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我的姐姐》提示了这种状态,引起了大众的普遍情绪,却未能再追问一句。

 

| 刘园

OR--商业新媒体

1
 
窦文涛曾经在《圆桌派》问过王晶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年的票房纪录都由内地导演而不是香港导演创造,王晶给了一个答案:情绪。
 
201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是《捉妖记》,2016年是《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电影还可以靠工业奇观和情怀取胜,而从2017年《战狼2》创纪录、2018年《我不是药神》打败《动物世界》开始,能够大爆或者实现以小博大的,无论类型是科幻还是喜剧、动画,无论完成度如何,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准确击中了某种强烈的「国民情绪」。
 
为公共讨论提供文本,越来越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功能。
 
正在上映的《我的姐姐》找到的全民痛点是重男轻女,它的长处是通过罗列现象来渲染情绪,引发观众难以抑制的共鸣。影片的前100分钟都是在变换各种时态、角度、景深,反复呈现重男轻女对人的伤害。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身处的绝境是现在进行时:父母突然车祸去世,留下一个背着她生的比她小将近20岁的二胎弟弟。姑妈为了安然的爸爸一步步放弃房子、学业、事业,是完成时。安然的病人,那个为了生儿子冒死拼三胎的产妇是将来时。
 
「姐姐」和「弟弟」是两个点题的关键词,电影在代际之间建构出镜像。姑妈和安然是姐姐,舅舅和安子恒是两代被宠坏的弟弟。安然从小被要求装瘸子,剧情还暗示父母曾经想通过制造事故来获得生二胎的资格,是血淋淋的伤害。而父母认为只有一个女儿就没必要买房,姑妈的女儿控诉亲戚们对他们一家的漠不关心,是更隐蔽的不平衡。

图片
 
这部电影在一切可能的空隙里塞进了非常多表现女性处境的典型瞬间,比如安然告诉姑妈小时候经常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舅舅教育她要好好把握男友,理由是他家住在高档小区。安然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就被他的妈妈要求早点生孩子。还包括安然身为护士在职场受到歧视等等。不过也因为想说的信息太多,导致很多标签化的剧情没能有机地融入人物和整个叙事,像安然被父母改志愿,是靠主人公直接亲口讲出来的,拼贴感严重。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动人的角色。这个形象是完完全全从现实里生长出来的,以至于编剧、导演、演员在创作上都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充沛、顺滑、得心应手。
 
姑妈的人物性格多面又合理。她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用亲情绑架安然走上她的老路,另一方面又教安被欺负了要打回去。她有变化,在安然把小时候被姑父偷看洗澡的事情摆上台面之后,她告诉安然套娃不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又没有突变,对着套娃说俄语,是认命之后透露出的一点点不甘,那是一次单独的、短暂的、温和的宣泄,楼下小卖部的顾客一声叫喊,她就又转身投入生活的惯性中。
 
她被用最精准的意象诠释:她是杂乱昏暗的小卖部门口蒙尘的水晶吊灯,是墙上褪色的老照片,是丢失底座的套娃。朱媛媛本人自带熨帖的生活质感:钝钝的眼神、讨好的笑容,点了没喝的咖啡要倒进保温杯里带走,倒完还舔掉咖啡杯上残留的最后一滴更是浑然天成的一笔,就像朱媛媛自己说的,姑妈就在她骨子里,她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做类似的付出。
 
就连观众都和她是默契的。电影里姑妈的戏份并不多,但创作者只需要通过姑妈的讲述勾勒一个轮廓,观众自会用身边最熟悉的那些女性去填补她的血肉,和姑妈的共情是不需要任何门槛的。
 
这部电影里海量的细节,再加上大量近景放大人物内心,使得它的情感浓度非常高,话题性也很强。目前,这部小成本电影,在清明这个并不热门的档期拿到超过5亿票房,猫眼预测最终票房将近9亿,它成为又一个以小博大的案例。
 
 
2

作为姑妈的镜像,女主角安然明显是一个被人为构建出来的角色,她的遭遇是浓缩的现实,她的反抗又是理想化的,不被允许落地的,以至于她的故事线呈现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卡顿和割裂。
 
在故事的前半程,安然主要负责展现一种不同于姑妈的进步的姿态,调子被起得非常高:一上来就和规训她养弟弟的叔叔伯伯们撕破脸,卖房、给弟弟找寄养家庭,每一个选择都丝毫不拖泥带水,被欺负了就骂回去,和男友分手再伤心都没有一句挽留。为了获得独立,她甚至穿越了爱情。电影无数次用怼脸特写表现她的愤怒和决绝。
 
她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自知,对姑妈说:「我要是养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凭什么你们都冲我来?」每一句有力的控诉,都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最强音是对冒死生三胎的产妇一家喊出:「你们这是在谋杀」,「儿子就那么好吗?」
 
长处同样也是短板。
 
《我的姐姐》的问题也在于全片几乎只有情绪的堆叠,当愤怒被放得无限大,叙事被困在一个层面反复打转,对人物标签化处境的呈现尽管用尽了各种方式,但指向的层次很单一,使得进一步的思辨受限于篇幅、尺度几乎被放弃了。
 
最后半个小时,片子被引入了两个欺骗性很强的、童话般的设定:
 
一个富裕又知书达理的家庭愿意领养弟弟。而弟弟也由「熊孩子」变成了一个可爱又懂事,为了成全姐姐愿意牺牲自己的小暖男。他给领养家庭打电话,主动要求他们带走自己。一个六岁的孩子,每每张口都是恰到好处的文学性的台词,给故事提供推动力:
 
