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中欧投资协定前景生疑的棉花争端,该如何收场?欧美在经贸议题上“打法”有何不同?



|王昉

OR--商业新媒体

备受关注的中欧投资协定本周再度成为焦点。在法新社报道欧盟已暂停推动批准这一协定的努力之后,欧盟发言人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在澄清声明中,欧盟表示,“中方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反制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协定被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情况如何变化。”

中国与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去年底签订了全面投资协定(CAI)。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迷之际,协定的签署被视作中国的一项外交胜利,一些国内学者也将其视作反推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协定在成为欧盟法律之前,需要依次经过欧洲议会和由27个成员国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就在审批过程中,今年3月,一些西方品牌以保护人权为由拒绝使用出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让中国与欧盟关系陡生变局,双方展开制裁与反制裁,也让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蒙上疑云。

围绕这场贸易纷争、它的背景以及它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我们采访了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长期研究全球化、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中国海外利益等议题,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的研判。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记者::去年底中国与欧洲达成的全面投资协定(CAI),正在等待欧洲议会的审批。但3月份围绕新疆棉花的贸易争端发生后,中国与欧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这一争端会如何影响投资协定的前景?

丁学良:围绕这个协定的谈判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去年年底协定内容宣布时,欧洲方面的反应让我有点惊讶。欧洲一些最资深的欧中经贸关系专家中,对这个协定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比例相当高。不少专家怀疑CAI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不少人说,协定上都是一些原则性表述,没有清晰的细节上的保障,一旦未来发生经贸争议,很可能还是要陷入扯皮。他们认为,CAI在这方面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美国方面当时对这个协定的反应则是,欧盟有点不像话。当时美国大选还未尘埃落定,欧盟单边与中国签订这个协定,可能会让马上上台的拜登很为难。所以拜登当时以竞选团队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语气非常冷淡,只表示会认真研究。现在拜登已入主白宫,团队也比较整齐了,自然会希望欧盟不要单独行动,以便取得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所以我认为,棉花纠纷导致的制裁和反制裁,为CAI的前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数。但即使没有这个争议,欧洲议会的审批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阻力和争议。

记者::有观察者认为这个协定命运堪忧,可能有彻底“黄掉”的可能。你怎么看?

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CAI也会被延缓,渡过这个震荡期。欧盟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德国法国,显然是能从CAI获益的,但他们明白,现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内部讨论这个协定,过关的难度太大,要缓一缓,等到舆论不是那么火爆的时候再拿出来讨论。就算进入了审批,这个协定也会遇到更多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最后出来的方案可能会与中国所期待的有差异。当然,如果差距太大,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不接受。总体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负面,中国才会接受。

记者:
在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冰点的情况下,中国还承受得起与欧洲关系继续恶化吗?

丁学良:如果中欧间的摩擦只涉及经贸议题,那么大部分争端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让步和妥协的。但若一旦在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纠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北约组织的主要对手还是俄罗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已有人倡议把北约的功能和活动区域扩张到印太地区,首先针对中国,第二针对俄罗斯,然后再覆盖到伊朗朝鲜等国。如果欧洲以后介入到美国海军为领队的、在中国周边南海东海这些地方的巡航,那么中国跟欧盟之间经贸关系方面的摩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纯粹是利益问题了。

我注意到,西方世界最近冒出来一个新词,叫securitocracy,就是在“security”(安全)这个词的后面加上“cracy”(统治),讲的就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做一切决策的时候都以安全为最高考量。未来的中欧关系不会像中美关系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里面出现紧张状况,但是一定会比以前更紧张。

记者::最近几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都发生了一系列经贸争议,新疆棉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欧洲和美国在这类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时,“打法”上有哪些显著不同?

