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中国思想界应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必要的。



邓聿文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中国“两会”有53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教师节改设于孔子诞辰日,同时学校组织祭孔诵读。这并非是“两会”第一次提这样的提案,早在2004年,就有政协委员提议将9月10日的教师节改在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2013年的一份调查问卷也显示,75.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将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私学传统,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节设在他的诞辰日,以纪念这位“圣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是完全应该并且可以的。事实上,民国就把孔子的忌日设为教师节,今天的台湾教师节也设在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孔子诞辰日设为教师节,用提案发起人的话说,中国已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教育行政当局显然对把教师节改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顾虑的,因此以修法为由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其中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其伦理道德有很多“封建糟粕”,与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价值取向不符,孔子本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被很多人看作复古和退步,若将他的诞辰日设为教师节,恐怕会遭到那些持所谓“进步观”的人的反对,认为中国要恢复“封建礼教”那一套。虽然“国学热”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祭孔典礼也在民间盛行,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砸烂孔家店”的洗礼以及文革破四旧和批林批孔的折腾,多数中国人都倾向相信历史进步主义,孔子和儒家的名声在一些人那里始终难以扭转。

另外,从执政党来看,虽然近年来也大力提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补充,而非是要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它也担忧如果过分看重传统文化,民间“国学热”就不可能仅仅是“热”的问题,恐怕会误以为执政党要将孔子和儒家扶为正宗的问题。当然,执政党是没有此种考虑的。

中国虽然号称5000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深厚,但近代以降,在狂飙突进的革命洪流中,主宰国人思维和思想的是科学和理性,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不一定信奉民主,可对科学和理性却是无比推崇,社会的主流还是坚信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被视为“退步主义”的孔子和儒家在表面的热闹中其实于社会是很难真正发挥“正风俗”的作用的。

要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变革中起到匡扶人心和政治的用处,首先应肯定“保守或退步”主义的价值,不把它视为“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不用“精华/糟粕”的二分法去对待传统文化及其像孔子这样的代表人物。从人类历史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变革的激流勇进中,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能使全民族的头脑冷静,不被激情支配而干出蠢事。而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说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指的是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近代的保守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认为英国思想家伯克是保守主义的鼻祖。而孔子是2500多年前的人物,当然不可能具有现代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是指用保守主义的价值来衡量孔子,他也符合要求。

按照一般理解,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尊重传统,二是主张渐变。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既包括尊重传统文化,也包括尊重相沿已久并于当下还在运转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保守主义比较地不信任理性,而重视经验,特别是由传统积累的经验。比如伯克主张,比起“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该被尊重。政府的架构也不该由抽象的“理性”组成,而应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这就要求对已建立起来的体制要加以维护,如果出现问题,应该小修小补,但不能推倒重来。故保守主义不反对变革,也不一定反对进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而不是进步,只有变革或进步是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时它才反对,如果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它不一定反对。当然,保守主义反对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而突然爆发的革命,在它看来,那种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对现有体制随意修改和形塑的做法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保守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在地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保守主义时,必须结合某个国家的情况,否则就会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肯定是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德国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的保守主义保守的理念和价值有时差异很大,甚至你保守的正是他要反对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一个共同的保守主义。

从保守主义的特质看,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保守主义者,在五四和文革两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被斥为历史的反动,是替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辩护的。

笔者前一阶段重读四书,研习孔子和儒家,越来越感觉中国存在两个孔子和儒家,也就是原始的孔子和儒家,和经过汉儒与朱熹改造过的孔子和儒家。这两者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先秦时代的孔子和儒家,后者以程朱理学为主,实际是已经法家和释家化的了儒家,成为传统中国的统治思想,但它和原始儒家相去甚远,原始儒家的那种刚健进取和批判精神被朱熹抽掉了,剩下的儒学成为孔子极力批判的乡愿,所以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学皆“乡愿也”,但这不能怪孔子,他预料不到其思想会被后代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阉割。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我们今天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是一个意思。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一个是从西周末年开始,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中央集权制完全确立,历经几百年,称作先秦时代;一个是从1845年鸦片战争之前开始,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时期,也快接近200年,这个变革还没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不清楚。

孔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礼崩乐坏”,他理想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统治者是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被孔子称为“圣人”。由于夏商二代的“文献不足征”,孔子又特别看重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成为有道,孔子的志向就是恢复周制。因此,孔子思想的两个最核心点,一个是“礼”,用礼乐治理天下;一个是“仁”,用仁来安定人心。前者是他的政治思想,后者是他的伦理思想。

