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应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两会”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讨论开始逐步被就业所取代,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显现,这一问题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高端”人群就业问题的求解,需要整个社会正视和共同努力。

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首先,从各国的疫情后复苏情形来看,制造业的表现远远好于服务业,如果服务业无法得到根本的和持续性的修复,那么其对就业人口的吸附能力也会明显下降,这会带来新的就业压力。

第二,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就业形势也逐步改善,但与外出农民工就业迅速得到恢复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局面却迟迟未能打开,这事实上带来了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的压力,并对大量的城市家庭造成负担。很多家庭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培养孩子,并努力保证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这些投入不能得到有效的长期回报,不仅会影响长期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从长时间轴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而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也意味着未来10-15年劳动力人口的下滑趋势已经无法缓解。但伴随着高学历劳动人口的占比上升,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高端就业群”的问题。

第四,疫情爆发和中美龃龉,也让中国的大量海外留学生不得不选择回国就业或者创业,这在客观上加重了“高端”就业压力。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内循环”和“国家安全”议题的上升,也意味着“高端就业人群”是一个宝贵的金矿。从政策和战略的需要来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中国必然需要培养自身的强大的研发和工程师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有意愿在高端制造业和研发方面作出长期而稳定的投入。这事实上为中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开始逐年出现下滑,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节奏来看,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同时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更需要解决的是“就业数量”问题。而眼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留在当地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异地就业的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并大概率会逐年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本身的“高端化”趋势,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就业政策导向,将就业问题的核心转向“质量”,将更多的劳动人口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服务业虽然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口,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相较而言,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强调了更多的是“增速”,在此过程中,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和教育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而与此对比,投资的贡献率则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整体经济产出的质量并不乐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改善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政策端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事实上,很多国家在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上,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举措。比如说新加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推出过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各类培训和实习计划。在新冠疫情中,类似的政策再度被推出。具体而言,政府鼓励相关企业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准就业”的实习和见习机会,并给予企业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类补贴,以帮助大学毕业生在实现“完全就业”前获得相当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政府也会有重点地选择企业,比如说对于本地经济来说,金融和科技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也会侧重提供类似的实习岗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每年数量巨大并且在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更应该根据客观情形作出全局性的安排。2020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而按照就学的趋势,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将很快突破千万。这样庞大的就业群体为经济社会带来“负担”的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创造基层就业、社区就业和政府就业机会来吸收大学毕业生,希望以此来减轻就业压力,这样的政策固然可取,但也需要开拓思路,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分享到:

展望2021:正视“高端”就业压力

发布日期:2021-03-16 09:10
摘要: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应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两会”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讨论开始逐步被就业所取代,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显现,这一问题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高端”人群就业问题的求解,需要整个社会正视和共同努力。

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首先,从各国的疫情后复苏情形来看,制造业的表现远远好于服务业,如果服务业无法得到根本的和持续性的修复,那么其对就业人口的吸附能力也会明显下降,这会带来新的就业压力。

第二,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就业形势也逐步改善,但与外出农民工就业迅速得到恢复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局面却迟迟未能打开,这事实上带来了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的压力,并对大量的城市家庭造成负担。很多家庭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培养孩子,并努力保证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这些投入不能得到有效的长期回报,不仅会影响长期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从长时间轴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而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也意味着未来10-15年劳动力人口的下滑趋势已经无法缓解。但伴随着高学历劳动人口的占比上升,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高端就业群”的问题。

第四,疫情爆发和中美龃龉,也让中国的大量海外留学生不得不选择回国就业或者创业,这在客观上加重了“高端”就业压力。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内循环”和“国家安全”议题的上升,也意味着“高端就业人群”是一个宝贵的金矿。从政策和战略的需要来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中国必然需要培养自身的强大的研发和工程师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有意愿在高端制造业和研发方面作出长期而稳定的投入。这事实上为中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开始逐年出现下滑,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节奏来看,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同时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更需要解决的是“就业数量”问题。而眼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留在当地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异地就业的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并大概率会逐年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本身的“高端化”趋势,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就业政策导向,将就业问题的核心转向“质量”,将更多的劳动人口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服务业虽然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口,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相较而言,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强调了更多的是“增速”,在此过程中,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和教育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而与此对比,投资的贡献率则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整体经济产出的质量并不乐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改善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政策端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事实上,很多国家在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上,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举措。比如说新加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推出过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各类培训和实习计划。在新冠疫情中,类似的政策再度被推出。具体而言,政府鼓励相关企业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准就业”的实习和见习机会,并给予企业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类补贴,以帮助大学毕业生在实现“完全就业”前获得相当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政府也会有重点地选择企业,比如说对于本地经济来说,金融和科技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也会侧重提供类似的实习岗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每年数量巨大并且在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更应该根据客观情形作出全局性的安排。2020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而按照就学的趋势,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将很快突破千万。这样庞大的就业群体为经济社会带来“负担”的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创造基层就业、社区就业和政府就业机会来吸收大学毕业生,希望以此来减轻就业压力,这样的政策固然可取,但也需要开拓思路,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摘要: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应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两会”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讨论开始逐步被就业所取代,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显现,这一问题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高端”人群就业问题的求解,需要整个社会正视和共同努力。

