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一、思路

思路决定行为。如果的确是刹车失灵,那么,或许思路就是不管一切代价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背锅。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思路:

特斯拉不给数据,那就一定是刹车失灵!

给了数据呢?不可信,那一定是特斯拉篡改数据!

找可信第三方呢?假设有可信的机构,这种概率随机的问题,检测机构如何能证明呢?而且,国内没有机构有资质,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系统。

假设有呢?那特斯拉必须提供了数据,要半小时,还要原始数据,要解析数据,包括算法、代码。

到这一步,特斯拉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有什么机构有能力处理这些代码呢?

这恐怕非特斯拉把数据、算法、代码,向小鹏、华为、百度这样的同等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公布,才能令人满意。

这可能吗?不可能。

那么,这个思路之下的策略就是,不断不认可检测,反正没人有能力检测,逼迫特斯拉打开“数据黑箱”。打开数据的黑箱的方式,可以是数据量,比如1分钟,3分钟,半小时。还可以层次。这个数据黑箱里,除了数据,还有算法、代码。这是特斯拉最敏感的商业核心。如果特斯拉不愿意,那就妥协,退车。

实际上,或许事实就是按这个思路在发展,在推动。

二、事故

2月21日,张女士与父母还有一岁的小侄女共四人驾车回家,沿341国道行驶。张女士父亲开车,行驶到段村路路口时,遇上红绿灯,结果刹车失灵。车子没刹住,追尾前车,随后撞上了路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车内两人受伤。张女士母亲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也因为外伤导致全身疼痛,一岁的小侄女没有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女士父亲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安全驾驶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需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月6日,张女士称要求退车退款、合理赔偿损失(精神损失、医疗费、误工费),遭到了特斯拉方面的拒绝。

三、真的穷尽了手段吗?

随后,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开始调解。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说法:该局接办车主张女士投诉案件后,分别于3月9日、18日、24日对特斯拉(郑州)和张女士进行了三次正式调解,均未达成一致。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又分别于3月28日、4月1日、4月13日进行了电话沟通,张女士认为调解力度不够。这里的力度是否指对特斯拉的施压呢?

4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三级市场监管结构会议决定,由河南省消协组织调解,4月19日,张女士表示接受,特斯拉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随后,上海车展事件发生。

应该说,在事情闹大之前,郑州市三级市场机构,还是非常重视的。特斯拉不是一个特权企业,外企在中国是循规蹈矩的。调解不行,还有法律。那么这是否是穷尽了手段呢?

四、并不存在的权威第三方

调解不成的关键在于数据,以及何为第三方权威机构。

3月9日,调解后,特斯拉表示愿意垫付第三方检测费用,尽快解决问题。但张女士不认可交警判定结果,也不同意第三方检测。

就像女车主所说:“不是不同意第三方机构检测,只是希望选择一个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负责调解的监管局老师告诉我们,能做进口车检测和鉴定的,只有一家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机构。”显然,她知道这家机构没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甚至中国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特斯拉也知道这个情况。

数据方面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据监管科负责人介绍,在后两次的调解中,张女士要求特斯拉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完整的行车数据。显然,要的数据越多,特斯拉压力越大,但特斯拉也答应了,只是需要拟定协议,约束数据的用途,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刹车系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笔录显示,张女士不同意特斯拉(郑州)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特斯拉一开始就是愿意给数据的,后来的改变只是“责令无条件给数据”,消费者把数据给到竞争对手,也是可以的。

五、数据来了,却令人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海车展车顶一站,引爆舆论。其实,一方面坚持寻找不存在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把事情闹大,得到妥协,这是最佳结果。然而,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双方了。

特斯拉直接放出了数据。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特斯拉还给了文字说明: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这个过程,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踩刹车时,并不是司机踩得轻,而是刹车失灵。

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前方是固定物,突然发现,防止撞击的行为才会是:一下踩死。

但如果前方是车,一般会预估前车会继续前进,预计的减速距离余地就会更长,降速的时候,就会轻踩;此时若发现前车突然停下(因为红灯?),就会加大刹车力度,但这个时候,距离短了,仍然会追尾。

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在非封闭的国道上,速度多次达到100公里以上,最高118公里,车里还有孩子。这个数据,令人惊叹,也令人尴尬。

不过,正如同文章开始提到的思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数据,呼吁给出更多维度、层次的数据。

六、骑虎难下

我感兴趣的,不是数据的真假,而是特斯拉的数据,实际上把事情逼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也是所谓吃瓜群众最喜欢的。

在有红绿灯的国道上,开到每小时100-120公里,反复提速、变道,穿插、才需要频繁踩下刹车。特斯拉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一点。

而女车主在微博上说过,特斯拉撒谎,速度只有60-70。

这就意味着,女车主提出的指控,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看到红灯,刹不住,追尾。而特斯拉提供数据则是在说:以120公里的速度,踩刹车,各系统正常,速度降到40公里时,追尾。

到这个时候,女车主已经骑虎难下了。双方必有一假。微博也好,数据也好,都传播甚广,后果严重。要么是损害商誉,要么是诬陷,必有一方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或难确定,因为需要有“铁证”证明撞车之前,一定是120公里的速度。

