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人类的历史是各族群的交流互动史,交流会涉及情感、认知、意识等,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语言或符号传播得以实现。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各种的信息、信号,通过对信息信号的解读进行与外界的互动反应。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信号的地方会有江湖吗?你想过信息背后所潜伏的政治和博弈吗?

2021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拉什•多希(Rush Doshi,中文名“杜如松”,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凯文•麦吉尼斯(Kevin Mcguiness)发布了报告《历史映照华为:1840年至2021年的权力转移与电信冲突》(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解释华为遇到的困难和阻碍,通过研究电信领域大国间的竞争博弈来映照、解释、预测华为的命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国际关系史中关于电信领域的斗争和进程与今日极其相似。报告指出,人类电信斗争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发生的英国主导的电子通信网络,随后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变迁往往都没有离开对电信商业化、标准化以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主导权的争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一个国家都忌讳他国的技术优势,国家为了安抚潜在的“挑战者”,不得不对国际社会做出“安全承诺”。当然这种承诺难以令对手信服,国家想通过依赖竞争对手的网络供给来实现电信发展都被证明是异常危险的。在无休止的权力博弈中,竞争国会争取打破他国的电信垄断,发展本国自主可控的电信业。

尽管普通人会认为目前有关网络安全和5G及基础设施的话题很新,但实际上这种议题争论可追溯到近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之初的电信竞争,大约发生在150年前的欧洲。许多人们熟悉的电信竞争要素,如使用标准、机构设置、国家补贴、电缆分接头、信息战、信息窃密、发展中国家市场、加密技术、竞争优势等都在过往100多年的历史中轮回上演。历史为现实的冲突提供了“镜子”和“教训”。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网络从未在政治上实现“中立”,尤其在国际关系紧张时刻。电信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早前在电信领域的冲突以侦查和切断电缆为主。比如,美国一度切断西班牙的电缆,英国切断布尔人的电缆。在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潜艇来侦查苏联的电缆,并铺设本国的深海电缆以确保安全。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变戏法”般地上演各种“政治修辞”。在中美电信网络的竞争中,华为高管在2019年做了“无后门、无间谍”的承诺,中国政府亦随同为华为“背书”。报告指出,上世纪欧洲国家政府也做过类似承诺,但私下却打破承诺,并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努力突出发展本国的电信优势。争取电信标准的斗争可以确定哪些国家将发挥主导力量,通常需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各国在积极寻找本国电信产品及标准的拥护者,同时各权力大国都认识到,依靠竞争对手或对手公司会对国家安全带来“脆弱性”。因为通信变得更容易被拦截,为确保安全,各国开始使用加密技术,但加密通常会由于确定的对手或用户错误的技术而受到限制。此外,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国家低估了对手可能以巨大的努力来破坏本国电信优势地位的决心。

各权力大国力图将信号及保密等重要领域控制在本国政府和企业手中。报告指出,中国的行事逻辑与百年前德国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争取信息的致胜权。信息权的控制与争夺是21世纪前密集的世界争霸竞争中超越地缘政治的技术之争。电信已经超越传统的经济利益而成为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控制电信的关键节点和技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电信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国家战略竞争的驱使,各国力图制定全球通用的标准以获得垄断利益。比如,1906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英德竞赛揭示了标准制定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优势,德国组建了大型的电信公司以获取市场优势,但这种垄断地位都不可能持久,当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冲突就来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表明电信领域容易产生依赖,但是强国倾向于打破竞争国的技术垄断,培养自身的信息技术拥趸,并积极制定新的技术标准维护电信网络安全。强国凭借对弱国的电信技术优势,将信息攻击作为一种手段。典型的例子如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指向了国民经济所有细分领域。

中国使用了德国曾经使用的许多发展方式,如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国家保护、国家采购、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战略合并、追求新兴市场,甚至以国际条约来设定标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科技公司。中国还在互联网连接基础设施方面争夺标准制定权。中国政府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以便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击败美国竞争对手,争夺5G移动互联网标准。同样,华为和中兴通讯通过获得政府贷款,用于建设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技术标准的扩张,不仅带来市场,还提供了监视对象国的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智能”标准的可能性,给予中国标准极大的辐射性。