丁学良:美国和欧洲跟中国就经贸议题打交道时,做法上有四类重要区别。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有两种决策方式,一种是立法,另一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立法过程特别慢,但一旦完成,涵盖的面广,且很持续;行政命令出台快,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可能遭到法律诉讼的挑战。无论以哪一种方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一旦颁布法律或行政命令,就会得到国内公司和产业部门的遵守。

欧盟的决策过程比美国要复杂很多。即便在英国退欧之后,欧盟还有27个主权国家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欧盟内部小国和大国之间利益诉求不同,还有一批很晚才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跟中国的关系上同早一批欧盟核心国家也非常不一样。因此,欧盟如果对华推出制裁反制裁这类措施,通常只能做到miminum,即“最低限度”。稍高一点,就可能有成员国不答应。这是第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到国家安全。欧盟成员国跟中国在军事方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欧洲没有任何一国在靠近中国的周边有长期驻军。这一点美国不同。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就有大量驻军,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更是大幅向东亚倾斜,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如果安全议题被抬得很高,经贸议题就必须做些让步,美国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欧盟也有,但目前程度还很低。

第三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欧美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美国有好几个产业,比如技术产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和挤压,而欧洲除德国以外,每个经济体都属于中等规模,有几个重要公司,比如爱立信,但规模也不够大。过去几年美国不断要求欧洲在5G、AI这些领域里跟中国尽量划清界限甚至脱钩,欧盟内部就有多的自我反省:欧洲在这些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弱,如果不用中国的,我们用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施压欧洲多年,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欧盟要跟中国在经贸上划清界限。

第四个不同在于民间社会。西方民间社会涵盖面很广,包括环保、人权、女权、少数民族保护、残障人士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宗教自由保护等等。但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人权。最近一些西方品牌表示不用中国新疆产的棉花,理由就是保护人权。美国和欧洲的民间社会有共同之处,但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民间在很多议题上的尖锐程度上,常常超过美国。这和欧洲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人对“rights”(权利)的理解有关。

记者::棉花争端似乎暂时有所平息,是否会就此收场?

丁学良:我认为这个事情还不会马上退场。我注意到,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有人提到了新疆的西红柿——大家知道,新疆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围绕棉花、西红柿这样的争议,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上一上媒体的头条,也许要到明年春天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才会消减一点。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后,也出现了不少围绕中国人权的争议。当时我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有处理这类争议的亲身经历。我的观察是,当时中国处理这些事情是很有分寸的——哪些事情由中方自己去解释,哪些事情要请国际人士来参与。等到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等到明年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慢慢退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总归有些人他要找点事,但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震荡。我之前看到有消息说,美国可能会联合盟国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我认为这不可能。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美国方面得出一个结论:抵制的结果只是,本来美国人该拿的金牌被苏联拿走了,这对美国运动员不公平;第二,抵制并不能导致莫斯科取消奥运会。果然,美国政府发言人后来出来更正了说法,使用不确定的措辞,只说有关于抵制的讨论,但不是行动。我也不希望中国国内把这个事情太当真。

记者::国际大企业以往在处理这类“要利润还是要人权”的问题上,有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丁学良:也没什么太成功的先例。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很头疼的。我举个80年代时我在美国求学时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年哈佛的本科生举行抗议活动,迫使哈佛大学基金会从南非市场撤资,学生们认为南非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要求大学基金会不能投资于任何一家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后来又有一次,学生们认为很多美国公司正在把污染严重的部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又要求大学基金会从这类企业撤资。每当发生遇到这类事情时,哈佛大学基金会就需要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没有污染环境等等。按理说,哈佛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项目回报高,对学生是件好事,起码奖学金可以多发一点,但校方也无法阻止学生抗议。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在民间社会压力下的公司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一个公司的产品哪怕客观上对一个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有好处,比方说价廉物美,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出来表达反对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溢出了一个产业部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从中欧关系来看,如果这导致CAI无限期延期,那就是最糟糕的局面。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棉花争端有一种说法是,“你又要赚我们的钱,又要来挑我们的毛病”。这种说法有问题吗?

