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里系反垄断调查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发展设定了界限;特拉斯事件,也会对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双方博弈仍会继续。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阿里系的“反垄断”事件,必然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点。坦率而言,我们还很难对这一事件的长期影响有笃定的描述,但相对确定的是,在高速的发展和不断拓圈之后,互联网巨头们需要开始承担更明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发展存在的边界。

“边界”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其界限本来是十分模糊的,正是通过对用户习惯的培养,互联网企业事实上创造了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天然具有的排他性很容易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这带来了此类企业发展的巨大想象力和空间。也正因为此,互联网巨头们一边在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在资本市场取得了更多的资源。两者的结合最终稳固了“护城河”,也提升了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然而,阿里系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设定了界限。而这样的界限事实上存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监管机构对蚂蚁的多次约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市场准入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监管机构仍然有宏观的考量和显著的影响力。蚂蚁的“认罚”也对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警示,“合规”看起来是一件颇有些“形而上”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对企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因此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比如说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的各种“合规”加码,对整体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背负着巨大“合规”成本的传统银行,事实上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停滞甚至萎缩,其股价的整体表现也一直落后于整体市场,这导致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型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最终多数国际银行选择不断的退出各类非核心业务来降低成本,也导致了行业天花板的不断下降。

在市场准入之外,互联网巨头们受到的另一个巨大冲击是对“数据”的使用,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科技是其发展的基础,通过研究用户行为而产生的各类“数据”分析,是其实现精准营销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通过数据来整合产业链又为其确定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然而,这样的“数据”在未来的使用将会面临更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面临变化。事实上,各国都开始对互联网企业可能产生的过度竞争优势展开调查,也有越来越多的应对举措。比如说欧洲各国对于美国互联网巨头可能征收的“数字税”,一方面希望减少互联网企业的天然税收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限制其扩张来避免对欧盟内部的高科技和其他相关企业形成挤压。

近期在中国发生的特拉斯刹车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也会对未来的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企业本身认为数据是推动其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未来这些数据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半公共品”,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着数据采集和分析、隐私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的多重维度的考量。

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巨头的另一项关键限制来自于对于其经营行为的规范,比如说“二选一”等类似的强制行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往往具有对于经营者相对较大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通过各种“限制”型手段、以及提高平台收费等方式来使其垄断地位实现“兑现”。平心而论,这与企业的“科技”与否关系不大,根本而言是企业的“平台能力”——在商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平台型企业。在传统商业时代,有类似“进场费”,这类似于现在的平台扣点,也出现过“独家销售”等限定性方式,这与“二选一”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对于各种垄断行为的规范,并不针对互联网企业,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行为。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避免过度的资源集中、保证最大程度的社会福祉,是一系列反垄断行为的初衷。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似乎总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最终被新的“平台”取代。比如说电商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超商的地位,而超商又在此前取代了曾经遍地开花的百货商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趋势和潮流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所谓的“护城河”保护效力从一个长期角度而言上仍然是存在疑问的。

可以想象,在市场的监管环境和监管语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当口,互联网巨头们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合理长期战略,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和规模的不断增强,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产业发展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从行业角度而言,如果原有的趋势不变,那么其市场地位并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调整,互联网巨头们仍然会享受着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红利。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对进入的行业和产业进行甄别,则可能带来巨大的分化,而这样的分化可能会导致互联网巨头们形成更加独特的“玩法”,“平台型”公司大概率会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另一类则更多面对创业者,即投资性平台公司。此前这两类平台的互相融合,则可能会因为“反垄断”下的监管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犹豫。

总体而言,“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监管和合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着这一过程。双方的博弈仍然会继续,但忽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可能导致事情的结果出现巨大的预期之外的变化,对阿里系来说如此,对其他互联网巨头来说也一样如此。■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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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的“边界”

发布日期:2021-04-27 09:28
摘要:阿里系反垄断调查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发展设定了界限;特拉斯事件,也会对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双方博弈仍会继续。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阿里系的“反垄断”事件,必然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点。坦率而言,我们还很难对这一事件的长期影响有笃定的描述,但相对确定的是,在高速的发展和不断拓圈之后,互联网巨头们需要开始承担更明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发展存在的边界。

“边界”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其界限本来是十分模糊的,正是通过对用户习惯的培养,互联网企业事实上创造了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天然具有的排他性很容易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这带来了此类企业发展的巨大想象力和空间。也正因为此,互联网巨头们一边在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在资本市场取得了更多的资源。两者的结合最终稳固了“护城河”,也提升了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然而,阿里系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设定了界限。而这样的界限事实上存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监管机构对蚂蚁的多次约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市场准入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监管机构仍然有宏观的考量和显著的影响力。蚂蚁的“认罚”也对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警示,“合规”看起来是一件颇有些“形而上”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对企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因此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比如说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的各种“合规”加码,对整体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背负着巨大“合规”成本的传统银行,事实上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停滞甚至萎缩,其股价的整体表现也一直落后于整体市场,这导致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型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最终多数国际银行选择不断的退出各类非核心业务来降低成本,也导致了行业天花板的不断下降。