报告认为,对电信网络的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和平时期,大国理所当然的网络设计常常在战时被否决,通信节点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三方和中立国家。目前网络安全不仅涉及信息拦截和数据安全,还涉及情报、反间谍、网络隐秘行动等。国家倾向于追求制定电信标准以获取垄断地位,电信标准可以确定谁使用网络力量。德国利用标准制定来打破英国在无线广播中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德国在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挑战英国的步伐。各国通常会寻求本国的电信拥护者,特别是国际局势紧张之际,这种表现就更加明显。比如,中国政府为华为的商业成就感到自豪,并在世界各地推销华为,甚至“威胁”拒绝接受华为技术的国家。尽管在这种“政商关系”带来部分消极的评价,但西方大国之前不也是这样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吗?

国际关系中有一句名言是“历史始终在不间断地重复上演”。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论证华为作为一种国家间政治与权力竞争工具的必然性,从历史案例中推演出华为受西方世界联盟围堵和限制的必然性。如果不从历史上大国对信息主导权竞争的角度看,就难以解释特朗普时期中美围绕华为以及“孟晚舟事件”产生的激烈博弈。从报告时序历程看,西方国家目前的外交风格依然保持了欧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风。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电信之间的争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前提是先验地认同全球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转移”。这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思维,即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跨国公司是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对电信的控制是获取霸权的手段,电信控制权的转移是大国争霸的必然环节。事实上,过往的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交往主要被大陆和海洋以及极端气候地区所阻隔,各国为了生存必须争夺煤炭、航道、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通讯最早是军事资产,而进入21世纪,最大的变革是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家、各企业行为体相互间既存在分工又存在合作。现实看,任何一国对单一产品的控制都已无法构成国家的绝对竞争优势;任何一个技术领域的垄断都可能被日益更新的其他技术所替代对冲,优势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当然,电信涉及大国力量、荣耀、竞争优势、标准规范、大国雄心等复杂的要素,其竞争依然会继续。

无论如何,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更是制度、政党领导力以及规范设计、国家动员能力上的综合性系统性竞争。甚至如偶然的刺杀、瘟疫、结盟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国家集团力量的对比。历史有发展的规律性,但如果仅仅抓住信息产业这一条冲突规律,则难以解释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性、复杂的利益。

例子太多,比如中国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技术,发展了大批“官办民营”的近现代公司。但在“器物”上与同期可能不如中国的日本在战争中惨败,使得国家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天朝对“通信”等领域的发展未能使其在与“蕞尔小国”的日本的东亚争霸中取胜,依然未能挽救国运。战败带来清帝国的国祚危机,在八国联军的打击和强压下,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瓦解。可见,尽管“信息通信”很重要,但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计更加重要。

该报告的作者对华为现实的命运积极地找到了历史材料中的“逻辑原样”,或暗喻,或对号入座。但华为是一家相对“特殊”的企业,参与大国电信产业竞争,面对美国政治精英的游说造就的全球“围堵”而不倒,面对美国多方面制裁依然实现盈利。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在制裁严重之际依然号召向美国学习,这是中国电信的一种自信信号。历史将证明,华为将超越大国竞争,甚至走向引导大国竞争新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的非政府智库,其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中美关系研究的重镇。学会的观点总体上偏向中立、温和,所以其报告广为中国各界所参考。但从这一报告可以看到地缘冲突依然是两位作者分析的原点。可见,不少学者坚持的依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竞争思维,亦即中美可能难以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真正要搞好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政治家以及通信产业界都要相向而行。对于理论界来说,如何解释中美两大核武大国之间冲突合作杂糅的新竞争新现实,这或许是国际关系新理论发展的方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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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现实主义”?——评布鲁金斯学会报告《历史映照华为》

发布日期:2021-04-21 14:59
摘要: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人类的历史是各族群的交流互动史,交流会涉及情感、认知、意识等,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语言或符号传播得以实现。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各种的信息、信号,通过对信息信号的解读进行与外界的互动反应。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信号的地方会有江湖吗?你想过信息背后所潜伏的政治和博弈吗?