丁学良:外国公司在赚中国市场的钱,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在赚人家的钱。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从来不在外面赚钱的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现在好像叫作“小粉红”,过去叫“愤青”——我还是有个劝告:你可以支持政府对政府的制裁措施,但作为个人,不要卷入暴力行动。很多年前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动,直到今天后果还在。你在中国可以伤害外国人,那么反过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反过来伤害中国人,所以要非常慎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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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欧投资协定也会被延缓

发布日期:2021-05-08 08:25
摘要:让中欧投资协定前景生疑的棉花争端,该如何收场?欧美在经贸议题上“打法”有何不同?



|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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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中欧投资协定本周再度成为焦点。在法新社报道欧盟已暂停推动批准这一协定的努力之后,欧盟发言人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在澄清声明中,欧盟表示,“中方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反制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协定被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情况如何变化。”

中国与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去年底签订了全面投资协定(CAI)。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迷之际,协定的签署被视作中国的一项外交胜利,一些国内学者也将其视作反推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协定在成为欧盟法律之前,需要依次经过欧洲议会和由27个成员国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就在审批过程中,今年3月,一些西方品牌以保护人权为由拒绝使用出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让中国与欧盟关系陡生变局,双方展开制裁与反制裁,也让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蒙上疑云。

围绕这场贸易纷争、它的背景以及它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我们采访了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长期研究全球化、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中国海外利益等议题,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的研判。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记者::去年底中国与欧洲达成的全面投资协定(CAI),正在等待欧洲议会的审批。但3月份围绕新疆棉花的贸易争端发生后,中国与欧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这一争端会如何影响投资协定的前景?

丁学良:围绕这个协定的谈判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去年年底协定内容宣布时,欧洲方面的反应让我有点惊讶。欧洲一些最资深的欧中经贸关系专家中,对这个协定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比例相当高。不少专家怀疑CAI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不少人说,协定上都是一些原则性表述,没有清晰的细节上的保障,一旦未来发生经贸争议,很可能还是要陷入扯皮。他们认为,CAI在这方面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美国方面当时对这个协定的反应则是,欧盟有点不像话。当时美国大选还未尘埃落定,欧盟单边与中国签订这个协定,可能会让马上上台的拜登很为难。所以拜登当时以竞选团队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语气非常冷淡,只表示会认真研究。现在拜登已入主白宫,团队也比较整齐了,自然会希望欧盟不要单独行动,以便取得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所以我认为,棉花纠纷导致的制裁和反制裁,为CAI的前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数。但即使没有这个争议,欧洲议会的审批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阻力和争议。

记者::有观察者认为这个协定命运堪忧,可能有彻底“黄掉”的可能。你怎么看?

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CAI也会被延缓,渡过这个震荡期。欧盟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德国法国,显然是能从CAI获益的,但他们明白,现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内部讨论这个协定,过关的难度太大,要缓一缓,等到舆论不是那么火爆的时候再拿出来讨论。就算进入了审批,这个协定也会遇到更多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最后出来的方案可能会与中国所期待的有差异。当然,如果差距太大,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不接受。总体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负面,中国才会接受。

记者:
在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冰点的情况下,中国还承受得起与欧洲关系继续恶化吗?

丁学良:如果中欧间的摩擦只涉及经贸议题,那么大部分争端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让步和妥协的。但若一旦在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纠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北约组织的主要对手还是俄罗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已有人倡议把北约的功能和活动区域扩张到印太地区,首先针对中国,第二针对俄罗斯,然后再覆盖到伊朗朝鲜等国。如果欧洲以后介入到美国海军为领队的、在中国周边南海东海这些地方的巡航,那么中国跟欧盟之间经贸关系方面的摩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纯粹是利益问题了。

我注意到,西方世界最近冒出来一个新词,叫securitocracy,就是在“security”(安全)这个词的后面加上“cracy”(统治),讲的就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做一切决策的时候都以安全为最高考量。未来的中欧关系不会像中美关系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里面出现紧张状况,但是一定会比以前更紧张。

记者::最近几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都发生了一系列经贸争议,新疆棉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欧洲和美国在这类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时,“打法”上有哪些显著不同?