「我只有你了。」
「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图片
 
安然遇到生理期,弟弟体贴地端上红糖姜茶,成熟到突兀的程度,唯一稚气的体现是直接用了整块的姜,这实在是一种大人想象中的工具化的稚气。小演员演技非常好,一定程度上用表情和语气中和了违和感,但仍然无法完全遮蔽他体内编剧和导演强烈的存在感,像个小小的传声筒。
 
把故事的能动性完全交给弟弟之后,姐弟剧情有强迫症一样的工整,每一个道具:鞋带、足球、肉包子,都被安排了规整的前后呼应,弟弟学会系鞋带、姐姐学会蒸包子,通过这些羁绊,要不要养弟弟的挣扎和拉锯,被限制在姐弟之间,成为一个感情问题,是姐姐个人的亲情伦理困境,而它实际上的层次明明应该比这要复杂得多。即便弟弟是个乖小孩,对姐姐决定是否养弟弟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学业问题、将来的婚育问题也并没有任何帮助,更何况还有法律、领养程序、社会救助等等更大的层面。
 
电影中有两处让人感受到一点点产生不公平的土壤和空气。一处是安然穿裙子,在父母的同事面前暴露了她不是瘸子,同事离开前留下一句:跟我去上环。另一处是姐弟关系缓和之后,弟弟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我呢?姐姐简短地回答:他们不能。弟弟再次追问:为什么不能?姐姐被弟弟的天真逗笑,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施行超过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婚姻家庭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的姐姐》以最轻的方式掠过了人物的真实处境和难以逃脱的社会的、历史的压力,对重男轻女的展现重心始终局限在家庭内部,安然的爸爸、姑父是坏人的形象,然而一个已经去世,一个瘫痪在床,都存在于影片的焦点之外,没有显露出人性的机会,成为故事中的黑洞,承担了所有的恨意,也吞噬了所有的追问。
 
 
3

这部电影为了戏剧性,在开篇把姐姐所有缓和的退路都堵死:姑姑照顾病人分身乏术,舅舅不靠谱,自己要去北京读研,这些使得姐姐的选择变成极限二选一,她最终究竟怎么做也成了贯穿全片的悬念。
 
而进入后半段,剧情让温情更加泛滥。安然和姑妈的和解是建立在两代女性所遭受的类似不公之上的,虽然她们有不同的选择与承担,但凭借亲情与爱达成了理解,电影停留在这里也许是一种残缺的圆满,但它居然还有30分钟——在这个时刻之后,电影陷入了长篇的眼泪,每一幕都在指向不问原则的和解,直到最后所谓开放式结局:那个富裕的领养家庭希望安然签一份和弟弟断绝联系的协议,安然不接受,带着弟弟跑走,他们又哭又笑,但弟弟问她我们去哪儿,她又回答不知道。
 
对于这个落点,编剧游晓颖的解释是:「姐姐一定不是和姑妈走向同一个结局。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可是在支持之前,首先应该是充分的呈现、理解,否则支持也会变成一种隔岸观火的有些虚假的姿态。很明显,现在的结局里,有一些东西被回避了——安然面前真的有「自己的道路」吗?

图片
 
如果我们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会发现真实的处境不是她怎么选都可以,而是她怎么选都是错的。如果带弟弟去北京上学,户口、学籍、精力都是问题。如果留下,学区房已经被卖了,她又变成另一个无处可去的姑妈。
 
观众更期待一种复仇式的爽感结局:姐姐成全自己,放弃弟弟,才是独立女性,否则就是「扶弟魔」。可事实上,哪怕从完全利己的角度考虑,与原生家庭完全切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法。电影里,姐姐的梦魇并非全是痛苦的回忆,也有和父母一起戏水、妈妈给她洗头的温馨画面,在父母的墓碑前,她说:「其实我做了那么多,只是希望你们看到之后会说,我女儿还不错。」
 
恨不是因为强大,反而是因为在意。现实中越是被父母苛待的孩子,往往越努力讨好,因为想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
 
《我的姐姐》的开放式结局,更像是故事走进死胡同,草草结尾把人物扔下,让她在乐观的假象里自生自灭。放大情绪,同时放弃对现实的复杂性的铺陈和对灰度的展现,使影片最后30分钟仿佛是给故事加上了一层暖色滤镜,使得这部电影始终缺失更有建设性的提问,最终导致关于电影的讨论二元分化——要么是感动、看哭了,要么是停留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个体之间的互相仇视:片方放出来一个男性观众的观后感:姐姐太苦了,所以我要生个男孩。在社交网络搜索评论,大量的感慨是:不要生二胎,甚至不要生孩子。
 
这也是这些年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面对的共同处境,在承认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稀缺和勇敢的前提下,这些作品总是在各种场内场外条件的限制下变成不尽兴的半出好戏,电视剧的例子是《都挺好》、《三十而已》,电影比如《春潮》,叙事承载不了主创的表达欲,最后让女主角郝蕾做了一段独白,直接把中心思想朗诵出来——女性议题的热闹,很多时候停留于话语。
 
影视作品是现实的投射和反映,越受欢迎的影片越是社会空间的公约数,就像我们讨论《三十而已》时的结论一样:指望影视剧来充当排头兵是不现实的。文本本身没做到的事,更需要用严肃的社会讨论来补足。
 
李银河在影评中写道,《我的姐姐》「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这是在当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追问:一个人(而非单纯指女性)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家庭的承担,伦理边界到底在哪里?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存在一个真正的平衡点吗?这些需要大众不断讨论,也需要诸多个人的实践。这一代女性注定在剧烈的变动、撕裂中成长,也因此更需要有调和、理解自己的能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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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半出好戏

