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


OR--商业新媒体

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金刻羽讲到:“福利跟GDP、投资不是一回事,而是个人的生活水平。只有这些产出和收入变成了个人福利、变成了消费、变成了生活的一种高标准的方式,才是真正提高个人的福利。例如我们看银行里头的钱在增长,但是我们用不了,是没有用的,对于福利是没有任何的提高。”

面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金刻羽主要从“区域不平等”和“Mega-city和城市网络”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发展不平等方面,金刻羽称, “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平等主要来自于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比如美国的CEO跟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非常大。”
在户口制度改革方面,金刻羽介绍称,学术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要远远大于中国跟国外的贸易,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带来的效率提高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四倍。随着户口制度的改变以及对民众移民教育的提高,21世纪初,中国省间迁移的平均成本下降了40%,释放了中国总劳动生产率28%。也就是说,整体效率提高的近1/3都来自于城市间、省之间的内部流动提高。如果中国达到了加拿大的流动成本水平,整体每个人的福利会提升10%。如果1/3的中国人口能够在省份外活动,人均收入会增长46%,福利增长13%。

在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方面,金刻羽称,主要方向是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等。现在的考核标准也慢慢从单一的GDP转向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关系的增长,这是增加内部贸易合作、减少隐性壁垒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也会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设计未来城市战略?就要考虑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沟通。”金刻羽如此说道。

集聚效应改变城市

金刻羽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效应就是“集聚效应”。全球科技城市或科技聚集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北京、首尔、东京、上海等。这些企业让聚集效应放大,如硅谷、纽约、波士顿有生物科学,北京有中关村等。

从历史上看,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金刻羽称,20世纪初,美国特洛伊是专门制造领子口、袖口的,阿克伦专门制造轮胎的,中国也有“打火机之城”和“内衣之城”,这些所谓制造业的集中从历史上就有。但今天已经不再只是制造业中心了,更多的是创新中心。“创新”和“科技”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人力资本、公司的聚集,聚集在一起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意、更多的就业增长、更多的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例如杭州的电子商务、武汉的软件、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深圳的手机数码等等。

金刻羽称,“城市的聚集”也会涉及到在“专业性”和“多样性”的权衡,如类似的企业聚在一起好,还是发展多样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好?多元的经济结构能让人们交流、不同的想法,促进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当企业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的时候,思想上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多的想法。在多元的结构里,企业的创意也最为活跃。所以这是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城市网络中很重要的,多元化更刺激创新。

大城市还是城市网络?

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要像东京那样无限往外扩展,还是像欧洲小城市一样建成一个网络中心?金刻羽列出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她表示,特大城市的“利”就是聚集效应,有企业蓬勃发展、有消费可以聚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像我在一个都市里生活,周末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晚上可以去听音乐,会有很多的娱乐场所和餐厅,这时所谓的‘配套设施’非常重要的。”金刻羽表示,“但大城市的弊端就是拥挤、环境污染和越来越大经济效应导致福利可能会越来越少。”

城市网络和大城市不一样,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早在六千多年前沿河最古老的城市就已存在,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等。城市越在一个网络里面,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就会越高。金刻羽指出,中世纪托斯卡纳强大的贸易网络将热那亚和威尼斯连接在一起,欧洲城市网络汉萨联盟从汉堡和吕贝克之间的简单贸易联盟开始,成为北方的主要贸易商。这种成熟网络在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推向特大城市,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城市的网络。

而在“特大都市”和“城市网络”两个方向的选择上,金刻羽表示,除了需要考虑城市本身特性之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居住有关系。房子的供给弹性很大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但是弹性很小就只能作为一个城市网络,比如深圳和珠海,荷兰和得克萨斯州。金刻羽称,“荷兰有很多城市规划的阻碍,不能建造很多的高楼、也不能提供很多的住宿,这时就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得克萨斯州‘地’很大,可以扩展足够多的住宅,弹性很大,这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中国深圳跟珠海,深圳是不能无限扩大的,所以它的房价很高,但珠海的地比较宽广,可以往外扩展。上海浦东是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再往外扩展。所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网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问题,要根据每个地方不同情况、历史轨迹、经济效益而定。”

科技驱动未来城市

科技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金刻羽称,这和新基建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未来科技能够改变交通,智能交通让大城市的缺点都可以随之减小,比如改变拥堵的现象。同时,交通成本的降低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其次,新科技可以降低犯罪率,智能科技能够更好的去减少犯罪,使城市网络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大量的在线服务、更多的视频会议也会改变城市,信息技术更好地连接城市。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金刻羽表示,“增长不再可能来自于投资”是一个错误的理解。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31%,英国是90%,美国是83%,俄罗斯是73%。到了2045年,巴西都有90%,中国那时候可能也就是78%左右的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推动力。未来城市的是什么?就是机器能跟机器说话,无人驾驶能跟高速公路、红绿灯和停车场沟通,这就是新基建,还有5G、IoT、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的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说‘投资过高,投资不能够带来增长’。要看怎样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可以带来增长,中国是有后发优势的。”