2021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拉什•多希(Rush Doshi,中文名“杜如松”,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凯文•麦吉尼斯(Kevin Mcguiness)发布了报告《历史映照华为:1840年至2021年的权力转移与电信冲突》(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解释华为遇到的困难和阻碍,通过研究电信领域大国间的竞争博弈来映照、解释、预测华为的命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国际关系史中关于电信领域的斗争和进程与今日极其相似。报告指出,人类电信斗争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发生的英国主导的电子通信网络,随后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变迁往往都没有离开对电信商业化、标准化以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主导权的争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一个国家都忌讳他国的技术优势,国家为了安抚潜在的“挑战者”,不得不对国际社会做出“安全承诺”。当然这种承诺难以令对手信服,国家想通过依赖竞争对手的网络供给来实现电信发展都被证明是异常危险的。在无休止的权力博弈中,竞争国会争取打破他国的电信垄断,发展本国自主可控的电信业。

尽管普通人会认为目前有关网络安全和5G及基础设施的话题很新,但实际上这种议题争论可追溯到近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之初的电信竞争,大约发生在150年前的欧洲。许多人们熟悉的电信竞争要素,如使用标准、机构设置、国家补贴、电缆分接头、信息战、信息窃密、发展中国家市场、加密技术、竞争优势等都在过往100多年的历史中轮回上演。历史为现实的冲突提供了“镜子”和“教训”。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网络从未在政治上实现“中立”,尤其在国际关系紧张时刻。电信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早前在电信领域的冲突以侦查和切断电缆为主。比如,美国一度切断西班牙的电缆,英国切断布尔人的电缆。在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潜艇来侦查苏联的电缆,并铺设本国的深海电缆以确保安全。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变戏法”般地上演各种“政治修辞”。在中美电信网络的竞争中,华为高管在2019年做了“无后门、无间谍”的承诺,中国政府亦随同为华为“背书”。报告指出,上世纪欧洲国家政府也做过类似承诺,但私下却打破承诺,并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努力突出发展本国的电信优势。争取电信标准的斗争可以确定哪些国家将发挥主导力量,通常需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各国在积极寻找本国电信产品及标准的拥护者,同时各权力大国都认识到,依靠竞争对手或对手公司会对国家安全带来“脆弱性”。因为通信变得更容易被拦截,为确保安全,各国开始使用加密技术,但加密通常会由于确定的对手或用户错误的技术而受到限制。此外,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国家低估了对手可能以巨大的努力来破坏本国电信优势地位的决心。

各权力大国力图将信号及保密等重要领域控制在本国政府和企业手中。报告指出,中国的行事逻辑与百年前德国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争取信息的致胜权。信息权的控制与争夺是21世纪前密集的世界争霸竞争中超越地缘政治的技术之争。电信已经超越传统的经济利益而成为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控制电信的关键节点和技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电信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国家战略竞争的驱使,各国力图制定全球通用的标准以获得垄断利益。比如,1906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英德竞赛揭示了标准制定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优势,德国组建了大型的电信公司以获取市场优势,但这种垄断地位都不可能持久,当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冲突就来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表明电信领域容易产生依赖,但是强国倾向于打破竞争国的技术垄断,培养自身的信息技术拥趸,并积极制定新的技术标准维护电信网络安全。强国凭借对弱国的电信技术优势,将信息攻击作为一种手段。典型的例子如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指向了国民经济所有细分领域。

中国使用了德国曾经使用的许多发展方式,如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国家保护、国家采购、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战略合并、追求新兴市场,甚至以国际条约来设定标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科技公司。中国还在互联网连接基础设施方面争夺标准制定权。中国政府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以便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击败美国竞争对手,争夺5G移动互联网标准。同样,华为和中兴通讯通过获得政府贷款,用于建设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技术标准的扩张,不仅带来市场,还提供了监视对象国的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智能”标准的可能性,给予中国标准极大的辐射性。