丁学良:美国和欧洲跟中国就经贸议题打交道时,做法上有四类重要区别。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有两种决策方式,一种是立法,另一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立法过程特别慢,但一旦完成,涵盖的面广,且很持续;行政命令出台快,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可能遭到法律诉讼的挑战。无论以哪一种方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一旦颁布法律或行政命令,就会得到国内公司和产业部门的遵守。

欧盟的决策过程比美国要复杂很多。即便在英国退欧之后,欧盟还有27个主权国家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欧盟内部小国和大国之间利益诉求不同,还有一批很晚才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跟中国的关系上同早一批欧盟核心国家也非常不一样。因此,欧盟如果对华推出制裁反制裁这类措施,通常只能做到miminum,即“最低限度”。稍高一点,就可能有成员国不答应。这是第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到国家安全。欧盟成员国跟中国在军事方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欧洲没有任何一国在靠近中国的周边有长期驻军。这一点美国不同。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就有大量驻军,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更是大幅向东亚倾斜,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如果安全议题被抬得很高,经贸议题就必须做些让步,美国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欧盟也有,但目前程度还很低。

第三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欧美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美国有好几个产业,比如技术产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和挤压,而欧洲除德国以外,每个经济体都属于中等规模,有几个重要公司,比如爱立信,但规模也不够大。过去几年美国不断要求欧洲在5G、AI这些领域里跟中国尽量划清界限甚至脱钩,欧盟内部就有多的自我反省:欧洲在这些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弱,如果不用中国的,我们用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施压欧洲多年,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欧盟要跟中国在经贸上划清界限。

第四个不同在于民间社会。西方民间社会涵盖面很广,包括环保、人权、女权、少数民族保护、残障人士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宗教自由保护等等。但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人权。最近一些西方品牌表示不用中国新疆产的棉花,理由就是保护人权。美国和欧洲的民间社会有共同之处,但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民间在很多议题上的尖锐程度上,常常超过美国。这和欧洲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人对“rights”(权利)的理解有关。

记者::棉花争端似乎暂时有所平息,是否会就此收场?

丁学良:我认为这个事情还不会马上退场。我注意到,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有人提到了新疆的西红柿——大家知道,新疆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围绕棉花、西红柿这样的争议,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上一上媒体的头条,也许要到明年春天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才会消减一点。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后,也出现了不少围绕中国人权的争议。当时我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有处理这类争议的亲身经历。我的观察是,当时中国处理这些事情是很有分寸的——哪些事情由中方自己去解释,哪些事情要请国际人士来参与。等到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等到明年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慢慢退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总归有些人他要找点事,但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震荡。我之前看到有消息说,美国可能会联合盟国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我认为这不可能。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美国方面得出一个结论:抵制的结果只是,本来美国人该拿的金牌被苏联拿走了,这对美国运动员不公平;第二,抵制并不能导致莫斯科取消奥运会。果然,美国政府发言人后来出来更正了说法,使用不确定的措辞,只说有关于抵制的讨论,但不是行动。我也不希望中国国内把这个事情太当真。

记者::国际大企业以往在处理这类“要利润还是要人权”的问题上,有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丁学良:也没什么太成功的先例。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很头疼的。我举个80年代时我在美国求学时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年哈佛的本科生举行抗议活动,迫使哈佛大学基金会从南非市场撤资,学生们认为南非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要求大学基金会不能投资于任何一家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后来又有一次,学生们认为很多美国公司正在把污染严重的部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又要求大学基金会从这类企业撤资。每当发生遇到这类事情时,哈佛大学基金会就需要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没有污染环境等等。按理说,哈佛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项目回报高,对学生是件好事,起码奖学金可以多发一点,但校方也无法阻止学生抗议。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在民间社会压力下的公司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一个公司的产品哪怕客观上对一个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有好处,比方说价廉物美,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出来表达反对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溢出了一个产业部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从中欧关系来看,如果这导致CAI无限期延期,那就是最糟糕的局面。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棉花争端有一种说法是,“你又要赚我们的钱,又要来挑我们的毛病”。这种说法有问题吗?