金刻羽最后强调,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如果现在服务业占中国GDP百分比只有60%,那么服务业应该提到80%。如果在线服务比较好,也许我更愿意住在一个中小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大城市。“信息化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平提高跟科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撰文/商周君■

又讯:张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的核心要义

张斌:未来城市理应以人为本 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在演讲中介绍说,瑞安对“城、市”和“人”进行了长期研究。市包括行业、社交活动等,主体是人。这三者是不可割裂的。过去,只有地产行业,只有投资行业去看待城市发展的问题。可以想像这样的短视会造成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对于未来20年的城市发展,以及会出现哪些中心趋势和小趋势的问题,他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人。大部分一线城市已完成了生产性城市向消费性城市的转变。人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财富积累,需求在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像大家在纽约看到的工业化财富积累以后,城市的艺术产业蓬勃发展。大部分人群成为艺术产业的助力者,所以对人的研究是公司整个20年从未停止的。

第二、城市空间组织研究。大部分的规划方案看到的是经纬分明,这个地块用于居住,那个地块用于商务或产业发展。过去20年,业界是希望功能能够有机组织起来。道路、庭院、公园、小马路会变成社会的有机组织。然而,未来的空间形态应是没有边界,单一功能的空间被逐渐取代, 城市核心区域功能复合化,满足多样需求。

第三、面对未来,大家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以生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形式,比如说,这个是人事部,那个是行政部,另外一个是财务部。这些已不再满足今天的需求了。未来大部分办公是“移动办公”,以及最大密度的创意,最多的新模式出现。

张斌提到,过去,人们知道城市的核心是商业中心、工作中心、行政中心,或者管理中心等,但是,技术冲击让大家看到未来城市这些“中心”也许会不可持续。未来可持续的可能是有更多创意的迸发,能够体验生活最精髓部分,最适合享受生活的部分。

他认为,无论是2030年,还是2050年,城市还是人的城市。新天地的发展离不开这一点。“我们要为人更好地服务,而且跳脱出自身的项目,脱离单体的经济利益,放到城市的视野中,这样,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更大动力。”

他说,在2035年之前,上海需要实现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什么是全球卓越城市?今天的伦敦已不再强调“全球卓越城市”,就好像朱嘉明教授在论坛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首尔、在东京、在纽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不再强调具体的功能定位,而是从“人”的角度,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能否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发问: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一堆老建筑可能是负担。但在公司同事眼里,它们是非常可爱的。“我们20年所做的事就是让老建筑更好地为城市、为城市的人来服务。”

鉴于这样的思路,公司在很多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布局,主要包括这些商业模式:一、市中心综合、用可持续的方式在保留和创新之间传承综合开发;二、知识社区;三、城市中心综合体和交通枢纽。

据介绍,在公司团队中,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如何让建筑长命。还有,建筑到底是不是属于流量经济?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同行造出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网红”的形,试问:它们承载的内容在城市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持续?

张斌:公司逐渐定位于Urban Solution Provider

张斌在演讲中透露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的商业化,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面迎来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如今,地产界不再讨论“增量、存量”,可持续和城市更新的话题日渐成为业界非常重要的话题。

疫情对整个城市的未来产生了更大冲击。同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行业一样,“我们其实都处在了一个‘以始为终、蓄势再航’的时节”。张斌表示,整个公司在过去10年中,已将自身定位从原来的“地产”逐步转移到Urban Solution Provider。在地产通常的空间逻辑之外,公司找到更多的活力源头,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服务,实践可持续理念、培育创意生态、发展未来办公、融合产品的空间、时间和社群聚集的复合功能,并以特色街区和文化赋能打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其实,大家无法避开活力城市的话题。公司今天在上海持有的商业规模170万方,是上海最大型的私营商业物业业主和管理方之一。如此体量代表公司如何看待城市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物业的发展。他说,看物业里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一定要用长期视角,或者说,大家的思考和决策应该基于比较长远的维度上。

据了解,公司在“可持续”部分有非常多的认证。公司在所有进入运营阶段,使用可持续理念要求每一个项目的业主。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所做的事,就是一定要用很持续的视角。

在演讲末尾,张斌引用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的话表示:“城市,应该为爱人与朋友而建。”整理编辑/商周君

总之 在瑞安管理执行董事、中国新天地执行董事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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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刻羽:未来城市要实现增长和福利的权衡