发布日期:2021-04-11 09:33
摘要: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我的姐姐》提示了这种状态,引起了大众的普遍情绪,却未能再追问一句。

 

| 刘园

OR--商业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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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曾经在《圆桌派》问过王晶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年的票房纪录都由内地导演而不是香港导演创造,王晶给了一个答案:情绪。
 
201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是《捉妖记》,2016年是《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电影还可以靠工业奇观和情怀取胜,而从2017年《战狼2》创纪录、2018年《我不是药神》打败《动物世界》开始,能够大爆或者实现以小博大的,无论类型是科幻还是喜剧、动画,无论完成度如何,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准确击中了某种强烈的「国民情绪」。
 
为公共讨论提供文本,越来越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功能。
 
正在上映的《我的姐姐》找到的全民痛点是重男轻女,它的长处是通过罗列现象来渲染情绪,引发观众难以抑制的共鸣。影片的前100分钟都是在变换各种时态、角度、景深,反复呈现重男轻女对人的伤害。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身处的绝境是现在进行时:父母突然车祸去世,留下一个背着她生的比她小将近20岁的二胎弟弟。姑妈为了安然的爸爸一步步放弃房子、学业、事业,是完成时。安然的病人,那个为了生儿子冒死拼三胎的产妇是将来时。
 
「姐姐」和「弟弟」是两个点题的关键词,电影在代际之间建构出镜像。姑妈和安然是姐姐,舅舅和安子恒是两代被宠坏的弟弟。安然从小被要求装瘸子,剧情还暗示父母曾经想通过制造事故来获得生二胎的资格,是血淋淋的伤害。而父母认为只有一个女儿就没必要买房,姑妈的女儿控诉亲戚们对他们一家的漠不关心,是更隐蔽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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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在一切可能的空隙里塞进了非常多表现女性处境的典型瞬间,比如安然告诉姑妈小时候经常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舅舅教育她要好好把握男友,理由是他家住在高档小区。安然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就被他的妈妈要求早点生孩子。还包括安然身为护士在职场受到歧视等等。不过也因为想说的信息太多,导致很多标签化的剧情没能有机地融入人物和整个叙事,像安然被父母改志愿,是靠主人公直接亲口讲出来的,拼贴感严重。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动人的角色。这个形象是完完全全从现实里生长出来的,以至于编剧、导演、演员在创作上都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充沛、顺滑、得心应手。
 
姑妈的人物性格多面又合理。她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用亲情绑架安然走上她的老路,另一方面又教安被欺负了要打回去。她有变化,在安然把小时候被姑父偷看洗澡的事情摆上台面之后,她告诉安然套娃不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又没有突变,对着套娃说俄语,是认命之后透露出的一点点不甘,那是一次单独的、短暂的、温和的宣泄,楼下小卖部的顾客一声叫喊,她就又转身投入生活的惯性中。
 
她被用最精准的意象诠释:她是杂乱昏暗的小卖部门口蒙尘的水晶吊灯,是墙上褪色的老照片,是丢失底座的套娃。朱媛媛本人自带熨帖的生活质感:钝钝的眼神、讨好的笑容,点了没喝的咖啡要倒进保温杯里带走,倒完还舔掉咖啡杯上残留的最后一滴更是浑然天成的一笔,就像朱媛媛自己说的,姑妈就在她骨子里,她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做类似的付出。
 
就连观众都和她是默契的。电影里姑妈的戏份并不多,但创作者只需要通过姑妈的讲述勾勒一个轮廓,观众自会用身边最熟悉的那些女性去填补她的血肉,和姑妈的共情是不需要任何门槛的。
 
这部电影里海量的细节,再加上大量近景放大人物内心,使得它的情感浓度非常高,话题性也很强。目前,这部小成本电影,在清明这个并不热门的档期拿到超过5亿票房,猫眼预测最终票房将近9亿,它成为又一个以小博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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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姑妈的镜像,女主角安然明显是一个被人为构建出来的角色,她的遭遇是浓缩的现实,她的反抗又是理想化的,不被允许落地的,以至于她的故事线呈现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卡顿和割裂。
 
在故事的前半程,安然主要负责展现一种不同于姑妈的进步的姿态,调子被起得非常高:一上来就和规训她养弟弟的叔叔伯伯们撕破脸,卖房、给弟弟找寄养家庭,每一个选择都丝毫不拖泥带水,被欺负了就骂回去,和男友分手再伤心都没有一句挽留。为了获得独立,她甚至穿越了爱情。电影无数次用怼脸特写表现她的愤怒和决绝。
 
她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自知,对姑妈说:「我要是养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凭什么你们都冲我来?」每一句有力的控诉,都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最强音是对冒死生三胎的产妇一家喊出:「你们这是在谋杀」,「儿子就那么好吗?」
 
长处同样也是短板。
 
《我的姐姐》的问题也在于全片几乎只有情绪的堆叠,当愤怒被放得无限大,叙事被困在一个层面反复打转,对人物标签化处境的呈现尽管用尽了各种方式,但指向的层次很单一,使得进一步的思辨受限于篇幅、尺度几乎被放弃了。
 
最后半个小时,片子被引入了两个欺骗性很强的、童话般的设定:
 
一个富裕又知书达理的家庭愿意领养弟弟。而弟弟也由「熊孩子」变成了一个可爱又懂事,为了成全姐姐愿意牺牲自己的小暖男。他给领养家庭打电话,主动要求他们带走自己。一个六岁的孩子,每每张口都是恰到好处的文学性的台词,给故事提供推动力:
 
