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农村消费支出能力很弱。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释放城镇居民消费。



| 周天勇、许文立

OR--商业新媒体

“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

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 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 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 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容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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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五看2035:目标难度与改革对策

发布日期:2021-03-30 08:24
摘要:近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农村消费支出能力很弱。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释放城镇居民消费。



| 周天勇、许文立

OR--商业新媒体

“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

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 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 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 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容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近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农村消费支出能力很弱。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释放城镇居民消费。



| 周天勇、许文立

OR--商业新媒体

“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

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 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 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 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容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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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五看2035:目标难度与改革对策

发布日期:2021-03-30 08:24
摘要:近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农村消费支出能力很弱。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释放城镇居民消费。



| 周天勇、许文立

OR--商业新媒体

“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

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 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 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 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容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近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农村消费支出能力很弱。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释放城镇居民消费。



| 周天勇、许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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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

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1. 要素市场化与生产和生活资产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在2%左右。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2. 重大的发展战略性举措是,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5000万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增加土地要素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南方水多人多地少,北方地多水少,特别是西北国土人口密度稀疏;中国总是世界上人最多和可利用土地人均水平很低的国家,在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中,土地是投入短板,未来对其他要素增长动能放慢的替代弥补性较强;城市、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带依赖水的供给而形成,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抑制北方衰落和防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3. 大力度改革研究发明、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等体制机制,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创新增长潜能。未来15年,我们横向比较和研究估算,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不可能会因爆发式创新动能而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增长曲线;最乐观看,加大创新体制的改革力度,有可能带来年均平稳和平行的广义技术进步TFP1.5%增长;如果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体制改革缓慢,其年均增长速度至多平稳地保持在1%左右。

4. 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2)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二)推进土地宅院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均衡增长

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很弱。但从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工业社会住宅看,农民享受和满足水平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总体上消费和居住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许多品种在2的水平上,汽车大于2;而市民的水平则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许多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甚至0.5,只有汽车还大于1。未来平抑产能过剩,延长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国内消费需求来自于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和向富裕迈进。

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从农村的各类收入变动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允许农村土地类资产交易,每年有1.5%的土地资产交易,即使政府收取30%的税收,按照现值,即可给农民形成年均4.5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利用农村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20%从事第一二产业,即使5%的土地收益,也会有年均5万亿元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这样即使其收入消费率降低到70%,年均也会有6.65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降低相对或者绝对房价而释放城镇居民消费。容许宅地市场化交易,城乡人口、劳动力和宅地房屋双向置换,加上城市放开合作建房和加大公租房的供给,逐步地降低房价收入比从9.3左右向6下降,从而逐步恢复城镇居民可能被高房价和按揭贷款还本付息所挤压年均3万亿元到4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能力。

实验室对有关流量进行模拟,上述市场化改革纠正的“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可以给工业生产提供年均1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容纳量,有力地平抑产能过剩,稳定和做强中国的制造业,在需求方面保证中国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是保证债务货币安全的关键

实验室模拟,如果仅凭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考虑债务存量质量差和老龄化的收支缺口,发生债务断裂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概率越来越大。1996到2020年间,GDP、债务和M2供应年均增长8.66%、14.8%和15.51%。如果未来GDP乐观地估计年均增长6.1%,而债务余额和货币供应保守地估计年均分别增长10%和8%,则三者年平均增量分别为6.8万亿元、57.6万亿元和31.7万亿元;到2035年时,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上升到465%,M2与GDP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27%。

如果土地宅院和调水扩土资产化改革,未来中国有800万亿元规模的资产可作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中国未来进入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土地房屋等资产保证债务信用和货币币值安全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不可缺少。目前,农村各类和城镇工矿中可交易可抵押土地,按照影子价格计算资产规模分别为500万亿元左右和150万亿元左右。如果未来国家进行南水北调、改造未利用土地和增加可利用土地,并使其可交易和可抵押,还会增加145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目前可用作交易和抵押的存量土地年平均按照6.7%的比率进行资产化释放,加上调水改土年均新增可利用土地资产,未来年均有53.3万亿元可供交易抵押的资产,加上年均6.8万亿元的新增GDP,完全可作为债务扩大和货币供应的信用保证及币值安全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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