“礼”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一套礼节和礼仪,也是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实际是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而孔子心目中的“礼”就是周礼,即恢复周期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时代,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陪臣已执国命,亦即国家的命运甚至已经掌握在卿大夫的家臣手上。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名”“实”已经脱离,“名”不能反映“实”。孔子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名”就是把“名”“实”重新合在一起,社会的乱,是因“名”和“实”的背离才造成的。

所以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即是“父父子子”,也就是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儿子要像一个儿子;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即是“君君臣臣”,也就是国君要像一个国君,臣子要像一个臣子。在春秋早期,西周以血缘为主的的小共同体正逐步瓦解,如果家庭和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意味着“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是指“礼”“乐”不在,还有这种形式,可是它指称的对象乱套了,比如鲁国季氏作为大夫按“礼”的规定只能享受“四佾”,但他却“八佾舞于庭”,在孔子看来无疑是僭用天子之礼,无异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故引得孔子勃然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正名”有点类似今天说的话语权。孔子要利用“正名”这种权力,把社会带入三代特别是周公的时代。但只有“正名”和“礼乐”是不够的,三代之所以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令孔子向往,还因为人人向善,因此孔子把“仁”引入到他的思想体系中。“仁”从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它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就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爱人”在此的含义是激发人的向善之心。如果人人都有“向善之心”,天下就太平,社会就有安顿。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和教化外,从社会来说,必须有“礼”的规范。“礼”的目的是使天下归“仁”,人人向善,也就是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发挥自己的动能去实践“礼”的要求,这就是“行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所以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行仁,但人毕竟处在一系列关系的约束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亲族关系和社会的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仁”在这两对关系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下位者对上要“忠”,上位者对下要“礼”,也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视臣为土芥,那么臣视君为寇仇。在上下级或者君臣关系中,孔子又特别强调上级或君一方,要先做到“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在孔子那里,不仅指正直,还含有正当性的意思,亦即现在说的合法性。一个君主或官员,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他所处的职位就不具有正当性,进而言之,他的政权就不具合法性。孔子将“正”作为“礼”的最高规则,是对君或者上级的要求,从而把道德导入政治。

春秋时代,社会流动加快,开始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外,对陌生人的关系处理,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个原则,它们构成了孔子的“恕道”,即我们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点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国与国的关系时,非常重要。拜登上台后,就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同理心”问题。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去处理问题,也许很多事情就可迎刃而解,至少不会搞得剑拔弩张。

从上面的分析看,孔子因不满当时的现实,主张回到周公,看起来像是复古。但“复古”不一定就不好,或者反动。西欧的文艺复兴打的也是“复古”旗号,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人会说,相对中世纪的黑暗,希腊罗马时期的生气和自由是周期的封邦建国所不能比的,而秦以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制也确保了中国的大一统,若按孔子主张的三代制度,不大可能有后来的大一统中国。言下之意,在古代,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皇权就必须至高无上。可孔子不这么看,孔子也不反对大一统,然而决不主张君权至上,从个人的权责角度看,中央皇权的制度并不比带有宗族色彩的封建制度更有利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孔子在春秋的大变革时代,极力想用三代的传统来挽救人心社会,明知不可为还为之,反映了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但决不能把孔子看作一个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反角。他其实也是个革新家,孔子的革新集中体现在他作为教育家、办私学这点上。孔子建立了内容完备的私学,打破了官家、贵族对系统教育的垄断,把礼教文明由贵族阶层推广到平民阶层,突破了对平民百姓专讲刑罚的传统。他还开创了个人修史先例,打破了官府对修史的垄断。正由于孔子对官学的突破,让教育平民化,才使得民智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开发,“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那一套思想主张在当时和之后都没有能实现,却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未来的路,大概率是要将儒家和宪政民主结合起来,建立儒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公共空间用民主宪政治理,私人空间和社会道德用儒家来调节和规范,以弥补民主宪政之不足。这里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得到孟子发扬的儒家,而非是汉儒和宋儒改造的儒家。所以当今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任务,是正本清源,回到先秦儒家,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不仅必要,且要快。■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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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谈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

发布日期:2021-03-24 07:24
摘要:孔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中国思想界应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必要的。