但民事责任,却不需要那么严密的证据。车主的父亲,一路开来,既然交警没有说超速,肯定没有被拍到。但是,沿途只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就可以鉴定速度。不一定需要监控速度的摄像头,工厂大门对外的摄像头也可以。

七、连国家都不信

数据出来之后,急剧的增加了车主的压力。车主丈夫称之为隐私,认为特斯拉不应该放出数据。但公共道路上的交通行为,并不是隐私,更何况有可能涉嫌违法。

4月22日,对于特斯拉恳请郑州市市监局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表示反对。他说:“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我们不太能接受由任何一方指定,我们肯定是想要自己去找有资质和权威性的机构。”对此,郑州市监局回应说:不指定具体鉴定机构,双方自行协商。

当然,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相信政府部门,但是在此事件中,已如此阵势,郑州市场监管机构,不会、也不敢为特斯拉遮掩。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寻找鉴定机构的能力,远超个体消费者,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选择。

如果不相信国家,那该怎么办呢?自行去寻找,该找谁呢?

这是要请小鹏、华为、百度的专家出山,来解析特斯拉的数据、算法、甚至代码的节奏吗?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

事情到这个地步,就无解了。

不过,特斯拉也不一定要等,只要有第三方数据证明,在国道上开出过100-120公里的速度,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自身数据的合理性,甚至反过来发一场名誉官司。

八、知情权的经济原理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消费者想了解自己的车是否发生故障,这个知情权就这么难吗?这难道不合理吗?

先打个比方,飞机出事,消费者会要求提供让自己看得懂的黑匣子数据,或者让自己来指定第三方吗?有权利要求了解波音或者空客的制造工艺、流程、技术等等细节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处理这类事故的经济原理。

任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出问题,大的问题,比如断轴,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保险不赔,由汽车厂商赔。有些问题,不那么明显,但一检测也可以查得出来,也由汽车厂商赔。但还有些故障,可能就出现那么一次,事后也没痕迹,一般就是保险赔了。

这种处理机制的原因是,查找故障的代价太大了,就不查了,保险公司承担。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修复如初。电动车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处理,其实问题也不大。就这次事故来说,毕竟没伤人,车损从外观看,其实还行,修复一下,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当然,维权渠道仍然存在,特斯拉也承诺承担费用,但要找并不存在的权威,事情一定无解。

九、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动驾驶存是一个新技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有争议的空间。

当然,还有另一些事实存在。出事的车,是一辆进口Model 3。

2018年11月,特斯拉正式公布了Model 3在中国的起售价为54万元,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59.5万元。2019年降价后,进口Model 3最便宜的36万元,最贵的51万元。到了2020年,国产了,补贴后价格25万起。目前市场还有传言会进一步降价。

3年前买Model 3,很炫,现在,Model 3是街车。

也就是说,如果是保险公司赔,最后车主手中是一辆因为超速出事的二手特斯拉Model 3,大约就值10来万,而退车,就是到手的54万现金。

当然,即便如此,这显然不值得这么大的付出,但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相互升级,最后,骑虎难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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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事件的另一种可能

发布日期:2021-04-25 15:29
摘要: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一、思路

思路决定行为。如果的确是刹车失灵,那么,或许思路就是不管一切代价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背锅。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思路:

特斯拉不给数据,那就一定是刹车失灵!

给了数据呢?不可信,那一定是特斯拉篡改数据!

找可信第三方呢?假设有可信的机构,这种概率随机的问题,检测机构如何能证明呢?而且,国内没有机构有资质,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系统。

假设有呢?那特斯拉必须提供了数据,要半小时,还要原始数据,要解析数据,包括算法、代码。

到这一步,特斯拉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有什么机构有能力处理这些代码呢?

这恐怕非特斯拉把数据、算法、代码,向小鹏、华为、百度这样的同等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公布,才能令人满意。

这可能吗?不可能。

那么,这个思路之下的策略就是,不断不认可检测,反正没人有能力检测,逼迫特斯拉打开“数据黑箱”。打开数据的黑箱的方式,可以是数据量,比如1分钟,3分钟,半小时。还可以层次。这个数据黑箱里,除了数据,还有算法、代码。这是特斯拉最敏感的商业核心。如果特斯拉不愿意,那就妥协,退车。

实际上,或许事实就是按这个思路在发展,在推动。

二、事故

2月21日,张女士与父母还有一岁的小侄女共四人驾车回家,沿341国道行驶。张女士父亲开车,行驶到段村路路口时,遇上红绿灯,结果刹车失灵。车子没刹住,追尾前车,随后撞上了路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车内两人受伤。张女士母亲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也因为外伤导致全身疼痛,一岁的小侄女没有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女士父亲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安全驾驶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需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月6日,张女士称要求退车退款、合理赔偿损失(精神损失、医疗费、误工费),遭到了特斯拉方面的拒绝。

三、真的穷尽了手段吗?

随后,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开始调解。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说法:该局接办车主张女士投诉案件后,分别于3月9日、18日、24日对特斯拉(郑州)和张女士进行了三次正式调解,均未达成一致。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又分别于3月28日、4月1日、4月13日进行了电话沟通,张女士认为调解力度不够。这里的力度是否指对特斯拉的施压呢?