发布日期:2021-04-21 06:47
摘要: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


OR--商业新媒体

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金刻羽讲到:“福利跟GDP、投资不是一回事,而是个人的生活水平。只有这些产出和收入变成了个人福利、变成了消费、变成了生活的一种高标准的方式,才是真正提高个人的福利。例如我们看银行里头的钱在增长,但是我们用不了,是没有用的,对于福利是没有任何的提高。”

面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金刻羽主要从“区域不平等”和“Mega-city和城市网络”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发展不平等方面,金刻羽称, “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平等主要来自于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比如美国的CEO跟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非常大。”
在户口制度改革方面,金刻羽介绍称,学术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要远远大于中国跟国外的贸易,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带来的效率提高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四倍。随着户口制度的改变以及对民众移民教育的提高,21世纪初,中国省间迁移的平均成本下降了40%,释放了中国总劳动生产率28%。也就是说,整体效率提高的近1/3都来自于城市间、省之间的内部流动提高。如果中国达到了加拿大的流动成本水平,整体每个人的福利会提升10%。如果1/3的中国人口能够在省份外活动,人均收入会增长46%,福利增长13%。

在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方面,金刻羽称,主要方向是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等。现在的考核标准也慢慢从单一的GDP转向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关系的增长,这是增加内部贸易合作、减少隐性壁垒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也会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设计未来城市战略?就要考虑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沟通。”金刻羽如此说道。

集聚效应改变城市

金刻羽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效应就是“集聚效应”。全球科技城市或科技聚集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北京、首尔、东京、上海等。这些企业让聚集效应放大,如硅谷、纽约、波士顿有生物科学,北京有中关村等。

从历史上看,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金刻羽称,20世纪初,美国特洛伊是专门制造领子口、袖口的,阿克伦专门制造轮胎的,中国也有“打火机之城”和“内衣之城”,这些所谓制造业的集中从历史上就有。但今天已经不再只是制造业中心了,更多的是创新中心。“创新”和“科技”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人力资本、公司的聚集,聚集在一起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意、更多的就业增长、更多的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例如杭州的电子商务、武汉的软件、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深圳的手机数码等等。

金刻羽称,“城市的聚集”也会涉及到在“专业性”和“多样性”的权衡,如类似的企业聚在一起好,还是发展多样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好?多元的经济结构能让人们交流、不同的想法,促进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当企业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的时候,思想上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多的想法。在多元的结构里,企业的创意也最为活跃。所以这是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城市网络中很重要的,多元化更刺激创新。

大城市还是城市网络?

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要像东京那样无限往外扩展,还是像欧洲小城市一样建成一个网络中心?金刻羽列出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她表示,特大城市的“利”就是聚集效应,有企业蓬勃发展、有消费可以聚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像我在一个都市里生活,周末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晚上可以去听音乐,会有很多的娱乐场所和餐厅,这时所谓的‘配套设施’非常重要的。”金刻羽表示,“但大城市的弊端就是拥挤、环境污染和越来越大经济效应导致福利可能会越来越少。”

城市网络和大城市不一样,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早在六千多年前沿河最古老的城市就已存在,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等。城市越在一个网络里面,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就会越高。金刻羽指出,中世纪托斯卡纳强大的贸易网络将热那亚和威尼斯连接在一起,欧洲城市网络汉萨联盟从汉堡和吕贝克之间的简单贸易联盟开始,成为北方的主要贸易商。这种成熟网络在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推向特大城市,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城市的网络。

而在“特大都市”和“城市网络”两个方向的选择上,金刻羽表示,除了需要考虑城市本身特性之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居住有关系。房子的供给弹性很大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但是弹性很小就只能作为一个城市网络,比如深圳和珠海,荷兰和得克萨斯州。金刻羽称,“荷兰有很多城市规划的阻碍,不能建造很多的高楼、也不能提供很多的住宿,这时就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得克萨斯州‘地’很大,可以扩展足够多的住宅,弹性很大,这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中国深圳跟珠海,深圳是不能无限扩大的,所以它的房价很高,但珠海的地比较宽广,可以往外扩展。上海浦东是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再往外扩展。所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网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问题,要根据每个地方不同情况、历史轨迹、经济效益而定。”

科技驱动未来城市

科技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金刻羽称,这和新基建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未来科技能够改变交通,智能交通让大城市的缺点都可以随之减小,比如改变拥堵的现象。同时,交通成本的降低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其次,新科技可以降低犯罪率,智能科技能够更好的去减少犯罪,使城市网络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大量的在线服务、更多的视频会议也会改变城市,信息技术更好地连接城市。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金刻羽表示,“增长不再可能来自于投资”是一个错误的理解。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31%,英国是90%,美国是83%,俄罗斯是73%。到了2045年,巴西都有90%,中国那时候可能也就是78%左右的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推动力。未来城市的是什么?就是机器能跟机器说话,无人驾驶能跟高速公路、红绿灯和停车场沟通,这就是新基建,还有5G、IoT、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的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说‘投资过高,投资不能够带来增长’。要看怎样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可以带来增长,中国是有后发优势的。”

