为“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能够高效率的利用次优资源的机会,而这种赋能是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赋能。”

有观点认为,“无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业需求。

方熠智表示,类似美团这种外卖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标准,可能需要承担上百万员工的超级企业责任,这不仅会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同时也会导致这类新的就业形态灵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没有社保似乎并不是外卖员最关心的问题。上述来自河北的外卖员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啥用,以后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纪大了之后就回家种地呗,也没有什么担心的、除了公务员,哪个行业都不会说是高枕无忧的。”

未来:规范化还是被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需要改变,陈龙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陈礼腾向BBC表示,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在争议声中中国政府也有动作。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骑手们则似乎没有对这个职业选择有长久的打算。

河南来的骑手刘先生说,“以后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往后的事就以后再想呗,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为整个社会变化这么大,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中国外卖骑手和欧美有何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及外卖骑手的现状,和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

中国外卖平台普遍采用“统一配送模式”,雇佣大量外卖骑手,商家不必承担配送服务的管理和风险。平台也因此对外卖骑手存在很大粘性。

这种模式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中国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130个左右,而且其中还16个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让统一配送模式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雇佣大量专职配送员,提升配送效率。

欧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多数国家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离远、订单少,再加上远高于中国的用工成本,雇佣大量专职外卖员就变得难以盈利。

因此,欧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为主,消费者下单后,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务。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统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卖员也多为兼职。

从外卖员的薪资结构看,中美间也有差别。中国外卖员配送费计件收费,每单收费三元到十几元人民币不等,单价较低但工作量很大。

欧美外卖平台,既有计件收费,也有按小时收费,此外还有5%到10%的收费,相比中国,欧美外卖员配送单量少,但每单收益较高。

不过也有欧美的新晋平台Doordash等学习中国模式,通过系统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对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冲击。

欧美目前出现了为互联网行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建立工会的呼声,但相对于中国千万量级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的利益保障问题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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