邓聿文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中国“两会”有53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教师节改设于孔子诞辰日,同时学校组织祭孔诵读。这并非是“两会”第一次提这样的提案,早在2004年,就有政协委员提议将9月10日的教师节改在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2013年的一份调查问卷也显示,75.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将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私学传统,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节设在他的诞辰日,以纪念这位“圣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是完全应该并且可以的。事实上,民国就把孔子的忌日设为教师节,今天的台湾教师节也设在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孔子诞辰日设为教师节,用提案发起人的话说,中国已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教育行政当局显然对把教师节改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顾虑的,因此以修法为由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其中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其伦理道德有很多“封建糟粕”,与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价值取向不符,孔子本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被很多人看作复古和退步,若将他的诞辰日设为教师节,恐怕会遭到那些持所谓“进步观”的人的反对,认为中国要恢复“封建礼教”那一套。虽然“国学热”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祭孔典礼也在民间盛行,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砸烂孔家店”的洗礼以及文革破四旧和批林批孔的折腾,多数中国人都倾向相信历史进步主义,孔子和儒家的名声在一些人那里始终难以扭转。

另外,从执政党来看,虽然近年来也大力提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补充,而非是要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它也担忧如果过分看重传统文化,民间“国学热”就不可能仅仅是“热”的问题,恐怕会误以为执政党要将孔子和儒家扶为正宗的问题。当然,执政党是没有此种考虑的。

中国虽然号称5000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深厚,但近代以降,在狂飙突进的革命洪流中,主宰国人思维和思想的是科学和理性,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不一定信奉民主,可对科学和理性却是无比推崇,社会的主流还是坚信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被视为“退步主义”的孔子和儒家在表面的热闹中其实于社会是很难真正发挥“正风俗”的作用的。

要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变革中起到匡扶人心和政治的用处,首先应肯定“保守或退步”主义的价值,不把它视为“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不用“精华/糟粕”的二分法去对待传统文化及其像孔子这样的代表人物。从人类历史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变革的激流勇进中,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能使全民族的头脑冷静,不被激情支配而干出蠢事。而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说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指的是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近代的保守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认为英国思想家伯克是保守主义的鼻祖。而孔子是2500多年前的人物,当然不可能具有现代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是指用保守主义的价值来衡量孔子,他也符合要求。

按照一般理解,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尊重传统,二是主张渐变。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既包括尊重传统文化,也包括尊重相沿已久并于当下还在运转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保守主义比较地不信任理性,而重视经验,特别是由传统积累的经验。比如伯克主张,比起“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该被尊重。政府的架构也不该由抽象的“理性”组成,而应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这就要求对已建立起来的体制要加以维护,如果出现问题,应该小修小补,但不能推倒重来。故保守主义不反对变革,也不一定反对进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而不是进步,只有变革或进步是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时它才反对,如果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它不一定反对。当然,保守主义反对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而突然爆发的革命,在它看来,那种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对现有体制随意修改和形塑的做法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保守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在地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保守主义时,必须结合某个国家的情况,否则就会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肯定是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德国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的保守主义保守的理念和价值有时差异很大,甚至你保守的正是他要反对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一个共同的保守主义。

从保守主义的特质看,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保守主义者,在五四和文革两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被斥为历史的反动,是替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辩护的。

笔者前一阶段重读四书,研习孔子和儒家,越来越感觉中国存在两个孔子和儒家,也就是原始的孔子和儒家,和经过汉儒与朱熹改造过的孔子和儒家。这两者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先秦时代的孔子和儒家,后者以程朱理学为主,实际是已经法家和释家化的了儒家,成为传统中国的统治思想,但它和原始儒家相去甚远,原始儒家的那种刚健进取和批判精神被朱熹抽掉了,剩下的儒学成为孔子极力批判的乡愿,所以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学皆“乡愿也”,但这不能怪孔子,他预料不到其思想会被后代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阉割。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我们今天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是一个意思。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一个是从西周末年开始,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中央集权制完全确立,历经几百年,称作先秦时代;一个是从1845年鸦片战争之前开始,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时期,也快接近200年,这个变革还没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不清楚。

孔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礼崩乐坏”,他理想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统治者是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被孔子称为“圣人”。由于夏商二代的“文献不足征”,孔子又特别看重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成为有道,孔子的志向就是恢复周制。因此,孔子思想的两个最核心点,一个是“礼”,用礼乐治理天下;一个是“仁”,用仁来安定人心。前者是他的政治思想,后者是他的伦理思想。