金刻羽最后强调,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如果现在服务业占中国GDP百分比只有60%,那么服务业应该提到80%。如果在线服务比较好,也许我更愿意住在一个中小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大城市。“信息化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平提高跟科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撰文/商周君■

又讯:张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的核心要义

张斌:未来城市理应以人为本 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在演讲中介绍说,瑞安对“城、市”和“人”进行了长期研究。市包括行业、社交活动等,主体是人。这三者是不可割裂的。过去,只有地产行业,只有投资行业去看待城市发展的问题。可以想像这样的短视会造成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对于未来20年的城市发展,以及会出现哪些中心趋势和小趋势的问题,他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人。大部分一线城市已完成了生产性城市向消费性城市的转变。人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财富积累,需求在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像大家在纽约看到的工业化财富积累以后,城市的艺术产业蓬勃发展。大部分人群成为艺术产业的助力者,所以对人的研究是公司整个20年从未停止的。

第二、城市空间组织研究。大部分的规划方案看到的是经纬分明,这个地块用于居住,那个地块用于商务或产业发展。过去20年,业界是希望功能能够有机组织起来。道路、庭院、公园、小马路会变成社会的有机组织。然而,未来的空间形态应是没有边界,单一功能的空间被逐渐取代, 城市核心区域功能复合化,满足多样需求。

第三、面对未来,大家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以生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形式,比如说,这个是人事部,那个是行政部,另外一个是财务部。这些已不再满足今天的需求了。未来大部分办公是“移动办公”,以及最大密度的创意,最多的新模式出现。

张斌提到,过去,人们知道城市的核心是商业中心、工作中心、行政中心,或者管理中心等,但是,技术冲击让大家看到未来城市这些“中心”也许会不可持续。未来可持续的可能是有更多创意的迸发,能够体验生活最精髓部分,最适合享受生活的部分。

他认为,无论是2030年,还是2050年,城市还是人的城市。新天地的发展离不开这一点。“我们要为人更好地服务,而且跳脱出自身的项目,脱离单体的经济利益,放到城市的视野中,这样,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更大动力。”

他说,在2035年之前,上海需要实现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什么是全球卓越城市?今天的伦敦已不再强调“全球卓越城市”,就好像朱嘉明教授在论坛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首尔、在东京、在纽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不再强调具体的功能定位,而是从“人”的角度,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能否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发问: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一堆老建筑可能是负担。但在公司同事眼里,它们是非常可爱的。“我们20年所做的事就是让老建筑更好地为城市、为城市的人来服务。”

鉴于这样的思路,公司在很多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布局,主要包括这些商业模式:一、市中心综合、用可持续的方式在保留和创新之间传承综合开发;二、知识社区;三、城市中心综合体和交通枢纽。

据介绍,在公司团队中,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如何让建筑长命。还有,建筑到底是不是属于流量经济?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同行造出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网红”的形,试问:它们承载的内容在城市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持续?

张斌:公司逐渐定位于Urban Solution Provider

张斌在演讲中透露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的商业化,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面迎来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如今,地产界不再讨论“增量、存量”,可持续和城市更新的话题日渐成为业界非常重要的话题。

疫情对整个城市的未来产生了更大冲击。同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行业一样,“我们其实都处在了一个‘以始为终、蓄势再航’的时节”。张斌表示,整个公司在过去10年中,已将自身定位从原来的“地产”逐步转移到Urban Solution Provider。在地产通常的空间逻辑之外,公司找到更多的活力源头,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服务,实践可持续理念、培育创意生态、发展未来办公、融合产品的空间、时间和社群聚集的复合功能,并以特色街区和文化赋能打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其实,大家无法避开活力城市的话题。公司今天在上海持有的商业规模170万方,是上海最大型的私营商业物业业主和管理方之一。如此体量代表公司如何看待城市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物业的发展。他说,看物业里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一定要用长期视角,或者说,大家的思考和决策应该基于比较长远的维度上。

据了解,公司在“可持续”部分有非常多的认证。公司在所有进入运营阶段,使用可持续理念要求每一个项目的业主。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所做的事,就是一定要用很持续的视角。

在演讲末尾,张斌引用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的话表示:“城市,应该为爱人与朋友而建。”整理编辑/商周君

总之 在瑞安管理执行董事、中国新天地执行董事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


OR--商业新媒体

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金刻羽讲到:“福利跟GDP、投资不是一回事,而是个人的生活水平。只有这些产出和收入变成了个人福利、变成了消费、变成了生活的一种高标准的方式,才是真正提高个人的福利。例如我们看银行里头的钱在增长,但是我们用不了,是没有用的,对于福利是没有任何的提高。”