4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三级市场监管结构会议决定,由河南省消协组织调解,4月19日,张女士表示接受,特斯拉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随后,上海车展事件发生。

应该说,在事情闹大之前,郑州市三级市场机构,还是非常重视的。特斯拉不是一个特权企业,外企在中国是循规蹈矩的。调解不行,还有法律。那么这是否是穷尽了手段呢?

四、并不存在的权威第三方

调解不成的关键在于数据,以及何为第三方权威机构。

3月9日,调解后,特斯拉表示愿意垫付第三方检测费用,尽快解决问题。但张女士不认可交警判定结果,也不同意第三方检测。

就像女车主所说:“不是不同意第三方机构检测,只是希望选择一个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负责调解的监管局老师告诉我们,能做进口车检测和鉴定的,只有一家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机构。”显然,她知道这家机构没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甚至中国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特斯拉也知道这个情况。

数据方面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据监管科负责人介绍,在后两次的调解中,张女士要求特斯拉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完整的行车数据。显然,要的数据越多,特斯拉压力越大,但特斯拉也答应了,只是需要拟定协议,约束数据的用途,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刹车系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笔录显示,张女士不同意特斯拉(郑州)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特斯拉一开始就是愿意给数据的,后来的改变只是“责令无条件给数据”,消费者把数据给到竞争对手,也是可以的。

五、数据来了,却令人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海车展车顶一站,引爆舆论。其实,一方面坚持寻找不存在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把事情闹大,得到妥协,这是最佳结果。然而,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双方了。

特斯拉直接放出了数据。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特斯拉还给了文字说明: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这个过程,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踩刹车时,并不是司机踩得轻,而是刹车失灵。

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前方是固定物,突然发现,防止撞击的行为才会是:一下踩死。

但如果前方是车,一般会预估前车会继续前进,预计的减速距离余地就会更长,降速的时候,就会轻踩;此时若发现前车突然停下(因为红灯?),就会加大刹车力度,但这个时候,距离短了,仍然会追尾。

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在非封闭的国道上,速度多次达到100公里以上,最高118公里,车里还有孩子。这个数据,令人惊叹,也令人尴尬。

不过,正如同文章开始提到的思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数据,呼吁给出更多维度、层次的数据。

六、骑虎难下

我感兴趣的,不是数据的真假,而是特斯拉的数据,实际上把事情逼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也是所谓吃瓜群众最喜欢的。

在有红绿灯的国道上,开到每小时100-120公里,反复提速、变道,穿插、才需要频繁踩下刹车。特斯拉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一点。

而女车主在微博上说过,特斯拉撒谎,速度只有60-70。

这就意味着,女车主提出的指控,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看到红灯,刹不住,追尾。而特斯拉提供数据则是在说:以120公里的速度,踩刹车,各系统正常,速度降到40公里时,追尾。

到这个时候,女车主已经骑虎难下了。双方必有一假。微博也好,数据也好,都传播甚广,后果严重。要么是损害商誉,要么是诬陷,必有一方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或难确定,因为需要有“铁证”证明撞车之前,一定是120公里的速度。

但民事责任,却不需要那么严密的证据。车主的父亲,一路开来,既然交警没有说超速,肯定没有被拍到。但是,沿途只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就可以鉴定速度。不一定需要监控速度的摄像头,工厂大门对外的摄像头也可以。

七、连国家都不信

数据出来之后,急剧的增加了车主的压力。车主丈夫称之为隐私,认为特斯拉不应该放出数据。但公共道路上的交通行为,并不是隐私,更何况有可能涉嫌违法。

4月22日,对于特斯拉恳请郑州市市监局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表示反对。他说:“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我们不太能接受由任何一方指定,我们肯定是想要自己去找有资质和权威性的机构。”对此,郑州市监局回应说:不指定具体鉴定机构,双方自行协商。

当然,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相信政府部门,但是在此事件中,已如此阵势,郑州市场监管机构,不会、也不敢为特斯拉遮掩。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寻找鉴定机构的能力,远超个体消费者,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选择。

如果不相信国家,那该怎么办呢?自行去寻找,该找谁呢?

这是要请小鹏、华为、百度的专家出山,来解析特斯拉的数据、算法、甚至代码的节奏吗?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

事情到这个地步,就无解了。

不过,特斯拉也不一定要等,只要有第三方数据证明,在国道上开出过100-120公里的速度,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自身数据的合理性,甚至反过来发一场名誉官司。

八、知情权的经济原理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消费者想了解自己的车是否发生故障,这个知情权就这么难吗?这难道不合理吗?