“礼”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一套礼节和礼仪,也是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实际是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而孔子心目中的“礼”就是周礼,即恢复周期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时代,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陪臣已执国命,亦即国家的命运甚至已经掌握在卿大夫的家臣手上。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名”“实”已经脱离,“名”不能反映“实”。孔子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名”就是把“名”“实”重新合在一起,社会的乱,是因“名”和“实”的背离才造成的。

所以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即是“父父子子”,也就是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儿子要像一个儿子;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即是“君君臣臣”,也就是国君要像一个国君,臣子要像一个臣子。在春秋早期,西周以血缘为主的的小共同体正逐步瓦解,如果家庭和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意味着“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是指“礼”“乐”不在,还有这种形式,可是它指称的对象乱套了,比如鲁国季氏作为大夫按“礼”的规定只能享受“四佾”,但他却“八佾舞于庭”,在孔子看来无疑是僭用天子之礼,无异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故引得孔子勃然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正名”有点类似今天说的话语权。孔子要利用“正名”这种权力,把社会带入三代特别是周公的时代。但只有“正名”和“礼乐”是不够的,三代之所以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令孔子向往,还因为人人向善,因此孔子把“仁”引入到他的思想体系中。“仁”从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它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就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爱人”在此的含义是激发人的向善之心。如果人人都有“向善之心”,天下就太平,社会就有安顿。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和教化外,从社会来说,必须有“礼”的规范。“礼”的目的是使天下归“仁”,人人向善,也就是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发挥自己的动能去实践“礼”的要求,这就是“行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所以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行仁,但人毕竟处在一系列关系的约束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亲族关系和社会的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仁”在这两对关系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下位者对上要“忠”,上位者对下要“礼”,也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视臣为土芥,那么臣视君为寇仇。在上下级或者君臣关系中,孔子又特别强调上级或君一方,要先做到“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在孔子那里,不仅指正直,还含有正当性的意思,亦即现在说的合法性。一个君主或官员,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他所处的职位就不具有正当性,进而言之,他的政权就不具合法性。孔子将“正”作为“礼”的最高规则,是对君或者上级的要求,从而把道德导入政治。

春秋时代,社会流动加快,开始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外,对陌生人的关系处理,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个原则,它们构成了孔子的“恕道”,即我们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点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国与国的关系时,非常重要。拜登上台后,就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同理心”问题。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去处理问题,也许很多事情就可迎刃而解,至少不会搞得剑拔弩张。

从上面的分析看,孔子因不满当时的现实,主张回到周公,看起来像是复古。但“复古”不一定就不好,或者反动。西欧的文艺复兴打的也是“复古”旗号,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人会说,相对中世纪的黑暗,希腊罗马时期的生气和自由是周期的封邦建国所不能比的,而秦以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制也确保了中国的大一统,若按孔子主张的三代制度,不大可能有后来的大一统中国。言下之意,在古代,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皇权就必须至高无上。可孔子不这么看,孔子也不反对大一统,然而决不主张君权至上,从个人的权责角度看,中央皇权的制度并不比带有宗族色彩的封建制度更有利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孔子在春秋的大变革时代,极力想用三代的传统来挽救人心社会,明知不可为还为之,反映了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但决不能把孔子看作一个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反角。他其实也是个革新家,孔子的革新集中体现在他作为教育家、办私学这点上。孔子建立了内容完备的私学,打破了官家、贵族对系统教育的垄断,把礼教文明由贵族阶层推广到平民阶层,突破了对平民百姓专讲刑罚的传统。他还开创了个人修史先例,打破了官府对修史的垄断。正由于孔子对官学的突破,让教育平民化,才使得民智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开发,“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那一套思想主张在当时和之后都没有能实现,却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未来的路,大概率是要将儒家和宪政民主结合起来,建立儒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公共空间用民主宪政治理,私人空间和社会道德用儒家来调节和规范,以弥补民主宪政之不足。这里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得到孟子发扬的儒家,而非是汉儒和宋儒改造的儒家。所以当今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任务,是正本清源,回到先秦儒家,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不仅必要,且要快。■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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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中国思想界应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必要的。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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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两会”有53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教师节改设于孔子诞辰日,同时学校组织祭孔诵读。这并非是“两会”第一次提这样的提案,早在2004年,就有政协委员提议将9月10日的教师节改在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2013年的一份调查问卷也显示,75.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将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私学传统,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节设在他的诞辰日,以纪念这位“圣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是完全应该并且可以的。事实上,民国就把孔子的忌日设为教师节,今天的台湾教师节也设在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孔子诞辰日设为教师节,用提案发起人的话说,中国已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教育行政当局显然对把教师节改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顾虑的,因此以修法为由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其中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其伦理道德有很多“封建糟粕”,与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价值取向不符,孔子本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被很多人看作复古和退步,若将他的诞辰日设为教师节,恐怕会遭到那些持所谓“进步观”的人的反对,认为中国要恢复“封建礼教”那一套。虽然“国学热”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祭孔典礼也在民间盛行,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砸烂孔家店”的洗礼以及文革破四旧和批林批孔的折腾,多数中国人都倾向相信历史进步主义,孔子和儒家的名声在一些人那里始终难以扭转。

