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城: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



「或者 *OR」--“布拉格之春”: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撰文 / 魏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分享到:

潮涨潮落五十年(下)

发布日期:2018-08-18 08:33
摘要」魏城: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



「或者 *OR」--“布拉格之春”: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撰文 / 魏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魏城: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



「或者 *OR」--“布拉格之春”: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撰文 / 魏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读者评论


最新资讯
OR


分享到:

潮涨潮落五十年(下)

发布日期:2018-08-18 08:33
摘要」魏城: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



「或者 *OR」--“布拉格之春”: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撰文 / 魏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魏城: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



「或者 *OR」--“布拉格之春”: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4月,杜布切克主导的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的《行动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实,杜布切克所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同,不过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进行改良的一种尝试。为了避免重演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沙条约集团的义务。

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仍然给了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普通人以新的希望。“布拉格之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国1968年的当红歌星马塔•库比索瓦(Marta Kubisova)回忆说:“杜布切克当选之后,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变革的氛围。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美好的时期。人们得以自由呼吸,并认为20年压抑之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当年6月30日至7月10日对该国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搞社会主义,只有5%选择资本主义;87%对新政府感到满意或部分满意,只有7%表示不满意。看上去,杜布切克领导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且是一个“带有幸福面孔的社会主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布拉格,春天奇短,夏末遇霜。

8月20日深夜,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出动了50万军人(以苏军为主)、5000辆坦克,以闪电般的突袭方式,全面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克之春”。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几位党政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被迫签署了“兵临城下”之约。

次年4月,苏联又下令免除杜布切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在捷共开始党内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

21年之后的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和平推翻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民众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苏联侵捷,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末日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89年11月26日,消失在公众视野20多年的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异见剧作家、“天鹅绒革命”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一起,肩并肩出现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那个著名的阳台上,广场上的人群见到这两个人后,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

杜布切克后来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如此描述这一场面:“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如果1968年“布拉格之春”激发的梦想,没有被苏军坦克的履带如此残酷地碾碎,那么,苏东阵营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更长一些?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中国的1968:孤独的反对者

她叫陈少敏。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记得这个名字。

她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也许是出于保护陈少敏,也许是显示全体一心,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会议的公报。在全国都宣传着“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愤怒地说:“一致个屁,我没有举手。”

陈少敏孤独、无望的反对,后来给她带来了被残酷迫害的厄运……

1968年,中国“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狂热已稍有退潮,现在似乎渐入“收官”阶段。

“收官”举措之一,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造反派在各级党政机关夺权之后,再成立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举措之二,就是召开新的中央全会,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刘少奇)盖上党的红印;举措之三,则是动员“文革”初期在全国横冲直撞、到处造反的城市红卫兵“上山下乡”——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



撰文 / 魏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热门排行榜
OR

关注我们
OR

 

 OR | 商业新媒体
地址:中国成都市高新区天华路299号
  邮编:610041
 手机:18982085896     邮箱:info@or123.net
网址:or123.net
© The O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