面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金刻羽主要从“区域不平等”和“Mega-city和城市网络”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发展不平等方面,金刻羽称, “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平等主要来自于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比如美国的CEO跟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非常大。”
在户口制度改革方面,金刻羽介绍称,学术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要远远大于中国跟国外的贸易,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带来的效率提高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四倍。随着户口制度的改变以及对民众移民教育的提高,21世纪初,中国省间迁移的平均成本下降了40%,释放了中国总劳动生产率28%。也就是说,整体效率提高的近1/3都来自于城市间、省之间的内部流动提高。如果中国达到了加拿大的流动成本水平,整体每个人的福利会提升10%。如果1/3的中国人口能够在省份外活动,人均收入会增长46%,福利增长13%。

在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方面,金刻羽称,主要方向是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等。现在的考核标准也慢慢从单一的GDP转向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关系的增长,这是增加内部贸易合作、减少隐性壁垒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也会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设计未来城市战略?就要考虑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沟通。”金刻羽如此说道。

集聚效应改变城市

金刻羽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效应就是“集聚效应”。全球科技城市或科技聚集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北京、首尔、东京、上海等。这些企业让聚集效应放大,如硅谷、纽约、波士顿有生物科学,北京有中关村等。

从历史上看,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金刻羽称,20世纪初,美国特洛伊是专门制造领子口、袖口的,阿克伦专门制造轮胎的,中国也有“打火机之城”和“内衣之城”,这些所谓制造业的集中从历史上就有。但今天已经不再只是制造业中心了,更多的是创新中心。“创新”和“科技”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人力资本、公司的聚集,聚集在一起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意、更多的就业增长、更多的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例如杭州的电子商务、武汉的软件、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深圳的手机数码等等。

金刻羽称,“城市的聚集”也会涉及到在“专业性”和“多样性”的权衡,如类似的企业聚在一起好,还是发展多样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好?多元的经济结构能让人们交流、不同的想法,促进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当企业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的时候,思想上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多的想法。在多元的结构里,企业的创意也最为活跃。所以这是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城市网络中很重要的,多元化更刺激创新。

大城市还是城市网络?

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要像东京那样无限往外扩展,还是像欧洲小城市一样建成一个网络中心?金刻羽列出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她表示,特大城市的“利”就是聚集效应,有企业蓬勃发展、有消费可以聚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像我在一个都市里生活,周末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晚上可以去听音乐,会有很多的娱乐场所和餐厅,这时所谓的‘配套设施’非常重要的。”金刻羽表示,“但大城市的弊端就是拥挤、环境污染和越来越大经济效应导致福利可能会越来越少。”

城市网络和大城市不一样,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早在六千多年前沿河最古老的城市就已存在,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等。城市越在一个网络里面,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就会越高。金刻羽指出,中世纪托斯卡纳强大的贸易网络将热那亚和威尼斯连接在一起,欧洲城市网络汉萨联盟从汉堡和吕贝克之间的简单贸易联盟开始,成为北方的主要贸易商。这种成熟网络在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推向特大城市,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城市的网络。

而在“特大都市”和“城市网络”两个方向的选择上,金刻羽表示,除了需要考虑城市本身特性之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居住有关系。房子的供给弹性很大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但是弹性很小就只能作为一个城市网络,比如深圳和珠海,荷兰和得克萨斯州。金刻羽称,“荷兰有很多城市规划的阻碍,不能建造很多的高楼、也不能提供很多的住宿,这时就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得克萨斯州‘地’很大,可以扩展足够多的住宅,弹性很大,这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中国深圳跟珠海,深圳是不能无限扩大的,所以它的房价很高,但珠海的地比较宽广,可以往外扩展。上海浦东是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再往外扩展。所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网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问题,要根据每个地方不同情况、历史轨迹、经济效益而定。”

科技驱动未来城市

科技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金刻羽称,这和新基建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未来科技能够改变交通,智能交通让大城市的缺点都可以随之减小,比如改变拥堵的现象。同时,交通成本的降低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其次,新科技可以降低犯罪率,智能科技能够更好的去减少犯罪,使城市网络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大量的在线服务、更多的视频会议也会改变城市,信息技术更好地连接城市。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金刻羽表示,“增长不再可能来自于投资”是一个错误的理解。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31%,英国是90%,美国是83%,俄罗斯是73%。到了2045年,巴西都有90%,中国那时候可能也就是78%左右的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推动力。未来城市的是什么?就是机器能跟机器说话,无人驾驶能跟高速公路、红绿灯和停车场沟通,这就是新基建,还有5G、IoT、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的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说‘投资过高,投资不能够带来增长’。要看怎样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可以带来增长,中国是有后发优势的。”