另外,从执政党来看,虽然近年来也大力提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补充,而非是要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它也担忧如果过分看重传统文化,民间“国学热”就不可能仅仅是“热”的问题,恐怕会误以为执政党要将孔子和儒家扶为正宗的问题。当然,执政党是没有此种考虑的。

中国虽然号称5000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深厚,但近代以降,在狂飙突进的革命洪流中,主宰国人思维和思想的是科学和理性,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不一定信奉民主,可对科学和理性却是无比推崇,社会的主流还是坚信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被视为“退步主义”的孔子和儒家在表面的热闹中其实于社会是很难真正发挥“正风俗”的作用的。

要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变革中起到匡扶人心和政治的用处,首先应肯定“保守或退步”主义的价值,不把它视为“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不用“精华/糟粕”的二分法去对待传统文化及其像孔子这样的代表人物。从人类历史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变革的激流勇进中,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能使全民族的头脑冷静,不被激情支配而干出蠢事。而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说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指的是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近代的保守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认为英国思想家伯克是保守主义的鼻祖。而孔子是2500多年前的人物,当然不可能具有现代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是指用保守主义的价值来衡量孔子,他也符合要求。

按照一般理解,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尊重传统,二是主张渐变。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既包括尊重传统文化,也包括尊重相沿已久并于当下还在运转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保守主义比较地不信任理性,而重视经验,特别是由传统积累的经验。比如伯克主张,比起“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该被尊重。政府的架构也不该由抽象的“理性”组成,而应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这就要求对已建立起来的体制要加以维护,如果出现问题,应该小修小补,但不能推倒重来。故保守主义不反对变革,也不一定反对进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而不是进步,只有变革或进步是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时它才反对,如果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它不一定反对。当然,保守主义反对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而突然爆发的革命,在它看来,那种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对现有体制随意修改和形塑的做法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保守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在地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保守主义时,必须结合某个国家的情况,否则就会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肯定是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德国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的保守主义保守的理念和价值有时差异很大,甚至你保守的正是他要反对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一个共同的保守主义。

从保守主义的特质看,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保守主义者,在五四和文革两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被斥为历史的反动,是替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辩护的。

笔者前一阶段重读四书,研习孔子和儒家,越来越感觉中国存在两个孔子和儒家,也就是原始的孔子和儒家,和经过汉儒与朱熹改造过的孔子和儒家。这两者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先秦时代的孔子和儒家,后者以程朱理学为主,实际是已经法家和释家化的了儒家,成为传统中国的统治思想,但它和原始儒家相去甚远,原始儒家的那种刚健进取和批判精神被朱熹抽掉了,剩下的儒学成为孔子极力批判的乡愿,所以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学皆“乡愿也”,但这不能怪孔子,他预料不到其思想会被后代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阉割。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我们今天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是一个意思。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一个是从西周末年开始,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中央集权制完全确立,历经几百年,称作先秦时代;一个是从1845年鸦片战争之前开始,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时期,也快接近200年,这个变革还没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不清楚。

孔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礼崩乐坏”,他理想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统治者是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被孔子称为“圣人”。由于夏商二代的“文献不足征”,孔子又特别看重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成为有道,孔子的志向就是恢复周制。因此,孔子思想的两个最核心点,一个是“礼”,用礼乐治理天下;一个是“仁”,用仁来安定人心。前者是他的政治思想,后者是他的伦理思想。