报告认为,对电信网络的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和平时期,大国理所当然的网络设计常常在战时被否决,通信节点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三方和中立国家。目前网络安全不仅涉及信息拦截和数据安全,还涉及情报、反间谍、网络隐秘行动等。国家倾向于追求制定电信标准以获取垄断地位,电信标准可以确定谁使用网络力量。德国利用标准制定来打破英国在无线广播中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德国在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挑战英国的步伐。各国通常会寻求本国的电信拥护者,特别是国际局势紧张之际,这种表现就更加明显。比如,中国政府为华为的商业成就感到自豪,并在世界各地推销华为,甚至“威胁”拒绝接受华为技术的国家。尽管在这种“政商关系”带来部分消极的评价,但西方大国之前不也是这样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吗?

国际关系中有一句名言是“历史始终在不间断地重复上演”。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论证华为作为一种国家间政治与权力竞争工具的必然性,从历史案例中推演出华为受西方世界联盟围堵和限制的必然性。如果不从历史上大国对信息主导权竞争的角度看,就难以解释特朗普时期中美围绕华为以及“孟晚舟事件”产生的激烈博弈。从报告时序历程看,西方国家目前的外交风格依然保持了欧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风。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电信之间的争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前提是先验地认同全球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转移”。这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思维,即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跨国公司是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对电信的控制是获取霸权的手段,电信控制权的转移是大国争霸的必然环节。事实上,过往的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交往主要被大陆和海洋以及极端气候地区所阻隔,各国为了生存必须争夺煤炭、航道、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通讯最早是军事资产,而进入21世纪,最大的变革是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家、各企业行为体相互间既存在分工又存在合作。现实看,任何一国对单一产品的控制都已无法构成国家的绝对竞争优势;任何一个技术领域的垄断都可能被日益更新的其他技术所替代对冲,优势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当然,电信涉及大国力量、荣耀、竞争优势、标准规范、大国雄心等复杂的要素,其竞争依然会继续。

无论如何,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更是制度、政党领导力以及规范设计、国家动员能力上的综合性系统性竞争。甚至如偶然的刺杀、瘟疫、结盟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国家集团力量的对比。历史有发展的规律性,但如果仅仅抓住信息产业这一条冲突规律,则难以解释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性、复杂的利益。

例子太多,比如中国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技术,发展了大批“官办民营”的近现代公司。但在“器物”上与同期可能不如中国的日本在战争中惨败,使得国家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天朝对“通信”等领域的发展未能使其在与“蕞尔小国”的日本的东亚争霸中取胜,依然未能挽救国运。战败带来清帝国的国祚危机,在八国联军的打击和强压下,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瓦解。可见,尽管“信息通信”很重要,但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计更加重要。

该报告的作者对华为现实的命运积极地找到了历史材料中的“逻辑原样”,或暗喻,或对号入座。但华为是一家相对“特殊”的企业,参与大国电信产业竞争,面对美国政治精英的游说造就的全球“围堵”而不倒,面对美国多方面制裁依然实现盈利。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在制裁严重之际依然号召向美国学习,这是中国电信的一种自信信号。历史将证明,华为将超越大国竞争,甚至走向引导大国竞争新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的非政府智库,其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中美关系研究的重镇。学会的观点总体上偏向中立、温和,所以其报告广为中国各界所参考。但从这一报告可以看到地缘冲突依然是两位作者分析的原点。可见,不少学者坚持的依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竞争思维,亦即中美可能难以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真正要搞好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政治家以及通信产业界都要相向而行。对于理论界来说,如何解释中美两大核武大国之间冲突合作杂糅的新竞争新现实,这或许是国际关系新理论发展的方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



|王英良

OR--商业新媒体

人类的历史是各族群的交流互动史,交流会涉及情感、认知、意识等,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语言或符号传播得以实现。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各种的信息、信号,通过对信息信号的解读进行与外界的互动反应。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信号的地方会有江湖吗?你想过信息背后所潜伏的政治和博弈吗?

