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苗圩指出,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如何转型?



| 朱长征

OR--商业新媒体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从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处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它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全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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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制造强国,中国制造还缺什么?

发布日期:2021-03-31 12:30
摘要:苗圩指出,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如何转型?



| 朱长征

OR--商业新媒体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从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处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它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全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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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圩指出,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如何转型?



| 朱长征

OR--商业新媒体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从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处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它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全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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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制造强国,中国制造还缺什么?

发布日期:2021-03-31 12:30
摘要:苗圩指出,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如何转型?



| 朱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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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从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处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它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全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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