先打个比方,飞机出事,消费者会要求提供让自己看得懂的黑匣子数据,或者让自己来指定第三方吗?有权利要求了解波音或者空客的制造工艺、流程、技术等等细节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处理这类事故的经济原理。

任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出问题,大的问题,比如断轴,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保险不赔,由汽车厂商赔。有些问题,不那么明显,但一检测也可以查得出来,也由汽车厂商赔。但还有些故障,可能就出现那么一次,事后也没痕迹,一般就是保险赔了。

这种处理机制的原因是,查找故障的代价太大了,就不查了,保险公司承担。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修复如初。电动车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处理,其实问题也不大。就这次事故来说,毕竟没伤人,车损从外观看,其实还行,修复一下,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当然,维权渠道仍然存在,特斯拉也承诺承担费用,但要找并不存在的权威,事情一定无解。

九、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动驾驶存是一个新技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有争议的空间。

当然,还有另一些事实存在。出事的车,是一辆进口Model 3。

2018年11月,特斯拉正式公布了Model 3在中国的起售价为54万元,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59.5万元。2019年降价后,进口Model 3最便宜的36万元,最贵的51万元。到了2020年,国产了,补贴后价格25万起。目前市场还有传言会进一步降价。

3年前买Model 3,很炫,现在,Model 3是街车。

也就是说,如果是保险公司赔,最后车主手中是一辆因为超速出事的二手特斯拉Model 3,大约就值10来万,而退车,就是到手的54万现金。

当然,即便如此,这显然不值得这么大的付出,但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相互升级,最后,骑虎难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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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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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一、思路

思路决定行为。如果的确是刹车失灵,那么,或许思路就是不管一切代价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背锅。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思路:

特斯拉不给数据,那就一定是刹车失灵!

给了数据呢?不可信,那一定是特斯拉篡改数据!

找可信第三方呢?假设有可信的机构,这种概率随机的问题,检测机构如何能证明呢?而且,国内没有机构有资质,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系统。

假设有呢?那特斯拉必须提供了数据,要半小时,还要原始数据,要解析数据,包括算法、代码。

到这一步,特斯拉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有什么机构有能力处理这些代码呢?

这恐怕非特斯拉把数据、算法、代码,向小鹏、华为、百度这样的同等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公布,才能令人满意。

这可能吗?不可能。

那么,这个思路之下的策略就是,不断不认可检测,反正没人有能力检测,逼迫特斯拉打开“数据黑箱”。打开数据的黑箱的方式,可以是数据量,比如1分钟,3分钟,半小时。还可以层次。这个数据黑箱里,除了数据,还有算法、代码。这是特斯拉最敏感的商业核心。如果特斯拉不愿意,那就妥协,退车。

实际上,或许事实就是按这个思路在发展,在推动。

二、事故

2月21日,张女士与父母还有一岁的小侄女共四人驾车回家,沿341国道行驶。张女士父亲开车,行驶到段村路路口时,遇上红绿灯,结果刹车失灵。车子没刹住,追尾前车,随后撞上了路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车内两人受伤。张女士母亲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也因为外伤导致全身疼痛,一岁的小侄女没有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女士父亲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安全驾驶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需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月6日,张女士称要求退车退款、合理赔偿损失(精神损失、医疗费、误工费),遭到了特斯拉方面的拒绝。

三、真的穷尽了手段吗?

随后,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开始调解。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说法:该局接办车主张女士投诉案件后,分别于3月9日、18日、24日对特斯拉(郑州)和张女士进行了三次正式调解,均未达成一致。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又分别于3月28日、4月1日、4月13日进行了电话沟通,张女士认为调解力度不够。这里的力度是否指对特斯拉的施压呢?

4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三级市场监管结构会议决定,由河南省消协组织调解,4月19日,张女士表示接受,特斯拉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随后,上海车展事件发生。

应该说,在事情闹大之前,郑州市三级市场机构,还是非常重视的。特斯拉不是一个特权企业,外企在中国是循规蹈矩的。调解不行,还有法律。那么这是否是穷尽了手段呢?

四、并不存在的权威第三方

调解不成的关键在于数据,以及何为第三方权威机构。

3月9日,调解后,特斯拉表示愿意垫付第三方检测费用,尽快解决问题。但张女士不认可交警判定结果,也不同意第三方检测。

就像女车主所说:“不是不同意第三方机构检测,只是希望选择一个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负责调解的监管局老师告诉我们,能做进口车检测和鉴定的,只有一家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机构。”显然,她知道这家机构没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甚至中国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特斯拉也知道这个情况。

数据方面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据监管科负责人介绍,在后两次的调解中,张女士要求特斯拉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完整的行车数据。显然,要的数据越多,特斯拉压力越大,但特斯拉也答应了,只是需要拟定协议,约束数据的用途,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刹车系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笔录显示,张女士不同意特斯拉(郑州)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特斯拉一开始就是愿意给数据的,后来的改变只是“责令无条件给数据”,消费者把数据给到竞争对手,也是可以的。

五、数据来了,却令人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海车展车顶一站,引爆舆论。其实,一方面坚持寻找不存在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把事情闹大,得到妥协,这是最佳结果。然而,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双方了。

特斯拉直接放出了数据。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特斯拉还给了文字说明: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这个过程,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踩刹车时,并不是司机踩得轻,而是刹车失灵。

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前方是固定物,突然发现,防止撞击的行为才会是:一下踩死。

但如果前方是车,一般会预估前车会继续前进,预计的减速距离余地就会更长,降速的时候,就会轻踩;此时若发现前车突然停下(因为红灯?),就会加大刹车力度,但这个时候,距离短了,仍然会追尾。

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在非封闭的国道上,速度多次达到100公里以上,最高118公里,车里还有孩子。这个数据,令人惊叹,也令人尴尬。

不过,正如同文章开始提到的思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数据,呼吁给出更多维度、层次的数据。

