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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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研究院太烧钱、“养老院”打不过996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但都有些片面。没有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只会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计算的IBM不可能因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而失去长期创新的动力。

更何况还是面向中国这样庞大的新兴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外IT巨头都没有放弃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再说了,创新不是单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发领域也并不少见。

所以,比起这些外企研究院的离开,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跨国巨头们都在中国创新竞争中“躺平”了?

外企在华研究院的变迁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它们都保留了一部分销售部门和研发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是放弃了在中国区位的技术投资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战略占位。从时间上来看,微软、IBM等来华设立研究院,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当时正值经济全球化热潮,这些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全球化的同时,研发战略也需要跟上。

《商业周刊》曾对全球1000强中的117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215个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生产经营网络辐射到中国地区时,研发机构也和地区总部相伴设立,比如GE上海研发中心就是在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发与经营网络同时设立的最直接考虑就是市场优势。在靠近设计研发中心的地方展开生产和销售,能够最大程度地把市场情况与需求反映给产品研发部门。许多外企研发部门的资金,甚至都是由业务部门来提供的。

以GE为例,除了来自总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发中心从业务部门获取,因此一旦企业在华的业务表现不理想,研究机构也难逃离开或关闭的命运。更早期的雅虎、亚马逊、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学子公司Verily等,研发中心都随着业务线的撤离而一起退出。

多米诺骨牌的停摆

众所周知,中国数字化进程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广阔,美孚、壳牌、BP等新来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巨头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户了750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72家研发中心。

那么,IBM、微软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其无法继续保持在华研发的信心呢?

答案或许是,这些早期来华IT巨头的在华研发模式,已经不再像世纪初那样具有“投入产出比”了。

一方面,这些企业研究院的来华时间都比较早。在世纪初期,中国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税收、补贴、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待遇,以满满的诚意渴望实现巨头战略与本土创新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跨国巨头、本地研发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飞地”,很少将知识传播带到当地经济中,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为零。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流动和业务联系主要发生在其公司内部,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政府和民众都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外资研发这件事。

按照原来的模式,跨国巨头的母公司研发总部,是创新研发成果的最主要去向。这意味着,在中国聘请到相对母国更低成本的优秀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进行通用型研发,成果可以在多个区域内落地,因此研发劳动的“性价比”很高。

而近年来AI等新技术到来的“人才荒”,也让跨国企业的人力投入水涨船高,自然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

继失去了外企光环和中间商差价之后,更为致命的是,失去在华的“率先行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简单来说,研发创新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显性竞争力,让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保持领先优势,无法被轻易模仿,获益时间更长。

可是近年来,围绕AI、云计算、5G、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外企研发机构固然也有亮眼的创新,但要说具有“率先行动优势”,如果有的话,IBM中国研究院也不会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工程师养老院”了。

IBM在云计算方面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本地研发并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即使勉强留下来,似乎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突破。

丢失的技术准星

技术创新到市场竞争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软、IBM这样干掉“老巨头”的企业,就更懂研发掉队、技术落后所导致的危机有多惨烈。因此,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迁相比,其内部不断发生技术赛道的偏移、领先时机的错失,才是导致其在华研发无力为继的根本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蓝色巨人,也会丢失“技术的准星”吗?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院、研发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形式,由总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国本土项目的进度。

此次关闭的IBM中国研究院,比较知名的成果就是辅助总部优化了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统在现实应用中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医疗数据难以打通,缺乏足够的数据量来学习,其搜索和诊断能力也无法有效应用于临床,没办法成为IBM设想中的“虚拟医生”。而与沃森想要“替代人类医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医疗产品则更符合技术发展逻辑,更注重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为医生减压,提高诊疗效率。

2014年初,IBM中国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联网3.0”的理念,但彼时5G尚未大面积应用、AI也还在成熟期,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设想。

关于此次关闭,IBM官方的说法也是为了尽快实现研发转向——“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这种与总部深度捆绑的研发模式,也很容易被来自总部的风波波及,改变项目的进程与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国研究院的关闭是因为内部调整,原来的负责人离开。早在2014年,Adobe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将中国区业务移交印度公司负责,就被指与印度裔管理者掌权后的资源博弈有关。

总的来说,没有跟上中国科技创新水土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新科技的主动权,是微软、IBM等中国研究院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是长久以来IT巨头们“研发飞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这或许也给如火如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张市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先要保有对技术和当地市场应有的尊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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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IBM们的中国研究院是怎样一步步“躺平”的?

发布日期:2021-03-16 05:55
摘要: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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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研究院太烧钱、“养老院”打不过996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但都有些片面。没有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只会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计算的IBM不可能因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而失去长期创新的动力。

更何况还是面向中国这样庞大的新兴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外IT巨头都没有放弃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再说了,创新不是单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发领域也并不少见。

所以,比起这些外企研究院的离开,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跨国巨头们都在中国创新竞争中“躺平”了?