“礼”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一套礼节和礼仪,也是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实际是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而孔子心目中的“礼”就是周礼,即恢复周期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时代,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陪臣已执国命,亦即国家的命运甚至已经掌握在卿大夫的家臣手上。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名”“实”已经脱离,“名”不能反映“实”。孔子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名”就是把“名”“实”重新合在一起,社会的乱,是因“名”和“实”的背离才造成的。

所以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即是“父父子子”,也就是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儿子要像一个儿子;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即是“君君臣臣”,也就是国君要像一个国君,臣子要像一个臣子。在春秋早期,西周以血缘为主的的小共同体正逐步瓦解,如果家庭和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意味着“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是指“礼”“乐”不在,还有这种形式,可是它指称的对象乱套了,比如鲁国季氏作为大夫按“礼”的规定只能享受“四佾”,但他却“八佾舞于庭”,在孔子看来无疑是僭用天子之礼,无异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故引得孔子勃然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正名”有点类似今天说的话语权。孔子要利用“正名”这种权力,把社会带入三代特别是周公的时代。但只有“正名”和“礼乐”是不够的,三代之所以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令孔子向往,还因为人人向善,因此孔子把“仁”引入到他的思想体系中。“仁”从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它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就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爱人”在此的含义是激发人的向善之心。如果人人都有“向善之心”,天下就太平,社会就有安顿。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和教化外,从社会来说,必须有“礼”的规范。“礼”的目的是使天下归“仁”,人人向善,也就是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发挥自己的动能去实践“礼”的要求,这就是“行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所以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行仁,但人毕竟处在一系列关系的约束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亲族关系和社会的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仁”在这两对关系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下位者对上要“忠”,上位者对下要“礼”,也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视臣为土芥,那么臣视君为寇仇。在上下级或者君臣关系中,孔子又特别强调上级或君一方,要先做到“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在孔子那里,不仅指正直,还含有正当性的意思,亦即现在说的合法性。一个君主或官员,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他所处的职位就不具有正当性,进而言之,他的政权就不具合法性。孔子将“正”作为“礼”的最高规则,是对君或者上级的要求,从而把道德导入政治。

春秋时代,社会流动加快,开始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外,对陌生人的关系处理,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个原则,它们构成了孔子的“恕道”,即我们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点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国与国的关系时,非常重要。拜登上台后,就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同理心”问题。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去处理问题,也许很多事情就可迎刃而解,至少不会搞得剑拔弩张。

从上面的分析看,孔子因不满当时的现实,主张回到周公,看起来像是复古。但“复古”不一定就不好,或者反动。西欧的文艺复兴打的也是“复古”旗号,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人会说,相对中世纪的黑暗,希腊罗马时期的生气和自由是周期的封邦建国所不能比的,而秦以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制也确保了中国的大一统,若按孔子主张的三代制度,不大可能有后来的大一统中国。言下之意,在古代,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皇权就必须至高无上。可孔子不这么看,孔子也不反对大一统,然而决不主张君权至上,从个人的权责角度看,中央皇权的制度并不比带有宗族色彩的封建制度更有利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孔子在春秋的大变革时代,极力想用三代的传统来挽救人心社会,明知不可为还为之,反映了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但决不能把孔子看作一个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反角。他其实也是个革新家,孔子的革新集中体现在他作为教育家、办私学这点上。孔子建立了内容完备的私学,打破了官家、贵族对系统教育的垄断,把礼教文明由贵族阶层推广到平民阶层,突破了对平民百姓专讲刑罚的传统。他还开创了个人修史先例,打破了官府对修史的垄断。正由于孔子对官学的突破,让教育平民化,才使得民智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开发,“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那一套思想主张在当时和之后都没有能实现,却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未来的路,大概率是要将儒家和宪政民主结合起来,建立儒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公共空间用民主宪政治理,私人空间和社会道德用儒家来调节和规范,以弥补民主宪政之不足。这里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得到孟子发扬的儒家,而非是汉儒和宋儒改造的儒家。所以当今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任务,是正本清源,回到先秦儒家,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不仅必要,且要快。■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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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谈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

发布日期:2021-03-24 07:24
摘要:孔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中国思想界应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必要的。