丁学良:外国公司在赚中国市场的钱,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在赚人家的钱。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从来不在外面赚钱的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现在好像叫作“小粉红”,过去叫“愤青”——我还是有个劝告:你可以支持政府对政府的制裁措施,但作为个人,不要卷入暴力行动。很多年前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动,直到今天后果还在。你在中国可以伤害外国人,那么反过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反过来伤害中国人,所以要非常慎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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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中欧投资协定本周再度成为焦点。在法新社报道欧盟已暂停推动批准这一协定的努力之后,欧盟发言人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在澄清声明中,欧盟表示,“中方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反制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协定被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情况如何变化。”

中国与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去年底签订了全面投资协定(CAI)。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迷之际,协定的签署被视作中国的一项外交胜利,一些国内学者也将其视作反推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协定在成为欧盟法律之前,需要依次经过欧洲议会和由27个成员国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就在审批过程中,今年3月,一些西方品牌以保护人权为由拒绝使用出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让中国与欧盟关系陡生变局,双方展开制裁与反制裁,也让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蒙上疑云。

围绕这场贸易纷争、它的背景以及它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我们采访了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长期研究全球化、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中国海外利益等议题,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的研判。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记者::去年底中国与欧洲达成的全面投资协定(CAI),正在等待欧洲议会的审批。但3月份围绕新疆棉花的贸易争端发生后,中国与欧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这一争端会如何影响投资协定的前景?

丁学良:围绕这个协定的谈判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去年年底协定内容宣布时,欧洲方面的反应让我有点惊讶。欧洲一些最资深的欧中经贸关系专家中,对这个协定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比例相当高。不少专家怀疑CAI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不少人说,协定上都是一些原则性表述,没有清晰的细节上的保障,一旦未来发生经贸争议,很可能还是要陷入扯皮。他们认为,CAI在这方面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美国方面当时对这个协定的反应则是,欧盟有点不像话。当时美国大选还未尘埃落定,欧盟单边与中国签订这个协定,可能会让马上上台的拜登很为难。所以拜登当时以竞选团队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语气非常冷淡,只表示会认真研究。现在拜登已入主白宫,团队也比较整齐了,自然会希望欧盟不要单独行动,以便取得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所以我认为,棉花纠纷导致的制裁和反制裁,为CAI的前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数。但即使没有这个争议,欧洲议会的审批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阻力和争议。

记者::有观察者认为这个协定命运堪忧,可能有彻底“黄掉”的可能。你怎么看?

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CAI也会被延缓,渡过这个震荡期。欧盟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德国法国,显然是能从CAI获益的,但他们明白,现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内部讨论这个协定,过关的难度太大,要缓一缓,等到舆论不是那么火爆的时候再拿出来讨论。就算进入了审批,这个协定也会遇到更多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最后出来的方案可能会与中国所期待的有差异。当然,如果差距太大,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不接受。总体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负面,中国才会接受。

记者:
在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冰点的情况下,中国还承受得起与欧洲关系继续恶化吗?

丁学良:如果中欧间的摩擦只涉及经贸议题,那么大部分争端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让步和妥协的。但若一旦在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纠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北约组织的主要对手还是俄罗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已有人倡议把北约的功能和活动区域扩张到印太地区,首先针对中国,第二针对俄罗斯,然后再覆盖到伊朗朝鲜等国。如果欧洲以后介入到美国海军为领队的、在中国周边南海东海这些地方的巡航,那么中国跟欧盟之间经贸关系方面的摩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纯粹是利益问题了。

我注意到,西方世界最近冒出来一个新词,叫securitocracy,就是在“security”(安全)这个词的后面加上“cracy”(统治),讲的就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做一切决策的时候都以安全为最高考量。未来的中欧关系不会像中美关系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里面出现紧张状况,但是一定会比以前更紧张。

记者::最近几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都发生了一系列经贸争议,新疆棉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欧洲和美国在这类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时,“打法”上有哪些显著不同?

丁学良:美国和欧洲跟中国就经贸议题打交道时,做法上有四类重要区别。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有两种决策方式,一种是立法,另一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立法过程特别慢,但一旦完成,涵盖的面广,且很持续;行政命令出台快,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可能遭到法律诉讼的挑战。无论以哪一种方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一旦颁布法律或行政命令,就会得到国内公司和产业部门的遵守。