六、骑虎难下

我感兴趣的,不是数据的真假,而是特斯拉的数据,实际上把事情逼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也是所谓吃瓜群众最喜欢的。

在有红绿灯的国道上,开到每小时100-120公里,反复提速、变道,穿插、才需要频繁踩下刹车。特斯拉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一点。

而女车主在微博上说过,特斯拉撒谎,速度只有60-70。

这就意味着,女车主提出的指控,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看到红灯,刹不住,追尾。而特斯拉提供数据则是在说:以120公里的速度,踩刹车,各系统正常,速度降到40公里时,追尾。

到这个时候,女车主已经骑虎难下了。双方必有一假。微博也好,数据也好,都传播甚广,后果严重。要么是损害商誉,要么是诬陷,必有一方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或难确定,因为需要有“铁证”证明撞车之前,一定是120公里的速度。

但民事责任,却不需要那么严密的证据。车主的父亲,一路开来,既然交警没有说超速,肯定没有被拍到。但是,沿途只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就可以鉴定速度。不一定需要监控速度的摄像头,工厂大门对外的摄像头也可以。

七、连国家都不信

数据出来之后,急剧的增加了车主的压力。车主丈夫称之为隐私,认为特斯拉不应该放出数据。但公共道路上的交通行为,并不是隐私,更何况有可能涉嫌违法。

4月22日,对于特斯拉恳请郑州市市监局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表示反对。他说:“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我们不太能接受由任何一方指定,我们肯定是想要自己去找有资质和权威性的机构。”对此,郑州市监局回应说:不指定具体鉴定机构,双方自行协商。

当然,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相信政府部门,但是在此事件中,已如此阵势,郑州市场监管机构,不会、也不敢为特斯拉遮掩。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寻找鉴定机构的能力,远超个体消费者,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选择。

如果不相信国家,那该怎么办呢?自行去寻找,该找谁呢?

这是要请小鹏、华为、百度的专家出山,来解析特斯拉的数据、算法、甚至代码的节奏吗?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

事情到这个地步,就无解了。

不过,特斯拉也不一定要等,只要有第三方数据证明,在国道上开出过100-120公里的速度,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自身数据的合理性,甚至反过来发一场名誉官司。

八、知情权的经济原理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消费者想了解自己的车是否发生故障,这个知情权就这么难吗?这难道不合理吗?

先打个比方,飞机出事,消费者会要求提供让自己看得懂的黑匣子数据,或者让自己来指定第三方吗?有权利要求了解波音或者空客的制造工艺、流程、技术等等细节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处理这类事故的经济原理。

任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出问题,大的问题,比如断轴,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保险不赔,由汽车厂商赔。有些问题,不那么明显,但一检测也可以查得出来,也由汽车厂商赔。但还有些故障,可能就出现那么一次,事后也没痕迹,一般就是保险赔了。

这种处理机制的原因是,查找故障的代价太大了,就不查了,保险公司承担。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修复如初。电动车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处理,其实问题也不大。就这次事故来说,毕竟没伤人,车损从外观看,其实还行,修复一下,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当然,维权渠道仍然存在,特斯拉也承诺承担费用,但要找并不存在的权威,事情一定无解。

九、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动驾驶存是一个新技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有争议的空间。

当然,还有另一些事实存在。出事的车,是一辆进口Model 3。

2018年11月,特斯拉正式公布了Model 3在中国的起售价为54万元,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59.5万元。2019年降价后,进口Model 3最便宜的36万元,最贵的51万元。到了2020年,国产了,补贴后价格25万起。目前市场还有传言会进一步降价。

3年前买Model 3,很炫,现在,Model 3是街车。

也就是说,如果是保险公司赔,最后车主手中是一辆因为超速出事的二手特斯拉Model 3,大约就值10来万,而退车,就是到手的54万现金。

当然,即便如此,这显然不值得这么大的付出,但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相互升级,最后,骑虎难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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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事件的另一种可能

发布日期:2021-04-25 15:29
摘要: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一、思路

思路决定行为。如果的确是刹车失灵,那么,或许思路就是不管一切代价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背锅。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思路:

特斯拉不给数据,那就一定是刹车失灵!

给了数据呢?不可信,那一定是特斯拉篡改数据!

找可信第三方呢?假设有可信的机构,这种概率随机的问题,检测机构如何能证明呢?而且,国内没有机构有资质,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系统。

假设有呢?那特斯拉必须提供了数据,要半小时,还要原始数据,要解析数据,包括算法、代码。

到这一步,特斯拉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有什么机构有能力处理这些代码呢?

这恐怕非特斯拉把数据、算法、代码,向小鹏、华为、百度这样的同等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公布,才能令人满意。

这可能吗?不可能。

那么,这个思路之下的策略就是,不断不认可检测,反正没人有能力检测,逼迫特斯拉打开“数据黑箱”。打开数据的黑箱的方式,可以是数据量,比如1分钟,3分钟,半小时。还可以层次。这个数据黑箱里,除了数据,还有算法、代码。这是特斯拉最敏感的商业核心。如果特斯拉不愿意,那就妥协,退车。

实际上,或许事实就是按这个思路在发展,在推动。

二、事故

2月21日,张女士与父母还有一岁的小侄女共四人驾车回家,沿341国道行驶。张女士父亲开车,行驶到段村路路口时,遇上红绿灯,结果刹车失灵。车子没刹住,追尾前车,随后撞上了路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车内两人受伤。张女士母亲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也因为外伤导致全身疼痛,一岁的小侄女没有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女士父亲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安全驾驶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需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月6日,张女士称要求退车退款、合理赔偿损失(精神损失、医疗费、误工费),遭到了特斯拉方面的拒绝。

三、真的穷尽了手段吗?