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首先,从各国的疫情后复苏情形来看,制造业的表现远远好于服务业,如果服务业无法得到根本的和持续性的修复,那么其对就业人口的吸附能力也会明显下降,这会带来新的就业压力。

第二,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就业形势也逐步改善,但与外出农民工就业迅速得到恢复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局面却迟迟未能打开,这事实上带来了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的压力,并对大量的城市家庭造成负担。很多家庭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培养孩子,并努力保证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这些投入不能得到有效的长期回报,不仅会影响长期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从长时间轴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而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也意味着未来10-15年劳动力人口的下滑趋势已经无法缓解。但伴随着高学历劳动人口的占比上升,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高端就业群”的问题。

第四,疫情爆发和中美龃龉,也让中国的大量海外留学生不得不选择回国就业或者创业,这在客观上加重了“高端”就业压力。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内循环”和“国家安全”议题的上升,也意味着“高端就业人群”是一个宝贵的金矿。从政策和战略的需要来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中国必然需要培养自身的强大的研发和工程师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有意愿在高端制造业和研发方面作出长期而稳定的投入。这事实上为中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开始逐年出现下滑,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节奏来看,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同时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更需要解决的是“就业数量”问题。而眼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留在当地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异地就业的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并大概率会逐年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本身的“高端化”趋势,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就业政策导向,将就业问题的核心转向“质量”,将更多的劳动人口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服务业虽然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口,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相较而言,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强调了更多的是“增速”,在此过程中,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和教育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而与此对比,投资的贡献率则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整体经济产出的质量并不乐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改善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政策端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事实上,很多国家在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上,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举措。比如说新加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推出过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各类培训和实习计划。在新冠疫情中,类似的政策再度被推出。具体而言,政府鼓励相关企业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准就业”的实习和见习机会,并给予企业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类补贴,以帮助大学毕业生在实现“完全就业”前获得相当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政府也会有重点地选择企业,比如说对于本地经济来说,金融和科技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也会侧重提供类似的实习岗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每年数量巨大并且在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更应该根据客观情形作出全局性的安排。2020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而按照就学的趋势,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将很快突破千万。这样庞大的就业群体为经济社会带来“负担”的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创造基层就业、社区就业和政府就业机会来吸收大学毕业生,希望以此来减轻就业压力,这样的政策固然可取,但也需要开拓思路,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OR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
最新资讯
OR
+
广告
OR
MORE +

logo2011.6.12-350
关闭
特别推荐
OR
+
最新资讯
MORE +

展望2021:正视“高端”就业压力

发布日期:2021-03-16 09:10
摘要: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应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 周浩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两会”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讨论开始逐步被就业所取代,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显现,这一问题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高端”人群就业问题的求解,需要整个社会正视和共同努力。

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首先,从各国的疫情后复苏情形来看,制造业的表现远远好于服务业,如果服务业无法得到根本的和持续性的修复,那么其对就业人口的吸附能力也会明显下降,这会带来新的就业压力。

第二,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就业形势也逐步改善,但与外出农民工就业迅速得到恢复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局面却迟迟未能打开,这事实上带来了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的压力,并对大量的城市家庭造成负担。很多家庭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培养孩子,并努力保证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这些投入不能得到有效的长期回报,不仅会影响长期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从长时间轴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而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也意味着未来10-15年劳动力人口的下滑趋势已经无法缓解。但伴随着高学历劳动人口的占比上升,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高端就业群”的问题。

第四,疫情爆发和中美龃龉,也让中国的大量海外留学生不得不选择回国就业或者创业,这在客观上加重了“高端”就业压力。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内循环”和“国家安全”议题的上升,也意味着“高端就业人群”是一个宝贵的金矿。从政策和战略的需要来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中国必然需要培养自身的强大的研发和工程师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有意愿在高端制造业和研发方面作出长期而稳定的投入。这事实上为中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开始逐年出现下滑,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节奏来看,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同时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更需要解决的是“就业数量”问题。而眼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留在当地务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异地就业的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并大概率会逐年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本身的“高端化”趋势,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就业政策导向,将就业问题的核心转向“质量”,将更多的劳动人口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服务业虽然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口,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相较而言,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强调了更多的是“增速”,在此过程中,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和教育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而与此对比,投资的贡献率则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整体经济产出的质量并不乐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改善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政策端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事实上,很多国家在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上,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举措。比如说新加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推出过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各类培训和实习计划。在新冠疫情中,类似的政策再度被推出。具体而言,政府鼓励相关企业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准就业”的实习和见习机会,并给予企业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类补贴,以帮助大学毕业生在实现“完全就业”前获得相当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政府也会有重点地选择企业,比如说对于本地经济来说,金融和科技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也会侧重提供类似的实习岗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每年数量巨大并且在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更应该根据客观情形作出全局性的安排。2020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而按照就学的趋势,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将很快突破千万。这样庞大的就业群体为经济社会带来“负担”的同时,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创造基层就业、社区就业和政府就业机会来吸收大学毕业生,希望以此来减轻就业压力,这样的政策固然可取,但也需要开拓思路,引导大学毕业生更多地从事战略性行业、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政经频道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