在市场准入之外,互联网巨头们受到的另一个巨大冲击是对“数据”的使用,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科技是其发展的基础,通过研究用户行为而产生的各类“数据”分析,是其实现精准营销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通过数据来整合产业链又为其确定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然而,这样的“数据”在未来的使用将会面临更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面临变化。事实上,各国都开始对互联网企业可能产生的过度竞争优势展开调查,也有越来越多的应对举措。比如说欧洲各国对于美国互联网巨头可能征收的“数字税”,一方面希望减少互联网企业的天然税收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限制其扩张来避免对欧盟内部的高科技和其他相关企业形成挤压。

近期在中国发生的特拉斯刹车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也会对未来的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企业本身认为数据是推动其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未来这些数据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半公共品”,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着数据采集和分析、隐私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的多重维度的考量。

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巨头的另一项关键限制来自于对于其经营行为的规范,比如说“二选一”等类似的强制行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往往具有对于经营者相对较大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通过各种“限制”型手段、以及提高平台收费等方式来使其垄断地位实现“兑现”。平心而论,这与企业的“科技”与否关系不大,根本而言是企业的“平台能力”——在商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平台型企业。在传统商业时代,有类似“进场费”,这类似于现在的平台扣点,也出现过“独家销售”等限定性方式,这与“二选一”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对于各种垄断行为的规范,并不针对互联网企业,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行为。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避免过度的资源集中、保证最大程度的社会福祉,是一系列反垄断行为的初衷。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似乎总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最终被新的“平台”取代。比如说电商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超商的地位,而超商又在此前取代了曾经遍地开花的百货商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趋势和潮流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所谓的“护城河”保护效力从一个长期角度而言上仍然是存在疑问的。

可以想象,在市场的监管环境和监管语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当口,互联网巨头们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合理长期战略,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和规模的不断增强,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产业发展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从行业角度而言,如果原有的趋势不变,那么其市场地位并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调整,互联网巨头们仍然会享受着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红利。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对进入的行业和产业进行甄别,则可能带来巨大的分化,而这样的分化可能会导致互联网巨头们形成更加独特的“玩法”,“平台型”公司大概率会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另一类则更多面对创业者,即投资性平台公司。此前这两类平台的互相融合,则可能会因为“反垄断”下的监管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犹豫。

总体而言,“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监管和合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着这一过程。双方的博弈仍然会继续,但忽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可能导致事情的结果出现巨大的预期之外的变化,对阿里系来说如此,对其他互联网巨头来说也一样如此。■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阿里系反垄断调查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发展设定了界限;特拉斯事件,也会对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双方博弈仍会继续。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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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系的“反垄断”事件,必然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点。坦率而言,我们还很难对这一事件的长期影响有笃定的描述,但相对确定的是,在高速的发展和不断拓圈之后,互联网巨头们需要开始承担更明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发展存在的边界。

“边界”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其界限本来是十分模糊的,正是通过对用户习惯的培养,互联网企业事实上创造了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天然具有的排他性很容易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这带来了此类企业发展的巨大想象力和空间。也正因为此,互联网巨头们一边在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在资本市场取得了更多的资源。两者的结合最终稳固了“护城河”,也提升了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然而,阿里系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设定了界限。而这样的界限事实上存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监管机构对蚂蚁的多次约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市场准入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监管机构仍然有宏观的考量和显著的影响力。蚂蚁的“认罚”也对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警示,“合规”看起来是一件颇有些“形而上”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对企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因此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比如说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的各种“合规”加码,对整体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背负着巨大“合规”成本的传统银行,事实上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停滞甚至萎缩,其股价的整体表现也一直落后于整体市场,这导致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型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最终多数国际银行选择不断的退出各类非核心业务来降低成本,也导致了行业天花板的不断下降。

在市场准入之外,互联网巨头们受到的另一个巨大冲击是对“数据”的使用,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科技是其发展的基础,通过研究用户行为而产生的各类“数据”分析,是其实现精准营销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通过数据来整合产业链又为其确定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然而,这样的“数据”在未来的使用将会面临更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面临变化。事实上,各国都开始对互联网企业可能产生的过度竞争优势展开调查,也有越来越多的应对举措。比如说欧洲各国对于美国互联网巨头可能征收的“数字税”,一方面希望减少互联网企业的天然税收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限制其扩张来避免对欧盟内部的高科技和其他相关企业形成挤压。

近期在中国发生的特拉斯刹车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也会对未来的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企业本身认为数据是推动其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未来这些数据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半公共品”,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着数据采集和分析、隐私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的多重维度的考量。

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巨头的另一项关键限制来自于对于其经营行为的规范,比如说“二选一”等类似的强制行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往往具有对于经营者相对较大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通过各种“限制”型手段、以及提高平台收费等方式来使其垄断地位实现“兑现”。平心而论,这与企业的“科技”与否关系不大,根本而言是企业的“平台能力”——在商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平台型企业。在传统商业时代,有类似“进场费”,这类似于现在的平台扣点,也出现过“独家销售”等限定性方式,这与“二选一”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对于各种垄断行为的规范,并不针对互联网企业,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行为。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避免过度的资源集中、保证最大程度的社会福祉,是一系列反垄断行为的初衷。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似乎总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最终被新的“平台”取代。比如说电商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超商的地位,而超商又在此前取代了曾经遍地开花的百货商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趋势和潮流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所谓的“护城河”保护效力从一个长期角度而言上仍然是存在疑问的。