「我只有你了。」
「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图片
 
安然遇到生理期,弟弟体贴地端上红糖姜茶,成熟到突兀的程度,唯一稚气的体现是直接用了整块的姜,这实在是一种大人想象中的工具化的稚气。小演员演技非常好,一定程度上用表情和语气中和了违和感,但仍然无法完全遮蔽他体内编剧和导演强烈的存在感,像个小小的传声筒。
 
把故事的能动性完全交给弟弟之后,姐弟剧情有强迫症一样的工整,每一个道具:鞋带、足球、肉包子,都被安排了规整的前后呼应,弟弟学会系鞋带、姐姐学会蒸包子,通过这些羁绊,要不要养弟弟的挣扎和拉锯,被限制在姐弟之间,成为一个感情问题,是姐姐个人的亲情伦理困境,而它实际上的层次明明应该比这要复杂得多。即便弟弟是个乖小孩,对姐姐决定是否养弟弟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学业问题、将来的婚育问题也并没有任何帮助,更何况还有法律、领养程序、社会救助等等更大的层面。
 
电影中有两处让人感受到一点点产生不公平的土壤和空气。一处是安然穿裙子,在父母的同事面前暴露了她不是瘸子,同事离开前留下一句:跟我去上环。另一处是姐弟关系缓和之后,弟弟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我呢?姐姐简短地回答:他们不能。弟弟再次追问:为什么不能?姐姐被弟弟的天真逗笑,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施行超过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婚姻家庭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的姐姐》以最轻的方式掠过了人物的真实处境和难以逃脱的社会的、历史的压力,对重男轻女的展现重心始终局限在家庭内部,安然的爸爸、姑父是坏人的形象,然而一个已经去世,一个瘫痪在床,都存在于影片的焦点之外,没有显露出人性的机会,成为故事中的黑洞,承担了所有的恨意,也吞噬了所有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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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为了戏剧性,在开篇把姐姐所有缓和的退路都堵死:姑姑照顾病人分身乏术,舅舅不靠谱,自己要去北京读研,这些使得姐姐的选择变成极限二选一,她最终究竟怎么做也成了贯穿全片的悬念。
 
而进入后半段,剧情让温情更加泛滥。安然和姑妈的和解是建立在两代女性所遭受的类似不公之上的,虽然她们有不同的选择与承担,但凭借亲情与爱达成了理解,电影停留在这里也许是一种残缺的圆满,但它居然还有30分钟——在这个时刻之后,电影陷入了长篇的眼泪,每一幕都在指向不问原则的和解,直到最后所谓开放式结局:那个富裕的领养家庭希望安然签一份和弟弟断绝联系的协议,安然不接受,带着弟弟跑走,他们又哭又笑,但弟弟问她我们去哪儿,她又回答不知道。
 
对于这个落点,编剧游晓颖的解释是:「姐姐一定不是和姑妈走向同一个结局。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可是在支持之前,首先应该是充分的呈现、理解,否则支持也会变成一种隔岸观火的有些虚假的姿态。很明显,现在的结局里,有一些东西被回避了——安然面前真的有「自己的道路」吗?

图片
 
如果我们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会发现真实的处境不是她怎么选都可以,而是她怎么选都是错的。如果带弟弟去北京上学,户口、学籍、精力都是问题。如果留下,学区房已经被卖了,她又变成另一个无处可去的姑妈。
 
观众更期待一种复仇式的爽感结局:姐姐成全自己,放弃弟弟,才是独立女性,否则就是「扶弟魔」。可事实上,哪怕从完全利己的角度考虑,与原生家庭完全切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法。电影里,姐姐的梦魇并非全是痛苦的回忆,也有和父母一起戏水、妈妈给她洗头的温馨画面,在父母的墓碑前,她说:「其实我做了那么多,只是希望你们看到之后会说,我女儿还不错。」
 
恨不是因为强大,反而是因为在意。现实中越是被父母苛待的孩子,往往越努力讨好,因为想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
 
《我的姐姐》的开放式结局,更像是故事走进死胡同,草草结尾把人物扔下,让她在乐观的假象里自生自灭。放大情绪,同时放弃对现实的复杂性的铺陈和对灰度的展现,使影片最后30分钟仿佛是给故事加上了一层暖色滤镜,使得这部电影始终缺失更有建设性的提问,最终导致关于电影的讨论二元分化——要么是感动、看哭了,要么是停留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个体之间的互相仇视:片方放出来一个男性观众的观后感:姐姐太苦了,所以我要生个男孩。在社交网络搜索评论,大量的感慨是:不要生二胎,甚至不要生孩子。
 
这也是这些年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面对的共同处境,在承认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稀缺和勇敢的前提下,这些作品总是在各种场内场外条件的限制下变成不尽兴的半出好戏,电视剧的例子是《都挺好》、《三十而已》,电影比如《春潮》,叙事承载不了主创的表达欲,最后让女主角郝蕾做了一段独白,直接把中心思想朗诵出来——女性议题的热闹,很多时候停留于话语。
 
影视作品是现实的投射和反映,越受欢迎的影片越是社会空间的公约数,就像我们讨论《三十而已》时的结论一样:指望影视剧来充当排头兵是不现实的。文本本身没做到的事,更需要用严肃的社会讨论来补足。
 
李银河在影评中写道,《我的姐姐》「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这是在当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追问:一个人(而非单纯指女性)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家庭的承担,伦理边界到底在哪里?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存在一个真正的平衡点吗?这些需要大众不断讨论,也需要诸多个人的实践。这一代女性注定在剧烈的变动、撕裂中成长,也因此更需要有调和、理解自己的能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我的姐姐》提示了这种状态,引起了大众的普遍情绪,却未能再追问一句。