金刻羽最后强调,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如果现在服务业占中国GDP百分比只有60%,那么服务业应该提到80%。如果在线服务比较好,也许我更愿意住在一个中小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大城市。“信息化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平提高跟科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撰文/商周君■

又讯:张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的核心要义

张斌:未来城市理应以人为本 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在演讲中介绍说,瑞安对“城、市”和“人”进行了长期研究。市包括行业、社交活动等,主体是人。这三者是不可割裂的。过去,只有地产行业,只有投资行业去看待城市发展的问题。可以想像这样的短视会造成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对于未来20年的城市发展,以及会出现哪些中心趋势和小趋势的问题,他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人。大部分一线城市已完成了生产性城市向消费性城市的转变。人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财富积累,需求在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像大家在纽约看到的工业化财富积累以后,城市的艺术产业蓬勃发展。大部分人群成为艺术产业的助力者,所以对人的研究是公司整个20年从未停止的。

第二、城市空间组织研究。大部分的规划方案看到的是经纬分明,这个地块用于居住,那个地块用于商务或产业发展。过去20年,业界是希望功能能够有机组织起来。道路、庭院、公园、小马路会变成社会的有机组织。然而,未来的空间形态应是没有边界,单一功能的空间被逐渐取代, 城市核心区域功能复合化,满足多样需求。

第三、面对未来,大家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以生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形式,比如说,这个是人事部,那个是行政部,另外一个是财务部。这些已不再满足今天的需求了。未来大部分办公是“移动办公”,以及最大密度的创意,最多的新模式出现。

张斌提到,过去,人们知道城市的核心是商业中心、工作中心、行政中心,或者管理中心等,但是,技术冲击让大家看到未来城市这些“中心”也许会不可持续。未来可持续的可能是有更多创意的迸发,能够体验生活最精髓部分,最适合享受生活的部分。

他认为,无论是2030年,还是2050年,城市还是人的城市。新天地的发展离不开这一点。“我们要为人更好地服务,而且跳脱出自身的项目,脱离单体的经济利益,放到城市的视野中,这样,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更大动力。”

他说,在2035年之前,上海需要实现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什么是全球卓越城市?今天的伦敦已不再强调“全球卓越城市”,就好像朱嘉明教授在论坛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首尔、在东京、在纽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不再强调具体的功能定位,而是从“人”的角度,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能否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发问: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一堆老建筑可能是负担。但在公司同事眼里,它们是非常可爱的。“我们20年所做的事就是让老建筑更好地为城市、为城市的人来服务。”

鉴于这样的思路,公司在很多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布局,主要包括这些商业模式:一、市中心综合、用可持续的方式在保留和创新之间传承综合开发;二、知识社区;三、城市中心综合体和交通枢纽。

据介绍,在公司团队中,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如何让建筑长命。还有,建筑到底是不是属于流量经济?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同行造出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网红”的形,试问:它们承载的内容在城市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持续?

张斌:公司逐渐定位于Urban Solution Provider

张斌在演讲中透露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的商业化,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面迎来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如今,地产界不再讨论“增量、存量”,可持续和城市更新的话题日渐成为业界非常重要的话题。

疫情对整个城市的未来产生了更大冲击。同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行业一样,“我们其实都处在了一个‘以始为终、蓄势再航’的时节”。张斌表示,整个公司在过去10年中,已将自身定位从原来的“地产”逐步转移到Urban Solution Provider。在地产通常的空间逻辑之外,公司找到更多的活力源头,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服务,实践可持续理念、培育创意生态、发展未来办公、融合产品的空间、时间和社群聚集的复合功能,并以特色街区和文化赋能打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其实,大家无法避开活力城市的话题。公司今天在上海持有的商业规模170万方,是上海最大型的私营商业物业业主和管理方之一。如此体量代表公司如何看待城市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物业的发展。他说,看物业里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一定要用长期视角,或者说,大家的思考和决策应该基于比较长远的维度上。

据了解,公司在“可持续”部分有非常多的认证。公司在所有进入运营阶段,使用可持续理念要求每一个项目的业主。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所做的事,就是一定要用很持续的视角。

在演讲末尾,张斌引用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的话表示:“城市,应该为爱人与朋友而建。”整理编辑/商周君

总之 在瑞安管理执行董事、中国新天地执行董事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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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刻羽:未来城市要实现增长和福利的权衡

发布日期:2021-04-21 06:47
摘要: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


OR--商业新媒体

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关心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另一个是福利。金刻羽讲到:“福利跟GDP、投资不是一回事,而是个人的生活水平。只有这些产出和收入变成了个人福利、变成了消费、变成了生活的一种高标准的方式,才是真正提高个人的福利。例如我们看银行里头的钱在增长,但是我们用不了,是没有用的,对于福利是没有任何的提高。”