邓聿文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中国“两会”有53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教师节改设于孔子诞辰日,同时学校组织祭孔诵读。这并非是“两会”第一次提这样的提案,早在2004年,就有政协委员提议将9月10日的教师节改在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2013年的一份调查问卷也显示,75.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将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私学传统,有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节设在他的诞辰日,以纪念这位“圣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是完全应该并且可以的。事实上,民国就把孔子的忌日设为教师节,今天的台湾教师节也设在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孔子诞辰日设为教师节,用提案发起人的话说,中国已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教育行政当局显然对把教师节改设在孔子诞辰日是有顾虑的,因此以修法为由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其中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其伦理道德有很多“封建糟粕”,与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价值取向不符,孔子本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被很多人看作复古和退步,若将他的诞辰日设为教师节,恐怕会遭到那些持所谓“进步观”的人的反对,认为中国要恢复“封建礼教”那一套。虽然“国学热”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祭孔典礼也在民间盛行,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砸烂孔家店”的洗礼以及文革破四旧和批林批孔的折腾,多数中国人都倾向相信历史进步主义,孔子和儒家的名声在一些人那里始终难以扭转。

另外,从执政党来看,虽然近年来也大力提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补充,而非是要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它也担忧如果过分看重传统文化,民间“国学热”就不可能仅仅是“热”的问题,恐怕会误以为执政党要将孔子和儒家扶为正宗的问题。当然,执政党是没有此种考虑的。

中国虽然号称5000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深厚,但近代以降,在狂飙突进的革命洪流中,主宰国人思维和思想的是科学和理性,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不一定信奉民主,可对科学和理性却是无比推崇,社会的主流还是坚信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被视为“退步主义”的孔子和儒家在表面的热闹中其实于社会是很难真正发挥“正风俗”的作用的。

要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变革中起到匡扶人心和政治的用处,首先应肯定“保守或退步”主义的价值,不把它视为“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不用“精华/糟粕”的二分法去对待传统文化及其像孔子这样的代表人物。从人类历史看,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变革的激流勇进中,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能使全民族的头脑冷静,不被激情支配而干出蠢事。而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说孔子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指的是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质。近代的保守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认为英国思想家伯克是保守主义的鼻祖。而孔子是2500多年前的人物,当然不可能具有现代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是指用保守主义的价值来衡量孔子,他也符合要求。

按照一般理解,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尊重传统,二是主张渐变。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既包括尊重传统文化,也包括尊重相沿已久并于当下还在运转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保守主义比较地不信任理性,而重视经验,特别是由传统积累的经验。比如伯克主张,比起“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该被尊重。政府的架构也不该由抽象的“理性”组成,而应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这就要求对已建立起来的体制要加以维护,如果出现问题,应该小修小补,但不能推倒重来。故保守主义不反对变革,也不一定反对进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而不是进步,只有变革或进步是以一种激进的形式出现时它才反对,如果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它不一定反对。当然,保守主义反对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而突然爆发的革命,在它看来,那种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对现有体制随意修改和形塑的做法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保守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在地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保守主义时,必须结合某个国家的情况,否则就会把不同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肯定是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德国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不同国家不同语境下的保守主义保守的理念和价值有时差异很大,甚至你保守的正是他要反对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一个共同的保守主义。

从保守主义的特质看,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保守主义者,在五四和文革两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被斥为历史的反动,是替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辩护的。

笔者前一阶段重读四书,研习孔子和儒家,越来越感觉中国存在两个孔子和儒家,也就是原始的孔子和儒家,和经过汉儒与朱熹改造过的孔子和儒家。这两者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先秦时代的孔子和儒家,后者以程朱理学为主,实际是已经法家和释家化的了儒家,成为传统中国的统治思想,但它和原始儒家相去甚远,原始儒家的那种刚健进取和批判精神被朱熹抽掉了,剩下的儒学成为孔子极力批判的乡愿,所以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学皆“乡愿也”,但这不能怪孔子,他预料不到其思想会被后代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阉割。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我们今天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是一个意思。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一个是从西周末年开始,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中央集权制完全确立,历经几百年,称作先秦时代;一个是从1845年鸦片战争之前开始,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在进行的这个时期,也快接近200年,这个变革还没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不清楚。

孔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描述是“礼崩乐坏”,他理想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统治者是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被孔子称为“圣人”。由于夏商二代的“文献不足征”,孔子又特别看重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成为有道,孔子的志向就是恢复周制。因此,孔子思想的两个最核心点,一个是“礼”,用礼乐治理天下;一个是“仁”,用仁来安定人心。前者是他的政治思想,后者是他的伦理思想。