 

| 刘园

OR--商业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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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曾经在《圆桌派》问过王晶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年的票房纪录都由内地导演而不是香港导演创造,王晶给了一个答案:情绪。
 
201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是《捉妖记》,2016年是《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电影还可以靠工业奇观和情怀取胜,而从2017年《战狼2》创纪录、2018年《我不是药神》打败《动物世界》开始,能够大爆或者实现以小博大的,无论类型是科幻还是喜剧、动画,无论完成度如何,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准确击中了某种强烈的「国民情绪」。
 
为公共讨论提供文本,越来越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功能。
 
正在上映的《我的姐姐》找到的全民痛点是重男轻女,它的长处是通过罗列现象来渲染情绪,引发观众难以抑制的共鸣。影片的前100分钟都是在变换各种时态、角度、景深,反复呈现重男轻女对人的伤害。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身处的绝境是现在进行时:父母突然车祸去世,留下一个背着她生的比她小将近20岁的二胎弟弟。姑妈为了安然的爸爸一步步放弃房子、学业、事业,是完成时。安然的病人,那个为了生儿子冒死拼三胎的产妇是将来时。
 
「姐姐」和「弟弟」是两个点题的关键词,电影在代际之间建构出镜像。姑妈和安然是姐姐,舅舅和安子恒是两代被宠坏的弟弟。安然从小被要求装瘸子,剧情还暗示父母曾经想通过制造事故来获得生二胎的资格,是血淋淋的伤害。而父母认为只有一个女儿就没必要买房,姑妈的女儿控诉亲戚们对他们一家的漠不关心,是更隐蔽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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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在一切可能的空隙里塞进了非常多表现女性处境的典型瞬间,比如安然告诉姑妈小时候经常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舅舅教育她要好好把握男友,理由是他家住在高档小区。安然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就被他的妈妈要求早点生孩子。还包括安然身为护士在职场受到歧视等等。不过也因为想说的信息太多,导致很多标签化的剧情没能有机地融入人物和整个叙事,像安然被父母改志愿,是靠主人公直接亲口讲出来的,拼贴感严重。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动人的角色。这个形象是完完全全从现实里生长出来的,以至于编剧、导演、演员在创作上都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充沛、顺滑、得心应手。
 
姑妈的人物性格多面又合理。她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用亲情绑架安然走上她的老路,另一方面又教安被欺负了要打回去。她有变化,在安然把小时候被姑父偷看洗澡的事情摆上台面之后,她告诉安然套娃不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又没有突变,对着套娃说俄语,是认命之后透露出的一点点不甘,那是一次单独的、短暂的、温和的宣泄,楼下小卖部的顾客一声叫喊,她就又转身投入生活的惯性中。
 
她被用最精准的意象诠释:她是杂乱昏暗的小卖部门口蒙尘的水晶吊灯,是墙上褪色的老照片,是丢失底座的套娃。朱媛媛本人自带熨帖的生活质感:钝钝的眼神、讨好的笑容,点了没喝的咖啡要倒进保温杯里带走,倒完还舔掉咖啡杯上残留的最后一滴更是浑然天成的一笔,就像朱媛媛自己说的,姑妈就在她骨子里,她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做类似的付出。
 
就连观众都和她是默契的。电影里姑妈的戏份并不多,但创作者只需要通过姑妈的讲述勾勒一个轮廓,观众自会用身边最熟悉的那些女性去填补她的血肉,和姑妈的共情是不需要任何门槛的。
 
这部电影里海量的细节,再加上大量近景放大人物内心,使得它的情感浓度非常高,话题性也很强。目前,这部小成本电影,在清明这个并不热门的档期拿到超过5亿票房,猫眼预测最终票房将近9亿,它成为又一个以小博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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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姑妈的镜像,女主角安然明显是一个被人为构建出来的角色,她的遭遇是浓缩的现实,她的反抗又是理想化的,不被允许落地的,以至于她的故事线呈现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卡顿和割裂。
 
在故事的前半程,安然主要负责展现一种不同于姑妈的进步的姿态,调子被起得非常高:一上来就和规训她养弟弟的叔叔伯伯们撕破脸,卖房、给弟弟找寄养家庭,每一个选择都丝毫不拖泥带水,被欺负了就骂回去,和男友分手再伤心都没有一句挽留。为了获得独立,她甚至穿越了爱情。电影无数次用怼脸特写表现她的愤怒和决绝。
 
她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自知,对姑妈说:「我要是养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凭什么你们都冲我来?」每一句有力的控诉,都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最强音是对冒死生三胎的产妇一家喊出:「你们这是在谋杀」,「儿子就那么好吗?」
 
长处同样也是短板。
 
《我的姐姐》的问题也在于全片几乎只有情绪的堆叠,当愤怒被放得无限大,叙事被困在一个层面反复打转,对人物标签化处境的呈现尽管用尽了各种方式,但指向的层次很单一,使得进一步的思辨受限于篇幅、尺度几乎被放弃了。
 
最后半个小时,片子被引入了两个欺骗性很强的、童话般的设定:
 
一个富裕又知书达理的家庭愿意领养弟弟。而弟弟也由「熊孩子」变成了一个可爱又懂事,为了成全姐姐愿意牺牲自己的小暖男。他给领养家庭打电话,主动要求他们带走自己。一个六岁的孩子,每每张口都是恰到好处的文学性的台词,给故事提供推动力:
 