外企在华研究院的变迁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它们都保留了一部分销售部门和研发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是放弃了在中国区位的技术投资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战略占位。从时间上来看,微软、IBM等来华设立研究院,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当时正值经济全球化热潮,这些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全球化的同时,研发战略也需要跟上。

《商业周刊》曾对全球1000强中的117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215个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生产经营网络辐射到中国地区时,研发机构也和地区总部相伴设立,比如GE上海研发中心就是在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发与经营网络同时设立的最直接考虑就是市场优势。在靠近设计研发中心的地方展开生产和销售,能够最大程度地把市场情况与需求反映给产品研发部门。许多外企研发部门的资金,甚至都是由业务部门来提供的。

以GE为例,除了来自总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发中心从业务部门获取,因此一旦企业在华的业务表现不理想,研究机构也难逃离开或关闭的命运。更早期的雅虎、亚马逊、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学子公司Verily等,研发中心都随着业务线的撤离而一起退出。

多米诺骨牌的停摆

众所周知,中国数字化进程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广阔,美孚、壳牌、BP等新来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巨头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户了750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72家研发中心。

那么,IBM、微软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其无法继续保持在华研发的信心呢?

答案或许是,这些早期来华IT巨头的在华研发模式,已经不再像世纪初那样具有“投入产出比”了。

一方面,这些企业研究院的来华时间都比较早。在世纪初期,中国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税收、补贴、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待遇,以满满的诚意渴望实现巨头战略与本土创新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跨国巨头、本地研发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飞地”,很少将知识传播带到当地经济中,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为零。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流动和业务联系主要发生在其公司内部,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政府和民众都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外资研发这件事。

按照原来的模式,跨国巨头的母公司研发总部,是创新研发成果的最主要去向。这意味着,在中国聘请到相对母国更低成本的优秀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进行通用型研发,成果可以在多个区域内落地,因此研发劳动的“性价比”很高。

而近年来AI等新技术到来的“人才荒”,也让跨国企业的人力投入水涨船高,自然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

继失去了外企光环和中间商差价之后,更为致命的是,失去在华的“率先行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简单来说,研发创新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显性竞争力,让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保持领先优势,无法被轻易模仿,获益时间更长。

可是近年来,围绕AI、云计算、5G、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外企研发机构固然也有亮眼的创新,但要说具有“率先行动优势”,如果有的话,IBM中国研究院也不会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工程师养老院”了。

IBM在云计算方面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本地研发并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即使勉强留下来,似乎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突破。

丢失的技术准星

技术创新到市场竞争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软、IBM这样干掉“老巨头”的企业,就更懂研发掉队、技术落后所导致的危机有多惨烈。因此,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迁相比,其内部不断发生技术赛道的偏移、领先时机的错失,才是导致其在华研发无力为继的根本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蓝色巨人,也会丢失“技术的准星”吗?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院、研发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形式,由总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国本土项目的进度。

此次关闭的IBM中国研究院,比较知名的成果就是辅助总部优化了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统在现实应用中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医疗数据难以打通,缺乏足够的数据量来学习,其搜索和诊断能力也无法有效应用于临床,没办法成为IBM设想中的“虚拟医生”。而与沃森想要“替代人类医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医疗产品则更符合技术发展逻辑,更注重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为医生减压,提高诊疗效率。

2014年初,IBM中国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联网3.0”的理念,但彼时5G尚未大面积应用、AI也还在成熟期,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设想。

关于此次关闭,IBM官方的说法也是为了尽快实现研发转向——“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这种与总部深度捆绑的研发模式,也很容易被来自总部的风波波及,改变项目的进程与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国研究院的关闭是因为内部调整,原来的负责人离开。早在2014年,Adobe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将中国区业务移交印度公司负责,就被指与印度裔管理者掌权后的资源博弈有关。

总的来说,没有跟上中国科技创新水土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新科技的主动权,是微软、IBM等中国研究院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是长久以来IT巨头们“研发飞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这或许也给如火如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张市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先要保有对技术和当地市场应有的尊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摘要: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 藏狐

OR--商业新媒体

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研究院太烧钱、“养老院”打不过996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但都有些片面。没有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只会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计算的IBM不可能因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而失去长期创新的动力。

更何况还是面向中国这样庞大的新兴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外IT巨头都没有放弃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再说了,创新不是单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发领域也并不少见。

所以,比起这些外企研究院的离开,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跨国巨头们都在中国创新竞争中“躺平”了?