欧盟的决策过程比美国要复杂很多。即便在英国退欧之后,欧盟还有27个主权国家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欧盟内部小国和大国之间利益诉求不同,还有一批很晚才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跟中国的关系上同早一批欧盟核心国家也非常不一样。因此,欧盟如果对华推出制裁反制裁这类措施,通常只能做到miminum,即“最低限度”。稍高一点,就可能有成员国不答应。这是第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到国家安全。欧盟成员国跟中国在军事方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欧洲没有任何一国在靠近中国的周边有长期驻军。这一点美国不同。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就有大量驻军,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更是大幅向东亚倾斜,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如果安全议题被抬得很高,经贸议题就必须做些让步,美国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欧盟也有,但目前程度还很低。

第三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欧美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美国有好几个产业,比如技术产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和挤压,而欧洲除德国以外,每个经济体都属于中等规模,有几个重要公司,比如爱立信,但规模也不够大。过去几年美国不断要求欧洲在5G、AI这些领域里跟中国尽量划清界限甚至脱钩,欧盟内部就有多的自我反省:欧洲在这些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弱,如果不用中国的,我们用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施压欧洲多年,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欧盟要跟中国在经贸上划清界限。

第四个不同在于民间社会。西方民间社会涵盖面很广,包括环保、人权、女权、少数民族保护、残障人士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宗教自由保护等等。但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人权。最近一些西方品牌表示不用中国新疆产的棉花,理由就是保护人权。美国和欧洲的民间社会有共同之处,但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民间在很多议题上的尖锐程度上,常常超过美国。这和欧洲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人对“rights”(权利)的理解有关。

记者::棉花争端似乎暂时有所平息,是否会就此收场?

丁学良:我认为这个事情还不会马上退场。我注意到,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有人提到了新疆的西红柿——大家知道,新疆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围绕棉花、西红柿这样的争议,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上一上媒体的头条,也许要到明年春天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才会消减一点。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后,也出现了不少围绕中国人权的争议。当时我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有处理这类争议的亲身经历。我的观察是,当时中国处理这些事情是很有分寸的——哪些事情由中方自己去解释,哪些事情要请国际人士来参与。等到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等到明年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慢慢退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总归有些人他要找点事,但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震荡。我之前看到有消息说,美国可能会联合盟国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我认为这不可能。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美国方面得出一个结论:抵制的结果只是,本来美国人该拿的金牌被苏联拿走了,这对美国运动员不公平;第二,抵制并不能导致莫斯科取消奥运会。果然,美国政府发言人后来出来更正了说法,使用不确定的措辞,只说有关于抵制的讨论,但不是行动。我也不希望中国国内把这个事情太当真。

记者::国际大企业以往在处理这类“要利润还是要人权”的问题上,有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丁学良:也没什么太成功的先例。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很头疼的。我举个80年代时我在美国求学时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年哈佛的本科生举行抗议活动,迫使哈佛大学基金会从南非市场撤资,学生们认为南非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要求大学基金会不能投资于任何一家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后来又有一次,学生们认为很多美国公司正在把污染严重的部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又要求大学基金会从这类企业撤资。每当发生遇到这类事情时,哈佛大学基金会就需要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没有污染环境等等。按理说,哈佛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项目回报高,对学生是件好事,起码奖学金可以多发一点,但校方也无法阻止学生抗议。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在民间社会压力下的公司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一个公司的产品哪怕客观上对一个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有好处,比方说价廉物美,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出来表达反对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溢出了一个产业部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从中欧关系来看,如果这导致CAI无限期延期,那就是最糟糕的局面。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棉花争端有一种说法是,“你又要赚我们的钱,又要来挑我们的毛病”。这种说法有问题吗?

丁学良:外国公司在赚中国市场的钱,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在赚人家的钱。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从来不在外面赚钱的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现在好像叫作“小粉红”,过去叫“愤青”——我还是有个劝告:你可以支持政府对政府的制裁措施,但作为个人,不要卷入暴力行动。很多年前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动,直到今天后果还在。你在中国可以伤害外国人,那么反过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反过来伤害中国人,所以要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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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欧投资协定也会被延缓

发布日期:2021-05-08 08:25
摘要:让中欧投资协定前景生疑的棉花争端,该如何收场?欧美在经贸议题上“打法”有何不同?