「我只有你了。」
「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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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遇到生理期,弟弟体贴地端上红糖姜茶,成熟到突兀的程度,唯一稚气的体现是直接用了整块的姜,这实在是一种大人想象中的工具化的稚气。小演员演技非常好,一定程度上用表情和语气中和了违和感,但仍然无法完全遮蔽他体内编剧和导演强烈的存在感,像个小小的传声筒。
 
把故事的能动性完全交给弟弟之后,姐弟剧情有强迫症一样的工整,每一个道具:鞋带、足球、肉包子,都被安排了规整的前后呼应,弟弟学会系鞋带、姐姐学会蒸包子,通过这些羁绊,要不要养弟弟的挣扎和拉锯,被限制在姐弟之间,成为一个感情问题,是姐姐个人的亲情伦理困境,而它实际上的层次明明应该比这要复杂得多。即便弟弟是个乖小孩,对姐姐决定是否养弟弟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学业问题、将来的婚育问题也并没有任何帮助,更何况还有法律、领养程序、社会救助等等更大的层面。
 
电影中有两处让人感受到一点点产生不公平的土壤和空气。一处是安然穿裙子,在父母的同事面前暴露了她不是瘸子,同事离开前留下一句:跟我去上环。另一处是姐弟关系缓和之后,弟弟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我呢?姐姐简短地回答:他们不能。弟弟再次追问:为什么不能?姐姐被弟弟的天真逗笑,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施行超过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婚姻家庭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的姐姐》以最轻的方式掠过了人物的真实处境和难以逃脱的社会的、历史的压力,对重男轻女的展现重心始终局限在家庭内部,安然的爸爸、姑父是坏人的形象,然而一个已经去世,一个瘫痪在床,都存在于影片的焦点之外,没有显露出人性的机会,成为故事中的黑洞,承担了所有的恨意,也吞噬了所有的追问。
 
 
3

这部电影为了戏剧性,在开篇把姐姐所有缓和的退路都堵死:姑姑照顾病人分身乏术,舅舅不靠谱,自己要去北京读研,这些使得姐姐的选择变成极限二选一,她最终究竟怎么做也成了贯穿全片的悬念。
 
而进入后半段,剧情让温情更加泛滥。安然和姑妈的和解是建立在两代女性所遭受的类似不公之上的,虽然她们有不同的选择与承担,但凭借亲情与爱达成了理解,电影停留在这里也许是一种残缺的圆满,但它居然还有30分钟——在这个时刻之后,电影陷入了长篇的眼泪,每一幕都在指向不问原则的和解,直到最后所谓开放式结局:那个富裕的领养家庭希望安然签一份和弟弟断绝联系的协议,安然不接受,带着弟弟跑走,他们又哭又笑,但弟弟问她我们去哪儿,她又回答不知道。
 
对于这个落点,编剧游晓颖的解释是:「姐姐一定不是和姑妈走向同一个结局。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可是在支持之前,首先应该是充分的呈现、理解,否则支持也会变成一种隔岸观火的有些虚假的姿态。很明显,现在的结局里,有一些东西被回避了——安然面前真的有「自己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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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会发现真实的处境不是她怎么选都可以,而是她怎么选都是错的。如果带弟弟去北京上学,户口、学籍、精力都是问题。如果留下,学区房已经被卖了,她又变成另一个无处可去的姑妈。
 
观众更期待一种复仇式的爽感结局:姐姐成全自己,放弃弟弟,才是独立女性,否则就是「扶弟魔」。可事实上,哪怕从完全利己的角度考虑,与原生家庭完全切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法。电影里,姐姐的梦魇并非全是痛苦的回忆,也有和父母一起戏水、妈妈给她洗头的温馨画面,在父母的墓碑前,她说:「其实我做了那么多,只是希望你们看到之后会说,我女儿还不错。」
 
恨不是因为强大,反而是因为在意。现实中越是被父母苛待的孩子,往往越努力讨好,因为想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
 
《我的姐姐》的开放式结局,更像是故事走进死胡同,草草结尾把人物扔下,让她在乐观的假象里自生自灭。放大情绪,同时放弃对现实的复杂性的铺陈和对灰度的展现,使影片最后30分钟仿佛是给故事加上了一层暖色滤镜,使得这部电影始终缺失更有建设性的提问,最终导致关于电影的讨论二元分化——要么是感动、看哭了,要么是停留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个体之间的互相仇视:片方放出来一个男性观众的观后感:姐姐太苦了,所以我要生个男孩。在社交网络搜索评论,大量的感慨是:不要生二胎,甚至不要生孩子。
 
这也是这些年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面对的共同处境,在承认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稀缺和勇敢的前提下,这些作品总是在各种场内场外条件的限制下变成不尽兴的半出好戏,电视剧的例子是《都挺好》、《三十而已》,电影比如《春潮》,叙事承载不了主创的表达欲,最后让女主角郝蕾做了一段独白,直接把中心思想朗诵出来——女性议题的热闹,很多时候停留于话语。
 
影视作品是现实的投射和反映,越受欢迎的影片越是社会空间的公约数,就像我们讨论《三十而已》时的结论一样:指望影视剧来充当排头兵是不现实的。文本本身没做到的事,更需要用严肃的社会讨论来补足。
 
李银河在影评中写道,《我的姐姐》「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这是在当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追问:一个人(而非单纯指女性)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家庭的承担,伦理边界到底在哪里?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存在一个真正的平衡点吗?这些需要大众不断讨论,也需要诸多个人的实践。这一代女性注定在剧烈的变动、撕裂中成长,也因此更需要有调和、理解自己的能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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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半出好戏

发布日期:2021-04-11 09:33
摘要: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我的姐姐》提示了这种状态,引起了大众的普遍情绪,却未能再追问一句。