“礼”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一套礼节和礼仪,也是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实际是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而孔子心目中的“礼”就是周礼,即恢复周期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时代,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陪臣已执国命,亦即国家的命运甚至已经掌握在卿大夫的家臣手上。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名”“实”已经脱离,“名”不能反映“实”。孔子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名”就是把“名”“实”重新合在一起,社会的乱,是因“名”和“实”的背离才造成的。

所以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即是“父父子子”,也就是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儿子要像一个儿子;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即是“君君臣臣”,也就是国君要像一个国君,臣子要像一个臣子。在春秋早期,西周以血缘为主的的小共同体正逐步瓦解,如果家庭和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意味着“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是指“礼”“乐”不在,还有这种形式,可是它指称的对象乱套了,比如鲁国季氏作为大夫按“礼”的规定只能享受“四佾”,但他却“八佾舞于庭”,在孔子看来无疑是僭用天子之礼,无异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故引得孔子勃然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正名”有点类似今天说的话语权。孔子要利用“正名”这种权力,把社会带入三代特别是周公的时代。但只有“正名”和“礼乐”是不够的,三代之所以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令孔子向往,还因为人人向善,因此孔子把“仁”引入到他的思想体系中。“仁”从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它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仁”就是爱人,即“仁者爱人”,“爱人”在此的含义是激发人的向善之心。如果人人都有“向善之心”,天下就太平,社会就有安顿。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和教化外,从社会来说,必须有“礼”的规范。“礼”的目的是使天下归“仁”,人人向善,也就是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发挥自己的动能去实践“礼”的要求,这就是“行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所以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行仁,但人毕竟处在一系列关系的约束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亲族关系和社会的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仁”在这两对关系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下位者对上要“忠”,上位者对下要“礼”,也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视臣为土芥,那么臣视君为寇仇。在上下级或者君臣关系中,孔子又特别强调上级或君一方,要先做到“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在孔子那里,不仅指正直,还含有正当性的意思,亦即现在说的合法性。一个君主或官员,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他所处的职位就不具有正当性,进而言之,他的政权就不具合法性。孔子将“正”作为“礼”的最高规则,是对君或者上级的要求,从而把道德导入政治。

春秋时代,社会流动加快,开始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外,对陌生人的关系处理,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个原则,它们构成了孔子的“恕道”,即我们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点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国与国的关系时,非常重要。拜登上台后,就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同理心”问题。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去处理问题,也许很多事情就可迎刃而解,至少不会搞得剑拔弩张。

从上面的分析看,孔子因不满当时的现实,主张回到周公,看起来像是复古。但“复古”不一定就不好,或者反动。西欧的文艺复兴打的也是“复古”旗号,要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人会说,相对中世纪的黑暗,希腊罗马时期的生气和自由是周期的封邦建国所不能比的,而秦以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制也确保了中国的大一统,若按孔子主张的三代制度,不大可能有后来的大一统中国。言下之意,在古代,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皇权就必须至高无上。可孔子不这么看,孔子也不反对大一统,然而决不主张君权至上,从个人的权责角度看,中央皇权的制度并不比带有宗族色彩的封建制度更有利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孔子在春秋的大变革时代,极力想用三代的传统来挽救人心社会,明知不可为还为之,反映了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但决不能把孔子看作一个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反角。他其实也是个革新家,孔子的革新集中体现在他作为教育家、办私学这点上。孔子建立了内容完备的私学,打破了官家、贵族对系统教育的垄断,把礼教文明由贵族阶层推广到平民阶层,突破了对平民百姓专讲刑罚的传统。他还开创了个人修史先例,打破了官府对修史的垄断。正由于孔子对官学的突破,让教育平民化,才使得民智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开发,“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那一套思想主张在当时和之后都没有能实现,却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未来的路,大概率是要将儒家和宪政民主结合起来,建立儒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公共空间用民主宪政治理,私人空间和社会道德用儒家来调节和规范,以弥补民主宪政之不足。这里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得到孟子发扬的儒家,而非是汉儒和宋儒改造的儒家。所以当今之时,中国思想界的任务,是正本清源,回到先秦儒家,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将教师节设在孔子诞辰日,不仅必要,且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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