面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金刻羽主要从“区域不平等”和“Mega-city和城市网络”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发展不平等方面,金刻羽称, “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平等主要来自于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比如美国的CEO跟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非常大。”
在户口制度改革方面,金刻羽介绍称,学术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要远远大于中国跟国外的贸易,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带来的效率提高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四倍。随着户口制度的改变以及对民众移民教育的提高,21世纪初,中国省间迁移的平均成本下降了40%,释放了中国总劳动生产率28%。也就是说,整体效率提高的近1/3都来自于城市间、省之间的内部流动提高。如果中国达到了加拿大的流动成本水平,整体每个人的福利会提升10%。如果1/3的中国人口能够在省份外活动,人均收入会增长46%,福利增长13%。

在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方面,金刻羽称,主要方向是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等。现在的考核标准也慢慢从单一的GDP转向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关系的增长,这是增加内部贸易合作、减少隐性壁垒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也会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设计未来城市战略?就要考虑城市之间和省份之间的沟通。”金刻羽如此说道。

集聚效应改变城市

金刻羽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效应就是“集聚效应”。全球科技城市或科技聚集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北京、首尔、东京、上海等。这些企业让聚集效应放大,如硅谷、纽约、波士顿有生物科学,北京有中关村等。

从历史上看,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金刻羽称,20世纪初,美国特洛伊是专门制造领子口、袖口的,阿克伦专门制造轮胎的,中国也有“打火机之城”和“内衣之城”,这些所谓制造业的集中从历史上就有。但今天已经不再只是制造业中心了,更多的是创新中心。“创新”和“科技”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人力资本、公司的聚集,聚集在一起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意、更多的就业增长、更多的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例如杭州的电子商务、武汉的软件、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深圳的手机数码等等。

金刻羽称,“城市的聚集”也会涉及到在“专业性”和“多样性”的权衡,如类似的企业聚在一起好,还是发展多样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好?多元的经济结构能让人们交流、不同的想法,促进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当企业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的时候,思想上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多的想法。在多元的结构里,企业的创意也最为活跃。所以这是一个特大城市和一个城市网络中很重要的,多元化更刺激创新。

大城市还是城市网络?

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要像东京那样无限往外扩展,还是像欧洲小城市一样建成一个网络中心?金刻羽列出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她表示,特大城市的“利”就是聚集效应,有企业蓬勃发展、有消费可以聚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像我在一个都市里生活,周末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晚上可以去听音乐,会有很多的娱乐场所和餐厅,这时所谓的‘配套设施’非常重要的。”金刻羽表示,“但大城市的弊端就是拥挤、环境污染和越来越大经济效应导致福利可能会越来越少。”

城市网络和大城市不一样,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早在六千多年前沿河最古老的城市就已存在,如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等。城市越在一个网络里面,科技水平和经济增长就会越高。金刻羽指出,中世纪托斯卡纳强大的贸易网络将热那亚和威尼斯连接在一起,欧洲城市网络汉萨联盟从汉堡和吕贝克之间的简单贸易联盟开始,成为北方的主要贸易商。这种成熟网络在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推向特大城市,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城市的网络。

而在“特大都市”和“城市网络”两个方向的选择上,金刻羽表示,除了需要考虑城市本身特性之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居住有关系。房子的供给弹性很大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但是弹性很小就只能作为一个城市网络,比如深圳和珠海,荷兰和得克萨斯州。金刻羽称,“荷兰有很多城市规划的阻碍,不能建造很多的高楼、也不能提供很多的住宿,这时就不可能无限的扩张。得克萨斯州‘地’很大,可以扩展足够多的住宅,弹性很大,这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特大城市。中国深圳跟珠海,深圳是不能无限扩大的,所以它的房价很高,但珠海的地比较宽广,可以往外扩展。上海浦东是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再往外扩展。所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网络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问题,要根据每个地方不同情况、历史轨迹、经济效益而定。”

科技驱动未来城市

科技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金刻羽称,这和新基建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未来科技能够改变交通,智能交通让大城市的缺点都可以随之减小,比如改变拥堵的现象。同时,交通成本的降低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其次,新科技可以降低犯罪率,智能科技能够更好的去减少犯罪,使城市网络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大量的在线服务、更多的视频会议也会改变城市,信息技术更好地连接城市。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金刻羽表示,“增长不再可能来自于投资”是一个错误的理解。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31%,英国是90%,美国是83%,俄罗斯是73%。到了2045年,巴西都有90%,中国那时候可能也就是78%左右的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推动力。未来城市的是什么?就是机器能跟机器说话,无人驾驶能跟高速公路、红绿灯和停车场沟通,这就是新基建,还有5G、IoT、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的效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说‘投资过高,投资不能够带来增长’。要看怎样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可以带来增长,中国是有后发优势的。”