外企在华研究院的变迁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它们都保留了一部分销售部门和研发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是放弃了在中国区位的技术投资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战略占位。从时间上来看,微软、IBM等来华设立研究院,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当时正值经济全球化热潮,这些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全球化的同时,研发战略也需要跟上。

《商业周刊》曾对全球1000强中的117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215个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生产经营网络辐射到中国地区时,研发机构也和地区总部相伴设立,比如GE上海研发中心就是在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发与经营网络同时设立的最直接考虑就是市场优势。在靠近设计研发中心的地方展开生产和销售,能够最大程度地把市场情况与需求反映给产品研发部门。许多外企研发部门的资金,甚至都是由业务部门来提供的。

以GE为例,除了来自总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发中心从业务部门获取,因此一旦企业在华的业务表现不理想,研究机构也难逃离开或关闭的命运。更早期的雅虎、亚马逊、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学子公司Verily等,研发中心都随着业务线的撤离而一起退出。

多米诺骨牌的停摆

众所周知,中国数字化进程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广阔,美孚、壳牌、BP等新来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巨头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户了750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72家研发中心。

那么,IBM、微软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其无法继续保持在华研发的信心呢?

答案或许是,这些早期来华IT巨头的在华研发模式,已经不再像世纪初那样具有“投入产出比”了。

一方面,这些企业研究院的来华时间都比较早。在世纪初期,中国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税收、补贴、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待遇,以满满的诚意渴望实现巨头战略与本土创新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跨国巨头、本地研发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飞地”,很少将知识传播带到当地经济中,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为零。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流动和业务联系主要发生在其公司内部,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政府和民众都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外资研发这件事。

按照原来的模式,跨国巨头的母公司研发总部,是创新研发成果的最主要去向。这意味着,在中国聘请到相对母国更低成本的优秀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进行通用型研发,成果可以在多个区域内落地,因此研发劳动的“性价比”很高。

而近年来AI等新技术到来的“人才荒”,也让跨国企业的人力投入水涨船高,自然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

继失去了外企光环和中间商差价之后,更为致命的是,失去在华的“率先行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简单来说,研发创新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显性竞争力,让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保持领先优势,无法被轻易模仿,获益时间更长。

可是近年来,围绕AI、云计算、5G、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外企研发机构固然也有亮眼的创新,但要说具有“率先行动优势”,如果有的话,IBM中国研究院也不会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工程师养老院”了。

IBM在云计算方面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本地研发并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即使勉强留下来,似乎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突破。

丢失的技术准星

技术创新到市场竞争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软、IBM这样干掉“老巨头”的企业,就更懂研发掉队、技术落后所导致的危机有多惨烈。因此,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迁相比,其内部不断发生技术赛道的偏移、领先时机的错失,才是导致其在华研发无力为继的根本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蓝色巨人,也会丢失“技术的准星”吗?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院、研发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形式,由总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国本土项目的进度。

此次关闭的IBM中国研究院,比较知名的成果就是辅助总部优化了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统在现实应用中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医疗数据难以打通,缺乏足够的数据量来学习,其搜索和诊断能力也无法有效应用于临床,没办法成为IBM设想中的“虚拟医生”。而与沃森想要“替代人类医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医疗产品则更符合技术发展逻辑,更注重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为医生减压,提高诊疗效率。

2014年初,IBM中国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联网3.0”的理念,但彼时5G尚未大面积应用、AI也还在成熟期,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设想。

关于此次关闭,IBM官方的说法也是为了尽快实现研发转向——“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这种与总部深度捆绑的研发模式,也很容易被来自总部的风波波及,改变项目的进程与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国研究院的关闭是因为内部调整,原来的负责人离开。早在2014年,Adobe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将中国区业务移交印度公司负责,就被指与印度裔管理者掌权后的资源博弈有关。

总的来说,没有跟上中国科技创新水土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新科技的主动权,是微软、IBM等中国研究院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是长久以来IT巨头们“研发飞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这或许也给如火如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张市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先要保有对技术和当地市场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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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IBM们的中国研究院是怎样一步步“躺平”的?

发布日期:2021-03-16 05:55
摘要: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 藏狐

OR--商业新媒体

IBM中国研究院关闭的消息,又让大家想起了曾经甲骨文、微软、Adobe等外企研究机构离华的新闻。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华,十多年情缘突然宣告分手,固然是遗憾的,也更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

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研究院太烧钱、“养老院”打不过996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但都有些片面。没有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只会陷入更差的境地,敢于投入量子计算的IBM不可能因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而失去长期创新的动力。

更何况还是面向中国这样庞大的新兴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外IT巨头都没有放弃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再说了,创新不是单靠996就能完成的,加班文化在硅谷和研发领域也并不少见。

所以,比起这些外企研究院的离开,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跨国巨头们都在中国创新竞争中“躺平”了?