2021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拉什•多希(Rush Doshi,中文名“杜如松”,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凯文•麦吉尼斯(Kevin Mcguiness)发布了报告《历史映照华为:1840年至2021年的权力转移与电信冲突》(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解释华为遇到的困难和阻碍,通过研究电信领域大国间的竞争博弈来映照、解释、预测华为的命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国际关系史中关于电信领域的斗争和进程与今日极其相似。报告指出,人类电信斗争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发生的英国主导的电子通信网络,随后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变迁往往都没有离开对电信商业化、标准化以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主导权的争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一个国家都忌讳他国的技术优势,国家为了安抚潜在的“挑战者”,不得不对国际社会做出“安全承诺”。当然这种承诺难以令对手信服,国家想通过依赖竞争对手的网络供给来实现电信发展都被证明是异常危险的。在无休止的权力博弈中,竞争国会争取打破他国的电信垄断,发展本国自主可控的电信业。

尽管普通人会认为目前有关网络安全和5G及基础设施的话题很新,但实际上这种议题争论可追溯到近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之初的电信竞争,大约发生在150年前的欧洲。许多人们熟悉的电信竞争要素,如使用标准、机构设置、国家补贴、电缆分接头、信息战、信息窃密、发展中国家市场、加密技术、竞争优势等都在过往100多年的历史中轮回上演。历史为现实的冲突提供了“镜子”和“教训”。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网络从未在政治上实现“中立”,尤其在国际关系紧张时刻。电信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早前在电信领域的冲突以侦查和切断电缆为主。比如,美国一度切断西班牙的电缆,英国切断布尔人的电缆。在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潜艇来侦查苏联的电缆,并铺设本国的深海电缆以确保安全。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变戏法”般地上演各种“政治修辞”。在中美电信网络的竞争中,华为高管在2019年做了“无后门、无间谍”的承诺,中国政府亦随同为华为“背书”。报告指出,上世纪欧洲国家政府也做过类似承诺,但私下却打破承诺,并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努力突出发展本国的电信优势。争取电信标准的斗争可以确定哪些国家将发挥主导力量,通常需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各国在积极寻找本国电信产品及标准的拥护者,同时各权力大国都认识到,依靠竞争对手或对手公司会对国家安全带来“脆弱性”。因为通信变得更容易被拦截,为确保安全,各国开始使用加密技术,但加密通常会由于确定的对手或用户错误的技术而受到限制。此外,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国家低估了对手可能以巨大的努力来破坏本国电信优势地位的决心。

各权力大国力图将信号及保密等重要领域控制在本国政府和企业手中。报告指出,中国的行事逻辑与百年前德国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争取信息的致胜权。信息权的控制与争夺是21世纪前密集的世界争霸竞争中超越地缘政治的技术之争。电信已经超越传统的经济利益而成为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控制电信的关键节点和技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电信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国家战略竞争的驱使,各国力图制定全球通用的标准以获得垄断利益。比如,1906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英德竞赛揭示了标准制定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优势,德国组建了大型的电信公司以获取市场优势,但这种垄断地位都不可能持久,当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冲突就来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表明电信领域容易产生依赖,但是强国倾向于打破竞争国的技术垄断,培养自身的信息技术拥趸,并积极制定新的技术标准维护电信网络安全。强国凭借对弱国的电信技术优势,将信息攻击作为一种手段。典型的例子如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指向了国民经济所有细分领域。

中国使用了德国曾经使用的许多发展方式,如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国家保护、国家采购、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战略合并、追求新兴市场,甚至以国际条约来设定标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科技公司。中国还在互联网连接基础设施方面争夺标准制定权。中国政府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以便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击败美国竞争对手,争夺5G移动互联网标准。同样,华为和中兴通讯通过获得政府贷款,用于建设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技术标准的扩张,不仅带来市场,还提供了监视对象国的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智能”标准的可能性,给予中国标准极大的辐射性。