随后,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开始调解。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说法:该局接办车主张女士投诉案件后,分别于3月9日、18日、24日对特斯拉(郑州)和张女士进行了三次正式调解,均未达成一致。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又分别于3月28日、4月1日、4月13日进行了电话沟通,张女士认为调解力度不够。这里的力度是否指对特斯拉的施压呢?

4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三级市场监管结构会议决定,由河南省消协组织调解,4月19日,张女士表示接受,特斯拉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随后,上海车展事件发生。

应该说,在事情闹大之前,郑州市三级市场机构,还是非常重视的。特斯拉不是一个特权企业,外企在中国是循规蹈矩的。调解不行,还有法律。那么这是否是穷尽了手段呢?

四、并不存在的权威第三方

调解不成的关键在于数据,以及何为第三方权威机构。

3月9日,调解后,特斯拉表示愿意垫付第三方检测费用,尽快解决问题。但张女士不认可交警判定结果,也不同意第三方检测。

就像女车主所说:“不是不同意第三方机构检测,只是希望选择一个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负责调解的监管局老师告诉我们,能做进口车检测和鉴定的,只有一家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机构。”显然,她知道这家机构没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甚至中国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特斯拉也知道这个情况。

数据方面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据监管科负责人介绍,在后两次的调解中,张女士要求特斯拉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完整的行车数据。显然,要的数据越多,特斯拉压力越大,但特斯拉也答应了,只是需要拟定协议,约束数据的用途,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刹车系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笔录显示,张女士不同意特斯拉(郑州)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特斯拉一开始就是愿意给数据的,后来的改变只是“责令无条件给数据”,消费者把数据给到竞争对手,也是可以的。

五、数据来了,却令人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海车展车顶一站,引爆舆论。其实,一方面坚持寻找不存在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把事情闹大,得到妥协,这是最佳结果。然而,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双方了。

特斯拉直接放出了数据。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特斯拉还给了文字说明: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这个过程,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踩刹车时,并不是司机踩得轻,而是刹车失灵。

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前方是固定物,突然发现,防止撞击的行为才会是:一下踩死。

但如果前方是车,一般会预估前车会继续前进,预计的减速距离余地就会更长,降速的时候,就会轻踩;此时若发现前车突然停下(因为红灯?),就会加大刹车力度,但这个时候,距离短了,仍然会追尾。

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在非封闭的国道上,速度多次达到100公里以上,最高118公里,车里还有孩子。这个数据,令人惊叹,也令人尴尬。

不过,正如同文章开始提到的思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数据,呼吁给出更多维度、层次的数据。

六、骑虎难下

我感兴趣的,不是数据的真假,而是特斯拉的数据,实际上把事情逼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也是所谓吃瓜群众最喜欢的。

在有红绿灯的国道上,开到每小时100-120公里,反复提速、变道,穿插、才需要频繁踩下刹车。特斯拉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一点。

而女车主在微博上说过,特斯拉撒谎,速度只有60-70。

这就意味着,女车主提出的指控,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看到红灯,刹不住,追尾。而特斯拉提供数据则是在说:以120公里的速度,踩刹车,各系统正常,速度降到40公里时,追尾。

到这个时候,女车主已经骑虎难下了。双方必有一假。微博也好,数据也好,都传播甚广,后果严重。要么是损害商誉,要么是诬陷,必有一方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或难确定,因为需要有“铁证”证明撞车之前,一定是120公里的速度。

但民事责任,却不需要那么严密的证据。车主的父亲,一路开来,既然交警没有说超速,肯定没有被拍到。但是,沿途只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就可以鉴定速度。不一定需要监控速度的摄像头,工厂大门对外的摄像头也可以。

七、连国家都不信

数据出来之后,急剧的增加了车主的压力。车主丈夫称之为隐私,认为特斯拉不应该放出数据。但公共道路上的交通行为,并不是隐私,更何况有可能涉嫌违法。

4月22日,对于特斯拉恳请郑州市市监局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表示反对。他说:“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我们不太能接受由任何一方指定,我们肯定是想要自己去找有资质和权威性的机构。”对此,郑州市监局回应说:不指定具体鉴定机构,双方自行协商。

当然,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相信政府部门,但是在此事件中,已如此阵势,郑州市场监管机构,不会、也不敢为特斯拉遮掩。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寻找鉴定机构的能力,远超个体消费者,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选择。

如果不相信国家,那该怎么办呢?自行去寻找,该找谁呢?

这是要请小鹏、华为、百度的专家出山,来解析特斯拉的数据、算法、甚至代码的节奏吗?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

事情到这个地步,就无解了。

不过,特斯拉也不一定要等,只要有第三方数据证明,在国道上开出过100-120公里的速度,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自身数据的合理性,甚至反过来发一场名誉官司。

八、知情权的经济原理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消费者想了解自己的车是否发生故障,这个知情权就这么难吗?这难道不合理吗?