 

| 刘园

OR--商业新媒体

1
 
窦文涛曾经在《圆桌派》问过王晶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年的票房纪录都由内地导演而不是香港导演创造,王晶给了一个答案:情绪。
 
201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是《捉妖记》,2016年是《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电影还可以靠工业奇观和情怀取胜,而从2017年《战狼2》创纪录、2018年《我不是药神》打败《动物世界》开始,能够大爆或者实现以小博大的,无论类型是科幻还是喜剧、动画,无论完成度如何,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准确击中了某种强烈的「国民情绪」。
 
为公共讨论提供文本,越来越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功能。
 
正在上映的《我的姐姐》找到的全民痛点是重男轻女,它的长处是通过罗列现象来渲染情绪,引发观众难以抑制的共鸣。影片的前100分钟都是在变换各种时态、角度、景深,反复呈现重男轻女对人的伤害。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身处的绝境是现在进行时:父母突然车祸去世,留下一个背着她生的比她小将近20岁的二胎弟弟。姑妈为了安然的爸爸一步步放弃房子、学业、事业,是完成时。安然的病人,那个为了生儿子冒死拼三胎的产妇是将来时。
 
「姐姐」和「弟弟」是两个点题的关键词,电影在代际之间建构出镜像。姑妈和安然是姐姐,舅舅和安子恒是两代被宠坏的弟弟。安然从小被要求装瘸子,剧情还暗示父母曾经想通过制造事故来获得生二胎的资格,是血淋淋的伤害。而父母认为只有一个女儿就没必要买房,姑妈的女儿控诉亲戚们对他们一家的漠不关心,是更隐蔽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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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在一切可能的空隙里塞进了非常多表现女性处境的典型瞬间,比如安然告诉姑妈小时候经常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舅舅教育她要好好把握男友,理由是他家住在高档小区。安然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就被他的妈妈要求早点生孩子。还包括安然身为护士在职场受到歧视等等。不过也因为想说的信息太多,导致很多标签化的剧情没能有机地融入人物和整个叙事,像安然被父母改志愿,是靠主人公直接亲口讲出来的,拼贴感严重。
 
朱媛媛饰演的姑妈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动人的角色。这个形象是完完全全从现实里生长出来的,以至于编剧、导演、演员在创作上都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充沛、顺滑、得心应手。
 
姑妈的人物性格多面又合理。她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用亲情绑架安然走上她的老路,另一方面又教安被欺负了要打回去。她有变化,在安然把小时候被姑父偷看洗澡的事情摆上台面之后,她告诉安然套娃不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又没有突变,对着套娃说俄语,是认命之后透露出的一点点不甘,那是一次单独的、短暂的、温和的宣泄,楼下小卖部的顾客一声叫喊,她就又转身投入生活的惯性中。
 
她被用最精准的意象诠释:她是杂乱昏暗的小卖部门口蒙尘的水晶吊灯,是墙上褪色的老照片,是丢失底座的套娃。朱媛媛本人自带熨帖的生活质感:钝钝的眼神、讨好的笑容,点了没喝的咖啡要倒进保温杯里带走,倒完还舔掉咖啡杯上残留的最后一滴更是浑然天成的一笔,就像朱媛媛自己说的,姑妈就在她骨子里,她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做类似的付出。
 
就连观众都和她是默契的。电影里姑妈的戏份并不多,但创作者只需要通过姑妈的讲述勾勒一个轮廓,观众自会用身边最熟悉的那些女性去填补她的血肉,和姑妈的共情是不需要任何门槛的。
 
这部电影里海量的细节,再加上大量近景放大人物内心,使得它的情感浓度非常高,话题性也很强。目前,这部小成本电影,在清明这个并不热门的档期拿到超过5亿票房,猫眼预测最终票房将近9亿,它成为又一个以小博大的案例。
 
 
2

作为姑妈的镜像,女主角安然明显是一个被人为构建出来的角色,她的遭遇是浓缩的现实,她的反抗又是理想化的,不被允许落地的,以至于她的故事线呈现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卡顿和割裂。
 
在故事的前半程,安然主要负责展现一种不同于姑妈的进步的姿态,调子被起得非常高:一上来就和规训她养弟弟的叔叔伯伯们撕破脸,卖房、给弟弟找寄养家庭,每一个选择都丝毫不拖泥带水,被欺负了就骂回去,和男友分手再伤心都没有一句挽留。为了获得独立,她甚至穿越了爱情。电影无数次用怼脸特写表现她的愤怒和决绝。
 
她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自知,对姑妈说:「我要是养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凭什么你们都冲我来?」每一句有力的控诉,都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最强音是对冒死生三胎的产妇一家喊出:「你们这是在谋杀」,「儿子就那么好吗?」
 
长处同样也是短板。
 
《我的姐姐》的问题也在于全片几乎只有情绪的堆叠,当愤怒被放得无限大,叙事被困在一个层面反复打转,对人物标签化处境的呈现尽管用尽了各种方式,但指向的层次很单一,使得进一步的思辨受限于篇幅、尺度几乎被放弃了。
 
最后半个小时,片子被引入了两个欺骗性很强的、童话般的设定:
 
一个富裕又知书达理的家庭愿意领养弟弟。而弟弟也由「熊孩子」变成了一个可爱又懂事,为了成全姐姐愿意牺牲自己的小暖男。他给领养家庭打电话,主动要求他们带走自己。一个六岁的孩子,每每张口都是恰到好处的文学性的台词,给故事提供推动力:
 