报告认为,对电信网络的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和平时期,大国理所当然的网络设计常常在战时被否决,通信节点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三方和中立国家。目前网络安全不仅涉及信息拦截和数据安全,还涉及情报、反间谍、网络隐秘行动等。国家倾向于追求制定电信标准以获取垄断地位,电信标准可以确定谁使用网络力量。德国利用标准制定来打破英国在无线广播中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德国在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挑战英国的步伐。各国通常会寻求本国的电信拥护者,特别是国际局势紧张之际,这种表现就更加明显。比如,中国政府为华为的商业成就感到自豪,并在世界各地推销华为,甚至“威胁”拒绝接受华为技术的国家。尽管在这种“政商关系”带来部分消极的评价,但西方大国之前不也是这样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吗?

国际关系中有一句名言是“历史始终在不间断地重复上演”。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论证华为作为一种国家间政治与权力竞争工具的必然性,从历史案例中推演出华为受西方世界联盟围堵和限制的必然性。如果不从历史上大国对信息主导权竞争的角度看,就难以解释特朗普时期中美围绕华为以及“孟晚舟事件”产生的激烈博弈。从报告时序历程看,西方国家目前的外交风格依然保持了欧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风。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电信之间的争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前提是先验地认同全球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转移”。这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思维,即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跨国公司是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对电信的控制是获取霸权的手段,电信控制权的转移是大国争霸的必然环节。事实上,过往的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交往主要被大陆和海洋以及极端气候地区所阻隔,各国为了生存必须争夺煤炭、航道、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通讯最早是军事资产,而进入21世纪,最大的变革是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家、各企业行为体相互间既存在分工又存在合作。现实看,任何一国对单一产品的控制都已无法构成国家的绝对竞争优势;任何一个技术领域的垄断都可能被日益更新的其他技术所替代对冲,优势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当然,电信涉及大国力量、荣耀、竞争优势、标准规范、大国雄心等复杂的要素,其竞争依然会继续。

无论如何,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更是制度、政党领导力以及规范设计、国家动员能力上的综合性系统性竞争。甚至如偶然的刺杀、瘟疫、结盟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国家集团力量的对比。历史有发展的规律性,但如果仅仅抓住信息产业这一条冲突规律,则难以解释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性、复杂的利益。

例子太多,比如中国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技术,发展了大批“官办民营”的近现代公司。但在“器物”上与同期可能不如中国的日本在战争中惨败,使得国家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天朝对“通信”等领域的发展未能使其在与“蕞尔小国”的日本的东亚争霸中取胜,依然未能挽救国运。战败带来清帝国的国祚危机,在八国联军的打击和强压下,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瓦解。可见,尽管“信息通信”很重要,但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计更加重要。

该报告的作者对华为现实的命运积极地找到了历史材料中的“逻辑原样”,或暗喻,或对号入座。但华为是一家相对“特殊”的企业,参与大国电信产业竞争,面对美国政治精英的游说造就的全球“围堵”而不倒,面对美国多方面制裁依然实现盈利。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在制裁严重之际依然号召向美国学习,这是中国电信的一种自信信号。历史将证明,华为将超越大国竞争,甚至走向引导大国竞争新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的非政府智库,其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中美关系研究的重镇。学会的观点总体上偏向中立、温和,所以其报告广为中国各界所参考。但从这一报告可以看到地缘冲突依然是两位作者分析的原点。可见,不少学者坚持的依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竞争思维,亦即中美可能难以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真正要搞好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政治家以及通信产业界都要相向而行。对于理论界来说,如何解释中美两大核武大国之间冲突合作杂糅的新竞争新现实,这或许是国际关系新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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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现实主义”?——评布鲁金斯学会报告《历史映照华为》

发布日期:2021-04-21 14:59
摘要: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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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各族群的交流互动史,交流会涉及情感、认知、意识等,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语言或符号传播得以实现。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各种的信息、信号,通过对信息信号的解读进行与外界的互动反应。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信号的地方会有江湖吗?你想过信息背后所潜伏的政治和博弈吗?