先打个比方,飞机出事,消费者会要求提供让自己看得懂的黑匣子数据,或者让自己来指定第三方吗?有权利要求了解波音或者空客的制造工艺、流程、技术等等细节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处理这类事故的经济原理。

任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出问题,大的问题,比如断轴,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保险不赔,由汽车厂商赔。有些问题,不那么明显,但一检测也可以查得出来,也由汽车厂商赔。但还有些故障,可能就出现那么一次,事后也没痕迹,一般就是保险赔了。

这种处理机制的原因是,查找故障的代价太大了,就不查了,保险公司承担。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修复如初。电动车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处理,其实问题也不大。就这次事故来说,毕竟没伤人,车损从外观看,其实还行,修复一下,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当然,维权渠道仍然存在,特斯拉也承诺承担费用,但要找并不存在的权威,事情一定无解。

九、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动驾驶存是一个新技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有争议的空间。

当然,还有另一些事实存在。出事的车,是一辆进口Model 3。

2018年11月,特斯拉正式公布了Model 3在中国的起售价为54万元,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59.5万元。2019年降价后,进口Model 3最便宜的36万元,最贵的51万元。到了2020年,国产了,补贴后价格25万起。目前市场还有传言会进一步降价。

3年前买Model 3,很炫,现在,Model 3是街车。

也就是说,如果是保险公司赔,最后车主手中是一辆因为超速出事的二手特斯拉Model 3,大约就值10来万,而退车,就是到手的54万现金。

当然,即便如此,这显然不值得这么大的付出,但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相互升级,最后,骑虎难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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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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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几乎一边倒,随着更多细节流出,另一种可能存在吗?

一、思路

思路决定行为。如果的确是刹车失灵,那么,或许思路就是不管一切代价一定要搞清楚,绝不背锅。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思路:

特斯拉不给数据,那就一定是刹车失灵!

给了数据呢?不可信,那一定是特斯拉篡改数据!

找可信第三方呢?假设有可信的机构,这种概率随机的问题,检测机构如何能证明呢?而且,国内没有机构有资质,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系统。

假设有呢?那特斯拉必须提供了数据,要半小时,还要原始数据,要解析数据,包括算法、代码。

到这一步,特斯拉是全球领先的企业,有什么机构有能力处理这些代码呢?

这恐怕非特斯拉把数据、算法、代码,向小鹏、华为、百度这样的同等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公布,才能令人满意。

这可能吗?不可能。

那么,这个思路之下的策略就是,不断不认可检测,反正没人有能力检测,逼迫特斯拉打开“数据黑箱”。打开数据的黑箱的方式,可以是数据量,比如1分钟,3分钟,半小时。还可以层次。这个数据黑箱里,除了数据,还有算法、代码。这是特斯拉最敏感的商业核心。如果特斯拉不愿意,那就妥协,退车。

实际上,或许事实就是按这个思路在发展,在推动。

二、事故

2月21日,张女士与父母还有一岁的小侄女共四人驾车回家,沿341国道行驶。张女士父亲开车,行驶到段村路路口时,遇上红绿灯,结果刹车失灵。车子没刹住,追尾前车,随后撞上了路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车内两人受伤。张女士母亲身体出现多处软组织损伤,父亲也因为外伤导致全身疼痛,一岁的小侄女没有受伤。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女士父亲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安全驾驶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需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月6日,张女士称要求退车退款、合理赔偿损失(精神损失、医疗费、误工费),遭到了特斯拉方面的拒绝。

三、真的穷尽了手段吗?

随后,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入,开始调解。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说法:该局接办车主张女士投诉案件后,分别于3月9日、18日、24日对特斯拉(郑州)和张女士进行了三次正式调解,均未达成一致。第三次调解结束后,又分别于3月28日、4月1日、4月13日进行了电话沟通,张女士认为调解力度不够。这里的力度是否指对特斯拉的施压呢?

4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三级市场监管结构会议决定,由河南省消协组织调解,4月19日,张女士表示接受,特斯拉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随后,上海车展事件发生。

应该说,在事情闹大之前,郑州市三级市场机构,还是非常重视的。特斯拉不是一个特权企业,外企在中国是循规蹈矩的。调解不行,还有法律。那么这是否是穷尽了手段呢?

四、并不存在的权威第三方

调解不成的关键在于数据,以及何为第三方权威机构。

3月9日,调解后,特斯拉表示愿意垫付第三方检测费用,尽快解决问题。但张女士不认可交警判定结果,也不同意第三方检测。

就像女车主所说:“不是不同意第三方机构检测,只是希望选择一个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负责调解的监管局老师告诉我们,能做进口车检测和鉴定的,只有一家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机构。”显然,她知道这家机构没有能力去检测自动驾驶。甚至中国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反过来,特斯拉也知道这个情况。

数据方面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

据监管科负责人介绍,在后两次的调解中,张女士要求特斯拉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完整的行车数据。显然,要的数据越多,特斯拉压力越大,但特斯拉也答应了,只是需要拟定协议,约束数据的用途,此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刹车系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笔录显示,张女士不同意特斯拉(郑州)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特斯拉一开始就是愿意给数据的,后来的改变只是“责令无条件给数据”,消费者把数据给到竞争对手,也是可以的。