「我只有你了。」
「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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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遇到生理期,弟弟体贴地端上红糖姜茶,成熟到突兀的程度,唯一稚气的体现是直接用了整块的姜,这实在是一种大人想象中的工具化的稚气。小演员演技非常好,一定程度上用表情和语气中和了违和感,但仍然无法完全遮蔽他体内编剧和导演强烈的存在感,像个小小的传声筒。
 
把故事的能动性完全交给弟弟之后,姐弟剧情有强迫症一样的工整,每一个道具:鞋带、足球、肉包子,都被安排了规整的前后呼应,弟弟学会系鞋带、姐姐学会蒸包子,通过这些羁绊,要不要养弟弟的挣扎和拉锯,被限制在姐弟之间,成为一个感情问题,是姐姐个人的亲情伦理困境,而它实际上的层次明明应该比这要复杂得多。即便弟弟是个乖小孩,对姐姐决定是否养弟弟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学业问题、将来的婚育问题也并没有任何帮助,更何况还有法律、领养程序、社会救助等等更大的层面。
 
电影中有两处让人感受到一点点产生不公平的土壤和空气。一处是安然穿裙子,在父母的同事面前暴露了她不是瘸子,同事离开前留下一句:跟我去上环。另一处是姐弟关系缓和之后,弟弟问: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我呢?姐姐简短地回答:他们不能。弟弟再次追问:为什么不能?姐姐被弟弟的天真逗笑,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施行超过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婚姻家庭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的姐姐》以最轻的方式掠过了人物的真实处境和难以逃脱的社会的、历史的压力,对重男轻女的展现重心始终局限在家庭内部,安然的爸爸、姑父是坏人的形象,然而一个已经去世,一个瘫痪在床,都存在于影片的焦点之外,没有显露出人性的机会,成为故事中的黑洞,承担了所有的恨意,也吞噬了所有的追问。
 
 
3

这部电影为了戏剧性,在开篇把姐姐所有缓和的退路都堵死:姑姑照顾病人分身乏术,舅舅不靠谱,自己要去北京读研,这些使得姐姐的选择变成极限二选一,她最终究竟怎么做也成了贯穿全片的悬念。
 
而进入后半段,剧情让温情更加泛滥。安然和姑妈的和解是建立在两代女性所遭受的类似不公之上的,虽然她们有不同的选择与承担,但凭借亲情与爱达成了理解,电影停留在这里也许是一种残缺的圆满,但它居然还有30分钟——在这个时刻之后,电影陷入了长篇的眼泪,每一幕都在指向不问原则的和解,直到最后所谓开放式结局:那个富裕的领养家庭希望安然签一份和弟弟断绝联系的协议,安然不接受,带着弟弟跑走,他们又哭又笑,但弟弟问她我们去哪儿,她又回答不知道。
 
对于这个落点,编剧游晓颖的解释是:「姐姐一定不是和姑妈走向同一个结局。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可是在支持之前,首先应该是充分的呈现、理解,否则支持也会变成一种隔岸观火的有些虚假的姿态。很明显,现在的结局里,有一些东西被回避了——安然面前真的有「自己的道路」吗?

图片
 
如果我们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会发现真实的处境不是她怎么选都可以,而是她怎么选都是错的。如果带弟弟去北京上学,户口、学籍、精力都是问题。如果留下,学区房已经被卖了,她又变成另一个无处可去的姑妈。
 
观众更期待一种复仇式的爽感结局:姐姐成全自己,放弃弟弟,才是独立女性,否则就是「扶弟魔」。可事实上,哪怕从完全利己的角度考虑,与原生家庭完全切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法。电影里,姐姐的梦魇并非全是痛苦的回忆,也有和父母一起戏水、妈妈给她洗头的温馨画面,在父母的墓碑前,她说:「其实我做了那么多,只是希望你们看到之后会说,我女儿还不错。」
 
恨不是因为强大,反而是因为在意。现实中越是被父母苛待的孩子,往往越努力讨好,因为想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对感情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只是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放不下又拿不起,是最在乎的问题再也问不出答案,是无解的灰度。
 
《我的姐姐》的开放式结局,更像是故事走进死胡同,草草结尾把人物扔下,让她在乐观的假象里自生自灭。放大情绪,同时放弃对现实的复杂性的铺陈和对灰度的展现,使影片最后30分钟仿佛是给故事加上了一层暖色滤镜,使得这部电影始终缺失更有建设性的提问,最终导致关于电影的讨论二元分化——要么是感动、看哭了,要么是停留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个体之间的互相仇视:片方放出来一个男性观众的观后感:姐姐太苦了,所以我要生个男孩。在社交网络搜索评论,大量的感慨是:不要生二胎,甚至不要生孩子。
 
这也是这些年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面对的共同处境,在承认呈现本身已经是一种稀缺和勇敢的前提下,这些作品总是在各种场内场外条件的限制下变成不尽兴的半出好戏,电视剧的例子是《都挺好》、《三十而已》,电影比如《春潮》,叙事承载不了主创的表达欲,最后让女主角郝蕾做了一段独白,直接把中心思想朗诵出来——女性议题的热闹,很多时候停留于话语。
 
影视作品是现实的投射和反映,越受欢迎的影片越是社会空间的公约数,就像我们讨论《三十而已》时的结论一样:指望影视剧来充当排头兵是不现实的。文本本身没做到的事,更需要用严肃的社会讨论来补足。
 
李银河在影评中写道,《我的姐姐》「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这是在当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追问:一个人(而非单纯指女性)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家庭的承担,伦理边界到底在哪里?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存在一个真正的平衡点吗?这些需要大众不断讨论,也需要诸多个人的实践。这一代女性注定在剧烈的变动、撕裂中成长,也因此更需要有调和、理解自己的能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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