|王昉

OR--商业新媒体

备受关注的中欧投资协定本周再度成为焦点。在法新社报道欧盟已暂停推动批准这一协定的努力之后,欧盟发言人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在澄清声明中,欧盟表示,“中方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反制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协定被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情况如何变化。”

中国与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去年底签订了全面投资协定(CAI)。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迷之际,协定的签署被视作中国的一项外交胜利,一些国内学者也将其视作反推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协定在成为欧盟法律之前,需要依次经过欧洲议会和由27个成员国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就在审批过程中,今年3月,一些西方品牌以保护人权为由拒绝使用出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让中国与欧盟关系陡生变局,双方展开制裁与反制裁,也让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景蒙上疑云。

围绕这场贸易纷争、它的背景以及它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我们采访了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长期研究全球化、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中国海外利益等议题,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的研判。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记者::去年底中国与欧洲达成的全面投资协定(CAI),正在等待欧洲议会的审批。但3月份围绕新疆棉花的贸易争端发生后,中国与欧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制裁与反制裁措施。这一争端会如何影响投资协定的前景?

丁学良:围绕这个协定的谈判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去年年底协定内容宣布时,欧洲方面的反应让我有点惊讶。欧洲一些最资深的欧中经贸关系专家中,对这个协定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比例相当高。不少专家怀疑CAI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不少人说,协定上都是一些原则性表述,没有清晰的细节上的保障,一旦未来发生经贸争议,很可能还是要陷入扯皮。他们认为,CAI在这方面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美国方面当时对这个协定的反应则是,欧盟有点不像话。当时美国大选还未尘埃落定,欧盟单边与中国签订这个协定,可能会让马上上台的拜登很为难。所以拜登当时以竞选团队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语气非常冷淡,只表示会认真研究。现在拜登已入主白宫,团队也比较整齐了,自然会希望欧盟不要单独行动,以便取得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所以我认为,棉花纠纷导致的制裁和反制裁,为CAI的前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数。但即使没有这个争议,欧洲议会的审批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阻力和争议。

记者::有观察者认为这个协定命运堪忧,可能有彻底“黄掉”的可能。你怎么看?

丁学良:在最好的情况下,CAI也会被延缓,渡过这个震荡期。欧盟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德国法国,显然是能从CAI获益的,但他们明白,现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内部讨论这个协定,过关的难度太大,要缓一缓,等到舆论不是那么火爆的时候再拿出来讨论。就算进入了审批,这个协定也会遇到更多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最后出来的方案可能会与中国所期待的有差异。当然,如果差距太大,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不接受。总体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负面,中国才会接受。

记者:
在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冰点的情况下,中国还承受得起与欧洲关系继续恶化吗?

丁学良:如果中欧间的摩擦只涉及经贸议题,那么大部分争端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让步和妥协的。但若一旦在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纠纷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北约组织的主要对手还是俄罗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来,已有人倡议把北约的功能和活动区域扩张到印太地区,首先针对中国,第二针对俄罗斯,然后再覆盖到伊朗朝鲜等国。如果欧洲以后介入到美国海军为领队的、在中国周边南海东海这些地方的巡航,那么中国跟欧盟之间经贸关系方面的摩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纯粹是利益问题了。

我注意到,西方世界最近冒出来一个新词,叫securitocracy,就是在“security”(安全)这个词的后面加上“cracy”(统治),讲的就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做一切决策的时候都以安全为最高考量。未来的中欧关系不会像中美关系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里面出现紧张状况,但是一定会比以前更紧张。

记者::最近几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都发生了一系列经贸争议,新疆棉事件是最新的一起。欧洲和美国在这类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时,“打法”上有哪些显著不同?