2021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拉什•多希(Rush Doshi,中文名“杜如松”,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凯文•麦吉尼斯(Kevin Mcguiness)发布了报告《历史映照华为:1840年至2021年的权力转移与电信冲突》(Huawei Meets History: Great Pow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isk, 1840-2021)。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解释华为遇到的困难和阻碍,通过研究电信领域大国间的竞争博弈来映照、解释、预测华为的命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国际关系史中关于电信领域的斗争和进程与今日极其相似。报告指出,人类电信斗争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发生的英国主导的电子通信网络,随后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变迁往往都没有离开对电信商业化、标准化以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主导权的争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每一个国家都忌讳他国的技术优势,国家为了安抚潜在的“挑战者”,不得不对国际社会做出“安全承诺”。当然这种承诺难以令对手信服,国家想通过依赖竞争对手的网络供给来实现电信发展都被证明是异常危险的。在无休止的权力博弈中,竞争国会争取打破他国的电信垄断,发展本国自主可控的电信业。

尽管普通人会认为目前有关网络安全和5G及基础设施的话题很新,但实际上这种议题争论可追溯到近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之初的电信竞争,大约发生在150年前的欧洲。许多人们熟悉的电信竞争要素,如使用标准、机构设置、国家补贴、电缆分接头、信息战、信息窃密、发展中国家市场、加密技术、竞争优势等都在过往100多年的历史中轮回上演。历史为现实的冲突提供了“镜子”和“教训”。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网络从未在政治上实现“中立”,尤其在国际关系紧张时刻。电信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早前在电信领域的冲突以侦查和切断电缆为主。比如,美国一度切断西班牙的电缆,英国切断布尔人的电缆。在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潜艇来侦查苏联的电缆,并铺设本国的深海电缆以确保安全。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变戏法”般地上演各种“政治修辞”。在中美电信网络的竞争中,华为高管在2019年做了“无后门、无间谍”的承诺,中国政府亦随同为华为“背书”。报告指出,上世纪欧洲国家政府也做过类似承诺,但私下却打破承诺,并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努力突出发展本国的电信优势。争取电信标准的斗争可以确定哪些国家将发挥主导力量,通常需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各国在积极寻找本国电信产品及标准的拥护者,同时各权力大国都认识到,依靠竞争对手或对手公司会对国家安全带来“脆弱性”。因为通信变得更容易被拦截,为确保安全,各国开始使用加密技术,但加密通常会由于确定的对手或用户错误的技术而受到限制。此外,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国家低估了对手可能以巨大的努力来破坏本国电信优势地位的决心。

各权力大国力图将信号及保密等重要领域控制在本国政府和企业手中。报告指出,中国的行事逻辑与百年前德国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争取信息的致胜权。信息权的控制与争夺是21世纪前密集的世界争霸竞争中超越地缘政治的技术之争。电信已经超越传统的经济利益而成为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控制电信的关键节点和技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电信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国家战略竞争的驱使,各国力图制定全球通用的标准以获得垄断利益。比如,1906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英德竞赛揭示了标准制定的战略意义。为了实现优势,德国组建了大型的电信公司以获取市场优势,但这种垄断地位都不可能持久,当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冲突就来了。国际无线电报公约表明电信领域容易产生依赖,但是强国倾向于打破竞争国的技术垄断,培养自身的信息技术拥趸,并积极制定新的技术标准维护电信网络安全。强国凭借对弱国的电信技术优势,将信息攻击作为一种手段。典型的例子如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指向了国民经济所有细分领域。