五、数据来了,却令人尴尬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海车展车顶一站,引爆舆论。其实,一方面坚持寻找不存在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把事情闹大,得到妥协,这是最佳结果。然而,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双方了。

特斯拉直接放出了数据。

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每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每小时。

特斯拉还给了文字说明: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这个过程,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踩刹车时,并不是司机踩得轻,而是刹车失灵。

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前方是固定物,突然发现,防止撞击的行为才会是:一下踩死。

但如果前方是车,一般会预估前车会继续前进,预计的减速距离余地就会更长,降速的时候,就会轻踩;此时若发现前车突然停下(因为红灯?),就会加大刹车力度,但这个时候,距离短了,仍然会追尾。

关于事故发生前30分钟车辆的状况,特斯拉方面是这样叙述的:在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

在非封闭的国道上,速度多次达到100公里以上,最高118公里,车里还有孩子。这个数据,令人惊叹,也令人尴尬。

不过,正如同文章开始提到的思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数据,呼吁给出更多维度、层次的数据。

六、骑虎难下

我感兴趣的,不是数据的真假,而是特斯拉的数据,实际上把事情逼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也是所谓吃瓜群众最喜欢的。

在有红绿灯的国道上,开到每小时100-120公里,反复提速、变道,穿插、才需要频繁踩下刹车。特斯拉的数据似乎在证明这一点。

而女车主在微博上说过,特斯拉撒谎,速度只有60-70。

这就意味着,女车主提出的指控,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以60公里的速度行驶,看到红灯,刹不住,追尾。而特斯拉提供数据则是在说:以120公里的速度,踩刹车,各系统正常,速度降到40公里时,追尾。

到这个时候,女车主已经骑虎难下了。双方必有一假。微博也好,数据也好,都传播甚广,后果严重。要么是损害商誉,要么是诬陷,必有一方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或难确定,因为需要有“铁证”证明撞车之前,一定是120公里的速度。

但民事责任,却不需要那么严密的证据。车主的父亲,一路开来,既然交警没有说超速,肯定没有被拍到。但是,沿途只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就可以鉴定速度。不一定需要监控速度的摄像头,工厂大门对外的摄像头也可以。

七、连国家都不信

数据出来之后,急剧的增加了车主的压力。车主丈夫称之为隐私,认为特斯拉不应该放出数据。但公共道路上的交通行为,并不是隐私,更何况有可能涉嫌违法。

4月22日,对于特斯拉恳请郑州市市监局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维权车主张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表示反对。他说:“第三方检测鉴定机构,我们不太能接受由任何一方指定,我们肯定是想要自己去找有资质和权威性的机构。”对此,郑州市监局回应说:不指定具体鉴定机构,双方自行协商。

当然,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相信政府部门,但是在此事件中,已如此阵势,郑州市场监管机构,不会、也不敢为特斯拉遮掩。政府机构的技术能力、寻找鉴定机构的能力,远超个体消费者,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选择。

如果不相信国家,那该怎么办呢?自行去寻找,该找谁呢?

这是要请小鹏、华为、百度的专家出山,来解析特斯拉的数据、算法、甚至代码的节奏吗?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权威性。

事情到这个地步,就无解了。

不过,特斯拉也不一定要等,只要有第三方数据证明,在国道上开出过100-120公里的速度,就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自身数据的合理性,甚至反过来发一场名誉官司。

八、知情权的经济原理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惑:消费者想了解自己的车是否发生故障,这个知情权就这么难吗?这难道不合理吗?

先打个比方,飞机出事,消费者会要求提供让自己看得懂的黑匣子数据,或者让自己来指定第三方吗?有权利要求了解波音或者空客的制造工艺、流程、技术等等细节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处理这类事故的经济原理。

任何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都可能出问题,大的问题,比如断轴,那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保险不赔,由汽车厂商赔。有些问题,不那么明显,但一检测也可以查得出来,也由汽车厂商赔。但还有些故障,可能就出现那么一次,事后也没痕迹,一般就是保险赔了。

这种处理机制的原因是,查找故障的代价太大了,就不查了,保险公司承担。一般情况下,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修复如初。电动车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处理,其实问题也不大。就这次事故来说,毕竟没伤人,车损从外观看,其实还行,修复一下,也没什么大的不同。

当然,维权渠道仍然存在,特斯拉也承诺承担费用,但要找并不存在的权威,事情一定无解。

九、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动驾驶存是一个新技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有争议的空间。

当然,还有另一些事实存在。出事的车,是一辆进口Model 3。

2018年11月,特斯拉正式公布了Model 3在中国的起售价为54万元,高性能全轮驱动版为59.5万元。2019年降价后,进口Model 3最便宜的36万元,最贵的51万元。到了2020年,国产了,补贴后价格25万起。目前市场还有传言会进一步降价。

3年前买Model 3,很炫,现在,Model 3是街车。

也就是说,如果是保险公司赔,最后车主手中是一辆因为超速出事的二手特斯拉Model 3,大约就值10来万,而退车,就是到手的54万现金。

当然,即便如此,这显然不值得这么大的付出,但世事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相互升级,最后,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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