丁学良:美国和欧洲跟中国就经贸议题打交道时,做法上有四类重要区别。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有两种决策方式,一种是立法,另一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立法过程特别慢,但一旦完成,涵盖的面广,且很持续;行政命令出台快,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可能遭到法律诉讼的挑战。无论以哪一种方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一旦颁布法律或行政命令,就会得到国内公司和产业部门的遵守。

欧盟的决策过程比美国要复杂很多。即便在英国退欧之后,欧盟还有27个主权国家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非常困难。欧盟内部小国和大国之间利益诉求不同,还有一批很晚才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跟中国的关系上同早一批欧盟核心国家也非常不一样。因此,欧盟如果对华推出制裁反制裁这类措施,通常只能做到miminum,即“最低限度”。稍高一点,就可能有成员国不答应。这是第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重要区别涉及到国家安全。欧盟成员国跟中国在军事方面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欧洲没有任何一国在靠近中国的周边有长期驻军。这一点美国不同。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就有大量驻军,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更是大幅向东亚倾斜,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如果安全议题被抬得很高,经贸议题就必须做些让步,美国在这方面特别明显,欧盟也有,但目前程度还很低。

第三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欧美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美国有好几个产业,比如技术产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和挤压,而欧洲除德国以外,每个经济体都属于中等规模,有几个重要公司,比如爱立信,但规模也不够大。过去几年美国不断要求欧洲在5G、AI这些领域里跟中国尽量划清界限甚至脱钩,欧盟内部就有多的自我反省:欧洲在这些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弱,如果不用中国的,我们用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施压欧洲多年,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欧盟要跟中国在经贸上划清界限。

第四个不同在于民间社会。西方民间社会涵盖面很广,包括环保、人权、女权、少数民族保护、残障人士保护,劳工权益保护、宗教自由保护等等。但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环保,一个是人权。最近一些西方品牌表示不用中国新疆产的棉花,理由就是保护人权。美国和欧洲的民间社会有共同之处,但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民间在很多议题上的尖锐程度上,常常超过美国。这和欧洲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人对“rights”(权利)的理解有关。

记者::棉花争端似乎暂时有所平息,是否会就此收场?

丁学良:我认为这个事情还不会马上退场。我注意到,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有人提到了新疆的西红柿——大家知道,新疆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围绕棉花、西红柿这样的争议,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上一上媒体的头条,也许要到明年春天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才会消减一点。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后,也出现了不少围绕中国人权的争议。当时我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有处理这类争议的亲身经历。我的观察是,当时中国处理这些事情是很有分寸的——哪些事情由中方自己去解释,哪些事情要请国际人士来参与。等到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等到明年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慢慢退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总归有些人他要找点事,但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震荡。我之前看到有消息说,美国可能会联合盟国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我认为这不可能。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美国方面得出一个结论:抵制的结果只是,本来美国人该拿的金牌被苏联拿走了,这对美国运动员不公平;第二,抵制并不能导致莫斯科取消奥运会。果然,美国政府发言人后来出来更正了说法,使用不确定的措辞,只说有关于抵制的讨论,但不是行动。我也不希望中国国内把这个事情太当真。

记者::国际大企业以往在处理这类“要利润还是要人权”的问题上,有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丁学良:也没什么太成功的先例。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很头疼的。我举个80年代时我在美国求学时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年哈佛的本科生举行抗议活动,迫使哈佛大学基金会从南非市场撤资,学生们认为南非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要求大学基金会不能投资于任何一家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后来又有一次,学生们认为很多美国公司正在把污染严重的部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又要求大学基金会从这类企业撤资。每当发生遇到这类事情时,哈佛大学基金会就需要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没有污染环境等等。按理说,哈佛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项目回报高,对学生是件好事,起码奖学金可以多发一点,但校方也无法阻止学生抗议。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在民间社会压力下的公司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一个公司的产品哪怕客观上对一个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有好处,比方说价廉物美,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民间社会出来表达反对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是什么呢?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溢出了一个产业部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从中欧关系来看,如果这导致CAI无限期延期,那就是最糟糕的局面。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棉花争端有一种说法是,“你又要赚我们的钱,又要来挑我们的毛病”。这种说法有问题吗?

丁学良:外国公司在赚中国市场的钱,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在赚人家的钱。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从来不在外面赚钱的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现在好像叫作“小粉红”,过去叫“愤青”——我还是有个劝告:你可以支持政府对政府的制裁措施,但作为个人,不要卷入暴力行动。很多年前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动,直到今天后果还在。你在中国可以伤害外国人,那么反过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反过来伤害中国人,所以要非常慎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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