中国使用了德国曾经使用的许多发展方式,如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国家保护、国家采购、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战略合并、追求新兴市场,甚至以国际条约来设定标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科技公司。中国还在互联网连接基础设施方面争夺标准制定权。中国政府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以便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击败美国竞争对手,争夺5G移动互联网标准。同样,华为和中兴通讯通过获得政府贷款,用于建设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技术标准的扩张,不仅带来市场,还提供了监视对象国的机会。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智能”标准的可能性,给予中国标准极大的辐射性。

报告认为,对电信网络的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和平时期,大国理所当然的网络设计常常在战时被否决,通信节点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三方和中立国家。目前网络安全不仅涉及信息拦截和数据安全,还涉及情报、反间谍、网络隐秘行动等。国家倾向于追求制定电信标准以获取垄断地位,电信标准可以确定谁使用网络力量。德国利用标准制定来打破英国在无线广播中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德国在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挑战英国的步伐。各国通常会寻求本国的电信拥护者,特别是国际局势紧张之际,这种表现就更加明显。比如,中国政府为华为的商业成就感到自豪,并在世界各地推销华为,甚至“威胁”拒绝接受华为技术的国家。尽管在这种“政商关系”带来部分消极的评价,但西方大国之前不也是这样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吗?

国际关系中有一句名言是“历史始终在不间断地重复上演”。报告以历史的角度论证华为作为一种国家间政治与权力竞争工具的必然性,从历史案例中推演出华为受西方世界联盟围堵和限制的必然性。如果不从历史上大国对信息主导权竞争的角度看,就难以解释特朗普时期中美围绕华为以及“孟晚舟事件”产生的激烈博弈。从报告时序历程看,西方国家目前的外交风格依然保持了欧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风。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电信之间的争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前提是先验地认同全球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转移”。这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思维,即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跨国公司是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对电信的控制是获取霸权的手段,电信控制权的转移是大国争霸的必然环节。事实上,过往的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交往主要被大陆和海洋以及极端气候地区所阻隔,各国为了生存必须争夺煤炭、航道、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通讯最早是军事资产,而进入21世纪,最大的变革是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家、各企业行为体相互间既存在分工又存在合作。现实看,任何一国对单一产品的控制都已无法构成国家的绝对竞争优势;任何一个技术领域的垄断都可能被日益更新的其他技术所替代对冲,优势永远是动态变化的。当然,电信涉及大国力量、荣耀、竞争优势、标准规范、大国雄心等复杂的要素,其竞争依然会继续。

无论如何,该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电信在国家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器物”上的竞争,更是制度、政党领导力以及规范设计、国家动员能力上的综合性系统性竞争。甚至如偶然的刺杀、瘟疫、结盟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国家集团力量的对比。历史有发展的规律性,但如果仅仅抓住信息产业这一条冲突规律,则难以解释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性、复杂的利益。

例子太多,比如中国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技术,发展了大批“官办民营”的近现代公司。但在“器物”上与同期可能不如中国的日本在战争中惨败,使得国家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天朝对“通信”等领域的发展未能使其在与“蕞尔小国”的日本的东亚争霸中取胜,依然未能挽救国运。战败带来清帝国的国祚危机,在八国联军的打击和强压下,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瓦解。可见,尽管“信息通信”很重要,但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计更加重要。

该报告的作者对华为现实的命运积极地找到了历史材料中的“逻辑原样”,或暗喻,或对号入座。但华为是一家相对“特殊”的企业,参与大国电信产业竞争,面对美国政治精英的游说造就的全球“围堵”而不倒,面对美国多方面制裁依然实现盈利。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在制裁严重之际依然号召向美国学习,这是中国电信的一种自信信号。历史将证明,华为将超越大国竞争,甚至走向引导大国竞争新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的非政府智库,其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中美关系研究的重镇。学会的观点总体上偏向中立、温和,所以其报告广为中国各界所参考。但从这一报告可以看到地缘冲突依然是两位作者分析的原点。可见,不少学者坚持的依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竞争思维,亦即中美可能难以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真正要搞好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政治家以及通信产业界都要相向而行。对于理论界来说,如何解释中美两大核武大国之间冲突合作杂糅的新竞争新现实,这或许是国际关系新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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