金刻羽最后强调,下一个阶段的增长,不光是制造业,服务业及知识经济的崛起会越来越重要。如果现在服务业占中国GDP百分比只有60%,那么服务业应该提到80%。如果在线服务比较好,也许我更愿意住在一个中小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大城市。“信息化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平提高跟科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撰文/商周君■

又讯:张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的核心要义

张斌:未来城市理应以人为本 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在演讲中介绍说,瑞安对“城、市”和“人”进行了长期研究。市包括行业、社交活动等,主体是人。这三者是不可割裂的。过去,只有地产行业,只有投资行业去看待城市发展的问题。可以想像这样的短视会造成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对于未来20年的城市发展,以及会出现哪些中心趋势和小趋势的问题,他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人。大部分一线城市已完成了生产性城市向消费性城市的转变。人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财富积累,需求在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像大家在纽约看到的工业化财富积累以后,城市的艺术产业蓬勃发展。大部分人群成为艺术产业的助力者,所以对人的研究是公司整个20年从未停止的。

第二、城市空间组织研究。大部分的规划方案看到的是经纬分明,这个地块用于居住,那个地块用于商务或产业发展。过去20年,业界是希望功能能够有机组织起来。道路、庭院、公园、小马路会变成社会的有机组织。然而,未来的空间形态应是没有边界,单一功能的空间被逐渐取代, 城市核心区域功能复合化,满足多样需求。

第三、面对未来,大家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以生产为主导的空间组织形式,比如说,这个是人事部,那个是行政部,另外一个是财务部。这些已不再满足今天的需求了。未来大部分办公是“移动办公”,以及最大密度的创意,最多的新模式出现。

张斌提到,过去,人们知道城市的核心是商业中心、工作中心、行政中心,或者管理中心等,但是,技术冲击让大家看到未来城市这些“中心”也许会不可持续。未来可持续的可能是有更多创意的迸发,能够体验生活最精髓部分,最适合享受生活的部分。

他认为,无论是2030年,还是2050年,城市还是人的城市。新天地的发展离不开这一点。“我们要为人更好地服务,而且跳脱出自身的项目,脱离单体的经济利益,放到城市的视野中,这样,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更大动力。”

他说,在2035年之前,上海需要实现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什么是全球卓越城市?今天的伦敦已不再强调“全球卓越城市”,就好像朱嘉明教授在论坛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首尔、在东京、在纽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不再强调具体的功能定位,而是从“人”的角度,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能否提供更多关怀。

张斌发问: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一堆老建筑可能是负担。但在公司同事眼里,它们是非常可爱的。“我们20年所做的事就是让老建筑更好地为城市、为城市的人来服务。”

鉴于这样的思路,公司在很多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布局,主要包括这些商业模式:一、市中心综合、用可持续的方式在保留和创新之间传承综合开发;二、知识社区;三、城市中心综合体和交通枢纽。

据介绍,在公司团队中,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如何让建筑长命。还有,建筑到底是不是属于流量经济?流量如何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大家看到的大部分同行造出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网红”的形,试问:它们承载的内容在城市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持续?

张斌:公司逐渐定位于Urban Solution Provider

张斌在演讲中透露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的商业化,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面迎来了最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如今,地产界不再讨论“增量、存量”,可持续和城市更新的话题日渐成为业界非常重要的话题。

疫情对整个城市的未来产生了更大冲击。同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行业一样,“我们其实都处在了一个‘以始为终、蓄势再航’的时节”。张斌表示,整个公司在过去10年中,已将自身定位从原来的“地产”逐步转移到Urban Solution Provider。在地产通常的空间逻辑之外,公司找到更多的活力源头,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服务,实践可持续理念、培育创意生态、发展未来办公、融合产品的空间、时间和社群聚集的复合功能,并以特色街区和文化赋能打造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其实,大家无法避开活力城市的话题。公司今天在上海持有的商业规模170万方,是上海最大型的私营商业物业业主和管理方之一。如此体量代表公司如何看待城市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物业的发展。他说,看物业里面发生的一些变化,一定要用长期视角,或者说,大家的思考和决策应该基于比较长远的维度上。

据了解,公司在“可持续”部分有非常多的认证。公司在所有进入运营阶段,使用可持续理念要求每一个项目的业主。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所做的事,就是一定要用很持续的视角。

在演讲末尾,张斌引用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的话表示:“城市,应该为爱人与朋友而建。”整理编辑/商周君

总之 在瑞安管理执行董事、中国新天地执行董事张斌看来,20年前和今天做的事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让城市拥有更多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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