外企在华研究院的变迁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院的关闭并不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它们都保留了一部分销售部门和研发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仅仅是放弃了在中国区位的技术投资打算。

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先要搞明白,外企来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到底是想得到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战略占位。从时间上来看,微软、IBM等来华设立研究院,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当时正值经济全球化热潮,这些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全球化的同时,研发战略也需要跟上。

《商业周刊》曾对全球1000强中的117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215个研发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生产经营网络辐射到中国地区时,研发机构也和地区总部相伴设立,比如GE上海研发中心就是在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之后成立的。

而研发与经营网络同时设立的最直接考虑就是市场优势。在靠近设计研发中心的地方展开生产和销售,能够最大程度地把市场情况与需求反映给产品研发部门。许多外企研发部门的资金,甚至都是由业务部门来提供的。

以GE为例,除了来自总部的三分之一固定投入之外,另外三分之二都需要研发中心从业务部门获取,因此一旦企业在华的业务表现不理想,研究机构也难逃离开或关闭的命运。更早期的雅虎、亚马逊、甲骨文甚至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生命科学子公司Verily等,研发中心都随着业务线的撤离而一起退出。

多米诺骨牌的停摆

众所周知,中国数字化进程方兴未艾,市场空间广阔,美孚、壳牌、BP等新来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巨头很多,截止到2020年上海就一共落户了750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72家研发中心。

那么,IBM、微软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其无法继续保持在华研发的信心呢?

答案或许是,这些早期来华IT巨头的在华研发模式,已经不再像世纪初那样具有“投入产出比”了。

一方面,这些企业研究院的来华时间都比较早。在世纪初期,中国为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法律保障,在土地、税收、补贴、人才、基建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待遇,以满满的诚意渴望实现巨头战略与本土创新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跨国巨头、本地研发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飞地”,很少将知识传播带到当地经济中,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为零。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流动和业务联系主要发生在其公司内部,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政府和民众都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外资研发这件事。

按照原来的模式,跨国巨头的母公司研发总部,是创新研发成果的最主要去向。这意味着,在中国聘请到相对母国更低成本的优秀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进行通用型研发,成果可以在多个区域内落地,因此研发劳动的“性价比”很高。

而近年来AI等新技术到来的“人才荒”,也让跨国企业的人力投入水涨船高,自然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

继失去了外企光环和中间商差价之后,更为致命的是,失去在华的“率先行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简单来说,研发创新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显性竞争力,让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保持领先优势,无法被轻易模仿,获益时间更长。

可是近年来,围绕AI、云计算、5G、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外企研发机构固然也有亮眼的创新,但要说具有“率先行动优势”,如果有的话,IBM中国研究院也不会成为中关村著名的“工程师养老院”了。

IBM在云计算方面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本地研发并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即使勉强留下来,似乎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突破。

丢失的技术准星

技术创新到市场竞争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微软、IBM这样干掉“老巨头”的企业,就更懂研发掉队、技术落后所导致的危机有多惨烈。因此,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迁相比,其内部不断发生技术赛道的偏移、领先时机的错失,才是导致其在华研发无力为继的根本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蓝色巨人,也会丢失“技术的准星”吗?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院、研发中心,有8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形式,由总部直接控制,其主要工作也配合美国本土项目的进度。

此次关闭的IBM中国研究院,比较知名的成果就是辅助总部优化了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沃森(IBM Watson)。而沃森系统在现实应用中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医疗数据难以打通,缺乏足够的数据量来学习,其搜索和诊断能力也无法有效应用于临床,没办法成为IBM设想中的“虚拟医生”。而与沃森想要“替代人类医生”的野望不同,目前主流的智慧医疗产品则更符合技术发展逻辑,更注重于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手段来为医生减压,提高诊疗效率。

2014年初,IBM中国研究院又提出了“物联网3.0”的理念,但彼时5G尚未大面积应用、AI也还在成熟期,许多物联网解决方案都只能停留在设想。

关于此次关闭,IBM官方的说法也是为了尽快实现研发转向——“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的人工智能和混合云转型之旅……IBM正在变革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布局”。

这种与总部深度捆绑的研发模式,也很容易被来自总部的风波波及,改变项目的进程与方向。有消息透露,IBM中国研究院的关闭是因为内部调整,原来的负责人离开。早在2014年,Adobe关闭中国研发中心,将中国区业务移交印度公司负责,就被指与印度裔管理者掌权后的资源博弈有关。

总的来说,没有跟上中国科技创新水土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新科技的主动权,是微软、IBM等中国研究院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是长久以来IT巨头们“研发飞地”模式的又一次瓦解。

这或许也给如火如荼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一些提醒:研究院并不是一张市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首先要保有对技术和当地市场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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