可以想象,在市场的监管环境和监管语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当口,互联网巨头们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合理长期战略,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和规模的不断增强,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产业发展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从行业角度而言,如果原有的趋势不变,那么其市场地位并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调整,互联网巨头们仍然会享受着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红利。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对进入的行业和产业进行甄别,则可能带来巨大的分化,而这样的分化可能会导致互联网巨头们形成更加独特的“玩法”,“平台型”公司大概率会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另一类则更多面对创业者,即投资性平台公司。此前这两类平台的互相融合,则可能会因为“反垄断”下的监管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犹豫。

总体而言,“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监管和合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着这一过程。双方的博弈仍然会继续,但忽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可能导致事情的结果出现巨大的预期之外的变化,对阿里系来说如此,对其他互联网巨头来说也一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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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的“边界”

发布日期:2021-04-27 09:28
摘要:阿里系反垄断调查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发展设定了界限;特拉斯事件,也会对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双方博弈仍会继续。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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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系的“反垄断”事件,必然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点。坦率而言,我们还很难对这一事件的长期影响有笃定的描述,但相对确定的是,在高速的发展和不断拓圈之后,互联网巨头们需要开始承担更明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发展存在的边界。

“边界”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其界限本来是十分模糊的,正是通过对用户习惯的培养,互联网企业事实上创造了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天然具有的排他性很容易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这带来了此类企业发展的巨大想象力和空间。也正因为此,互联网巨头们一边在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在资本市场取得了更多的资源。两者的结合最终稳固了“护城河”,也提升了企业发展的“天花板”。

然而,阿里系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设定了界限。而这样的界限事实上存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监管机构对蚂蚁的多次约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市场准入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监管机构仍然有宏观的考量和显著的影响力。蚂蚁的“认罚”也对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警示,“合规”看起来是一件颇有些“形而上”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对企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因此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比如说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的各种“合规”加码,对整体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背负着巨大“合规”成本的传统银行,事实上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停滞甚至萎缩,其股价的整体表现也一直落后于整体市场,这导致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型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问题,最终多数国际银行选择不断的退出各类非核心业务来降低成本,也导致了行业天花板的不断下降。

在市场准入之外,互联网巨头们受到的另一个巨大冲击是对“数据”的使用,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科技是其发展的基础,通过研究用户行为而产生的各类“数据”分析,是其实现精准营销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通过数据来整合产业链又为其确定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然而,这样的“数据”在未来的使用将会面临更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面临变化。事实上,各国都开始对互联网企业可能产生的过度竞争优势展开调查,也有越来越多的应对举措。比如说欧洲各国对于美国互联网巨头可能征收的“数字税”,一方面希望减少互联网企业的天然税收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限制其扩张来避免对欧盟内部的高科技和其他相关企业形成挤压。

近期在中国发生的特拉斯刹车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也会对未来的数据使用和规范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企业本身认为数据是推动其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未来这些数据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半公共品”,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着数据采集和分析、隐私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的多重维度的考量。

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巨头的另一项关键限制来自于对于其经营行为的规范,比如说“二选一”等类似的强制行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往往具有对于经营者相对较大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通过各种“限制”型手段、以及提高平台收费等方式来使其垄断地位实现“兑现”。平心而论,这与企业的“科技”与否关系不大,根本而言是企业的“平台能力”——在商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类似的平台型企业。在传统商业时代,有类似“进场费”,这类似于现在的平台扣点,也出现过“独家销售”等限定性方式,这与“二选一”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对于各种垄断行为的规范,并不针对互联网企业,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行为。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避免过度的资源集中、保证最大程度的社会福祉,是一系列反垄断行为的初衷。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似乎总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最终被新的“平台”取代。比如说电商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超商的地位,而超商又在此前取代了曾经遍地开花的百货商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趋势和潮流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所谓的“护城河”保护效力从一个长期角度而言上仍然是存在疑问的。

可以想象,在市场的监管环境和监管语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当口,互联网巨头们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合理长期战略,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和规模的不断增强,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产业发展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从行业角度而言,如果原有的趋势不变,那么其市场地位并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调整,互联网巨头们仍然会享受着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红利。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对进入的行业和产业进行甄别,则可能带来巨大的分化,而这样的分化可能会导致互联网巨头们形成更加独特的“玩法”,“平台型”公司大概率会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另一类则更多面对创业者,即投资性平台公司。此前这两类平台的互相融合,则可能会因为“反垄断”下的监管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犹豫。

总体而言,“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监管和合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着这一过程。双方的博弈仍然会继续,但忽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可能导致事情的结果出现巨大的预期之外的变化,对阿里系来说如此,对其他互联网巨头来说也一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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